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彬彬：我跟張玉鳳一起吃飯不說明什麽
宋彬彬，馮翔采寫，《南方周末》 2014年3月13日
實際上我從1967年就開始道歉了
南方周末：你從前道過歉嗎？
宋彬彬：前些年我們同學聚會時，有個同學說到一件事：1967年春節以後，學校被軍管，大家都要做檢查。她記得我念檢查時穿一個藍布小棉襖，頭發都剪短了，說向全國人民道歉。實際上我從那時候就開始道歉了。
南方周末：當時道歉什麽呢？
宋彬彬：檢討我去武漢（編者注：此指宋彬彬受王任重之邀去武漢，發表公開信保湖北省委事件）。我說沒想到做這些事情，結果又當了一次保皇派，客觀上又挑起了兩派的爭鬥。武漢發的那個署我名的公開信，我一看都傻了。我們的信一個髒字也沒寫，結果發出來全是罵人的話。我那同學說，她沒想到，你們共產黨高幹的女兒，也會被自己的人、被父輩給騙了。她特別震動。
還有，在卡瑪的電影（編者注：此指紀錄片《八九點鍾的太陽》）裏實際我已經道歉了。我說：向被宋要武這個名字傷害過的許多人道歉。2007年聖誕節，我寫了一篇道歉的文章拿去給我的同學們看，征求她們的意見。中心意思就兩個：道歉和感謝。她們都是非幹部家庭出身的。
南方周末：為什麽要找這些非幹部家庭出身的同學？
宋彬彬：因為她們是“文革”中的被迫害者。另外這些人在調查期間，對我們支持更多。她們敞開心扉跟我談了很多。我確實非常震驚。當年我覺得她們跟我一樣，對她們從沒有任何歧視。但我確實不知道她們在想什麽，不知道班裏真有人在歧視她們。
很多出身比較好的同學，願意談當年事的人不多。我班自始至終支持我們調查的幹部子弟就一個。2008年2月4日我們開座談會，十四個人參加，幹部子弟就我們仨。我、劉進、她。
我要是不叫宋彬彬就好了
南方周末：你的名字原意是什麽？
宋彬彬：這名字是我父親取的，就是文質彬彬的意思。張霖之（原煤炭部部長）一家和我們家關係非常好。他夫人教我吹簫，還送我一支簫，她覺得我適合學這個。我很小時她就認識我，說我真是文質彬彬的。上高中後，感覺簫太文了，才改成了笛子。張霖之在“文革”中被打死，這事對我的衝擊太大了。
南方周末：你什麽時候發現“宋要武”成為一個符號？
宋彬彬：“八一八”後，全國各地小報都說我在他們那兒支持他們。都要拿我這個“旗幟”說事。我們班同學都說，宋彬彬也不可能同時出現在這麽多地方打人啊？到學校來看我的外校人特別多。我勸他們不要武鬥，不要打人。他們都特失望。說鬧了半天，原來你是這樣。他們覺得我應該很革命，起碼不能勸人不武鬥吧。還有人說我打死了多少人，形容得我跟一個惡魔一樣。我到內蒙插隊，當地人就聽說我殺人放火，強奸婦女，都不敢接收我。
我先生回國以後，人家介紹他，都說：這是宋彬彬的丈夫。他說：我是我，什麽“宋彬彬的丈夫”！
南方周末：八一八那天你給毛澤東戴“紅衛兵”袖章的時候，真實想法是什麽？
宋彬彬：我們當初是保工作組的一派，覺得紅衛兵是非法組織。可是毛主席都肯定紅衛兵了，8月1號他給清華紅衛兵寫的信流傳出來了。那我們當然就得服從。
廣播喊女附中來40個人前邊集合，劉進就讓我挑人帶過去。我當過學生會文體部長，認識的人多。我們以為是到前邊兒做“標兵”，所以都挑的個子高的，不知道要上天安門。
在城樓上，當時我後邊那個人推我去，我想大家都在獻，那獻就獻吧，我也沒覺得是多大不了的事。結果一會兒天安門城樓上就廣播出來我跟主席的對話了，後來光明日報、人民日報、電影都出來了。
當天很多人跟我握手，因為我跟毛主席握了手。一個同學說，你要不要改名叫宋要武？我說我不配。我是犯錯誤的，我保了工作組，不配叫主席起的這個名字。不是我一個人這麽想，我認識的同學都沒有認為主席是要我改名。這就是開一個玩笑。
南方周末：推你的那個人對我說，後來他跟你道過歉。
宋彬彬：對，有一次他跟我道過歉。他有什麽可給我道歉？不能把什麽都怪到人家頭上，還是自己的問題。其實不是袖章的問題，是我名字的問題。我要是不叫宋彬彬就好了，就沒有宋要武這個名字了，沒有這麽多事兒了。
又是一次改名的事兒
南方周末：為什麽這麽多年不說話？
宋彬彬：我去美國留學，一下飛機消息就跟著來了，尤其是華語媒體，鋪天蓋地的報道“宋要武”怎麽怎麽。我那時候就天天哭啊哭啊。我老公靳劍生跟我說：別怕，隻要咱們問心無愧，心裏就是平靜的。他們愛說什麽就說去。你說你冤，“文革”死了那麽多人，人家哪家不比你冤？他們跟誰哭去？我就被說服了。
一直到2002年，我美國朋友告訴我，現在出了一本書，提到了“宋要武”。這本書是在美國和歐洲所有大學和圖書館裏都有的參考書，是本嚴肅的學術著作。作序的蘇珊·布魯奈爾是法國一個很有名的性別學者，她專門挑了其中一篇文章為分析對象，在序裏明確說宋要武是紅衛兵負責人，“八五”那天打死了校長，然後“八一八”上了天安門，她爸爸就得到了提升，成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我的美國朋友正好認識那篇文章的作者艾米麗，問她，你去調查過沒有？她承認說沒有調查，就是相信了王友琴的文章。按美國朋友的話說，是很吸引眼球的。很多學者都憤怒了，說這跟小報不一樣，這是很嚴肅的學術著作。這時我才感到，我不出來說話不行了。
2002年，靳劍生找劉進，希望聯係實驗中學，再出一個證明，證明我沒有打人。我們說話不管用，讓學校來說。這事後來也沒辦成。第二年我回國了，就打電話給劉進，要弄清一些事情，我們就一起開始調查了。
南方周末：後來為“宋要武”這個名字你做過調查？
宋彬彬：是我先生做的。他1989年回國創業以後，開始就他覺得幾個比較重要的疑點調查，一個是“宋要武”那篇署名文章是誰編出來的，他去光明日報找了一圈，問了好多人，包括總編輯穆欣。查到最後人家告訴他說：是實習記者寫的，不知道是誰。查不下去了。
另一個是我改名字的問題。他信得過我，知道我沒改名叫宋要武，改名叫宋岩了，但要有證據，想查當年的戶口。結果人家告訴他，當時沒有電子錄入，都是紙檔案。你得開介紹信，這個很難開；你開到了也查不到。這麽多東西這麽多年，都堆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倉庫裏，還有沒有都不知道。有可能你翻了十幾年都翻不到那張紙。也查不下去了。
南方周末：你不出來說話，是否有別的擔心？
宋彬彬：我最怕的就是，我隻要一摻合，人家就容易受牽連。所有介入我這事的人都要挨罵，像馮敬蘭，她當初寫《請放開宋彬彬》的時候，我們根本不認識。這麽多年她被網上罵得狗血噴頭。我們班有個同學，跟我同學六年，很了解我，曾寫了篇《818的紅衛兵們》替我分辯，被罵得一塌糊塗。同學們歲數都大了，都想過一個安逸晚年，結果……
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事情都會發生。你看我們班的公共博客，原先大家都發言，氣氛那麽好，現在因為我而徹底死了，各種人在上麵亂罵。實際上還是要用我這個符號做文章。他們說的是“宋要武”，不是我這個人。當然我承擔了這個壓力。
我們想讓她們自己站出來
南方周末：你參與調查是自己出麵嗎？
宋彬彬：我參與調查，都是先找學生代表會跟我關係比較好的。很多比較敏感的，我都是讓劉進出麵，省得給人家增加壓力。一些人如果我去問，她們可能不好意思拒絕。就像德國電影《朗讀者》裏的男主角麥克，在審判漢娜的時候，他就不敢站出來說。如果我是漢娜，去問他：你為什麽不能為我作證？那他就會很為難。我不想那樣。
南方周末：你是想知道毆打卞校長的凶手是誰，好為自己證明清白？
宋彬彬：沒有。我就是想把事情搞清楚就完了。實際上誰打了人，我們也聽說過一些。王友琴更知道，我們不認識的人她都認識。那天發動批鬥的，就是她們班級的人。你不能隨便造謠，歪曲曆史。“八五”前一天，胡誌濤去了兩個地方去申訴，北京市教育局，西城區教育局，誰都不管；發動起來（打卞校長）你一下我一下，送到醫院醫院不救，你說誰是凶手？從上到下，到最後的醫院，每一個環節都起了一定的作用。本身我們參沒參與毆打，自己心裏明白，但是你要有證據。這麽多年調查下來，這事情到底是怎麽回事，我們基本弄清楚了。
南方周末：印紅標發掘的檔案說，你們“八五”當天去北京市委匯報時就說清楚了。那天的批鬥是高一3班發動的。
宋彬彬：學校同學都看到是高一3班發動的。我們找這個班的人，找了好多。有些動手打人的我們不敢找。有些班幹部我們想找找不著。就像胡誌濤說的，誰打了她，每個人的名字她都知道。這不是秘密。我們找梅樹民老師調查時，他說那天他頭上被扣了紙簍，看不到具體哪個人，隻知道是哪個班的。後來他還是跟我們說了。
南方周末：調查報告裏，為什麽沒有提到這些施暴者的具體姓名？
宋彬彬：我們想讓她們自己站出來。這個是不能由別人來替代的。
南方周末：這些年推動你往前和往後走的人是誰？
宋彬彬：往前是劉進、馮敬蘭她們。拉我往後退的人也很多。理由是：“文革”是個從上而下的大事件，你這樣會給別人造成很多麻煩。不能再傷害你這些同學和她們的家人。你看於羚，說她是“臥底”，太冤枉啦。
還有從我自身考慮的。比如我先生，他為什麽反對？他說：你出來講話，新的證人和證詞又會出來。與其忙這個，還不如幹些應該幹的去。你越說，他們越來勁，越製造新的東西。
有人建議我起訴袁騰飛誹謗，我沒有。我覺得我們就是要把事情搞清楚，尊重曆史。靳劍生一再說，我們不是為了自己個人，是為了對曆史負責。我要是跟誰都罵架，罵得過來嗎？
一起吃飯不說明什麽
南方周末：現在網上有一張照片，毛澤東誕辰118周年時，你跟張玉鳳在一個飯局上舉杯合影。這次道歉會後，有人把這張照片翻出來說：“宋彬彬一邊道歉，一邊跟張玉鳳共同緬懷激情燃燒歲月。”
宋彬彬：我可以說這件事。我妹妹跟張玉鳳一個俱樂部遊泳，我也去過幾次，就這麽認識了。我先生去世以後，我妹妹對我很照顧，有機會吃飯的時候經常叫上我。我這人就是這麽一個人，去吃飯我從來不問誰請的。吃飯人家跟我聊天我就聊聊天，吃完飯我還是不知道人家是誰。我可以吃了多少次飯都不知道。很多人給我照相，再拒絕也拒絕不開。
那次張玉鳳請吃飯，我並不知道是她。我妹妹說，牛街有一個特別好的清真館子，帶我去吃飯。我說那就去吧。整個吃飯過程我都沒聽人說給毛主席祝壽，包括張玉鳳也沒說。舉杯的時候也不是要給毛主席祝壽，那我為啥不舉杯啊？為啥那麽各色啊？
一起吃飯不說明什麽。我哥哥、我弟弟、我姐姐曾經去一個飯局，桌上碰見毛遠新。我弟弟氣得不得了，瞪著毛遠新。毛遠新就回避他的眼光。我弟弟的意思是，你把我們家整得那麽狠。我媽還活著，你怎麽從來就不能說句道歉呢？你看，他們不也一塊吃飯嗎。
人生怎麽能假設呢
南方周末：2007年實驗中學把你評為90名“知名校友”，引起了社會上的巨大爭議。你為什麽參評呢？
宋彬彬：是我們班一個同學推薦的我。被推薦以後我一直比較猶豫。有同學說，你被妖魔化這麽厲害，你自己沒有辦法說清楚，學校評你，就說明你沒有這個打人的問題。我覺得這個話有道理，就同意了。
後來網上的議論多起來了，學校想讓我退出，我就跟我先生一塊找了學校，跟王本中和袁愛俊談了。我先生跟學校講，我們這些年走過的路是怎樣不容易。他覺得我應該堅持。因為如果這時候下來就等於承認了我有問題。我被他說服了。
當然我沒想到這幾件事。一個是我們班要做一張“60年回眸”的光盤，當時每個人提交自己的照片，劉進負責聯係我。我就把照片發給她。我這個人不是個理性的人，是個感性的人，特別容易激動。我真的覺得自己這40年很不容易。所以我每發一張照片就在下麵寫些感想。那是我們班同學自己交流的，不是要公開的。結果劉進傳給做光盤的同學，又傳給學校了，就上了校網了，變成了一個對全世界炫耀的東西。
這是7月底我自己發現的。學校網站把我所有的照片和說明全部登出來了，最前麵還加了一段解釋，說我“八一八”那天戴袖章的事。我找了劉進，劉進要學校撤下來，學校說好好，可是一直最後也不撤。
在人民大會堂開慶典那天，他們弄了一張我“八一八”那天的照片做成大掛圖，我們更想不到了。事先我們跟學校表達過，不能上這張照片，不能提我“文革”的事情。一進去看見自己的照片，震驚啊，沒想到啊。會搞成這樣？可是當時我能怎麽辦？
南方周末：那你為什麽不出來辯白？
宋彬彬：學校是怎麽想的，我沒有辦法去替他們解讀。但是我為什麽不願意解釋呢？因為學校因為這個事已經被攻擊得很多。甚至國外有人說，以後他們隻給男四中捐款，不給你們女附中捐款了。我不忍心再出來辯白，把這個責任全推給學校。
知名校友的風波過去以後，2007年聖誕節我們班同學聚會。在會上，我們開始爭論校友評選這件事。大家都對學校這樣做非常氣憤，說一定要向學校抗議，把那本書（90周年圖誌）停了。群情激奮，要找學校。結果最後我們一個同學很認真地看了那本書，說：不能要求撤。她說你看，那一章題目就說的是十年浩劫。定性了。對“文革”定性了。說人家並沒有讚揚“文革”。
她說為什麽卞校長的照片在66這一頁，我戴紅袖章的照片在67頁？因為這是一個客觀的表現。對女附中來說，這是“文革”中最大的兩件事。你不登不等於沒有發生過。而且放在同一處，她理解，學校是在為我作證：我不是凶手。如果我是凶手，誰敢把我們倆登在對開頁？結果我們同學都接受了她這個觀點。被她說服了。
南方周末：學校可能根本就沒想得這麽細致。
宋彬彬：可能吧，我也不知道。
南方周末：如果再讓你選擇一次呢？
宋彬彬：我肯定不參加這個評選了。我本來也不想參加，我從來都不願參加。
很多同學都說我特別不適合參與政治。說我這個人傻。說我有老年人的隨和，但也有老年人少有的單純。說：你是太單純了，單純得過於傻了！她們都說，我特別不應該參與政治，但這輩子卻被牽扯到政治裏去了。
南方周末：那假設一下，你對戴袖章這件事後悔嗎？
宋彬彬：當然，這一輩子這樣的話……這不是後悔不後悔的事兒。人生怎麽能假設呢？
“文革”對人的傷害沒有底線
南方周末：2007年校友評選以後你被網上攻擊得很厲害，為什麽會一步步出來道歉？
宋彬彬：以前覺得清者自清，解釋就是掩飾，越解釋越說不清，避開謠言的最好辦法就是置之不理。沒想到幾十年來謠言傳得越來越厲害。實際關於宋要武的謠言不僅關係到我，也關係到大家對曆史、對“文革”、對真相的認識。90年校慶風波，我更感到不說不行，於是寫了篇文章（即2012年初發表的《40多年來我一直想說的話》），2007聖誕節那天還專門與班裏非紅五類出身的同學聚會以征求她們的意見，這些話在我心裏已經憋了許多年了。從2003年開始做采訪就是想趁校領導（梅樹民、劉秀瑩）、老師、同學們還在時，盡量查清真相細節，即“拒絕遺忘，搶救曆史”。
雖然攻擊謾罵一波波不斷，但個人的委屈抵不過老師校領導和廣大人民所受的冤屈，我應該向校領導和老師表達歉意。我和我的同學校友老師們站出來說話，不僅是為我，更是為了澄清真相，為了不忘那段曆史，調查的過程就是受教育和反思的過程，這樣做也是我們這代人應盡的責任，對曆史、人民、國家、年輕一代和我自己有個交代。
南方周末：你預料到王晶垚會拒絕你的道歉嗎？他拒絕了，接下來你打算怎麽辦？
宋彬彬：我對王先生一直抱著最大的尊重，因為卞校長是“文革”受難者，她和她的親屬受的苦太多了。
在2014年1月12日道歉中，我說：“請允許我在此表達對卞校長的永久悼念和歉意，為沒有保護好胡誌濤、劉致平、梅樹民、汪玉冰等校領導，向他們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這是我終生的傷痛和懊悔。”這之間我用的都是逗號，我道歉的第一人是卞校長，然後是4位校領導，之後是所有五位校領導的家人。至於社會上有誤讀為：我是僅向除卞校長之外的其他4位校領導的家屬道歉，這隻能怪我的文法不夠好，表達不明確。我為此特地向卞校長家屬表達歉意。
王先生拒絕接受道歉，我完全可以理解。對他來說，道歉可能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道歉並不能挽回親人的生命。我理解他的憤怒。“文革”對人的傷害沒有底線，每個受害人及其家屬都會刻骨銘心。雖然我沒預料到王先生會認為我和劉進參與了殺害卞校長事件，但我完全理解他的憤怒，因為事實教會我要換位思考。我真心希望王先生了解，快五十年了，女附中的校友把卞校長的冤情牢記心間。我們今天做的目的不僅僅是通過對受害者及其家人表示歉意，對他們受傷的心靈進行慰藉，更重要的是要思考為什麽悲劇會發生以及如何防止悲劇不再發生。因此，今後我會繼續參加校友組織的活動，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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