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與習都有各自的行為邏輯：現在公認是戈提倡的公開性導致了蘇聯的垮台（用不著把垮台美化成解體），而致使其不得不提倡公開性

的不是戈爾巴喬夫個人對民主製度的向往和對蘇聯製度的憎恨，而是契爾諾貝利核泄漏這一偶然事件。由於核汙染影響到了鄰國，引發了外國政府一係列的抗議，而受害最深的本國人民反倒被蒙在鼓裏，由此，蘇聯人，特別是靠近歐洲部分的居民受到“境外敵對勢力”的影響，紛紛起來要求公開事件內情，蘇共看實在捂不住了（因為專政機構、大白也遭受核汙染，同樣是受害者），不得不公布了這起核泄漏，隨之又有人揭露出5-60年代在哈薩克斯坦也曾發生過重大核泄露事故，閘門一開再也關不住了，戈爾巴喬夫因勢利導提出了公開性，同時將反對勢力以保守派的名義踢出領導層。

盡管公開性幫助了戈爾巴喬夫鞏固了權力，但是從根本上動搖了蘇共統治的基礎，因為蘇共就是靠製造愚昧和恐懼統治的，一旦黑屋進來了一絲光線，整個建築的塌陷就是不可避免的。這也是章家敦提出中國即將崩潰論斷的根據：外部信息將瓦解中共統治基礎。他照搬了蘇聯垮台的模式，但是沒考慮到的是中國周邊國家大多比中國更落後更腐敗，西方對中國國內的信息衝擊無法深入到中國底層，因此他預判的中國崩潰至今還沒有出現。

大家對習的非議主要集中在他對中國民間輿論、經濟、金融活動的控製和即將推翻鄧製定的連任不超過二屆的規則，他的這種做法也是有其自身邏輯的。

他2012年上台的時候，全國從上到下的一致感覺都是腐敗不反不行了！甚至腐敗分子也在念叨：這麽搞長不了啊！

習搞反腐敗常被指責是定點清除，他不搞定向爆破又能怎樣？搞西方式的公眾監督或者輿論監督？那樣的話，中共就會和蘇共一樣過不了多久就完蛋了；可是腐敗幾乎是全方位的，所以反腐要想見成效勢必會引發各個既得利益集團的反撲，由於存在的各種掣肘，他其實對最主要的對手如薄熙來等又不能痛下殺手。

所以，為了保護自身和核心團隊的安全，手中的權力隻能加強而不能也不敢有絲毫放鬆。

至於有人曾盼望出現一個英明領袖帶領中國走向現代民主自由，那是他們想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