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凡：我所知道的蔣介石專機機長衣複恩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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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到1945年底，我曾在空運大隊任隨機報務員，其中43年到44年曾是衣複恩機組成員，和衣交往較為密切。衣複恩的空運大隊雖然沒有陳納德的空運大隊那樣聲威遠揚，但卻是當時國民黨空軍唯一的一支空運力量，在抗日戰爭中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我之所以參加空軍，純屬偶然。我本來是歐亞航空公司桂林電台的報務員，1940年底調到昆明總公司。1941年初，由於二戰爆發，中德絕交，歐亞是德國漢莎航空公司（Lufthansa）在遠東的分支機構，這時德方撤走了資金和人員，停在香港啟德機場的飛機也被炸毀，公司業務陷於停頓，大量裁減人員，我也被宣布“停薪留職”。當時正巧空軍準備組建運輸機大隊，需要熟悉航空業務的隨機報務員，歐亞出來的人正合他們的需要。空軍的基地在成都，我也可以藉此回到闊別五年的故鄉，便於1942年初回到成都，進入空軍，參與了空運大隊從創建到壯大的整個過程。直到1948年初，這時歐亞公司已經改為中央航空公司，我以“停薪留職”的身份，順理成章地回到央航重慶電台，仍然做我的地麵報務員工作。

我在空軍四年之中總共飛行了兩千多小時。當時主要的飛行任務是為前方運送武器彈藥、物資給養、鈔票……有時也運送軍內外要人執行一些特殊任務。沒有固定的航線、固定的機場，所去的地方大半是距前線很近的城鎮，最近的離前線隻有幾十公裏，有時還要穿越敵占區。為了避免敵機襲擊，隻能采取夜航。在那個年代，地麵導航台稀少、原始，不能形成網點；氣象預報網站不足、航行資料不全……有很多困難是今天的飛行人員所無法想象的。這兩千多小時的飛行經曆，雖談不上出生入死、驚心動魄，確也是曆盡艱辛。

空運隊的前身是航訓班，全稱“空軍轟炸總隊航行訓練班”，地點在成都北門外鳳凰山機場。

1942年初，空軍隻有幾架小型Beachcraft運輸機，其中單發動機的叫小比機，雙發動機的叫大比機。當時就用它進行運輸和訓練。由於機型老舊，訓練中曾經出過事故。有一次一架大比機著陸時起落架折斷，機翼毀損，機上多人受傷，報務員鄭啟濤腹部受到發報機桌沿擠壓造成脾髒破裂，住院後因內部大出血不治身亡，葬於成都天回鎮磨盤山空軍公墓。鄭是我的好戰友，空軍通信學校的優秀學員、少年英俊、性情開朗。出事第二天我們到空軍醫院去看望他，神智還清醒，他還以為不久便可出院，誰知竟成為空運隊開創後第一個犧牲者。出師未捷身先死，我和大家一起去墓地和這位年輕朋友道別。

1942年夏季，先後從美國購進幾架C47，第一架就是“昆侖號”。當時空軍的飛行教練都是轟炸機和驅逐機的飛行員，那幾個飛大比機和小比機的教練對這種新型的運輸機也是外行，便從歐亞航空公司聘請了一個飛行組到空軍擔任教練。機長林大綱、副駕駛盤明、機械員房蔭樞、報務員盛棣華。後來盤明和盛棣華先後回到歐亞，報務員由薩本道接替，沒有再派副駕駛（因為訓練任務繁重，副駕駛座讓給空軍的學員，不需民航另派副駕駛）。

通過航訓班的訓練，誕生了空軍第一批C47飛行員，為後來空運隊的成立打下了基礎。其中有李福遇、劉大年、楊道古、張光明、張鳳瑞、趙保德、邱光石、王賜九……這些人後來都成為空運隊的骨幹。當時林大綱實際上是航訓班的全權負責人，負責整個航訓班的訓練安排。後來空運隊成立時的第一任正副隊長王漢勳和唐元良，那時都是林大綱的副手，第一任正副通信長吳之驊和徐璉璋也是盛棣華帶出來的徒弟。可見空運隊的創建，民航是起了關鍵性作用的。

林大綱駕駛的“昆侖號”飛機除了執行訓練任務外，也是蔣介石的第一架座機。“昆侖號”實際上是貨機，隻在靠兩旁窗戶有兩條可以收放的長條鋁板作臨時座位，沒有靠背，隻能靠窗對麵坐，裝貨時就將它收起來。到了接送蔣介石的時候，就在中間捆上一把藤椅給他坐，這種作法一直沿用到有了“美齡號”之前。陸鏗文中和《看天下》都提到此事。一般人隻知道衣複恩是蔣介石座機駕駛員，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蔣的第一個座機駕駛員是歐亞航空公司的飛行員林大綱。

林大綱是歐亞最優秀的飛行員之一，他技術精湛，對人熱忱，經他帶飛出來的飛行員個個都是技術過得硬的高手。不幸的是他回到歐亞不久，即在一次駝峰飛行中失事殉職，犧牲時還不到30歲，英年早逝，令人痛惜。和他一起遇難的還有副駕駛房蔭樞和報務員薩本道。他們的英名已經鐫刻在南京紫金山抗日航空烈士紀念碑上，青山綠水，永垂不朽。

從空運隊的創建可以看出，空軍和民航曆來就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這種關係一直延續到五、六十年代，63年以後民航還一度正式劃歸空軍建製。比如武漢航空站就曾使用過兩枚公章：對外是“民用航空局武漢航空站”，對內則為“中國人民解放軍4×××部隊”。那時機組人員都穿軍服（包括空姐），正副駕駛還授軍銜。地勤人員完全實行軍事化管理，每天早晚點名，早上還上早操，圍著機場跑步。直到七十年代初期，每年各地招來的新兵都要分配一部分給民航，主要是搞地勤工作，機修、油料、場務等，這些參加民航工作的新兵仍然算作參軍。當然，這種管理方式並不適合現代化民航企業的要求，最後還是取消了，並在70年代正式和空軍脫鉤。

1942年下半年，由於鳳凰山機場太小，停機位不夠，基地遷至新津五津鎮機場，並正式成立空運隊。隊長王漢勳，副隊長唐元良，通信長吳之驊，副通信長徐璉璋。林大綱和他的機組圓滿地完成了訓練任務，回到歐亞。

空運隊成立後第一件大事，就是開辟東南航線。當時，正是抗日戰爭最艱苦的階段：日軍已經占領了大半個中國，但東南半壁仍在我手。這一大片廣袤的土地包括湘東、粵東、皖南、浙南以及除九江南昌以外的江西全省和除福州廈門以外的福建全部。由於敵軍控製了粵漢鐵路線和長江中下遊，這片土地和西南大後方的聯係被隔斷，成為孤島。急需開辟一條從芷江到贛州的直達航線，以維持東南地區和大後方的聯係。

這條航線要穿越敵占區，王漢勳開始打算要上麵派驅逐機護航，但覺得代價太大，從長遠看不劃算，而且有風險，最後決定夜航，從長沙株州之間穿過鐵路線，盡量避開大城市。C47在當時算是較先進的機型，機上配有遠距離通訊設備Laisonset，包括性能卓越的BC375E遠程發射機和BC191型靈敏度極高抗幹擾的全頻道收訊機；裝備有當時最先進的導航儀Bendix無線電羅盤（Radiocompass）；還配有自動駕駛儀，安全係數是比較高的，完全可以勝任夜航和盲目飛行。當然，無線電羅盤也有它的缺陷，就是怕靜電幹擾。因為羅盤的指針是受地麵導航台（或廣播電台）的訊號驅動的，當靜電幹擾太強，特別是在雷雨區飛行時，強烈的幹擾會將導航訊號掩沒，使羅盤失去指示，嚴重時會造成迷航。

試航之前，王漢勳作了充分的準備，收集了氣象預報和沿線氣象資料，對機組成員也作了精心安排，由他自己擔任機長，副隊長唐元良任副駕駛，通信長吳之驊為主通信員，另外還配備了一名年輕的報務員賀瑞華。這個班子陣容強大，技術過硬，應當說是無可挑剔的。但恰巧就在飛行的中途，已經穿過鐵路線，他們駕駛的“昆侖號”遭遇雷雨，強烈的靜電幹擾使無線電羅盤失效導致迷航。最後燃油耗盡，飛機墜落在贛粵交界的崇山峻嶺中，機組人員全部遇難。這是空運隊成立以來第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空難。造成這次空難的原因，也不能完全歸咎於氣象預報不準確。即使在今天，有些地方局部性的小範圍雷雨也很難準確地預報出來。主要還是地麵導航點太少，太原始，加上機上的導航儀表存在易受靜電幹擾的先天缺陷。如果是換在今天，絕對不可能出現這樣的事故。

王漢勳在空軍中是技術高超的飛行員，在對日空戰中屢立戰功，很受蔣介石和宋美齡的器重。他原來是空軍轟炸總隊隊長，曾隨同宋美齡到美國采購飛機。當時宋美齡是航空委員會的負責人，他們買回來的一批輕型轟炸機就是洛克希德（Lockhead）A29。這種飛機性能並不好，買回之後也沒有正式執行任務，當時正好歐亞航空公司沒有飛機宣告停航，便將這批A29改裝成運輸機交給歐亞作為客機使用。但這種機型的整體結構是按轟炸機的要求設計的，改裝成客機後重心不穩定，降落性能不好，容易失速，1943年下半年就有一架A29在昆明降落時失速墜落，機組及乘客全部遇難。這架飛機的機長是林擎岱，副駕駛盤明，報務員盛棣華，盤明和盛棣華都是原來林大綱機組的成員，參加過航訓班的教練工作，想不到他們和林大綱一樣以身殉職。造成這次事故的原因應該算在宋美齡頭上：由於宋美齡的外行和無知，受了美國當局的糊弄，她轉過來又糊弄了歐亞公司。後來，歐亞改組為中央，購進了一批C47，這批過渡機型A29也就隨之淘汰。不幸的是林擎岱他們三人竟成為這過渡時期的犧牲者。盛棣華是我的老友，也是我最尊敬的兄長，他的突然離去使我黯然久之。所可告慰的是他們三人的名字和林大綱三人一樣，鐫上了抗日航空烈士紀念碑，永留青山綠水之間。

第450期《生活周刋》孟靜的兩篇文章《鄭蘋如之死》和《鄭蘋如其人》中提到鄭蘋如的未婚夫王漢勳，並附有王漢勳的照片。我才知道原來他的未婚妻竟是這樣一位傳奇人物。

王漢勳為人嚴肅，不苟言笑，對待部下也很嚴格。當時誰也不知道他有“大熊”這個綽號。王是江蘇宜興人，卻有一副北方人的外表，體格魁梧，很有大將風度。他就任空運隊隊長時，鄭蘋如已經犧牲（鄭在1940年2月在上海徐家匯火車站被汪偽政權槍決）。在這之前，他曾兩次去信要鄭蘋如回來和他結婚，鄭當時正一心一意投身於除奸大業，回信說“等抗戰勝利後再談結婚的事”。這些事王一直守口如瓶，從不向任何人提起，他後來也沒有再找女友。當時空運隊每周有兩次和成都華西壩大學區的女生舉行聯歡party，他也很少參加。王漢勳遇難時隻有32歲，英年早逝，令人惋惜。當時在兵荒馬亂中也無法搜尋他的遺體，隻在成都磨盤山空軍烈士墓為他樹立了一塊墓碑，後來移到南京紫金山空軍烈士墓。《生活周刋》文中提到空運隊基地在重慶，並說王漢勳是在空戰中犧牲，這些都與事實有出入，可能是傳聞失實。我曾去信給《生活周刋》，但他們沒有更正。

1942年10月，衣複恩駕著一架C47從美國飛回成都，這次遠洋飛行的航線，與《看天下》報道的有些出入。由於戰爭的原因，那時從美國到中國的航線，不像現在飛越太平洋經夏威夷和日本到中國，而是從西麵進入。航線分為北線和南線，北線經由倫敦、莫斯科、阿拉木圖、迪化到蘭州，南線則經過直布羅陀、開羅、卡拉奇、汀江到昆明。衣複恩飛的是南線，兩條航線都要橫跨大西洋，南線則要飛越當時視為天險的駝峰。《看天下》文中說是先經非洲、跨紅海，再轉歐洲橫跨大西洋。紅海在大西洋以東，這樣豈不是進一步退兩步，兜了一個大圈子？文中又說“駝峰就是昆侖山”也是錯誤的，一般所說的駝峰是指雲南西部的高黎貢山，是橫斷山係中的最高峰。這一帶平均海拔在5000公尺以上，飛行高度必須升高到6000公尺左右才能夠保證安全，這已經接近C47的最大升限，而且這一帶又是孟加拉暖濕氣流進入大陸的通道，氣候多變，飛機經常要在雲中飛行，受到垂直氣流衝擊，因此一般都把它視為畏途，從1942到1945的四年中，在這條航線上執行任務的美軍飛機損失1500多架，飛行人員遇難者達3000多人，中航和央航損失飛機48架，犧牲飛行人員168人。這確是世界戰爭空運史上持續時間最長、條件最艱苦、代價最大、最為悲壯的一段史實。而在今天，現代的噴氣式客機的最大升限已經接近2萬公尺，再也不存在不能跨越的空中禁區了。

衣複恩遠洋飛行勝利歸來，《中央日報》和《大公報》等大後方報紙都以最大篇幅進行報導。1943年1月29日，蔣介石在重慶官邸設宴慰勞，對衣複恩勉勵有加，並親自為這架C47命名為“大西洋號”，它繼“昆侖號”之後成為蔣介石的座機，和“昆侖號”一樣，也是綁一架藤椅作臨時座位，直到1945年4月，才有了第一架正式按客機裝置配備齊全的座機“美齡號”。《看天下》文中說“美齡號”機身為銀白色，也錯了，當時空軍所有C47以及後來的C46都一律是草綠色，隻是“美齡號”顏色比其它飛機要深一些，機頭左側用白色噴的“美齡號”三字，在深色機身上非常醒目。

《聯誼通訊》77期沈崇昆文中說“衣複恩1943年擔任蔣介石專機機長後，不再接受其他任務。”（86頁）也與事實有出入。正是從這個時候起，衣複恩接替了王漢勳成為空運隊隊長，開始了他飛行生涯中最繁忙的時期，1944年以後，飛機增加到100多架，空運隊改為空運大隊，衣複恩又升為大隊長，直到49年撤出大陸為止。專機機長不過是他附帶的任務而已。

說來也是湊巧，衣複恩回國正逢“昆侖號”出事，正副隊長和通信長同時遇難，空運隊形成權力真空。衣複恩接任隊長後，就把他手下愛將楊辛癸提為副隊長，徐璉璋提為通信長，和他一起從美國飛回來的王堃和為副通信長。“大西洋號”從此成為衣複恩專用的飛機，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我成了衣複恩機組的成員，“大西洋號”的報務員，這是1943年春的事。

起初衣複恩機組的報務員一直是王堃和。他想再給王配一名副手，必要時可以替換，他還有一個長遠一點的打算，就是副駕駛楊辛癸，現在已經提升為副隊長，將來終歸要放單飛，成為機長。楊是衣複恩的愛將，他想給他將來單飛之後配一名技術上靠得住的報務員，便要徐璉璋給他推薦。當時空運隊的報務員絕大多數都是空軍通信學校的學員，其中也不乏高手，徐璉璋卻偏偏推薦了我。可能由於徐璉璋是盛棣華一手帶出來的徒弟，他很崇拜盛，我是歐亞公司出來的人，又是盛的好朋友，因此使他對我另眼相看。經過王堃和親自測驗，認為滿意，衣複恩便將我正式編入他的機組。機組成員包括機長衣複恩、副駕駛楊辛癸、機械師孫基宗、機械士梅金奎，報務員王堃和與我，其中孫基宗不久即調走，機組隻留下五人。

我隨衣複恩一起飛了大半年，1943年5月，楊辛癸放單飛，衣便將我配給楊辛癸機組。我隨楊飛了一年多，直到楊在一次夜航中遇難犧牲，我才又回到衣複恩機組。楊辛癸遇難是一次極其偶然的意外，後麵再詳談。

衣複恩就任隊長後，第一件大事就是搬家，空運隊基地由新津遷到成都南門外太平寺機場。

原來把基地從鳳凰山遷到新津，是因為鳳凰山機場太小，新津機場雖然大，但它主要是供美國空軍B29大隊使用，那時B29的飛行任務非常繁忙（當時轟炸東京以及後來在廣島投原子彈就是這個大隊）。鑒於空運隊的業務日見發展，訓練任務也越來越繁重。和B29共用一個機場諸多不便，從長遠計，也需要有個空運隊自己專用的機場，成都太平寺機場比鳳凰山大，停機位也足夠，而且還有現成的營房，經征得上麵同意，於1942年底遷至太平寺，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離開太平寺遷至南京明故宮機場。

離開新津之前，衣複恩帶領全體人員參觀了B29。由於同在一個機場，我們和這些美國飛行員混得很熟，那天帶我們參觀的是一位青年機長，他很熱情地為我們講解。B29裝有四台發動機，是當時美國、恐怕也是全世界最先進的重型轟炸機，它和現在的波音一樣有增壓座艙，因此可以飛到1萬多公尺的高空，航程6000公裏，最大速度每小時600公裏。以前我們隻是在停機坪看到它的外貌，它的翼展、機身長度都比C47大兩倍，可以裝載9000公斤炸彈，確是一個“龐然大物”。那時一般飛機都是“後三點”（即前麵兩輪，後麵一個尾輪），而它是“前三點”（即腹下兩輪，前麵一個鼻輪）。起飛、降落都比後三點穩定。進入機艙內部一看，才知道它和運輸機有很大差異，它的駕駛艙很寬大，機身前方配有12台50型重機槍，一台機關炮，可以作上下四方掃射，機槍由正副駕駛操縱。報務員座艙卻在機身後方尾部，比較狹小，也配有兩台重機槍，由報務員兼管。在飛行中報務員和機長之間用電話聯係。尾艙和駕駛艙之間緊靠飛機頂部有一條狹長通道，如果萬一報務員要到前艙，隻能匍伏著從這個通道爬過去，這樣設計是為了使機身的主要空間用於懸掛炸彈。相形之下，我們運輸機的報務員確實舒服多了，運輸機的報務員座位在駕駛艙內，活動空間當然比它大得多。

衣複恩接任後第一個任務，仍然是完成王漢勳未完成的任務，開辟東南航線。

接受王漢勳失事的教訓，衣複恩這次非常慎重，他首先從中央氣象台收集了湘贛地區的曆史氣象資料，仔細研究夏季雷雨出現的規律和分布的範圍、時間，以及各層高空風的風向、風速。同時找來10萬分之一和5萬分之一的明細地形圖（當時一般使用的航行地圖都是50萬分之一的，比較粗略）；擬訂出最佳的飛行方案，如按直線飛行，從芷江起飛後，首先要飛越衡陽，他決定先向正東飛，從衡陽以北穿過粵漢鐵路，然後折向東南直插贛州。途中要飛越羅霄山脈，最高峰南風麵和八麵山都在2000公尺以上，飛行高度至少要保持2700公尺才能保證安全。

一切準備就緒，根據天氣預報，1943年5月10日這天，湘贛沿線天氣晴好，我們這個機組一行六人先從成都飛到芷江等天黑，到了晚上8點，月明星稀，風平浪靜，我們離開芷江東飛，一路上夜空無雲，氣流平穩，衣複恩安詳地握著操縱杆，下方是稀疏的村莊閃爍的零星燈火。一個小時、兩個小時過去了，利用附近幾個導航點不斷測定方位，確定已經安全地穿過了鐵路線。沿途天空晴朗，上麵是一輪明月像一盞水晶燈掛在天空，下麵是鬱鬱蒼蒼的羅霄山脈，似乎連山坡上的樹叢也清晰可見。飛機開始向東南方向下滑，降低高度，最後遠遠看見了贛州機場兩行跑道燈和贛江水麵的粼粼波光，大家終於鬆了一口氣，試航成功了。

東南航線的開辟，解決了東南前線物資和軍需補給的大問題，首戰告捷，衣複恩理所當然地受到了蔣介石的嘉獎。

在衣複恩的帶領下，空運隊大部分飛行組都參加了這條航線的飛行，從1943年到1945年三年，總共飛行了300多架次，平均每月10次，成為空運隊一條熱線，直到贛州淪陷為止。

1945年初，日軍為了進一步打通粵漢南線並摧毀贛州機場，發動了一場對贛州的圍攻。於元月份攻占郴州、宜章，北路連陷蓮花、永新、遂川，南路攻陷南雄、始興、大庾。兩路夾擊，贛州終於在2月中旬被日軍占領。

贛州失陷後，我們為了繼續維持東南航線，把航線的終點轉移到長汀。這次衣複恩指派何培茂（Peter Ho）執行芷江到長汀的試航任務，並派我臨時擔任他的報務員參加試航，這次試航經過順利。何培茂是一位年輕的優秀飛行員，四川廣安人，他後來留在大陸，改名何其忱，在民航天津航校（後來改名為民航學院）任飛行教練，算是民航的元老，他現在已經退休在天津頤養天年。

長汀機場位於閩西武夷山腹地，機場周圍群山環繞，地形險要，易守難攻，加以日軍這時已經是強弩之末，再也沒有力量發動進攻，長汀機場一直使用到日本投降為止。

衣複恩機組除了我們五人之外，還有一個編外成員。我們機組平常都穿的美式空軍服裝，係的米黃色領帶，他卻穿高級呢料的陸軍製服，係著筆挺的武裝皮帶，戴著嶄新的白手套，顯得少年英俊，風度翩翩，他每一次來就坐在副駕駛的座位上，專心致誌地握著駕駛盤，目不斜視，這個人就是蔣緯國。

陸鏗文中說，衣複恩和蔣經國是23年的莫逆之交，這是到台灣之後的事。在四十年代，和衣複恩交往最密切的卻是蔣緯國。衣複恩回國後，他一直跟衣學飛行，當然不是每次都來，但每月總要來兩三次，他每一次來，楊辛癸就把副駕駛座位讓給他，直到著陸為止。這段時間，蔣緯國無形中成為我們機組的一員，他的性格活潑開朗，談笑風生，很快就和我們打成一片，也和衣複恩一樣叫我們的外號。他對人很客氣，有時他要我臨時給他向地麵發短信，總要先說“請你”或“麻煩你”，再就是“謝謝”。

由於蔣緯國和我們機組的這種特殊關係，1944年12月25日他在西安結婚的時候，邀請我們機組參加了他的婚禮。婚禮在第八戰區長官部禮堂舉行，胡宗南和戴笠任主婚人，大胡子於右任也來了。新娘石靜宜是武漢大資本家石鳳翔的女兒，很漂亮，武漢淪陷後他們全家流亡到西安，胡宗南就把她介紹給蔣緯國。看來蔣緯國對這場婚姻非常滿意，席間頻頻敬酒、舉杯，也和我們機組逐一碰杯，由於多喝了酒的緣故，臉上紅撲撲的，滿麵春風，躊躇滿誌。

蔣緯國和蔣經國不是親兄弟，兩人不論是外表上，性格上都截然不同。蔣經國經常乘坐“大西洋號”外出，也是空運隊的常客，他每次乘坐我們的飛機，隻是偶爾和衣複恩交談幾句，對機組其他成員，最多也隻是點點頭。從外表看和蔣緯國相形之下，乃兄確是其貌不揚。性格上兩人也截然相反，蔣緯國非常活潑開朗，他的這位兄長卻總是板著臉，不苟言笑，一腦門子官司。

衣複恩和蔣經國有過23年的交往，算是莫逆之交，據說蔣對他說過：“相識滿天下，知心有幾人？”可見蔣經國是把他看作“鐵哥們兒”的，但就是這位“知己”，最後狠狠地坑了他一把，使他蒙受不白之冤，被誣陷下獄，給無端禁閉了1016天。表麵罪名是說他在經辦國防部一項軍事工程中，有一萬多美元下落不明，但查了半天也查不出個所以然，實際上是莫須有，連宋美齡也認為“絕對不可能”，可見是一樁冤案。實際上真正的原因是他對“反攻大陸”有看法，背後發了一通議論，說“如果今天能夠反攻成功，當初就不該撤守。撤出大陸，實緣於自身的腐敗無能”。最後他還說了一句：“什麽反攻大陸，不過是皇帝的新衣，自己蒙自己罷了。”不知蔣介石是否讀過安徒生童話，但至少蔣經國是心知肚明的。聯想到衣複恩對蔣經國的評語：“深藏不露，城府極深，叫人難測。”而衣複恩恰恰是一個沒有城府，或者說城府極淺的人，他是山東人，他的性格也是典型的山東性格，直來直去，有啥說啥，不會轉彎抹角，這一點和蔣緯國相似。但蔣經國則不同，他秉承了乃父的為人，所謂“城府極深，深藏不露”，說得不好聽一點，就是“陰”，就是狡詐，會暗中算計人。23年交往的結果是讓衣複恩吃了一個大大的啞巴虧，讓他從此告別了空軍，告別了他最熱愛的飛行事業，這對於一個把飛行視為第二生命的人來說，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蔣經國和蔣緯國是兄弟關係，蔣緯國跟衣複恩學駕駛，經常和衣在一起，衣複恩也時常接送蔣經國來往各處，但兩兄弟之間卻很少來往，他們兩人從未在同一場合出現過。甚至蔣緯國在西安舉行結婚典禮，他這位兄長也沒有參加。

有一次，蔣經國曾經交給衣複恩一個奇怪的任務，要他去破壞他女兒蔣孝章的戀愛，因為他看那小夥子不順眼。衣複恩說：“我當了一輩子軍人，奉命破壞敵人的軍事設施不足為奇，此次受托去破壞人家的感情，倒真是件新鮮事，而且難度很高。”這個任務最後沒有完成。

衣複恩出獄後，蔣孝文來探望他，表示道歉，說：“我們蔣家對不起你。”衣回答：“你父親也有他的難處。”這種“海納百川”的容人之量，和蔣經國的狹隘自私形成鮮明對照。

1943年夏，我轉入楊辛癸機組。

衣複恩的副駕駛楊辛癸、空運隊的副隊長，安徽安慶人，身材高大，體重100多公斤，是空運隊頭號大胖子。據說他原來是驅逐機飛行員，因為太胖，驅逐機座艙太小容不下才改飛運輸機。楊是衣複恩手把手帶出來的得意門生，有一副圓圓的娃娃臉，衣親熱地叫他“胖娃娃”。楊為人隨和，典型的胖人性格，我和他相處很融洽，配合很默契。報務員在飛行中除了按時向地麵報告飛行方位和收集氣象資料外，就是配合駕駛員調節導航台訊號，在正常情況下還是比較空閑。楊就利用我的空閑時間讓我坐上副駕駛座學習飛行技術。經過他的耐心指點，半年多的時間中，我基本上能夠熟練地運用駕駛杆和腳蹬來操縱航向和高度，能夠熟練地觀察各種儀表指示，能夠熟練地使用自動駕駛儀……當然，起飛和降落始終由他親自操作，但他還是讓我知道起飛時如何推油門，何時拉起機頭，降落時如何進行目測，如何對正跑道，什麽時候該放起落架，放襟翼。如果不是出那次意外，我後來也許會成為一名合格的飛行員。那時有些機長讓報務員學駕駛，是出於善意的關心，他們覺得，作為飛行組的一員，就應該懂得更多些。楊曾經對我說：多學一門技術總是有用的，你總不能幹一輩子報務員。民航航測大隊的青年機長韓家騏原來也是報務員，後來成了出色的飛行員，可惜的是，五十年代初期由於一位蘇聯專家剛愎自用瞎指揮，在一次航測任務中強迫他飛進一個不能掉頭的峽穀而撞山身亡。

人的一生中總不會都是一帆風順，總會遇到一些意外，但這次意外確是來得非常突然。

那是一個星期三的下午，按空運隊規定是參加舞會的時間，除留一人值班外，全體乘車去華西壩校園區和各大學女生聯歡。我不會跳舞，也不喜歡湊熱鬧，便自願留下來值班。剛巧有一架飛機要去白市驛做中修，機長是阮堅煜，他的報務員不在，我被臨時抓差隨他去了白市驛，並留在白市驛過夜。

第二天，楊辛癸飛贛州，報務員臨時由馮綬麟代替。楊當時就問：“為什麽換人，小傢夥呢？”“小傢夥”是衣複恩給我起的外號，因為我在機組中年齡最小，個子也小，楊習慣這樣叫我，就像衣叫他“胖娃娃”一樣。

當他知道我已經去了白市驛，隻好起飛前往贛州。想不到這次飛行竟成為他的絕唱，在穿越羅霄山區時遭遇雷雨迷航，飛機墜毀，機組全部遇難。

楊辛癸是衣複恩的愛將，是他的“掌上明珠”。楊的突然離去使他非常痛心。第二天衣複恩見到我，第一句就問：“那天本來不該你值班，你為什麽要留下來不參加party？”我隻好解釋：“我不會跳舞，也不喜歡跳舞。”衣說：“不會可以學嘛，作為一個空勤人員，不但要善於完成任務，還要善於休息，跳舞使人放鬆，可以調劑身心，是最好的休息，而且舞會上可以多和異性接觸，可以找到合適的女友。”其實，我那時正和采芹戀愛，已經有了終身伴侶。衣複恩當時心情沉重，我隻好默默聽他說話，沒有再多作解釋。他並沒有責怪我，當然，也沒有理由責怪我。談完出來，碰見同隊的報務員王慶祥，他說：“楊隊副死得冤枉，如果有你一起，他不會出事的。”楊辛癸的人緣很好，大家都對他的遇難感到惋惜。從王漢勳之後，這是第二架在雷雨中迷航遇難的飛機。

“迷航”這個詞，在今天的飛行辭典中已不複存在。今天的噴氣式客機有一套非常完善的定位係統，不再是當年原始的無線電羅盤；今天的飛機可以爬升到一兩萬公尺的高空，完全可以從雷雨區的頂上飛過去，不會再冒險穿越它。

電視連續劇《暗算》中有一個聽覺特別敏銳的小鬼報務員，能夠在極大的幹擾中辨別極微弱的訊號，這種本領其實並不稀奇，很多經驗豐富的報務員都能夠做到，這就是報務員的Sensitivity（靈敏度），這點在飛行中特別重要，夜航遇雷雨，我也遇到過，這時首先需要鎮定，隻要仔細辨別，總能在強大的靜電幹擾中找到導航訊號，使羅盤遵照正確指示。如果自己首先驚慌失措，心慌意亂，越慌越找不到訊號，由於飛機的油量有限，如果耗時過多，偏離太遠，燃油耗盡，這時你就是找到訊號也無濟於事了。楊辛癸的遇難使我很長時間悵然若失，雖然我對這次意外不負任何責任，但它卻又好像因我偶然的失誤引起，內心很是不安。

楊辛癸的離去也打斷了我的飛行員之夢。衣複恩雖然對我很信任，但他始終把我作為一個報務員使用，他從來沒有想到要把我培養成為飛行員。

從這次事故以後，衣複恩宣布了兩條規定：第一，嚴格執行固定飛行組製度，機組人員絕對不許隨意調換；第二，今後出勤一定要按人配備降落傘（原來為了增加運載量，運輸機不配降落傘）。

楊辛癸失事的時間是1945年1月，我們相處的時間不長，前後一年多一點，但他卻是我終生難忘的一個人。前幾天看了一個電視劇，叫《上海灘》，劇中扮演祥叔的演員很麵熟，總像是在哪裏見過，後來仔細一想，原來他長得很像楊辛癸，的確像，非常之像，像極了！

衣複恩宣布的兩條規定倒真正起了作用。後來又一架飛機在這條航線上失事，原因和以前兩架一樣，也是雷雨中迷航，但由於配備了降落傘，機組人員跳傘獲救，飛機墜毀。這是一架運鈔票的飛機，機上有一名唯一的乘客，就是中央銀行的押運員。據跳傘歸來的報務員陳福回憶當時情景：由於機上所帶的傘隻夠機組人員用，沒有多餘，隻好把那位押運員留在機上，為那幾十箱鈔票殉葬。陳福在離開飛機之前回頭看了一眼押運員抱頭等死的情景，心中很不是滋味，但又無可奈何。陳福是我同寢室的室友，愛好文藝，喜歡看書，算是我的一位知交。人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這話對陳福卻沒有應驗，他後來在台灣花蓮機場一次穿雲下降時碰山遇難。

東南航線上前後就是損失了這三架飛機，犧牲機組人員七人，算是為維持這條熱線付出的代價。這七人中有我的一位好友賀瑞華，賀是四川涪陵人，也是通校學員，我們很談得來，我曾帶他去華西壩，想把金大一位女生樊永正介紹給他，樊也是涪陵人，但賀已有對象，故作罷。樊後來的遭遇很悲慘，今後有機會當另文述之。

除東南航線外，空運隊的另一條熱線就是西北航線，從成都經蘭州到迪化。迪化就是烏魯木齊，那時叫迪化，有“啟迪教化”的意思，後來為了改善民族關係，恢複了烏魯木齊的原名（按維吾爾語的發音，應讀為Urumchi，重音在詞尾）。

這條航線和東南線相反，它全程都在大後方，因此全部是白天飛行。氣象條件也好，晴天多，陰雨天少，基本上都是目視飛行。最大的不同之處飛行高度比東南航線高得多，如蘭州武威之間的烏鞘嶺，哈密到迪化要飛越天山，其高度都在四五千公尺以上，武威到哈密則沿河西走廊飛行，航線緊靠著高達5000公尺、像一條銀龍一樣巍峨的祁連山，莽莽蒼蒼的雪山和廣闊無垠的沙漠，給這條航線配上一道壯麗無比的自然景觀。

在這條航線上執行過一次特殊任務，就是為美國副總統華萊士的專機領航。

1944年6月，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華。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向蔣介石提出美國派觀察組到延安的要求，並最終迫使蔣同意了這一要求。在此之前，羅斯福曾多次提出要求允許美軍觀察團去延安，蔣都不置可否，華萊士此行，可算得上是一次破冰之旅。

華萊士的專機是一架C54，是前三點式四發動機巨型客機，他走的是北線，經由莫斯科、阿拉木圖到迪化，然後經蘭州轉重慶。由於迪化蘭州段要飛過雪山、沙漠，地形較複雜，美方要求中方派一個飛行組擔任領航，這個任務理所當然地落到衣複恩頭上。

我們機組一行提前一天到迪化，華萊士的專機當日中午抵達，在迪化過夜，第二天清晨，我們便登上這架C54飛往蘭州。在機上，衣複恩坐在副駕駛的位子上，我也坐上報務員的座位，套上耳機，和沿線電台取得聯係。飛機於中午在嘉峪關用餐，下午三點到達蘭州，而C47飛這條航線一般都要兩天，去時要在哈密過夜，回程則在酒泉過夜。華萊士一行共4人，其中有美國國務院中國科科長範宣德，戰時情報局太平洋分局局長拉鐵摩爾和美國對外經濟處對華供應科首席聯絡官哈查德。

華萊士個子很高，衣著隨便，很有學者風度，據說他是位農業專家，他對中國西北地質情況很感興趣，覺得和美國西部很相像。他還帶了一包美國最新培育出來的優良品種香瓜籽送給甘肅省政府，後來這種香瓜在蘭州安家落戶，繁衍生息，成為瓜果市場上的搶手貨，並給它取名叫華萊士瓜，也就是現在的白蘭瓜，瓜形滾圓，皮白，甜美多汁，直到今天還是西北瓜果市場的主要品種，行銷全國。

為了感謝中方機組的協助，就在蘭州機場，他的座機前，華萊士和我們照了一張合影，照片上我站在最左邊。經過多年動亂，此照片現不知去向。

緊接著華萊士之後，又有羅家倫西北之行。

抗戰以前，新疆就是盛世才的天下，盛世才號稱“新疆王”，為了和蔣介石對抗，他曾一度投靠蘇聯，並在1938年加入蘇聯共產黨，在新疆推行六大政策、八項宣言。作家杜重遠還寫了一本小冊子《盛世才與新新疆》宣傳盛的新政，很多文化界名人都慕名前往，盛況空前。二戰爆發，他認為蘇聯要完蛋，便轉而投靠蔣介石，但後來看見蘇聯打了勝仗，又想再度拉攏蘇聯，蘇聯不再理他，他隻得再度投蔣。由於盛的反複無常，蔣對他很不放心，先後派了朱紹良、翁文灝、羅家倫去新疆進行說服和監視，同時大兵壓境，軟硬兼施，最終迫使盛世才就範。

為了表示效忠蔣介石，盛世才在新疆大開殺戒，第一個開刀的就是那個曾經為他歌功頌德的杜重遠。杜是他在日本士官學校的同學，盛在東京窮途潦倒，杜周濟過他，替他捧場，最後竟落得如此下場，可見盛之狠毒無情。在此同時被殺害的還有共產黨員陳潭秋等多人。羅家倫是中央大學校長，國內知名學者，衣複恩很尊敬這位老前輩（衣是燕大的學生），叫他“羅校長”。羅身材矮壯、粗獷，臉上輪廓分明，布滿深刻的紋路，有如羅丹的雕像。外表看完全不像文人。飛機停在嘉峪關進餐，席間他和我們談笑，他向我們攤開雙手風趣地說：你們看我這雙手，像握鋤把的還是拿筆杆的？他的手掌五指粗壯，像五根棒槌，而且五個指頭一樣長，一樣粗，的確像一雙農民的手。羅家倫給我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真是一位怪老頭。

當晚，盛世才在督辦府舉行盛大宴會歡迎羅家倫，也邀請我們機組參加。督辦府大廳燈火輝煌，中央掛一盞巨大的豪華吊燈，四壁是俄式風格的壁飾和油畫，盛裝的紳士淑女翩翩起舞、觥籌交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

盛世才個子不高，體形壯實，方臉，身穿純白毛料中山服，沒有戴帽，發式和胡須都竭力摹仿斯大林，甚至舉手投足，一顰一笑，都是斯大林式的，很像在演戲。盛安排羅家倫和我們機組與他同席，衣複恩向盛介紹我們的姓名、職務，盛和我們一一握手，這位不可一世的混世魔王，這時離我們如此之近，借握手之機，我和他麵對麵凝視了幾秒鍾，但覺其目光閃爍，深不可測。

朱紹良於1944年8月15日繼羅家倫之後來到迪化，羅朱等人住在督辦府東花園，周圍步哨林立，實際上被盛軟禁。這時盛最後一次打電報給斯大林，表示悔過自新，並提出將新疆劃為蘇聯的一個加盟共和國。斯大林拒絕了他的要求，並將這份電報轉給了蔣介石。這時盛感到大勢已去，隻好向羅朱表示接受農林部長的調令，於9月11日離開迪化去重慶。

羅家倫當時的職務是新疆監察使，朱紹良是第八戰區司令長官，他們都在盛下台之後才離開迪化。他們在促成盛世才歸順的過程中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而且冒了極大的風險。據說，朱紹良臨行之前，蔣介石接見朱時竟將手加於朱紹良膝上，關切詢問朱有幾個兒女，年齡大小，意思是萬一朱紹良遭遇不測時安排他的身後事。朱在迪化被軟禁，曾對羅家倫說：“盛世才要解決我們，易如反掌，不過是多消耗幾粒子彈而已！”羅家倫和朱紹良在回到重慶之後，受到了蔣介石的熱情款待和慰問。應該說，新疆的歸順，實現了中華民族大家庭的統一，從中國曆史發展的進程看，是值得肯定的。

1944年12月，我們又一次來到迪化，遭遇了一場罕見的暴風雪，機場被迫關閉一個多月，我們隻好留在迪化過年，直到第二年春天雪化才回到成都（那個年代沒有今天這樣的除雪機）。

塞外的冬天是壯麗的，這次讓我充分領略了“千樹萬樹梨花開”，雪滿天山路的美麗風光。其實新疆的冬天並不如想像中那樣嚴酷。過去聽人說那裏氣溫會降到零下40幾度，小便會變成冰棍，要用棍子把它敲斷，這多少有點誇張。其實迪化最冷也不過零下20多度，小便時也不會在空中凝結，隻是接觸地麵才變成冰。不過每次上廁所確也是一場考驗，我們住的地方沒有抽水馬桶，廁所在露天，確有“大風吹屁股，冷氣入膀胱”的滋味。室內雖然沒有暖氣，但燒起高大的帶煙筒的圓筒形火爐卻也滿室生春，室內甚至可穿襯衫。

在迪化我還結識了一些朋友，其中就有孫泰昂。孫是迪化空軍電台的報務員，很健談，他談的多半是關於新疆的事，他說，維吾爾文很容易學，文法很簡單，維吾爾姑娘很美，但她們一般不和漢族通婚，如果非結婚不可，隻能當上門女婿。“二轉子”就不同（新疆把中俄混血兒叫作“二轉子”），她們願意嫁給漢人。

新疆人一般都對蘇聯反感很深，他們把蘇聯人叫“老毛子”。李維寧有一首歌曲《玉門出塞》，其中最後一句是“莫讓碧眼兒射西域盤雕”，這個“碧眼兒”實際上也就是“老毛子”的意思。

孫泰昂說：“老毛子經常製造邊境事件，成批的維吾爾人、哈薩克人被他們裹挾到中亞細亞，有時整個村莊都被他們呑並。”

他又說：“老毛子有一個騎兵團長期駐在哈密，名字叫團，實際上是一個旅。”（這個團就是紅八團，於1943年撤回蘇聯。）他還說：“老毛子派了很多特務間諜，深入新疆內地搞地質勘探，尋找礦藏。”

過去，我看的都是一些正麵歌頌蘇聯的書，比如鄒韜奮的《萍蹤憶語》，總覺得蘇聯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都幸福自由，就像歌曲裏唱的那樣：“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可以這樣自由呼吸。”怎麽會侵略別國呢。現在聽到這些完全不同的報導，總覺得不大對勁，有時也會和孫泰昂反駁。實際上，蘇聯對新疆確實是懷有野心的。如果不是蔣介石及時采取果斷措施，斬斷了盛世才和蘇聯的勾結，大刀闊斧地解決了新疆問題，說不定今天的新疆會和外蒙一樣獨立，或者成為蘇聯的加盟共和國了。

孫泰昂也經常帶我去逛街。我們身上穿的是航站發給的全副裝備，一件不帶布麵的老羊皮襖，頭上戴有護耳的羊皮帽，手上帶著雙層皮手套（四個指套外麵再用一個護套，把四個指頭包住），腳上套著齊膝深的厚氈筒，氈筒很暖和，走在鬆軟的雪地上吱吱地響，也不會透水，因為雪永遠不會融化。

迪化城區很小，沒有什麽高樓，最繁華的市區也隻有兩層樓房，沒有公共汽車，出門就坐馬車，這是一種平板馬車，沒有車廂，車上鋪一層厚厚的毛毯，人坐在兩旁，兩足吊在外麵，別有一番風味。

除了供人乘坐的馬車，還有一種運水的水車，也就是在平板車四周加一層攔板。那時迪化沒有自來水，吃的水都是從烏魯木齊河上敲下來的冰塊，運到各家各戶，那時的水質沒有汙染，作飲用水是完全合格的。

街上賣羊肉串的很多，和我們今天在內地吃到的大不相同，烤肉的鐵叉約有一兩尺長，很沉重，肉片每一片都很大，烤熟後灑上作料真是鮮美無比，隻消一串就可以吃得半飽，這種羊肉串以後再也沒有吃到過。

迪化還有一處熱鬧場所，那就是南梁，南梁是一個小商品市場，長長的街兩旁擺滿地攤，商品五光十色，琳琅滿目，最多的是各色各樣的維族小帽和各種飾品。

空氣很冷，但很清新，吸進鼻孔感到頭腦特別清醒。口裏呼出的水氣很快就會在鬢邊凝結成霜，馬呼出的熱氣也在鬃毛上凝成冰墜子，在脖子上甩來甩去。天氣總是很晴朗，碧空如洗，有時也會有霧，但這是一種固體的霧，空中像撤滿了銀粉，在陽光下閃閃發光。

在迪化我還有一個朋友，這個朋友是一條狗。它的名字叫“Bишь”（英語發音像wish），其實這不是什麽名字，俄語Bишь相當於英語中的Hello，也就是漢語的“喂”，它的原主人可能是一個俄羅斯貴族，喚狗時總是叫“喂，過來！”於是“喂”就成了它的名字。不知什麽原因，這條狗被航站食堂收養了，這是一條純種的藏獒，身材高大雄壯，有小牛犢大小，全身披油光鋥亮的黑色長毛，圓圓的大腦袋，粗壯的大尾巴。我喜歡摸它的圓腦袋，它就會在我麵前伏下來，大尾巴直搖表示友好，並且用它黑亮的眼珠望著我，眼神流露出真誠和馴善。它很快就和我混得很熟，我走到哪裏它就跟到哪裏，隻要我叫一聲Bишь，它就會飛快地跑來，向我搖尾巴，甚至我晚上睡覺時它也會在我床前踡成一團，和我作伴。Bишь還會和人握手，隻要你伸出右手，它就會伸出右前爪給你。它的爪子很大，腕部比人的手腕還粗。

我離開迪化時，和它握手道別，它的目光確實有點依依不舍，食堂的人說：你那麽喜歡它，就把它帶回去吧！但我沒有帶它，飛機上不可能帶狗，再說我也沒有時間去照顧它，主要的還是它是在大西北冰天雪地中長大的，換一個陌生環境它是否能適應？

Bишь應該早已離開人世，狗的壽命究竟比人短得多，但它那善良的眼光卻永遠地留在我的記憶中。

1945年2月底，再一次來到迪化，正好碰上被盛世才打入黑牢的趙丹釋放出獄，在迪化劇場排演於伶的話劇《夜光杯》，那天正好是最後彩排。新上任的新疆省主席吳忠信邀請我們去看，並安排我們坐在劇場前排，和趙丹坐在一起，吳把我們介紹給趙丹，趙和我們一一握手，然後就和衣複恩攀談起來，好像是問到衣飛越大西洋和駝峰飛行的情況，衣也談到《十字街頭》和《馬路天使》，對趙推崇備至。經過幾年牢獄生活的折磨，趙丹看起來又黑又瘦，但嗓音洪亮，目光炯炯有神。《夜光杯》是於伶的早期作品，寫的是地下工作者舞女鬱麗麗誘殺漢奸應爾康的故事，有點像張愛玲的《色戒》，劇情比《色戒》更曲折，演女主角鬱麗麗的女演員（名字忘記了）穿一身紅絲絨短袖旗袍，亭亭玉立，光彩照人，演技出色，在偏僻的塞外能夠物色到這樣一位演員，實在難得。趙丹不久即回到重慶。

1944年8月，以岡村寧次為首的華南日軍發動了桂柳會戰，空運大隊也參加了這次會戰，調動了20多架飛機支援前線。基地設在廣西長安（現在叫融安），每天從長安機場起飛，降落在桂林、柳州、丹竹機場作穿梭飛行，為前線運送軍火給養，每天都要飛兩三個來回，而其中距離前線最近的機場，就是丹竹。那時日軍已經攻陷梧州、藤縣，這裏距離前沿陣地隻有二三十公裏。機場在西江岸邊，飛機著陸時可看到寬闊的江麵，橘紅色的江水滾滾東流。機場周邊是大片的荔枝林，這時正好是荔枝飄香的季節，枝頭掛滿了紅珊瑚般的累累果實。趁著飛機降落後卸貨加油的空隙，主人邀請我們參觀他的果園，他說這一片荔枝至少在萬斤以上，如果在承平年代，銷到梧州、廣州，是一筆可觀的收入。他又向我們介紹他的荔枝品種是當地最名貴的優良品種，這種小核糯荔，核小肉厚，甜美多汁。據說當地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凡是來看荔枝的人，主人就給他一個小茶杯，如果能夠把吃完的荔枝核裝滿一茶杯，就可以不收他的錢，但等不到盛滿一杯果核，就已經吃飽了，由此可見果核之小，果肉之厚。當然這隻是個傳說，那天主人並沒有給我們茶杯，隻是叫我們隨便吃，盡量吃，不吃反正也是爛在樹上。吃完之後，主人還給我們每人摘了一簍，帶回長安。

在硝煙彌漫的前線品嚐這樣鮮甜可口的荔枝，它是如此沁人心脾，齒頰留香，確是一次難忘的經曆。從這以後，再也沒有吃到過這樣鮮美的剛剛從樹上摘下的荔枝。

就在這之後不到一個月，從雷州半島北進的日軍攻陷廉江、容縣、平南，占領了丹竹機場。接著在11月，柳州、南寧、桂林也先後被日軍攻陷，至此，廣西境內的機場全部被日軍占領。日軍攻陷桂林、柳州後繼續北進，攻陷河池、南丹，並於12月5日攻入獨山。桂柳戰役是抗日戰爭中最後一場血戰，在這次會戰中，我們是失敗了，丟了很多地方，但隻是暫時的退守，第二年春夏之交，我們即發起了反攻，並先後收複了桂林、柳州、南寧、梧州，把進犯的日軍全部趕出廣西。據說在日軍攻占獨山時，魏德邁曾建議蔣介石遷都昆明，蔣這時對戰局仍然充滿信心，他當時回答：“縱使在重慶被包圍，我也決不離開重慶。”

除此之外，我們還參加過光化、老河口戰役，基地設在漢中機場和安康機場；再就是宜昌長陽戰役，基地在恩施和梁山（現在叫梁平）機場；湘西南戰役，基地在芷江機場。但隻有桂柳戰役的規模最大，動用的飛機最多，持續時間最長，給我留下的印象也最深。

真正的一次最驚險遭遇卻不是在前線，而是在後方的昆明。時間約在1945年春天，住在昆明金碧路空軍招待所。快天亮時，外麵忽然槍聲大作，衣複恩趕快把我們叫醒，離開招待所，但沒有找到我們來時乘坐的Station Wagon（有點像今天的麵包車，車身杏黃色，長頭），正好門前停著一輛大貨車，衣複恩當即鑽進駕駛室很快發動汽車，我們也全部爬進貨廂。卡車沿著金碧路、拓東路風馳電掣直奔巫家壩機場，沿途不斷從四麵八方射來冷槍，隻好蹲下身體降低目標，最後總算是有驚無險，平安飛回重慶。後來才知道這是龍雲發動的一次未遂政變。龍不久即被蔣介石“請”到重慶，當上了軍事參議院院長。龍雲和盛世才一樣，都是獨霸一方的土皇帝，最後都敗在蔣介石手下，但兩人結局又不盡相同，盛世才去了台灣，龍雲卻逃到香港，最後返回大陸投靠了毛澤東。

有些人認為幹飛行這一行是很危險的行業，我並不這樣看。任何一種交通工具都有它潛在的危險性；火車出軌，汽車墜崖，輪船有時會被風浪掀翻。飛機在空中來去自由，它的運行環境比地麵和水麵要安全得多。而且一般運輸機都裝有兩台發動機，多則有三台、四台，最大的飛機甚至有六台、八台，即使其中一台或數台發動機壞了，仍然可以維持單發飛行，在訓練科目中也有單發飛行和單發著陸的項目。

我在一次轉場飛行中也遇到過一次驚險場麵，那天的機長是邱光石，機上還有另外一名報務員李鴻東，飛機剛離地約100公尺，左發動機突然冒黑煙，這時掉頭回太平寺已不可能，飛機還沒到達轉彎高度，一掉頭就會失速墜落，幸好前麵不遠就是溫江機場，機長立即采取果斷措施，迅速關掉左邊的發動機，對準溫江機場跑道單發著陸，成功地避免了一次事故、挽救了飛機。落地後打開機罩，發現排氣歧管已經鬆脫（主要是由於在檢修時沒有擰緊螺栓），氣缸排出的高溫氣體進入發動機，差一點就把操縱鋼索燒斷，稍晚一步，後果不堪設想。後來檢修工受了處分。

再一次就是由芷江返回重慶，機長王賜九，飛出約一小時左右，右發動機突然熄火，當時正在雲中飛行，下麵是武陵山脈的崇山峻嶺，最高峰鳳凰山海拔2570公尺，單發飛行隻能維持平飛，不能爬高，會有撞山危險。王賜九始終保持冷靜，判斷是油路故障，立即采取應急措施緊急泵油，發動機終於重新啟動，迅速爬升到安全高度，轉危為安。王賜九後來留在大陸，在開封空軍部隊當飛行教練，事隔十年，我們再次見麵，我那時在民航武昌南湖機場塔台擔任調度指揮，他駕駛一架C46在南湖降落，兩人見麵，情不自禁地擁抱在一起，激動地談起那次經曆，依然感慨萬端。我在飛行生涯中遇到的驚險場麵，也就是這兩次。

由此可見，遇到任何意外情況，隻要能夠保持鎮靜，從容應付，有些事故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就是前麵提到過的那幾次迷航事故，也是如此。其實雷雨並不像想像中的那樣可怕，雷雨中的閃電對飛機並不會造成損害，因為飛機的全金屬外殼是良好的導體，它對機內的人員和設備起到很好的屏蔽作用，再強大的閃電也隻能通過飛機表麵，而不會擊毀飛機或傷害人員，雷雨中的垂直氣流也是局部的，範圍很小，容易穿越。造成迷航的唯一原因是靜電幹擾，耳機裏一片像鳴沙一樣的嘩嘩聲，導航訊號被淹沒，羅盤指針擺動，使飛機迷失航向。這時就需要特別敏銳的分辨能力，從幹擾中抓住導航訊號，讓羅盤保持穩定指示，使飛機能夠準確地對正航向。隻有頭腦高度冷靜才能沉著應戰，並不是所有的報務員都能夠做到這一點。事故的產生，往往就在這千鈞一發之間。

今天的波音客機巡航高度都在一萬公尺以上，可以避開一切影響飛行的惡劣氣象因素。而C47不行，它隻能在對流層以下飛行，必須和各種壞天氣打交道。除雷雨外，對飛行影響最大的是結冰。在我國西南高原上空，春季常會出現大片的凍雨區，厚厚的雲層中充滿了過冷的水滴，在這種雲中飛行時，飛機就會結冰。C47本來有除冰設備，翼前沿有一層橡膠厚膜，內部可以鼓氣，使冰層破碎，翼麵還可以加溫，但如果結冰速度太快，除冰設備會失效。結冰使機翼的負荷超過設計的臨界值，後果非常嚴重。1943年春季就有一架從芷江飛重慶的C47，途中嚴重結冰，已經穿出雲層，到達白市驛機場上空。但沒有來得及著陸，機翼突然齊根折斷，飛機在空中解體墜落，造成機毀人亡的慘劇。

再就是沙塵暴。西北地區是沙塵暴多發區，一般都可以預報出來，但有些突發的沙塵暴也很難防範。1944年夏，一架C47在嘉峪關降落時，遭遇沙塵暴，飛機偏離跑道，左翼折斷，螺旋槳擊穿駕駛室，機長鄭雲大腿被斬斷，送醫院途中流血過多死去。鄭雲是上海人，體格健壯，性格活潑，愛唱京戲，死時才25歲。鄭雲是衣複恩最喜愛的飛行員之一，為此衣流了淚。

飛機到達機場上空時如果遇到雲層太低，必須做穿雲下降，穿雲下降有一定的程序，隻要嚴格按程序操作，一般是不會出事的，但是萬一操作不當也會發生意外。1944年春季，一架C47在太平寺機場做穿雲下降，在作最後一個“煙鬥轉彎”時（即從背台飛行轉為向台飛行），可能是轉彎半徑太大，撞毀在機場東麵的龍泉山上，機長林英浩，福建人，遇難時才23歲，是全隊最年輕的飛行員。我的另一位好友陳福（同住一個寢室），也是在台灣花蓮機場穿雲時撞山犧牲。在空運隊的幾年中所發生過的事故，我能記得起的也就是這些。

從上麵可以看出，這些飛行事故，全部是由於惡劣天氣或人為的失誤（操作不當，檢修不力）所造成，由飛機本身造成的幾乎沒有。中國航空公司曾經在一次聖誕節之夜一連三架客機在宜賓穿雲下降時失事，死難百餘人。那天宜賓機場大霧，根本不具備穿雲下降的條件，而且機場已經關閉，在這種條件下硬要穿雲下降，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以致一連三架飛機撞山。空運隊的失事比例比民航小得多，就因為他們從來不會幹這種蠢事。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八年的艱苦抗戰，終於勝利了。

空運隊是在晚上八點在收音機中得到這一喜訊的，全隊頓時一片歡騰，大家不約而同的集中到前院，歡呼雀躍，欣喜若狂。

沒有香檳，就從食堂搬出來一箱又一箱啤酒，開懷暢飲。

沒有熖火，衣複恩臨時想出一個點子，把信號槍全部集中，人手一把。一霎時，紅的、綠的、黃的、白色的信號彈，萬箭齊發，射向夜空，五彩繽紛，輝煌燦爛。

我們就這樣用自己的方式紀念這難忘的一夜，簡單而隆重。

大隊的基地從成都轉移到南京明故宮機場。

接下來就是繁忙的不間斷的飛行。從9月到12月，四個月的飛行時間差不多超過以前全年飛行時間的總和。但一點也不覺得累，心中充滿了自豪：我們勝利了，揚眉吐氣了，可以自由自在地在自己的領空中翱翔了，再也不會冒險夜航了，心情無比舒暢。

航程範圍也擴大了，降落在從來沒在去過的大城市：上海、北平、天津、青島、漢口、廣州、鄭州、杭州、台北，還飛到國境線以外，河內、西貢，還到了日本。

9月，在武漢、廣州、河內、西貢之間穿梭飛行。在武漢住在當時最豪華的賓館德明飯店，沒有電、晚上點蠟燭，悶熱難當，隻好開窗睡，被蚊子叮了一夜。第二天馬不停蹄的趕到廣州轉飛河內，突然瘧疾發作，打了兩針奎寧，第三天到西貢，然後又回到廣州。那時究竟年輕，不把它當回事，沒有請假，也沒有休息，回廣州後，瘧疾居然好了。10月3號去了一趟日本，押送漢奸陳公博回南京，陳公博是汪偽政權二號人物，汪精衛死後由他接任偽政府代主席，8月25日逃離南京前往日本京都，在日本呆了50多天引渡回國。引渡的機場所在地叫米子，位於本州島西端，麵臨日本海，飛機從米子直接飛回南京。陳自知末日來臨，在幾名武裝軍警押解之下，垂頭喪氣，麵容晦暗，一言不發，押回後投進蘇州監獄，於次年6月3日執行槍決。

10月5日到上海，住了兩天，住在上海最高的高層建築國際飯店，晚上想到飯店樓頂去看上海夜景，想不到頂樓住了一個日本軍官給擋了駕，很是掃興。第三天，從上海直飛台北，在台北一住就是一個多月。

在台灣，先後到過台北、新竹、台中、台南、台東、花蓮，這些機場的地勤人員全是日本人。有些年輕的日本雇員見到中國飛行員就圍上來索討美國香煙，那時我們身上總帶有幾包駱駝牌或Lucky strike，當然不是自己抽（空勤人員都不許喝酒、抽煙），而是用來和這些日本人聯絡感情。日本人對中國空軍人員多少有些敵對感，在新竹機場曾經碰到一個鹵莽的開加油車的日本司機，他以飛快的速度急馳而來，到了麵前突然急刹車，差點把我們撞倒，看來他是有意這樣，很不友好。機場大樓內也有些年輕的日本女職員想上來同我們套近乎，但她們隻會說日本話，無法溝通。招待所的服務員卻大部分是台灣姑娘，對我們特別熱情。我們剛到台北，晚上有人敲門。開門一看，是兩位姑娘，笑咪咪地把一大包東西塞到我們手上就走了，打開一看是糖衣花生米，我們不明究竟，連忙去找她們。她們說：“你們遠道而來很辛苦，這是我們大家一點心意。”走在台北街上，也會碰到年輕的台灣姑娘主動為我們帶路，作義務導遊。無論走到哪裏，都會受到人們發自內心的歡迎，這一切都使人感到溫馨。

那時的台北很小，市容蕭條，比起大陸的城市差得很遠。在車站的貨棚裏、月台上到處都是麻袋裝的一袋袋的白砂糖，堆得像小山，可見台灣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還處於單一的農業經濟狀態，而且受戰爭的影響，物流不暢，使大量的物資積壓運不出去。

但台北也有它令人難忘的地方，一個是台北動物園。台北的動物園很大，即使花一天功夫，也很難遊覽它的十分之一。它有很多動物都是放野的，各色的大小鸚鵡在樹上飛來飛去，梅花鹿成群地在草地悠閑漫步。現在內地也有很多野生動物園，但隻限於猛獸，而且遊人隻能坐在吉普車內觀看。台北動物園剛剛相反，虎豹豺狼等都是圈養的，對人無害的動物才全部野放。特別是鸚鵡，過去在內地看到的鸚鵡隻有一種，就是紅嘴綠鸚哥，台北的金剛鸚鵡個頭大，差不多有一般鸚鵡兩三倍，顏色有大紅、寶藍、銀灰、金黃，多姿多彩，五光十色，使人大開眼界。金剛鸚鵡現在已經很普遍，各處都有，但那時確是第一次看見，覺得很新奇。

台北還有一處極佳的休閑去處，就是北投大屯山溫泉公園。大屯山在台灣的最北端，如果說台灣島的形狀像一匹樹葉，那麽最南端的鵝鑾鼻就是葉尖，大屯山就是葉柄。台灣除了西海岸是平原地帶，其它三麵都是逼近海岸的高山。在台灣的群山之中，大屯山也不算高，隻有一千多公尺，但是它麵臨大海，山體龐大，看起來非常壯觀。加上全山綠樹蔥蘢，從山麓到山頂都是高大茂密的熱帶雨林，高山大海，襯上藍天白雲，真像蓬萊仙島一般的夢幻奇景。

大屯山名為公園，它比一般公園的範圍大得多，它不但包括整個一座山，還包括山間的溫泉浴池和海邊的沙灘浴場。蛛網一般的林蔭小道通向密林深處，小道兩旁每隔幾十步就有一條長椅，走累了隨時隨地都可以坐下來休息。溫泉區和沙灘浴場周圍有很多咖啡茶座和小吃店。自從離開成都後，每周兩次的舞會沒有了，休假改為郊遊。每逢假日，全隊乘卡車到北投，一般都是早餐後動身，中午就在外麵用餐，下午回隊。一天的功夫可以玩得很痛快。

10月的台北依然是豔陽高照，這時內地已經是深秋，台灣還在過夏天，泡在海水裏暖洋洋地，非常舒服。由於戰爭剛結束，遊人不多。遊人中大半是日本人，到哪裏都聽見說日本話。那時還沒有比基尼三點式泳裝，遊泳的人要不穿整體式泳裝，要不什麽都不穿，穿泳裝下水的是本地人，裸體下水的都是日本人，女的比男的多。沙灘上也有很多女人一絲不掛地曬太陽。甚至有一次我們在用餐的時候，鄰座竟有幾個裸體女人坐下來大吃大喝，旁若無人，全身皮膚都曬成巧克力顏色，很像高更的熱帶風情畫。

大屯山到處都是溫泉。初去時不了解情況，我和同隊的李玉聲一起走進路旁一處溫泉浴池，剛走進去，掀開門簾，一眼看見滿池都是女人，嚇得連忙退出。後來才知道這是日本人的浴池，日本人的習慣是男女混浴，所以，要想泡溫泉一定要先弄清楚，本地人開的浴池都是男女有別的，可以放心去泡。

限於當時的交通條件，沒有去日月潭和阿裏山，但是台灣東海岸的壯麗景觀，確也令人過目難忘。

花蓮機場東臨浩瀚無際的太平洋，西接高聳入雲的能高山和奇萊主山，這種高山大海的格局，在台灣沿海隨處可見，比如台北的大屯山，但大屯山隻有一千多公尺，而花蓮卻緊靠台灣的脊梁，能高山主峰3261公尺，奇萊主山更高達3558公尺，比峨眉山還高得多，是廬山的兩倍，有三個大屯山那麽高，把這樣的高山放在海邊確是懾人心魄，每想到在太平寺和我同室相處三年的好友陳福就葬身在它的懷抱中，更讓我懾服近於窒息。

在台灣的任務主要是接收一批日製C47。那時日本的運輸機都是這種機型，它是一種惟妙惟肖的仿製品，也就是今天所說的“山寨版”。不論是機身外表還是內部設備，除了儀表板和操縱台標注的是日文外，機上一切細微末節和原廠產品一模一樣，幾可亂真。C47的另一“山寨版”就是蘇聯仿製的“立二”（литва-2），在上世紀50到60年代曾是我國民航的主要機型。

當時，這批飛機散在台灣各機場，經過試飛驗收後全部集中在台北，其中大部分飛回上海。在一次去上海的飛機上，我結識了一個日本朋友，他是飛機上的隨機機械員。那天我帶了一本屠格湼夫的《煙》，在飛行閑暇時翻看。他拿去看了一下，說他也喜歡屠格湼夫的書，當然他不會中國話，是用筆寫在紙上，和我筆談，從筆談中，他還談到《貴族之家》和《前夜》。最後互相詢問姓名，我隻記得他姓梅園，梅園是一個很活潑開朗的日本青年，以後我再也沒有碰到過他，他使我看到日本人並不全是敵視我們的。

11月底，台灣任務告一段落，全隊轉移北平待命。在北平住在燈市口同福夾道盡頭（同福夾道是一個死胡同）一所大院內，這個大院是原日本的航空公司所在地，院子很大，像一個大花園，院內古木參天，亭台樓閣掩映。五十年代我再次來到這裏，這時北平已經改為北京，夾道依舊，大院也還是原來的樣子，門外有衛兵站崗，現在燈市口一帶已全部改造，我一度曾想，這個大院大概已不複存在了。沒想到，據北京徐國池先生來函更正，這座大院現在還在，原空運隊那棟大樓仍然保持原狀，並附來照片。在此特向許先生致謝。

到北平後，情況突然急轉直下。

從12月初開始，全部飛機投入繁忙的空投任務。空投，就是加滿來回油量，到達目的地後不著陸，將機上物資投下後立即返回。飛機在起飛之前已將艙門卸下，投下的物品上都係有降落傘以免摔壞。空投的目的地是北平西北570公裏的包頭，空投的物品主要是彈藥和物資裝備。包頭是國民黨在西北的一個孤立據點，它北麵的百靈廟，東麵的薩拉齊、托克托，東南麵的偏關、河曲，南麵的東勝都在共軍手中，對包頭形成大包圍，機場附近也有共軍遊擊隊出沒，飛機無法降落，隻能空投。

抗戰剛剛結束，內戰已經開始。

八年前，我放棄了大後方的舒適生活，義無反顧地走上抗日前線；今天，卻要卷入一場內戰，這完全違背我的初衷。

我向往藍天，我熱愛飛行，但我反對內戰。現在該怎麽辦？

隻有離開，越快越好。

剛巧有一次去白市驛的任務，借此機會，溜之大吉，結束了四年來的飛行生涯。

回成都後，李玉聲托同事左耿將我的一部分行李帶到我家，從左耿那裏得知，我的出走使衣複恩很惱火。左耿說：“衣複恩本來要提你作通信長的，你真不該走。”

下棋講究“舉手無悔”，我已經走出這著棋，我不後悔。

對衣複恩，我感到歉疚，但是，沒有辦法，人各有誌。我又想，現在兩岸開放了，如果有機會去台灣，我一定首先去看望他，但想不到他已經不在人世了。

“壯心苦憶年少時，憑欄笑指邯鄲道。”

安息吧，大隊長。

陸鏗先生的文章中，稱衣複恩是“永遠的飛行員”。

“他是勇士，是戰士，是騎士。他是空軍的男爵。”這是他對衣複恩的評價。

用衣複恩自己的話來就：“我隻會開飛機，不會別的。”陸鏗認為：“其實，他還會許多別的，但他的確是飛得最好，他一直是個飛行員……他的軟著陸，是經典，精彩絕倫。”

作為一個飛行員，衣複恩確是爐火純青，無懈可擊。

軟著陸是他的拿手，他不僅自己精於軟著陸，在他帶領下，空運大隊所有的飛行員都擅長軟著陸。他認為軟著陸是對一個飛行員的起碼要求，是最低限度的基本功。十年之後，我當了調度員，參加過多次訓練飛行，特別是起落訓練，我才知道軟著陸並非易事，有很多飛行員就一輩子也沒有學會，接地時跳一次是常見的，兩級跳、三級跳的也不少。

有一句廣告詞說：“我不是開汽車，而是玩汽車。”衣複恩開飛機也是這樣。C47這樣一個龐然大物到他手裏，就像最熟練的車技演員騎自行車一樣得心應手，這時他真的和飛機溶為一體。他能夠讓C47像驅逐機一樣俯衝、拉升、低空急轉彎，這一切又都在C47的性能允許限度之內，而不是出於魯莽的冒險。

超低空飛行也是衣複恩的絕活。每當進入成都平原，飛機就急速的降低高度，幾乎擦著樹梢飛行，就像坐在高架列車上在原野上急馳，田野裏的牛羊會因受驚而四散奔跑，種地的農夫也都佇足仰望，這種對分寸感的掌握，確是無人能及。

他也是少數能夠直接穿越秦嶺的高手之一。秦嶺，像一堵牆壁橫擋在西安南麵，它是黃河和長江兩大流域的分水嶺，最高峰太白山3767公尺，山脈距西安機場極近，幾乎一起飛就到山前。以C47的爬升速度很難飛越它，一般都是在機場上空盤旋幾圈，然後向南飛。但山間也有不少南北走向的峽穀，如果飛入峽穀再沿峽穀爬升到巡航高度，就可以避免在機場上空盤旋浪費時間和消耗燃料，但隻有駕駛技巧非常熟練的人才敢這樣做。在峽穀中飛行就像乘輪船穿越三峽一樣，從兩旁的舷窗望出去都是山坡密林，其感受真是美妙無比。

衣複恩不愧為“空中騎士”，和他在一起飛行，是一種至高無上的享受。

高超的技術還體現在緊急情況下的應變能力。1943年5月，他駕駛蔣介石專機由成都飛重慶，在重慶九龍坡機場降落，飛機已經放下襟翼和起落架，對正跑道著陸，忽然發現跑道上有一架同方向的飛機已經落地向前滑行，在這千鈞一發之際，他果斷地收起襟翼和起落架，加大油門，拉起機頭從前麵那架飛機的頂上飛過去，複飛繞場半周再落地。降落後才知道先著陸的那架飛機上坐的是蔣經國，他包的一架歐亞航空公司的C47從桂林飛重慶，由於衣複恩臨機應變，避免了兩機相撞的事故。

造成這次意外的原因，顯然是塔台指揮出了問題，蔣介石當時很受驚嚇，起身向前問衣複恩“這是怎麽回事”，衣據實作了回答。事後九龍坡航站站長和塔台值班員被捕下獄，中航總經理沈德燮被免職（九龍坡機場是軍民兩用機場，民航方麵由中航負責）。機上的報務員王堃和（我這時已經轉入楊辛癸機組）後來談起當時情況確是驚險萬分，嚇出一身冷汗。如果真的撞上了，機毀人亡，那的確會像沈崇昆所說，中國現代史將會改寫。由於這次措施得力，化險為夷，使蔣更加深了對衣複恩的信任。還有一次就是1945年底，他駕駛蔣介石專機由沈陽飛北京，到達機場上空後，起落架放不下來，衣當時從容不迫，一麵盤旋，一麵查找原因，經過幾次緊急泵油，終於放下機輪，安全著陸，整個過程隻有機組知道，他始終沒有驚動蔣，地麵迎接的人群也不知道降落過程中發生的意外。

衣複恩常說：一個飛行人員，不光是在技術上要精益求精，除了飛行之外，還要精通一切與飛行有關的東西：比如氣象、天文、物理、聲、光、化、電，甚至開汽車……隻有這樣才能在任何時候做到心中有數，遇到意外情況時能夠從容不迫。他這段話對我感觸頗深，那次在昆明遇險，如果不是他會開汽車，而且開得那麽熟練，在那種情況下，是很難逃出重圍，安全脫險的。

很多人都把衣複恩看作一個傳奇人物，但我看到更多的是他作為一個平常人的一麵。他從來不擺架子，非常平易近人，和每一個人都相處得很好，他愛護集體的每一個成員，在生活上關心他們。他經常下夥房查看，親自安排膳食菜單。他的要求就是讓大家吃好、玩好、休息好。他總是會利用飛行中的空閑組織大家郊遊、野餐。記得1944年夏天，借在迪化待機的空閑，他帶領我們去水磨溝“皮噉泥噉”（Picnic）。水磨溝在迪化東郊，有一條小河流過，河邊是一大片白樺林，樹下綠草如茵，就地野餐，吃飽喝足之後，躺在草地上看藍天白雲，悠閑自在，放浪形骸一番。有時興之所至，他也會天南海北的和大家神聊一氣。

由於衣複恩和蔣介石的特殊關係，於是就有人傳說他是蔣介石的幹兒子，其實根本沒有這回事。衣複恩所以獲得蔣介石青睞，主要是由於他卓越的飛行技術，他和蔣介石的關係始終沒有超過上下級之間的關係。他對蔣很尊敬，但從來沒有把蔣當作神來崇拜，這從他後來說出“皇帝的新衣”這句話可以看出來。

大約是1943年春天，空軍總部給空運隊派來一位政治指導員（相當於今天的政委）。這位指導員一來就大抓軍事化，要大家每天按時起床，做早操，每星期一次紀念周，升旗、訓話，還集體學習“抗戰建國綱領”。衣複恩對此大為光火。一天，他把這位指導員叫來，當著大家的麵把他訓了一頓，大意是說：我們這裏情況特殊，飛行人員出勤之後必須保證充分的休息，你那一套在我們這裏行不通。這位指導員到任不到半個月就被衣複恩轟走了，我至今仍然記得他那戴著近視眼鏡，畢恭畢敬地站著挨剋的那一副狼狽相。以後就再也沒有派人來。

衣複恩在工作上對人要求很嚴格，但他從來不幹涉員工的私生活和業餘愛好。空運隊的成員中，飛行員裏大學生多，報務員裏中學生多，不少人有讀書的業餘愛好，當然大部分是讀文藝作品，往往有了好書大家輪流傳看，也有時看一些“旁門外道”的書，觀點不同的人碰在一起，也會大發議論，爭辯不休。

空運隊的宿舍是一排平房，兩個人一間，我和陳福住一間，左邊隔壁是劉漢沛和高學安，右邊隔壁是吳振麟和王慶祥。我們這一排全部是報務員，前麵兩排是飛行員宿舍，那時我們都喜歡在床頭用圖釘釘幾張小畫作為裝飾，我也把一張魯迅的木刻像釘在床頭。其實我並不特別喜歡魯迅，但我很欣賞這幅木刻，它是一幀側麵半身像，頭微抬，食指和中指間夾了一支香煙，線條簡潔流暢，神氣活現。有一天隔壁的高學安來串門看見了，問我：“你為什麽把共產黨的像釘在牆上？”旁邊的陳福立即回答：“魯迅不是共產黨，他隻是一個作家。”後來吳振麟、王慶祥、賀瑞華也參加了進來，你一言我一語，爭得麵紅耳赤，絕大多數都站在陳福一邊。高是一個有正統思想的人，但不是密探，密探隻會暗中打小報告，不會站出來公開辯論。隊上也有人看《新華日報》，趙昌燕就是其中之一，當然他們不會把報紙直接送到隊部，而是在家中訂閱，帶到宿舍來看。這一切，衣複恩不可能不知道。

趙昌燕後來跟隨一架起義的飛機去了延安，五十年代他參加了拉薩航線的試航，他的照片還上了《人民畫報》。

趙去延安大約是在1946年春季我已離開空運隊之後。我有一個朋友廖仲孝，是空軍地麵電台的報務員，他聽說趙昌燕的事，問我：“他為什麽要去延安呢，那邊的待遇也不見得很高吧？”在空軍中，像廖這樣不問政治的人占絕大多數，真正像高學安那樣的正統派很少。

1944年，衣複恩去過一趟延安。那一次是送周恩來從重慶飛延安，他很敬佩周恩來。他覺得周恩來待人親切，善於辭令，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他的飛機在延安呆了兩天，在這兩天中，他訪問了延安的窯洞，見到了毛澤東和林彪，毛澤東還接見了他，和他握了手。

1949年12月10日，他駕駛著中美號C54，載著蔣介石離開成都，回到蔣的老家奉化溪口，在溪口住了一夜，第二天，他載著蔣介石在溪口上空繞飛一圈，然後飛到台灣。

作為衣複恩，他隻能這樣選擇。正像當時的我留在大陸一樣，也隻能這樣選擇。雖然這個選擇使我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但我不後悔。

正像下棋的人常說的：舉手無悔。我父親有一句口頭禪：一飲一啄，莫非前定。這句話不對。我覺得，人生更象是一盤棋局，可以這樣走，也可以那樣走，但棋子始終掌握在自己手中，並沒有誰規定你非得這麽走，或非得那麽走。

據說1994年9月，已經白發蒼蒼的衣複恩坐在他飛過的“美齡號”機艙裏，心潮起伏，感慨萬端。他說：“國事蜩螗之際，正是我的青壯年時期。我像當時許多胸懷淩雲壯誌的青年一樣，獻身軍旅以報效國家，在烽火大地上親身經曆了閩變、兩廣事變、西安事變、抗日戰爭、國共內戰以及台灣保衛戰等役。可歎雖已盡力，但卻無功可言。”他慨歎：“當年少年二十時，一身轉戰三千裏，一機飛越百萬師；如今再握駕駛盤，機已衰朽，人已白首。”（見《衣複恩回憶錄》，轉引自陸鏗文。）

衣複恩的晚年是寂寞的。

衣複恩1966年7月被誣陷下獄，1969年7月出獄，時間長達三年。他出獄之後離開空軍，下海經商，擔任亞洲化學公司董事長。大陸改革開放後，他成為第一批登陸的台商，在廣東、陝西、上海投資辦廠，事業蒸蒸日上。到九十年代已經擴展為擁有50億新台幣資金的十多個企業。他熱心支持大陸文教事業，成立了“立青文教基金會”，把賺來的錢回饋大陸年青人。在河北、山東辦學校，在清華、北大設立獎學金。

衣複恩於2005年4月9日在台北辭世。享年89歲。按照他的遺囑，把他的全部股票捐給了文教基金會，以支持大陸文教事業。

我後來才知道，衣複恩多次回到大陸，去過杭州、黃山、南京。在南京，他去了夫子廟，長江大橋，還去尋訪了明故宮機場遺址，和他在南京的故居申家巷17號，當然，一切均已物是人非。

衣複恩的晚年是寂寞的，他不甘寂寞，他下海了，而且小有成就，但那些往日的回憶並沒有從他心中抹掉，他寫了回憶錄，他還對亞化的員工說：“我隻會開飛機，不會別的。”

這就是衣複恩。

補記：

本節文字在網上發表後，先後收到了幾位相關朋友的回應：

①楊辛癸的大兒子楊積昌先生和他的兩個女兒楊美容和況瑩先後和我見了麵。這是一次跨世紀的會麵，前後相隔將近七十年，實屬不易。楊積昌先生還提供了他父親年青時的照片，非常珍貴。

②韓家騏的夫人在網上留言中說：“如果不是看了這篇文章，還不知道她的丈夫究竟是怎麽死的。”韓家騏遇難，確是由於蘇聯專家瞎指揮所造成（這位專家當時也在飛機上同時遇難）。我當時是塔台值班人員，所以了解失事經過全過程。

③徐璉璋的兒子徐先生（在石家莊）也在網上對我致謝。徐璉璋是一位令我尊敬的老前輩，他在空運隊時期對我的幫助很大，我至今仍很懷念他。

此文曾投稿給兩航《聯誼通訊》並承蒙采用，刊載於該刊2010年第8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