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羅敷媚
“人生的目的，在發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為發展生命必須犧牲生命的時候。因為平凡的發展，有時不如壯烈的犧牲足以延長生命的音響和光華。絕美的風景，多在奇險的山川。絕壯的音樂，多是悲涼的韻調。高尚的生活，常在壯烈的犧牲中。”
這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在《犧牲》一文的敘述。
李大釗是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
1927年4月28日上午11時，李大釗身穿棉袍，在敵人的鏡頭前留下了人生最後一張照片，從容地登上了絞刑架——這是張作霖專門從外國訂購的殺人機器，從容就義。
整個行刑過程中，李大釗鎮定自若，沒有一絲畏懼。
1952年10月，一個名叫“了明禪師”的人被上海警方抓獲。
經審訊，“了明禪師”供述：自己是個假和尚，真實身份是投靠日本的大漢奸，更是當年奉係軍閥張作霖麾下的頭號劊子手，他親自抓捕並殺害了李大釗！
1953年4月26日，“了明禪師”被押赴刑場槍決，有了應得的下場。
張作霖當初為何要殺害李大釗？李大釗烈士犧牲過程如何？殺害李大釗的凶手後來有著什麽樣的經曆？他是如何隱匿行蹤25年，躲過正義審判的？又是如何被發現行蹤並被我警方抓獲的？本篇文章帶你一起回顧抓捕殺害李大釗的劊子手的過程。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李大釗在中國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推動建立共產黨組織，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與陳獨秀並稱“南陳北李”。
隨著革命形勢日益高漲，李大釗的聲名和威望達到頂點，危險也隨之而來。
作為北京黨組織的總負責人，一向公開反對北洋政府、積極宣傳革命的李大釗成為北洋軍閥的眼中釘、肉中刺，軍閥當局多次對他進行通緝、抓捕，都沒有得逞。
1926年3月底，為安全考慮，李大釗率國共兩黨領導機關遷入位於東交民巷的蘇聯大使館內。對此，軍閥當局並不知情，但後來由於叛徒出賣，李大釗的行蹤暴露。
1927年4月6日清晨，大批軍警直撲蘇聯大使館，時任京師警察廳偵緝處處長吳鬱文、副處長兼偵緝隊長雷恒成率人闖進李大釗的辦公室。
當時，李大釗正在辦公室批改文件，見到軍警闖入，他麵不改色，從容麵對。
吳鬱文冷笑一聲：“李大釗是吧，我可認得你，跟我們走一趟吧！”
李大釗好像沒有聽見一樣，淡定地站起來，收拾桌上的文件。
這時，雷恒成一步向前，凶狠地說道：“別收拾了，趕快走！”
雷恒成一揮手，兩名軍警衝上來，強行逮捕了李大釗，一起被捕的還有李大釗的夫人趙紉蘭、兩個女兒，以及其他藏匿在蘇聯大使館的革命黨人60多人。
李大釗被捕後，麵對敵人的威逼利誘，始終鎮定自若，即便敵人進行了嚴刑拷打，但李大釗除了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信奉馬克思主義外，沒有透露任何黨的秘密。
當時報紙報道稱，李大釗在受審時“精神甚為煥發，態度極為鎮靜，自承為馬克思學說之崇信者，故加入共產黨，對於其他之一切行為則謂概不知之，關防甚嚴”。
一開始，張作霖還沒有殺害李大釗的想法，因為找不到任何處死李大釗等人的理由——李大釗的一切行動既不違法，更不犯罪。
但是，誰都沒想到就在李大釗入獄後第6天，也就是1927年4月12日淩晨，一場浩劫突然爆發，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對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展開血腥屠殺，第一次國共合作宣告破裂，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就此失敗。
蔣介石不僅對自己控製區域的共產黨人進行了血腥屠殺，還密電張作霖“將所捕黨人即行處決，以免後患。”
張作霖是奉係軍閥頭子，蔣介石是北伐軍領袖，而北伐的目標正是張作霖，兩人原本是敵人，勢不兩立，但在反對共產黨這件事上，卻因為共同利益，一拍即合。
此時，奉係軍閥頭子之一的張宗昌也急電張作霖：“巨魁不除，北京終究危險”。
共產黨一旦崛起，將是心腹大患，而李大釗是共產黨領袖，若不剪除，一旦放虎歸山，必將後患無窮——在蔣介石的誘惑下，張作霖下定了殺害李大釗的決心。
1927年4月28日上午11時，在張作霖的指示下，所謂“特別法庭”不顧社會各界的強烈反對，公然宣判李大釗等20名革命者死刑。
下午1點，李大釗在京師看守所，登上絞刑架，從容就義，年僅38歲。
殺害李大釗烈士一事，張作霖自是幕後最大元凶，而吳鬱文、雷恒成則是直接奉命行事的劊子手，尤其雷恒成不僅帶人逮捕了李大釗，還對李大釗嚴刑拷打，刑訊逼供。
李大釗壯烈犧牲後，共產黨人和社會各界義憤填膺，要求嚴懲凶手，但在當時的形勢下，敵強我弱，血雨腥風，共產黨人力量十分弱小，無力懲治凶手。
人在做天在看，殺害李大釗烈士的凶手，大多沒有好下場。
一年後，張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日本人炸死，但是由於國內形勢紛繁複雜，吳鬱文、雷恒成等劊子手，沒能及時被緝捕歸案。
1950年，轟轟烈烈的“鎮反”運動開始，黨中央將李大釗被害案作為第一號重點案件，專人負責，重點偵破，並指定彭真和時任公安部長羅瑞卿負責查辦。
然而，新中國成立時距離李大釗被害已經22年，時間久遠，人事變遷，這些凶手早已不知所蹤，加上他們自知罪孽深重，刻意隱匿行跡，追捕難度極大，不啻大海撈針。
茫茫人海，何處搜尋？
但是公安人員的決心是堅定的，辦法也是有的，他們決定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在全國發布通緝令，鼓勵群眾積極提供線索，共同抓捕殺害李大釗烈士的凶手。
這一招果然十分奏效，殺害李大釗烈士的凶手先後落網。
吳鬱文落網，病死獄中
1951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收到群眾舉報，有一個叫“吳博齋”的人藏身北京，疑似是曾任張作霖“安國軍總司令部”偵緝處處長的吳鬱文。
我公安人員立即進行偵察，經過近一個月的縝密偵察，終於在北京一處民居中發現了“吳博齋”的秘密住所，並確認“吳博齋”就是1927年帶隊抓捕李大釗的吳鬱文。
奉係軍閥覆滅後，吳鬱文投靠了蔣介石，曾任教導總隊總隊副，上校軍銜。
教導總隊直接隸屬國民黨中央軍校，裝備精良，是蔣介石的心腹部隊，由此可見蔣介石對這個殺害李大釗的劊子手是十分“寵愛”的。
但是吳鬱文不改邪惡本性，曾率隊鎮壓愛國學生運動，全麵抗戰爆發後更是公開叛國投敵，淪為可恥的漢奸，曆任汪偽政權“北京特別市公署警察局偵緝總隊副”、“天津警察局特稿科長”等職，繼續自己反共反人民的可恥生涯。
新中國成立後，吳鬱文自知罪不容誅，化名“吳博齋”，壯著膽子在北京隱匿下來，他自認為“燈下黑”，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殊不知“法網恢恢，疏而不漏”，他的真實身份最終還是被群眾的雪亮眼睛識破了。
1951年6月20日，北京市公安局將吳鬱文緝拿歸案。
此時，吳鬱文已身患重病，人之將死，對自己所犯罪行供認不諱，被依法判處死刑，但是考慮到他已經沒有幾年活頭，死刑暫不予執行，留在監獄內進行治療。
1953年6月17日，吳鬱文病死獄中。
雷恒成潛伏，行蹤成謎
吳鬱文落網後，偵查人員向他問起另一同名案犯雷恒成的下落，但吳鬱文隻知道雷恒成後來也和他一樣當了漢奸，抗戰勝利後便不知所蹤。
不過，偵查人員並非一無所獲。就在吳鬱文落網十天前，也就是1951年6月10日，北京市公安局接到了一位署名“居民趙某”的檢舉信，信的內容是：
謹向政府舉報，數年以前，曾在北京西北角寺廟露麵的“了明禪師”，實係認賊作父的漢奸、特務分子，民國十六年，就是他率領軍警搜查蘇聯大使館，致李大釗和先烈數十人慘受絞刑而殉難……望政府迅即覓取線索，務求捕獲，以彰國法。
收到舉報後，北京市公安局不敢怠慢，立即將線索上報彭真、羅瑞卿、馮基平（時任北京市副市長兼公安局局長）。彭真、羅瑞卿等作出批示，成立以馮基平為組長的專案組，全力偵查這個“了明禪師”的真實身份和具體下落。
然而，這封信舉報的“了明禪師”是“數年以前曾在北京西北角寺廟露麵”，那麽最近幾年他去了哪裏？真實身份如何？這一切都是謎，還需努力查證。
偵查人員並不灰心，他們夜以繼日地走訪調查，終於獲知了“了明禪師”的真實身份——“了明禪師”名叫趙誌安，目前隱藏在上海，真實身份就是雷恒成。
雷恒成原本是清朝的遠房皇親，早年留學日本學習警察技術，清末在京師警察廳任職。
此人是個十足的陰謀家，清廷退位後他投靠袁世凱麾下，參與策劃“北京兵變”，甚至屠殺無辜群眾，幫助袁世凱竊取革命果實，可以說是一個沒有底線的人。
1927年4月，雷恒成和吳鬱文一起率隊闖入蘇聯大使館，親自逮捕了李大釗等革命誌士60多名，並在獄中親自對李大釗進行了殘酷刑訊。
雷恒成長期從事警察工作，精通各類酷刑，加之性情殘暴，心狠手辣，刑罰嚴苛，故有“雷錘子”之稱，但窮盡一切手段，始終未能迫使李大釗屈服。
張作霖倒台後，雷恒成投靠了蔣介石，擔任東北軍憲兵司令部偵緝處長，繼續自己反共反革命的生涯，曾參與破壞中共滿洲省委，並對趙尚誌等同誌使用酷刑。
“九一八事變”後，東北迅速淪陷，雷恒成竟然主動叛變投敵，淪為可恥的漢奸。
1937年7月，雷恒成被國民軍逮捕，以漢奸罪判處死刑，但狡猾的他竟在死刑執行前脫逃，再次投靠了日本人，先後擔任汪偽政權河北、山東等地專員、道尹等職，殘酷鎮壓抗日誌士和進步群眾，最多時一度管轄22個縣，雙手沾滿了人民的鮮血。
抗戰勝利後，全國人民強烈要求嚴懲快懲漢奸，很多大漢奸都被繩之以法，雷恒成深知自己這個“二進宮”的漢奸一旦被抓必將死無葬身之地，隻得隱姓埋名，藏匿起來。
雷恒成當了半輩子警察，反偵察意識極強，他偽裝成一個和尚，法號“了明禪師”，隱匿於北京西北郊一處寺廟，由於隱藏很深，雷恒成的真實身份很久未被發現。
劊子手伏法，判處死刑
1951年的“鎮反運動”開始後，大量隱藏潛伏的敵特分子被查處，雷恒成提心吊膽，惶惶不可終日。不久後，他決定離開北京，前往上海潛伏。
1952年秋，上海市公安局收到一封公安部漆封、掛號的信件，稱殘害李大釗的主謀之一雷恒成，化名“了明禪師”，經查藏匿於上海跑馬廳附近馬立斯路（今重慶北路）一帶，以“賣卜”謀生，請上海市公安局務必將其抓獲歸案。
上海市公安局高度重視，將抓捕任務交給新成分局，分局指定了3名經驗豐富的偵查員：魯全發、夏鹹俊和潘澄，具體負責對雷恒成的調查和抓捕任務。
魯全發一邊搭話閑聊，一邊暗中觀察“了明禪師”。
魯全發等人先是找當地派出所查閱戶籍資料，發現查無此人，也就是說這個狡猾的雷恒成沒有登記戶口，偵查人員又來到馬立斯路附近走訪群眾，為避免打草驚蛇，魯全發等人沒有提及“了明禪師”的名字，而是以算命為名，打聽附近有無算命先生。
偵查人員很快有了收獲，群眾稱有一個老頭住在馬立斯公寓46號2樓，平時以算命為生，聽口音是北方人，自稱“了明禪師”，魯全發又回到派出所核實該地址的戶籍資料，發現此地址居民在戶籍資料中登記的名字叫“趙誌安”。
這個“趙誌安”到底是不是“了明禪師”，是不是雷恒成？
為了盡快確認此人身份，魯全發決定進行化裝偵查。
當天下午，魯全發一個人化裝後來到“趙誌安”家門口，使勁敲門。
“誰呀？”裏麵傳來一個北方口音。
“了明禪師嗎？我是來看相的！”魯全發冷靜地回答。
門開了，一個留著山羊胡的老頭把魯全發讓進了屋裏。
坐下之後，“了明禪師”盯著魯全發，一本正經地問：“先生想看何運？財運，還是官運？”
“我不問升官，不問發財，我是剛來上海，想問問找工作的事。”
魯全發一邊搭話閑聊，一邊暗中觀察“了明禪師”。
公安部轉來的信件中，詳細描述了雷恒成的相貌特征，特別點出他嘴裏鑲著幾顆金牙，還有一塊前清皇帝賞賜的金表，掛在胸前，幾乎從不離身。
經過暗中觀察，這位老頭的年齡、相貌、口音，連同說話時露出的金牙，都和信中的敘述對上了號，老頭脖子上還掛著一條金鏈子，但不確定栓著的是不是金掛表。
究竟該如何確認呢？魯全發一拍大腿，裝作突然想起什麽事，問道：
“哎呀！老先生，現在幾點了？我三點還要去招工，別誤了時候！”
老頭不知是計，下意識地從懷中掏出掛表看了看時間，果然是塊金掛表！
這下子，魯全發完全確認了眼前這個老頭就是雷恒成，便借口離去。
當晚，魯全發等三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衝入雷恒成家中，對他實施了抓捕。
這一天是1952年10月19日，殘害李大釗的凶手雷恒成終於落網。
雷恒成落網後，一開始負隅頑抗，並不承認自己的真實身份和罪行，但當偵查人員把在其家中搜出的日本憲兵警察所畢業證書、宣統陸軍警察兵課畢業生執照、日偽任命狀等文件，統統扔在他麵前時，雷恒成終於放棄了抵抗，供述道：
“當時隻知道李（李大釗）是共產黨頭子，是著名的‘南陳北李’之一……李大釗的小號勃朗寧手槍被我留用了”。
1952年12月17日，雷恒成被依法處以死刑，立即執行。
1953年4月26日，一聲正義的槍聲，一顆複仇的子彈，剝奪了雷恒成的性命，這個殺害李大釗的劊子手，這個血債累累的大漢奸，終於結束了自己充滿罪惡的一生。
其實，當初參與殺害李大釗烈士的還有其他劊子手。
時任“安國軍總司令部”警察總監陳興亞是逮捕現場的總負責人；時任“安國軍總司令部”軍法處長、特別法庭主席法官顏文海，特別法庭法官何豐林，兩人受張作霖指使，共同宣判李大釗死刑；時任“安國軍總司令部”憲兵隊營長高繼武，負責監斬李大釗……
由於曆史原因，上述幾名李大釗的劊子手不是早死，便是隱匿蹤跡，下落不明，僥幸逃過法律的製裁和人民的審判，但他們縱然逃脫了人民正義的複仇之劍，也注定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經受千秋萬代的口誅筆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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