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最大汙點：長春圍城餓死數十萬平民
林彪策動和指揮的1948年“長春之戰”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戰爭事件。“長春餓殍之戰”具有恐怖主義的全部特征，是典型的軍事恐怖主義事件。長春被餓死的數十萬老百姓與其說是死於戰爭，不如說是死於林彪恐怖主義之實施。縱觀林彪一生，其人生最大汙點非策動指揮“長春餓殍之戰”莫屬。本文摘自2014年8月16日共識網，作者朗鈞，原題為《林彪人生最大汙點：策動指揮“長春餓殍之戰”》。
1948年長春圍困戰期間，《東北日報》關於國民黨軍大量官兵投誠的報道
內容提要：
本文首先簡述兩次“長春之戰”及其《大公報》評述。文章對第二次“長春之戰”中林彪實施“餓殍戰術”的起點和終點；林彪采用“餓殍戰術”的軍事考量；長春城餓死了多少老百姓等問題進行了討論。文章指出，楊濱發給東北野戰軍政治部的信是促成林彪放棄“餓殍戰術”的重要原因。文章還對李作鵬、李敖著作中與第二次“長春之戰”有關的內容進行了討論。
文章指明：1948年“長春之戰”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戰爭事件，是典型的軍事恐怖主義事件。林彪一生的最大汙點就是策動和指揮了1948年“長春餓殍之戰”。
正文：
序言
事關林彪一生之評價，客觀呈現和評述1948年“長春之戰”及其後果是一個不容回避的議題。
林彪軍事生涯的頂峰是以中共首席指揮官的身份在第三次國內戰爭期間部署和指揮了東北戰場的全部重大戰役。
國共東北戰事以1948年4月展開的長春之戰為界，可分為前後兩個階段。
1946年4月的“四平保衛戰”和1947年6月的“四平攻堅戰”是前期東北戰事的核心戰役。林彪部隊在這兩次“四平戰役”中，衛而不保，攻而不克，均戰敗。
1948年10月展開的遼沈戰役是後期東北戰事的核心戰役，也是國共三大戰略決戰的首役之戰。林彪部隊獲勝。
遼沈戰役整體戰略之構思者是毛澤東。遼沈戰役中先取錦州，關閉東北通向華北的大門的戰略性決策出自毛澤東。
而在1948年4月展開，並在1948年10月結束的“長春之戰”，則是由林彪親自策動和指揮的。1948年“長春之戰”的全部戰略構思和決策均來自林彪。因此，“長春之戰”的軍事後果（奪取城池）及其附加代價（餓死饑民）理所當然的承擔者當首屬林彪。
近二十年來，林彪擁躉在為林彪翻案的同時，總是不忘炫耀林彪的軍事成就。然而，凡遇1948年“長春之戰”之議題，麵對林彪實施“餓殍戰術”致使長春數十萬百姓被活活餓死的嚴酷史實，林彪擁躉就刻意回避，佯裝聾啞，不予評述。
例如，著名林彪擁躉丁凱文2007年主編並出版了《百年林彪》一書。該書字數超過百萬，卻沒有一章、一節、一處提及林彪使用“餓殍戰術”，將數十萬長春市民活活餓死的史實。
還例如，林彪女擁躉舒雲在其博客上發表《林彪指揮的十大經典戰鬥（役）》文。文中談論遼沈戰役時，雖提及了“長春圍困戰”，但對林彪的“餓殍戰術”不予涉及。統計傷亡情況時，隻寫出了“斃傷國軍官兵5.68萬人”的數字，而對在“長春圍困戰”中被活活餓死的數十萬長春市民的史實則無隻字提及。
最近，為賀李作鵬、邱會作百年冥壽，林彪、高崗、黃、吳、李、邱等東野（東北野戰軍的簡稱）將帥之後人雲集長富宮。宴席上，兒孫們為父輩66年前在遼沈戰場上取得的勝利舉杯暢飲。杯盞交錯之間，酒肉穿腸之時，竟無一人提及那場“長春圍困戰”以及被活活餓死的數十萬長春市民。
林彪是“餓殍戰術”的總策劃者和製定者，既然要討論林彪的軍事生涯，怎麽可以不討論“長春之戰”呢？
一、兩次“長春之戰”及其《大公報》述評
1945年8月5日，日本宣布戰敗。長春城和東北三省重歸國人之手。但是，在之後的三年間，長春城卻兩次遭遇戰爭劫難。
談及“長春之戰”，人們總會將其與王芸生先生的著名社評《可恥的長春之戰》聯係在一起。史學界也總有些粗心人分別將爆發於1946年春天和1948年春天的兩次“長春之戰”混為一談。還有人總是不經意地將王芸生先生的《可恥的長春之戰》一文與第二次“長春之戰”相關聯。因此，搞清楚兩次“長春之戰”的基本情況及其與《大公報》述評之關係是十分必要的。
（一）第一次“長春之戰”及其《大公報》述評
第一次“長春之戰”始於1946年4月14日，結束於5月23日，曆時40天。
1946年3月17日，東北民主聯軍從國軍手中奪取四平。
3月27日，毛澤東電令東北局和林彪“用迅速猛烈的手段奪取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及中東路全線”[[i]]。
4月14日晨時，蘇軍元帥馬林諾夫斯基率紅軍總部撤離長春。國軍國防司令陳家珍從蘇軍手中接管長春城防。
但是，蘇軍撤離之前已和中共達成秘密協議：蘇軍撤離後，由中共軍隊接管長春[[ii]]。蘇軍撤離當日，林彪便令周保中指揮楊國夫部、羅華生部、曹裏懷部三萬餘眾，兵分三路，直撲長春城。當日即奪得大房身機場，次日奪得火車站。4月18日，長春易手。國民黨城防司令陳家珍和市長趙君邁被俘[[iii]]。
4月18日長春易手當日，國民黨新六軍、新一軍、七十一軍，在四平街一線發起反擊。林彪部隊試圖固守四平，誓言要將四平變成“東方馬德裏”。但林彪部隊頑強抵抗一個月後四平街失守。
林彪率部從四平北撤至長春。此時，因獲前方諜報，稱長春城內潛伏六千蘇聯紅軍，南京統帥部密令杜聿明所部不要渡過遼河和越過公主嶺。然而，在東北督戰的白崇禧遽然獨斷，強令杜聿明兵分三路以扇形攻勢繼續進軍長春城[[iv]]。
5月23日，毛澤東電令林彪守住長春。但林彪已無意堅守長春，徑直退向哈爾濱[[v]]。
至此，第一次“長春之戰”宣告結束。
收複長春後，白崇禧力主國軍不顧一切，乘勝追擊，一並收複哈爾濱、齊齊哈爾、佳木斯等北滿城市。此時，孫立人所率新一軍，也已越過鬆花江，兵至雙城，距哈爾濱已不足百公裏。林彪則已做好放棄哈爾濱，繼續北撤的準備。
在此關鍵時刻，馬歇爾以調停國共內戰之名，逼迫蔣介石停戰。6月6日蔣介石迫於壓力頒布停戰令。6月21日，蔣介石應周恩來之請求，宣布將停止前進追擊的命令再延長八日，至6月30日中午為止[[vi]]。
第一次“長春之戰”開戰的第二天，王芸生先生撰寫著名社評《可恥的長春之戰》。此社評刊登在4月16日《大公報》上。王芸生先生在社評中從戰爭意義和戰爭手段兩個方麵，對“可恥”二字給出明確指認：
“我們謹為國家祈福，謹為生民乞命，請快停手吧！敵人降了，盟軍撤了，我們自己卻打起來，實在太可恥了！快停止這可恥的長春之戰吧！”——內戰可恥！——這是王芸生先生對國共雙方的指責。
“我們的所謂軍事衝突，實已到了最傷天害理的程度。進攻的戰術，常是用徒手的老[1]百姓打先鋒，以機槍迫擊炮在後麵督戰。徒手的先鋒隊成堆成群的倒了，消耗了對方的火力以後，才正式作戰。請問這是什麽戰術？殘忍到極點，也可恥到極點。”——這是王芸生先生對了林彪部隊使用非常戰爭手段的指責。
關於“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鋒，以機槍迫擊炮在後麵督戰”的情況，曾任中華民國立法院院長的梁肅戎在晚年的回憶錄中也有提及，但此等“可恥”之事不是發生在長春，而是發生在四平：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三月，共軍三度進攻四平，計有五波攻勢。這次共軍發動人海戰術，把老百姓組成隊伍，一波波的往前趕，打得老百姓的屍體堆積如山。國軍也不忍心再打下去，共軍則踏著死屍，攻進四平”[[vii]]。
2013年10月，張刃先生在大陸史學雜誌《炎黃春秋》上發表文章，說，當年被王芸生先生稱之為“可恥”的證據——“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鋒，以機槍迫擊炮在後麵督戰”——是依據《大公報》記者呂德潤先生3月27日發來的通訊稿中所披露的事實[[viii]]。
當年，呂德潤先生借用巴金小說《春天裏的秋天》[[ix]]之書名為題，撰寫了介紹東北戰事的通訊稿。在通訊稿中呂德潤講述了“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鋒，以機槍迫擊炮在後麵督戰”的血腥情況：
“……政府軍和共產軍在盤山一帶打了一仗，共產軍方麵打第一線衝鋒的是沒有什麽武器的人，當然後麵還有正式的部隊，那一仗勝負如何我迄今並未注意，我隻知道雙方有一萬五千中國人死了！”
“一位參加那一役的政府軍官說，對那些沒武器的中國人他不知道怎樣放槍？當然，他的槍是放過的，假如今後這些沒武器的人仍被逼著從共軍方麵撲上來，他仍將開槍。法庫一役‘雙方死傷慘重’。雙方主力的接觸，戰場上據說有二萬多死屍。”[[x]]
首先，讓我們從空間和時間兩個方麵來考察一下王芸生-呂德潤所說“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鋒，以機槍迫擊炮在後麵督戰”的情況是否發生在長春？
從空間上看，呂德潤先生在其通訊稿中提及的戰事並不是發生在長春，而是發生在四平市南部的法庫地區和沈陽西部的盤山地區。
查閱中共軍史資料後筆者確認：呂德潤通訊稿中所說的“法庫戰役”和“盤山戰役”就是中共軍史所記載的“秀水河戰役”和“沙嶺村戰役”。
從時間上看，秀水河戰役發生於1946年2月13日，而沙嶺村戰役則發生於1946年2月17日。
發生在法庫地區的秀水河戰役，是林彪親自指揮的，也是是林彪率部出關之後取得的第一場軍事上的勝利。其役殲滅國軍1,600餘人。呂德潤在《春天裏的秋天》中說，“據說有二萬多死屍”，是誤聽後之誤傳，還是死亡人數之公布另有玄機？待考。
發生在遼西盤山地區的沙嶺村戰役，是林彪率部出關之後軍事上獲得的第一次慘敗。東北民主聯軍以四縱所轄九個團的的優勢兵力，圍攻國民黨精銳新六軍二十二師六十六團。卻遭遇六十六團的頑強抵抗。四縱久攻不下，傷亡慘重，不得不退出戰鬥。沙嶺村戰役曆時兩晝三夜，殲敵僅674人，而自己的傷亡人數高達2157人，比例近乎1：4。呂德潤在《春天裏的秋天》中說“有一萬五千中國人死了！”是同樣的誤聽後之誤傳，還是死亡人數之公布同樣另有玄機？也待考。
其次，呂德潤先生的通訊稿《春天裏的秋天》首發在4月13日的天津《大公報》上。但呂德潤從沈陽向天津報社發稿的時間是3月27日。而呂德潤采訪並開始寫作此通訊稿的時間要早於3月27日。筆者估計：呂德潤寫作通訊稿《春天裏的秋天》的時間應在秀水河戰役和沙嶺村戰役結束後不久，時間大約是在2月底和3月上旬。
筆者強調呂德潤先生寫作和發表《春天裏的秋天》的時間是想說明，無論3月27日之前、或是3月27日、還是4月13日，第一次“長春之戰”都還尚未爆發。因此，王芸生先生關於“長春之戰”中林彪部隊“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鋒”的指控，無論在時間和空間上均與呂德潤提供的“證據”不能對位。因此，王芸生先生的《可恥的長春之戰》擬可改名為《可恥的盤山之戰和法庫之戰》。
當然，核實發生“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鋒”的時空位置，並不意味著要否定王芸生先生對“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鋒”的做法的指控。因為“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鋒”的做法無論發生在王芸生所說的長春，或梁肅戎所說的四平，或呂德潤所說的盤山和法庫都毫無疑問是可恥的。
4月18日，重慶《新華日報》發表由陸定一撰寫的社論《可恥的大公報社論》[[xi]]。陸定一在社論中沒有與王芸生糾纏“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鋒”事實到底發生在長春，還是發生在法庫，或發生在盤山。而是直接否認了“可恥”事實之存在，並認定《大公報》指控的事實是從“專門造謠反共反人民的特務機關”那裏得到的。陸定一認為，《大公報》才是“在反人民這一點上，真正做到了家，真正‘殘忍到極點，可恥到極點’！”[[xii]]
4月20日，上海《大公報》用轉載發表在4月13日天津《大公報》上呂德潤的通訊稿《春天裏的秋天》的方式回應了陸定一和新華社。
至此，第一次“長春之戰”是否“可恥”的爭吵，在一場懸而未決的筆墨官司中似乎成了一樁懸案。
（二）第二次“長春之戰”及其《大公報》述評
第一次“長春之戰”是否“可恥”尚未定論，但“可恥”二字卻被王老言中！在第二次“長春之戰”中，“可恥”以無以附加之嚴酷內容，變本加厲之極端形式一展無餘。
第二次“長春之戰”始於1948年4月18日，結束於10月20日，曆時245天。
1948年4月18日，林彪致電中央軍委，否決了毛澤東關於“……打阜新、義縣、錦西、興城、綏中、山海關、昌黎、灤縣等池之敵。……對我軍戰略利益來說，是以封閉蔣軍在東北加以各個殲減為有利”的建議，林彪向毛提出要攻打長春。
不待毛澤東回複，林彪4月18日當天便下達命令，命獨立五師向長春西北的小合隆鎮運動，封鎖長春大房身機場。拉開了第二次“長春之戰”的序幕[[xiii]]。
4月22日毛澤東方才複電同意東野攻打長春[[xiv]]。
5月30日，林彪又將“攻打長春”的作戰計劃修改為“圍困長春”，並向部隊下達了嚴密封鎖長春，嚴禁糧食進城和百姓出城，“要使長春成為死城”的命令。
長春圍城的後果是極其嚴酷的。
圍城期間，長春城內的所有木質結構，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標誌牌，乃至瀝青路麵，或用於修築工事，或充作燃料，而一切可以當作食物的東西，如樹皮、樹葉之類，都被盡情地送入口中，化作維係呼吸運動的熱量[[xv]]
圍城後期，城中斷糧，城內出現人吃人的現象。長春城有一老太大，把餓死的老頭的大腿煮吃了，吃人後，老太也死去了。東野入城後，戰士們發現鍋裏還剩半條大腿[[xvi]]。
據長春市市長尚傳道先生回憶：“市民因輾轉在哨卡內外中間地區的，日有增加。餓殍載道，白骨累累。洪熙街、二道訶子等卡哨內外，屍橫遍野，呻吟之聲不斷，儼似人間地獄”，“卡哨以內居民，幾乎每家都有親人死亡，這是亙古少有的對人民的浩劫。”[[xvii]]
“兵不血刃”的“長春之戰“把無辜的老百姓逼入了絕境。林彪“餓殍戰術”之實施雖然也威脅到了國民黨軍隊官兵的生存，但是，當年國共雙方參戰者的回憶文字都承認，沒有一個國民黨士兵因“餓殍戰術”之實施被餓死。“餓殍戰術”的全部受害者都是長春城無辜的老百姓。
10月20日，長春守軍放下武器。第二次“長城之戰”宣告結束。
麵對林彪及東野在長春實施“餓殍戰術”致使數十萬市民被活活餓死的嚴酷現實，《大公報》再次發出聲音。1948年9月30日，上海《大公報》發表記者張高峰的長篇通訊稿《我們要活命——長春50萬人民的控訴》（後簡稱《活命》）。在《活命》中，張高峰寫道：
“天黑了，人心也黑了，長春被圍困半年，五十萬人民餓得全成半死狀態……三個卡哨以外的真空地帶，有十幾萬難民睡在被共軍鏟光了農物的曠野上，風吹雨打，奄奄一息，人吃人的慘劇就在真空地帶演出……死屍遍野，疫病流行，人民死得太慘了，長春還是人的世界嗎？”[[xviii]]
餓殍之戰，勝之不武。“可恥”也罷，“極端可恥”也罷，總之是可恥。
二、林彪實施“餓殍戰術”的起點和終點
林彪“餓殍戰術”之要點有二：其一是圍城斷糧；其二是不許百姓出城，可簡稱為“糧禁入、人禁出”。“糧禁入”屬於戰爭的常用手段。而“人禁出”才是“餓殍戰術”之關鍵！
林彪實施“餓殍戰術”之目的是要造成一種民與兵爭食的局麵，迫使長春全城斷糧的局麵盡早出現，逼迫國民黨部隊在全軍人馬有可能被活活餓死的結局麵前不得不放下武器。至於長春百姓是否會因“餓殍戰術”的實施先於國民黨官兵而被全部活活餓死，則全然不在林彪考慮的範圍之內。
林彪製定的“餓殍戰術”經曆了一個“糧禁入”在先，“人禁出”在後的實施過程。
第二次“長春之戰”始於1948年4月18日。
4月24日，林彪就向各獨立師下達命令：“長春之敵到城外四出搶糧，並未見遭受我各獨立師嚴重打擊。此種現象，對今後作戰頗為不利，我各獨立師必須抽出1/3的兵力在長春城郊二三十裏內外隨時打擊敵之搶糧部隊，嚴格禁止糧柴入城”[[xix]]。
林彪的“4-24命令”是林彪在第二次“長春之戰”中實施“餓殍戰術”的起點。
林彪的“4-24命令”表明，圍城初期，“餓殍戰術”已在林彪的頭腦中初具雛形。但在實際的操作中，隻是做“糧禁入”的部署，而“人禁出”的禁令還沒有下達。
1948年5月間，正是農作物的生長期。林彪下令在長春城郊外發動了大規模的“鏟苗運動”。為了不讓一粒新糧進入市區，林彪部隊將長春城外方圓四十裏的農作物全部被鏟光[[xx]]。
1947年10月10日，毛澤東起草並頒布《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關於重行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訓令》。《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軍歌也隨之響徹全軍。但是，“第六愛護群眾的莊稼，行軍作戰處處注意到”的承諾對林彪和東野形同虛設。為了實現“圍困長春”的目的，可以不擇手段。至於今冬明春長春城周邊的老百姓吃什麽林彪就全然不顧了。“鏟苗運動”是“糧禁入”方針的構成部分。“鏟苗運動”的出現表明林彪實施“餓殍戰術”的決心之不可動搖。
5月29日，林彪致電毛澤東和軍委。在陳述強攻長春的各種困難後，林彪提出“改變硬攻長春的決心，改為對長春以一部分兵力久困長圍”[[xxi]]。
5月30日，不待毛澤東和軍委回複，林彪、羅榮桓、劉亞樓就向東野圍城部隊下達了圍死長春的命令。林彪在“5-30命令”中強調：“要使長春成為死城”[[xxii]]。東野一縱和六縱奉命進入劃定的圍城防區。
6月1日，毛澤東回電林彪，再問林部是否已經展開全力攻擊長春[[xxiii]]。林彪則以“對長春地形不夠了解”敷衍毛澤東。
6月5日，林彪電複毛澤東，提出三個所謂的作戰方案：一、正式進攻長春；二、以少數兵力圍困長春，主力南下北寧線；三、二到四個月時間，對長春實行較長期的圍城打援，然後攻城的辦法[[xxiv]]。
其實，林彪羅列的前兩個所謂方案是在虛晃毛澤東。林彪“圍困長春”決心已定，且圍城的戰隊部署也早已完成。
6月5日當天，林彪發布圍困長春的具體規定（簡稱“六五規定”），其要點如下：
“嚴禁糧食柴草及其他生活資料流入長春後，（由總部出布後），凡以上資料偷運過境企圖接濟敵軍者，一律扣留，由指定機關（地方歸縣，軍隊歸團）予以沒收處理”；
“為反對長市敵人之人口疏散政策，對長市內出來之人民必須予以阻攔，凡能堵回去者，務必堵其回去，使敵對城市人口不能大量與迅速疏散，而達成其減少糧食之困難。”[[xxv]]
東野《陣中日記》記錄了“餓殍戰術”的實施情況：
（一）使用獨立師以營為單位，接近長春周圍及近郊，堵塞一切大小通道，主陣地上構築工事，主力部隊切實控製城外機場。
（二）以遠射程火力，控製城內自由馬路及新皇宮機場。
（三）嚴禁糧食、燃料進敵區。
（四）嚴禁城內百姓出城。
（五）控製適當預備隊，溝通各站聯絡網，以便即時擊退和消滅出擊我分散圍困部隊之敵
（六）城南、城東歸六縱，城北、城西歸一縱，炮火由炮師派歸五、六縱指揮。
（七）兩個月來幾個獨立師圍困長春成績不大，未看成（是）嚴重戰鬥任務，無周密計劃和部署，應該改正。要使長春成為死城[[xxvi]]。
6月5日當天，東野總部命令六縱派一個營去孟家屯封鎖敵人，派得力幹部檢查，不許長春居民出來，增加糧食負擔[[xxvii]]。
至此，林彪的“餓殍戰術”——“糧禁入、人禁出”進入全麵實施狀態。
將在外，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君命有所不受。
6月7日，毛澤東致電林彪，“基本上同意”（實際上是勉強同意）林彪改“強攻長春”為“圍困長春，伺機打援”的作戰方案。但是毛澤東還是認為“圍城打援”的做法“有平分兵力之嫌”[[xxviii]]。
6月7日當天，以黃永勝李作鵬為正副司令員的六縱依照林彪“餓殍戰術”的精神下達命令要“教育部隊不要有片麵群眾觀點和同情心，以免妨礙封鎖和殲滅敵人。”[[xxix]]
6月初，東野成立圍城指揮部。
6月22日，一縱和六縱的兩個師從圍城一線被撤下來修整。以十二縱的第三十四師、第三十五師、六縱的第十八師級五個獨立師和一個炮兵團組成新的圍城部隊並進入指定位置。開始對長春城實施全麵嚴密的封鎖[[xxx]]。
6月28日，圍城指揮所再次強調封鎖糧食、蔬菜、燃料、牛馬及一切可供敵人使用的生活資料，斷絕城內外人員往來和商業關係。並提出“不給敵人一粒糧食一根草，把長春蔣匪軍困死在城裏！”的口號。圍城指揮所還發動群眾，成立軍隊地方聯合對敵鬥爭委員會，在各交通路口設立檢查站、檢查哨，嚴格檢查過往行人、車輛、封堵糧食進城[[xxxi]]。
東野圍城期間，城內糧價暴漲。一斤高粱米的價格從6月2日的4萬元/斤上漲到9月10日的2,800萬/斤。到了10月15日，已經漲到3,500萬/斤，甚至3億元/斤[[xxxii]]，但已是有價無市。
8月，蔣介石從廬山致電鄭洞國，命他將城內老百姓向城外疏散，以減輕城內守軍的壓力。鄭洞國轉令長春警備司令部執行，凡是家中餘糧不夠吃到9月份的，統統趕出長春[[xxxiii]]。
鄭洞國下令開放南向沈陽，東向永吉兩條路口，放老百姓出市區。但老百姓到解放軍陣地前要查明身份才能放行，致使大批拖家帶口的市民集結在南郊和東郊兩軍陣地之間的空隙地帶，一時出不去，欲退又回不來，加上一些土匪乘機搶劫錢財食物，弄得百姓們慘狀百出，終日哭號之聲不絕，以後在這些地方餓死、病死的人無法計數，據說長春解放時，在城東、南郊一帶掩埋的屍體就有幾萬具[[xxxiv]]。
國民黨軍隊強迫人民向城外疏散，凡是出了城門的就不許再回來。東野則利用這個機會，獎勵“執槍歸來”，凡是有一支槍，除自己眷屬外，可另發給四張通行共區的路條。有錢的人家，就百般設法買到一支槍，據說並不難，自己攜眷先走出國軍的封鎖線，在兩軍的真空地帶去等，有人接受了難民的錢，他可負責把那支槍給送去，得到槍的難民再把槍獻給卡哨上的冬野圍城部隊，然後拿著路條逃往沈陽[[xxxv]]。
8月17日，一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際，在圍城部隊高級幹部會議上的報告中強調“在圍城時期，基本上還是執行圍困封鎖，禁止人民與長春市之來往，禁止與長春之貿易關係”。唐天際承認“在我警戒線附近，因蔣匪之搶掠驅逐與強製疏散而奄奄待斃之饑民很多，死亡率很大。這些人已經不可能回到長春市內增加敵人之負擔”。
為此，唐天際提出了“有條件放行饑民”的原則：
“難民已進入警戒線內及警戒線外附近之地區，或我軍攻占之地區，對饑餓死亡很嚴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濟，至於城內及敵乘隙新疏散出來之難民則暫不能救濟，待調查之後聽候處理，對於尚存有糧食，或將存糧出賣者不予放出。”[[xxxvi]]
人之饑餓之程度或許可以區分“嚴重”和“不嚴重”。但是“死亡”與“生存”僅僅是一個“0”-“1”狀態，說白了就是“非生即死”！唐天際卻創造了一個荒誕的專用名詞——“饑餓死亡很嚴重者”。但是，如何區分“饑餓死亡很嚴重者”與“饑餓死亡很不嚴重者”及“饑餓死亡不很嚴重者”之間的相同之處或不同之處呢？唐天際沒有，也不可能給出可操作的具體標準。
9月9日，林彪發出《關於圍困長春情況向毛主席報告》。該報告中說：
“我之對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線上五十米設一哨兵，並有鐵絲網壕溝，嚴密結合部消滅間隙，不讓難民出來，出來者勸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後來饑餓情況愈來愈嚴重，饑民變乘夜或與白晝大批蜂擁而出，經我趕回後，群集於敵我警戒線之中間地帶，由此餓斃者甚多，僅城東八裏堡一帶，死亡即約兩千。八月處經我部分放出，三天內共收兩萬餘，但城內難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數萬，這一真空地帶又被塞滿。此時市內高粱價由七百萬跌為五百萬，經再度封鎖又回漲，很快升至一千萬。故在封鎖鬥爭中，必須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經出來者可酌量分批陸續放出，但不可作一次與大量放出，使敵不能於短期內達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則餓死者太多，影響亦不好。
不讓饑民出城，已經出來者要堵回去，這對饑民對部隊戰士，都是很費解釋的。饑民們會對我表示不滿，怨言特多說：‘八路見死不救’。他們成群跪在我哨兵麵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了就跑，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戰士見此慘狀心腸頓軟，有陪同饑民跪下一道哭的，說是‘上級命令我也無法’。更有將難民偷放過去的。經糾正後，又發現了另一偏向，即打罵捆綁以致開槍射擊難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傷者尚無統計）”[[xxxvii]]。
從上述“9-9電報”中可以看出，林彪已有放棄“餓殍戰術”之意。理由是“餓死者太多，影響亦不好”。林彪發此電文之背景情況現在還無從考證。但卻是一件很值得研究的事情。
9月11日，東野完全放棄“餓殍戰術”。這一天，林彪攜羅榮桓、高崗、劉亞樓、譚政、周桓電令肖勁光、肖華，允許長春難民出城，不再附加任何條件。林彪“9-11命令”的主要內容就是一句話：
“從即日起，阻於市內市外之長難民，即應開始放行。凡願意出來者，一律準其通過”[[xxxviii]]。
也就是說，從9月11日起，林彪雖然繼續堅持“糧禁入”，但已經不再堅持“人禁出”了。至此，林彪和東野完全放棄“餓殍戰術”。
自5月30日始，至9月11日止，林彪部隊對長春城實施“餓殍戰術”105天。
10月20日，鄭洞國起義，長春守軍全部放下武器。林彪實現了“兵不血刃”奪取長春的目的。
盡管恐怖主義的表現形式不盡相同，且關於恐怖主義的定義也一直存在爭議，但是恐怖主義所具有的主要特征是一致的，即恐怖暴力行為通常的攻擊對象都是無辜者、平民、非戰鬥人員，他們的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可以起到恫嚇敵方的作用，以期實現暴力團體的既定目標。
軍事戰爭與恐怖主義的最大區別在於：軍事戰爭的暴力實施對象是具有相同武器裝備等級的敵對武裝集團；而恐怖主義暴力實施對象卻不是敵對武裝集團，而是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在自衛能力絕對不對稱的大前提下，平民隻能被綁架，且無法逃離事件現場，淪為人質。人質之生死一則可以成為籌碼被用於與敵對武裝集團討價還價，二則可以造成恐怖氛圍，用於震懾敵方的心理和情緒。
林彪策動和指揮的1948年“長春之戰”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戰爭事件。“長春餓殍之戰”具有恐怖主義的全部特征，是典型的軍事恐怖主義事件。長春被餓死的數十萬老百姓與其說是死於戰爭，不如說是死於林彪恐怖主義之實施。
三、林彪采用“餓殍戰術”的軍事考量
遼沈、平津戰役期間，有過兩次“兵不血刃”奪取大城市的記錄，一次是北平，一次是長春。“餓殍慘劇”沒有在北平上演，那是古都二百萬百姓的造化。而長春的結局就完全不一樣了。
五個月的圍困，長春全城700餘萬平方米建築，有230萬平方米被完全破壞。到處都是殘垣斷壁和拆掉了房頂的房殼子，全市也找不到幾座完整的屋頂。全城的瀝青路麵幾乎都被掀翻，或用於修築工事，或充作燃料。城裏所有的樹皮都被扒光吃掉了。長春城內外到處是餓殍的屍骨。
長春城雖幸免於炮火，但並未幸免於災難。遭遇“餓殍戰術”的長春城比遭遇戰火之摧殘有過之而無不及。林彪的“餓殍戰術”幾乎將長春城變成一座廢墟。
林彪為什麽要違背以“解放勞苦大眾”為己任的建軍宗旨，拿幾十萬長春市民的性命作為戰爭籌碼，在長春使用“餓殍戰術”呢？本節就從戰爭的角度對林彪策劃並實施“餓殍戰術”的軍事考量做一些分析。
史料顯示，經過不間斷地征兵和擴軍，至1948年春天，東北野戰軍已增至98.8萬[[xxxix]]。而當時在東北全境的國民黨軍隊卻隻有50萬。盡管在軍事力量對比上已經占有絕對優勢，但是，在1948年的春季、夏季和秋季，長達10個月的時間裏，林彪卻遲遲不敢與國民黨軍隊展開戰略決戰。
“餓殍戰術”的實施是林彪逃避戰略決戰的必然選擇。林彪在長春采用“餓殍戰術”兼有戰略和戰術兩個層麵的考慮。可以具體歸結如下：
1）林彪實施“餓殍戰術”是懼怕南線決戰，又懼怕強攻長春城的必然選擇
在首先攻打長春，還是首先攻打錦州的問題上，林彪和毛澤東之間一直存有分歧。早在1947年10月17日，毛澤東就電示東北局“應將主攻方向轉至北寧、平綏兩線”。1948年2月18日，毛澤東致電林彪：“你們應準備對付敵軍由東北向華北撤退之形勢”、“對我軍戰略利益來說，是以封閉蔣軍在東北加以各個殲滅為有利。”[[xl]]
而林彪則希望背靠蘇聯由北往南展開軍事攻勢。因為這樣的軍事布局是單向受敵，進退兩宜，保險係數最大。而深入北寧線南線作戰就要腹背受敵，甚至三麵受敵。林彪以為無絕對之勝算。
而毛則認為首先攻打長春，有可能將國民黨軍隊的有生力量趕入關內，使其和華北的傅作義部隊合股，使得華北地區的軍事局麵複雜化。
其實，林彪提出首先攻打長春隻是作為拒絕南下北寧線的一個借口。曆史證明，當毛澤東同意林彪攻打長春後，林彪再次變卦，又提出將“攻打長春”改變為“圍困長春”。其“圍困長春”的理由是：圍點打援，以等待圍殲衛立煌北上救援部隊。
林彪傭兵百萬，既不想南下北寧線，又不想強攻長春城。隻是用重兵將長春城團團圍住。
就在林彪部隊對長春實行圍困之時，關內解放軍取得了豫東戰役、晉中戰役、襄樊戰役的勝利，殲敵20餘萬。關內戰場上的勝利給傭兵百萬的林彪造成了巨大的壓力。
於是，7月20日林彪電告毛澤東：“再等一個月到八月中旬時，我軍即以最大主力開始南下作戰，首先以奔襲手段分別包圍殲滅義縣、錦西、興城、綏中、山海關諸地之敵，然後迅速進行奪取承德和打援的戰鬥”。林彪之本意還是要回避攻打錦州。
7月22日，林彪在給軍委的電報中提出了一個極為荒誕的方案，即乘華北敵人空虛之際，東野南下直接奪取天津或北平[[xli]]。林彪的“方案”顯然是在忽悠毛澤東。連長春和錦州都不敢攻打，突然妄談攻打北平和天津，豈不是兒戲？林彪的真正目的就是要維持既不強攻長春，也不南下北寧線之現狀。
林彪兒戲般的建議被毛澤東斷然否決。毛澤東堅持首先攻打錦州的方案，說：“關於你們新的作戰計劃，我們覺得你們應當先首先考慮對錦州、唐山作戰，隻要有可能就應攻取錦州。”[[xlii]]
毛林這次關於南下進攻方向的討論之後，林彪又延誤了兩個月後才開始移師南線。
從4月到9月，整整五個月的時間裏，林彪部隊除了對長春實施“餓殍戰術”之外，基本無所作為。直至9月才開始向南線運兵，攻打錦州的戰役10月18日方才打響。至此，距3月13日第二次攻克四平，已經過去了整整7個月的時間。在這7個月的時間裏，林彪猶豫無斷，隻做了一件事情，就是餓死長春城的數十萬百姓。
2）兩次四平戰役的慘敗使林彪對東野的攻堅實力沒有信心
林彪傭兵百萬而不敢進行戰略決戰。而較遼沈戰役晚些時間展開的淮海戰役中，國共軍事力量對比是60萬：50萬。如果淮海戰役的指揮員由粟裕換成林彪，淮海戰役幾乎沒有展開之可能。
林彪既不願南下錦州，又不願強攻長春，這其中不隻是有戰略上的憂慮，更重要的是對城市攻堅戰沒有信心。林彪怯戰，采用“餓殍戰術”圍困長春，這其中的緣由和兩次“四平戰役”均戰敗有直接關係。
在1946年的沙嶺村戰役中，林彪部隊首次領教國民黨精銳部隊的戰鬥力。雖調動了九倍於敵的部隊，但仍戰敗。其後，讓林彪真正領教國民黨精銳部隊的戰鬥力是兩次“四平戰役”。
從1946年4月18日至5月18日，林彪部隊為了守衛四平，與國民黨的新一軍、新六軍、第七十一軍激戰一個月，最終戰敗。據東野統計，“四平保衛戰”中的傷亡人數是8,000人[[xliii]]。而黃克誠5月24日在給中共中央發出的電報中說：從3月下旬國民黨進攻起，到我們從長春撤退，我軍除南滿外，總傷亡一萬五千人[[xliv]]。國民黨方麵估計，如果把四平及本溪兩地共軍傷亡人數加起來，四萬人不算離譜[[xlv]]。
1947年6月11日至6月30日，林彪部隊發起“四平攻堅戰”。這是東野第一次對大城市實施攻堅戰。四平守軍僅一萬八千人，但守軍將領陳明仁戰前抬棺誓師，放言“生死關頭，以戰圖存”，遂率部拚死抵抗。東野調動22個師二十萬餘眾卻久攻不下，最終退出戰鬥。關於東野的傷亡人數，林彪致毛電中稱“四平攻堅戰”傷亡人數是三萬多人[[xlvi]]；而國民黨方麵估計林彪部隊的實際傷亡是五萬餘眾[[xlvii]]。
1947年夏季，發起“四平攻堅戰”之前，林彪自恃東野軍力漸強，提出要打“硬拚仗”的主張。所謂“硬拚仗”就是“死打硬拚”，即使條件不充分，也要“斷然猛打”[[xlviii]]。“四平攻堅戰”就是林彪打“硬拚仗”的一個實驗品。其結果是數萬名東野士兵橫屍四平城下。
韓先楚將軍曾撰文指明，兩次四平戰役攻守皆敗在林彪的內心投下了巨大的陰影：“到了遼沈戰役前夕，在林彪頭腦中，以及在一部分指揮員心理上，就產生了對大城市攻堅仍有顧慮的想法。”[[xlix]]
兩次四平戰役的失利迫使林彪在常規軍事手段之外尋找出路。“餓殍戰術”的選擇是林彪的無路之擇。林彪啟用“餓殍戰術”的基本動機就是尋找“另外一種死亡”去置換因攻堅戰造成的死亡。而這“另一種死亡”對林彪而言是廉價的，不屑一顧的。
3）大房身機場戰役對林彪的影響
林彪的“餓殍戰術”從構想到定型與5月23-25日的大房身機場爭奪戰密切相關。
史料記載：爭奪戰中，長春大房身機場兩次易手。國民黨新三十八師師長史說如同亡命之徒率兵拚死頑抗。東野雖占領了大房身機場，但也死傷兩千餘人。
李作鵬是長春大房身機場戰役的指揮官，此役雖然取得勝利，但是鄭洞國部隊的戰鬥力使東野方麵深感憂慮。李作鵬在回憶錄中寫道：“長春外圍戰後做總結時，我參戰部隊反映，對設防堅固的大城市開展攻堅戰，在進攻的戰術上仍有一些問題……。”
此種憂慮在劉統的《東北解放戰爭紀實》中有所描述：
“林彪聽取了一縱、六縱關於長春外圍的匯報，眉頭緊鎖。看來長春的國民黨軍隊並非想象的不堪一擊，還有相當的戰鬥力。如果硬攻長春，目前沒有絕對把握。”[[l]]
大房身機場戰役的影響在林彪5月29日給毛澤東的報告中明確地表露出來。林彪詳細地陳述了大房身戰役。並對今後如若強攻長春做了最壞的預設：“此種戰鬥絕非一個猛攻所能拿下，而須逐屋逐堡地奪取。……甚至有可能打到我最大部分部隊每連隻剩下一二十人或二三十人，無力繼續維持進攻，……必致形成自然的停止攻擊與退出。”
因此，林彪提出建議：“改變硬功長春的決心，改變對長春以一部分兵力久困長圍。”
大房身機場戰役的軍事意義在於最終促成林彪放棄強攻長春的計劃，並改用以“餓殍戰術”圍困困長春[[li]]。
4）林彪對實施“餓殍戰術”結局的預盼
第二次“長春之戰”前夕，林彪一次軍事研討會上大講他的所謂戰術思想。“一點兩麵”、“三三製”、“四快一慢”講得天花亂墜、頭頭是道。但是，在第二次“長春之戰”的實際操作中，林彪既不要求部隊快速前進，也不要求部隊快速擴張和快速追擊。所剩之事隻有“一慢”，慢到在圍城之後，“總攻擊開始的時機”可以無限期之拖延，一拖就是5個月——這就是林彪的“餓殍戰術”。
林彪實施“餓殍戰術”的主要手段是“糧禁入”和“人禁出”，以期民兵爭食，使城中斷糧的局麵盡早出現。林彪對長春城斷糧後的局麵還有另外的預盼。
林彪企圖通過實施“餓殍戰術”造成民與兵爭食的局麵，加劇並“造成整個長春的混亂、恐懼，使敵人增加困難”之局麵盡早出現。一旦全城斷糧“長市的老百姓俄得沒有辦法的時候，大家鬧起來，進行暴動”[[lii]]。
長春被圍之初，市民大約50萬，而國民黨駐軍數超過10萬。軍民數比例為5：1。林彪手握雄兵百萬，都不敢和長春守軍決一死戰，卻企盼赤手空拳的老百姓和全副美式裝備的國民黨軍隊相抗爭，真是異想天開。正是林彪的異想天開把數十萬長春百姓送上了餓殍之途。
5）重演阿萊西亞戰役
二戰期間，林彪曾長期滯留在蘇俄，係統地學習了西方軍事學。對歐洲曆史上的著名戰例了如指掌。其中包括古羅馬時期的阿萊西亞戰役。
阿萊西亞之戰發生於公元前52年的九月。作戰的一方是凱撒指揮的羅馬軍團，作戰的另一方是阿維爾尼人韋森蓋托裏克斯領導的高盧聯軍。
阿萊西亞是高盧地區曼杜比伊人居住區域裏的一座要塞，周圍被河穀圍繞，防禦性能非常好。由於強攻沒有勝利的把握，凱撒決定圍困阿萊西亞。為了徹底切斷要塞與外部的聯係，凱撒下令環繞要塞修築了內外兩道圍牆。內圍牆長18公裏；外圍牆長21公裏。兩道圍牆之間相距120米。
阿萊西亞城內的糧食儲備不多。韋森蓋托裏克斯決定把婦女兒童驅逐出城外，希望凱撒會網開一麵，讓這些平民百姓出去。但凱撒下令不許放平民、婦女兒童出牆。因此這些人滯留在內圍牆和阿萊西亞城牆之間，最終全部被餓死。
韋森蓋托裏克斯曾幾次試圖在援軍的支持下裏應外合打破凱撒的包圍圈，但均遭失敗。最後韋森蓋托裏克斯向凱撒交出了自己的武器，結束了阿萊西亞之戰。
阿萊西亞之戰中的“餓殍戰術”在長春之戰中被複製。阿萊西亞市民的死亡方式也同樣被複製：阿萊西亞的平民、婦女兒童多死於內圍牆和城牆之間的無人環形地帶。而長春城的諸多死難者多死於長春城外兩軍卡哨之間的開闊地。
其實，在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複製羅馬阿萊西亞之戰的人並不是林彪，而是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曾國藩曾國荃兄弟。
1860年5月，曾國藩命曾國荃、彭玉麟率水陸兩軍圍困安慶城。
在安慶城外，湘軍沒有像羅馬軍隊圍困阿萊西亞時那樣高築牆，而是挖掘了兩道深溝大壕。內溝壕禦安慶城城內之敵，外溝壕禦安慶城外之援兵。
太平軍斷糧後以人為食，拒不投降。被圍困17個月後，湘軍攻破安慶城。湘軍入城後發現，城中民宅釜中尚餘人脯。見此慘狀，水軍統帥彭玉麟作《攻克安慶省城詩》，其中有“釜中餘炙存人脯，梁上饑鳥作鬼聲”[[liii]]之句。
曾國藩兄弟將太平軍及其占領區的百姓統稱為“狗逆”，決意“宜多殺不可假仁慈”[[liv]]。如做類比，國軍與湘軍，東野與太平軍，均屬同類。但是，安慶慘劇86年後居然在長春城反向重演。
中國自古有“春秋無義戰”之說。
“春秋無義戰”的思想來自孔子——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lv]]。“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武王伐紂的西周時代。“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則是五霸七雄的春秋戰國時代了。孔子以為即使天下無道，最壞的情況也隻是庶人有議。而“征伐由庶民出”是孔子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何為“無義”？禮崩樂壞，狂狡有作，自己製則，事不稽古[[lvi]]。“無義”之舉可舉，剩下的事情當然隻有無恥和無道了。
在現代人的眼光中征伐自誰人出已不重要。但是無恥和無道居然可以稽古效仿。“長春餓殍之戰”之野蠻，之陰損，之豪無人性堪比奴隸社會中坑俘四十萬的長平之戰，和同樣使用過“餓殍戰術”的阿萊西亞之戰。
第二次“長春之戰”實現了“不戰而屈人之兵”之目的，但誰人敢說“餓殍之戰”的策劃者林彪是一個善者？
四、長春被圍困期間究竟有多少人被餓死？
在討論長春城被圍困期間究竟有多少人被餓死之前，先討論一個問題：長春城何時斷糧？
（一）長春城何時斷糧？
史料記載，無論是鄭洞國的新七軍還是曾澤生的六十軍，在他們放下武器之前都沒有斷糧。更有資料顯示，新七軍的存糧甚至可以吃到第二年的春天。所以“長春城何時斷糧？”的更準確提法是“長春城的老百姓何時斷糧？”
1948年3月1日，國民黨長春市市長尚傳道上任伊始，就開始籌集糧食。3月4日，尚傳道將中央信托局長春分局貯存的100萬斤大豆全部買下。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正是有了這批大豆，保證了公教人員不致餓死。
大約4月中旬，鄭洞國讓尚傳道先生進行過一次戶口清查和餘糧登記。
進入5月後，尚傳道按當時市內的居住人口和存糧數，及市內存糧對全市又進行過一次普查，發現民間存糧隻夠吃到七月底。為此，鄭洞國焦慮不安，一麵屢電衛立煌加緊空運補給，一麵命人絞盡腦汁地繼續在市內及四郊搜購糧食。
國民黨長春軍政首腦鄭洞國和尚傳道預計長春民間的存糧可以吃到7月底。但是長春百姓斷糧情況的出現比預想的要早得多。由於東野“糧禁入”的做法從4月中旬就已經實施，所以，進入6月後，長春局部地區和個別家庭斷糧的情況就已經開始出現。
據東北野戰軍總部《陣中日記》記載，從6月1日到5日，長春已有難民二、三百人經孟家屯外逃。大孤榆樹難民無飯吃，搶東野警戒部隊飯吃[[lvii]]。
6月28日，長春大批饑民到康德會館後院糧庫，衝破警戒，搶糧充饑。國軍和警察開槍彈壓，造成多人死亡[[lviii]]。
自7月以來，街市上已有餓殍出現。許多百姓因糧食吃光或被軍隊搜光，隻得靠吃樹葉、草根度日，結果因身體極度虛弱而病死、餓死的人愈來愈多。有的人在街上走著走著，突然倒下就死了，屍首也無人安葬。後來街市上甚至出現了賣人肉的慘劇[[lix]]。
由此可見，東野4月下旬開始圍城，百姓斷糧的情況在6月初就已經開始出現。7月初，街頭餓殍的出現是全城百姓全麵斷糧的警示性信號。百姓全麵斷糧的時間比鄭洞國和刷尚傳道之預計提前一個月到來與國民黨士兵對市民實施搶劫有直接關係。尚傳道在統計糧食夠吃時限的時候，並沒有將國軍士兵搶糧的因素考慮進去。
據鄭洞國回憶：全城開始斷糧後，國民黨新七軍的日子還好過些，而第六十軍的處境就非常困難。自長春被困以後，六十軍官兵先是吃豆餅摻高粱米，以後高粱米吃光了，隻好去酒坊挖陳年酒糟來吃。有的連酒糟也挖不到，隻好去搶。特別是第六十軍暫五十二師官兵，一見哪家居民煙囪冒煙，便去搶糧，弄得那一片防區內的老百姓有點糧食也不敢舉炊，怨聲沸沸。長春市長尚傳道先生曾在國民黨《中央日報》、《長春日報》上披露了此事，並宣傳餓死不搶糧，凍死不拆房。結果引起了六十軍軍長曾澤生很大不滿，他為此事專門找鄭洞國，氣憤地提出抗議。鄭洞國隻好撫慰一番，並替尚先生作了些解釋，委婉地勸他盡量設法約束士兵，免生意外。
“餓殍戰術”實施下的長春已成弱肉強食之叢林，有槍者存，無槍者亡！
（二）關於長春城被餓死人數的九種說法
那麽，在林彪對長春實施“餓殍戰術”期間，長春城究竟有多少人被餓死？下麵列舉關於長春被餓死的饑民人數之九種說法。
1）國民黨長春市市長尚傳道的說法
原國民黨長春市市長尚傳道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根據人民政府進城後確實統計，由於國民黨‘殺民’政策餓、病而死的長春市民共達十二萬人。人民政府進城後，在卡哨內外地區掩埋屍體約8萬具。”[[lx]]
2）鄭洞國將軍的說法
當年長春守軍總指揮鄭洞國在回憶錄中寫道：
“我奉命防守長春時，該市哨卡線內外居民有五十餘萬人，加上軍隊、軍官眷屬、公教人員及警察近七十萬人。我當時就預感到，今後欲長期固守，糧食將是一個極為關鍵的問題。”[[lxi]]
“長春之戰餓死太多人！長春究竟死了多少人，各方均有統計。但難有統一的權威數據。無論按照哪一方的估計，因饑餓而死的長春市民都不下十萬。”[[lxii]]
3）國民黨《中央日報》的說法
1948年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報》在一篇《長春國防守經過》中寫道∶“據最低的估計，長春四周匪軍前線野地裏，從六月末到十月初，四個月中，前後堆積男女老少屍骨不下十五萬具。”[[lxiii]]
4）國民黨戰犯段克文的說法
段克文是1975年被中共最後一批釋放的戰犯中的一員。被釋放後離去了美國。段克文生前留下《戰犯回憶》一書。網上傳言段克文在《戰犯回憶》中說長春圍城期間餓死了65萬人。而署名“林同”的作者在段克文去世時寫的紀念文章《另一版本的戰犯改造：牢底坐穿的段克文》文中說：
“段克文所著卅萬言巨著《戰犯自述》，給世人寫下了不少珍貴的史料。早在沈陽軍區張正隆中校撰寫“雪白血紅”前十四年，他就向外界揭露了長春圍城時的慘景：城內羅掘俱窮，饑民吃完了曲子麵、樹葉子、米糠、番瓜藤後，更出現格殺兒童煮食的恐怖事件。難免群逃到城外尋食時，共軍卡哨開槍狙擊，死屍遍地，腐臭難聞，餓死民眾不少於十六萬。”[[lxiv]]
5）日本人的說法
日本曾出版過一些當年從滿州回歸者的回憶錄。其中比較有名的是後來任日本一家保險公司總裁的回歸者撰寫的。當時他就在“滿州國”首都“新京”（長春）。解放軍把長春包圍起來後，國民黨本想遣送這些日本人回國，但對外的交通已被完全切斷。後來城裏的糧價飛漲，呆在城裏已活不下去，他就和三個日本人打算一起逃出去。結果城外林彪部隊設置了鐵絲網防線，根本出不去。他們身上帶的一點糧食又被中國強盜搶走。他們在長春城外的荒野上露宿了三個星期，每天靠吃野草度日。他的兩個同伴都餓死了。他自己最後從野狗挖的狗洞中爬出鐵絲網防線，一路討飯來到沈陽，找到日本人遣送團，才得以生還回國。據他說，長春城外到處都是餓死者的屍體，他親眼看到中國人吃人肉的情景。當時日本新聞界估計，在長春被圍困期間餓死約二十到三十萬人。當時留在長春的日本人的大部份也都被餓死了[[lxv]]。
6）解放軍作家張正隆的說法
1989年8月，解放軍作家張正隆的長篇報告文學（紀實小說）《雪白血紅》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正式出版。張正隆在《血紅雪白》中，自1949年後第一次向世人公布了第二次“長春之戰”的真相。張正隆在書中發出質問：“對於草民百姓的遍地餓俘和白骨呢？瞬間的屠殺與慢慢地餓斃，其間有殘忍與人道之分嗎？”
關於長春饑民的死亡人數，張正隆寫道“圍困戰前，居民為五十萬左右。……戰後長春隻剩下十七萬人……長春和廣島死亡人數大致相等。廣島用九秒鍾，長春是五個月”。
死於日本廣島原子彈爆炸的人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原子彈爆炸後當即死亡者，大約8.8萬人。第二類是因遭受核輻射的死亡者。這個死亡過程持續了近二十年。這兩類死亡人員之總數合計25萬。
張正隆認為第二次“長春之戰”中被餓死人數到底是8.8萬還是25萬，隻好由讀者自行判斷了。
7）解放軍作家劉統的說法
另一位軍旅作家劉統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國革命戰爭紀實解放戰爭東北卷》一書中披露了與兩次“長春之戰”有關的很多信息。
關於在第二次“長春之戰”中被餓死的饑民人數，劉統先生認同尚傳道的說法，即“12萬人死亡！這個驚人的數字遠遠超過遼沈戰役中敵我雙方傷亡的總和。”[[lxvi]]
8）中科院院士王大珩的說法
中科院院士，光學專家王大珩1948年曾到過剛剛經曆過“餓殍之戰”的長春城。長春慘狀給王大珩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王大珩後來在回憶錄《我的半個世紀》中寫道：
“我剛到長春的時候，長春城戰後的那副樣子簡直是滿目瘡痍。整個城裏找不到一棵有皮的樹。在幾年前那場長達5個月的圍困戰中，城裏所有的樹皮都被老百姓扒光了，吃掉了。先從榆樹皮吃起，待榆樹皮扒完以後就不管什麽樹都扒，都吃了。聽說後來連吃死人肉的都有。據說，那一次長春城裏活活餓死了15萬人！”[[lxvii]]
9）龍應台的說法
台灣作家龍應台在她的《大江大海1949》書中這樣估算在長春被餓死的饑民數：
“圍城開始時，長春市的市民人口說是有五十萬，但是城裏頭有無數外地湧進來的難民鄉親，總人數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萬。圍城結束時，共軍的統計說，剩下十七萬人。你說那麽多‘蒸發’的人，怎麽了？餓死的人數，從十萬到六十五萬，取其中，就是三十萬人，剛好是南京大屠殺被引用的數字”。
很清楚，龍應台的“30萬”不是統計值，是計算值，是兩個端點數字（10萬和65萬）的算數平均值。
一般而言，自然人在斷食且飲水的狀態下，生命之延續一般不超過12天。
如果8月間，蔣介石下令將家中餘糧不夠吃到9月份的百姓統統趕出長春時，林彪部隊能夠網開一麵，開閘放人，就不會有那麽多的人被活活餓死。
死亡人數在戰爭中既是一個常數也是一個變數。作為軍事家要考慮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戰果。但是，林彪在第二次“長春之戰”中采用“餓殍戰術”之本質卻是用百姓的生命置換軍人的生命；用百姓的死亡置換軍人的死亡；用百姓被活活餓死的漫長煎熬過程置換戰士瞬間飲彈殞命的短暫過程。林彪之“餓殍戰術”所置換掉的是軍人戰死沙場的天職和榮耀。
林彪本人在使用“餓殍戰術”的過程中所置換掉的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情感和人性。林彪使用“餓殍戰術”最終置換掉的是他本人與芸芸眾生一樣都曾擁有過的那一點點“人之初”。
五、楊濱發出拯救生靈的一封信
1948年4月19日，第二次“長春之戰”爆發第二天，蔣介石在南京的選舉中當選總統。
十天後，“五一勞動節”前夕，中共發表“五一口號”。其中首條口號即將中國人民解放軍定義為“中國人民的解放者”，並預祝“各路人民解放軍的偉大勝利！”。
5月20日，蔣介石在總統就職儀式上發表演說，蔣說，今天的戡亂軍事，決不是黨派意氣之爭，更不是什麽得失利害之爭，乃是民主對極權、統一對禍國、人道對殘暴、生存對毀滅的全民族救亡自救的戰爭。
然而，此時之長春已被圍困一個月。林彪“餓殍戰術”之惡意已初現端倪。長春城6月初開始斷糧。斷糧直接後果就是城內天天有人被活活餓死。
從7月初開始，長春城內已有餓殍出現。“餓殍戰術”每維持一天，就有數以百計，數以千計的人被餓死。到了九月上旬，長春城內外已是餓殍遍地，活脫脫一座人間地獄。將長春城的百姓全部統統餓死的可怕結局已經顯現。
但是，無論是中共之所謂的“中國人民的解放者”進行的解放戰爭，還是蔣介石之所謂的“全民族救亡自救的戰爭”都不能遏止林彪的“餓殍戰術”在長春城的公然實施。誰來拯救長春城尚存的十七萬百姓呢！
就在這個黑暗的時刻，終於有一個人站了出來。曆史應該記住他的名字：楊濱。是楊濱的一封信拯救了一息尚存的十七萬長春饑民。
楊濱，安龍縣龍廣鎮人，布依族，原名楊重。1934年畢業於雲南教導團。1935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受共產黨組織安排潛入國民黨六十軍工作。抗戰初期，隨國民六十軍投入台兒莊戰役，堅守禹王山陣地。二戰結束後，隨六十軍開赴越南接受日軍投降。
1946年，隨六十軍開赴東北。該部隊中共地下黨的工作由楊濱負責。1947年10月，楊濱脫離六十軍回到解放區哈爾濱，曾任東北軍區政治部前方辦事處副處長。
1948年9月上旬，楊濱根據自己掌握的情況從長春郊區的九台縣給東野總政治部發出了一封信，要求東野總部立即放棄“餓殍戰術”，即刻放行並救濟長春饑民[[lxviii]]。
楊濱在信中寫道：“數萬難民便被阻止在敵我哨卡的真空地帶活活地受餓挨凍，已經餓死了不少，”“假如還要這樣圍困下去，長春基本群眾可能全部餓死”，“我們提出這個問題，主要不是從仁慈觀點出發，而是今天我們要不要老百姓的問題。國民黨反動派不要老百姓，堅決把窮苦老百姓趕出卡哨外邊來。而我們也堅決不要他們進來，讓他們在兩卡哨的中間餓死，我們覺得這是值得考慮的”。
接著，楊濱在信中逐條批駁了林彪實施餓殍戰術，堅決不讓老百姓出城的兩條戰術企圖：
針對林彪及東野總部企圖通過實施“餓殍戰術”造成民於兵爭食的局麵，達到“造成整個長春的混亂、恐懼，使敵人增加困難”之目的，楊濱在信中寫到：“……是敵人采取了主動，把城裏遭受這饑俄的貧民一概趕出哨卡來，所以事實上沒有增加敵人多少困難。相反的，敵人采取了高物價政策，把糧食價格提得很高。隻要有（糧），全部搜刮。逼得老百姓不得不離開長（春）市。”
針對林彪及東野總部企圖通過實施“餓殍戰術”達到逼迫“長市的老百姓俄得沒有辦法的時候，大家鬧起來，進行暴動”之目的，楊濱在信中寫到：“其次是市民鬧起來或暴動的問題，長（春）市敵武裝約10萬人，而市民全部約共50萬人（現在已不足此數），其中一半是婦女，極大一部分是老弱殘廢。就是說，長（春）市青壯年總數也不過10萬人。因此，要靠這些沒有槍杆的人起來與拿著槍杆的十萬武裝部隊進行鬥爭，是不可能的，這僅是一種想象。”
針對林彪及及東野總部在實施“餓殍戰術”中以“攜帶上繳武器”為放行饑民出城的條件，楊濱在信中建議：“1、應該把真正的難民適當收容救濟，進入我解放區；劃定一定的難民區，有計劃地收容。2、規定所有攜帶武器及軍用物資者（軍人例外），一律不得作為進入我區的條件，而是規定獎金。”
林彪於9月9日已向中央軍委發出電報《關於圍困長春情況向毛主席報告》，其中已流露放棄“餓殍戰術”的想法，即“餓死太多，影響不好”。但仍在等待中央軍委的裁定。
有記錄表明，楊濱的信由圍城指揮部送交東野政治部主任譚政手中。譚政讀罷，認為事關重大，即呈林彪羅榮桓。林彪看過楊濱的信後，不等毛澤東和中央軍委答複，9月11日就下達命令，放棄“餓殍戰術”，讓圍城部隊開放卡哨，允許難民通過，並開始組織救濟難民[[lxix]]。
楊濱的信發出的具體時間無據可考。筆者猜測，東野政治部收到楊濱的信的時間應該是在9月9日到9月11日之間，或9月9日之前。或許林彪發出的“9-9電報”也與楊濱的這封信有直接關係。
1990年12月29日，楊濱先生病逝於上海，享年78歲。
六、李作鵬與“長春餓殍之戰”
第二次“長春之戰”已經過去了66年。國共雙方參與第二次“長春之戰”的將領基本都已作古。在這66年間，隻有當年國民黨的守城將領鄭洞國在他的遺囑中留下了懺悔的文字：
“多少年來，每每回憶起長春圍城時的慘狀，我都不免心驚肉跳，尤其對長春人民當時所遭遇的巨大災難和犧牲，更感到萬分的痛苦和歉疚。此生此世我都愧對長春的父老百姓。”[[lxx]]
東野方麵晚年著書著文者不少。但沒有一個人在晚年，在行將就木的時候對當年在長春被餓死的數十萬百姓說過一句懺悔和道歉的話。
林彪“死黨”李作鵬、吳法憲、邱會作生前都留下了自己的回憶錄。吳法憲和邱會作及其部隊沒有參與第二次“長春之戰”。而李作鵬則參與了對長春的圍困，是林彪“餓殍戰術”忠實的執行者。但是，李作鵬在回憶錄中非但沒有對實施“餓殍戰術”，導致長春城數十萬饑民被活活餓死的做法有絲毫的懺悔，竟然在回憶錄中回避史實，歪曲曆史，企圖掩蓋曆史真相。
在《李作鵬回憶錄》的尾部，附有一個《李作鵬生平》（後簡稱《生平》）。《生平》中按時間排序，注明了李的任職時間及其任職期間的重要作為。但是，敘述到第二次“長春之戰”前後時段時，《生平》是這樣寫的：
“1946年11月，任東北民主聯軍第一縱隊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參加了“三下江南”戰役和1947年的夏季、秋季、冬季攻勢。
1948年6月任東北人民解放軍第六縱隊副司令員兼第十六師師長。
1948年10月在遼西遼西，指揮兩個師的部隊，切斷廖耀湘兵團向沈陽的退路。殲敵兩萬八千餘人，對全殲廖耀湘兵團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為遼沈戰役的偉大勝利作出了突出貢獻。”[[lxxi]]
上述文字在敘述李作鵬參加完1947年冬季攻勢後，進入了一個大約8個月的表述空白期（第二次“長春之戰”階段），然後直接敘述1948年10月李作鵬參加遼沈戰役的情況。
《生平》中涉及第二次“長春之戰”時段的有關的文字僅為半句話，即：
“1948年6月任東北人民解放軍第六縱隊副司令員兼第十六師師長”。
李作鵬就任六縱隊副司令員兼第十六師師長後都做了些什麽？《生平》竟無一字表述。
《生平》顯然是在刻意回避“李作鵬就任六縱隊副司令員兼第十六師師長後都做了什麽？”。那麽，我們就來討論“李作鵬就任六縱隊副司令員兼第十六師師長後都做了什麽？”：
第一個問題：李作鵬何時就任六縱副司令員並兼任第十六師師長？
首先應該指出，李作鵬就任六縱任副司令員並兼任第十六師師長的時間不是如《生平》所說的1948年6月，而是1948年4月。
1948年3月23日東野各縱隊參謀人員聚集雙城總部，參加“東北野戰軍參謀會議”，會議曆時18天[[lxxii]]。參謀工作會議即將結束的一天，林彪找李作鵬談話。談話中林彪說：“現在決定調你到六縱任副司令員兼第十六師師長。”李作鵬當即表示服從組織安排。會議結束後，李作鵬回一縱交接工作，隨即趕到六縱報到。李作鵬就職第二天，就接到林彪命部隊向長春西北的小合隆鎮運動，封鎖長春大房身機場的指示[[lxxiii]]。
也就是說，李作鵬出任六縱任副司令員並兼任第十六師師長的時間不是1948年6月，而是1948年4月17日，即第二次“長春之戰”開戰的前一天。
第二個問題：李作鵬就任六縱副司令員後都做了些什麽？
《李作鵬生平》在列寫“李作鵬出任第六縱隊副司令員兼第十六師師長”這段文字後，並沒有同時如實寫明在整個“第二次“長春之戰”期間，即東野對長春全麵實施“餓殍戰術”的全部時段內，李作鵬及其六縱和第十六師到底都做了些什麽。《李作鵬回憶錄》中隻是敘述了與一些軍事戰鬥有關的事件，例如大房身機場戰役。而對如何實施林彪的“餓殍戰術”李作鵬在回憶錄中則一概不予提及。
但是，史料證明李作鵬及其部隊參與了對長春的圍困和實施“餓殍戰術”。
李作鵬出任第六縱隊副司令員並兼第十六師師長後，除了5月23日率部攻占長春大房身機場，斷絕長春的空中補給通道的純軍事行動之外，還有如下動做：
5月30日，黃永勝為司令員李作鵬為副司令員的六縱進入城南、城東防區，執行東野總部向長春圍困部隊下達了嚴密封鎖長春的命令，即嚴禁糧食進城和百姓出城，“要使長春成為死城”。
東野圍城後，長春難民仍有二、三百人經孟家屯外逃。大孤榆樹難民無飯吃，搶東野警戒部隊飯吃。東野總部5日命令“六縱派一個營去孟家屯封鎖敵人，派得力幹部檢查，不許長春居民出來，增加糧食負擔”。
6月7日，六縱指揮部下命令要“教育部隊不要有片麵群眾觀點和同情心，以免妨礙封鎖和殲滅敵人。”
6月22日，東野總部圍城指揮部重新調整圍城部隊的部署。六縱第十八師仍參與圍城，六縱其他兩個師後撤，但是仍駐紮在長春城南部地區。
直至9月29日，六縱方才從“長春以南範家屯以東地區出發，向沈陽以西急進”[[lxxiv]]。
由此可見，黃永勝李作鵬共同指揮的六縱幾乎參與了林彪以“餓殍戰術”圍困長春的全過程。
所以《李作鵬生平》應做如下修改和補寫：
“1948年4月東野發動第二次‘長春之戰’前夕，李作鵬出任六縱副司令員兼第十六師師長。李作鵬忠實執行了東野總部‘要使長春成為死城’的命令，並參與圍困長春城的行動。其結果是最終迫使守城國民黨守軍起義和投誠，並致使數十萬長春市民被餓死。”
如果為了更加明確李作鵬及其六縱在餓殍“餓殍戰術”中應負的責任，《李作鵬生平》中可以多寫一句話：“六月中旬以後，東野重新部署圍城部隊，六縱第十八師繼續參與圍困長城，李作鵬為師長的第十六師脫離長春圍城現場，駐紮長春城南郊。”
第三個問題：李作鵬有意不注明林彪“9-11命令”的發布時間，意在混淆視聽.
為了給讀者造成一種印象，即在整個第二次“長春之戰”中，林彪及東野從未對長春城實施過“餓殍戰術”，而是圍城伊始就積極救濟出城的難民，《李作鵬回憶錄》書的《南下作戰部署與繼續圍困長春》一節中專門抄錄了一段東野總部的指示——“對出城之難民，應動員地方黨及軍隊的力量，盡一切可能組織救濟”[[lxxv]]（後簡稱“東野指示”）。
這段“東野指示”之所以會給讀者對造成誤解，是因為李作鵬在引用在這段“東野指示”之前後，均沒有說明這個似乎充滿人道主義精神的“東野指示”是何時頒布的。
如前文所述，6月5日，林彪發布的“六五規定”中已明確規定：“為反對長市敵人之人口疏散政策，對長市內出來之人民必須予以阻攔，凡能堵回去者，務必堵其回去，使敵對城市人口不能大量與迅速疏散，而達成其減少糧食之困難。”
很顯然，李作鵬抄錄的“東野指示”與林彪發布的“六五規定”是格格不入的。如果李作鵬抄錄的“東野指示”是在4月至9月間發布，就不會有數十萬長春居民被餓死的情況發生。
問題的關鍵在於，李作鵬回憶錄中抄錄的那段與林彪“6-5命令”相違抗的“東野指示”到底是何時頒布的呢？
在劉統所著《東北解放戰爭紀實》書的第551頁，全文刊載了1948年9月11日林彪關於棄用“餓殍戰術”的電文。電文中說：
“從即日起，阻於市內市外之長難民。即應開始放行。凡願意出來者，一律準其通過。因長春民食早已用盡，如不放出，將使市民大批餓死。望你們以此作出計劃，分批地但又是盡早地開放，做到於十天內放完。對出城難民，應發動地方黨和軍隊力量，盡一切可能組織救濟，……”。
原來，李作鵬作引“對出城之難民，應動員地方黨及軍隊的力量，盡一切可能組織救濟”的“東野指示”就是林彪最終放棄“餓殍戰術”的“9-11命令”。此命令的下達時間是9月11日。而截至到9月11日，已有成千上萬的長春市民被活活餓死了！
林彪在實施“餓殍戰術”105天後放棄“餓殍戰術”。李作鵬作為東野高級將領和曾經的圍城部隊的首長對這段曆史當然心知肚明。但是在《回憶錄》中，李作鵬卻移花接木，張冠李戴，混淆視聽，妄圖改寫曆史，真是可恥啊。
從“李作鵬在獄中向毛澤東乞求吃肉”談開去
談及長春城被餓死的饑民不得不提及《李作鵬回憶錄》中涉及李作鵬向毛澤東乞求吃肉的一個情節：
“九一三事件”爆發後，李作鵬被關押在某部隊營地中。因夥食標準與戰士相同，引起李作鵬不滿。於是上書毛澤東周恩來，要求提高夥食標準。毛澤東也很通情達理，批示：黃、吳、李、邱應該吃好，有資格吃好。毛指示下達後，李的夥食標準大幅度提高，每天有魚肉吃，過節和周日還有酒喝。多年後，在《回憶錄》中談及此事，得意洋洋，在曆數自已的革命功勞後，說：“因此‘有資格吃好’，我問心無愧。”[[lxxvi]]
關於李作鵬乞求吃肉的故事還有另外的版本：
曾經給李作鵬做過辯護律師的張思之在回憶文章說，李作鵬曾給他講過一個故事：
“……關了一陣子以後，有一天，飯送來了，我一下子把飯桌掀翻，衝他們吼了起來：‘沒肉不吃！老子要吃肉！’後來聽說，毛作了三點批示：‘我們現在有條件給他們吃好些。他們有資格吃好些。我們應該讓他們吃得好些。’最高指示一出，夥食立刻改善。有了肉，我又提出要喝牛奶，接下來，又要水果。”[[lxxvii]]
李作鵬嗜酒嗜肉成性。1946年四平保衛戰失利，冬野戰士近萬人陣亡。但是，潰敗途中，到達舒蘭後，李作鵬既不架設電台，也不和失散的部隊聯係，居然有心情喝酒吃肉。李作鵬的酒桌被怒不可遏的林彪掀翻。林彪斥責李作鵬“醉生夢死”。如果盛怒之下林彪一槍斃了李作鵬，在那種非常時期也未嚐不可，還可留下一段整肅軍紀之佳話。
民以食為天！為活命，百姓乞食；為解饞，李作鵬乞酒求肉，都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在一本洋洋百萬言的《回憶錄》中，在談及自身夥食被改善時就喋喋不休，得意忘形。而談及數十萬長春百姓被活活餓死的曆史時，就公然扯謊，——就沒有了公道和廉恥。
筆者倒是很想問問李作鵬：你自然是“有資格吃好”，那麽，1948年被餓死的數十萬長春居民當年是否“有資格”得到一口不至被餓死的口糧呢？
1958年，李作鵬撰文《東北戰場上的遼沈大決戰》（後簡稱《大決戰》），此文被載入軍史叢書《紅旗飄飄》。“文革”期間，李作鵬將此文修改後，收入吹捧林彪的文集《光輝的榜樣》。晚年李作鵬在寫回憶錄時，又將《大決戰》一文幾乎全部謄抄過來。
李作鵬的謄抄做法說明，李作鵬對長春之戰的認知水準還停留在五十年代和文革期間。在整整半個世紀的歲月中，李作鵬從未對“長春餓殍之戰”進行過絲毫的反省，即使身陷囹圄，麵對鐵窗之時，李作鵬也隻知向毛澤東乞肉乞酒，而拒絕對當年親自指揮部隊實施“餓殍戰術”將長春老百姓活活餓死的做法進行絲毫的懺悔。
李作鵬終年95歲，卻至死拒絕對長春死難者做出道歉，此等頑劣真是枉壽高齡。
七、李敖應讀劉統書
龍應台用四年的時間撰寫了《大江大海1949》一書。書中涉及了當年“長春之戰”餓死饑民的史實。不知何故，龍先生的書惹得李敖不高興了，還專門撰文《龍應台“大江大海”騙了你》（後簡稱《騙了你》），李敖在《騙了你》文中指責龍先生對長春圍城所知甚少。
但是，在讀過李敖的《騙了你》後，筆者發現，李敖也存在著資訊不暢的問題。
為了說明“餓殍戰術”（李敖稱為“饑民戰術”）的責任方不在東野，而在蔣軍，且東野在圍城期間還救濟了長春的難民。李敖專門引用了一段《肖勁光回憶錄》中的一段文字，現抄錄如下：
“……在前沿和後方設置了大大小小的難民收容所數十個，有計劃地收容難民、疏散難民。開始，我們工作缺乏經驗，給餓苦了的群眾吃飯沒有限製，結果有些群眾在久餓之後突然進食過多，胃腸負擔不了，脹死了。接受教訓，以後收容的難民就先吃兩天稀飯，逐漸增加飲食，避免了類似情況的發生。對收容的難民，及時的疏散到各地去，有的單位還利用難民回去做偵察或瓦解敵軍的工作。圍城期間，難民委員會共發放了四千噸救濟糧，六億元救濟金及五百斤食鹽。為了救濟長春市的難民，減輕當地解放區群眾的負擔，我們的戰士迅速自覺地開展每人每月節約一斤糧的運動。……”
肖勁光的這段文字出自《肖勁光回憶錄》第14章《卡住敵人的脖子》[[lxxviii]]。現在，我們就來分析一下被李敖引用的肖勁光的這段文字。
首先，應該計算一下4千噸糧食、6億元救濟金和500斤食鹽的救濟效果。
如果將6億元救濟金也折合成糧食，按照4萬元/斤高粱米計算（長春城內是2,800萬元/斤高粱米），隻能購得不足8噸的糧食，也就是說東野為長春饑民準備的救濟糧總數大約為4,008噸。
長春城被圍困前的居民數是55萬（另有75萬-100萬之說）。按照鄭洞國的說法，7月初長春城街頭已經有餓殍出現，說明長春城在7月初已經開始斷糧。不算國民黨軍隊對糧食的需求量，僅55萬居民每天的糧食消耗按每人半斤（！）計算就是13.75萬公斤，折合成噸就是137.5噸。從7月初開始計算，到10月20日鄭洞國放下武器那一天，合計112天，共需要的糧食總量是15,400噸。如果按9月11日東野放棄“餓殍戰術”那一天計算，合計73天，共需要的糧食總量是10,037噸。可見，無論是15,400噸，還是10,037噸的糧食缺口用4,008噸如何補得上？
再計算一下500斤鹽的救濟效果。按每人4克/天計算，55萬人每天鹽的攝入量是2,200公斤，即4,400斤。從7月初開始計算，到9月11日或10月20日止，合計73天或112天，共需要的食鹽總量是321,200公斤或492,800斤。可見那區區500斤食鹽夠幹什麽的？
其次，肖勁光在這段文字中沒有明確注明難民救濟所成立的時間和發放4,000噸救濟糧和500斤食鹽的具體時間，隻是籠統地說“圍城期間”。而實際情況是，圍城5個月後的9月11日，東野才允許長春百姓出城覓糧，有組織的大規模救濟活動是9月11日才開始的。
那麽，肖勁光回憶錄中所說的部隊大規模救濟難民的情況到底是發生在什麽時候？
大陸解放軍軍史作家劉統先生在《東北解放戰爭紀實》一書中的第551-552頁也談到了肖勁光的這組數據。劉統書中與肖勁光這組數據相關的前後文字如下：
“……9月11日，林羅以東北野戰軍首長的名義電令肖勁光、肖華，放長春難民出城。電報全文如下：（略）
肖勁光等接到命令，立即傳達到各縱隊和獨立師。封鎖線的哨卡打開了，饑餓的百姓蜂擁而出。……，每天放出5,000人，10天放出5萬人。為了收容這些難民，圍城指揮部會同地方政府在前沿和後方設立了大大小小數十個難民所。……，圍城期間，難民委員會共發放了4千噸救濟糧、500斤鹽和6億元救濟金（東北流通券）……，然而圍城仍在進行，長春城內隻出不進，饑荒現象沒有絲毫緩解。”[[lxxix]]
事情很清楚。肖勁光所說的“設立難民收容所”和“發放4000噸救濟糧”都是在東野總部9月11日放棄“餓殍戰術”以後的事情了。
劉統先生在書中專門引用肖勁光的關於救濟難民的數據，並著重注明發生大規模救濟活動的時間點，有為肖勁光文字做注釋之用意。
問題很顯然，東野救濟難民的舉動不是發生在9月11日之前，而是發生在9月11日之後。如果東野在圍城的全部時間段內都允許饑民通過卡哨，即使不予以救濟，任其落荒而去，也絕不會有十數萬人被活活餓死的慘況發生。
李敖是名家。但就筆者的眼光看，李敖隻是一位資料學家。可是，在這次討論長春之戰的問題上，李敖先生沒有表現出一個資料學家應有的造詣。
李敖如果想在“長春之戰”的問題上發言，就應好好讀一讀《大公報》記者呂德潤先生的《春天裏的秋天》、張高峰先生的《我們要活命——長春50萬人民的控訴》以及王芸生先生的《可恥的長春之戰》，解放軍作家張正隆先生的書《血紅雪白》，以及解放軍作家劉統先生的書《東北解放戰爭紀實》。
結束語
林彪秉性硜執，心黑顏厚，一意孤行，不計後果。
1931年攻占漳州時，林彪縱兵當街拷打百姓索要財物，遭聶榮臻痛斥[[lxxx]]。
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林彪以“交學費”之說為大饑荒餓死千萬人做詭辯。
文革之前和文革期間，林彪大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最終反遭遺棄。奪機外逃，摔死在溫度爾汗。
但是，縱觀林彪一生，其人生最大汙點卻非策動指揮“長春餓殍之戰”莫屬。
2011年9月13日，林彪亡命溫度爾汗四十年之際，林彪之婿及黃、吳、李、邱之後前往溫都爾汗荒原祭奠林彪亡靈。據說，想起“九一三事件”之後各自家庭遭受的種種苦難，他們還哭了。
第二次“長春之戰”已經過去66年。長春城下數十萬餓殍之千傾白骨早已化為泥土。林彪的孝子賢孫們為什麽不也去長春城下祭奠一下那數十萬因他們的父輩實施“餓殍戰術”而被活活餓死的同胞之亡靈呢。如果在長春城下，麵對浸化了那數十萬餓殍之千傾白骨的黑土地他們也能流下同情的眼淚，說明他們心中的良知未泯，公正尚存。
張正隆先生說過：“為了這種亙古未有的慘絕人寰的悲劇，不再在我們的黑土地、黃土地和紅土地上重演。為了中國普通老百姓的權利、人格、尊嚴和價值，不再被漠視、踐踏。我們是不是應該在這片黑土地的白骨之上建一座碑？那碑文是現成的。”
是的，那碑文是現成的：
長春之戰是無義之戰。長春之戰是不義之戰。長春之戰是可恥的。
初稿2014年4月18日廣西北海
終稿2014年6月21日北京植物園
[[i]]劉統《中國革命戰爭紀實解放戰爭東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140頁。
[[ii]]劉統《中國革命戰爭紀實解放戰爭東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144頁。
[[iii]]劉統《中國革命戰爭紀實解放戰爭東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144-145頁。
[[iv]]白先勇《戰後國共東北之爭》，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2100968931.html。
[[v]]劉統《中國革命戰爭紀實解放戰爭東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28頁。
[[vi]]白先勇《戰後國共東北之爭》，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2100968931.html。
[[vii]]維基百科，四平戰役，http：//zh.wikipedia.org/wiki/四平街會戰/。
[[viii]]張刃《兩次長春之戰與三位報人的命運》，《炎黃春秋》2013年第10期。
[[ix]]《春天裏的秋天》是巴金1932年基於當時泉州社會現實創作的小說。小說描寫了一對青年男女在封建專製家庭摧殘下愛情的悲劇，是一個“溫和地哭泣的故事”，也是“整整一代的青年的呼籲”。小說全篇成功而嫻熟地運用第一人稱手法，通過男主人公林敘述和描寫了他和少女鄭佩落的戀愛生活、愛情悲劇，筆調柔婉，簡潔細膩，抒情氣息濃鬱，就象一首精妙雋永的散文詩，充滿媚人的詩情味。——摘自《百度百科》。
[[x]]張刃《兩次長春之戰與三位報人的命運》，《炎黃春秋》2013年第10期。
[[xi]]張刃《兩次長春之戰與三位報人的命運》，《炎黃春秋》2013年第10期。
[[xii]]張刃《兩次長春之戰與三位報人的命運》，《炎黃春秋》2013年第10期。
[[xiii]]劉統《中國革命戰爭紀實解放戰爭東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30頁。
[[xiv]]肖勁光《肖勁光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章《卡住敵人的脖子》，第382頁。
[[xv]]張正隆《血紅雪白》第11篇《死城》第31章《兵不血刃》。
[[xvi]]張正隆《血紅雪白》第11篇《死城》第31章《兵不血刃》。
[[xvii]]劉統《中國革命戰爭紀實解放戰爭東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52-553頁。
[[xviii]]張刃《兩次長春之戰與三位報人的命運》，《炎黃春秋》2013年第10期。
[[xix]]劉統《中國革命戰爭紀實解放戰爭東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30頁。
[[xx]]張刃《兩次長春之戰與三位報人的命運》，《炎黃春秋》2013年第10期。
[[xxi]]劉統《中國革命戰爭紀實解放戰爭東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34頁。
[[xxii]]劉統《中國革命戰爭紀實解放戰爭東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42頁。
[[xxiii]]劉統《中國革命戰爭紀實解放戰爭東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34頁。
[[xxiv]]劉統《中國革命戰爭紀實解放戰爭東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35頁。
[[xxv]]劉統《中國革命戰爭紀實解放戰爭東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42-543頁。
[[xxvi]]張正隆《血紅雪白》第11篇《死城》第30章《不死不生》：“6月1日、2日的《陣中日記》記載”。
[[xxvii]]劉統《中國革命戰爭紀實解放戰爭東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44頁。
[[xxviii]]劉統《中國革命戰爭紀實解放戰爭東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35頁。
[[xxix]]劉統《中國革命戰爭紀實解放戰爭東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44頁。
[[xxx]]劉統《中國革命戰爭紀實解放戰爭東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43頁。
[[xxxi]]張正隆《血紅雪白》第11篇《死城》第30章《不死不生》。
[[xxxii]]肖勁光在《肖勁光回憶錄》中回憶，高梁米的暴漲價格截止到1948年9月10日已漲到2800萬元/斤；張正隆在《血紅雪白》中統計，高粱米暴漲價格截止到1948年10月15日已漲到3500元/斤；鄭洞國在《回憶錄》中的“困守長春”一節回憶，高梁米的暴漲價格截止到1948年9月10日已漲到3億元/斤。
[[xxxiii]]劉統《中國革命戰爭紀實解放戰爭東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47頁。
[[xxxiv]]鄭洞國《我的戎馬生涯——鄭洞國回憶錄》第5節第11章《困守長春》。
[[xxxv]]張刃《兩次長春之戰與三位報人的命運》，《炎黃春秋》2013年第10期。
[[xxxvi]]張正隆《血紅雪白》第11篇《死城》第31章《兵不血刃》，唐天際唐天際提出的“有條件救濟饑民”的原則：
甲、難民已進入警戒線內及警戒線外附近之地區，或我軍攻占之地區，對是饑餓死亡很嚴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濟，至於城內及敵乘隙新疏散出來之難民則暫不能救濟，待調查之後聽候處理，對於尚存有糧食，或將存糧出賣者不予放出。
乙、不是大批號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分地區（即指定一定的放行之道路）采取部分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員進入難民地區進行調查，將真正的難民予以組織，告以放行之時間地點，並予以證明，每一期預計放行之數目要先期報告，以便準備救濟。
丙、在放出之難民中，工人與學生可以吸收者經難民處理委員會轉至適當地點收容，但不是號召城內工人學生都出來。對於真正有特殊技術之人才，可以號召爭取其出來，亦送委員會。
[[xxxvii]]張正隆《血紅雪白》第11篇《死城》第31章《兵不血刃》。
[[xxxviii]]劉統《中國革命戰爭紀實解放戰爭東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51頁。
[[xxxix]]劉統《中國革命戰爭紀實解放戰爭東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431頁。
[[xl]]肖勁光《肖勁光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章《卡住敵人的脖子》，第381頁。
[[xli]]中國人民解放軍曆史資料編審委員會編《遼沈戰役》第75頁。
[[xlii]]劉統《中國革命戰爭紀實解放戰爭東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37頁。
[[xliii]]劉統《中國革命戰爭紀實解放戰爭東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161頁。
[[xliv]]白先勇《戰後國共東北之爭》，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2100968931.html。
[[xlv]]白先勇《戰後國共東北之爭》，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2100968931.html。
[[xlvi]]劉統《中國革命戰爭紀實解放戰爭東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427頁。
[[xlvii]]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四平街會戰/。
[[xlviii]]李作鵬《李作鵬回憶錄（上卷）》，地190頁。
[[xlix]]韓先楚《東北戰場與遼沈戰役》，《遼沈決戰（上冊）》，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111頁。
[[l]]劉統《中國革命戰爭紀實解放戰爭東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33頁。
[[li]]李作鵬《李作鵬回憶錄（上卷）》，地264頁。
[[lii]]劉統《中國革命戰爭紀實解放戰爭東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50頁。
[[liii]]彭玉麟《攻克安慶省城詩》：操江廠外耀弓旌，肉搏同登破此城。十載練潭容賊有，一朝皖水慶功成。釜中餘炙存人脯，屋上饑鳥作鬼聲。灰燼如來庵尚在，卅年難慰渭陽情。
[[liv]]《曾國藩家書（下）》，中國華僑出版社，第2057頁
[[lv]]《論語?季氏》：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lvi]]清?章炳麟《與簡竹居書》：中唐以來，禮崩樂壞，狂狡有作，自己製則，而事不稽古。
[[lvii]]劉統《中國革命戰爭紀實解放戰爭東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44頁。
[[lviii]]引自“360百科”，http：//baike.so.com/doc/6788384.html。
[[lix]]鄭洞國《我的戎馬生涯——鄭洞國回憶錄》第6章第11節《困守長春》，第504頁。
[[lx]]尚傳道《長春困守記事》，載《遼沈這個戰役親曆記》。
[[lxi]]鄭洞國《我的戎馬生涯——鄭洞國回憶錄》第6章第11節《困守長春》，第500頁。
[[lxii]]鄭建邦《我的祖父鄭洞國：後半生幸虧跟著共產黨》。
[[lxiii]]張正隆《血紅雪白》第11篇《死城》第31章《兵不血刃》。
[[lxiv]]林同《另一版本的戰犯改造：牢底坐穿的段克文》。凱迪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3033555&boardid=44。
[[lxv]]William2《長春圍城，到底餓死多少百姓？》，凱迪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634456。
[[lxvi]]劉統《中國革命戰爭紀實解放戰爭東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53頁。
[[lxvii]]引自360百科，http：//baike.so.com/doc/5610602.html。
[[lxviii]]劉統《中國革命戰爭紀實解放戰爭東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49-550頁。
[[lxix]]劉統《中國革命戰爭紀實解放戰爭東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51頁。
[[lxx]]鄭洞國《我的戎馬生涯——鄭洞國回憶錄》第6章第11節《困守長春》，第505頁。
[[lxxi]]李作鵬《李作鵬回憶錄（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第937頁。
[[lxxii]]劉統《中國革命戰爭紀實解放戰爭東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15、518頁。
[[lxxiii]]李作鵬《李作鵬回憶錄（上卷）》，香港北星出版社，第262-263頁。
[[lxxiv]]李作鵬《李作鵬回憶錄（上卷）》，香港北星出版社，第270頁。
[[lxxv]]李作鵬《李作鵬回憶錄（上卷）》，香港北星出版社，第268頁。
[[lxxvi]]李作鵬《李作鵬回憶錄（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第716頁。
[[lxxvii]]張思之《重訪李作鵬索詩瑣記》，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3111595386.html。
[[lxxviii]]肖勁光《肖勁光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章《卡住敵人的脖子》，第392頁。
[[lxxix]]劉統《中國革命戰爭紀實解放戰爭東北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551-552頁。
[[lxxx]]聶力《山高水長—回憶父親聶榮臻》，上海文藝出版社，200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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