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麵對記者的提問，沉默良久的張國燾說道。
1976年9月9日，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於淩晨零點十分逝世。
《倫敦時報》的一名記者得知此事後，專門趕到張國燾居住的養老院，詢問他關於毛主席去世的看法。
聽到這個問題的張國燾隻是低著頭，現在的他已經是個快80歲的老人了，曾經的意氣風發，趾高氣昂早已不見蹤影。“我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晚年張國燾剩下的隻有孤獨，遺憾和唏噓。
“我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乍一看，這不過是一句普通的話，也是每一個回憶過去的人都有可能說出的話，然而從張國燾的嘴裏說出，它的內涵則更加豐富了。
“我們”顯然指的就是包括毛主席和他在內的那一群與中國共產黨息息相關的人們，“我們的時代”則是那個大家齊心協力在黑暗中摸索前進，努力奮鬥隻為共同創造光明未來的時代。然而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那個時代也早已與他無關。
現在的張國燾與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沒有任何關係，隻身一人居住在加拿大的一所養老院裏，兒子們偶爾來看看他。
叛逃共產黨的日子並不好過，輾轉反側饑寒交迫，這樣的生活恐怕是年輕的張國燾從未想過的。
“我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這句話到底意味著什麽？張國燾說出這句話的時候又想到了什麽？其中的意味可供後人品味。
中共雙傑
毛主席和張國燾都是建黨初期重要的創始人之一，共同參加了中共一大，是中國共產黨成長的見證者。在建黨事宜上，二人功不可沒。
從中共一大順利召開的曆史事實上看，這是具有裏程碑意義的大事，然而放眼當時，中共一大的召開並不是什麽轟轟烈烈的事情，甚至可以用稀鬆平常來形容。這和當時的社會環境離不開關係，那個時候每天新成立的政黨多如牛毛，解散的政黨也是如此。
想來那個時候也沒有人會想到今時今日參加的會議能在曆史上留下濃厚的一筆，所以走到最後的毛主席和董必武並沒有記住大會的日期，在依稀的回憶裏，7月1日成為了建黨紀念日。
那麽二人在中共一大的舞台上又發揮了什麽作用呢？當時的毛主席已經在湖南組織了一個共產主義小組並享有譽名，同時受到李大釗和陳獨秀的賞識，從而成為了十三建黨元勳之一。
如果說當時的毛主席在共產主義事業上還是初出茅廬，嶄露頭角，張國燾則是12個人裏最風光的那個了。作為北京大學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之一，為人高調的張國燾享有名氣，是李大釗竭力栽培的榜樣和對象。
這次參加會議，作為學生代表，同時也是會議的副主席和主持人，相比當時的毛主席，張國燾是很具有話語權的。
然而當時召開的中共一大的情況就能預示未來的發展嗎？結果顯然不是如此，甚至可以說是令人唏噓。
當年的12建黨元勳最終隻有毛主席和董必武二人走到了最後，其中4人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剩餘6人不是脫離黨籍就是叛逃，包括張國燾。
誰也沒有想到，那年7月的會議竟映照了中國的未來，隻是有人堅守有人離開了。毛主席和張國燾走向了兩個相反的方向，一個堅守信念，最終帶領人民走向新中國，另一個卻異死他鄉。
相似相異
毛主席和張國燾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卻又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人，比起合作夥伴，二人的關係更像是對手，當然毛主席本意並非如此。
毛
張二人都出生於農村且家境殷實，特別是張國燾，家庭條件可以說是十分富裕；二人都是知識分子，不過張國燾學曆更高，畢業於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學；二人都是家裏的長子，敢於破除傳統思想，追求真理；
二人都和北京大學有淵源，毛主席曾在時任圖書館館長李大釗的幫助下，成為圖書館管理員並得以旁聽北大課程。擁有許多共同點的毛主席和張國燾在當時都是年輕有為，懷抱理想的先進青年，同樣懷揣一顆救亡國家的心，又對馬克思主義感興趣的兩個人本該成為前進道路上的戰友，奈何人與人心態間的差距不是一般的大，二人在李大釗家的一次會麵可見一斑。
在李大釗家中, 毛主席與張國燾相遇。毛主席帶著一口濃濃的湖南鄉音對這位北大學生領袖自我介紹: “ 湖南毛潤之。”
張國熹向毛主席點點頭, 然後旁若無人地與李大釗高談闊論起來。毛主席寂然坐在一旁。多少年後, 他對斯諾回憶說: “ 他們看不起我這個鄉下人。”
其實這並不是兩個人第一次見麵。當時的北大圖書館正是有誌青年們發表議論，進行思想交鋒的場地，為數不多的馬克思主義書刊經常被借閱一空。李大釗作為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經常舉辦有關各種新思潮的辯論，
而他不在的時候，張國燾就會代替老師招待學生和主持辯論，風光無限。
毛主席作為圖書館館員，主要負責登記來訪學生，因而得以聽到有關各種問題的討論。
然而當他想加入各位北大學子的討論時，受到更多的卻是來自這群驕傲的學生們的輕蔑與鄙夷。張國燾更是從未正眼瞧過當時的“湖南農村鄉下人”，孰不知新中國的未來即將由偉大領袖毛主席來締造。
毛主席和張國燾有著巨大的差異，這首先體現在性格上。
比起毛主席，張國燾顯得十分高調和驕傲。
當然他也有驕傲的資本，年紀輕輕就受到北大教授們的賞識，可見無論其學識還是見識都高人一籌；同時又作為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他贏得了一眾學子的欽佩和擁戴。張國燾自然而然成為了人群的中心，
而他也十分享受這種眾星捧月，高高在上的狀態。
聰明故聰明，有能力故有能力，張國燾最大的問題即在於他過於以自我為中心且頑固地追求處於中心的地位。
從某種意義上說，比起革命事業的成功和中華人民的生活疾苦，他更在乎自己是否能夠發光發亮，能否高人一等，這些都為他日後做出錯誤選擇埋下了隱患。
二人的格局也相差甚遠，甚至可以用心胸狹窄來形容張國燾。
作為北京大學的青年領袖先鋒，他成功地站到了人群中心，把出風頭奉行地淋漓盡致，卻忽略了作為一個青年學子最重要的道德品質。
心胸狹窄，自視甚高，目中無人。
當時的毛主席雖然隻是圖書館助理，卻也深受李大釗的賞識，無奈張國燾的眼中隻有出身，對人的判斷魯莽且武斷，無數次對身邊的毛主席視而不見。
如果當時的張國燾願意放下架子，以公正的心態對待他人，或許二人有機會成為朋友，成就我國曆史上的一段佳話呢？然而事實已經塵埃落定，一切假設都是空談。
縱觀張國燾的人物事例以及文獻坊間對其的評價，可以發現張國燾身上存在很大缺陷，這也體現在人品上。
1938年4月叛逃共產黨的時候，張國燾孤身一人，曾經跟隨他的紅四方麵軍幹部士兵們紛紛對他失去信任。同時張國燾也猜忌所有人，始終不願承認自己的錯誤，直到多年後撰寫回憶錄也要靠誇大虛假的文字蒙騙他人和自己。
李大釗的遇害和他脫不開關係。1924年，被北洋政府逮捕的張國燾沒忍住敵人的拷打誘惑，供出了自己所知道的共產黨員的名字，其中就包括李大釗，這也為日後李大釗的遇害埋下了伏筆。
最令人發指的是，出獄後的張國燾隱瞞了自己背叛組織的情節，反而誇大事實，訴說自己麵對拷打的忠貞不屈。直到幾十年後， 相關人員在對敵偽檔案進行審查時才發現了張國燾的自供狀，出賣敬愛的老師卻還要裝作清高，這樣的投機行為讓人心生憤慨。
紛爭對抗
開國上將許世友曾說過：
“在黨內，除了毛主席，誰也不是張國燾的對手。”
許世友的這句話從能力上給予了張國燾極大的肯定，甚至把張國燾放在了很高的位置上，張國燾在黨內的影響力可見一斑。
麵對實力強勁的毛主席，張國燾並沒有把他當作事業上的好夥伴，而是選擇爭鋒相對，二人的分歧大大超過共識，對抗也遠大於合作。
二人總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毛主席認為團結農民是革命勝利的關鍵，張國燾則堅信工人運動才能走向革命勝利；
毛主席主張國共合作，張國燾則竭力反對，奈何誰勸他都不聽。然而曆史證明，毛主席的見地確實比張國燾高明許多。
因反對國共合作, 張國壽被逐出了中共權力中樞。而當毛主席提出全新的農民運動思想時，張國燾則評價：
“這種看法, 是毛主席這個農家子對於中共極大的貢獻。”
張國燾尖酸刻薄的形象躍然出現
1927年，革命危難之際，毛主席與張國燾第一次爆發了激烈的衝突。衝突的起因源於張國燾針對一名黨員幹部的審查，此人正是被譽為“ 黃埔三傑” 之一的蔣先雲。
這裏簡單介紹下蔣先雲，之所以被譽為“黃埔三傑”之一，不僅在於他同時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和畢業於黃埔軍校，更在於他是國共兩黨領袖共同重視的不可多得的人才。毛主席和蔣介石對他的喜愛溢於言表，他的入黨介紹人也是毛主席。
從黃埔軍校畢業後，蔣先雲留任成為蔣介石的秘書。蔣介石叛變革命之際，蔣先雲收到了來自周總理的秘密來信，並為了共產黨革命的偉大理想拒絕了蔣介石加入國民黨的利誘邀請。
然而在蔣先雲回到武漢並被任命為七十七團團長兼黨代表時,負責審查的張國熹卻百般刁難，
麵對毛主席和周總理對蔣先雲人品和忠誠的擔保，他依然我行我素，公然抨擊蔣先雲，以至毛主席怒不可遏, 忍不住拍桌子，第一次與張國燾爆發了激烈的衝突。
張國燾對人才的侮辱和詆毀令人感到憤怒，何況蔣先雲還是毛主席親自選擇的愛徒，將他作為黨將來要栽培的國之棟梁也無過。
革命危難之際，正是人才稀缺之時，蔣先雲應召回歸黨組織，這本是令人欣慰鼓舞的事情，怎奈張國燾在這個關頭滿懷疑忌，蠻橫又固執。不久之後，蔣先雲在抵禦北伐的戰爭中犧牲。
張國燾的性格劣勢也在這件事上體現出來。他不擅用人，更不會以德服人，而是追求強權，好以權服人。他在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站穩腳跟靠的就是殺勁。
1931年，張國燾從蘇聯歸國後被派往鄂豫皖根據地當主席，偏激，專政又蠻橫的他不久後就開始了“大肅殺”運動，幾千名優秀的幹部死於其手，心狠手辣的程度令人驚心。這場肅殺過後，新提拔上來的幹部都是支持張國燾的人，士兵們對他的恐懼大於發自內心的敬佩，張國燾也因此在這邊根據地上樹立了絕對的威嚴。
把握大權的感覺給了他足夠的認同和自信，這種自信甚至是盲目和瘋狂的，以至於張國燾逐步做出了分裂紅軍，另立中央的一係列舉動。
1935年，自武漢分別，毛主席和張國燾因為蔣知先的事情不合而分已經過去了8年，再次見麵的二人分別是紅一方麵軍和紅四方麵軍的領導人，各路紅軍在懋功順利會師。
由毛主席領導的紅一方麵軍即中央紅軍由於路程漫長，數曆戰鬥，條件艱苦，到達懋功的時候已由原來的8萬人減至不到兩萬人。
而由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麵軍出發於資源優渥的四川，加上行軍不過一個月，鮮遇鬥爭，和中央紅軍在懋功匯合後由原有的6萬人增至8萬人。遵義會議上，毛主席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張國燾在黨內擁有相同的地位。
曆經困苦順利會師的紅軍和共產黨人們在危急關頭本該團結起來，而張國燾卻悄悄打起了小算盤。在紅四方麵軍的隊伍裏，幹部們都尊稱他為“主席”。
迎接中央紅軍的時候，他還張羅手下豎起印有“歡迎30萬中央紅軍”的橫幅。
此舉在當時看不過引起毛主席等人的疑惑，事後再看卻並不簡單。
張國燾其實是在試探中央紅軍，為後來兩軍的不和也埋下了伏筆。
看見衣衫襤褸，精神疲憊，人數銳減的紅一方麵軍，張國燾信心大增，他認為自己帶領的軍隊在人數上占有絕對的優勢，因而比毛主席擁有更高的地位；且中央紅軍作為主力軍在毛主席的帶領下人數減少，自己帶領的紅四方麵軍則在短短一月內日益壯大，在張國燾眼裏，這證明他比毛主席的能力更強，於是更加洋洋得意，沾沾自喜。
然而事實卻複雜地多。
中央紅軍前期的確犯過錯誤，而且當時的領導可不是毛主席，直到遵義會議才逐步確立了毛主席的領導地位，帶領支離破碎的中央紅軍度過危機。
張國燾打起了軍權的主意。一四方麵軍懋功會師後在戰略方向上出現了分歧。
張國燾主張南下，在少數名族地區建立革命根據地，根據他的經驗和判斷，南下資源好，利於革命發展。
毛主席則主張北上，向抗日前線靠攏，共產國際也建議紅軍北上，方便他們提供支援。
毛主席北上的決定是正確且敏銳的，當時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民族矛盾，且中原地區好調動民眾，南下少數名族則未必如此，紅軍很有可能陷入死路一條。
在大小會議上，張國燾一意孤行，百般刁難，甚至揚言要帶領紅四方麵軍獨自南下，如此直白的分裂宣言令與會人員無不震驚。最後他也的確做出了南下的舉動並另立中央，在川西經曆慘烈打擊後又泱泱北上，隨後叛逃國民黨。
曆史洪流
現在來看張國燾，他也不過是曆史洪流中的一個過客，甚至有股自作孽的意味。當年他另立中央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開除毛主席等人的黨籍，令人無奈又可笑。
張國燾與毛主席對抗的那段時光也被毛主席稱為革命生涯中最黑暗的日子，可見張國燾手段之刁鑽，但另一方麵也說明了他的部分能力。
紅四方麵軍在張國燾帶領下的擴大是事實，在肅整軍隊上他也的確有所作為，畢竟當時南下的軍隊也是自願跟著他走的，然而他的性格和格局終究將自己引上一條錯誤的道路。
張國燾在黨內的地位一直很高，不出意外的話本可順利成為建國元勳之一，怎奈他非要拿石頭砸自己的腳。
從這個角度來看，張國燾就從來不是一個堅定理想信念的共產主義革命者，他把自私任性和猜忌武斷踐行地淋漓盡致，學生時代便是如此，全然沒有格局大人之風範。其實在犯下分裂紅軍和另立中央的政治錯誤後，中央給過他多次機會讓他承認錯誤，毛主席也不計前嫌，真誠地與他溝通，希望他能反省自己。
畢竟當時處於抗日救亡的關鍵時期，團結是最重要的事情，張國燾若能認清錯誤，對黨也是好事。然而張國燾不相信黨，更不相信毛主席，也拒絕認真反省，認定有人要害他。
1937年王明回國成為了張國燾叛逃的導火索。
王明也不是什麽好人，他也是張國燾的敵人，二人曾在蘇聯互相爭鬥，彼此對雙方不滿，也正是因為敵不過王明，張國燾才來到鄂豫皖根據地。
這次見麵，王明自然要給張國燾來個下馬威，他先讓張國燾把住處讓出來給自己住，隨後有主動找上門來告訴他黃超和李特被槍斃的消息。這兩個人都是張國燾曾經的得力助手，王明的話不是威脅還能是什麽，他驚恐萬分，說不出話來。
也是在這個背景下，
張國燾借掃黃帝陵的名義坐上了國民黨接應他的車。
張國燾叛逃後的日子過得並不好，他可能也從未想過自己會是這個結局。
國民黨起先對他寄予厚望，先是在軍統做高官，做不出成績的他又來到中統，無論是勸反還是製定對共計劃，張國燾都起不到作用，令國民黨人非常失望，此後一直看不起他。
大陸解放前夕，張國燾處於回不去共產黨，國民黨不要的狀態，最終為了苟活選擇攜家人逃離台灣。
在台灣混不下去，張國燾又輾轉香港，靠寫稿維持生計，一家人的生活很是貧苦。晚年移民加拿大投靠兒子，無奈兒子的生活壓力也很大，張國燾隻能獨自前往養老院生活，最終凍死在養老院裏。
這樣的結局實在令人唏噓，可恨又可悲。然而這一切都是張國燾自己選擇的，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碎，最後落得一個客死異鄉的結果。
我想，當他說出 “我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這句話時，他一定感覺到了後悔。革命是大事，不是過家家，更不能意氣用事，張國燾拚了命地與人鬥爭，根本就是走錯了方向。不知張國燾最終有沒有意識到是自己的格局和對理性信念的不堅定造就了他最後的結局。
念的不堅定造就了他最後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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