《山居續憶》
附錄三
上海文史館館員徐定戡先生
(1916.4.11-2009.5.1)
傳略
（上）
徐家禎
徐定戡
(約攝於上世紀四十年代初)
徐定戡，原名徐祖武;晚年，又號稼研。關於這個別號，先生在一篇自傳中曾有所解釋:
“徐定戡，男，以字行。晚歲，別署稼研，以曾得清初潘稼堂所畜秋水明霞端谿佳研，固以自號焉。”
徐先生祖籍紹興盛陵，一九一六年四月十一日(陰曆三月初九)出生於 杭州四代經營絲綢業的一個大家庭。從清朝遷杭世祖茂順公與其弟茂源公在杭 州合辦瑞雲公記綢莊開始，到第二代益慶公徐吉生先生就已成為杭州著名的工 業家。吉生先生先在杭州合資創辦吉祥恒綢莊，從蘇州引進機器，開創了浙江機 織絲綢的先河，產品不但遠銷上海、武漢、遼東，而且出口東南亞。以後，即獨 資在民國元年創辦杭州慶成綢莊，後又在諸暨創辦益新絲廠、在上海創辦慶豐、 綸祥(合資)兩絲廠、在嘉興接辦嘉興絹紡廠、在南通參與華豐墾殖公司、在杭 州留下創辦茂慶林牧場，以及在故鄉紹興盛陵創辦吉生布廠和吉生小學，成為杭 州最重要的工商企業家之一。吉生先生去世之後，各地的事業由次子立民和幼子 禮耕二先生繼續擴大、發展，以至於抗戰前後又在上海創辦慶濟絹紡廠。以後， 第四代祖偉、祖潮和祖鵬諸先生也參與上海和杭州事業的經營，一直到六六年“文 革”，所有企事業才歸國有。《民國時期杭州》一書說:徐氏“祖孫四代曆時 100 年 左右，在杭州從事絲綢業”，這即使在以絲綢著稱之杭州的絲綢史上也極為罕見。 (注 1)
辛亥革命前後，吉生先生移居杭州。定戡先生出生時，大家庭尚住謝麻 子巷。民國七年(1918 年)，吉生先生於杭州東城金洞橋購得原屬許增(邁孫) 所有的名園——“娛園”(又名“榆園” )，從此，就搬入新居，一直到抗戰之中， 既因逃避戰亂，又因當時已在上海開辦慶濟絹紡廠，大家庭的成員除一小部分仍 留居“娛園”之外，大部分都從此移居上海了。
吉生先生生有三子。定戡先生的父親是長子，名翰丞，娶朱彝初為妻， 結婚一年，即因病去世。享年僅十九歲。次年生定戡先生。先生十二歲時，母親 又病亡。定戡先生既為長房長孫，又是“遺腹子”及喪母的孤兒，所以自幼就甚得 祖父吉生先生和祖母李太夫人的寵愛。再說徐家世代從商，現在既然事業有成， 當然就希望後代中有人能棄商從文，從此進入學界、政界，所以，定戡先生自小 就不參與家族的企事業管理，而隻閉門讀書、專研學問。雖然當時杭州已有新型 學校出現，但家裏既怕送去學堂念書會被敲詐、綁票，又怕受新潮思想影響會學 會革命、造反，於是就在家設私塾、念國學。徐先生的塾師為硤石張惠衣先生 (1898-1960，名任政，號葦伊，曾任杭州西湖博物館館長、無錫國學專修館、南 京中央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光華大學、大廈大學教授。建國後任浙江省文物管 理委員會常務委員)。
徐先生天資聰穎、博聞強記，從小博覽群書，常常過目不忘。再加家境 富裕、祖輩寵愛，自幼就廣購古今圖書，至四九年，上海、杭州所藏圖書已有數 萬冊之多。可惜四、五十年代，文物、古籍的保護還未及列入政府政策重點，於 是幾經搬遷，再加“文革”的大規模摧毀，徐先生的藏書極大部分都已散失殆盡了。
徐先生古典格律詩的創作，始於私塾就讀年代，啟蒙老師即張惠衣先生。 十六歲時，在杭州出版第一本詩集《弱歲吟稿》，因而在浙江國學界贏得“神童” 之稱。十七歲時，又出版《祖武雜詩初稿》，三冊，收詩 652 首。(注 2)這些詩作， 很快就得到詩壇耆老陳衍(石遺)的關注，兩年後，陳石遺就在他《石遺室詩話續編》卷二中加以評讚:
“四一，江南徐祖武，年少驚才絕豔，自言為詩好仲則、 定盒，自編六百餘首，分三卷印行之，皆七言絕句也。中除論 詩、論文等數十首外，皆無題詩，不必瑣碎標題，統稱為無題 可也。即《讀遼史》、《金史》及各代宮詞，亦皆豔體。實則仲 則無題詩並不多，定盒稍多矣尚不如易實甫、樊樊山之多。此 集極似實甫少作，而實甫多古體，樊山多用僻典，為不同耳。 集中大同小異，美不勝采，自可如王次回之《疑雨集》、黃莘 田之《香草箋》，單行傳世。茲采《無題》雲: ‘天涯地角情 長短，瑟網簫灰認去留。自有藐香白太傅，樓中孀燕也千秋。’ ‘孀燕’二字，鑄詞鮮新，特表出之。《讀遼史》雲:‘錫庫名稱 作女巫，也同方士逞虛誣。延年藥要男兒膽，割得南人大膽 無。’用事鮮新，特表出之。”
徐先生弱冠之時就與當時中國古典詩詞、金石書法界的名宿耆老有詩詞 創作上的交往和學術研究上的交流，比如:與章太炎、陳石遺、陳三立、馬一浮、 龍榆生、夏承燾、吳湖帆、陳九思、張宗祥、韓登安，等等，都有往來。有的還 保持了終生的友誼。徐先生從諸位前輩的作品中得益甚多。一九九四年，徐先生 曾著《六十年前甲戌重九南京雞鳴寺掃葉樓登高分韻追記》，發表在台灣《中華 詩學》(注 3)，記敘一九三四年南京曹經沅先生創導的兩次詩壇重大活動中的一 次。那次詩會，參加者有一百零四人，除陳石遺之外，還有吳鼎昌、葉楚傖、徐行恭、葉公綽、汪兆銘、唐圭璋、夏承燾、夏敬觀、王揖唐、龍榆生、林庚白等 等諸老參與。與會各人均分得一韻。作成的詩詞由商務印書館以連史紙、磁青麵、 線裝，印成一冊，分送各與會者。徐先生收到的一冊上有詩會發起人曹翁的親筆 題款，曰:“定戡吾兄詩人吟鑒，弟曹經沅纕蘅持贈”。其實，此時徐先生年僅十 八，而曹先生卻已年近五十了!
一九三四年，章太炎先生在蘇州成立章氏國學講習會。徐先生不但是會 員之一，而且與常熟的李猷先生(1915-1997，字嘉有)同為最年輕的會員。時年， 徐先生亦僅十八歲。
不久，徐先生就進入浙江興業銀行，任練習生之職。當時興業銀行行長 為詩壇名家徐行恭先生(1893-1988，字顒若，號曙岑，別號竹間居士，晚年自稱 玄叟)。雖然行恭先生與徐先生在職位上的差距甚巨，但行恭先生仍十分看重徐 先生的才學，以致不但當時徐先生能得到行恭先生在詩詞創作方麵的直接指教， 而且，他們的忘年交一直保持到“文革”之後八十年代行恭先生的故世。
一九三六年，徐先生二十歲，經祖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娶杭州名門望 族高氏維魏先生(1888-1969，字孟徵，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畢業，曾任浙江農業大 學前身筧橋甲種農業專門學校校長、杭州安定中學董事長、杭州市參議員等職) 之女高誦芬女士為妻。
大約也在同時，徐先生進入財政部浙江省直接稅局，任秘書之職。不久，抗日戰爭爆發。徐先生隨家庭逃離杭州，在浙江裏山一帶避難。直到抗戰中期， 大家庭在上海開辦新廠，才移居上海戈登路(現名“江寧路”)玉佛寺附近一棟巨 宅之中。一九五零年，該巨宅賣給國家成了醫院。大家庭分成三房，各自同在江 蘇路買了一棟獨立的房子，但仍經常往來，直至“文革”之後。這是後話。
徐定戡、高誦芬夫婦
(約攝於上世紀四十年代初)
在上海，徐先生以同等學曆考取大廈大學，學習法律。抗戰勝利，國民 政府恢複國家考試製度，徐先生旋參加司法官考試，錄取之後，被分配於上海地 方法院檢察院任檢察官。時任首席檢察官為黃亮。在任期之內，徐先生曾出版法 律專著《兩漢刑名考》。(注 4)
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徐先生遵照上海解放軍軍事管製委員會命令， 將所管法院宗案，全部移繳新政府。不久，一九五零年，新政府進行司法改造， 國民政府的舊法官除調任他用之外，都進了不同類型的院校，學習馬列主義新法律。徐先生進的是北京新法學研究院。院長沈鈞儒，副院長謝覺哉、李達。董必 武、史良、楊獻珍、艾思奇和蘇聯專家分別擔任教員或參與講課。
學習一年之後結業，徐先生按分配，回上海，改任最高人民法院華東分 院審判員。曾參與處理國民政府時期未及審理、積壓多年的成千上萬件漢奸案， 並直接參與新中國成立後新頒布的婚姻法和土改法的執法以及建國初期華東地 區的一些重大刑事、民事案件審理。
三年後，徐先生進蘇州華東革命大學(簡稱“革大” )。一年結業之後， 按誌願分配回上海，到第一醫學院衛生幹部學校執教中國語言和文學。這所衛生 幹部學校的任務是培養華東地區的各級衛生界革命老幹部，提高他們的文化水 平和理論水平。畢業以後，學員被分至華東各地，擔任衛生局、醫院和各種醫療 衛生機構的領導工作。
徐定戡墨跡之一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底的一天，未經任何司法程序，衛生幹部學校的校長 就通知徐先生:經過幹部審查，在解放初期徐先生主動上繳軍管會的法院案宗裏， 發現在上海地方法院期間審理的案件中，有數宗涉及鎮壓革命活動、迫害革命群 眾，因此判決定為“曆史反革命”，撤除現任一切職務，回裏弄，接受群眾管製改 造三年。其實，不但這些案件早就已主動上繳政府，並未隱瞞，而且，在上海地 方法院期間，徐先生的職務是檢察官，對送來的案件，隻能按當時法律代表政府 提出公訴，並無審判權。再說，上海地方法院處理的都是民事、刑事案件，政治 案件另有特刑庭專門審理。即使帶有政治性的案件經過徐先生之手，往往也隻能 當作“破壞公共秩序”之類的普通犯罪案件來起訴而已。但是，在半個世紀前，這 些情況照例均無機會可以申訴。
三年以後，管製撤銷。但到六四年“四清”運動時，忽而又說雖然管製撤 銷，但還有“曆史反革命”帽子未摘，仍需繼續爭取摘帽。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徐先生突患中風，從此半身行動不便。幸而右肢仍能行動自如，寫作並不受影響。
不久，“文革”爆發，徐先生作為“反革命”和“資本家”雙料反動派，當然成 為“文革”首當其衝的對象。從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的抄家開始，到十一月初的 掃地出門，“紅衛兵”和“造反派”上門翻箱倒櫃地查抄、無休無止地批鬥不知其數。 掃地出門後，徐先生當時在上海的全家四口，從三層樓的房子被掃進一個十六平 方米的朝北後間，一住就是十五、六年。
所幸這間朝北後間原來的屋主竟是榮毅仁父親榮德生先生的私人秘書無錫人朱夢華(1891-1973，一名朱烈)、朱龍湛(1914-1996，字複康、又字敬圃) 父子。二朱都是上海很有名望的書畫家兼詩人，家中藏書甚豐，有“千明樓”之稱， 意為“盼望能收藏明版書一千部”。朱家在“文革”中雖也受到抄家、衝擊，但是所 藏書畫、文物基本上並未受損。兩位朱先生和徐先生原來就住在同一條街上，卻 並不相識。現在，“紅衛兵”倒作了媒介，把他們拉到同一屋簷下，成了緊鄰。表 麵上，兩位朱先生要和徐先生“劃清革命界線”，實際上，三人卻相見恨晚，自此 日夕談文論史、唱和詩詞，如魚得水、得其所哉。朱先生不但把藏書借給徐先生 閱讀，還把收藏的書畫拿出來請徐先生鑒賞，甚至請徐先生題詩題詞。因為怕以 後萬一再抄家“紅衛兵”發現他們的關係，就故意要求徐先生把題款的日期倒填到 四九年之前。可惜好景不長，朱夢華老先生不久就被當作“地主分子”揪出來批鬥， 含冤去世了。
徐定戡墨跡之二
徐先生在“文革”前主要的創作是寫詩;而填詞，就是“文革”期間在朱龍湛 先生後間寄住時才開始的。在此期間，寫的詩詞除了與朱氏父子切磋、討論外， 還以書信向詞界前輩、杭州的徐行恭先生請教。“文革”後期，經方琳女士介紹， 徐先生又認識了詩學耆老、福建陳聲聰先生(1897-1987，字兼與，號壺因、荷堂)。 於是填詞的功力日見長進。
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四凶隨翦。一九七九年，徐先生所謂的“曆史 反革命”帽子被摘除，並得到平反改正。八十年代初，“文革”期間被公安局占用的 屋子按政策發還，於是徐先生得以搬回原處。本來，在三樓書房，徐先生掛有一 副陳叔通先生長兄、晚清翰林陳漢第寫的《依然靜好樓》橫批，後在“文革”中被 毀。舊屋發還之後，徐先生就請雲間朱孔陽先生重寫《依然靜好樓》橫批，並補 畫“依然靜好樓圖”一幅，掛在三樓臥室。以作紀念。
徐定戡墨跡之三
一九八六年四月，徐先生經徐行恭先生推薦，入上海文史館。（未完待續）
注釋
注 1: 見〈絲綢之府，輕紡為主 —— 民國時期杭州近代工業〉，載《民國時期杭州》，第 167-176 頁。“杭州曆史從編之六”，周峰主編，1997 年 6 月，杭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注 2: 《祖武雜詩初稿》，中華民國二十二年(1933 年)杭州正則印刷所印刷，上海商務印 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發行
注 3: 中華詩學雜誌社，第十二卷第四期，第 21-23 頁，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夏季出版
注 4: 上海震旦法律經濟雜誌社 1947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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