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晚年袁殊（右）在潘漢年故居與潘的妹妹潘玉琴合影。
1977年5月，北京站，一趟列車剛剛靠站。站台上，32歲的曾龍在約定車廂的中間位置，緊張地看著從兩邊車門下車的乘客，尋找闊別22年的父親。
他的父親，就是解放前曾打入國民黨軍統、中統，汪偽政權、日本特務機關，有“五重間諜”之稱的共產黨情報人員袁殊。這是袁殊自1955年受潘漢年案牽連入獄後第一次回家探親。
也許是出於過去的職業習慣，他在信中囑咐曾龍，手拿一本《紅旗》雜誌、帶著8歲的女兒去接站，以方便辨認。但曾龍自信能認出父親，沒有遵囑。
車廂中的乘客所剩無幾，曾龍猛然發現車窗邊還有一位老者，依稀有些麵熟。
“您是從武漢來的……”
“你是曾龍！”
眼前這位老人蒼老、瘦弱、矮小，兩頰深深凹陷，麵色憔悴，左腿有點跛，與曾龍幼時記憶中結實矮壯、眼神炯炯的父親判若兩人。
22年未見，“爸爸”二字已經叫不出口。從此，曾龍和姐弟們一直叫他“老頭兒”。
歸來
1975年6月，曾龍的大姐馬元曦突然收到父親袁殊的一封來信。信隻有一頁，簡單說自己從5月起離開秦城監獄到了湖北武漢大軍山少管所，允許通信，要求子女回信，並寄去幾本《毛主席語錄》。
馬元曦主張不要回信。猶豫了一個月之後，曾龍寄去了三本《毛主席語錄》，但沒有寫信。
不久後，袁殊回信，懇切地表示急盼知道家人現狀。這次，曾龍回了信，不久收到袁殊的萬言家書。
信中說，自己讀信十分喜悅，甚至淚下。自己有愧父道，天下沒有比這更遺憾的事了。得知5個子女均已參加工作，成家立業，其中3人還接受了高等教育，而不是流落街頭，他十分慶幸，說“禍兮福所托”。
從此，曾龍開始了與父親4年的通信。
1976年7月，袁殊突然在信中告知，已請了假，將回京探親。對此，曾龍和姐弟們內心是複雜的。
袁殊有5個子女。1940年與第一任妻子馬景星離婚後，大女兒袁曦改名馬元曦。抗戰勝利後，他離開上海到了解放區，改名曾達齋，有名的“漢奸袁殊”從此消失。他與第二任妻子王端（原名端木文琳）的四個孩子也隨之改名為曾昭、曾曜、曾龍、曾虎。
1955年袁殊被捕時，王端已經與他離婚，住在上海。22歲的大女兒馬元曦在北京外國語學院工作，二女兒曾昭12歲，三女兒曾曜11歲，大兒子曾龍10歲，小兒子曾虎9歲。幾個年幼的孩子住在北京南長街勤勞胡同20號院子裏，生活依靠中調部每人每月發放的20塊錢補助，幾乎無人照看。
“其實小時候我最依戀的還是父親，因為我一直跟著他，直到他被捕之後幾年，我都總想他，後來不想了。”曾龍說。
曾龍有時會想，父親為什麽不好好地當一個報人？哪怕不當報人，就在印刷廠當個學徒，將來變師傅，也算個老工人。既然要選擇這樣的職業，又為什麽要這麽多孩子？“你實際負得了責任嗎？你就把我們拖向了政治的深淵。”他說。
袁殊回京後的第一個星期天，一家人聚在曾昭家裏。袁殊讓大家傳閱了他帶來的軍事法庭判決書，原文連同附件一共8頁。
1965年，袁殊被宣判為國民黨CC特務、軍統特務，日本特務、漢奸，判處有期徒刑12年。他本應在1967年刑滿釋放，但因為“文革”，又被關押了8年。
看過判決書，曾龍和曾虎都愣住了。他們沒想到，父親竟然是這樣一位貨真價實的反革命分子。
傳閱一圈之後，坐在角落裏的袁殊開了口：“這隻是事情的一個方麵，另一方麵是我所做的一切事都是接受了黨的指示才幹的。”
大軍山農場準假25天，袁殊和子女、親屬見麵不過三四次，卻能準確道出每個人的性格和處事特點，這一點讓曾龍十分歎服，“不愧為老牌特務”。
1978年夏天，曾虎去大軍山農場探望袁殊，住了三天。曾虎說，袁殊的工作是看菜園，住在平房裏，房間裏擺放著訂閱的報刊。他對曾虎說起，四人幫倒台了，他相信有些問題可能會有新的說法。
曾虎說，對父親過去給國民黨做事覺得可以理解，但是給日本人做事，是漢奸，作為子女，也認為是不能原諒的。
沉默半晌後，袁殊說，自己曾這樣問監管的李隊長：“你在解放軍當過兵，如果你的連長讓你衝鋒陷陣，你能違抗命令嗎？”
居無立足之處
1980年1月，袁殊第三次請假回京。
此時，他已身患半身不遂，治療後病情有所緩解。在1月3日的日記中，他寫到：“長壽對於無所事事的人來說，卻是‘老而不死是為賊了！”
前兩次回京，袁殊都向組織提出了要求重新審查的申訴，均無果，這次他抱著不把問題搞個水落石出就不回去的決心，打算破釜沉舟。
袁殊陸續見到了一些20多年前的舊相識，給夏衍、李一氓、熊向暉等當年隱秘戰線的老戰友都寫了求援信。
袁殊這次回京前，沒有通知子女。曾龍隻好臨時把他安置在自己位於永安裏的一處8平米的小空屋中。
當時正值寒冬。袁殊在秦城監獄裏患了腦血栓，手腳不太靈便，常常費了很大力氣也生不好爐子。曾龍每次去看他，他幾乎都躺在床上咳喘不止。他幾次在日記中感慨，自己居無立足之處，“天下之大，而我似乎將近流落街頭”。
記者眼前的這本日記本，黑色皮麵，上有一紅一白兩朵雛菊，裏麵是深藍色的鋼筆字，字跡清晰，日期從未間斷，每日之間空一行，日期被加深加粗，一目了然。
一天，袁殊把鑰匙鎖在了房裏。他在日記中寫道：“這個情景，正為現在的政治處境：門鎖緊了，鑰匙鎖在房內，人則鎖在房外，進出不得！”
1980年2月24日，時任中調部老幹部局局長郭達凱給袁殊送來了300元錢作為醫藥費，並和他談了近一小時。他得知，自己寫的材料已正式轉交組織，在中調部落實政策辦公室備了案。他當麵提了要求：“在國內我已經成為了一塊廢料，不如放我出去活動。”
曾龍注意到，此後的兩個星期，父親情緒很興奮。他知道，父親是想繼續幹老本行。
2月29日，袁殊寄出寫給中調部部長羅青長的信，請求解決自己的問題。9月28日，他收到最高人民法院的來信，要求他對某些情況再做補充說明。
在等待處理結果的日子裏，袁殊靠讀書、看報、抄寫、聽廣播打發時間。有時一個人逛公園，去美術館看展，看電影，在街邊買花和糕點小吃。他會把每一筆開銷都詳盡記下。在日記中，他歎息：“一天就為了忙於吃！”
五重間諜
1980年7月，在與袁殊和關露都熟識的梅益介紹下，袁殊借住進了同為潘漢年案涉案人員、也剛出獄不久的關露在香山東宮二號的房子。
在這裏，袁殊三女兒曾曜的丈夫、在長春光學與精密機械學院工作的趙如寶第一次見到了袁殊。他對袁殊十分好奇，覺得自己這位大名鼎鼎的老丈人完全不像搞特工的，倒更像一位大學教授，有文人氣質。
1981年8月，關露要收回房子，袁殊租住進香山南營。機關落實政策辦預付了一年的房租。
袁殊經常一個人在家守著一台小黑白電視機。那時，電視連續劇《敵營十八年》正在熱播，他不屑地對曾龍說：“白區地下工作要是照這個搞法，半天都混不下去。”
袁殊曾對曾龍說，自己是“榜上有名”的人。1946年，他被戴笠任命為國民黨軍統直屬第三站站長，中將軍銜。他沒有理睬，進入了解放區。
曾龍問：“你榜上有名，怎麽沒像別的戰犯一樣在六七十年代被特赦、安排工作呢？”袁殊說：“我的情況不同，我是共產黨的人。”
1931年，在時任中共特科情報科科長潘漢年和助手歐陽新（化名王子春）的介紹下，20歲的袁殊在上海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開始參加特科工作。
1932年，袁殊在表兄、蔣介石的紅人賈伯濤介紹下順利打入國民黨中統，後成為中統頭子吳醒亞的“幹社”情報股股長。
1934年秋天，在單線聯係人王子春突然失蹤（原因至今不明）的緊急情況下，在尋找組織的過程中，袁殊陰錯陽差地成為了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的秘密情報員。
抗戰爆發後，在杜月笙介紹下，有日本留學背景的袁殊被國民黨軍統頭子戴笠所招募，在潘漢年同意下，成為了軍統局上海區國際情報組少將組長。
1938年，“岩井公館”的雛形、日本外務省情報部直屬機關上海日本總領事館“特別調查班”成立，由副領事岩井英一統領，成員共十幾人，基本都是日本人。一直以記者身份與岩井保持著信息互換關係的袁殊被招為情報員。
至此，袁殊成為不折不扣的“五重間諜”，時年27歲。
曾龍曾問過袁殊，中共、國民黨、日本人的情報工作的各自特點，袁殊說，共產黨組織紀律最嚴明，日本人行事很精細，國民黨講究同鄉等人情關係，最容易對付。袁殊凡事講究“留有餘地”，行走於各方勢力之間，遊刃有餘。
“犯有嚴重政治錯誤”
1982年8月，潘漢年平反。
10月7日，袁殊也終於等來了平反。這一天，中調部和公安部人員給他送來了最高人民法院判決書。判決書宣布：一、撤銷本院1965年度刑字第15號判決；二、宣告袁殊無罪；三、原沒收的財物折價人民幣3764.49元，予以發還。
平反後，袁殊作為離休幹部退休，享受正局級待遇，在西苑中直機關大院分配到了一套四室一廳的住房。他要求不再叫“曾達齋”，恢複本名“袁殊”。他說，縱觀自己的一生，袁殊這個名字沒什麽見不得人的。
平反結論肯定了袁殊的貢獻：為黨提供過重要戰略情報。
1940年，袁殊以“興亞建國”代表的身份應邀訪日，他根據多渠道消息，結合日本間諜活動，回國後向潘漢年報告了“日本欲南進，稱霸東南亞”的情報。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中蘇極為關注日本是否北進，在東線夾擊蘇聯。袁殊廣泛與日本各路軍官頻繁往來，最終作出“日本不會放棄南進”的判斷，匯報給潘漢年，延安轉告了蘇聯。蘇聯下決心將東線40萬兵力統統調到西線，這條情報可說功不可沒。對此，蘇聯向中共表示了感謝。
平反後，袁殊的黨齡隻從1946年算起。
袁殊1931年經潘漢年介紹入黨，1934年，組織關係轉入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國共第二次合作後，潘漢年出任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袁殊將幾年來的經曆向他作了匯報，表示希望從遠東情報局“歸隊”，潘漢年重新啟用了他。從此，袁殊開始與潘漢年單線聯係做統戰、情報工作，直到抗戰勝利。
1938年下半年，袁殊應戴笠召集到香港參加軍統骨幹會議，與潘漢年秘密見麵。潘漢年說：“現在雖說是國共合作時期，但本質上兩黨是對立的。一個人的前途是在關鍵時刻決定的，向右，你可以跟著他幹下去，成為他的紅人，但我看你成不了戴笠的紅人，軍統是清一色的黃埔派。現在看你怎麽決定吧。”袁殊這才知道，自己的組織問題根本懸而未決。他說：“我的一切事依你做主，想不到你會這樣問我。我想知道我的組織問題是怎麽決定的？”潘漢年說：“看以後表現，將來再說。”
袁殊沒想到，平反後他的黨齡還是隻從1946年重新辦理入黨手續算起。一次跟人說起，他掉了眼淚：“他們欺負我，抹掉了我15年的黨齡。”
而且，平反結論裏仍留有一條尾巴：犯有嚴重政治錯誤。
1939年，袁殊奉國民黨軍統之命，策劃挖地道炸掉76號汪偽特工總部，以除掉瘋狂鎮壓抗日運動的李士群。就在計劃推進時，軍統上海站站長王天木被捕叛變，致袁殊被捕。岩井英一說服了日本“梅機關”首腦影佐貞昭，以袁殊係日本外務省情報人員為由，讓76號把袁殊引渡給了岩井英一。
1939年11月，在岩井英一要求下，袁殊寫下《興亞建國論》，在各大報刊發表，公開與日本人合作。為牽製汪精衛，岩井英一又要袁殊全權負責組建“岩井公館”（即“興亞建國運動”本部）。後袁殊加入汪精衛政府，由人人所知的“落水”，變成了響當當的“漢奸”。
因此，與袁殊同時平反的一些老同誌聯名給中央寫信，認為袁殊被捕後叛變，投靠日本人，是真正的漢奸，不該平反。而袁殊則堅稱，他所做的一切皆是奉潘漢年指示。
其中最關鍵的事件是，潘漢年與岩井英一的會麵。
1941年5月，在袁殊的牽線下，潘漢年以“一位叫胡越明的關心國事者”的身份去見了岩井英一。爭議在於，岩井英一是否知道“胡越明”的真實身份？
袁殊稱，潘漢年去見岩井英一之前，在沒有得到潘漢年指示的情況下，他先斬後奏，告訴了岩井英一其真實身份。此後，岩井英一與“胡越明”一直心照不宣地打著交道。在岩井英一的回憶錄裏，也說自己知道“胡越明”就是潘漢年。
負責老幹部工作的局長朱玉琳告訴曾龍，袁殊平反結論中“犯有嚴重政治錯誤”即指此事。這也是袁殊平反的最大障礙，有人暗示他改口，反正其他人也不知情，但他堅持不改口。
朱玉琳還告訴曾龍，潘漢年被關押期間，文革前對袁殊沒有任何微詞；文革後，對於岩井英一是否知道自己的真實身份，開始出現多次反複。
曾在中共特科工作的樓適夷告訴了曾龍此事的一個細節。
王天木叛變後，李士群誘捕袁殊。袁殊不知事變，到上海靜安路一家小咖啡館赴約，意外巧遇了好友樓適夷。袁殊告訴樓適夷，明天到這裏來，可以見到潘漢年。
第二天，樓適夷按時來到小咖啡館，遇到了袁殊的妻子馬景星。他這才知道，前一天，袁殊在這裏被扣了。潘漢年來後，不慌不忙地說，“沒事”，然後告訴了馬景星一個電話號碼，叫她去找岩井英一。
至此，曾龍才終於相信，“五重間諜”對袁殊來說是外形，中共情報員才是本質。
曾龍問過袁殊，把潘漢年真實身份告訴岩井英一，算不算供出了共產黨的重要人物？袁殊說，不能這麽說，因為如果不說潘漢年的真實身份，見麵就起不到什麽作用。
曾龍又問袁殊：“潘漢年有什麽興趣特點？”袁殊不假思索說：“他喜歡搞‘陰謀詭計。”晚年的袁殊在一次酒後說：“要不是潘漢年叫我那樣做，我怎麽會鑽那種狗洞呢？”
1982年12月，關露在家中吃安眠藥自殺。
得知此事後，曾龍十分吃驚：“好端端一個人幹嗎非得死呢？”袁殊沉默了一分鍾，說：“我知道。”又停頓了半天後，說：“她無可奈何。”
“難言的春秋”
平反初期，袁殊一度有了重出江湖的勁頭。
有時，機關請袁殊和年輕人分享地下情報工作經驗，袁殊一連講上幾天也沒有疲態，反而精神振奮。
他向組織提出，要去考察長江，要去香港和日本繼續活動，幹老本行。他要求單位為他配個秘書，協助自己做口述記錄。皆未能如願。他隻能用發抖的手獨自完成了回憶潘漢年和馮雪峰的文章，但未能發表。一萬餘字的潘漢年紀念文章《紅色小開》，後來被人借閱，不知去向。
1983年，他開始翻譯百萬字日文小說《細雪》，由於手抖得厲害，不得不中途放棄。
在曾龍眼裏，袁殊有強烈的企圖心，喜歡做常人做不出來的事。袁殊告訴曾龍，在上海灘，像他這樣平地滾起來的人還有幾個，幹特工特別冒險刺激，自己幹得很起勁兒。他常說：“一個人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幹點什麽，才不負此生。”
1984年，在袁殊的老戰友、時任中央政法委書記陳丕顯的批示下，三女兒曾曜一家調進了北京。曾曜丈夫趙如寶說，陳丕顯批示的大意是：一個受了20多年冤屈的老同誌，提這麽一點要求我們能不同意嗎？
每周日，一家三口會騎自行車去看望袁殊。趙如寶最喜歡聽袁殊講過去的故事，講到好笑的地方，袁殊經常哈哈大笑。
袁殊曾和趙如寶說起在汪偽政權清鄉委員會的工作：“實際上好多共產黨抓來了後，我就假裝出一副司令的腔調，教訓一頓就放了，特別是女的。”
抗戰勝利後，岩井公館被國民黨封閉。袁殊告訴趙如寶，他們事先得到消息，把岩井公館的資產分幾次連夜統統交給蘇北新四軍了，當時價值一億多美元。
一次，袁殊和趙如寶說起：“我們這些人，一直是腦袋別在褲腰帶上活著，隨時可以掉腦袋的。我還是挺幸運的，沒有被國民黨特務暗殺了。”
他經常告訴子女們：“我這一輩子就跟著潘漢年幹，所有功勞統統都是黨的。別看我現在沒什麽錢，我這一輩子無愧於黨的工作。”
這一年，在曾虎等的陪同下，袁殊去了上海等地，故地重遊。
上海寶山路天通庵對麵原938號，是岩井公館舊址。路過這裏時，袁殊停下來逗留了片刻。潘漢年案發後，當年隨袁殊在這裏工作的很多人都受到株連，有的人已含冤去世。此行，他見到了當年協助自己從事情報工作的劉人壽和昔日老友吳君。
轉道無錫，袁殊去看望了潘漢年案“主犯”之一揚帆。1946年袁殊從上海進入蘇北解放區，第一個到碼頭接他的人就是揚帆。當年，揚帆神采奕奕，此時卻已雙目失明，生活不能自理，讓袁殊心裏很難過。
辭別揚帆，袁殊專門繞道潘漢年的故鄉宜興，去看望了潘漢年的妹妹潘玉琴。
袁殊最後一次見到潘漢年，是1955年。他到北京飯店看潘漢年，潘十分傷感地說了一句：“凡是搞情報工作的大多數都沒有好下場，中外同行都一樣。”幾天之後，潘漢年即被捕。一個月後，袁殊也被捕。潘漢年沒有等到平反，於1977年4月病逝於湖南勞改農場。
見到袁殊，潘玉琴很激動，一度哭了起來。她說，潘漢年年輕時離家，再未回去。後來家人聽說，他在上海做官發達了，但他從來沒有幫扶過老家，反而出事後家人受到了牽連。臨走時，潘玉琴煮了雞蛋，一定要袁殊和曾虎帶上。
離開的路上，天漸漸黑了。袁殊後來記敘了從潘玉琴家出來後的心情：“心裏很寂寞。”
袁殊順路乘船回湖北蘄老家，住了一個星期。1911年農曆3月29日，他在這裏出生於一個沒落官宦人家。
1984年秋天，袁殊腦血栓複發。他花了近一年時間，完成了人生中最後一篇文章《屐痕重印江南路——南遊雜記》。
“幾十年過去了，各人都有一番難言的春秋，但時至今日，大家已經不屑再談那些坎坷舊時了。”他寫道。
文人做派
在曾龍眼裏，父親一生都保留了上海時期的文人做派。
在上海時，袁殊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除了不愛賭、不吸鴉片，幾乎什麽都沾。曾虎聽袁殊說起過，他在上海時“很有錢很有錢”，但從沒把這當回事。
當年，袁殊為吳亞醒、岩井英一等幹情報工作，月收入在600元以上，他每月把一半以上的收入交給王子春作為黨費。不過，袁殊後來對曾龍提起，他看到王子春一年四季穿戴闊綽，私下也有過不滿。
抗戰勝利後，袁殊去了大連，以博古堂經理身份作為掩護，從事對香港的秘密貿易工作。期間，他收藏了很多古玩，以陶瓷、字畫居多。1955年被捕時，大部分財物被抄走。餘下之物，文革時被曾龍摔碎燒光了。南長街四合院裏裝滿四間房的書籍，大部分也在袁殊入獄後捐出。平反後，發還了抄走的物品，其中多是名人字畫。
袁殊曾和曾龍談論過日本文學。他說，日本文學的主要特征，不是曾龍所說的“沉悶”，而是淡淡的哀愁、含而不露的感傷，這是日本民族的特點：含蓄、堅韌、脆弱、輕狂，兼而有之。曾龍覺得，這一評價像極了袁殊的內心。
顧雪雍曾寫過一篇紀念袁殊的文章。顧雪雍的舅舅惲逸群曾是中共地下黨員，被潘漢年派到岩井公館協助袁殊工作。據惲逸群回憶，汪偽時期，有一年春節，袁殊照例邀請多位老友到他家吃飯慶賀新歲，大家坐在客廳等他，他從樓上臥室走下來，走到樓梯一半時停下，突然號啕大哭起來。過了一會下來時，又談笑如常，好像沒有發生過這一幕。“大家也不問他，因為大家明白，經常變臉使他心理扭曲，變得悲喜無常了。”
袁殊曾告訴曾龍，自己很懷念趙家樓的生活。
那是1949年，李克農將袁殊從大連調到北京，任中共情報總署亞洲處處長。工作地點位於北京南小街的“趙家樓”，即五四運動時被火燒的曹汝霖舊宅。袁殊每天早上騎自行車上班，晚上回家。與王端離婚後，他幹脆吃住在趙家樓，幾乎終日伏案工作。這種無需隱蔽和周旋的日子，是他鼴鼠般的一生中難得的安寧時光。
每周六下午放學和寒暑假，曾龍、曾虎兄弟會去趙家樓跟父親一起住。冬天房間裏放一個大大的搪瓷炭火盆，也還是有些陰冷。袁殊大部分時間都在辦公室工作，或是和別人談話，很少陪他們玩兒，隻是周日會帶他們出去吃一頓飯。
曾虎記得，早上睡醒時，總是能聽到父親咕嘟咕嘟煮咖啡的聲音。
感情生活
曾龍並不諱言，父親一生，女人無數。
袁殊曾在給他的信中承認：“要說我的一生，並不是沒有可指責的地方，比如我私生活不檢點。”曾龍說，袁殊相信弗洛伊德的性本能學說，認為人的行為都受到性的欲望支配。
袁殊身材矮壯，長相普通，但在社交場上卻如魚得水。曾龍曾聽母親告訴他，袁殊跟上海的交際花胡慧琪（即《羅曼蒂克消亡史》中“老五”的原型）好過。他還從社會主義青年學院教授陳瓊之對袁殊的采訪筆記中看到，袁殊談到過曾與藍妮（曾為孫科二夫人）過從甚密。國民黨特務英茵也曾與袁殊有過親密接觸。
曾龍問過袁殊：“與這麽多女人有關係，組織不說你？”袁殊笑著說：“我跟他們講這些事情的時候，他們聽得很嚴肅的，沒說什麽。”
袁殊多次向曾龍提起和演員王瑩的青蔥初戀。文革中，王瑩被迫害致死，葬於香山亂崗。袁殊住在香山東宮二號時，曾讓曾龍和曾虎去尋找王瑩的墓地，遺憾未能找到。
袁殊留戀不已的，還有曾龍的母親王端。
1941年，袁殊和馬景星離婚後，與王端結婚。1942年到1945年，曾昭、曾曜、曾龍、曾虎相繼出生。解放初期，王端被調到中調部工作，不適應機關生活，夫妻頻繁吵架，1953年與袁殊離婚去了上海。因受袁殊問題牽連，文革時，王端跳江自殺。平反後，袁殊聽到王端去世的經過後哭了，說：“真愚蠢，她要是不死，肯定會跟我複婚的。”那一晚，他一夜未眠。
袁殊1977年第一次回家探親時，就跟曾龍提起，想找個伴侶一起生活。
1981年的一天，香山南營的鄰居告訴曾龍，袁殊跟家裏20歲的小保姆拉拉扯扯，最好注意影響。曾龍非常惱火，跟袁殊大發了一通脾氣。袁殊坐在一邊，麵無表情，一句話不反駁。
一個星期天，趙如寶來探望時，曾曜正給袁殊洗臉，梳頭，刮胡子，給臉上擦油，換幹淨衣服。趙如寶問這是在幹嗎，袁殊捂著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擺擺手說：“我要去約會，你別管我。”
袁殊晚年接觸的對象不少，但都沒能走到一起。“他就是希望有個家庭的溫暖環境。”趙如寶說。
1986年的一天，袁殊告訴曾龍：“我決定不結婚了。”曾龍覺得，父親可能已經意識到自己不久於人世了。
健康惡化
進入1985年，袁殊的身體健康每況愈下。
兩度中風使他的腦組織受損，導致腦軟化，無法控製情緒。他變得喜怒無常，有時發牢騷、罵人，有時又突然大哭大叫。
1985年，夏衍出版了《懶尋舊夢錄》，其中露出袁殊1935年因“怪西人案”被捕時叛變自首的弦外之音。
1935年5月，上海發生“怪西人”案件。第三國際遠東情報局負責人華爾敦被捕後，始終一言不發，被稱為“怪西人”。軍統不知其身份，隻從其身上搜出一個筆記本，上麵寫有袁殊的名字，袁殊因此被捕（8個月後被營救出獄）。之後，夏衍認為自己險些被誘捕，懷疑袁殊叛變。
1980年袁殊第三次從勞改農場回京時，曾虎曾陪他去見了夏衍。回來的路上，袁殊說，該談的問題都談清楚了。看到《懶尋舊夢錄》，袁殊十分惱火，用抖動的手勉強寫了份書麵材料，要求組織澄清此事。
老幹部局局長朱玉琳告訴曾龍：“組織是根據事實來說話的，夏衍沒有被捕，組織自然不會采納他的說法。”
一位部領導告訴曾龍，1954年審幹中袁殊的政治結論就是自己做的。“1935年被捕不是什麽大事，袁殊立過大功，小毛病不少，就是文人那一套，吃啊喝啊找個女人之類的。”
院裏的老幹部局經常組織活動，下棋、打牌，請袁殊去，他從不參加。“他也覺得孤單，但他總認為別人說他是漢奸叛徒，到人群裏會惶恐不安。”曾龍說。
部裏很多老同誌都對袁殊的案子十分同情。一位老幹部曾對曾龍說：“袁殊立下的功勞比我們多。”
1986年後，袁殊的身體和精神狀況更加糟糕，因腦血栓、白內障、高血壓、糖尿病多次住院。他眼睛看不清報紙，抖動的雙手也無法握筆，整天在輪椅上枯坐。以前，他尚能記日記和寫詩，他說他的詩是寫給自己看的，時至當時，他隻能在終日冥想中度過。一次，他對曾龍說：“我現在跟關在秦城監獄沒兩樣。”
他有時神誌已不清楚。有一次，他去看樓適夷，說：“我覺得咱們可以把陳瓊之（采訪他的人）發展進來了，經過我的觀察，她是可以發展的。”
他去中直機關院裏的醫院看病，醫生給他開了一個藥方：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開口常笑，笑世間可笑之人。
“關燈”
1986年的一天，袁殊把全家人召集到家中，突然公布了遺囑。
遺囑經過了律師公證，主要有三條：第一，南長街勤勞胡同20號院裏的房子統歸曾曜所有。第二，家中所有的物品統歸曾虎所有。第三，所有的書籍留給馬元曦的女兒張曉丹。
袁殊曾說，子女長大以後，父母子女關係就是社會關係。曾龍從小和袁殊住在一起，袁殊剛回北京時，也是曾龍照顧他最多，但晚年，父子倆反而疏遠了，袁殊甚至一度宣布與其斷絕父子關係。曾龍說，自己是個閑散的人，而父親是個事業型的人。“咱們之間的關係，就是你瞧不起我，我瞧不起你。”袁殊說。
1987年年初，袁殊提出，要子女們搬來跟他同住。他說：“我活不了多久了，住在一起熱鬧一點。”但他日益無常的脾氣讓子女們望而生畏，且各自忙於工作，都沒有搬去。
後來，曾龍在曾曜的勸說下準備搬過去。就在這時，袁殊出事了。
當時，他趕走了保姆，一個人在床上躺了兩天，結果從床上滾下來，摔斷了大腿骨。曾龍後來猜測，這一舉動有自殺的成分。
曾曜發現後，把袁殊送進了309醫院。馬元曦和曾昭已遷居美國，袁殊住院的12天裏，曾龍、曾曜、曾虎輪流看護。
一天早上4點鍾，在曾龍的勸說下，一個星期沒吃東西的袁殊勉強同意喝點牛奶。曾龍喂他喝下一小碗。喝完後，袁殊說：“關燈。”說時氣息微弱。
曾龍猛然想起，袁殊第二次回京探親時，父子倆同住在永安裏的小房子裏。那是成年後他唯一跟父親共度的一晚。袁殊早上4點多就起床，擾得他睡不著，他抱怨道：“你那麽早起來，我還沒睡夠呢，你關燈吧。”袁殊就把燈關了。
曾龍伸手準備去關燈，袁殊卻拉過他的手，親吻了一下。
第二天晚上七點，曾虎接替曾龍值班。曾龍回家剛睡下不久，曾虎就打來電話，告知父親不行了，正在搶救。
深夜零時30分，袁殊離開人世，終年76歲。
這一天是11月26日，大雪。袁殊的遺體從病房推往太平間時，風停雪止，庭院裏滿樹銀花。
袁殊去世後，七八本日記大部分都沒了蹤影。保姆告訴曾龍，曾見到袁殊在去世半年前燒了一些東西。
子女們曾勸父親寫回憶錄，但他對此毫無興趣，並交待子女們：“你們也不要寫。”曾虎偶爾問起袁殊過去的間諜生涯，他會一臉神秘地說，這都是黨的機密，不能隨便講。
1987年12月2日，國家安全部領導、幹部數百人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向袁殊的遺體告別。之後，袁殊的骨灰盒被覆蓋上中國共產黨黨旗，安放在了八寶山烈士陵園的烈士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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