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昌海評論文章：新中國解放了誰，中國大陸不僅將中華民國稱之為“舊中國”，官方還曆來喜歡將1949年大陸建政後稱為“解放後”，整個大陸人習慣成自然，就是在海外的大陸人士，也這樣稱呼。但也有頭腦清晰的人士對此強烈質疑;比如著名博客作者汪園斐就是一個。他問“解放”到底解放了誰?
1949年後，大陸人民有沒有得到解放?作者做一個簡單的檢視：
1. 工人得到解放了嗎?
“解放”前，工人可以自由組建工會、自由組黨和加入不同政黨，可以依靠自己的工會維護自己的權益，一個工人的薪金往往可以養一大家子人。
工人不但受到殘酷的剝削和壓榨，並且沒有任何實質的維權渠道。工人的薪金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根本無法養家糊口。在21世紀的今天，在大陸就連富士康這樣著名的廠商都頻頻被曝虐待工人，其他小企業更不用提了。“解放”後，工人沒有組建工會的權利，隻能被迫麵對共產黨一手操控的偽工會，沒有任何實質的參與權，更不用提組建政黨和自由入黨了。
敢於反抗的工人，要麽被老板威脅甚至毆打，要麽被當局“維穩”、監控甚至抓捕、判刑。
2. 農民得到解放了嗎?
“解放”前，農民如果有自己的土地，可以自由耕種，也可以租給別人，自己當“地主”。
如果沒有自己的土地，可以租種別家的土地謀生。如果上述情況都不適合自己，可以去當工人。農民隻是一種職業，不是一種身份的標誌，也沒有所謂的戶籍製度，想遷徙到城市或別的地方，都是自然而然、十分簡單的。
“解放”後，有地的農民被毛澤東以“公有製”的名義把土地給搶去了，而“改革開放”後，農民雖然“分”到了土地，但所有權居然不是自己的，自己不過是“承包”而已，說白了就是：土地是黨的，大家隻能從黨手裏租地來種。
農民有時候連想種什麽都不是自由的，黨和政府命令你種什麽就得種什麽，但虧錢了他們卻不負任何責任。所有的農民都被黨的戶籍製度綁在土地上，無法自由遷徙，“農民”成了身份的標誌，成了下等人，去哪裏都要看所謂幹部和城裏人的眼色。
3. 知識分子得到解放了嗎?
“解放”前，知識分子享有充分的輿論自由、新聞出版自由，可以自由創辦各種報刊、雜誌，可以自由發表各種文章，可以自由組黨、結社等等。知識分子德高望重，是人民的表率，是最受尊重的人群之一，知識分子的收入在社會當中也處於上層，享有優越的物質生活條件。
“解放”後，知識分子先是被羅織各種罪名進行屠殺和迫害，而後剝奪自由創作、自由出版、自己辦報、自由發表的權利，沒有任何實質的政治自由，舉手投足都要看黨的臉色，絕大部分知識分子的收入處於社會中下層，難以養家糊口。大部分知識分子失去了靈魂，有的成了犬儒，有的成了“叫獸”，甚至有的成了“五 毛”……，都得不到社會的尊重。
4. 商人得到解放了嗎?
“解放”前，商人為國也好、為民也好、為己也好，興辦實業、走南闖北、自由交易、經營家業……，一切都安然自在，辛辛苦苦積攢的財產也得到充分的保護，可以安安然然的世代繼承、擁有和享受，也可以自由舉辦慈善事業，扶殘濟困。
“解放”後，商人財產被迫“充公”(實際上落入黨的口袋)，商人被禁止經商做生意，商人的地位處於社會最底層。“改革開放”之後，雖然可以經商了，但能賺錢的行業都被紅色貴族壟斷，商人隻能去幹最苦、最累、利潤最微薄的行業。
而且還要被紅色貴族榨取重稅，商人被壓得喘不過氣來。而辛辛苦苦積累的財產也得不到保護，隨時存在被紅色貴族強行“征收”甚至羅織罪名“沒收”的風險。在21世紀的今天，功夫巨星李連傑的“一基金”居然隻能掛靠在官方慈善機構下麵才能運作，並且還有簽約期限，出現慈善義舉可能無法繼續進行的荒唐局麵。
可見，所謂的中國大陸人民的“解放”，隻不過一種徹頭徹尾的謊言和欺騙，得到“解放“的不是工人、農民，也不是知識分子、商人，“解放”的僅僅是殺人成性、荒淫無度、專製戀權、貪汙墮落的權貴暴政集團成員及其子女。
“三反五反”運動中，133,760人非正常死亡或傷殘，但是真實數字遠遠不止這些。圖為“三反五反”時期廣州某藥房老板被店員鬥爭。（網絡圖片）
人民不單沒有得到“解放”，反而被奴役更深了。
和“新中國”相比，“舊中國”反而擁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大的尊嚴。
1949年“新中國”後，中國大陸人失去了哪些自由和權利？列舉如下：
一、言論自由。
民國時期，人們談論國事非常踴躍，一般情況下不必擔心僅因言談而帶來嚴重後果。
而“新中國”，從一開始的人們相互檢舉、人人自危乃至家人反目，直至今日人們動不動就會因為幾句所謂的敏感言辭而被“國保”、“國安”請“喝茶”、限製人身自由，甚至謾罵、毆打、拘留;連官媒記者都因正常報道“河南洛陽性奴案”而泄露國家機密遭警告。
二、遊行、示威自由。
民國時期，人們因不滿政府而舉行的各種抗議、遊行、示威活動比比皆是，就連大陸官方美化自己所謂“革命”曆史的各類影視作品中，都少不了各種大規模遊行、示威的畫麵，可見當時人們是享有充分的遊行、示威自由的。
許多遊行、示威活動都在當時的總統府附近舉行，並且受到總統蔣中正的親自接見和對話。
反觀“新中國”後，除了官辦官許的遊行、示威，人們從未有過真正的遊行、示威。就連60餘年後、21世紀的今天，遊行、示威對中國大陸人而言，仍然是多麽遙遠的夢想。“新中國”由於自知其非，深怕人們的抗議活動會導致自己的垮台，向來對任何形式的遊行、示威活動都嚴厲鎮壓。
“新中國”一直不遺餘力的推行“把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別說遊行、示威的舉行，就算是有任何遊行、示威的傾向而已，相關人員都可能遭到抓捕。
三、結社自由。
民國時期，中國政黨林立，包括當時身為叛亂組織的中國共產黨都能得以存在，其他各類組織更是不勝枚舉，可見社會有充分的結社自由。然而“新中國”後，除了幾個花瓶組織外，不允許有任何其他組織。
但凡民間一出現結社傾向，“新中國”就大為緊張，迅速出動警察對相關人士進行抓捕、判刑。可是，就算是那幾個掩人耳目存在的花瓶組織，許多成員甚至領導人都“舊中國”的“地下黨員”。
四、出版自由。
民國時期，文人辦報、出版書籍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也是那個時候，中國出現了大批優秀的文學作品。胡適、魯迅都是那個時代的風雲人物。他們可以在政府的眼皮底下公開出版各種“異見”書籍並公開發售。
作為“顛覆國家政權”為目的“新華日報”，都居然可以堂而皇之的在當時的首都南京和陪都重慶公開發行，這在今天是不可想像的事!“新中國”後，所有的自由出版物均被取締，無一幸免。包括當初的“革命”文人在內的大批文人，曆經“新中國”各類整人運動後，自殺的自殺、槍斃的槍斃、發瘋的發瘋……，總之非死即傷，少量幸存的也都奄奄一息、苟活圖存。
綜觀今日“新中國”，可有哪家不受黨操控的報紙和雜誌?可由哪本“禁書”可以自由發行?就算是體製內記者、編輯，因說話“不小心”而被整肅的比比皆是。
五、學術自由。
民國時期，大學不是由政府控製，而是由教授、學者甚至學生控製，政府除了撥款，其他方麵管的不多。因此才出現了學術爭鳴的局麵。
甚至在8年抗戰時期，學術界仍然取得許多重大成果。那時候，教授、學者秉持學術良心，廣受各界尊重。如對政府部門不滿，教師、學生還會罷課抗議。此外公民還可以自由辦學，所以那個時候出現了許多著名的私立高校、中學、小學。
“新中國”後，教授學者被批鬥，被罵“臭老九”。學生在校期間除了接受洗腦教育，毫無其他可為之處。在“新中國”宣稱要建立世界一流大學的今天，教授學者不是自甘“犬儒”在為“新中國”塗脂抹粉，就是在忙著跑項目、拉讚助，或者在忙著評職稱、跑官位。
學生被嚴密控製在校園內，無法組織真正的學生會和其他真正的社團，也沒有獨立的人格和思想，不是在談戀愛就是在忙著入黨，更談不上擁有其他政治權利和自由和想法。
六、信仰自由。
民國的時候，人們信佛、信道、信教，無人幹涉、限製。國內古寺、名刹、道觀、教堂到處都是。“新中國”後，在物質上毛澤東通過“破四舊”、“文化大革命”等手段，將各類宗教場所破壞殆盡;在精神上，通過強製推行“無神論”教育，讓人們隻知馬列，不知如來耶穌。
“新中國”還通過“宗教管理局”等無神論職能機關和通過成立所謂的“佛教協會”和“三自愛國教會”等，來控製宗教信徒。
對於不接受“新中國”宗教控製的信徒，“新中國”就會予以製裁。
七、永久擁有土地和房屋，私有財產受到保護。
民國時期，人們的土地、房屋和其他私有財產都是受到政府和社會保護的，隻要自己不賣、不送給他人，就永遠是自己的私有財產，可以世代繼承。
“新中國”後，將所有的私有土地以“國家”的名義予以搶奪，對有利用價值的房屋也明目張膽的強行予以“征收”，人們的其他財產也不同程度的被“新中國”以各種名義搶奪、沒收。
時至今日，老百姓傾其一生所得去購買的房屋亦僅僅是“70年產權”。不但如此，“新中國”任何時候想要國民的房子，國民都不能拒絕，否則將麵臨強征、強拆的命運。人們的其他財產亦沒有充分的保障，“新中國”盯上國民的財產時，就會給國民構陷各種罪名，然後以各種貌似合“法”的手段對財產進行沒收。
此刻，正在發生的新移民潮，就是人們對自己的財產尋求保護的結果。
八、自由買賣，沒有城管。
民國時期，人們擺攤設點，利用自己的辛勤勞動換取生計，從來不受任何部門的限製，更沒有所謂的“城管”存在。
即使在今日的民國台灣，路邊攤還是吸引無數遊客的一大亮點。
然而“新中國”後，為了掩蓋百姓生活艱難的事實，為了防止自由商業的發展會威脅到“新中國”的統治，為了從商販的身上榨取更多的稅收油水，“新中國”就成立各種機構，養著一群稱為“城管”的流氓土匪，對老百姓賴以生存的自由商業活動百般阻撓甚至任意毆打百姓、砸毀設備、搶奪財物。
九、公平致富、自由選擇經營行業。
民國時期，隻要勤勞肯幹，人們發財致富的機會相對是均等的，人們通往上層社會的道路並沒有堵塞，人們可以自由選擇經營行業，不受各種名目繁多的控製和審批。
“新中國”後，先是搞大鍋飯，富人變成窮人，窮人永遠是窮人、永無翻身機會，大家都吃不飽飯。後來“新中國”搞了“改革開放”，但“改革開放”最大受益者都是“新中國”特權階層，普通百姓甚少有機會。
此外，“新中國”為了牢牢控製國民經濟命脈，對社會上的經營者進行各種各樣的限製，經營者沒有自由選擇經營行業的權利。能賺錢的好行業都被“新中國”特權階層把持，普通人隻能去做賺錢少而且又苦又累的行業。
十、自由行善。
民國時期，教會、寺廟、富豪、名人、鄉紳舉辦的各種慈善機構比比皆是，窮人走投無路時，都可以尋求他們的各種幫助。
“新中國”後，深怕各類慈善機構搶了“黨和政府”的光，對各類慈善機構趕盡殺絕。
在21世紀的今天，一個個有心慈善的富豪在“新中國”想創辦一個慈善機構比登天還難，大部份的捐款捐物隻能通過“新中國”各級政府和“新中國”把持的官方慈善機構。在“新中國”統治下，行善都成了舉步維艱的事情。
十一、遷徙自由、就業自由。
民國時期，人們擁有自由遷徙的權利，不用辦暫住證，沒有農業和非農業戶口之分。農民隻是一種職業，而不是一種身份的標誌。
“新中國”後，為了最大限度控製和監視人民，炮製了戶籍製度，將公民分為三六九等。
農民不再是一種職業，而是一種身份的標誌，農民及後代飽受各種歧視。在21世紀的今天，這種腐朽製度依然存在。在民國時期，人們在就業方麵十分自由，可以自由流動，沒有監視公民的檔案製度，沒有變態的檔案托管，沒有所謂的組織關係轉進轉出。
“新中國”如果沒有所謂“組織的安排”，要想調換工作難於登天，另外所謂的“檔案”跟著人一輩子，永遠也別想逃出“新中國”手掌。就在21世紀的今天，高校畢業生還麵臨著變態的“檔案托管”，除了給工作和生活帶來極大的不便，每年還要搭上幾百數千元的血汗錢。
十二、組建工會、罷工的自由。
根據曆史檔案，民國時期，包括共產黨策動的罷工在內，工人罷工事件十分平常，正如在今天的西方民主國家，工人罷工是很平常的事。
那時候，工人可以自由組建工會等自己的組織，不必有任何政府的背景涉入。“新中國”後，在各級單位廣泛設立了“工會”，但此“工會”非彼“工會”。
“新中國”所謂的“工會”除了作為統治的一個工具，存在的目的純粹是為了混淆視聽、欺騙工人和外界。因為這個工會從來沒有真正的工人參與，也從未聽說過有此類工會主動出麵真正為工人爭取權益的事例。
在“新中國”，工人罷工更是遙不可及的“浮雲”，想罷工的工人恐怕還沒有行動，就已經全數被抓捕、拘留了!領頭的工人或推選出來的工人代表更是會麵臨重判和酷刑的待遇。“新中國”在還沒有奪取政權的時候，用謊言和欺騙獲得了工人的支持，但奪取政權後“兔死狗烹”，對工人的壓迫和控製從未緩解過。
以上不過是隨手列舉的一些方麵，其實與現在相比，“舊中國”老百姓享有的權利並不止這些。列出這些的目的，不是為了證明60多年前有多麽美好，而是讓人們看到，60餘年前，中國或許並不完美，但至少那時候人民擁有上述的權利。
另外，“舊中國”立法、行政、司法是相互獨立的，公路是沒有收費站的，學校和企業是沒有“黨委”和“黨支部”的，政黨是不能淩駕於國家和民族之上的，豬肉是不會有瘦肉精的，飯店是沒有地溝油的，大米是沒有石蠟的，養魚是不放避孕藥的，豆芽是沒有尿素的，米酒是沒有甲醇的，饅頭是沒有染色劑的，……。
60多年後的今天，中國人本應在原有的基礎上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而獲得更多，就如同今日的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台灣一樣。
然而“新中國”硬生生的把老百姓給禁錮了，60多年來，社會不單沒有進步，反而嚴重倒退了。
人們不得不質疑，“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國號裏，“人民”和“共和”是假的。在這個國家，人民既不能自由選舉國家領導人，也不能自由選舉人民代表。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人民代表大會”不但是個橡皮圖章，而且對它所“代表”的人民怕得要命，每逢開會都如臨大敵;軍警傾巢出動，像拉網一樣肅清一切上訪冤民，絕對不能有一個漏網之魚跑出來，以免嚇壞正在領會首長講話精神的“人民代表”，或是打擾了他們欣賞專場文藝演出的雅興。
請問，新中國竟究竟是解放了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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