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學校史記述文革期間所遭遇的空前劫難

來源: yuntai 於 2021-03-13 18:56:13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89642 bytes)

自1966年起，我國發生了持續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這是一場給全黨和全國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南京大學在文革期間遭到空前劫難，大批幹部和群眾被殘酷迫害，教育科研事業受到嚴重摧殘，成為教育戰線和江蘇地區的重災區之一。

一、“大批大鬥大迫害”

（一）從揪鬥匡亞明到批判工作隊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出於對階級鬥爭形勢的錯誤估計而發動的。1965年11月，《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指名批判史學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所寫的京劇劇本《海瑞罷官》是為彭德懷翻案的“毒草”。其後，這種“無限上綱”的批判又擴展到批判鄧拓、吳晗、廖沫沙擔任寫稿的《三家村劄記》。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並於5月16日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其中提出要“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的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領域中的領導權”。由此，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左”的路線就被推上了更加極端化、狂熱化的階段——“文化大革命”。

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期間，5月7日，江蘇省委曾召開6所高校的黨委書記會議。9日，在會議上得知中央有關提出文化大革命不是學術批判而是政治鬥爭的精神。但當時擔任學校領導工作的匡亞明、胡畏對麵前的運動並無思想準備。5月11日，他們在全校總支書記會議上傳達了省高校黨委書記會議精神，提出南京大學運動的三個步驟：1. 批判三家村；2. 開展群眾性的“興無滅資”的自我教育運動，清理思想；3. 深入教改。提出爭取在暑假前搞完運動。同日，成立了全校文化大革命辦公室，下設秘書組、組織組、理論組、宣傳組。5月13日，召開校務委員會會議，匡亞明在會上提出大字報不提倡，也不反對，並要知識分子以愉快的心情，以整風的態度，迎接文化大革命。5月14日和5月20日，匡亞明分別在校本部和溧陽分校作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動員報告，會上匡亞明提出運動的32字方針：“學習文件，提高認識；口誅筆伐，打退進攻；自我革命，改造思想；揭露問題，徹底教改。”為貫徹這一32字方針，匡亞明還曾在全校轉發了一封青年工人的來信，並以溧陽分校名義為之撰寫了按語，其中提到：“在全校開展一次群眾性的‘興無滅資’的自我教育運動。學生可以批評教員，青年人可以批評老年人，群眾可以批評任何幹部和領導。”“分校今年畢業生論文全部以學術批判為內容。”“一是要堅持擺事實講道理，即實事求是的原則，盡可能避免不實是求是的作風；二是堅持原則，弄清大是大非問題，盡可能避免在小是小非問題上糾纏不清。”

5月16日至22日，江蘇省委召開全體會議，胡畏出席宣傳口的會議，會上傳達了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南京大學立刻組織師生學習《五·一六通知》，並於5月20日決定，為了讓學生參加文化大革命，本學期不進行考試，學生學期成績依據平時成績而定。

5月25日，在康生操縱下，署名聶元梓等7人的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麽》在北京大學內貼出，指責中共北京市委大學工作部副部長宋碩，北京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陸平、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彭佩雲“壓製群眾革命”，提出要“堅決、徹底、幹淨、全麵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6月1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國廣播了大字報全文；6月2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大字報全文，同時發表評論員文章和社論，提出要摧毀“為陸平、彭佩雲等人多年把持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把他們打倒，把他們的黑幫、黑組織、黑紀律徹底摧毀”。

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後，6月2日和3日，南京大學溧陽分校和校本部就分別出現了矛頭直指匡亞明校長的大字報。6月6日中共江蘇省委召開常委會議，決定撤消匡亞明的一切職務，並立即上報中央批準。6月12日，中共江蘇省委在南京大學操場召開了有萬人之眾的南京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動員大會，匡亞明被妄加罪名而撤銷一切職務，成為“文革”中繼北京大學校長陸平之後被最早“打倒”的大學校長之一。

從這時起，南京大學便開始停課搞運動。

由於各高等學校黨政領導一開始就遭受“揪鬥”而已處於癱瘓，1966年6月初，劉少奇、鄧小平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向北京市的高等學校和中學派出工作組，以保持對各校運動的領導，並於6月3日擬定了8條指示，要求要“內外有別”、“注意保密”、“大字報不要上街”、“不要示威遊行”、“不搞聲討會”、“不要包圍黑幫住宅”、“防止壞人破壞”等。各地黨委也相應效仿這一做法。6月8日，江蘇省委先向南京大學派出聯絡組；6月15日，由汪冰石任隊長，梁輯卿、杜方平⑽獯笫ぁ⒘摯巳胃倍映さ鬧泄步?帳?
委駐南京大學文化大革命工作隊開進學校，取代了校黨委對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領導。7月4日，江蘇省委又改派彭衝為南京大學工作隊隊長兼任南京大學黨委書記。並於6月底和7月初兩次向南京大學增派工作隊員，使工作隊隊員增至130多人。

工作組進入高校後，對避免高校在黨政領導癱瘓後陷入無政府狀態，避免當時激進的“群眾運動”產生過於極端的行為，起了一定作用。但由於當時文化大革命的運動方向就是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許多高校在“揭發批判”原學校黨政領導的同時，“順藤摸瓜”、“層層揪鬥”，把“批判”、“揪鬥”的矛頭擴展到一大批幹部、教師，甚至部分學生也程度不同地受到壓製和批鬥。如陳嘉、陳瘦竹等教授被加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罪名遭到《新華日報》的點名批判。在中層幹部和教師中，生物係總支書記謝家極和副係主任蕭信生，首先遭到批鬥。

8月1日到12日，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8月8日，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強調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時，從7月底開始，全國各高校撤消了工作隊。8月、9月間，開始了全國性的“紅衛兵”運動和“革命大串聯”。南京大學各種“紅衛兵”和“造反派”組織也紛紛成立，如“紅色造反隊”於8月23日成立、“南京大學八·二七革命串聯會”於8月27日成立；被一些造反派視為“保皇派”的“紅旗戰鬥隊”也於8月30日成立。一些“紅衛兵”組織以“破四舊”為名，大搞抄家等違法活動，搞得全校人心惶惶。同時，許多師生紛紛外出串聯，外地來寧的學生也越來越多。從北京南下的學生也到南京大學來煽風點火，批鬥幹部，並把鬥爭矛頭引向地方領導幹部。如9月9日，就發生了造反派抓住某些事件強迫江蘇省委“表態”而圍在江蘇省委大院門前靜坐絕食的事件。

工作隊撤走的同時，校係都成立了文革委員會，但很快便被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浪潮所衝垮，“造反派”們成立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聯合指揮部”，並要揪回工作隊。1966年10月21日後，工作隊分兩批回南大，檢查錯誤和接受教育。檢查期間，工作隊隊長彭衝被造反派大肆批鬥。

在批工作組之時，10月25日，省文革小組傳達中央指示：“學校黨委不領導運動”。10月底，校部機關即被造反派查封，大部分辦公室被占。同時，“造反派”們又“殺上社會”，“批判”江蘇省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11月19日，南京市五台山體育場召開5萬人的大會，江渭清代表江蘇省委作關於“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檢查。其後隨著劉少奇被打倒，江渭清也被作為劉少奇在江蘇的代理人而被打倒。而在這些“批鬥”中，南京大學的造反派“頭頭”文風來、曾邦元等為所欲為，出盡風頭，囂張一時。

（二） “奪權”與“派鬥”

1967年1月6日下午，在***等人操縱下，上海造反派奪了上海市黨政大權。自此開始，全國掀起“一月革命風暴”，各地、各部門和各單位“造反派”組織為奪取地方、部門和單位領導權力，紛紛宣布奪權，並搶奪印鑒和占據有關辦公場所。

在“一月革命風暴”的裹挾下，1967年1月26日淩晨，南京地區的一部分造反派以“江蘇省革命造反派聯合委員會“的名義奪了中共江蘇省委、省人委和中共南京市委、市人委以及所屬廳局的權。

由於在奪權問題上發生分歧，南京大學的造反派組織便分裂為兩個對立的派別：一派為由“紅色造反隊”、“八·二七奪權大隊”、“八·二七兵團五一戰聯”和“兵團一月革命戰鬥師”組成的“紅四聯”；另一派為由“南京大學八·二七革命串聯會”和“紅色造反兵團”組成的“八·二七兵團”。在南京，則形成“紅總”（江蘇省紅色造反總司令部）和“八·二七”兩大派別。一派叫嚷“1·26奪權好得很”，另一派則針鋒相對提出“1·26搶印好個屁”，因而兩派被簡稱為“好派”、“P派”；並由此擴散為江蘇地區兩大造反組織的分裂。

由於兩派的分歧，為穩定局勢和避免“奪權”後的權力真空，3月13日，中共中央決定江蘇省的黨、政、財、文大權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管製。但江蘇軍管後，兩派仍不斷發生磨擦，派仗不斷升級。兩派都極力擴張自己的力量和攻擊對方，以致南京大學的絕大多數師生員工都卷進了兩派組織之中。

當時，也有少數人主張兩派聯合而成立了第三派即“促聯”（全稱是“南京市促進革命大聯合總部”）。

1967年7月20日，發生“武漢事件”（由謝富治、王力等組成的中央代表團在武漢與當地群眾組織“百萬雄師”發生衝突；當時這一事件被誣蔑為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搞兵變”）。8月1日《紅旗》第12期社論提出“要把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揪出來”。隨後，全國便掀起一股“揪軍內一小撮”的狂潮。在南京，文風來等人也設立了“打倒許世友火線指揮部”，北京高校的一些造反派專程趕赴南京給予聲援。後毛澤東以“毀我長城”否定了《紅旗》雜誌第12期社論，揪“軍內一小撮”才偃旗息鼓。

在揪“軍內一小撮”的同時，由於江青之流鼓噪的“文攻武衛”口號，武鬥之風曾一時遍及全國。南京地區的兩派造反組織也頻頻發生大規模武鬥，而南京大學的兩派頭頭們則在其中充當了重要的組織和核心作用。在兩派對峙、空氣緊張的形勢下，8月8日，“八·二七”一派擔心在武鬥中吃虧曾一度撤離學校；許多師生當時也紛紛離校。8月12日，中央調查組為製止武鬥，抵達南京。在中央調查組主持下，南京三派（紅總、八·二七、促聯）代表於9月4日達成“關於堅決製止武鬥的協議書”。9月18日，三派代表又去北京“談判”。但1967年10月3日、4日下午，兩派又在南京大學北園教學大樓（當時稱“文革樓”）發生衝突，多人受傷，校產也遭到損壞。幸解放軍及時趕到，竭力勸阻，才未釀成嚴重***件。

由於發動學生“向上搞”的目的已經達到和“大串連”帶來的動亂局麵，從1967年上半年開始，中央一再強調學生“回校鬧革命”。3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大專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規定》，規定外出的師生3月20日前返校進行短期軍政訓練，“在校內搞鬥批改”。10月1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關於大中小學校複課鬧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國大中小學一律開學，一邊進行教學，一邊進行改革。

在中央“複課鬧革命”的號召下，有些師生也曾有所行動。一份造反組織的小報曾報道：在教育革命中，英語專業三年級師生一起編成英文毛主席最新指示，中文係發下《紅燈記》、《毛主席詩詞》等新教材讓學生分散自學。但當時一些熱心“造反”和“奪權”的造反派頭頭們隻是陷於派鬥之中，對所謂教育革命不屑置理，部分學生由於對文化大革命無休止的揪鬥已經厭煩而逍遙旁觀，因而當時“複課鬧革命”隻是徒作空喊，倒是發生了一起“紅衛兵考教授”的惡作劇：1967年12月22日，中文係三年級“教育革命小組”對中文係的7名教授進行了一次考試，時間為一個半小時，考試內容是當時的“政治常識”，有默寫毛主席語錄和毛主席詩詞，回答“文藝批評的標準是什麽”、“文藝的作用是什麽”、“目前我國有哪幾個革命樣板戲”、什麽叫‘一月革命’等。試卷上還有教授級別、工資、職務等欄目要求填寫。然後他們便抓住考試結果以“紅衛兵考臭教授”為題大做文章，並叫嚷要“從政治上、學術上把資產階級教授批倒批臭”，“讓工農兵登上大學的講台”。（《八·二七戰報》1968年1月1日）

1967年12月28日，在周總理的親自過問下，南京大學兩派造反組織達成聯合的協議。12月31日，中共中央以“中發（67）411號文件”下達了中央文革小組同意南京大學兩派聯合協議的意見。1968年1月9日，6483部隊軍訓團進駐學校。3月11日，兩派造反組織進一步達成建立南京大學革委會的協議，商定由軍代表、南京軍區某軍的政治部主任方敏擔任革委會主任，索毅然、文風來、曾邦元為副主任，設委員45人，常委13人。3月13日，召開慶祝南京大學革委會成立大會。此後，各係、各單位也先後成立了革委會或革命領導小組。

1968年7月，中央發出《關於派工人宣傳隊進駐學校的通知》，同年9月，一支由浦鎮車輛廠組成的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南大，領導學校的“鬥、批、改”。隨之，學校中各種群眾組織均被遣散，各種群眾組織報刊也都停辦，持續逾一年半的“派鬥”才基本結束。

（三） “清理階級隊伍”和“深挖五·一六”

校革委會的成立和工宣隊進駐學校，結束了“派鬥”，但其在“打破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一統天下”的極“左”思想支配下，廣大幹部、教師遭受的迫害和摧殘卻有增無減。

校革委會一成立，便於1967年4月2日作出決定，成立“當權派管理小組”，將匡亞明、胡畏、陸子敏、戈平等原來的學校領導幹部“集中管理體製學習”；4月16日，又舉行“向階級敵人發動猛烈進攻誓師大會”，會上提出，要“牢牢掌握階級鬥爭主動權，打一場人民戰爭，把隱藏在南大的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反革命戰爭分子統統揪出來，把同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進行到底。”6月12日，江蘇省革命委員會發出所謂“充分發動群眾，向階級敵人發動更加猛烈進攻”的指示，南京大學即開展了“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校革委會提出了“徹底揭開南京大學階級鬥爭蓋子”的口號，並製造出“南大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山高林密老虎多，敵情嚴重”等輿論，不斷擴大打擊麵。6月18日，校革委會“揭蓋子指揮部”舉行了第一次會議，決定從黨委副書記陸子敏“開刀”，“全麵揭開舊校黨委階級鬥爭蓋子”。以後，陸子敏便被作為“地下黑司令部頭頭”而受到連番揪鬥。7月，校革委會請3503廠、農林廳、郵電管理局、教育學院和教育廳等單位來校介紹對敵鬥爭經驗；8月，又組織開展所謂“清查地下黑司令部”的鬥爭。以致許多教職工都被“莫須有”地加上“國民黨殘渣餘孽”、“特務”、“叛徒”等罪名而受到迫害。不少學生也成為“清理”對象。如8月4日，校革委會就曾宣布對12名“有各類問題”的學生的處理決定，有的“依法懲辦”、有的開除學籍，有的勒令退學，有的“記大過”，有的“批判審查”，還有的給其評語“思想落後”。校革委會還成立了“專政隊”，對所謂牛鬼蛇神進行集中管理，強迫交待問題；以致有些師生不堪淩辱，含冤而死。

1969年8月，在停止黨內生活達三年之後，南大開展了整黨運動。這次整黨，從大學習、大批判入手，大搞鬥私批修，人人過關，然後分期分批恢複組織生活。這一曆時一個多月的整黨，實際上是又一次的整人運動。

在“清理階級隊伍”和“大批判”的同時，在校師生的一項主要任務便是勞動鍛煉和改造。1968年6月4日淩晨，由中文、政治、曆史、外文、生物5係1600多師生組成“赴皖學習紅衛兵團”赴安徽城西湖軍墾農場勞動鍛煉；6月8日，數學、物理、化學等係1900多師生組成“東線紅衛兵團”分別去江寧縣和八卦洲參加夏收夏種，直到6月15日結束。1968年12月，在校革委會和工宣隊組織下，全校師生都到南京長江大橋工地參加勞動。1969年4月，根據江蘇省革委會的通知，師生員工們赴南京市郊靈山參加打井挖煤。1969年5月，又陸續派出幾支“教育革命小分隊”到農村、廠礦進行“教育革命戰爭實踐”；同時，為建立勞動基地而成立了抗大化工廠、可控矽廠、低溫廠、氣象儀器廠、“9·20”農藥廠等企業。

1969年10月18日，下達了林彪關於加強戰備的緊急指示（即所謂林副主席的第一號手今）。10月19日，根據江蘇省革委會的指示，南大全校師生員工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被迫離家啟程，不管老弱病殘，身負行李，一律徒步去溧陽分校，說是在那裏隱蔽並建立勞動基地。同年10月28日，溧陽分校改名“南京大學五七農場”，師生們被安排從事修築水利工程、農業生產和上山砍柴等勞動。在校革委會全委會12月2日的會議紀要中就曾有決定：

各係勞動。中文、曆史、化學、生物、原校部機關和原後勤，興修南大五七農場水利工程；物理、數學，支援上興公社團結水庫水利工程；外文、地理，支援舊縣南渡水利工程；地質、氣象，負責上山砍柴，天文、政治為機動，等候通知。

當時，南京市開始進行疏散人口、下放幹部的緊急動員。南京大學也按照南京市的統一部署，於1969年12月2日成立了上山下鄉辦公室，並掀起上山下鄉高潮，名為自願報名，實際上是強迫下放。

“清理階級隊伍”打擊迫害了一大批幹部、師生，而更大的迫害又接踵而至。1970年4月上旬，重點即轉向“清查‘五·一六’”的運動；並在調查組之下，分別成立了“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辦公室，全校又掀起“大檢舉、大揭發、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而為了集中深挖“五·一六”，1970年5月28日，除中文係和後勤機關留守溧陽外，其餘各係各單位人員又被從溧陽驅回南京，在校園內集中住宿。

清查“五·一六”運動完全成了對廣大幹部和群眾瘋狂迫害的運動，大批幹部、群眾在“莫須有”的罪名下被亂揪亂鬥。

6月3日，江蘇省革委會負責人吳大勝等來校宣布宣布成立南京大學黨的核心小組，由遲明堂任組長，李登嵩（軍代表）任副組長。9月9日，浦鎮車輛廠工宣隊離校；9月15日，由南京市電子管廠、南京市港務局和鳳凰山鐵礦工人組成的第二批工宣隊進駐南京大學。1970年10月，中共南京大學黨員大會召開，選出委員29人，其中常委11人。

這次大會以後，“深挖”運動進一步升級。長期勤勤懇懇工作，為南大的學科建設、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作出重要貢獻的原黨委常委、教務長楊世傑因被殘酷批鬥不堪淩辱，於2月13日被迫害致死。同時，由於大搞逼供信，所謂“五·一六”分子越“挖”越多，造成了大堆冤案，給學校人際關係留下了無法消除的惡果。

從“清理階級隊伍”開始，原有在校學生逐年分配離校。1968年8月2日，66屆、67屆畢業生分配離校；最後的69屆、70屆畢業生也於1970年7月分配離校。因而，原來師生一起承擔的一些繁重的體力勞動便主要落到教師的頭上。1970年8月，中文係從溧陽農場返回學校，就由各係各單位輪流派人去農場勞動；當年，學校承擔了南京市人防工程通過南京大學的500米防空坑道的建造任務即“500工程”，數百名教職工參加了建造坑道的勞動。1970年底，全校教師中183人在農場，96人在人防工地，122人在工廠。1971年2月至4月，校革委會又組織野營拉練，135名教職工步行1000華裏，從南京出發，途經江寧、溧水、溧陽、宜興、武進、金壇、句容，再回到南京。這些活動，名義上說是走“五七道路”，實際上是某種強製性“改造”。

這段時期內，南京大學的隸屬關係發生變化。1970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高等院校下放問題的通知》，規定教育部所屬的高等學校全部交由所在省、市、自治區革委會領導。因而南京大學被劃歸江蘇管理。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召開，由遲群主持起草，經***、姚文元定稿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作出了兩個“基本估計”，其一是“解放後17年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教育製度教育方針和方法幾乎全是舊的一套”，“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其二是原有教師隊伍中的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8月13日，全校大會上傳達了這次會議的有關文件，歪曲事實、壓製知識分子的“兩個估計”，在全校引起強烈反響，許多人都感到“想不通”、“不理解”，甚至產生抵觸情緒。無疑，這“兩個估計”又是雪上加霜，給當時已深受迫害的幹部、教師們又套上了一副沉重的精神枷鎖。

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以後，中央決定於1972年起全國普通高校全麵恢複招生，招收工農兵學員。然而，此時的南京大學，卻是冤、假、錯案成堆，人們的心靈深處傷痕斑斑，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陰影重重，可謂一派凋零，滿目瘡痍！

二、恢複招生而風雨依舊

(一）招收工農兵學員

首屆工農兵學員招生共1005人，實際進校995人，分布在26個專業。自1972年起至1977年恢複高考製度止，南京大學共招收了五屆工農兵學員計4007人。

工農兵學員通過“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和學校複查相結合”的辦法招收。招生對象是“政治\思想好、身體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實踐經驗，年齡在20歲左右，有相當於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貧下中農、解放軍戰士和青年幹部”；“有豐富實踐經驗的工人、貧下中農，不受年齡和文化程度的限製”；同時也“注意招收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而總的來說，還帶著強調階級路線的極端傾向，如據1973年8月學校統計報表，當時在校生共2149人，絕大多數家庭出身都是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和革命軍人，僅有3人家庭出身是“剝削階級”。

在工農兵學員的招生上，當時南京大學曾發生過一件有全國性影響的事件即解放軍學員鍾誌民的退學申請。由於工農兵學員的招生主要依靠地方推薦，也導致了“走後門”的現象。為此，1972年5月1日，中共中央特地發出《關於杜絕高等學校招生工作中“走後門”現象的通知》。1973年9月28日，南京大學政治係哲學專業二年級學員鍾誌民主動向校黨委提出《退學申請報告》，其中說：“我是一個通過走後門來上大學的部隊學員，在我自己的多次要求下，爸爸打電話給軍區幹部部門指名調我，把我送上了大學”，而經過一年多的學校生活，他意識到“走後門並不是無關緊要的小事而是執行什麽路線的大事”，表示要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反對“走後門”，退伍到農村勞動。1974年1月11日，《人民日報》登載了這份《報告》，並在編者按中指出：“鍾誌民自覺地批判了自己走後門上大學的錯誤，從而反映了工農兵學員向地主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展開了新的進攻”，“各地教育部門要組織高等學校幹部和師生認真學習”。其後，一些高等學校紛紛揭查“走後門”上大學的不正之風，一些因“走後門”進大學的學生也隨之提出退學要求。2月4日，中共南京大學黨委作出《關於學習鍾誌民同誌的決定》；11月，鍾誌民去江西瑞金沙洲壩公社落戶。

工農兵學員的培養方式強調“以毛主席著作作為基本教材的政治課，實行教學、科研和生產三結合的業務課，以備戰為內容的軍事體育課，並要積極參加生產勞動”，學製三年；學員學習期滿後，原則上回原地區、原單位工作，也有部分根據國家需要統一分配。在校革委會

1972年6月28日所發的《當前教育革命的基本情況》一文中曾提到，招收的首屆工農兵學員，“他們的文化教育水平一般是初中程度，有些學生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在培養方法上，“文科以社會為工廠，理科建立教學、生產勞動、科學研究三結合的新體製，文科每學年要有三個月時間去工廠、去農村進行實踐。理科同學下去的時間略少於文科”。

1972年恢複招生時，在招生的26個專業中，日語、西班牙語和計算機為新增專業；而原有專業中仍有16個專業當年未能招生。根據上級要求，1972年7月，南京大學曾對原有專業“四五”期間的招生能力作了一次全麵調查，當時許多專業都反映存在著“教師不但需要再教育，還需要再學習”、“圖書資料缺乏”、“實驗設備陳舊落後”、“實驗室小”等問題。但為適應國家的人才需求，以後當年未招生的專業也相繼恢複招生，並於1976年10月新建了環境保護專業。

隨著工農兵學員進校，教材的編寫工作被提到議事日程。1973年1月4日，學校製定了《南京大學1973～1975年教材建設規劃（草稿）》；2月26日，又召開了學校教材工作會議，進一步落實了三年教材建設規劃的具體措施。在工農兵學員進校後的一年時間裏，學校已編寫出補課階段和大學一年級的教材共161種，基本保證了教學的需要。但由於在當時編寫教材中還存在否定基礎理論的傾向，教材缺乏完整性和係統性，加之學生起點低，培養目標不明確，因而這段時期所編的教材大多經不起時間的考驗。同時，在片麵強調“典型產品帶動教學”的指導思想下，一個專業往往要自編一套由基礎到專業的教材。典型產品年年變，教材也就要年年編，結果也造成了人力、物力上的大量浪費。

針對工農兵學員入學起點低，文化程度參差不齊的問題，首屆工農兵學員進校後，學校為他們進行了文化補課，從1972年5月開始到10月中旬，為理科學員開設了初等數學、基礎物理和基礎化學三門課，為文科學員開設了語文、外文、曆史等課程，幫助學員掌握必要的基礎知識，為開始正常的學習做好準備。

這一措施在1974年被指責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複辟回潮”，以致1975年進校的工農兵學員不再進行文化補課。但盡管如此，也盡管政治運動和“開門辦學”的不斷衝擊，南京大學的廣大幹部和教師卻從遵循教育規律出發，一直比較注重對學生基礎理論和基本知識的教學。而絕大多數工農兵學員都已經厭倦了耽擱延誤了他們青春年華的“文革”，十分珍惜當時的學習機會，因而也不屑於搞“上、管、改”（即上大學、管大學、改造舊學校），總想利用在校時間多學一些知識。正由於此，絕大多數工農兵學員通過在校三年的學習，在學業上還是獲得了較大進步的；其中也不乏佼佼者。他們畢業後工作在各條戰線，許多人也都在自己的崗位上作出了傑出的成績。

恢複招生後，學校機構也作了一定調整，1968年3月校革委會成立後，1969年9月，正式設立政工組、組織組、宣傳組、保衛組；1970年10月校黨委成立後，校黨委和校革委會下設辦事組、政工組、教務組、總務組；1971年底時，校黨委和校革委會下設組織組、宣傳組、保衛組、辦事組、教育革命組，財物清理組，共有工作人員57人；1972年12月，學校黨政機構調整為“一室三部五處”，包括辦公室、組織部、宣傳部、人武部、教學科研處、人事處、總務處、生產設備處等，共有工作人員150人。

恢複招生後不久，因與1972年中美邦交正常化相關，1973年1月，根據江蘇省革委會1972年12月召開的有關清查中美私人資產問題會議的要求，學校以1951年金陵大學與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兩校合並時的校產帳冊為依據，對原金陵大學資產進行了清查核查工作。清查結果，金陵大學資產總值為9?012?915元，其中土地為1?417?196元，房屋為4?642?854元。

（二） “開門辦學”與“批林批孔”和“學朝農”

1972年恢複招生後，學校部分工作逐步正常化。然而由於“兩個估計”的錯誤提法和“四人幫”的不斷掀風作浪，在政治運動接連不斷中的“教育革命”仍然行進在“左”的軌道上。

當時的“教育革命”，強調得最多的口號便是“開門辦學”。它被認為“是無產階級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是上層建築領域的一場深刻革命”；而“開門辦學中要始終把轉變學生思想放在首位，以工農兵為師”。在首屆工農兵學員進校後的一年多時間裏，南京大學有10個係、24個專業、學員1094人次、教師154人次，帶了教學和教材編寫任務，以及科研任務到廠礦、公社、商店等單位實行開門辦學，參加體力勞動，進行社會調查。教師還分批到溧陽農場進行勞動鍛煉，在政治上接受“再教育”。除了“走出去”外，也“請進來”，即請老工人、老貧農、先進模範人物來校作憶苦思甜報告和模範事跡介紹等，有的係還邀請了工人、農民和其他實際工作者作為兼職教師，讓他們結合生產實際進行有關專業知識的講解。當時的這種“開門辦學”，使階級鬥爭成為高等學校的主課，生產勞動成為學校的中心活動，教學計劃變動不定，師生則經常“進進出出、上上下下”，嚴重衝擊了正常的教學秩序和降低了教學質量。

而在以後的“批林批孔”和“學朝農”中，這種“開門辦學”又不斷“翻新”。

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全國開始了“批林整風”運動，1972年12月1日，《紅旗》雜誌第12期發表中山大學曆史係教授楊榮國的文章：《春秋戰國時期思想領域內兩條路線的鬥爭——從儒法鬥爭看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變革》。其後，“批林整風”便轉成“批林批孔”，以後又延拓成“評法批儒”。1973年8月，國務院科教組也通過部分省市教育部門要求高校在批林整風過程中，組織力量，開展對孔子的所謂批判。

由於上級要求，8月20日，學校請楊榮國來校作了“曆史怎樣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哲學史上兩條路線的鬥爭”的報告。9月，二年級學生集中一個月時間批判所謂孔子的反動思想，各係也修改教學計劃，增設了以批判“尊孔反法反動思想”為中心的中國哲學史課。

在批林批孔運動中，“開門辦學”又在南京大學出現了一個新的高潮。中文、曆史等文科師生被趕到全省各地宣講“儒法鬥爭史”，參加社會上的批林批孔，有的還結合某一課程或課題進行社會調查。理科則有的結合典型產品、典型任務進行教學，有的參加工藝實踐，有的進行參觀學習。不僅二三年級的學員出去“開門辦學”，連一年級的學員也離開學校。如1974年2月至7月的一學期，1973年9月13日剛進校的天文、高分子專業的一年級學生整學期都在工廠開門辦學。當時還稱此為“突破了基礎課階段難以開門辦學的舊框框”。同時，還在教學上提出“大砍老三段，火燒三層樓”的口號，完全違背教育客觀規律，無視知識的完整性和係統性。另外，在“開門辦學”中還出現了遊山玩水等問題。

伴同著評法批儒運動，當時在“四人幫”一夥的煽動和鼓噪下，在高等教育界曾掀起一股“反複辟回潮”的浪潮。1973年10月，國務院科教組在北京召開理工科院校教育革命座談會，遲群在會上提出教育戰線出現了種種複辟回潮現象，接著便在清華大學開展了“反右傾回潮運動”。在遼寧，則在毛遠新等人操縱下，泡製出兩個曾轟動一時的典型：一是“交白卷的英雄”張鐵生；二是“和十七年對著幹”，學生“社來社去”，辦學“幾上幾下”的“朝農經驗”。1975年4月23日，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關於推廣朝陽農學院經驗和有關政策問題的請示報告》，要求各類院校可根據不同情況進行“社來社去”試點。

在“學朝農”的潮流下，南京大學也采取了舉辦“社來社去”的大文科、興辦函授教育和大辦短訓班等做法：

1． “社來社去”的“大文科”。學員的學習內容包括中文、曆史和政治等文科專業的一些基礎知識。招生對象為35周歲以下、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本省縣、社的在職人員。畢業後仍回原地區、原單位工作。首屆50名學員1975年10月入校，學製二年。後隨著高考製度的恢複而宣告結束。

2．函授教育。1974年11月下旬，江蘇省教育局召開會議，布置各高校開辦函授教育。根據省教育局的安排，1975年3月到12月，南京大學政治、中文、馬列室、曆史、物理、化學、地理、生物、氣象等教學單位分別在鹽城、大豐、阜寧、射陽、東台、響水等區縣設點，舉辦短訓班和函授班，所設科目有政治理論、曆史、寫作、農村電工、農用化學、土壤化學、氣象預報、科學育種等。

3．短訓班。除結合函授教育所辦短訓班外，1975年9月至1976年8月間，南京大學各教學單位還先後舉辦了通訊寫作、漢語拚音、農村數學教師、晶體生長、分析化學、工程塑料應用、大氣汙染監測分析、工業汙染處理、岩礦鑒定、雷達氣象、城市規劃等方麵的短訓班。

這些做法，在客觀上對幫助地方培養人才，還是有一定積極效果的。但在“左”的傾向支配下的這些做法，一方麵扭曲了學校辦學的主要方向，另一方麵某些短訓班隻是為“趕潮流”而辦，有的流於形式，並無多大實效。

受“社來社去”的“朝農經驗”影響，在南京大學1975年的應屆畢業生中還曾有王瑞成和孟明月兩人主動提出回鄉務農的申請。

王瑞成是外文係俄文專業72屆學員，1975年6月25日向校黨委提出申請，要求畢業生後回南通市郊區紅衛公社當農民。校黨委同意這一要求，認為“這是有利於縮小三大差別的新生事物，是限製資產階級法權、同舊的傳統觀念徹底決裂的革命行動，也是對‘知識私有’、‘讀書做官’、‘三脫離’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有力批判。”接著，地質係綜合治理找礦專業應屆畢業生生孟明月也於7月16日提出申請，要求畢業後回家鄉魯西南當農民。

三、逆境中的科學研究

麵對林彪、“四人幫”對教育、科學事業的摧殘，南京大學的廣大教師和科研人員並沒有屈服。他們憑著對國家和民族的高度責任感，在十分艱難的條件下，頑強地堅持開展力所能及的科研工作，並取得一定成績。

60年代末，南京大學生物係教師就研製成功6991發光菌；天文、地理兩係編出全天象星象圖，化學、物理、數學三係和734廠完成樣芯板容封新工藝；物理係試製成功5T221固體電路。1971年1月，由天文、氣象、物理、數學等係和儀器廠聯合研製的衛星雲圖接收機和物理係研製的雙擴散型500安培可控矽又獲得成功。

70年代初期，不少教師從溧陽農場回到學校。有的教師便抓緊機會，複習荒廢了多年的外語，以便了解世界科技發展的新動向。白天要參加政治學習，搞運動，就晚上看書，為防蚊蟲叮咬，就穿上長統膠鞋或者躲在蚊帳裏學。1975年10月，數學係黨總支辦起了青年教師進修班，時間一年半，對象為1963年到1965年畢業的青年教師，連同華東水利學院派來的青年教師，共有學員19人。由一名老教授負責基礎理論的培訓，選用外文版教材，每周集中上課半天，課後布置思考題和習題。1976年“反擊右傾翻案風”時，曾有人說進修班是“右傾翻案風”吹起的，但數學係的同誌頂住了壓力，照常辦下去。通過一年多的學習，青年教師的教學、科研能力以及外文水平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1972年，全校教師頂住“四人幫”的幹擾，開展了40個科研項目的研究，其中分子篩、有機矽表麵處理劑、小麥新品種等達到國內先進水平，分子篩被列入援外任務。當年，學校組織力量，製訂了1972～1977年科學研究規劃，提出了微聲器件的材料研究、超導材料及超導微波器件的研製，反應堆物理設計，特種合成橡膠，催化劑合成等42項重大科研項目。同時，也對校、係、專業的發展規模、專業設置、教學工作、師資培訓以及後勤保障等方麵工作進行了3～5年的規劃。當年全校共舉辦各種學術報告會、讀書報告會、科普報告等共175次。

1973年全校進行了75個科研項目的研究，包括承擔中央有關部委的任務12項，省科研規劃的23項，結合教學進行的項目40項。其中的分子篩、激光晶體、海水提鈾、針刺麻醉等15個項目都取得較大進展。1973年5月26日到6月中旬，舉行了南京大學第7屆科學報告會，全校11個係共報告57個項目，參加報告會的有4214人次。1974年3月，《南京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恢複出版。1975年全校承擔科研項目87項。1976年全校承擔科研項目則增加到168項，其中90多項都完成了預定計劃。

“四人幫”反對基礎理論研究。南京大學在周恩來總理有關指示的鼓舞和推動下，堅持理論研究，開展了天體物理、天體力學、數學、理論物理、中國第四紀冰期等方麵的研究。其中較為突出的是，從1975年開始，天文係曲欽嶽等7名教師在係主任戴文賽教授的指導下，和紫金山天文台的研究人員一起，舉辦了“天體物理討論班”，堅持兩周討論一次的製度，積極從事天體物理演化規律的研究。戴文賽教授提出了自己的太陽係起源學說，在此基礎上，在1976年11月提出了天王星、海王星似應有環帶的看法。1977年，這一推論被國內外天文台的觀測所證實。

這段時間，南京大學還結合工農業生產的需要，各個學科互相配合協作，在聲學、激光、超導微波電子學、最優化方法、計算機、石油催化劑、化學催化劑、高效低毒農藥、災害性天氣預報、大米草和火山岩等方麵進行了大量研究，獲得了一定的成果。在廣大教師和科研人員的努力下，從1973年到1976年粉碎“四人幫”前夕，理科各係共取得260項科研成果。正是因為有了這些在極其困難條件下所做工作的基礎，1977年南京大學獲得重要科技成果達51項（其中36項經省科技大會評選）。1978年3月，在粉碎“四人幫”僅一年多就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上，南京大學有48項科技成果獲獎，居全國高校之首。

文科的許多教師，也在資料缺乏、又極少資助的情況下，憑著知識分子的使命感和個人的學術責任感開展了許多研究工作。如曆史係韓儒林教授和一批中青年教師，從1969年底就繼續開展了對國家重大科研項目《中國曆史地圖集》蒙古地區部分的編繪工作，在極度困難的情況下仍然取得了許多新的研究成果，對國家的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起了積極的作用。

四、義無反顧的鬥爭

“九·一三”事件後，引起人們普遍的震驚與思考，開始對文化大革命產生種種懷疑。當時，周恩來曾一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和其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極力推動對“文革”極“左”思潮的批判，努力恢複被“文革”破壞的各項工作。這使一直陷於“文革”旋渦之中的高等教育界曾出現過一絲轉機。加強基礎理論教學和加強基礎研究，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恢複高等學校正常教學秩序等問題都一度被重新提到高校工作議事日程上。

1972年5月10日至6月20日，國務院科教組召開綜合大學和外語院校教育革命座談會，會議提出要全麵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發揮教師的業務專長，鼓勵教師為革命刻苦鑽研科學技術，教學中對學員要嚴格要求，要加強基礎理論教學；理科的基礎理論課宜單獨設課，使學生能係統地學習，同時，基礎知識麵要適當寬一些，並要保證必要的教學時間。外語院校也要加強基本功訓練。理科要加強理論研究，抓緊實驗室、研究室的改造與建設，要重視基礎科學的發展，重視科學研究人才的培養，努力開展科學研究。8月1日至8日，南京大學曾舉辦318人參加的教師學習班，進行傳達學習。10月，又召開文、理科規劃工作會議。11月，傳達了周恩來總理關於加強基礎研究的有關指示和講話精神。

在周恩來主持下為糾正“左”的偏差所作的努力受到廣大群眾歡迎，但卻觸動了“四人幫”的痛處，他們打著毛主席的旗號，顛倒黑白，指鹿為馬，說什麽林彪路線的實質是極右，把批“左”扭轉為批極右；接著又在批林整風中加進批孔，在“批林批孔批周公”下，含沙射影地攻擊周恩來。南大師生對“四人幫”的這種險惡用心和倒行逆施早有察覺。當時江蘇省有關主管部門曾到南京大學曆史係進行批林批孔的試點，師生們卻以冷漠相對，讓其知難而退。後來還有一些人不顧“四人幫”的淫威，冒著被投進監獄、被殺頭的危險，上書黨中央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反映“四人幫”的問題，要求為國除害，表現了高度的革命勇氣和責任感。

1974年，南大在批林批孔運動中開始揭發、批判、清查“五·一六”運動搞逼供信和擴大化的嚴重錯誤。3月，江蘇省委派原中共常州市委第一書記章德任中共南京大學黨委第一副書記兼校革委會副主任，充實學校領導力量。（11月27日正式下文，同時還任命何平、徐福基為校黨委常委兼校革委會副主任，童洪江為校革委會副主任）年底，又派以周特夫（省文教局負責人）為首的省委調查組進駐南大，幫助開展批林批亂運動，分清路線是非，落實政策，搞好團結。終於在1975年4月召開了關於“五·一六”問題的平反大會，對218人的問題公開宣布平反（由於曆史原因，當時的平反還不夠徹底）。

1975年2月，因周恩來重病住院治療，剛恢複工作不久的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針對八年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破壞和混亂，他提出要全麵貫徹毛澤東關於要反修防修、要安定團結和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三項指示，進行全麵整頓。章德等同誌在南京大學努力貫徹鄧小平的治理整頓方針，頂住種種壓力開展了“一學”（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三批”（批資本主義傾向、批資產階級派性、批資產階級法權思想）“五大講”（講路線、講大局、講黨性、講紀律、講團結）的活動，著重批資產階級派性，使學校正氣大張。

1975年底，原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周林調來南大，接替了王勇所擔任的黨委書記兼革委會主任職務。

1976年，是黎明與黑暗大決戰的一年。年初，“四人幫”掀起的所謂“批鄧”及“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正值高潮，陰霾籠罩著大地。1月8日，周恩來總理逝世。噩耗傳來，全校師生陷入無限悲痛之中。“四人幫”下令不準戴黑紗白花，不準送花圈。但是，師生們衝破禁令，都戴上了黑紗白花，並紛紛到梅園新村中共代表團紀念館吊唁。1月13日，師生們自發地在大操場舉行了隆重的悼念儀式。設置在主席台周恩來靈堂的兩旁懸掛著這樣一幅挽聯：“晴天霹靂，淚灑長空，舉國同悲擎天柱；革命終身，豐功偉績，光輝永照後來人。”悼念儀式自始至終在肅穆、悲憤的氣氛中進行。師生們哀悼周總理，更加痛恨“四人幫”。

1976年3月5日，《文匯報》在刊載新華社的一篇新聞稿時，全部刪掉周恩來關於學習雷鋒的題詞。3月25日，《文匯報》在一篇題為《走資派還在走，我們就要同他鬥》的報道中寫道：“孔老二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台。”公然把周恩來打成走資派。這兩篇文章激起了人們對“四人幫”的極大的反感和憤怒。

3月25日，南京大學曆史係三年級70餘人，臂佩黑紗，抬著自己製作的花圈，衝破“四人幫”的禁令，到被停止對外開放的梅園新村進行悼念周總理的活動。3月28日，全校400多名師生在數學係青年教師、係團總支書記李西寧，計算機專業一年級黨支部書記秦峰等同誌的帶領下，抬著周恩來的巨幅畫像和大花圈，繞道新街口、大行宮前往梅園新村，沿途交通警察大開綠燈，車輛讓開道路。許多人自發地加入悼念隊伍，無數群眾肅立街道兩旁表示支持。這是南京人民反對“四人幫”的第一次示威活動。

3月29日起，南大校園燃起了反對“四人幫”的熊熊烈火。數學係的師生在南園刷出了“警惕個人野心家、陰謀家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無數革命先烈和革命老前輩用鮮血打下來的紅色江山我們也要用鮮血來捍衛”等大標語。一時間校園內矛頭針對“四人幫”的大字報和標語越貼越多，觀看者川流不息。

與此同時，許多學生衝出校門走上街頭，在鼓樓、新街口等鬧市區以及車站碼頭張貼、書寫標語：“《文匯報》的反黨文章是篡黨奪權的信號彈”，“不揪出《文匯報》的黑後台誓不罷休”，“打倒大野心家、大陰謀家——***”。他們的行動得到南京市民及其他大專院校的響應。數學、地質、化學係的學生還在車站工人的支持下，把標語刷到了列車上，當得知列車開出後標語就被衝刷的消息，同學們便聯合其他高校的學生用車站職工提供的小氯鬆油漆、瀝青寫標語，讓南來北往的列車帶著這些難以衝刷掉的標語，將南京大學和南京市人民對“四人幫”的譴責和批判傳向四方。

3月30日，“四人幫”在得知南京的情況後就叫囂，“南京事件的性質是對著中央的”，“那些大字報是為反革命複辟製造輿論”。4月1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南京和各地出現的悼念活動問題。當天，中共中央向各地發出關於“南京事件”的通知，其中指出：“最近幾天，南京出現了矛頭指向中央領導同誌的大字報、大標語，這是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扭轉批鄧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要求立即采取措施全部覆蓋，並提出要追查事件的“幕後策劃人”和“謠言製造者”，妄圖壓製廣大群眾的革命行動。

緊接著，“四人幫”及其在江蘇的代理人加緊在南京大學追查“南京事件”的參與者和“幕後策劃人”，學校氣氛十分緊張。成百人被打成“有牽連”的人，一批幹部被打成“反革命”，不少校係負責同誌被打成“幕後策劃者”，李西寧、秦峰、康育義等被捕入獄。黨委副書記章德被認為有“幕後策劃者”的嫌疑而受到審查。

在這場“南京事件”中，南京大學和其他高校師生反對“四人幫”的行動得到廣大市民、工人等社會各界的支持和讚揚，形成了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在全國產生了極為廣泛的影響。

“南京事件”後幾天，便發生了“四五運動”即“天安門事件”。作為北京“四五運動”的先導，“南京事件”首先敲響了“四人幫”的喪鍾。南京大學革命師生在“南京事件”中所表現出來的英雄氣概以及為埋葬“四人幫”所作出的貢獻，也在南京大學史冊上留下了光輝的篇章。

“天安門事件”發生後，盡管“四人幫”一夥更加猖狂地推進“批鄧”運動，但在南京大學，師生們都以冷眼相看給予抵製。而“於無聲處聽驚雷”，幾個月後，9月9日，毛澤東逝世。10月6日，中央政治局順應民心，采取斷然措施，一舉粉碎“四人幫”，結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災難，南京大學也再獲新生。

（來源於南京大學官方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