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父親習老落難在洛陽的日子裏與誰交往並幫助申訴的？
■初識習老：“你是我們到洛陽第一個來看我們的人。”■
1975年5月，齊心同誌陪同剛剛解除監護的習仲勳同誌由北京來到洛陽。聽到這個消息後，我便去看望他們。齊心是習仲勳同誌的夫人，是我在中共中央黨校（當時稱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的同事，我們曾一同被下放到河南省西華縣中央黨校“五七”幹校監督勞動改造。之前，我與習仲勳同誌並不相識，隻知道他因小說《劉誌丹》“犯了錯誤”，“文化大革命”前曾住在中央黨校南牆外的西公所，學習思“過”，是個特殊學員。
西公所在頤和園北宮門外的大有莊，原為清代皇室管理頤和園的官員居住的地方，是個獨立的小院。為了習仲勳同誌來學習，中央黨校專門把這個長期沒人居住、冷落荒涼的小院修葺一新。小院成了一個花木繁茂、清靜幽雅的庭院，宜於休息讀書。習仲勳同誌和家人住在這裏，但他卻沒有會客、出院活動的自由，實際上是被軟禁。習仲勳同誌是個組織觀念很強的人，嚴格遵守組織紀律，深信黨中央會查清他的問題還他清白，因而他心地坦然，常常是在屋裏讀書，累了，到院內散步、休息、種地，活動筋骨，足不出戶。他按時讓秘書範民新到黨委辦公室交納黨費，我那時在黨委辦公室工作，聽說過此事，也接辦過此事。
我到位於西工區的洛陽國際旅社，在二樓的一個房間裏看到了齊心與習仲勳同誌。齊心看到是我，先是驚訝，後是欣喜。她連忙問我：“你怎麽在洛陽？”我說：“前年剛調來，在洛陽農機學院教書。”齊心把我介紹給習仲勳同誌，說：“這是我黨校的同事。”習仲勳同誌和我輕輕地握手，互相問好。隻見他中等身材，長方臉膛，滿頭烏發，麵清瘦，眼有神，身穿深灰色的舊中山服，腳穿黑布鞋，精神矍鑠。這就是我初次見到的習仲勳同誌。
落座後，我跟他們說：“我是1973年12月末由西華‘五七’幹校調來洛陽的。我本來想去鄭州，到鄭州大學中文係教書，搞自己的文學專業，可是領導上不同意，說中央有規定，像我這樣犯有嚴重政治錯誤的人，不能留在省會城市工作。沒辦法，隻好來洛陽。洛陽農機學院是工科院校，沒有文科。學院組織部認為我是從黨校來的，是搞理論的，把我分配到馬列主義教研室。教研室開設黨史、哲學、政治經濟學三門課，教研室領導讓我在三門課中任意挑選。我考慮再三，選了哲學，專業雖不對口，但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齊心說：“現在能給你安排個工作就算不錯了！我還不知道什麽時候能有個工作呢！仲勳剛解除監護，問題沒有解決，中央讓來洛陽休息養病，繼續接受審查，等待專案組審查結案，由中央作結論。仲勳來洛陽，中央讓我來幫助安置安置，安置到什麽地方還不清楚，洛陽市委讓我們先住在這裏等待。那你的家呢？”
我說：“家也在農機學院。我調到農機學院之後，學院把我愛人也從新安縣調來了，兩個女兒現在洛陽上學。我的小女兒冬梅不知你還記得不？她跟我在西華‘五七’幹校辦的小學讀過書。等你們安定以後，我再來看望你們，請你們到我家裏坐坐。農機學院在澗西區，離拖拉機廠不遠。”
齊心說：“市委不知道怎麽安置仲勳，等我們安排妥當以後，我再給你聯係，在洛陽有你這個熟人，還可以相互照應一下。”
我和齊心說話的時候，習仲勳同誌坐在旁邊聽，未言語。臨告別時，他們起身送我到房間門口。習仲勳同誌緊緊握著我的手深情地說：“你是我們到洛陽第一個來看我們的人！”
1985年12月，習老為洛耐題詞
■平民生活：習慣跟工農群眾接觸，我們尊稱他為習老■
沒過多久，齊心找到我家，告訴我：市委把仲勳安置在洛陽耐火材料廠家屬宿舍，已安頓好了。我說：“仲勳同誌‘文革’之前不是曾在洛陽礦山機器廠工作過嗎，如去那裏，可能還有些熟人，生活上不是方便一些嗎？”齊心說：“這是組織上的安排，比他受監護坐監獄好多了，人身自由了，比我們在幹校也好多了。到耐火廠之前，市委的同誌曾經征求過仲勳的意見，仲勳提出希望到離農村近一點的工廠去，便於接觸工農群眾。耐火廠與礦山廠相比，離農村就是近一點，出了宿舍門，向南走不遠，就是農村。”齊心還說：“我來洛陽時，中央黨校隻是讓我來洛陽幫助安置一下，下一步是調我來洛陽照顧仲勳，還是讓哪個孩子來，現在還不清楚。你知道，除了遠平跟我在西華‘五七’幹校外，其他三個孩子都在外鄉插隊。我們住的地方與你住的地方是一條街，你有空到我們的‘新家’看看，認認門，有個啥事，好有個照應。”我一口答應。
兩天後的傍晚，我到耐火廠家屬宿舍看望他們時，再次見到了習仲勳同誌。耐火廠是國營大廠，職工很多，家屬宿舍靠近農機學院，隻隔一條馬路，相距不過三幾百米，我家在東，習家在西。習家住在一棟四層樓房的二層樓靠西邊的一個單元的西邊房子裏，下午西曬。房子有兩間，一大一小，大間朝陽，有廚房和衛生間，總共不過三十來平方米。仲勳同誌對市委的安置還算滿意，離農村近，符合他的要求。他說：“從這裏出門，往南走不遠，就是農田，過一道水渠，就是南山生產大隊了。”仲勳同誌這時已年過花甲，我不好稱呼，就尊稱習老。也就是從這時起，我和家人及相識的同誌就尊稱他為習老了。這樣稱呼，既尊敬，又親切順口。臨走時，我邀請習老、齊心到我家做客。從這時開始，我們兩家相互串門，走動就多起來了。
1975年8月，陳鐵從西華中央黨校“五七”幹校調到洛陽農機學院，與我同在一個教研室，他教政治經濟學。陳鐵曾是華中師範學院黨委宣傳部部長兼政治係主任，中央黨校理論班1960年學員，四年結業後留中央黨校經濟學教研室任教，在西華“五七”幹校時與我同連同班同屋。陳鐵來洛陽之後，我們曾一起去看望過齊心和習老，並請他們到我家一起吃飯。
當時物資緊缺，副食品供應緊張，肉、蛋等都是按人定量憑票供應。因而，每當家中買到肉食或在郊區農村集貿市場買到雞、魚，我都讓孩子去請習老、齊心、陳鐵來家吃飯。要是來了熟人，像調到南陽油田工作的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的李率經來我家，我就讓孩子請習老、齊心、陳鐵來說話、吃飯。
有一次，一位同誌從穀水鎮上給我買到狗肉，燉好後，我讓孩子去請齊心、習老。不巧，齊心回北京了，習老就同孩子來了。吃過香噴噴的狗肉之後，天已黑了，我和陳鐵送習老回家。他一開門，屋裏水蒸氣彌漫。習老說：“糟了，剛才走得急，放在爐子上的鍋忘了端下來！”習老掀開鍋一看，鍋裏餾窩頭的水燒幹了，幸未出事。
有一天，習老來我家，從一個布兜裏拿出兩個竹筍。這是市場上難得一見的南方產的金貴的東西。習老說：“這兩個竹筍是拖拉機研究所的一位同誌送的，齊心不在家，我不會做，糟蹋了怪可惜的，所以給你送來了。”我一看是兩個又大又嫩的竹筍，真讓人喜歡。我說：“這是好東西。今天做來不及了，等哪天買到雞，做好菜，讓孩子去請您。”就這兩個竹筍，一頓還舍不得吃完，分兩次與習老、陳鐵共享，而雞、肉都是陳鐵買的。
來往多了，家裏人都熟了，習老以平民的身份和平常人的心態對待生活，對待同誌，我們都感到高興。因為當時大家都是平民百姓，對未來難以預料。習老樸實、誠懇、平易、熱情，時常穿著帶補丁的衣服，特別是兩個膝蓋上的大塊補丁，很顯眼，連我的嶽母都說習老“家常”“隨和”。
1977年的新年快到了，由於幾個月前“四人幫”被打倒了，大家都非常高興。住在習老樓下的耐火廠的工人丁師傅要請習老一家吃飯，同時請我和陳鐵兩家作陪。丁師傅是我在習老家認識的，作為習老的鄰居，他和家人對習老的生活幫過不少忙，像買煤買糧之類的事。那一天，四家八口團團坐在一起，品嚐了丁家豐盛的酒菜。吃飯時，丁師傅唱秦腔助興。丁師傅是陝西人，會唱秦腔，習老也是陝西人，喜歡聽家鄉戲。
習老在洛陽的兩年多時間裏，過著平民生活，輕鬆愉快，心情舒暢。習老曾說，他到洛陽後沒有人打攪他的平靜生活，專案組的人隻來過一次，征求他對審查結論的意見。他們要維持“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反黨集團”的結論，他堅決不同意，把他們給頂回去了。他還接待過兩三次外調，都如實地寫了證明材料。他說他現在是無官一身輕，沒有工作壓力，沒有精神負擔，可以借這段休息養病的日子，多看點書，特別是過去沒有時間看的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多思考點問題；他可以自由地到工農群眾中去，了解他們的生活，了解他們在想些什麽；他可以自由地串門走訪朋友；他有充分的時間，鍛煉身體，頤養精神，這是他過去工作時所不可能有的。
習老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的生活很有規律。他和齊心每天早早起來，到南山（實際是丘陵地）田間散步，呼吸新鮮空氣，和晨練的職工、種地的農民聊天，了解民情。他往往是走得渾身發熱，滿頭大汗，然後回到廠子澡堂裏痛痛快快泡個熱水澡。1976年6月初的一個清晨，我同農機學院的教職工到南山農村幫助農民割麥，在田間小路上碰見了散步的習老和齊心。習老看見我手拿鐮刀、身背水壺、腰係毛巾的樣子很高興，笑著問我：“去割麥啊？”我說：“是的，幫助社員搶收！”習老和齊心閃在路旁，目送我們這支割麥的隊伍。
習老非常關心國事，他不僅每天看書，讀報也是每日的必修課。1976年元旦，《人民日報》發表了毛主席的兩首詞：《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念奴嬌·鳥兒問答》。習老很關心，認真研讀。有一天，齊心在街上看到我，說：“聽南新燕（南漢宸的兒子）說，你在工人文化宮講新發表的毛主席兩首詞。”我說：“是的，是市圖書館約我去講的。”齊心說：“仲勳也在學習這兩首詞，有空到家來跟仲勳談談你的學習體會。”我說：“我隻是就兩首詞的語言藝術作些解釋和賞析，有些話是照報上說的。有空我去請教習老。”
此後不幾天，周總理就去世了，習老萬分悲痛，立即發去了唁電。
1998年10月，習老與夫人齊心在深圳合影
■申訴平反：我和陳鐵受邀為習老寫材料■
1977年7月的一個傍晚，習老捎話讓我和陳鐵去他家一趟。我們到了習家，隻見習老一人在家。我們落座後，習老說：“今天請你們來，幫我寫個材料，送中央。”看到我們疑問的眼神，習老說：“‘四人幫’垮台快一年了，中央領導的工作忙，要解決的問題特別多，清查‘四人幫’，落實幹部政策，解決國計民生問題，等等，哪能顧上我。我不能在這裏坐等。我想給中央寫封信，報告我的情況，請求中央早日解決我的問題，這還不單單是我個人的問題，牽連著一大批幹部。”
習老接著說：“我的問題主要是小說《劉誌丹》。有人說它是反黨小說，說是我策劃指使李建彤寫的，是作者的後台。根本不是那回事。李建彤寫小說《劉誌丹》之前，我不知道，後來知道了曾建議她不要寫小說，可以寫片斷回憶錄。她不聽，堅持要寫，我也沒有辦法。但我建議她如果要寫的話，寫陝北紅軍、根據地，一定要寫黨中央、毛主席、中央紅軍。後來小說要出版，送中央宣傳部審查。中央宣傳部認為是一部比較好的小說，可以出版。在這種情況下，我也就同意了。這些情況中央審查多年應該審查清楚了，但作出的結論我不能同意：第一，《劉誌丹》小說不是反黨小說；第二，小說的作者是李建彤，我不是小說的作者，我不是主謀，也沒有指使李建彤寫；第三，我沒有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更沒有什麽反黨集團。這三點是要向中央申明，請中央審查重作結論。這個問題是主要的、根本的。除此之外，專案組結論意見裏還有兩點，我也是不能同意的。一是我參加革命的時間，我是1926年5月，13歲在學校讀書時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的，開始從事革命活動，1928年在監獄裏轉為共產黨員，過去一直是這樣寫的。專案組結論意見說我參加革命的時間應從1928年算起，這不符合事實。這雖是兩年時間的問題，但很重要，一個是大革命之前，一個是大革命之後，這不能含糊，是什麽時候就是什麽時候，實事求是嘛！另一個問題是我的家庭出身，過去我填表寫的都是富裕中農，而專案組結論意見說我是富農。這個問題，今天對我來說沒有多大意義，但專案組非把我的家庭劃到地富反壞右一邊，我不能接受。這個問題也要請中央審定。”習老在說這個問題的時候，對“文革”中所謂的“專案組”的胡作非為很生氣。
習老又對我們說：“這封信，要寫三個問題：一是請中央聽取我的申訴意見，盡快查清我的問題，重新作結論；二是說明我在洛陽休養情況，身體康健，思維清晰，精神很好；三是希望中央早點恢複我的黨的組織生活，安排適當的工作，在有生之年為黨為人民做點有益的工作。”習老讓我們回去連夜寫，次日送來，由他修改抄寫送中央。當時，習老還說，這封信要盡快送中央，讓中央主要領導看到，需要請胡耀邦、王震同誌轉呈。
習老還說，他在延安就與耀邦熟悉，耀邦那時是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而他是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工作關係密切，個人關係也好，在北京時更不用說了。他與王震都曾在西北工作，王震為人厚道、寬宏正直、樂於助人。他們都了解他，他們又都是熱心人，會幫他轉呈材料，從中說話。這封信讓兒子帶回北京，同齊心一起，想法把信送到他們手裏 。
我和陳鐵離開習家，一起回到我家。我倆根據記錄商量出一個提綱，由我起草，陳鐵修改抄寫，連夜寫成，第二天一早就送到了習老家。
1978年2月，黨中央派人把習老接回北京，他以特邀政協委員的身份參加全國政治協商會議。4月，在習老的問題尚未作出結論正式平反的情況下，習老就被派到廣東擔任廣東省委第二書記，可見中央對習老的了解和信任。習老的正式平反結論通知，黨中央是在1980年2月向全黨下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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