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象：蕭軍的悲劇——想做高爾基而不得

　　 蕭軍自視甚高，以高爾基和列寧的關係，來類比為自己和毛澤東的關係，說：“列寧對高爾基是謙卑的，高爾基能夠和俄共產黨合作不是偶然的，與其說是為了主義，還莫如說是私人情誼。”蕭軍認為高爾基與列寧的交往，友誼大於主義，他與毛澤東的交往亦是如此。　

　　 1941年7月，進入延安一年的蕭軍準備離開邊區，另去他地。一年來的居住體驗觀察，蕭軍對延安的一些不良現象多有不滿，文藝界的宗派主義、行幫作風，黨政機關“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特權與等級製度，令其感到壓抑鬱悶乃至憤怒失望。而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耿烈激勇性格，與好出人頭地的個人英雄主義行為，也讓他與所在單位和周邊的人事關係弄得緊張，到處碰壁。在蕭軍看來，延安雖好，久居不宜，因而決定離去。

　　 7月8日蕭軍寫給毛澤東一信，請其約一時間與他作一次交談，他要把一年的觀感反映給毛，他在日記中寫道：“這對中國革命是有利的。”

　　 3年前的1938年3月蕭軍從山西臨汾取道延安，準備上五台山打遊擊，因交通阻礙，滯留延安半個月。毛澤東聞訊先是派秘書前往問候，後又親臨招待所看望，並共進午餐。蕭軍得此禮遇，一方麵為左翼作家新銳代表，更重要的當是其“魯迅弟子”的身份。倒是蕭軍再次進入延安的一年來，兩人反而未見有何過從。在蕭軍，或許覺得毛澤東公務繁忙，不便打擾，另一方麵其傲岸的性格也不願給人攀附的印象。

　　 一周過去，未見回音的蕭軍有點心急，再給毛澤東寫去一信。

　　 澤東同誌：

　　  本月八日曾有一函奉達，想已收覽。惟迄今不見回示，我推測原因或許不外以下三種：1、信未收到。2、近來工作過忙。3、或是我的要求“不可能”，或有“越級”等嫌疑。如屬第一、二兩項，我還願意再等一星期，如屬於第三項，我也就決定不再幹求了。我所以要和您作一次談話的原因，除開施政綱領之中引起我一點不能決定的疑惑外，附帶還要把一年來在邊區的觀感，盡情說出，雖言一得之愚，對於黨的本身，或有小用。因為我到邊區一年有餘，近來很想到大後方行走行走，此會晤算作“告別禮”亦可。餘無他求。敬祝近好。附上第一信收條。

　　                                                                  蕭軍

　　                                                               七月十四日

　　 蕭軍乃黨外作家，非組織中人，以名字加同誌稱毛澤東，這種隻見於1920—30年代黨內等同職務的對毛所使用的稱呼，蕭軍除了用來表明自己作為革命者的身份之外，亦在顯示獨立作家與政治領袖人格的平等。信中字裏行間多少帶點“通牒”的意味，可以見出蕭軍為人的耿直率真。

　　 毛澤東因患較嚴重的肩周炎，不便於複信，派喬木傳達蕭軍，信已收到，過幾天與其接談。果然，到了7月18日下午，蕭軍接示應邀到毛澤東住處，作了一次長談。蕭軍在日記中較為詳細地記錄了這次見麵過程與談話內容。

　　 蕭軍去時，毛澤東正在院中散步，藍布軍裝，圓口布鞋，行動緩慢，隔著數丈遠彼此就打了招呼。談話在新鋪地板的簡易客廳進行。寒暄過後，毛澤東抽出兩支煙，遞給蕭軍一支，蕭軍給毛澤東點上火柴。為這次談話，蕭軍提前特意看了《毛澤東自傳》，對毛說道：“我看你如果不是從事政治，倒很可以成為一個文藝家……”

　　 “我很喜歡文藝的……”毛澤東笑道：“有一次一些人問我，魯迅先生對我的影響怎樣，我回答說，我好比一缸豆汁，魯迅先生好石膏或鹵水，經過他的指點，我才成了形，結了晶……渾水和清水分開……”

　　 “你這比方很妙啊！”兩人欣然而笑。

　　 在談了有關魯迅的一些話題後，蕭軍向毛澤東提出準備的問題：“根據施政綱領，組織的紀律與政府的法令抵觸時，應該誰服從誰？”

　　 毛澤東沒有直接正麵回答，而是先問蕭軍：“你對於施政綱領是讚成還是不讚成呢？”在得到肯定答複後，說：“為什麽要規定施政綱領呢？就因為黨和群眾中間有了矛盾，這幾乎成了普遍現象……所以有了三三製的規定，過去國民黨和共產黨完全是一黨專政，一時是改不過來的……如果抵觸了政府法令也就是抵觸了組織紀律……”。

　　 蕭軍又問：“黨內的一些事，黨外人士可否批評？”

　　 毛澤東答得幹脆：“黨外人士當然可以批評黨，你可以批評，而且可以到處批評。”

　　 接著，蕭軍談到他在延安的一年經過，觀感，以至於動刀子的事。這動刀之事發生在不久之前，轟傳一時。起因是，傳言蕭軍涉嫌插足他人家庭，趁其夫妻不合，與L（洛男）女士談戀愛，有關方麵遂決定將L女士調離蕭軍所在的文藝月會。蕭軍乃月會負責人，調人其不與聞，且又事關己身，氣憤不已，找到艾思奇，要求澄清是非，追究謠言起源，艾思奇答應暫緩調動。卻第二天組織仍然找L談話，將其調動。蕭軍感到尊嚴被辱，無比憤怒，在晚間的生活會上，將此事公之於眾，威脅說，不把這謠言的人事弄清，休想叫L離開月會一步，如強行調離，就一拚到底。說罷，從身上抽出一柄飄著紅纓須的短刀，狠狠地插在桌子上，會場鴉雀無聲，一片死寂。

　　 毛澤東笑道：“你這動刀子，恐怕也是沒得辦法了吧？”毛的善解人意，讓蕭軍頗生感動。

　　 蕭軍又談到作家在延安寫不出東西，原因在於，黨員作家個性被消磨，文章被機械批評，自動不寫了，而投機分子以文章作工具；非黨作家，生活瑣碎，精神受壓抑。毛澤東聽了也很為此事焦急，表示不滿，說：“為什麽一個作家不給他們很好的工作環境呢？”

　　 對於延安的一些不合理現象，毛澤東認為一時難以避免，“現在蘇聯也不平等啊！有等級，有資產……”，隻有將來到了新社會“那是真正的平等社會了……”，“那時候像我們這樣人，就沒有牛皮好吹了……大家全是一樣……”。

　　 最後毛澤東對蕭軍說道：“你所說的全是對的，這不是一個人的事了，這是一般的問題，我要和洛甫同誌談談，此後也叫喬木同誌經常到你們那裏聯係，一定要改變。”

　　 談話從午後一時持續到晚上八點多方才結束。毛澤東給蕭軍留下“誠樸、心性純厚、客觀”的好感。而從毛澤東不知道文協負責人是誰，不知道丁玲調動工作，也不知道艾青、羅烽等來到延安，蕭軍判斷毛澤東對延安文藝界情況不熟，比較隔閡。

　　 但這並不奇怪，當時黨內分工，毛澤東沒有主管文宣，對文藝界情況難以做到一清二楚，了如指掌。不過，正是由此開啟的蕭軍與毛澤東的過從與交往，給毛澤東增添了這樣一個機會，使其多了一份對文藝界情況的了解，對黨內外作家思想狀態、創作情況也有了較為接近的觀察與把握，觸發和促使毛澤東對文藝與政治的關係及其發展走向進行新的思考。

　　 由於毛澤東以及洛甫的挽留，蕭軍暫時放棄了走的打算。接著，他又給毛澤東寫去兩信，一為索書，一為前述洛男不幸在招待所早產鳴不平，認為是物質與精神條件惡劣，組織未盡關照所造致，向毛澤東投訴。

　　 8月2日，毛澤東回複一函。

　　 蕭軍同誌：

　　   兩次來示都閱悉。要的書已付上。我因過去同你少接觸，缺乏了解，有些意見想同你說，又怕交淺言深，無益於你，反而引起隔閡，故沒有即說。延安有無數的壞現象，你對我說的都值得注意，都應該改正。但我勸你同時注意自己方麵某些毛病，不要絕對地看問題，要有耐心，要注意調理人我關係，要故意的強製的省察自己的弱點，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則，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極坦白豪爽的人，我覺得我同你談得來，故提議如上。如得你同意，願同你再談一回。敬問

　　 近好！

　　                                                                     毛澤東

　　                                                                    八月二日

　　 蕭軍當日即回複一函，誠懇感謝毛澤東指出其“病根”，承認信中所指“怕是我半生來在家庭在社會……碰釘子原因的大部分。”蕭軍以朋友所書贈“居心須正大，處世要從容”為遵循方針，說：“居心我是極力學著正大的，可是這‘從容’卻實在有些難學呢！也許再多活幾年，再多些深些懂得人生，那時也許會好些。”

　　 對毛澤東“再談一回”的邀請，蕭軍表示因開會紀念魯迅誕辰，5號左右方得空，如毛有時間，請來示相約，當趨前造訪。毛澤東當然不是蕭軍所想的那樣，一直忙著，直到8月10號晚上派人送給蕭軍一短箋，說此時得空，如蕭軍也有暇，可來一敘。

　　 當晚月光如水，兩人在月下院庭進行交談。談話比上次更透徹和隨便，毛澤東以“敵人以弓箭射之，報之以弓箭，友軍以弓箭，應執其手而勸告之”勸說蕭軍對一些問題的處理應要緩和些；蕭軍提到《解放日報》拒絕發表他和舒群、羅烽等與周揚爭論的文章，很有些不滿，毛澤東說：“《解放日報》不給登，你不是自己辦了一份《文藝月報》嗎？你可以登在《文藝月報》上啊！”蕭軍提議毛澤東和羅烽、舒群等見一次，毛答應明天下午如果睡得好，就去文協。

　　 果然第二天晚上毛澤東帶著兩名警衛從楊家嶺來到楊家溝半山腰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住地，看望蕭軍等作家，不巧羅烽、舒群不在，蕭軍臨時叫來艾青、白朗、李又然，把艾青介紹給毛，此前毛澤東不知艾青其人。大家談論熱烈，時過午夜，毛才歸去。

　　 蕭軍沒料到，翌日一大早，尚未起床，便又接獲毛澤東來函：

　　 蕭軍同誌：

昨晚未唔羅舒二同誌，此刻不知他們二位有暇否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誌有暇否？又各位女同誌有暇否？如有的話，敬請於早飯後惠臨一敘，

我們談通一些問題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致

　　    敬禮！

　　                                                            毛澤東

　　                                                          八月十二日早

　　 蕭軍趕緊約上羅、舒、艾，一同到了毛澤東住處。隨後，中組部部長陳雲和中宣部副部長凱豐也邀到場。顯然，這是為對口聽取意見，解決這些與周揚等不同派別作家們的實際問題所作的安排。毛澤東談興很濃，和每個人交談，說出一些讓人聽來新奇的話：“真理常常在黨外……”、“黨要受群眾壓迫……”、“我就愛那封建傳統……”等等。中飯時，還叫來了家屬和小孩。大家喝了酒，談得很熱烈。蕭軍向陳雲反映一些末流作家借黨撐腰，狐假虎威，提出文抗支書不該由半瓶子醋擔任，並建議毛澤東製定文藝政策，出版文藝刊物和反映民意的日報，以造成輿論。

　　 從7月18日接示首詣楊家嶺，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不算書函往來，蕭軍單獨或與人和毛澤東僅見麵談話就達4次，且每次時長數小時。在毛澤東，短時間內如此頻繁地與一位作家交往接談，不說僅有，也當罕見。

　　 作為知名作家，蕭軍不僅有崇高的文學抱負，也有強烈的社會理想，他要做中國最好的作家，像魯迅那樣，用如椽之筆，揭露社會黑暗，掃蕩汙泥濁水，影響國民思想，改造中國社會。他對國民黨的專製與腐敗深惡痛絕，因而來到延安。但延安的負麵現象，各種不如人意，又讓他感到失望，在他躊躇彷徨之際，他見了毛澤東。毛的禮賢下士，虛懷若穀，從善如流，讓他感覺如同一位可為信賴的大哥（據悉，蕭軍延安有言：魯迅是我父輩，毛澤東是我大哥），給了他慰藉和支持，振作了他的信心與意誌。與毛澤東交結，通過施予其一些影響，從而影響其他人，“射人射馬，擒賊擒王，必須先改變了他，才能改變所有黨員們的卑俗傾向。”是文人蕭軍的動機與期望。

　　 在毛澤東，這一時期正是延安整風的醞釀準備期間。將馬列主義中國化，從而實現對黨的意識形態話語權的絕對掌握，是毛澤東發起延安整風的初心與目的。文藝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此之前，毛澤東對文藝關注相對較少，為利於整風全麵開展，他有意識地在補齊短板，熟悉情況（不久主管文宣的張聞天離開延安，下去調研，毛澤東接手而親抓文藝）。此時蕭軍的“出現”，提供了一契機，蕭是知名作家，具有代表性，通過他，可以了解文藝界情況，把握文藝家動態。雖說蕭軍好作揭露與批評，但其揭露批評的，客觀而言，是現實存在的，一定意義上，與整風內容也是大體一致的，而且，從黨外的角度，蕭軍的批評還可以幫助促進文藝界的整風。此外，僅是作為朋友，其豪放爽朗，俠肝義膽，也值得結交。

　　 就這樣，一個是極具個性的左翼獨立作家，一個是正在努力改變國家與民族命運的政黨領袖，在一個特定的曆史時空，一個重要的曆史節點，有了這段頻繁密切的過從交往，並發展出一段推誠相見的革命友誼。

　　 蕭軍和毛澤東成了朋友，因而得以獲得能自由進出毛澤東住地的便利。他可以未經邀請，徑直登門造訪；有時路過，臨時可以拐入毛的窯洞；在毛澤東吃飯之時，也會忽然闖入，坐一片刻；還陪同毛澤東與江青一起看戲、跳舞。

　　 他們的談話內容，更加廣闊與隨意。從文學到政治，從做人到做事，從中共黨史到國際形勢，古今中外，無所不談。例如，關於《紅樓夢》，蕭軍問毛澤東喜歡那個角色，毛說賈寶玉，因為“他是革命家吔，他有一黨……”。又如，說到做人曲直問題，毛以黃河為比喻，主張彎曲，隻要達到目的；蕭則以西洋拳擊為比喻，提倡直道。還如，談到國民政府對日宣戰，毛澤東評價：“這是蔣介石幾年來做的第一件好事！”

　　 蕭軍提到自己的孤獨，說：“朋友雖有，但是不能談什麽……老婆又不能每天說教……”毛澤東回應道：“記得魯迅引某外國作家說，人生活好比豪豬，不能太近——彼此相刺；……又不能太遠——脫離溫暖——人與人的關係也是如此……在一個生產集團裏，這是沒辦法的。”

　　 一次毛澤東問蕭軍：“你和周揚為什麽弄不來啊！我看他是個好人……”蕭軍回答：“沒有什麽弄不來的。我和任何人全弄得來的，單看他們是否真誠地和我弄……我對於虛假的人是不饒恕的……”

　　 另一次蕭軍仗著酒興，談到中共黨內一些人事，對處理馮雪峰、丁玲、瞿秋白的一些事情表示不滿意，毛澤東說：“我在黨內受過十一次處分，但是我什麽也不說，我不向任何人說我的意見，因為這違背了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同時也承認“黨內的箭比黨外的還不好受……但必須要禁得起……一顆豆芽菜是容易死掉的，但是一棵樹芽，它就總要繞著障害長出來”。

　　 蕭軍聽過洛甫、王明和毛澤東的演講，比較三人，認為“洛甫知識分子專門氣太重，缺乏熱情；王明公式氣、八股氣太重，不顧對象。”而毛澤東則“比較通俗明暢，宜於教育和說服人，聽者層較廣。”毛聞之而欣然，說：“你和農民講話講不通他會給你飯吃啊！”

　　 蕭軍評價毛澤東：“他不是哲人，學者，他是農民式的中國式的自然主義式的領導者，單純的政治家。”有一種“大智若愚的‘表現’”，“長處是能‘下人’和本色。”“秉承了中國儒家孔子的精神而應用了馬列的一些觀點和方法以及五四時代‘經驗主義’的傳統。從他的文章體裁，見解，方法，看出他是受了胡適印象很深。而不是魯迅。”自覺“從魯迅那裏我學得了堅強，從毛這裏我學得了柔韌。他們全是這時代的精華，我應該繼承這些長處。”

　　 進入1942年，隨著延安整風的開展，丁玲《三八節有感》和王實味《野百合花》等文章發表引起很大爭議，使毛澤東對文藝與政治的關係有了進一步的思考。4月7日他寫給蕭軍一函：

   

　　 蕭軍同誌：

　　   我希望你遲一回再出巡，以便商量一個重要問題，未知你意如何？如同意，希回示。如你有暇，希於今下午或晚上惠臨我處一敘，商量一些問題。

　　 敬禮！

　　                                                                  毛澤東

　　 四，七，下午三時

　　 這“一個重要問題”便是關乎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之事宜。毛澤東對蕭軍說，最近他感到文藝政策的重要性，開始留心思考有關文藝的問題，如作品的內容與形式、作家的立場態度、作家與一般人的關係，以及新雜文等，準備著手予以解決，想聽取蕭軍這方麵的意見。兩人經過一番議論，擬定了一個座談會的召開方式：“先個別開座談會，然後開一總座談會。”蕭軍聽從毛澤東的勸告，同意刪去日前所寫《論同誌之“愛”與“耐”》一文中“甚有借了同誌們的血把自己偉大起來的人……”這句話，“怕太傷了那些曾經這樣做的人。”讚同毛澤東提出“多描寫群眾，少描寫領袖個人”的觀點。

　　 據《毛澤東年譜》，三天後的4月10日，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同意毛澤東提議，準備以毛澤東、秦邦憲、何凱豐的名義召集延安文藝座談會。

　　 圍繞文藝座談會召開事宜，蕭、毛過從再度頻繁與密切。毛澤東函示蕭軍代為搜集各家意見，並望隨時見告；蕭軍除了收集反映意見，還將文藝月報裝訂成冊寄送毛澤東，作為參考資料，並去信催促早日開會。

　　 4月27日上午，毛澤東函示蕭軍：“準備本周六開會，請你稍等一下出發，開完會你就可以走了。會前我還想同你談一下，不知你有暇否？我派馬來接你。”

　　 在毛澤東新居窯洞，兩人先聊了一會開會的程序和辦法，接著蕭軍又說起過去一般忽視文化人的現象，毛澤東麵色不悅，一時沉默。話題遂轉移到時局等其他方麵。回到有關文藝話題時，毛澤東問蕭軍，艾青這人如何？蕭軍說：“他隻是個優秀的詩人，絕不是個偉大的詩人，他缺乏深厚的一個偉大的心胸。”順便又點評了幾位熟悉的身邊人：“塞克是保守既有者，舒群是隻能鼓勵不能打擊，常憑感覺用事，羅烽能做事，精明幹練，但缺乏一種容人容事的力量，偏狹，帶有過去秘密工作的作風。”

　　 蕭軍重點提到丁玲，說：“她現在正在苦悶中，依我看她麵前擺著三條困難的路：政治，文學，婚姻……”毛澤東問：“她的婚姻問題不是解決了麽？”蕭軍解釋道：“並不徹底……因為她本身動搖性大，把不穩，於是就受得好些誤解。”“你們在政治上應該更深切懂得她，她是在黨中難得的，她是代表這個世紀的女人上十字架受難的人。”

　　 蕭軍和丁玲一度關係密切，但兩人久生間隙，隔閡已深，甚至見麵互不說話，盡管如此，蕭軍還是替她說了話，為其黨內不公待遇表同情態度。毛澤東表示：“我還預備好好和她談一談……”

　　 話到興濃時，毛澤東對蕭軍敞開心懷，就一些事情的身不由己表示不滿與無奈：“我真不自由啊！隨便做篇文章，隨便做一篇演說，隨便走動走動……哈哈，那全要‘決定’！每一字全要討論過……”“我沒入黨時，那多自由，手提包一提，要到哪裏去，就到哪裏去……”

　　 “所以說，花子要了三年飯，給縣長全不做，我這職業無毛主席不易也……”蕭軍也來了神，接茬說道。

　　 談話連同吃飯，持續了五六個鍾頭。

　　 當然，除了約請蕭軍談話，在此期間，毛澤東還邀集劉白羽、嚴文井、周立波、曹葆華、姚時曉等歌頌光明派作家懇談，從不同方麵搜集信息，了解情況，聽取意見，為文藝座談會做了周詳準備。

　　 5月2日下午延安文藝座談會在楊家嶺召開。據蕭軍日記，到會人數約150人左右。毛澤東作開場白，提出關於文藝的6個問題。其後，蕭軍第一個發言，既呼應毛的講話，也提出自己的看法。盡管在會前與毛澤東有過多次交談，但作為黨外作家，在保持革命立場的一致性的前提下，蕭軍對文藝創作持有自己的獨立看法，與毛澤東代表的黨所主張要求的自是不盡完全一致。黎辛口述回憶文章稱，蕭軍發言後，即受到喬木的批評（據蕭軍日記，此事似出現在5月22日也就是第三次文藝座談會上），也就不足為奇。會後蕭軍把自己的發言整理成文，以《對於當前文藝諸問題的我見》發表在5月14日的《解放日報》。

　　 座談會開完了，蕭軍準備到周邊走一走了。然而，在將走未走的逗留期間，由於王實味問題，蕭軍卷入其中，不僅使自己惹上麻煩，也讓與毛澤東的關係發生了變化。

王實味挨批，提出退黨，被視為叛徒。

蕭軍不以為然，認為這不能算作叛徒，隻能說是革命逃兵，他雖脫黨，但仍在抗日，還是中國人；當然，這時脫黨於黨於他全都不利，從黨員立場看，他這是不對的，但從“人”的立場看他，他所以退黨是黨內以批評為打擊的結果，是值得同情的。李又然認為言之有理，要他把這意見反映給毛澤東，蕭軍初始猶豫，不想管這“閑事”，但轉念還是去了。

　　 毛澤東因蕭軍深夜到訪僅為王實味說項而明顯懊惱，說他要脫黨，也不是哪個強迫他。“共產黨有這一條規定，沒有入黨的自由，有退黨的自由……如果他要退黨那也沒有辦法……他這裏麵還有別的問題。”所謂“別的問題”，指的是托派問題。蕭軍不知，王實味問題的政治定性，其背後乃是毛澤東的決定。

　　 不惟如此。不識時務且仗義執言的蕭軍不滿於中央研究院批鬥王實味會上的群起攻之，不給辯護的權利，與中研院發生衝突，觸犯眾怒，引來108人的集體簽名警告信。他把這一事件過程寫成《備忘錄》，送交中央和毛澤東住處，自視“這《備忘錄》就是共產黨和我友情的試金石。”卻二十多天過去，《備忘錄》泥牛入海，杳無聲息，蕭軍始而憤怒，終於悲涼——“體味到了‘鳥盡弓藏，獸盡狗烹’這話的本意。”

　　 自卷入王實味事件，到1945年11月離開延安前夕，長達三年多的時間，除了45年2月一次舞會上的偶遇，蕭軍再也沒有見到毛澤東。他的人生也發生了一些變故，他因鬥毆傷人被判6個月徒刑，緩期兩年；又自我放逐，攜妻子兒女到貧窮山區安家落戶做農民，自食其力4個月。在此期間，他前前後後寫給毛澤東十多封信，有為紀念魯迅邀請演講的，有反映侵犯群眾利益、妨害軍民親善現象的，有抗議文委停刊《文藝月報》而告知的，也有對時局和政治經濟文化建設的看法與建議，還有在判刑之前不無“托孤”意味的私下請求，以及希望給一機會麵談的懇請。除了喬木奉命有過一回探詢，餘皆未見回應。據悉，《蕭三日記》記載，毛澤東跟蕭三說，蕭軍這個人毛病大，要讓他受點罪。

　　 蕭軍似乎並不在乎他寫給毛澤東的那些信函沒有回應，但對其中提出希望見麵的請求卻抱有強烈期盼。求見信發出後的十來天裏蕭軍一直心情忐忑，等待回音，時間越後越是焦慮，甚至“常常注視過河的人，是不是來給我送信”，大有望斷秋水之意味。“從等待毛澤東的複信的心情體驗，使我懂得了早先那些‘忠臣’的心情”。蕭軍向來心高氣傲，自負甚高，且桀驁不馴，特立獨行，而如今為得接見，以至於斯也，比較當初的傲岸孤高，仿佛換了一人，此一現象實在耐人尋味。

　　 抗戰勝利，在蕭軍等待重返東北而離開延安的前夕，毛澤東派車將他接至棗園談話。這是時隔三年後蕭軍第一次踏入毛家，也算是告別。兩人都在有意地回避觸及不愉快的過往。蕭軍對毛澤東說：“我是預備回東北去剝國民黨的皮，掘他們的根的……”毛澤東則提到他的入黨問題：“聽彭真說，你要入黨，我們歡迎，隻要你自己什麽時候下決心……一個黨員不是說要取消他一切特性，創造性……”。“我主要怕自己發脾氣……”為適應環境，改善待遇，在親友的多次勸說下，蕭軍萌生過入黨的心念，也有過這方麵的表示，但一直舉棋不定，猶豫不決。“這不要緊，發點脾氣可以的，這叫大團結裏的小摩擦……”數年後，蕭軍在東北加入黨組織，但旋即被定為“反蘇反共反人民”分子而排除黨外。

　　 從1941年7月到45年11月，蕭軍在延安與毛澤東有過一段讓人稱道的密切過從與交往，這一交往一定意義上促成了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也有人對此提出異議，但從蕭軍日記可以看出，他與毛澤東的交談觸發了毛澤東對文藝與政治的關係及其發展方向的深入思考，進而對毛澤東提議並中央決定召開文藝座談會所起的促進作用，是顯而易見，有案可稽。雖然文藝座談會的內容，未必就是蕭軍所想的那樣，而其後來效果，恐怕更是南轅北轍，但那已是另一回事了。

　　 蕭軍自視甚高，以高爾基和列寧的關係，來類比為自己和毛澤東的關係，說：“列寧對高爾基是謙卑的，高爾基能夠和俄共產黨合作不是偶然的，與其說是為了主義，還莫如說是私人情誼。”蕭軍認為高爾基與列寧的交往，友誼大於主義，他與毛澤東的交往亦是如此。在蕭軍也許可以這樣說，但倒過來，就未必如此。對政治領袖，更多的是主義高於友誼，政治現實蓋過私人情誼，蕭軍所以在王實味事件後受冷落，已將這一點演繹得十分清楚。這是我們在考察蕭軍與毛澤東交往關係時不能不予以留意的。

來源：愛思想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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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武大見過瀟軍 -曌- ♂ (0 bytes) () 03/22/2021 postreply 16:05: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