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丘山：石油學院反動學生的結局
1965年的北京畢業集訓運動石油學院抓了十一個反動學生，這在北京市大學中是空前未有的，北京市大學部部長宋碩不肯批，石油學院書記劉長亮堅持一個不減，最後還是批了。
這篇文章說一下這些反動學生的結局。
首先是王有林，我在離開北京那篇文章中是這樣介紹他的：
“他是一個孤兒，父母彌留時，要求比他大十多歲的哥哥等到弟弟成人後才能結婚。哥哥忠心地履行著對父母的承諾，每天在工廠做工，供給弟弟上學。兄弟兩人在睡床上議論了不少中國的反修政策。弟弟在學院中被同學揪出來後，係黨副書記張西昆對王有林開始了日以繼夜的攻心戰，王有林揭發了對他有養育之恩的哥哥，他的哥哥隨即就被作為反革命送進了監獄。立了功的王有林並沒有得到張西昆允諾的寬恕，現在他心靈中壓著我們雙倍的負擔。”
王有林的處分是勞動考察三年，他在處分期間，表現的比其他人都老成持重，不隨便說話，在我們後來為自己的命運抗爭中也不太出頭，起的作用不大，但是他留給農場領導印象極好，跟農場一個比較漂亮和活躍的女幹部結了婚，我不了解這位女性的背景，我猜測這與王有林後麵的提升有關。大慶將我們所有人調大慶工作時，農場執意要將王有林留下來，並立即發展成黨員，提升到農場副場長。幾年後他又被調到大慶，成為儲運指揮部的指揮，這相當於局級幹部，對一個反動學生來說是難以達到的高位。晚年他身體不好，一直在北戴河休養。今年我去電話國內，他已經離世，聽說是因為縱酒過度死的，是我們中間第四個離開人世的。
十一個人中間秦永廩的問題屬於比較嚴重，他是三年勞動考察處分。離開北京一文中這樣介紹他的問題：
“1962年，他回家探親看到了彭德懷給毛主席的萬言書，回校後，給女朋友的信中談到對毛澤東的大躍進和三麵紅旗的懷疑。他的女朋友邵乃莊倒從未揭發，但是他自己將一封未寫完的信放到枕頭下麵，被團組織委員盧國忠翻到，報了學校。公安局將他列為代號5號控製起來，嚴密監視了好幾年，班中竟然無人知道。我在運動中也因為秦永廩案情的影響受到了牽連，雖然後來證明了我對秦的這些觀點毫不知情。”
秦永廩到農場後與工人關係很好，農場領導對他印象不錯，但是與王有林一樣，非常謹慎，在後來我們與學校的抗爭中不肯出頭。他到農場不久，農場領導就收到上海一個工廠的信，他的哥哥在一次事故中為搶救國家財產被砸死，死前爭著最後一口氣向工廠要求將他的弟弟調回上海頂他工作，照顧年邁的父母， 對於這樣一個無法拒絕的人道要求，卻因為秦永廩的處分，沒有人敢做主。一直到1972年學校來人摘去我們反動學生帽子分配在農場當工人後，秦永廩才調回上海。他是按工人轉回去頂他哥哥的工作的，後來我們在大慶集體被轉成國家幹部待遇的時候，他在上海遇到了麻煩。費了不少周折才解決，2005年我回國探親時他已經調到上海理工大學教書，另外在外麵為新建房屋設計水暖管道作為副業。2005年去到他家時，他神秘的推開一個書櫥，書櫥後麵有個隱藏的小櫥，裏麵擺滿了香港出版的評論中國政治和領導人的書，他慎重的拿起一本，然後談起中央的各種小道消息和他的政治見解來。我心裏在想，人的本性真是老天注定的，四十年前他不就因為偷看了處罰彭德懷的內部文件，在女友那裏高談闊論倒的黴，而且連累了無辜的我，現在還是老毛病。像很多熱心政治的中國人一樣，他的自我感覺也極好，認為自己懷才不遇，否則一定能成大事業。
李延成是這個反動小群體中僅存的一二個精神沒有被運動打誇的成員，他應該是當官的料，被定成反動學生有些陰差陽錯。在學校時他一直是班長，一次憶苦思甜的大會上別人憶苦思甜，他也聲淚俱下的跟著憶苦，他說土匪撞進了他的家，搶了他們的財產，母親被糟蹋，他那時還小，嚇的在地上哭。他的這個發言統共也就四五十個字，成了他的罪狀，因為他家是地主，來搶東西的不是土匪是農民，就被定成反動學生，勞動考察二年。李延成對此感到非常委屈，他對我說他家被搶的時候，他還是幼孩，不懂政治，怎麽搞的清土匪和農民，受辱的是自己的母親，他不可能不憤怒。
李延成的能力比這個團體裏其他成員強，也有責任心，而且有個人魅力。有一次，在北京上訪時，他突然哼起莫斯科郊外晚上的曲調，雖然隻哼了兩句，它的優美使我終身難忘，就像二個掉在井底的人，突然抬頭看到了井外的一絲蘭天，當一個柔情曲調從一個滿心都是傷痕，前途未卜的人的口裏出來的時候，過去遺忘的人間和對未來的憧憬像閃電一樣從眼前掠了過來，但又像幻雲一樣消失了，留下的隻是無限的悵惘和空虛。
他在老家吉林有一個青梅竹馬的女友小苗，他們後來結了婚，並白頭到老。小苗熱愛文學，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出了不少書，她寫的都是關於大慶創業的故事，像中國的其他作家一樣，這些都是為了歌頌中共成就編造出來的。一個姓陳的大慶領導退休後還請她去寫傳記。她將她的作品給了我幾本，很對不起她，我根本沒有去讀，而我最盼望她寫的她丈夫的故事，她恐怕連想也沒有想過。在中國作家頭腦裏一想起寫東西，都是從一個政治主題出發，然後去收集材料，再編造。最想不起寫的就是自己的真實經曆。
由於處分到期得不得解決，農場批準我們派三位代表去北京上訪，大家都由於害怕而相互推諉時，李延成責無旁貸的接受了。
上訪北京他感到義不容辭，與花花公子陳耀強不同,李延成完全知道這個使命的危險。應該說我們這個小團體最後能夠得到一個合理解決，他是有功勞的。這十一個人群體的嘴是我，腿是李延成，而腦子是鮑有光，這是外人絕對想不到的，因為鮑有光在公開印象中以一個大大咧咧稀裏馬哈，有些滑稽，但非常具有個人魅力的形象出現，但實際上他是一個非常有政治智慧和心計的人，也是我們十一個人中最有文學價值和值得寫的人，但是一想到寫他，我就感到自己才枯智竭，無法將他生動的形象刻畫出來。其中有二個原因，一是他的幽默和詼諧天才無與倫比，同時他的城府之深也是在任何中外作品中無法借鑒，另外還由於我們後期關係不好，他好像已經恨透我，使我今天下筆時非常害怕會不公平，文學作品最忌諱的是失實，失實的東西寫出來一定是垃圾。
而我自己是這十一個人中出頭最多的人，這固然因為我的出身不壞，加上大部分人看了我的材料都有被冤枉的感覺，而且還因為我的邏輯思維非常好，表達事情非常清楚，其次是李延成，處事穩重，如果我們爭訴失敗的話，最倒黴的應是我們兩人。我在北京上訪中會詳細描寫我們的活動。
李延成調到大慶後先在采油研究所，混的不錯，2000年我回中國時他已經是大慶工人業餘大學的校長了。他升官的竅門是緊緊抱住農場書記茹作斌的大腿，茹後來是大慶油田的組織部長，李也就高升了。
我在離開北京中這麽介紹 陳耀強：
“李家富的後麵是陳耀強，長得很高，鼻子翹翹的，有著一張討女人喜歡的臉。可以說即便將陳耀強以一百個罪名定罪，最不應該定的就是反動學生。陳耀強是個不折不扣的紈絝子弟，他算是半個華僑，母親在印尼，父親在廣州開飯館，生了九個女兒，最後得了這麽一個兒子。陳耀強在學校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與一個比他差不多矮一半的女同學成天在校園中壓馬路。陳耀強的問題是看完電影戰上海，回到宿舍時，站在宿舍門口仿照電影中一個國民黨高級軍官，一邊兩腳立正，將右手高高舉起敬禮，一邊叫蔣委員長到。陳耀強變成了反動學生，使他在印尼生了九個女兒一個兒子的母親，像發了瘋似地開始了長達八年的要將兒子從中國弄到印尼去的堅韌不拔的鬥爭。”
我與陳耀強接觸後完全明白了他為什麽會被定為反動學生了，他長的高大，鼻子有些翹，滿麵東南亞的華僑氣，與石油學院農村來的土學生，完全屬於不同世界，再加上他那副盛氣淩人的樣子，不說話那些學生就看不慣，運動來了不整他才奇怪。我與他一起到北京上訪時有很密切的接觸，在那個處處是陷阱的困難時候，他一碰到釘子就非常泄氣，悲傷地問我們還有辦法嗎？他也知道自己沒有用處，出不上力，就在生活中補救。我們的收入有限，不能常去飯館吃飯，他就到菜場買些菜，用一個小電爐偷偷的在房間裏燒著吃，不愧是飯館老板的兒子，在什麽都沒有的情況下，還能燒出可口的東西來。有一天我與他到海澱去逛商店，看到櫃台旁站著一個非常漂亮的服務員，他舊病複發，對我說，上訪我不行，這個你就不如我了，他用手指了一下女孩子。我表示不相信，你能讓她笑嗎？他說這有什麽，就向櫃台走去，指著玻璃櫃裏麵的東西，那個女孩子過來了，問他要哪一個，他又指一下，女孩有些困惑，你說話啊，到底要哪一個，陳耀強用非常可憐的聲音回答，我是啞巴。那個女孩子笑得花肢直搖，他們一會兒就很親熱了。
處分撤銷後，陳耀強就離開農場去印尼了，與我們再無聯係，我相信打死他也不會到這個該死的國家來了。
現在輪到章建航，離開北京一文中這麽介紹他：
“站在最角落的是章建航，學校的鬥爭會上說他的父母解放前是惡霸地主。他的罪行來自他的一首歌頌農村建設的詩，詩中有肥豬二個字。他被強迫承認詩中的肥豬是暗喻毛澤東，在毛澤東是紅太陽的年代，這是夠殺頭的罪。今天回頭看去，真正的奇才是那個第一個發現肥豬與毛澤東有聯係的人。五七年反右後的中國知識界揭開了中國文人曆史上最可恥的篇章，被反右嚇壞了的中國知識分子得了恐懼症：於是一邊開始歌功頌德，無言不無共產黨，無歌不頌毛主席；另一邊人人要求進步，靠攏黨組織，匯報思想和階級鬥爭新動向。發現詩中的肥豬與毛澤東有聯係，隻是當年知識分子無數互相殘害的傑作之一。但是知識分子的兢獻忠心，阿諛搖尾，互相出賣(包括與父母劃界限)，並沒有緩息偉大領袖對這些文人的鄙視。他終於做出中國知識分子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結論，在文化革命中將他們統統送到煉爐中去燒烤：不管是過去整人的，還是被整的。
章建航的母親和二個妹妹遠遠地站在他的旁邊。一個優秀的電影導演可以讓一個演員維妙維肖地演一個垂死的人，但是他絕對無法讓一個演員演出一個除了悲傷和恐懼，再也沒有任何其它人性的人。這是一些意誌已經被社會和同類壓垮了的人，她們看每個人的眼睛都充滿了恐懼，好像在說：“我有罪，請你放過我”。 ”
這十一個人中，意誌和思想被完全摧毀的有二個人，一個是李樹仁，他是我們中間第二個離去人世的，僅晚於範同明。我已經單獨寫了他的故事，“李樹仁和他的兒子”，還有一個就是章建航，與李樹仁一樣，我們聚會時，他也是蜷縮到角落上，從來不講話。與李樹仁不同的是他的手裏總是有一些木頭鐵塊之類的東西，他不停地用榔頭在敲打它們，發出刺人的聲音，似乎在做什麽手工東西。我猜他是用這些活動來逃避世界，占據每一個時間，逃避想到現實。由於敲打聲音的幹擾，聚會時我有時不得不請他停下來。
我與他很少談話，但有一個談話卻使我終身難忘，我們談到了一個農場新來的受處分的幹部，章建航用一種不屑一顧的口氣說，這個人思想反動，我震驚得嘴都合不上了，這不正是當年大學中我們周圍學生批判我們時的表情和語氣嗎？現在從我們反動學生嘴裏出來有些不倫不類，我心裏想，章建航啊，固然這是一個吃別人才能生存的社會，但是太晚了，現在學已經沒有什麽用處了。
我們處分撤銷後還在農場工作了二年，聽說章建航在一次用拖拉機去拉一個很重的東西時，鋼絲繩斷了，彈了回來，將他的鼻子削去半個，送醫院時，幸虧旁邊工人將那半個血淋淋的鼻子撿起來帶到醫院，醫生給他縫上去，我想象他的相貌一定非常可怕，所幸我與他不在一個隊工作，再沒有見過他，前些時候打電話到國內問起他時，李延成告訴我，他還健在，生活也可以。
離開北京一文中還提到了李家富： “在我右側站著李家富，他來自廣東的鄉村。這是一個遺腹子，母親懷他時丈夫就死了。留下兩分薄地，孤兒寡母沒有能力種，就租給人種。解放後定成份，地太少，不夠地主，但是有剝削行為，被定成小土地出租。李家富的問題是62年回家探親時，看到農村餓死了人，農村幹部多吃多占，農民不喜歡人民公社，盼望包產到戶等等，覺得與報紙上說的不是一回事。他是團員，還是付班長，回校後找政治輔導員廖國芳匯報思想。廖國芳說，你做得很好，以後有想不通的就找我匯報。到了畢業集訓時，廖國芳將他匯報的內容全抖了出來，他就不容置疑地成了反動學生。而李家富的母親也正在李家富成了反動學生的時候，到井邊去挑水折了腰，這使她不能再挑水，每次需從地上爬到井旁，用幾個小時拖一點水回來，她正望眼欲穿地等待著大學畢業兒子回來幫助她哩。”
我在“李家富的哭聲” 中詳細描寫了李家富的生活，李家富的專業是測井，他在技術上比他在政治上要聰明多了，不會去幹向領導匯報思想的傻事情，後來調到大慶蠻受單位歡迎。他的妻子比他小不小，我記憶中還有印象。那是文革時候，學校都停課了，農場職工都將子女送到生產隊來。有一天我們隊來了兩個十五六歲的小姑娘，一個滿麵紅光，看到人笑眯眯的，是喜氣樣子，但後來知道那是表麵的，她一身是病。另一個稍高的皮膚很白，有些冷峻，讓人感到難以接近，她叫王敏，爸爸是我們的上司，農場的保衛科長。後來前麵那個調到一隊去了，與李家富一個隊，她就是李家富的妻子。聽說他們生活不錯，女兒進了哈工大，好像是醫生。
在我介紹反動學生的文字中，有一個人從沒有提到，他就是鮮朝左。四川人，個子高大，一看就是非常有主意的人，他始終避免與我們來往，我對他的問題和思想都了解不多。他的處分是三年，所以是比較嚴重的，在批判大會上聽到的是一封信，在信中抒發了對土改不滿的情緒，為他的地主父親不平。到農場後從不參加我們的集會。我聽說他在四川有一個青梅竹馬的女朋友，是個醫生。他們的關係始終沒有破裂。處分結束後，他就結婚了，並設法調回四川去了，與我們再無聯係。值得佳話的在那個人人將政治問題看成瘟疫，躲之不及，無數婚姻由此解體，而我們這個小群體中二對沒有成為婚姻的鴛鴦竟然最後結婚了，這在中國也是不多的。
現在隻剩下範同明和鮑有光沒有交代了，當然我還不知道我會不會寫鮑有光，它對我的寫作能力和個性都是一個挑戰。
正如我前麵說過的，範同明是我們中命運最悲慘的，也是第一個死的。在“離開北京”中我以比較多的文字介紹了他：
“到哈爾濱的時候正是午夜，我們要在這裏換去北安的火車。哈爾濱的火車站比北京更是昏暗，雖是三月，夜間非常冷。我們將被子鋪蓋等行李堆在中央，大家圍著行李坐在地上。充滿夜寒的車站，顯得淒涼和空蕩。範同明拿出一支短笛，吹了起來，押送人也沒有製止他，他吹的是蘇武牧羊，哀怨的笛聲，催人淚下。可憐的範同明是我們這些人中將來命運最悲慘的一個，在他吹笛子的時候，他怎麽知道等著他前麵的路程將是何等的殘忍。
笛聲哀揚，我看著範同明悲滄的臉，想，這就是那個被學校宣稱氣焰非常囂張的範同明？我記起我被定為反動學生後，一個夜晚，一個學校的高層官員找我談話，用一種玩笑的口氣提起有些反動學生現在還要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在灰黃的燈光下，他臉上露出那種對範同明的初生牛犢不怕虎的不懂事感到好笑的表情。
範同明來自驍勇善戰的廣西，那裏的民風要比表麵粗獷豪放，暗裏藏針的東北大漢耿直。他的父親是一位國民黨團級軍官，這是一個最壞的層次，聽說死在監獄裏，要是級別再高一些，反而會受到共產黨禮遇。這種被稱為血仇子弟的人在政治運動中是權利最沒有保障的。
範同明的臉看起來有一種沉毅，倔強，說話很慢，而且對人的問話要有一個停頓才能反應，說明腦子不是很敏捷。範同明的問題就是一句話，說他附同蘇修的口氣，誣蔑中國人幾個人穿一條褲子。加上他氣焰囂張，拒不認錯，所以被定成了反動學生。
後來我問過範同明他說過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嗎？ 我們這些不堪一擊，在黨麵前痛哭流涕，苦苦求饒的反動學生中如果真有這麽一個人，會讓我感到是一個奇跡，而且備感榮光。範同明有些不好意思，囉裏囉嗦的說了半天，我聽懂的他反複說的就是反麵教員這四個字。可能是學校要他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當反麵教員的意思。我覺得範同明的語言表達能力非常差，詞不達意，我無法知道這是運動後受到刺激變成這樣的，還是原來這樣？但是這絕對不是一個校方描述的頑固，堅持反動立場，甚至不惜一死的剛強形象。
我基本上明白了範同明是被拖下水的，這種中國人幾個人穿一條褲子，明明是中國宣傳機構用來激起中國人民對蘇聯仇恨的話，就算有人對反修政策不滿意，也不會拿這種挑撥性質話來攻擊的。問題是隻要有人將範同明卷到這個邏輯上來，他是會被愈拖愈說不清楚的，所謂的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之說，恐怕也是有人先問範同明是不是要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開始的。像範同明這樣耿直，倔強的人在亂世如果去參軍，不管是共產黨軍隊，還是國民黨軍隊，都會像他父親一樣，成為一個卓越的軍官。可是來到大學這種鉤心鬥角的地方，他的腦子是無法繞出這些文人給他設的圈子的。”
我常常想，為什麽範同明的結局比我們都壞？是不是他的思想最反動，還是他有著什麽令人討厭的習性？到了今天78歲高齡，將人生看得比較透明的時候我終於有點明白。這些反動學生除了有些出身不好，容易被政治輔導員釘上外，多少有一個共性，麵對複雜的中國社會不知怎麽保護自己，而範同明是我們之間最缺乏這個秉性的，他的思維簡單，直接，一點彎都不會拐，而且很容易被人的語言牽著鼻子走，生逢階級鬥爭的社會，就容易成積極分子尋找的刀俎魚肉了。
但是為什麽範同明到了農場後他繼續災難不斷呢？他和我不在一個生產隊，但是我聽到他的惡訊不斷，他與工人也相處不好，跳過好幾次井自殺，被撈起來了。北大荒的井水就是在夏天下麵也是冰凍的，撈起來一定是半死了，我想不通，大家既然這樣不喜歡他，為什麽要撈他起來呢？讓他繼續在這個世界上受罪嗎？
他跳井後不久，到總部來了，我見到了他，那是春天的時候， 農場到這個時候每二年給大家換一次工作服，範同明穿上嶄新的工作服，顯得非常精神， 一點也看不出頹廢和跳井的樣子。我忍不住問他跳井的事情，像我那時問他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時一樣，他臉上出現一種羞澀的表情，沒有憤概，沒有不平，隻是想解釋，羅羅嗦嗦的說不清楚。
範同明，你到底是個什麽人啊，為什麽社會這樣容不得你啊！
這個問題一直到幾年後，我們處分撤銷的時候才有了答案。我將在上帝不讓我死在月牙泡一文中詳細描寫我們處分撤銷的整個過程，這裏隻是回憶範同明在那個時候的情況。
在經過一個個談話，每個人都在壓力下表示接受學校來的保衛科長陳XX的撤銷處分，摘除反動學生帽子，分配農場當工人，工資從每月28元提高到46元的決定以後，作為最後一步，陳科長給我們十一個人開一個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在這個學習班上，陳科長勝利完成了石油學院摔包袱的紮手任務，壓下了要求平反的翻案風，將我們這些人都分配在農場工作，意氣風發，發表長篇演說，要我們學習毛澤東思想，進一步改造自己，做一個好工人。美中不足的是他在演講的同時範同明也在講，誰也無法使範停下來，因為他已經完全瘋了，
範在說什麽呢？
他在講著他的經曆：
他說他在學校被鬥時非常傷心，自己怎麽到了這個地步了，後來到了農場能夠離開學校他是那麽高興，他非常喜歡農場，春天夏天這裏非常美麗，開滿鮮花，天空非常藍，白雲在天空飄翔，他傷心的時候，就看著天空，看著大自然，不過他老在想，他要認真改造自己，為什麽總是改不好，大家都不喜歡他。
他不停的講的就是上麵這個內容，反反複複，語氣平平穩穩，羅羅嗦嗦，與陳科長那種抑揚頓挫精神抖擻的講話混雜在一起，顯得非常不調和，但陳科長像沒有聽到，自己講自己的。
這時候我被陳科長壓下去的平反情緒又蘇醒了，雖不敢正麵交鋒，就露出了與他故意搗蛋的想法，我打斷陳科長說：
範同明的情況很不正常，你講他也在講，叫我們聽誰的？如果他在裝瘋賣傻，就不應該撤消處分分配工作，應加重處罰，繼續改造，如果他是真瘋，他就不能在農場改造了，你要將他帶回學校去給他治病，他進學校時是不瘋的，現在瘋了，學校有責任要管他。
陳科長不得不停下來對付我，他說,範同明是有些問題，但是還不到精神病的程度，他又說範同明，你要鬥私批修，不要沉浸在個人利益的小圈子中，你這樣會越來越走不出去，你要努力學習毛澤東著作，改造自己等等。
範同明根本不知道大家是在談他，也不理陳科長的話，繼續平靜的說著他怎麽喜歡農場，喜歡大自然，以及自己無論怎麽努力改造總是得不到大家諒解的事情。
我相信範同明這時候講的都是他的心裏話，一個瘋的人是不會講假話的，他在瘋癲中將自己的心靈給大家亮開了，他有著怎樣的一顆金子的心靈啊？他比我們這裏坐著的每個人都好，都善良，這裏的每一個人都在演戲，都在演社會強迫分配給每個人的角色，隻有他真正相信這一切都是應該的，是合理的，是他自己不好，在認真考慮自己怎麽辦？怎樣改造自己？
陳科長離開後，我們就在農場當工人了，經過二年艱難的努力調到大慶去了， 除了王有林留下入了黨，當了副場長，還有範同明，大慶沒有地方收留他，農場讓他回老家去，給他每月寄工資。
他的老家到底是廣西還是雲南，我記不清楚了，但老家已無親人，農場幹部告訴我，一年後他死在一個街道上，袋裏裝著農場寄給他的錢。他是我們十一個反動學生中第一個離開人世的。現在這個世界上恐怕我是唯一記得他的形象的人，願他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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