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廬山會議上周恩來的兩難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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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廬山會議上周恩來的兩難處境

於繼增

　　1959年的廬山會議，本來是要反“左”，討論和糾正“大躍進”以來積累的諸多問題。但由於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使得會議陡然改變了方向。處於政治漩渦中心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既要按照毛澤東的意圖反右，又要遵循客觀規律務實；既要糾正“大躍進”帶來的負麵影響，又要維護好毛澤東的威望，這就構成了一些不可回避的兩難處境。周恩來頂著巨大壓力，既小心謹慎，又敢於負責，將國民經濟盡可能納入正常發展的軌道。

　　亂雲飛渡的廬山，見證了這艱苦卓絕的一幕。

　　周恩來懷著高興的心情上了廬山，在會上，他抓住機會全力糾偏務實

　　1958年的“大躍進”盡管轟轟烈烈，熱火朝天，但違反經濟規律的做法很快受到懲罰，帶來的種種問題開始暴露。

　　周恩來、劉少奇等中央一線領導人顯得憂心忡忡，而毛澤東對“大躍進”中的一些問題也開始有了覺察和糾正。

　　1959年6月13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他和周恩來、李富春都持有一致的意見，認為“大躍進”的主要問題，就是對綜合平衡、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國民經濟重視不夠。毛澤東說：“不曉得講了多少年的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就是不注意，橫直是一樣，就是高爐、平爐、小高爐、小轉爐，各個工業部門的聯係，重、輕、農的聯係，就沒有顧到……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釘子，沒有經驗，總是不會轉彎。”毛澤東實際上講他自己也是碰了釘子才轉彎的。為了促進這種共同的“轉彎”，進一步廓清“大躍進”以來的問題，毛澤東提議召開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把核心人物統統召集到他一直想去的江西廬山。

　　廬山會議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提出的。

　　1959年6月29日，毛澤東在從漢口到九江的輪船上，確定了廬山會議將要討論的包括讀書、形勢、任務、體製、食堂等19個問題。此前他在長沙與還在北京的周恩來通了電話，兩人都感到現在人們的頭腦發熱，應該先冷靜下來讀點書。毛澤東在電話中說，這次會議不要搞得太緊張，要適當注意休息。他還就會議討論的問題告訴周恩來，在周的建議下又增加了一個“國際問題”。這19個問題都是從總結經驗教訓的目的出發提出來的。

　　6月28日，周恩來到達武昌，隨後乘客輪至九江。7月1日上了廬山。

　　對廬山會議，周恩來是抱著很大希望和興奮的心情參加的。此前，在大躍進當中，因他提出反冒進，受到毛澤東多次公開嚴厲的批評，以至周恩來不得不向中央提出自己是否適合繼續擔任總理的問題。可以說，從大躍進開始，周恩來內心是在異常苦悶和矛盾中度過的。在他想辭去總理一年後，事情出現轉機，毛澤東主動提出要在廬山“降溫”和反“左”，怎不令人高興呢！

　　他後來談到參加廬山會議的心情時，是這樣說的：“那時候，是本著一年來黨的總路線的執行情況，躍進了一年，大家都很忙，找到廬山來，把經驗總結總結。主席說了，也帶一點休息的意思。這一年的大躍進成績偉大。有些問題，在逐步解決，已經解決了不少，剩下的還在解決中，在認識上前途是光明的。是這樣的心情，這樣的意思上山的。”

　　當時周恩來的心情的確不錯，對廬山會議抱有很大的信心，曾任毛澤東秘書的李銳回憶說:“上山前，總理約我們在廬山開完會去他家做客……可是會議結束後，這個提議當然不可能了。”

　　巍峨的廬山紫雲繚繞，神秘莫測。

　　毛澤東7月1日從南麓登上廬山，便抒發了他的豪邁詩情:“一山飛峙大江邊，躍上蔥蘢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熱風吹雨灑江天……”此次廬山會議，毛澤東就下榻在蔣介石和宋美齡曾經住過的“美廬”別墅，他一進來便風趣地說了一聲“蔣委員長，我來了！”看起來他的心情不錯，對前來看望的江渭清、聶榮臻、曾希聖等人說：“好吧，進屋來談吧！你們把形勢和問題，都一塊兒說說，這次中央擴大會議上，主要是反‘左’的問題，不要怕右。”

　　7月2日，會議第一天，毛澤東便說：“這次會議的主題是反“左”，反瞎指揮，反脫離實際的主觀主義。大躍進的重要教訓之一，就是沒有搞好綜合平衡，這是經濟工作中的根本問題。”

　　會議按毛澤東定下的基調，從7月3日開始，分6個大區分組討論。主要是圍繞形勢和任務，大家暢所欲言，各抒己見，有的還對“大躍進”以來的問題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但氣氛很好。白天學習討論，晚上聽戲、跳舞或看電影。正如薄一波說的“會議開得輕鬆愉快，人們稱之為‘神仙會’”。

　　作為總理，周恩來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把側重點放在了糾“左”務實上。但是在一些“度”的問題上，又很難把握，所以他感到左右為難。怎麽辦呢？

　　他首先巧妙地“借雞下蛋”。會議第二天，他受留守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委主任薄一波之托，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建議將國家經委黨組提交的《關於當前工業生產中急待解決的幾個問題向中央的報告》分送與會各同誌參考。這份報告強調：“大躍進以來所出現的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以及工業內部比例關係的某些失調現象也是嚴重的，低估這方麵也是危險的。”為此報告提出了一係列調整、鞏固的措施。

　　同一天，周恩來還建議毛澤東，將6月5日浙江省一生產隊長寫給毛澤東的一封信印發給了政治局到會人員。信中反映的是農村存在的不實事求是、不因地製宜、不講真話、搞浮誇、瞎指揮等惡劣作風，呼籲“中央該管一管了，大躍進該刹一刹了”。這封信為廬山反“左”開了個好頭。

　　其次，他不在理論上評論“大躍進”的是非，而是用事實和數字說話。所以他的方法既策略又謹慎。7月6日，他在聽取了華東、西南、華南、中南、華北等協作區主任柯慶施、李井泉、陶鑄、王任重、林鐵等人的匯報後說：“主要是計劃指標偏高，基建規模偏大，造成國民經濟比例失調。今年下半年的任務是在指標落實後好好安排，爭取完成計劃。”7月16日他出席各協作區主任會議時說：“在躍進的基礎上，尋找新的平衡，不會右傾，不是機會主義。躍進速度不可能每年都一樣高，但五年平均起來是很高的。鋼的生產，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年平均增長31%，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年平均增長35%，問題是一個一個發現的。”

　　他說：“因為摸問題，就發現了一些問題。”一個突出問題是1959年上半年出現了財政赤字，這是他在毛澤東處談話時才了解到，是李先念匯報的。於是他連續3天召開財政問題座談會，仔細算賬，研究情況和措施。劉少奇說：“略有赤字，一年不要緊，如果今年繼續有赤字，而且數目還大，那就不應該了。”周恩來說：“我們現在看出這個問題，就應該抓住解決，如果現在還不解決，那就是我們的責任了。”

　　周恩來隨後提出算賬、收權、歸口等5條解決辦法，責成李先念、習仲勳等人具體負責落實。他舉一反三，從財政部門反映出來的問題聯想到其他經濟部門存在的問題，還討論了工業、基建等問題，他在總結講話中指出：“差不多半年的時間，我們綜合平衡的工作做得不好，存在的問題比我們想得還更多。今天說一點個人意見，就是沒有安排好，一千八(萬噸鋼)也好，一千六百五(萬噸鋼)也好，總得有個安排。這個安排就是主席說的綜合平衡。舊的平衡打破了，在大躍進的基礎上，新的平衡需要逐步建立，一放鬆就會出失調的現象。”針對清理基建項目，周恩來說：“采取斷然措施，堅決砍掉，不要怕得罪人。”

　　會議按照預先的安排，除了統一思想，還采取切實的措施，糾正“大躍進”以來積累起來的許多實際問題。譚震林當時評價這幾天的會議說：“把經濟關鍵問題都清清楚楚擺出來了，這樣問題就解決了一大半了。這幾天算賬很重要，很有好處。總理把這個問題再講一遍，很有必要。”

　　在這階段的會議中，整個來說，反“左”糾偏的呼聲比較強烈。但也出現了不同聲音。如有的人就提出：不能認為“大躍進”破壞了按比例發展的客觀規律，那種認為指標越低越能落實的說法，實際上是以“落實”掩蓋保守思想。甚至還有人直接指責周恩來，說落實指標就是泄氣，是散布悲觀情緒。

　　所以實際上廬山會議一開始，周恩來就麵臨著許多矛盾難題。顯然，“大躍進”以來膨脹的指標不降低是不行的，不降低就根本無法實現；但降低也不那麽容易，你一說調整便有人放冷箭。這就迫使周恩來不得不在務實的同時還要小心地加以解釋和說明，他在7月21日開會時針對“泄氣”說：“我看不是。落實指標就是要把到底躍進多少回答一下。我隻是把問題擺出來，並不是散布悲觀情緒。我這個人這一點還有一點幹勁吧？總是想搞好吧？我盡管犯過保守主義的錯誤，但是，你總是要搞好。現在是機不可失，時不再來。”7月23日，他又在會議上強調擺問題是為了解決問題，他說：“我希望把落實跟泄氣兩件事區別一下，不要說數字稍微降低一點就是泄氣……隻靠幹勁，隻能衝出一點來，幹勁必須落實。”

　　周恩來硬是頂著“保守思想”的無端指責，一邊檢討，一邊埋頭做他想做的事情。隻要能把指標落到實處就行，至於說自己什麽無關緊要。他的高明之處在於，不直接回擊那些對於個人的指責，不正麵評價“大躍進”的得失，不過多糾纏思想和理論的是非，不刺激一些敏感的話題；而是用來自基層和部門反映上來的事實，來說明“大躍進”帶來的虛誇指標、財政赤字、比例失調等嚴重後果，然後采取果斷措施調整和補救。這體現了他作為一個成熟政治家和實幹家的處事原則和藝術。

　　事實證明，周恩來當時采取的態度和做法是明智的。而彭德懷采取的態度和做法就顯得激烈。他7天時間裏在西北組發言7次，許多話據說連負責記錄的秘書們都“手指發抖”。他說：“要找經濟教訓，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責任。人人有責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澤東同誌在內。‘1070’(注：毛澤東提出1958年鋼產量要達到1070萬噸，2年內超過英國)是毛主席決定的，難道他沒責任？上海會議他作了批評，說他自己腦子也熱了一下。”“政治與經濟各有不同的性質，因此思想教育不能代替經濟工作。毛主席與黨在中國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濫用這種威信是不行的。”“我們黨內總是‘左’的，難以糾正，右的比較好糾正；‘左’的一來，壓倒一切，許多人不敢講話。” 鄧小平後來評論說：“彭老總的寫信、說話，特別是說話，確有不妥當的地方。”胡喬木也說：“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用那樣一種態度提意見，確有不妥之處。當麵心平氣和地講，不用賭氣，情況也許不同一些。”

　　毛澤東對這些發言並沒有什麽激烈的反應。7月10日，毛澤東召集各組組長開會，針對前一階段會議的情況，隻是指出需要統一思想，他說：“對形勢的認識不一致，就不能團結。要黨內團結，首先要統一思想。”他認為，“有些同誌缺乏全麵分析，要幫助他們認識，得的是什麽？失的是什麽？要向他們說明，從具體事實來說，確實有些得不償失的事，但總的來說，不能說得不償失。取得經驗總是要付學費的。”毛澤東將形勢概括為：“成績是偉大的，問題是不少的，前途是光明的。”

　　周恩來開始是同意和支持彭德懷那封信的，針對別人的議論，他說“沒有什麽了不起”

　　以後的會議開得很順利，既肯定了成績，又找出許多因“大躍進”引起的問題，還采取了調整措施。然而誰也沒有料到，“神仙會”卻因一封信陡然間改變了進程。

　　按照毛澤東7月10日在組長碰頭會上的安排，廬山會議準備在7月15日結束。14日這天，會議已經印發了胡喬木等起草的《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紀錄（草稿）》，共12個問題，待最後通過。但是，就在這一天的傍晚，毛澤東收到彭德懷的一封信。

　　原來，彭德懷聽說會議很快就要結束，他認為不少同誌尚未冷靜地研究“大躍進”的經驗教訓，因此深為“左”的錯誤不能得到進一步糾正而感到憂慮。他曾就對參謀王承光說：“大躍進以來那麽多嚴重問題，硬是沒有多少人講。”他想找毛澤東當麵談又怕講不好引起誤會，於是想到寫信，“主要是將我在西北小組會上不便講的一些問題，提要式地寫給主席。這些問題是涉及到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一些具體政策問題，以及某些幹部的工作方法問題。”他說：“我當時對那些‘左’的現象是非常憂慮的。所以我七月十四日給主席寫信的目的，就是為了盡早地糾正存在的那些問題……”（《彭德懷自述》）

　　這封長信闡述了他對“大躍進”的看法，在肯定成績的同時又指出存在的嚴重問題，建議中央采取措施。表示隻要團結起來加以克服，他對“偉大的成績和光明的前途”充滿了信心。

　　信中涉及的問題以及“比例失調”、“浮誇風”等原因分析，實際上代表們都討論過了，毛澤東做的調查研究和掌握的情況並不比彭德懷少。然而信中說大煉鋼鐵是“有失有得”，搞躍進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左傾錯誤”等評語，毛澤東無法接受。聯係彭德懷在小組會上說過的“勝利衝昏了頭腦”、“相信浮誇，隻喜歡好聽的”、“濫用威信”等一係列發言，使得毛澤東很生氣。 7月16日淩晨，毛澤東在這封信上批示：“印發各同誌參考”，並加了一個標題《彭德懷同誌的意見書》。這天上午，他把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三位常委召來說：“收到彭德懷同誌14日的一封信，我已經給這封信加上標題，並指示‘印發各同誌參考’。我建議大家評論評論這封信的性質。”

　　據王任重回憶，他同毛主席一起去遊泳，對主席說，他把彭的信看了，看來彭有一些不同意見。毛主席講，都是政治局委員，給黨中央的主席寫信，那是正常現象嘛。有不同意見，可以討論。

　　另據胡喬木等人回憶，其實這並不是毛澤東的全部想法。他試圖給大躍進“降溫”，並已經著手進行局部糾正，但他不願意讓人們給形勢潑冷水。他認為，缺點和錯誤是存在的，那些持反對意見的人抓住這些東西來攻擊總路線，是把總路線引到錯誤的方向去。他反複斟酌後確定，彭德懷這封信就是要求改到相反的方向去，即從“左”改到右。那當然就是“右傾”了。

　　印發彭德懷信的那幾天，各小組討論時就有人對信提出反對意見；但相當一部分人讚同，包括外交部副部長張聞天、總參謀長黃克誠、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等都在討論組發言，說：“彭老總給主席的信總的精神是好的，我同意。”

　　沒有人告訴周恩來毛澤東真正的態度。他還認為彭德懷的信中使用的材料和觀點並沒有什麽不妥的地方，他沒有料到這件事會引起那樣大的一場政治風波。據李銳回憶：“七月十九日或二十日，晚上跳舞時，我坐在周恩來的旁邊，我有意問道：你看彭總的信怎麽樣？周恩來說：那沒有什麽吧。意思是這是一種正常的情況。”周恩來的秘書李岩證實，周在另外的場合也講過“彭總的信確實反映了一些實際情況”的話。

　　7月21日，周恩來召開國務院各部長匯報會，還談到“大躍進”的問題，他說：“在去年大躍進的基礎上，出現了相當緊張的情況，我想也是由於我們主觀上的工作沒有做好，我們綜合平衡未做好，現在必須要落實指標。落實指標不是泄氣，就是到底能躍進多大，這個問題要回答，並不是對躍進懷疑。”

　　彭德懷是7月17日上午收到中央辦公廳送來的那封信的印發本的。當他看到“意見書”這幾個字的標題時不免一驚，明明是寫給毛主席“親啟”作參考的信件，怎麽成了“意見書”還要鉛印？他想不通。他申明“這封信是倉促寫成的，而沒有完全寫明意思”，要求收回這封信，但覆水難收，信已同時發到各討論組。這封信在送給毛澤東前，他想到最好還是先找他談一談，曾兩次走到“美廬”，卻因毛主席已經休息而回來。

　　廬山表麵依然平靜。但彭德懷卻感到某些不安。

　　直到7月23日毛澤東講話為信定性時，周恩來還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程度。那天下午，他在同國務院副總理座談時，談到那封信，對彭德懷說：“主席說了，基本是好的，方向不大對。當然，他沒有指名。要注意，也沒有什麽了不起。你還沒有反冒進的那個情況，有那麽一個趨勢。你停止了，認識了就是了。這個批評也很好。”

　　周恩來同意那封信的看法，其實就他掌握和體會的浮誇事實，要比彭總反映的嚴重得多。但“大躍進”畢竟是毛澤東親自發動的，他還不能對彭德懷說得那麽明確。這也是他“兩難”心理的反映。

　　周恩來雖然知道毛澤東對彭德懷的這封信有意見，還讓政治局常委思考“這封信的性質”，但不至於發生什麽大的麻煩。這是他的良好願望。

　　而事實上，毛澤東已開始轉向對所謂“右傾機會主義”的嚴重關注。

　　周恩來對彭德懷的信持肯定態度，但在會上又不得不違心地對他提出批評

　　廬山的平靜終於在這一天被打破。彭德懷的信成了這場風暴的導火索。

　　1959年7月23日，8點20分，毛澤東來到廬山交際處直屬招待所參加第二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他在主席台就座後看到了會場內坐在最後一排的彭德懷。

　　他一坐下便開了火：“你們講了那麽多，允許我講個把鍾頭，可以不可以呀？吃了三次安眠藥，睡不著覺，想講幾句。”這是毛澤東講話特有的方式。

　　“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一點，不那麽多。說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吧，我看不能那樣說。有一點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確是狂熱，無非是想多一點，快一點……河南人、河北人創造了真理，有了羅斯福說的‘免於貧困的自由’，想早點搞共產主義。對這種熱情如何看法？總不能說全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吧。”

　　他在指出黨的曆史上有陳獨秀、李立三、王明和高饒“四條路線”後，說：“現在又是一條路線。站不穩，扭秧歌，現在又表現出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悲觀性。他們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拋到右派的邊緣去了，距右派僅有30公裏，相當危險。”

　　“我勸另一部分同誌，在這樣的緊急關頭，不要動搖。據我觀察，有一部分同誌是動搖的。他們也說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都是正確的，但要看講話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邊，向哪一方麵講。這部分人是第二種人，‘基本正確，部分不正確’的這一類人，但有些動搖。有些人在關鍵時刻是動搖的，在曆史的大風浪中不堅定。”

　　明眼人一聽，這“第二種人”顯然不隻是說彭德懷。在場的周恩來立刻緊張起來。他聽出毛澤東話中有話：

　　“我勸一部分同誌，講話的方向問題要注意。講話的內容我看基本正確，部分不妥。要別人堅定，首先自己要堅定；要別人不動搖，首先自己不動搖。這又是一次教訓。這些同誌，據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間派，不是左派。我所謂方向，是因為一些人碰了釘子，頭破血流，憂心如焚，站不住腳；動搖了，站到中間去了。究竟是中間偏左偏右，還要分析。”

　　毛澤東的這些話在引起與會者極大震動的同時，也深深地刺激著周恩來。

　　毛澤東也作了自我批評，他說：“1958年、1959年主要責任在我身上，過去說別人，現在別人說我，應該說我。過去說周恩來、陳雲同誌，現在應該說我，實在一大堆事沒管。”周恩來是顧全大局的人，也是一個絕頂睿智的人，他知道，這次廬山會議雖然毛澤東決定反“左”，也有限度地作些自我批評，但他內心深處卻有著某種不平衡和一個“結”——始終對幾年前的“反冒進”耿耿於懷，所以一有機會便點一下。今天他表麵上是在表揚周恩來吸取了“反冒進”的教訓，這次“站住腳”了，沒和彭德懷攪在一起，但實際是在警告他不要像彭德懷那樣再搞“反冒進”。周恩來已聽出這弦外之音，所以他一言不發。所有的人都感到了緊張，感到廬山會議的風向在變。彭德懷更是出乎意料，他在“自述”中說：“自主席批判了我那封信以後，會議的空氣就變了，我的情緒也是緊張的。”

　　當天下午，周恩來召集幾位副總理談話，彭德懷也參加了這次談話，周恩來說：“目前的情況有些緊張，要想辦法解決得好，為什麽出現這個情況，這是大躍進中的緊張，勝利中的困難，出現這些困難的原因，主客觀都有，指標太高，超過了實際可能，綜合平衡沒有做好。”“要鼓氣，但要把虛氣去掉，鼓氣必須跟落實同時並進。幹勁必須落實，才是腳踏實地的幹勁。”“主席要求綜合平衡，但是比例關係失調；主席要求留有餘地，但這個本子（注：指冶金部關於生產安排的報告）沒有留有餘地，把一切都打得滿滿的。這樣調整的結果，一定要有一部分廠血淋淋地下來，那沒辦法……非當機立斷不可。”這說明，周恩來在得知毛澤東又要反右的情況下，還是盡己所能糾“左”。

　　彭德懷也參加了這次談話，聽到了周恩來這些與自己類似的觀點。

　　彭德懷問：“這些情況為什麽不到會上講一講呢？”

　　周恩來回答：“開始就講這些困難，像訴苦會了，誤會成泄氣不好。”

　　接著說：“這是方法，不是一九五六年犯了反冒進的錯誤嗎？當時是衝口而出的，沒有準備好，跑到二中全會講了那麽一通。應當謹慎，吸取教訓。”由此看出，周恩來是讚同彭德懷的信的內容的，隻是勸他注意方式，要謹慎。

　　廬山會議不僅改變了一個或幾個人的命運，而且至深至遠地改變了中國的曆史發展進程。

　　麵對突變的政治風雲，許多人再也沒有心思欣賞廬山美景，“神仙會”變成了批判會。

　　本來埋頭給經濟指標“降溫”，並期待廬山會議能夠糾“左”的周恩來，也不得不騰出相當的精力來關注“反右”。

　　7月26日上午，周恩來召集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開會說：“廬山會議的嚴峻形勢，是突然發生的，連我也沒有料到的。既然發生了，就有個戰略和戰術的問題，也就是政治方向和工作態度問題。”他說：“政治方向上，我們不能動搖和否定黨的總路線，這是第一位的問題。我們在戰略上要藐視敵人，藐視右派，要跟他們鬥爭，還要跟黨內右傾思想鬥爭，我們相信能夠解決這個困難。”

　　他強調：“在工作中就應該采取積極態度，不是說空話，而是麵對鐵的事實，然後找出辦法來解決，不能這樣疲疲遝遝、鬆鬆懈懈地過去。武昌會議大家看出來了，高指標不行。但拿基本建設來說，我跟幾個部長交換意見，到最後都承認還是在今年3000萬噸、明年5000萬噸、1961年8000萬噸鋼的基本建設攤子上削一點，不是從戰略上重新設想、布局。……這次廬山會議還不把這個問題講清楚的話，到年底就會出現更多的不平衡的現象，各種失調的現象。”

　　下午繼續開會，他說必須堅持兩點，“一點是在政治上維護總路線，另一點是實事求是地抓工作。這兩點一個是政治方向，一個是工作態度。我們一定要注意，我們正是擁護總路線，我們就應該采取積極的態度來解決一些問題。”

　　周恩來召集國務院計委、經委、建委負責人開會，要求大家“一邊落實，一邊反右。落實是落在可靠的基礎上，還要鼓足幹勁。”

　　周恩來的這些講話，很能體現他在兩難處境中的矛盾心態。他一邊反右，一邊做那些很可能被認為是“右”的諸如削減基建、降低指標的工作。不反右不行，不務實也不行。如果說廬山會議前期周恩來麵臨的兩難處境，主要是既要糾“左”又要維護毛澤東；那麽，後階段他又麵臨新的兩難，即既要反右又要實事求是地抓工作。

　　眼看著批判彭德懷越來越厲害，周恩來的心情十分沉重。他曾對黃克誠不無惋惜地說：“你來晚了一步。如果你在7月14日以前上廬山，彭總那封信就不會拿出來了。”他在發言中除了批評彭德懷等人的表現“欠妥”、“不慎重”之外，還講了自己的責任，“沒有將工作做好，致使彭德懷同誌過問此事，釀成今日的錯誤。”

　　7月26日，周恩來對各部委負責人講話時說：“會議形勢的發展，事前我也無思想準備。也許有人感覺到‘山雨欲來風滿樓’；許多人是‘不識廬山真麵目’。四個星期會議的發展，大家慢慢懂得了。不是簡單的經驗總結，而發現是方向問題，是一場政治鬥爭。……彭總的信是右的代表。”

　　7月31日至8月1日，毛澤東在自己的住處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批判彭德懷。兩天的會議中午都沒休息，吃工作人員送來的包子充饑。參加會議的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林彪、彭德懷、彭真、賀龍；旁聽的有黃克誠、周小舟、周惠、李銳等。毛澤東說：“講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你主要是向著中央領導機關……其實講這個，鋒芒是攻擊中央。你不承認，也可能承認。我們認為你是反中央，信是準備發表的，以爭取群眾，組織隊伍，按照你的麵貌改造黨和世界。就是說你這個人有野心，曆來有野心。”

　　在會上，周恩來講話很少，隻是在插話中，批評彭德懷“驕傲”、“犯上”，不同意彭講的“馴服”就是沒有“骨頭”的觀點。而7月17日剛剛上山的林彪在發言中措辭激烈，說彭德懷有“野心”，並指責他的那封信是有準備、有組織、有目的的活動，是反黨中央、反總路線、反毛澤東的活動，是一個綱領性的東西。林彪的“這個發言很不善，以後成了定性的基調”。（《黃克誠自述》）

　　麵對林彪的不實之詞，彭德懷據理力爭，但招來的是更猛烈的炮火，以致說他組織反黨集團、“軍事俱樂部”。

　　毛澤東以後又在一個材料上批示：“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生死鬥爭的繼續。”

　　1959年8月16日，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作全麵檢查，彭德懷承認自己是“老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也是魏延式、納吉式的人物”。他在“自述”中說，麵對這樣局勢“我隻能毀滅自己”了。隨即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通過了《關於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8月17日毛澤東主持了中央工作會議，宣布撤銷彭德懷的國防部長、中央軍委委員職務；撤銷黃克誠的國防部副部長、總參謀長、中央軍委委員和秘書長職務；撤銷張聞天的外交部副部長職務；撤銷周小舟的湖南省委第一書記職務。

　　同一天，周恩來召集大區負責人會議，布置廬山會議結束後的工作，要求回去以後與中央密切配合，“在反右鼓幹勁的精神鼓舞下，保證各種指標能夠完成或接近完成”。如果說廬山會議前期反“左”曾鼓舞了人們的情緒，使大家看到了希望；那麽，轉為反右後便使得糾偏務實工作舉步維艱，積極性受到很大挫傷，何來“幹勁”和“精神鼓舞”？——這是周恩來在兩難處境中說出的言不由衷的話。他的矛盾心理可見一斑。

　　其實周恩來始終處於矛盾中，他同意彭德懷的主要觀點，又違心地批判他；他同情這位幾十年的戰友的不幸遭遇，又硬著頭皮通過對他的處理決定。當年在他身邊的秘書李岩說：“我們看到總理的心情非常沉重，憂心忡忡，很少發表意見。”

　　廬山會議後，黨內外在一片“反右”氣氛籠罩下，急躁冒進再一次抬頭，各地的指標不僅沒有降下來，反而出現了新一輪的“躍進”風潮。舊的困難沒有消除，又增加了新的困難。階級鬥爭的理論與實踐也從此升級。廬山這場鬥爭“在政治上使黨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直接導致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上的長期混亂。周恩來在廬山處於被動尷尬的地位。在這種處境下，他憂心如焚，顧慮重重，內心常常充滿矛盾。他難以忍受一些過頭的做法和違反經濟規律的事，但又不便在公開場合提出不同意見。他惟一能做到的，就是根據實際情況，把毛澤東和中央做出的這些決定加以變通，盡量減少損失，而“變通”起來往往是力不從心，困難多多。特別是“投鼠忌器”，他在盡最大可能消除“大躍進”消極影響的時候，還必須顧及到毛澤東的形象不受影響；他在反右傾保守的時候，還要考慮務實，擠去虛高的水份。他就是在這些矛盾的夾縫中周旋著，在兩難處境中遊走著。實踐證明，廬山會議以後的曆史雖然沒有因為周恩來當時的努力而改寫，但在經濟上卻把因批右造成的損害減小到了最低程度。周恩來功不可沒！

　　在會上，周恩來雖然講了一些違心的話，但廬山作證，周恩來在艱難的處境下，盡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曾再三提議，會後由周恩來負責抓一下1959年的計劃、生產和建設問題。而這時離年底隻有4個月了，再加上必須麵對的蘇聯的指責和中印邊界武裝衝突，真是困難重重。但是，“對困難，我從來沒有投降過。”周恩來是這樣表的態。他承受著各方麵的巨大壓力，竭盡全力維係中國的建設事業。

　　來源：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主辦—河北黨史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