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承和彭德懷的恩恩怨怨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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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中國革命的一代元戎、偉大的軍事家，彭德懷與劉伯承兩位開國元帥，他們在兵法謀略上的大智大勇，在革命生涯中的豐功偉績很有相似之處。然而由於各自的秉性、文化素養、處世風格不同，在錯縱複雜的戰爭年代，他倆在若幹問題上產生分歧，釀成誤會，以致於形成糾葛。

這種誤會和糾葛，隨著形勢的發展變化，又或多或少地帶入彼此的工作中，甚至使兩位老帥產生衝突。同是“軍界元宿，塞上長城”，彭德懷與劉伯承之間究竟有什麽誤會，又有什麽樣的是是非非呢？

彭德懷與劉伯承之間鮮為人知的誤會，源自於1933年2月開始的第四次反“圍剿”。

劉伯承是1931年12月上旬進入中央蘇區的。這位正值不惑之年、曾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三年的“留洋科班生”，由於資曆甚老，參加過辛亥革命、護法戰爭和北伐戰爭，參與發動、領導了瀘州、順慶起義，1927年8月又指揮過南昌兵變，因此有著“黨內吳孫”之美譽。

1930年10月從蘇聯學成歸國後，他擔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中共長江局軍委書記。到達中央蘇區後，始任紅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校長兼政治委員，1932年5月兼任瑞金衛戍司令員。

在同年10月上旬的“寧都會議”上，擔任紅一方麵軍總政委的毛澤東，被撤銷職務後從前線返回。在毛澤東失去軍權的時候，劉伯承升任中革軍委參謀長、紅軍總參謀長，協助接任紅一方麵軍總政委的周恩來和中革軍委主席朱德，指揮紅軍應對即將到來的第四次反“圍剿”。

劉伯承升職的1個多月後，在上海無法立足的臨時中央機關，由博古帶領遷到了中央蘇區。博古等人甫抵瑞金，就成立了以他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局，攬過了對中央蘇區的領導大權。

博古等人自知缺乏軍事才幹，對指揮打仗一竅不通，因此很需要劉伯承這樣喝過蘇聯墨水的軍事科班生擔當大任。臨時中央對劉伯承的器重，實際上把他作為軍事上洋派的代表人物推到了“土洋之爭”的風口浪尖。

這時候的劉伯承，懷著一種提高紅軍戰略戰術水平的良苦用心，先後在中革軍委機關報《紅星》、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中共中央局機關刊物《戰鬥》等報刊上，發表了一些針對毛澤東、彭德懷、林彪等人“遊擊主義”的理論文章，批評這是“一種狹隘守舊的經驗主義戰術”，“一種有害於反‘圍剿’革命戰爭的右的傾向”，指斥這種戰術的最大害處就在於不能打正規戰，不能實行大兵團集群作戰。

彭德懷、林彪等人在讀到了這些文章後，以他們自井岡山以來追隨毛澤東、朱德對遊擊戰爭的深刻領會，對劉伯承這種偏頗的認識很有看法，認為在這種時候打正規戰完全脫離了紅軍的實際。

性情耿直的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深為不滿，語調生硬地說：“按他劉伯承的說法打下去，與國民黨硬對硬地拚，紅軍這點老本就要輸光了，我們在中央蘇區摸索了5年，真是卵子都摸熟了，就他劉伯承行，那是口裏說話牙齒不痛。”

林彪也傾吐出心中的不快：“遊擊戰有什麽不好！紅軍就是靠遊擊戰起家的，從井岡山打到中央蘇區，我們就靠這個拿手好戲。現在好了，要打正規戰，拿什麽與人家相比？他劉伯承一個人去打就行了。”

應該說，兩位紅一方麵軍的主將說的都是真心話，因為他們從戰爭的實踐中領悟到了遊擊戰的真諦，因而對劉伯承的文章大為反感。這件事使他倆對劉伯承形成了先入為主的不佳印象。

接下來是反“圍剿”戰爭的進行，發生了紅三軍團攻打南豐受挫的戰事，使彭德懷更是視劉伯承為洋派教條主義的前台人物。

這時期中央蘇區的反“圍剿”戰爭，名義上是周恩來、朱德、王稼祥三人組成的前方局指揮，但博古等人一來就改變原定的作戰計劃，提出紅軍渡過贛江首先攻取南城、黎川、廣昌，然後再攻南豐，並要求“前方同誌必須站在一致的路線上，絕對地執行這一戰略計劃”。

周恩來等人經過了認真的分析，很不讚同這種戰略，幾次電告博古，反對攻打南城、南豐。而博古和項英、任弼時等後方局成員根本聽不進去，於1933年2月4日語氣嚴厲地電告周恩來等：“此計劃經中央局全體通過，請立即討論並電告執行的具體部署。”

在這種情形下，前方局隻得於2月7日作出攻打南豐的部署。周恩來憤慨地與朱、王聯名再次電告臨時中央，表達自己的心情：“應該給前方局以機斷餘地和應有的職權。”

擔任主攻南豐的是紅三軍團。彭德懷在接到命令後大為震驚，在電話中對周恩來抱怨說：“哪個出的鬼主意嘛？這南豐城易守難攻，我們才這麽一點窮家底，打得下來麽？”

周恩來也有難言之苦，隻能相勸：“彭軍團長，這是中央的決定，命令都下達了，還是打吧。”

“打吧，不把三軍團打光他們是不甘心的！”彭德懷怒氣衝衝地放下了電話。

果然不出所料。2月12日傍晚，紅三軍團向南豐城發起攻擊，守敵憑借堅固工事猛烈反擊。紅三軍團激戰大半夜，城外的敵堡摧毀尚不及一半，就傷亡了400多人，犧牲三師師長彭敖和兩個團長，紅軍的進攻完全被敵人的火力所壓製。

彭德懷接到報告，心如刀割，一夜就折損了400多官兵，這可是紅三軍團經受不起的重創呀！他跺著腳罵道：“照這樣打下去，我們三軍團的老本都要打光了！麽子正規戰、攻堅戰，全是劉伯承在瞎指揮！由著他這樣搞下去，我們打得個鬼贏？！趕快給我撤！”

周恩來等人了解到戰訊，也是心痛不已。更為嚴重的是：增援之敵已紛紛出動，企圖從三麵合圍攻城的紅三軍團。麵對攻城紅軍有被內外夾擊的危險，前方局當機立斷，不待請示臨時中央和後方局，就傳令紅三軍撤出南豐戰場。

其實彭德懷並不知道，劉伯承也是不讚同強攻南豐的。他認真研究過周恩來於1月21日發給後方局“我們不主張立即過河攻取二南”的電報，認為前方局是有發言權的，應當聽取他們的意見。當夜，他把自己的看法向任弼時、項英講了，但他們聽不進去。不過，彭德懷對此毫無所知。

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反“圍剿”，由於關鍵時刻周恩來等人拿出無畏的勇氣，毅然作出一係列調整，指揮紅軍開展靈活的遊擊戰，最終取得了殲敵3萬、俘敵逾萬的重大勝利。

彭德懷不明劉伯承反對強攻南豐的真相，因而把這一錯誤的戰略指揮，算在了劉伯承的頭上。

事情還不那麽簡單。戰後，彭德懷對劉伯承批評“遊擊主義”大為不滿的這些話，傳到了劉的耳裏，這位總參謀長並不怎麽生氣，卻也說了一句：“紅軍本來就存在著遊擊主義的現象嘛，老彭的紅三軍團也需要在戰術上提高一下，這有什麽不好的？”

不料這樣的話又被傳播者傳走了樣，容易急躁致怒的彭德懷聽了以後，自然在心裏增加了幾分惱怒。

彭德懷在軍事理念上把劉伯承看成是洋派教條主義的幹將，的確是一種不明就裏的誤解。

事實上，劉伯承進入紅軍作戰指揮的核心圈之後，當初發表針對“遊擊主義”的批評文章，其心地和動機是希望紅軍能夠提高戰略戰術水平，因為他基於自己的軍事閱曆，一貫重視部隊正規戰的戰略戰術素養的提高，以適應反“圍剿”戰爭的需要。

然而，攻打南豐受挫和第四次反“圍剿”的最終獲勝等鐵的事實，讓他認識了過去對遊擊戰的看法有所偏頗，承認中央蘇區之所以接連四次打破敵人從10萬到40萬兵力的“圍剿”，完全來自於毛澤東“誘敵深入”的戰略和靈活多變的遊擊戰術，不然的話，中央蘇區早就不複存在了。

他的反躬自省是真誠的，因此思想上的轉變也是真切的。所以，在共產國際派出的軍事顧問李德來到中央蘇區成為主宰蘇區軍事指揮的“太上皇”期間，劉伯承對其大打正規戰、攻堅戰的一套持反對態度，隻要有機會，就主張把遊擊戰術的經驗運用到作戰中，力求避免與敵人打消耗戰。

1934年5月10日，他在《戰鬥》雜誌上發表了《現在遊擊戰要解答的問題》一文，呼籲般地提出繼續用“誘敵深入”的戰略與敵人戰鬥。9月10日，他又撰寫了《到敵後展開遊擊戰爭的幾個教訓》一文，以更深的認識闡述了紅軍堅持遊擊戰爭的重要性。

劉伯承對李德根本不懂中國紅軍特點和蘇區戰爭規律，隻會“圖上作業”的瞎指揮非常反感，在職權範圍內屢屢糾正李德的錯誤部署，以致於洋顧問對他非常惱火，甚至當眾譏笑他，說他還是伏龍芝軍事學院的高材生，還是紅軍的總參謀長，水平還不如一個普通參謀！

事後不久，臨時中央又免掉了劉伯承紅軍總參謀長的職務，降為紅五軍團參謀長。

遺憾的是，由於一直處於緊張的戰事之中，劉伯承沒能主動找彭德懷交流看法，解釋前嫌，性格倔強的彭德懷也未能尋機與劉伯承溝通思想，消除隔閡。

隨著盧溝橋事變的爆發，中國的政局發生了重大轉折。為抗擊外敵入侵，拯救民族危亡，國共兩黨捐棄前嫌，合作抗日。中國共產黨承諾取消蘇維埃政權和紅軍名義，將部隊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接受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領導。

在這場曆史的嬗變中，與在中央蘇區相比，彭德懷與劉伯承的職務發生了一次置換：彭出任八路軍副總司令，劉則是一二九師師長，昔日的上下級關係顛倒著變化了一下。

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時期，彭德懷、劉伯承在各自的領導崗位上，為著民族抗日救亡的事業，竭盡了全部的忠誠和智勇。一個作為副帥統攬全局於內，一個作為主將領兵作戰於外，相互間的服從與配合基本上是默契而融洽的。

彭德懷曾多次到一二九師和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視察工作，傳達中央和八路軍總部的指示與對敵軍事部署。

1943年9月間，彭德懷與劉伯承奉命從前線返回延安參加中央第二期整風運動，兩人曾在山西太穀縣的一個秘密交通站相遇，爾後由八路軍同蒲支隊一個連護送，夜間通過日軍的封鎖線，一路上曉宿夜行，在和諧的氣氛中相處了八九天。

美中不足的是，由於個性上的殊異———一個有著含而不露的儒雅之氣，另一個是耿介剛烈有餘而恭謙禮讓不足，兩人沒有坐下來推心置腹地好好溝通，錯過了相互消除隔閡的最佳時機。

又一次說不清道不明的曆史歧見，出現在兩位八路軍主將之間。事情是由劉伯承的一個報告引發的。

1944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延安進行高幹整風運動，按地方和軍隊係統召開會議，檢討工作，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頭一天由毛澤東在大會上作題為“學習和時局”的報告，翌日召開晉冀魯豫區的軍隊高級幹部座談會。

4月30日上午，由劉伯承代表一二九師和晉冀魯豫抗日民主根據地作工作報告，對晉冀魯豫七年來抗戰加以全麵總結。

劉伯承的報告涉及到許多方麵，其中一個敏感而引人注意的問題，是早在一二年前就在黨內軍內引起爭議的百團大戰問題。

百團大戰，是1940年8月至12月，由彭德懷策劃並一手指揮的一個區域與時間跨度很大的戰役。

八路軍出動105個團40萬兵力，在廣大民眾的配合下，經過連續3個月的艱苦作戰，殲滅日偽4.3萬餘人，拔除敵方大據點近300個，破壞了正太、平漢、同蒲等公路、鐵路交通線，打破了日軍對華北抗日根據地的“囚籠政策”，拖住了日軍向西北、西南進攻的後腿，有力地遏製了投降妥協的逆流，堅定了全國人民的抗戰決心。

劉伯承在報告中肯定了百團大戰的功績，但也毫不隱諱地指出了其中的缺點。這些缺點除了戰役發生後一兩年相應暴露出來的問題，如過早地暴露了我軍實力，引起日寇重兵的瘋狂報複，事實上幫了蔣介石國民黨的忙，對日軍進攻方向作了錯誤估計而過早發動戰役等等，還提到了指揮上的失誤問題，包括沒有發揮遊擊戰與正規戰相結合的傳統優勢。

百團大戰期間，一二九師為正麵作戰的八路軍主力，擔負著收複榆社、遼縣，破擊白晉公路、正太鐵路等艱巨任務，與其他部隊相比，兵力損失較大，而且有的傷亡是可以避免的。具體地說就是由於彭德懷一次橫蠻指揮造成了一二九師不必要的損失。

那是1940年10月30日，一二九師的6個團在彭德懷嚴令下匯集蟠龍鎮關家堖，圍殲日寇岡崎大隊。

該敵竄至黎城的黃崖洞山穀時，部分破壞了八路軍兵工廠，令彭德懷怒火中燒，決定下狠心全殲這支惡敵。扼守關家堖的600餘日軍火力極其猛烈，壓製了一二九師部隊的多次進攻。

彭德懷憤怒不已，下令再次強攻。劉伯承急了，在電話裏說：“彭總，不能這樣打，這種攻堅太不值了，到了晚上再收拾他們。”彭德懷在電話的另一端則喊道：“不能等，一定要現在拿下來！”劉伯承來火了：“你這是賭氣，蠻幹！”彭德懷聽了也咆哮起來：“拿不下關家堖，我撤你一二九師的番號！”說罷扔下了電話筒。

劉伯承這時也非常氣憤，淚水都溢出來了：“這個彭德懷，真拿他沒有辦法。”在彭德懷的指揮所，左權嚴肅批評了副總司令。彭德懷後悔不已地說：“打完了仗，我向他請罪去！”

一二九師部隊反複進行了十幾次衝擊，以不小的傷亡攻克了關家堖，基本殲滅日寇岡崎大隊，但傷亡也超出了日寇數量。

戰火硝煙尚未散盡，彭德懷見到劉伯承時，握著他的雙手滿懷歉疚地說：“伯承兄，小弟向你賠罪了。”劉伯承語言有些顫抖地說：“彭總，別這樣說……”

戰後，盡管劉伯承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但一二九師的官兵對彭德懷意見很大。

劉伯承報告中對百團大戰的批評，並不是針對彭德懷的，是對整個晉冀魯豫抗戰工作的總結。而且，劉對這些問題結合自己作了自我批評。但是，令劉伯承始料不及的是，他的報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劉伯承在報告中提及百團大戰，具有兩個方麵的特殊意義。一是這是黨內軍內在正規的場合首次對百團大戰作出的批評性評論。對於百團大戰，當初幾乎所有人都唱過讚歌，毛澤東也曾作了喝采，並以中央軍委的名義給彭德懷發過電報：“百團大戰令人興奮，像這樣的戰鬥是否還可以組織一兩次。”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由百團大戰引起的後續問題相繼暴露出來，因而在黨內軍內形成了頗大的爭議，但這些爭議都是非正式場合的。劉伯承的報告則是首次在會議上對百團大戰提出意見，其評價的性質當然有所不同。

二是劉在報告中提到的遊擊戰與運動戰結合不夠的問題，很快地引起了中共主要領導特別是毛澤東的共鳴。抗戰初期，毛澤東主張獨立自主地開展山地遊擊戰，而彭德懷在這種轉型時期對遊擊戰的概念把握得不太準確，對王明提出的“運動戰為主的戰略”沒有加以反對，毛澤東對此是有看法的。

因此，毛澤東覺得劉伯承對於彭在遊擊戰問題上以及百團大戰的批評，是準確和恰如其分的。

百團大戰的爭論給彭德懷帶來了很大的政治麻煩。1945年2月至7月，即中央“七大”召開前後，在延安斷斷續續召開了為時43天的“華北工作座談會”。

會議原本是為了總結華北敵後抗戰工作，但由於康生的發難，加之受到中共整風運動中“左”的因素的影響，轉變為一邊倒的對彭德懷的批判會。會議將批彭的鋒鏑指向“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將彭德懷傳達過王明的講話批評為執行王明路線，將彭的工作失誤批成錯誤路線，將彭與毛澤東工作上的不同意見批為鬧獨立，等等，甚至一度出現否認一切的極不正常現象，連彭德懷領導平江起義，也成了“帶著入股思想投機革命”，“彭得華”的名字，被“上綱”為包含著政治上的狼子野心。百團大戰更成為批評的焦點。

到這個時期，對於大戰的批評完全脫離了當時的環境，而是根據後來變化、發展了的情況，以苛求的態度作出難以服人的攻擊。如“百團大戰是背著黨中央、毛主席打的”、“大戰的動機不純，意在樹立抬高自己的威望”、“指揮魯莽、蠻幹”等，有的還扣上嚇人的帽子。

曆史上的不少事情，往往需要經過後來時局的發展，才能看得比較真切。

華北座談會在百團大戰問題上對彭德懷的批評是有失公道的。華北座談會雖然對批評彭德懷的那些東西沒有作出正式結論，但這次會議對彭德懷後來的政治生涯起著重要的潛在影響，為彭德懷後來的政治罹難播下了種子。到了1959年“廬山會議”上，這個戰役成了清算彭德懷“一貫反對毛主席”的一大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