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文革”，有一句形容詞是“八億人民八個戲”，意思是那時全國人民隻有八個樣板戲看，文化生活十分單調，不過事實上並非如此。
在“文革”最初的那幾年，雖然有許多文藝作品（電影、小說、詩歌、歌曲、戲劇等）都成了“毒草”，從人們的生活中消失了，但除了“樣板戲”，還有大量的“革命歌曲”創作出來，雖然基本都是向領袖表忠心和“語錄”歌、“詩詞”這兩大類，但並非沒有歌唱，還有許多革命群眾自編自導自演的小節目，所以並不是隻有八個樣板戲，東西還是不少（當然公映的故事片還是很少，新創作的小說基本沒有），隻是都是一種類型，看多了、聽多了就覺得乏味。
進入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尤其是1972年以後，局麵逐漸發生改觀，雖然“文革”仍未結束，但形式與幾年前完全不一樣（劉、鄧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已經徹底垮台了嘛），各行各業都回到了原來的軌道上。而受衝擊最嚴重的“文化戰線”，用那時的流行的說法就是“重新回到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廣大文藝工作者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指導下，創作出了跟以前完全不一樣的文藝作品。
1、電影
“文革”前，我們看電影不成問題，一般情況下一個星期都能看一次，遇到節日，還能多看一、兩部新電影。
“文革”開始後，建國以後拍攝的國產故事片、蘇聯、東歐國家以及西方的電影幾乎都成了“毒草”，從銀幕上消失了，可看的隻有反映偉大領袖接見紅衛兵小將、學習毛著積極分子或者革命群眾積極參加“文革”的紀錄片，還有為數不多的幾部黑白戰爭片，即《地雷戰》、《地道戰》和《南征北戰》。看電影，這個當時中國人最主要也可以說是最重要的文化休閑活動，忽然成了問題。
老是看那些紀錄片和“老三戰”等幾部故事片也實在無聊，但又沒有其它電影可看，“革命群眾”實在是憋壞了。就在這時，我們大學的宣傳處想出了一個妙著：以進行“革命大批判”的名義放映那些毒草影片。
我們就以這樣的形式又重看了不少電影：《燎原》、《怒潮》、《哥倆好》、《獨立大隊》、《革命家庭》……在放這些片子之前，大學的廣播員都會先讀一篇批判稿，讓觀眾知道自己是在看“毒草”而不是欣賞“鮮花”。有些片子，比如《燎原》，放映員還會事先提醒，當銀幕上出現群眾起來革命，打擊地主資本家的畫麵時，不要鼓掌。在看《革命家庭》時，我不知道放什麽片子，就去問放映員，他回答說是“反革命家庭”。這樣的怪事舉不勝舉。記得看完《烈火中永生》以後，回到家裏，我母親問我看沒看出這部電影哪裏有問題。我想了半天，最後得出的結論是許雲峰不應該應邀去赴國民黨的一個特務頭子徐鵬飛的宴請，“好人怎麽能去吃壞人的東西啊？！”
《武迅傳》、《清宮秘史》由於受到毛澤東的點名批判，很早就成為“劇毒”的“反動影片”被禁止上映（似乎至今仍未解禁），但那會兒卻被拿出來作為反麵教材批判（尤其是戚本禹又寫了一篇批判《清宮秘史》的文章），七醫大也放映了，地點是在大禮堂，我們聞訊後立即趕去，但在大門口被攔住了，原來隻允許軍人進去，外麵的群眾和小孩子都不讓進去。大門進不去，我們這些男孩子就跟著別人從廁所的窗戶往裏麵爬（那些窗戶早就被打破了），終於還是看到了。
《武迅傳》的主演是趙丹，整部片子的調子灰暗、壓抑、恐怖，給小桃叫魂、陰間的苦役等幾場戲我是捂著眼睛看的。他扮演的武迅為了籌措建“義學”的款項，不惜將自己作為沙袋讓路人擊打來賺錢，其台詞“打一拳，兩個錢，踢一腳，三個錢”被我們傳頌一時。
影片開始時，武迅還是個孩童，到結尾時卻已是一個白發蒼蒼、顫顫巍巍的老人，數十年的人生，就濃縮在這幾十分鍾裏，當時令我頗為傷感。
《清宮秘史》裏，舒適飾演光緒，周璿飾演珍妃，那是當時我看到由周璿主演的唯一一部故事片。對於一個根本不知道晚清那段曆史的十來歲的孩童來說，這部片子雖不象《武迅傳》那樣恐怖，卻有些晦澀難懂，並不好看。印象最深的就是義和團的那些亡命徒在上陣前敬神飲符念咒的場麵，而流傳最廣的則是慈禧呼喚李蓮英的那句“小李子”，以及李蓮英的回答“喳”（八年後，我在上海參加工作，廠裏的工人看見姓李的小青年時還愛拿這兩句台詞來開玩笑，可見流毒之烈）。
後來鬆動一點了，《奇襲》、《英雄兒女》、《打擊侵略者》、《平原遊擊隊》等幾部影片恢複了上映，可看的故事片總算多一點了。
必須重點說說所謂的“新聞簡報”，這其實是對當時中國銀幕上最多的國產電影代稱，當時國內的故事片拍攝處於停頓狀態，隻有《新聞簡報》和紀錄片的攝製沒有受到影響。
“文革”發動時，電視機在中國還是非常希罕的對象，其在中國的普及率估計還不如現在的奔馳轎車。所以那時一般中國人了解時事政治的渠道主要是收音機（還有不少單位設的轉播官方電台節目的廣播站）和報紙，想看畫麵就隻有每月數集、在電影院播放正片之前加映的《新聞簡報》、《祖國新貌》之類的紀錄片，反正相當長時間以來中國人得知的很多“新聞”其實並不新，所以能看到畫麵大家就感到很滿足，已經無人關心該新聞的時效性如何了。《新聞簡報》成了那時中國人能看到的最多的國產片。
《新聞簡報》由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攝製（有這樣一個電影製片廠，應該也算中國特色吧），內容緊扣時政，毛澤東接見紅衛兵、接見外國友人、某地的革命群眾積極開展“文革”、外國友人如何認真學習毛選、越南人民如何狠狠打擊美帝國主義侵略者等內容，我們都是通過《新聞簡報》了解到的。很多畫麵我至今仍有印象。
尤其是看“偉大領袖”接見“紅衛兵小將和革命群眾”的紀錄片時，那場麵及其火爆，當“紅光滿麵”的“偉大領袖”出現時，天安門廣場上上百萬人都瘋狂的跳躍、呼喊，我們這露天電影場上的人也都激動得奮力鼓掌，有人領頭喊“萬歲”，大家也就跟著喊，好像也身臨其境、受到了“偉大領袖”接見似的。一時間銀幕上下山呼海嘯，“一片歡騰”（當時的常用語），好不熱鬧。真比現在的追星族狂熱萬倍。
印象最深的新聞紀錄片，除了“文革”的那些狂熱記錄以外，還有關於中蘇衝突的那兩部片子。其中一部是記錄珍寶島戰鬥的，前麵看見蘇軍進行戰前準備時，心情很複雜，因為他們的武器遠比我們的精良：T－62坦克（當時在世界上也是先進的）、裝甲車、直升機，還有士兵的裝備，而我軍隻有衝鋒槍、手榴彈、機關槍和無後座力炮，戰士就是一身老棉襖。等戰鬥打響時，心情就更緊張了。但當看見我軍戰士英勇還擊、最後將入侵的蘇軍擊退、以及躺在雪地上的蘇軍官兵的屍體時，就十分激動而且興高采烈了，全場爆發出熱烈的掌聲（那部片子我們當時連放了兩遍）。還有一部片子就比較長了，主要是反映從清朝中後期開始，沙俄是如何侵吞中國北部大片領土（當我們知道，黑龍江以北、烏蘇裏江以東的大片土地以及庫頁島都曾經在中國的版圖內時，真是悲憤至極）、“新沙皇”（指蘇聯勃列日涅夫集團）又是如何繼續侵占中國領土、毆打我們軍民、悍然進行挑釁的罪證。這部片子看了就有些鬱悶（除了知道了大片領土被人家侵占，那些我們軍民被人家任意擄掠、毆打、撞擊的畫麵看了也讓人頗不舒服）。
十幾年以後，電視機逐漸進入普通中國人的家庭（盡管是黑白的，熒光屏也以9英寸、12英寸為主），傳媒雖然還是受到嚴格控製，但新聞的時效性卻大大增強了。而電影院裏的《新聞簡報》則越來越少、直至從銀幕上徹底消失，那個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不知尚在否。
無論如何，還是要感謝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是他們的攝影師，給我們留下了珍貴的影像數據，把那個瘋狂的年代記錄了下來，把那些被愚弄了的人所作的瘋狂的事記錄了下來，也把那個年代人們的苦難記錄了下來――盡管在鏡頭前他們露出的是笑臉。
那時常見的還有專題紀錄片、科教片、軍教片。相對那些反映時政的《新聞簡報》，這類電影還有點趣味，至少能讓人了解一些知識。紀錄片多是反映“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或是國家在工農業生產、科研、醫療衛生方麵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知識青年在農村生活的，《南京長江大橋》、《成昆鐵路》、《紅旗渠》、《沙石峪》、《送瘟神》、《廣闊的天地》、《大有作為》等等是比較有代表性的，這些電影讓我們看到當時的中國人的精神麵貌，確實有“愚公移山”、“改天換地”、“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
科教片中，以普及工業、農業、自然的一些知識為主，淺顯易懂，真的普及了不少知識，盡管都摻雜著當時的一些政治觀點，但很實用（如介紹地震、毛竹生長、泥石流、石灰岩地貌、萬噸水壓機等等）。這樣的紀錄片、科教片現在很少看到了。由於備戰的需要，還有一些軍教片，如遇到核武器攻擊時怎樣預防光輻射、衝擊波、核汙染、怎樣打坦克、怎樣用步兵輕武器打飛機等等。
當時有一部紀錄片《捕象記》，是講述上海動物園為了補充園內大象的數量、去西雙版納捕捉野象的經過，這次行動打死了一頭公象，捕捉到一頭小象，起名叫“版納”，帶回上海，如今這頭小象還在上海動物園生活。不過據說由於這次行動激怒了那個野象群，後來它們對當地的村民實施了瘋狂的報複，這次行動後來也遭到了動物保護人士的批評。
1976以前公映的那些紀錄片中，我最喜歡的是《萬紫千紅》，它的拍攝者是香港長城電影公司，那恐怕是“文革”期間公映的唯一一部香港電影。紀錄片的內容是1973年在北京舉辦的第一屆亞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請賽，來的這些國家乒乓球水準大多很低，所以賽會的口號是“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從紀錄片反映出來的情景看也確乎如此，原本應該激烈競爭的比賽，基本成了一個洋溢著友好情誼、歡聲笑語的“大趴”。最精彩的是比賽的開幕式與閉幕式，裏麵有那個年代難得一見的、基本不涉及政治主題的團體操和歌舞（那些化了妝的女舞蹈演員都很漂亮），兩首插曲“銀球飛舞花盛開”、“友誼花開遍地香”，歌詞抒情，旋律優美，由當時很有名的女獨唱演員鄧玉華領唱，當時我們耳朵裏連續幾年都充斥著那些歌詞皆為口號、旋律高亢有力、演唱聲嘶力竭的“革命歌曲”，忽然聽到這般柔美動聽的音樂與歌聲，那感覺就像在煎炸烹炒的廚房裏呆了幾個小時後衝到外麵，嗅到的第一口清新空氣一樣。
運動員在比賽的間隙中，還被安排到中國各地旅遊，電影觀眾也跟著遊山玩水了一趟。解說詞配音是香港著名的電影演員鮑起靜（我們要幾年以後才看到她主演的電影《屈原》、《白發魔女傳》），她的語調輕柔委婉，也跟大陸上那些女播音員完全不同。
這種種細節，使這部紀錄片令人印象極為深刻，可惜後來我在網上始終沒有找到這部紀錄片。
唯一不解的是，堪稱紀錄片拍攝大國的中國，卻始終沒有拍出一部震撼世界影壇、令世人歎服的經典紀錄片（就像中國因騎自行車的人多被稱為“自行車王國”，卻鮮見優秀的自行車運動員一樣）。
到1974年，國產故事片的拍攝終於結出了“碩果”，上影、長影一下子推出四部新拍攝的故事片（攝製完成於1973年），分別是上影的《火紅的年代》（反映煉鋼工人與走資派做鬥爭、煉出“爭氣鋼”的故事），長影的《青鬆嶺》（其實還是老電影翻拍的）、《豔陽天》（都是反映北方農村的社員與地主、落後分子做鬥爭的故事）、《戰洪圖》（反映河北某地農村社員抗擊洪水、與隱藏的壞人做鬥爭的故事）。
革命群眾聞訊大喜，翹首以盼，爭睹為快。但看過以後，基本都是大失所望。這幾部電影裏的人物都是概念化的，演員的表演都是一股舞台腔，好人英姿颯爽一身正氣，壞人則麵目猙獰形態猥瑣，台詞（尤其是主要正麵人物的）都像是在讀報紙，化的妝跟舞台劇似的濃，很多場景一看就是在攝影棚裏搭出來的，情節也很生硬，就是階級鬥爭那一套，隻有《青鬆嶺》裏麵還有點生活氣息。幾個大家熟悉的老演員（包括演“李向陽”的郭振清）出場，也沒給大家帶來什麽驚喜，唯一的亮點，大概就是《青鬆嶺》裏麵飾演萬山大叔的李仁堂，他後來又出演了好幾部電影，表演自然鬆弛，毫不做作，深受觀眾喜愛。
以後陸陸續續又出產了一些新電影，拍攝手法嚴格按照當時的“三突出”原則，不是階級鬥爭，就是路線鬥爭，簡單一句話，說是故事片，不如說是宣傳片，如果攝製人員稍微想突破一下“框框”，立刻就會遭到批評乃至批判，嚴重的甚至引起一場風波（後來知道，《創業》的“官司”都打到毛澤東那裏去了）。
還翻拍了幾部比較經典的老電影，如《渡江偵察記》、《南征北戰》、《平原遊擊隊》，雖然都是彩色片，場麵也宏大，但在藝術性上卻不及老版，而且“文革”一結束，也就封存入庫，從銀幕上消失了。而且在這些電影裏，“解放戰爭”時期的我軍官兵竟一律穿著十幾年後才出現的草綠色65式軍裝，還美其名曰：“源於生活，高於生活”，其實是歪曲曆史。
從1966年開始，足足有8年的時間，中國大陸的銀幕上沒有放映過國產的新故事片，那時要看新故事片，不是朝鮮的，就是阿爾巴尼亞的，偶爾有越南的。朝鮮電影中，情節、人物不是哭就是笑，阿爾巴尼亞畢竟是歐洲國家，有些拍攝技巧國內觀眾看不懂（個別的可能是進口審查時被剪了一些鏡頭，造成跳躍），而越南那會兒正在跟美國人打仗，故有“中國電影，新聞簡報，朝鮮電影，哭哭笑笑，阿爾巴尼亞電影，莫名其妙，越南電影，飛機大炮”的順口溜。羅馬尼亞的故事片也有，很少（記得有黑白片老電影《多瑙河之波》、彩色片《爆炸》、《巴布什卡曆險記》），但水準比朝鮮、阿爾巴尼亞的高出一大截，一上映都引起一陣觀影熱潮。
有一部我們當時沒有看到的外國電影，但非常有名，那就是意大利著名導演安東尼奧尼拍攝的紀錄片《中國》。起初大家都不知道這個意大利人來中國拍紀錄片的事，1973年底到1974年初，官方媒體上忽然掀起一陣批判這部紀錄片的“熱潮”，我們才知道有這回事。因為沒看到影片，隻能從那些批判文章中了解一點，據說這個意大利導演是個反華分子，我們好心好意邀請他來拍紀錄片，他卻故意總是拍些落後的場景，蓄意醜化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於是大家都氣得要死，不過這件事倒是沒有發動群眾，恐怕是無法讓群眾看看他到底拍了那些落後的場景吧。
在那個年代我們不可能看到這部片子，直到三十多年以後，才通過DVD、網絡看到了這部電影，我原本以為我再也看不到曾經經曆過的那些場景了，但當看到《中國》裏的那些畫麵時，我真的仿佛回到了那個我絕對不願意回去的年代。而如今的朝鮮，真的就是那個年代的活化石。
2、書
我們這一代人那時候主要的文化娛樂，除了看電影，就是看書，尤其是文學類的書籍，已經識字、有一定閱讀能力的孩子看小說、民間故事、革命回憶錄等等，小一點的孩子則看少兒讀物、連環畫之類。西南醫院有一個圖書室，我們經常去那裏借閱書籍。大一些的孩子看了一些有趣的書後，還會給弟弟妹妹們講故事。
“文革”興起以後，之前出版的各類書籍（包括革命回憶錄、科普、兒童讀物）99.99%都成了“毒草”，連《歐陽海之歌》這樣謳歌當代“英雄人物”的小說都不能幸免（隻是因為他讀了劉少奇寫的“修養”）。大“破四舊”中，不知有多少書籍被扔進了熊熊燃燒的火堆裏化為灰燼。
我曾經在高灘岩街上那家新華書店裏買過第一本兒童讀物《星星小瑪瑙》，現在那裏的貨架上隻有毛選、語錄、寶像，其他書籍全部絕跡，西南醫院圖書館裏的那些書雖然沒有被燒掉，但是大門從此緊閉，不再對外借閱。
如果說書籍是人類的“精神食糧”，那段時間我們就陷入了“饑荒”，可以閱讀的書籍、文字除了“毛著”、“語錄”，《紅旗》雜誌、報紙、毛澤東的詩詞、大字報、造反派出版的小報，幾乎就沒有別的東西。沒有遭禁就是《豔陽天》等那麽幾本。
我家有幾十本連環畫，被父親裝進木箱子，再將蓋子釘死，然後塞到了床底下，雖然沒有燒掉，很長時間都不敢拿出來看。
那段時期，的確可以用“沙漠”來比喻文學類讀物出版的荒蕪狀況，喜歡閱讀的人饑不擇食，有一本能看的書都十分高興。
雖然那會兒群眾的“政治覺悟”很高，“破四舊”時無須動員，很多人自己就把家裏、單位裏的“毒草”書燒了，但毛選、語錄等等畢竟不是文學讀物，沒過多久，那種無書可讀的日子就讓人受不了了，即便還是在“文革”的高潮時期，那些“封、資、修”的“毒草”書籍居然紛紛出現，又成為人們的閱讀物。開始還有些偷偷摸摸，後來就堂而皇之了。
大約是覺得這類“毒草”書也沒啥太大的危害性，充其量就是看這些書的群眾覺悟不高，所以也不大有人管，出現的“毒草”書種類也越來越多（1967年學校停課那段時間，我就閱讀過《西遊記》、《三國演義》、《烈火金剛》、《敵後武工隊》、《海底兩萬裏》……中國的古代文學作品我還不大看得懂）。到我參加工作以後，工人之間借閱這些“舊”小說已經不算什麽稀奇事了。
這些書的來源，有的是個人保留的，有的則是來自單位的圖書館（這些書都屬於封存不外借，是被偷出來的，我自己就有在深夜與幾位同夥撬窗進入某大學圖書館偷書的經曆）。
當時一本好看的小說非常緊俏。擁有者除了至愛親朋，一般不外借，想看的人有時就需要拿一本書去交換。這類書往往還是限時閱讀，必須在多少小時內歸還，一般隻是一個晚上，所以隻好通宵不眠將其看完，第二天哈欠連天眼皮浮腫的去上班（我都有這樣的經曆）。沒有人敢破壞這個規矩，如果失信，那以後人家不會把書借給你了。有的書不知輾轉流傳了多少人之手，翻得破舊殘缺不堪，但仍被視為珍寶。
“文革”後期我讀得最多的“毒草”是外國小說（國內的小說原本也不多），歐美17—19世紀那些大文豪的名著，基本都是在那個時候閱讀的，對我觸動最大的是伏尼契的《牛虻》。家裏原來就有一些書，我上高中後父母允許閱讀了，但更多是沾了父親的光，因為他那時主管單位的宣傳工作，“近水樓台”，圖書館那些封存的書就拿回來給我們看了不少。
國內有新小說出版是1970年以後的事。最早的《虹南作戰史》（不是講解放上海的戰鬥，而是反映當年上海縣虹南鄉走“合作化”道路的故事）、《牛田洋》（描寫華南某地部隊圍海造田建設農場的故事）等等，洋洋灑灑的也有不少字，獲悉新小說出版發行的消息大家都翹首期待，但拿到這些新小說閱讀後卻大失所望。
後來陸陸續續又出版了一些小說，《紅雨》、《向陽院的故事》、《沸騰的群山》、《閃閃的紅星》、《西沙兒女》等等（這幾部小說後來都改編拍攝成了故事片，也說明那時電影劇本創作之薄弱）。浩然的《豔陽天》幾乎是唯一一部出版於“文革”前卻沒有成為“毒草”的小說，“文革”後期又出了續集，但明顯的不如第一部好看。
“文革”期間最先出版的“小說”，很多都是以“集體創作”的名義出版的，後來才恢複了個人署名。這些“作品”主題都是路線鬥爭，階級鬥爭，人物都是概念化、臉譜化的，語言枯燥（大段的領袖語錄、政治術語），情節乏味，毫無藝術性，但當時就是這類東西可以以小說的名義出版，還改編成連環畫、在電台連播。雖然情節很枯燥，但那些連環畫的繪畫水準卻不低，堪稱精品，絕品。這類文字，離開了那個特殊的年代，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很快便消失了。
大約是在1974年，重新出版了所謂“四大古典名著”（《西遊記》、《水滸傳》、《紅樓夢》、《三國演義》，有的隻限一定級別的幹部可以閱讀，隻是這個規定執行得並不嚴格。家父就在那時買了這四大古典名著，不過還在重慶時我已經看過《西遊記》、《水滸傳》和《三國演義》，但那時還在讀小學，對於那些半文半白的文字很多都看不懂，所以這次又重看了一遍，而《紅樓夢》則是第一次閱讀，現在想起來家父在這方麵還是很開明的，能讓我這個正在青春期的年輕人閱讀這本書，由於偉大領袖說過《紅樓夢》要看五遍才能看懂，我真的就看了五遍（不過慚愧的是，還沒完全看懂，按魯迅所說的，我隻看到了“纏綿”和“空”，沒看到“階級鬥爭”、“壓迫”、“反抗”這些，實在慚愧）。
除了“四大名著”，還出版了《封神演義》、《東周列國誌》（這是一本仿線裝書形式裝訂、字體很大的書，應該是專供高級幹部閱讀的），但能看到的人更少。
為了“批林批孔”、“評法批儒”的需要，還出版了一些所謂“法家”（比如李白、王安石、柳宗元）的文集、詩集等。書店裏的書多了起來。
這裏要重點說說《摘譯》。這是一份出版於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的雜誌，分為哲學與文學兩本，是季刊還是月刊記不清了，我主要看的是文學類。
《摘譯》也是內部發行，且須縣、團級以上幹部才能閱讀。記憶中最早幾期的封麵為灰色，上麵是黑色的“摘譯”二字，再無其他圖案，看上去非常簡單。其規格也不像是雜誌，更像是一本大開本的書。我也是借父親的光，看到了這份雜誌。
《摘譯》裏登載的全是歐美日還有蘇聯等國家的文學作品（中、短篇為主，也有電影劇本），每期都會有一、兩篇重點介紹的作品，也必定會有介紹加批判的“前言”，給讀者打“預防針”，以免“中毒”。小說記得的有《愛情故事》（後來還拍了同名電影，“文革”結束後還在中國上映了）、《海鷗喬納森》等，電影劇本有《這裏的黎明靜悄悄》（蘇聯）、《華麗的家族》（日本）、《寅次郎的故事》、《約會》（日本）等，日本的電影劇本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其內容多是場景和人物對話，文學性的描寫很少，非常簡潔，畫麵感很強，幾乎就像在看電影。印象很深的是《約會》，說的是一個女犯人（螢子）因事請假臨時出獄，在坐火車的過程中遇到一個小夥子，旅途中兩個人因交往而產生了戀情，但小夥子其實是個逃犯，兩人最後分手前在海邊約定明年再在這裏重逢（兩人都沒有告訴對方自己的真實身份），然後螢子繼續旅行，而小夥子被守候在附近的警察逮捕。第二年，螢子刑滿出獄，如約來到海邊，但是小夥子卻沒有出現……劇本一開始看有些平淡，看下去就很吸引人，人物刻畫非常細膩，有一種淡淡的憂傷（日本人似乎很喜歡這樣的情節，後來在中國公映的《遠山的呼喚》也是這種類型），這部劇本似乎沒有拍成電影（這些年看到湯唯主演的《晚秋》，似乎就是借鑒了《約會》的創意）。
後來又出版了一些內部發行的外國人物傳記、回憶錄、小說，歐美的《第三帝國的興亡》、《戰爭風雲》、蘇聯的《朱可夫回憶錄》、《他們為祖國而戰》、《你到底要什麽》，日本山島由紀夫的《曉寺》、《天人五衰》、《憂國》（這幾本書因為有色情描寫，當時我父母不許我們看，我是偷偷閱讀的）。還有一本由多位日本記者寫的紀實文學《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嗎》，通過作者在蘇聯幾年生活的見聞，得出蘇聯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結論。其實那些見聞今天看來算什麽啊？！
這些書的讀者群很小，許多老百姓根本看不到，我們也不會外借。
“文革”期間發行得最多的書籍，除了馬恩列斯毛的著作、語錄，就是魯迅的書了，其原因大概就是偉大領袖對魯迅有很高的評價吧。那時不但語文教材裏有魯迅的小說選段，還有雜文，而新華書店裏陳列著魯迅的各種雜文集、選集，內部還發行了一套《魯迅全集》。不過“文革”結束以後，這套《魯迅全集》卻停止發行了，原因是其中的注釋都是按照“四人幫”的那一套寫的。
說到“文革”時期的文學讀物，就回避不了手抄本。手抄本並非都是黃色下流的東西。那時沒有網絡，一個人要把自己寫的東西發表出來讓大家欣賞閱讀，正規途經隻能是向報社、雜誌、出版社投稿，如果這個途經沒成功，就隻好讓別人看自己的手稿了。我就曾經以班裏的同學為模特，胡亂寫過一部警察抓強盜的“小說”，在同學中間流傳了一陣，大家看完哈哈一笑也就完了。
有的文學發燒友會把一些文學名著中的精彩段落或者詩歌抄在筆記本裏，有的自己寫的散文、詩集，記在筆記本上，在比較知心的朋友間相互傳閱。這種手抄本都是很健康的。
引起轟動的手抄本一個是《少女的心》（被定性為“黃色下流”），還有一個是《第二次握手》（被定性為“反動”），對它們查禁的力度很大，學校、單位裏都三令五申不許看、不許傳、不許收藏。不過前者也不知道是誰原創的，後者的作者居然還進了監獄（這部小說也就是寫了幾個知識分子的故事，不知道為什麽當時的當局反應那麽大）。這兩個“手抄本”我都沒有看到過（我父親非常嚴肅的告誡我不得看它們，當然也是因為我認識的人中沒有人看它們）。《第二次握手》後來正式出版，我借來看了，不過覺得寫得很一般，但它還被改編成電影，結果因為某些細節上的錯誤，在美國放映時引得觀眾大笑。
與手抄本有異曲同工之妙的，還有“口頭文學”，就是“講故事”，那時民間流傳著許多故事，多是驚險類的，“一雙繡花鞋”、“恐怖的腳步聲”等等，有不少講故事的高手，繪聲繪色，尤其是夏夜，納涼的人群中經常可以看到一個人在講故事、周圍圍著一、二十個人聽得聚精會神的場麵。少數記憶力好的，能把長篇小說背得滾瓜爛熟，像說評書一樣一連講個好幾天，往往還在緊要處來個“且聽下回分解”，弄得聽故事的人心癢難熬。
這樣的場景，如今是再也看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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