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嘉書摘】我演“大春”（選自《革命時期的芭蕾》）

史鍾麒1960年和雙胞胎弟弟一同被選入剛創辦的上海舞蹈學校（上海芭蕾舞團的前身），是上芭最早的演員，也是樣板戲《白毛女》中男主角大春的扮演者之一。1979年，他被導演吳天明、滕文驥看中，在電影《生活的顫音》中扮演主角、小提琴家鄭長河 ，隨後成為相當活躍的舞、影、視三棲演員。1988年赴美。

 史鍾麒現居舊金山灣區，一方麵繼續從事芭蕾教學，一方麵以古稀之年，仍然活躍在灣區各種華人文藝演出的舞台上。在這部回憶錄中，他以感激的心情，回憶了芭蕾帶給他的快樂與傷痛，人生命運的考驗與轉折，也從局內人的視角，將上海芭蕾舞團早期的發展曆程，《白毛女》創作、上演、成為樣板戲的經過，以及可與“乒乓外交”相媲美，為中日複交立下汗馬功勞的“芭蕾外交”等曆史事件呈現給了讀者。 

本文節選自他的回憶錄《革命時期的芭蕾》（壹嘉出版，2019年9月）

 

1968年夏天，空氣與政治環境一樣如火如荼，溫度升至攝氏35度。連平日聒噪不已的蟬兒在酷熱的天氣裏也隻能偶爾發出近似淒慘的唧唧聲。酷暑加上超高濕度，讓人白天昏昏欲睡，晚上又難以安眠。劇組響應號召，向“文藝黑線”“開排炮”，每星期要演出好幾場，有時星期天下午加演一場。從主要演員、群眾演員到樂隊，人人疲於奔命。主要演員雖隔天輪換，但體力上的消耗數倍於群舞演員，在惡劣的天氣中，休息不好，體力難以恢複。

初時，飾演大春隻有淩桂明一個人，後來增加了歐陽雲鵬。他倆是春季班的，業務很好，表演上成熟。1967年4月24日，最高領袖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觀看演出就是淩桂明演的大春。這次演出後，劇組聲名日隆，演出場次大增。除了日常演出，還要去廣州為每年春秋兩季舉行的商品交易會獻演。到工廠農村演出更是常常出現在劇組的排期表上，於是，增加一組主要角色勢在必行。編導們從秋季班裏選中了我。在所謂“開排炮”的密集演出前，我已掌握了“大春”的獨舞和雙人舞，但一直沒有正式上台的機會。那時我也沒覺得這對我有什麽重要，反正我先學著，等正式需要我上台的時候再說。

 

在一個大型的舞劇中，主要角色就是舞劇的魂。演員除了演好自己的角色外，與其他演員配合也極為重要，他們的默契配合是豐滿角色的十分重要的一環。從技巧和形象上看，我與淩桂明、歐陽兩位各有千秋，但表演上的差距很大，特別與淩桂明差距就更大，他從學生時期就有了在台上演出《天鵝湖》第二幕王子的經驗，到1967年，表演上已十分成熟，我最初的舞台表演經驗就得益於他。他給了我不少的幫助，我很感激他。

我在正式排演大春之前，沒有當過主要演員，既不曾與群眾演員配合過，也沒有與樂隊合作過，離上台表演全劇，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一次偶然的突發事件，把我快速地推上了舞台。

 

集體食物中毒事件

 

我們的演出地點，主要是福州路外灘210號的市委禮堂。過去，每次演出結束後，都是自己拿團裏發的三毛錢夜宵費，自行張羅夜宵。離市委禮堂不遠的福州路和江西中路交叉處，有一家飲食店，什麽小餛飩、菜肉餛飩、陽春麵、大肉麵、辣醬麵，都現做現燒，價格便宜，團裏很多人愛光顧，花一毛幾分，吃一碗香噴噴的麵或其他點心，順便聊天。但是，載我們回宿舍的車從不等人，於是大部分人演出後不能去那個店，隻好回宿舍後吃幹點心或用小電爐煮麵條。夏天胃口欠佳，就吃西瓜充饑兼解渴。

我團成“樣板團”後，除了公演多，一些重要的市級單位也常來包場。那一天又是包場，演出完後，包場單位為表感謝，在後台大休息廳準備了夜宵。上海的炎夏，冷麵、冷餛飩是本地人的最愛。特別是冷餛飩，油鍋裏煎一下，蘸辣醬油或者醋，是無上美味。眼前的油煎餛飩和冰凍綠豆湯，正對胃口。那天是淩桂明演大春，我演八路軍戰士。我很快卸完妝，來到休息室，裏麵一片嘈雜，樂隊演奏員、合唱隊員一麵享用，一麵高談闊論。我碰到歐陽雲鵬，他那天輪空，我倆拿了些餛飩，舀了綠豆湯。過了一會兒，淩桂明卸完妝，也和我們坐在一起。因味道不錯，大家吃得比平時多。吃完，大客車與往常一樣送我們回宿舍。

1977年《白毛女》劇團訪加演出海報

晚上悶熱難耐，我在寢室外麵的公共洗衣處用冷水衝過，回寢室強迫自己躺下。手上的蒲扇雖不停地搖，不一會身上又粘粘糊糊的。池塘邊，蛤蟆叫聲此起彼伏，令人更難入夢。過了午夜，氣溫逐漸下降，慢慢入睡……沒過多久，肚子一陣絞疼襲來，脹痛難忍，頭上直冒冷汗，翻身下床跑去廁所，痛快地拉了一陣稀，身上被汗濕透，脹鼓鼓的肚子癟了下去，感覺輕鬆了些，於是擦幹身體回到床上繼續睡覺。

早晨起床，方知事情不妙，原來昨晚上十幾個人中招，不少人與我一樣，都是痛醒後夜半臨廁。集體食物中毒，這在當時的上海屢見於報端，而置我們於不幸的禍首是昨晚變質的冷餛飩。不少人被送到醫院裏掛急診，打吊瓶，包括淩桂明和歐陽雲鵬，我的病情算是輕的。

早晨，練功時間到了，工宣隊領導要所有換好衣服準備練功的演員去201教室集合。到教室後，大家交換剛剛獲得的新消息。一會兒，工宣隊領導王梅珍推門進來，後麵跟著編導林泱泱和醫務室的陶醫生。大家靜下來，等王梅珍說話。王梅珍中等個子，白皙的臉，精煉的短發，是一家工廠的黨支部書記，不是一線工人。其實所謂工宣隊也就是拿幾個工人大老粗推在前麵，上麵信得過的領導在後麵督陣而已。她把昨晚到現在發生的情況一一向大家作了介紹，又叫陶醫生報告了淩桂明和歐陽雲鵬的病情。等陶醫生講完後，王繼續說：“從淩桂明和歐陽雲鵬的情況來看，今晚他們兩個都肯定無法演出的。你們大家想想看，我們是停止演出，還是想辦法繼續演出？”誰也不出聲，你看我，我看你，最後，大家把目光都集中到我的身上。

編導之一的林泱泱，是《白毛女》四位編導中最年輕的一位。他接著王梅珍的話說：“醫院已經盡力，但淩桂明和歐陽兩人病情嚴重，身體極度虛弱，沒有任何藥可以讓他們今晚上台。群舞演員少一二個，我們可以重新排位，但大春沒人，我們就得停演。”說到這裏，他停了一下，與王梅珍交換一下眼色，轉頭對著我：“史鍾麒，你，可以嗎？”導演很客氣，並沒有那時流行的什麽“為革命”口號式詰問。我的心跳陡然加快，腦子一片空白，低頭看著自己的腳。其實在林泱泱講話的時候，我已經預感他會點我的名，因為在那一天，隻有我還勉強有條件擔此重任。教室裏靜悄悄的，沒有人說話，大家都轉過頭看著我，時間的秒、分好像被拉得很長很慢，我能聽見自己心髒跳動的聲音。

 

1972年8月11日，餘慶雲、史鍾麒在日本日立造船廠 演出《白毛女》第七場 “相認” 

這次訪日演出就是可與“兵乓外交”相媲美的“芭蕾外交”，為中日複交立下汗馬功勞

 

我要麵對的是一個大型芭蕾舞劇，而且是樣板戲，絕非簡單的小舞蹈可比。我麵前的困難很多，個人的獨舞和舞蹈技巧固然可以暫時略過，但沒有正式的與女主角好好合過雙人舞，沒有與群眾演員配合過，沒有走過台，沒有彩排過，沒有與樂隊合過，這些必需要經過的過程，我全部為零，而這又不是輕易可以完成的。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機會，放棄還是抓住，全在一念之間。其實團裏把寶押在我的身上，何嚐不是一種冒險和賭博呢？

那段時間是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開排炮”的特別時期，演出，是“保衛無產階級革命文藝路線”。不演呢？被可能別有用心者上綱上線，那就成了“罪惡陰謀”。即使不計政治後果，退一步，停演也會被觀眾的唾沫淹死。記得那年為保衛樣板戲，反對資產階級文藝路線複辟，人民廣場開公審大會，有一個在普通飲食店賣大餅的毛良玉，因為“技癢”，業餘排演樣板戲，被人告發，定罪為“歪曲樣板戲”，死刑，被押出去槍斃了。判詞裏有一句話在學校裏廣為流傳至今記得：“一個賣大餅的，居然也關心起文藝來了”。那年代，區區一出戲，需要用各種辦法來“捍衛”的。十年中被允許演出的就八個樣板戲，我們的演出場場滿座。市委禮堂1400多個座位，戲票場場賣光，管票務的老宋常常要躲起來，以免被熟人盯住要票。

當時是上午九點不到，離晚上演出還有十個小時。諸多權衡、比較、激烈的思想鬥爭，最後，我的好勝心戰勝了畏懼心，接受挑戰的欲望占了上風。我抬起頭輕聲回答：“既然領導信任，我想我可以試試。”短短14個字的回答，決定了我的後來的藝術實踐。

我這年21歲，離現在恰為半個世紀。因為這對我太重要，是我藝術道路上的一個重要的裏程碑，所以至今隻要一回憶起那天的場景來，就如剛剛發生一樣那麽清晰。我明白，軍中無戲言，隻要答應，就無退路。隨即，劇組上下立即行動起來，為我做全麵的預演配合。

十分鍾後，鋼琴音樂在排練廳裏響起，演白毛女的石鍾琴，演喜兒的茅惠芳，演黃世仁的王國俊，演穆仁智的陳旭東，演楊白勞的董錫麟，以及一幹群眾演員悉數上場，一遍又一遍地和我配戲。第一場，黃世仁的家丁強搶喜兒，大春與眾家丁開打。平日排練，演家丁的演員們與淩桂明、歐陽配合較多，已經非常熟練，常常比劃幾下了事，但今天全力以赴。張慶祖的“串貓”，趙誌權的“背加官”、“趴虎”做了很多次，直到我們配合接手十分順暢。我們在大教室排練的同時，各自住在家中的管弦樂隊的樂手也接到通知，迅速到市委禮堂集中，準備給我合樂。一個多小時後，我們離開排練廳，衣服也沒換，上了臨時招來的文化局車隊的大客車，直奔劇場。

合樂非常順利，指揮陳燮陽是一個極具才華的指揮，對舞台上每一個舞蹈所需的節奏，拿捏得十分精確。每一段音樂，每一個主要演員完成動作時不同的速度，他都心中有數，配合默契。在合第五場大春32個旁腿轉的音樂時，陳燮陽還特別停下兩次，以確認我開始轉的準備動作和中間的速度。他對《白毛女》的總譜已爛熟到從頭到尾不用看總譜，拿起指揮棒就進樂池。那次合樂以後，我在團裏的演出，不管是《白毛女》還是其他小節目，大都由他擔任指揮。從1968年到1988年，我去美國前的整整20年，劇組裏所有演出都在陳燮陽的指揮下進行，這真的是我們的幸運。在陳燮陽之前，樂隊還有一個指揮樊承武，是陳燮陽的老師，當年小提琴協奏曲《梁祝》的首演和《白毛女》的首演都是由他執棒，1967年他被調往上海歌劇院。

走台直至下午一點多鍾，全體演員回團裏吃午餐，然後回宿舍休息。我在床上翻來覆去，放在平時，因上午練功很累，午睡時腦袋粘上枕頭就能睡著。但是，今天發生的事像記錄片，在腦子裏不斷地播映，時而清晰，時而模糊，無論怎麽努力，“周公”就是找不到。唯一能做的就是閉著眼睛，默念演出的要點，後來幹脆起床比劃動作，這是我一生中最長、最難熬的下午。

5點15分，去劇場的大客車開出。 

 

正式演出 

 

劇場後台，化妝師程漪雲、閔曉梅替我化妝，負責服裝的張師傅幫我檢查衣服，一遍又一遍，從他們的細心和認真，我感受到她們殷切的期望和祝願。在焦急和不安中度過了演出前的一個多小時。

7點到了，開場鈴響過，陳燮陽步入樂池，序幕音樂奏起，我從下午起就懸起來的心更為緊張了。程老師在邊上看出我的不安，不斷叫我放鬆，安慰我：“不要緊張，你一定能演好的！”序幕剛開始，我就在舞台側幕做準備，一麵活動腰腿，一麵默念著要做的動作。偷偷地從大幕縫隙望下去，觀眾廳座無虛席，一個個全神貫注，根本不會知道這場演出差點就泡湯。

序幕飛快地過去，迎來了“北風吹”，朱逢博美妙的歌聲在劇場回響，茅惠芳舒展的舞姿，四女友活潑的“窗花舞”，在歡快的音樂聲中結束，終於輪到了新鮮“大春”上場亮相。

舞台兩側早就站了一些還沒上場的演員，“四女友”呂璋瑛、朱依群、沈芷華、張南，她們自己的舞蹈結束後，沒有像平時那樣離開舞台徑直去後台化妝室，而是站在舞台邊上等著，看我上場，程老師站在了大幕邊上的最佳位置，注視著台上每個演員的一舉一動。

訪日演出《白毛女》第七場  白毛女、大春扮演者：周慧芬、史鍾麒

 

頭紮白羊肚毛巾的“大春”，把腰，腿，腳腕再活動一下，隨著音樂，手捧麵粉袋，幾個快速的台步走到舞台中間，一個圓場轉身，推開喜兒家的門，進門，把麵粉送給喜兒，然後一個瀟灑的“大跳”（Grant jete），把一段獨舞流暢地跳完。做“二位轉”時，稍微有點跳動，緊張所致，但觀眾感覺不到。接下來，與喜兒的一段抒情雙人舞，以表演為主，兩人的舞蹈動作都沒有什麽技巧負擔，完成得很好，很流暢，順利地隨著音樂下場。這是我第一次演大春的第一段舞蹈，完成得不錯，為我以後的出場開了一個好頭。

剛走進側幕，程漪雲老師就快步過來，雙手撫著我的兩個上臂，告訴我跳得很好，舞台妝也很漂亮，邊說邊拿出紙巾吸著我臉上滲出的汗珠，站在邊上的演員過來給我打氣：“阿大，蠻好。”第一次出場沒有發生大問題就是成功，加上副台上其他演員的鼓勵打氣，不斷告訴我好的消息，我的緊張心情得以緩解。

演出像平時那樣有序進行，第一場的開打，第一次與眾多演員合作，每個接手時間都在瞬間，不允許稍有遲疑，因上午在教室裏排練時，趙誌權、張慶祖、程沛然等演員認真地陪我練習過數次，完成得還算順利。第二、三、四場，都是喜兒、白毛女的戲，我不用出台，有時間休息和調整。趁中場休息，我在台上走位，想動作。第五場，連續32個“旁腿轉”，是大春一角在整個演出中非常重要的技巧，這正好是我的強項。雖然在課堂裏練習時曾連續轉80多圈，但從來沒有在正式演出中轉過32圈，更沒有手持大刀在舞台上轉過，所以不敢大意，在台上轉了十多圈，確認地板不會影響我的發揮。這個技巧是衡量一個芭蕾舞演員的重要技術指標，外國的舞劇中常將這段獨舞放在雙人舞後麵，更增加了難度。中國的芭蕾舞劇的舞蹈編排不以炫技為主，而是以劇情作為主導，為表現八路軍戰士的勇猛無敵，所以讓大春手持大刀轉，非常契合人物所需。

第五場開始後，我的32圈才完成一半，觀眾席就響起了掌聲，給了我極大的鼓舞。演出一幕一幕地進行，第六場，奶奶廟，我沒有獨舞，隻是過場戲。第七場，大春在山洞裏發現白毛女，認出是喜兒，然後有一段獨舞和雙人舞。大春的獨舞中有三個空中旋轉盤腿大跳，我做得還算差強人意，但整體看還是顯得呆滯。駕輕就熟的石鍾琴，形象漂亮，舞姿出眾，技術完美，觀眾把大部分的注意力放在她身上，我的瑕疵和不成熟就被成功地忽略了。“看眼前，是何人？”是相認這場戲的重要轉折部分，朱逢博戲劇性的、甜美的歌聲把所有需要演員用肢體語言告訴觀眾的內容，都明白無誤地唱了出來。我第一次在台上裝模作樣的演出，能讓觀眾明白你在說什麽，就是因為有這樣的伴唱。不然，觀眾很有可能不明白我在幹什麽的，因為表演實在是比較差。第八場到了，這一場對於大春的角色來說，幾乎不需要什麽技巧，不造成任何負擔。尾聲的音樂響起，太陽出來了，我藝術人生中至關重要的“處女演”也灑滿光明。

大幕在觀眾熱烈的掌聲中徐徐關上，我傻傻地站在台上，許久才回過神，深深地吐了一口氣。沒有任何詞語可以形容我的心情。多年以後的一首歌，最能表達那一刻：“聽到掌聲響起來，我的心中有無限感慨……好像初次的舞台，聽到第一聲喝彩，我的眼淚忍不住掉下來。”

轉身，緩緩向後台走去，一麵擦著臉上額汗，與我擦身而過的演員和工作人員向我表示祝賀。“勿錯，勿錯，蠻好，蠻好”的上海話一路隨我到後台化妝室。鏡前，我一麵擦拭額頭上的汗，一麵把被汗水浸濕的演出服裝脫去。今天一天，我完成了自己藝術生涯中一個重要的跨越。我假裝平靜，其實心裏翻江倒海。我很想大叫，甚至哭一下，把心中的興奮、驕傲、滿足盡情釋放，但是沒有這個膽量，天知道我這一天是怎麽過來的。

這突然發生的情況，把我在芭蕾舞團當主要演員的生涯一下子提前了很多。很多年後回想那一天的場景，我真的從心裏感謝這個團隊，沒有他們的熟練的配合，我怎能在一天之內把一個大春演下來。

1977年《白毛女》劇團訪法演出期間參觀摩納哥植物園。

陳樂民先生（後排左一）當時為劇團擔任翻譯。作者為後排左二。

 

從這一天開始，我們團有了三個“大春”。

第二天，淩桂明和歐陽，雖已無大礙，但依然虛弱，我接著再演了一場。從那以後，演出大春成為常態，除了特殊的演出，領導會安排淩桂明外，平時由我們三個人輪流出演。經常的演出，使我逐漸走向成熟。

這一次“處女演”，有一堪稱“奇葩”的細節：不知內情的觀眾，連“大春”換了人也覺察不出來，除了因為我和淩桂明的身材、長相相似外，還因為演員“沒有名字”。緣起於六零年代中期以後，文藝界掀起批判“三名三高”運動（三名：名作家，名演員，名教授；三高：高工資，高稿酬，高獎金）。 《白毛女》的劇目單上，隻有人物的名字和身份，例如 “大春——貧下中農子弟”，所以，除非對演員十分熟悉，否則，根本不知道角色是何許人，這或多或少地加快了觀眾對我的認可。

從那以後，我前後演出《白毛女》整整九年，工廠、農村、部隊，上海、外地、外國，各種各樣的舞台上都曾留下過我的汗水，我的足跡，難忘的故事車載鬥量。數十年後，我在異國他鄉教學生，還是不斷地有機會與我的學妹、學生一起演出《白毛女》。後來我還自己剪輯音樂，一個人同時演大春和楊白勞，受到美國華人的矚目。《白毛女》陪伴我走過了我的年輕時代、中年時代，也相信它會一直陪伴我走過我全部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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