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全國出版的毛澤東著作統計：全國有900餘家印刷廠共印《毛選》1—4卷2415．8萬部，《選讀》甲種本2867．4萬部、乙種本6449．4萬冊，《語錄》23460．7萬冊，毛澤東著作各種專集、匯編本、單篇本74814．8萬冊，單張語錄、語錄畫3l，090萬張，單張詩詞手跡224萬張(不包括部隊出版社的印數，下同)。
1967年
1月4日 周恩來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舉行的全國新聞出版、文藝、教育等各界10萬人參加的群眾大會上說：“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去年《毛澤東選集》印了3000萬套，今年打算印8000萬套。要表揚、要感謝出版界職工們的努力。”正式宣布了《毛選》1967年印製8000萬部的計劃。
1月10日 “第二次全國毛主席著作印製計劃會議籌備會”在北京民族飯店開始舉行。全國除西藏外，各省、市、自治區出版部門及中央有關單位的代表四十餘人出席。
文化部副部長顏金生、趙辛初代表文化部黨委(石西民已被上海的“造反派”揪走，部長蕭望東和其他幾位副部長已被北京的“造反派”揪走)於1月6日寫報告給康生，匯報文化部擬召開毛主席著作印製會議的有關情況，未見答複。11日顏金生在民族飯店再次寫信催詢。康生辦公室12日上午回電話傳達康生的意見：會議暫時先不一定開，不一定在這時開。以後文化部的事情可以找中央文革小組，找王力，由他們那裏管，印毛著的事也和他們聯係，開會的事和王力商量後辦。顏金生接到電話後立即給王力寫信，要求安排去向他作一次簡單的口頭匯報。王力沒有答複。
這一時期，從上海刮起的所謂“一月風暴”、“全麵奪權”的一股浪潮迅速蔓延到北京。1月16日，會議被人民出版社、農村讀物出版社的一個群眾組織以這次會議是“背著黨中央非法召開(康生說現在開會不合適)，是給反革命修正主義文化部塗脂抹粉，對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政治大陰謀”等罪名造了反，會議在一片吵嚷聲中草草收場。
1月22日 《人民日報》在第3版以半版篇幅發表了北京、上海22個群眾組織的聯合宣言，大字標題為《革命造反派聯合起來，奪取出版大權，擔負起傳播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政治任務》，同時發表《人民日報》評論員的短評：《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大權我們掌》，熱烈讚揚“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大好事!”全國許多省市的出版部門也紛紛被“造反派”奪了權。
1月26日 江青、陳伯達和王力在人民大會堂山東廳接見16日造了會議反的幾個群眾組織頭頭。江青高興地說：“你們奪權奪得好!”“你們的氣魄很大，我們堅決支持你們!”“我們感謝你們!”同時參加接見的上海出版係統的“造反派”代表在匯報中說，輕工業部把做鞋底的塑料放在第一位，把印《毛選》用的塑料放在第六位，要造輕工業部的反。江青說：“這個反應該造。”王力對“造反”的頭頭說：“你們已經奪了權，就要行使權力，不一定派人到各地去‘串聯’，可以發號召，如果一定要派人去，也不是‘串聯’，而是正常的派出工作，行使權力。”“你們要向全國發布命令，實行權力。”對有人提出要成立全國組織問題，王力回答：“成立全國革命造反派出版毛主席著作委員會籌委會是可以的。”當有人提出召開“全國革命造反派出版毛主席著作會議”問題時，王力說，這個會議“是一定要召開的，什麽時候開要等一下，因為全國現在正在奪權”。
1月27日 由北京、上海26個“造反”群眾組織組成的“全國革命造反派出版毛主席著作委員會籌備委員會”印發的“第一號通告”宣布，這個“籌委會”已於1月23日在北京成立，宣告“徹底砸爛舊文化部、舊出版局，出版、印刷、發行毛主席著作的一切大權”歸這個委員會，在委員會正式成立前，由“籌委會”代行職權。並宣布：“任何人膽敢阻撓、破壞毛主席著作的出版，以現行反革命查處。”
1月 外文出版社成立《毛澤東選集》翻譯室，除本社人員外，還從有關單位借調高水平的翻譯幹部，逐步發展到兩百餘人，設立了17個外國語文組。編輯業務上，設立了質疑組，並從軍事科學院聘請了兩名顧問(翻譯室完成任務後，於1971年11月撤銷)。外文出版社從1961年至1976年共用18種外文出版了《毛澤東選集》1—4卷，用13種外文出版了《毛澤東軍事文選》；從1966年至1972年，用37種外文出版了《毛澤東語錄》1008萬冊，用5種外文出版了張貼式《毛澤東語錄》133萬張；此外，還用10種外文出版了《毛澤東詩詞》。毛澤東著作中的一些著名篇目，也用多種外文出版了單行本。
2月12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告，決定取消一切所謂“全國性組織”。“全國革命造反派出版毛主席著作委員會籌備委員會”的頭頭即向王力請示如何辦。14日，王力秘書電話傳達王力的意見：“你們可以改變組織形式，繼續工作。”“籌委會”便取消“全國”二字，更名為“革命造反派印製毛主席著作工作小組”(簡稱“印製小組”)。
2月22日 “印製小組”給王力寫報告，要求召開“全國革命造反派出版毛主席著作會議”。25日王力秘書傳達王力的答複：“要開你們就開”。“印製小組”即於27日發電通知全國選派代表，並於28日晚和總理值班室聯係，要求周總理給會議作指示。
3月6日 王力秘書於下午5時向“印製小組”負責人傳達中央首長批示：“《毛選》注釋、出版、印刷一切事宜權力都屬於中央，全國會議不開了，立即通知停止。”
3月7日 “印製小組”決定停止工作，並準備從文化部出版局撤出派去的“監督小組”人員。當晚，王力秘書在電話中了解情況後，批評小組不應“緊急刹車”。8日又到人民出版社找“印製小組”負責人，說：“中央文革小組派我來了解情況。我們隻通知出版會議不開，沒有意思要你們緊急刹車。你們的日常工作不能停。”
3月16日 陳伯達、康生、王力聯名向林彪、周恩來、李富春、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李先念等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寫信，匯報當天下午向毛澤東請示要不要修改《毛選》中某些人名和注釋問題，毛澤東有下列指示：(1)現在不要修改，這些人名都不要刪掉，這些都是曆史。沒有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何以成為晉史?注釋要修改，要費很多時間，現在沒有時間。(2)《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寫得不好，可以不收。(3)《整頓黨的作風》一文中引用劉少奇的一段話沒有必要，可以刪掉。(4)新印《毛選》仍用原來的出版年月日期。(5)第5卷、第6卷《毛選》，一年以後再說。現在你們沒有時間，我也沒有時間。(6)語錄本中引用《整頓黨的作風》中劉少奇的那段話，刪去。第24節題目“思想意識修養”，改為“糾正錯誤思想”。
4月30日 中央文革宣傳組辦公室向“印製小組”口頭傳達了3月16日陳伯達等寫的信的內容，要求小組和人民出版社研究提出方案報經中央文革小組批準後執行。
5月11日 中央文革小組宣傳組在北京成立“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在向中央有關部委、軍隊、新聞單位和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軍管會印發的通知中稱：“根據中央文革小組關於舊文化部出版局及所屬單位歸中央文革宣傳組管理的決定，為了使原出版局一些急須辦理的業務、行政工作照常進行，暫定由‘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代行原出版局的領導職權。”
參加“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前後略有變動，工作時間較長的有13人：負責人常工(人民出版社)；秘書組：朱大林(組長，國家計委文教局)、吳承琬(人民出版社)、苗淑德(文化部辦公廳)；印製組：李英才(組長，科學出版社)、方厚樞(文化部出版局)、安長春(人民出版社)、佟慶福(中國印刷公司)、崔福海(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物資組：張安定(組長，國家計委輕工局)、陳明勳(北京紙張供應站)、翟澤東(北京新華印刷廠)、左英明(人民教育印刷廠)。1968年12月底，“首都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五人進駐辦公室，分別是來自解放軍政治學院的王濟生、劉梅、劉希政三人和北京新華印刷廠的王淮章、田守維二人，由王濟生負責。
辦公室成立時，中央文革宣傳組宣布三條規定：(1)調來的同誌不搞運動，不能把不同觀點帶進來辯論、貼大字報；(2)黨員成立臨時支部；(3)工作人員和原工作單位隻有工資關係，回去後不能以辦公室名義支持這派反對那派。
6月30日 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宣布：經中央批準，舊文化部由中央文革小組接管，決定委派王力、關鋒、戚本禹負責具體接管工作。文化部出版局及其直屬單位由中央文革小組宣傳組接管，文化部其他司局及其直屬單位，由文藝組接管。
6—7月 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工作人員和從北京出版、印刷、發行單位抽調部分人員組成聯合調查組，持中央文革宣傳組介紹信，分赴華東、中南、東北、華北、西南、西北等地區調查了解《毛選》8000萬部印製計劃落實情況。調查中了解，由於年初大部分省、市、自治區原有出版領導機構陷於癱瘓，新的領導機構沒有建立，《毛選》的印製實際上處於無人負責狀態；有的省雖建立了革命委員會或籌備組，有的地方已實行軍管，但大都忙於運動，很少抓《毛選》印製工作。許多地方的印刷廠兩派群眾組織互相爭鬥，反複奪權，嚴重影響了《毛選》印製任務。寧夏承印《毛選》的一家印刷廠竟發生一個群眾組織中的部分人在《毛選》第2、3卷的扉頁和環襯邊沿印上攻擊另一個群眾組織“大方向正確狗屁”、“醜得很”、“打倒聯委會”等標語口號，數量達11．1萬多張。擔負《毛選》用紙生產的漢陽造紙廠因武鬥停產兩個月，嚴重影響了華東、中南和西南11個省、市、區《毛選》的印製；因武鬥造成運輸中斷、停電或缺電影響生產的情況時有發生。調查組返京後向領導作了詳細匯報，同時與有關部委商量，采取措施解決紙張和印刷物資的供應工作。
7月18日 中共中央向全國各級黨委、各軍區、軍管會，各省、市、區革命委員會發出《中共中央文件》，指出寧夏發生的在《毛選》扉頁和環襯邊沿印上標語口號的事件是“一個很嚴重的政治錯誤，是絕對不能容許的”。中央責成蘭州軍區黨委對此事進行嚴肅處理，並要全國各地從中吸取教訓，不要再發生此類嚴重政治錯誤。
7月24日 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名發出中央文件，轉發中央文革宣傳組《關於出版用紙生產和供應情況》的通知。中央決定，“對幾個重要的造紙廠(如漢陽、宜賓、江西等造紙廠)即由所在地實行軍事管製”；並提出“嚴格控製各高等院校小報發行數量，由各地革命委員會或籌備小組、軍管會或軍區負責”等措施。(“文革”初期，全國各地高等院校、“紅衛兵”等組織編印的小報數量眾多，耗用了大批紙張，僅北京地區的不完全統計，即有400餘種，每月用紙350餘噸。)
8月15日 中央文革宣傳組辦公室聯絡員，向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傳達毛澤東8月4日關於修改《毛選》注釋的批示，全文是：“這是曆史材料，後來變動甚多，不勝其改，似以不改為宜。有些注釋可以刪去，正文不改。”宣傳組辦公室要求立即組織班子，查閱《毛選》全部注釋，提出修改方案。辦公室從人民出版社等處抽調編輯，並借調解放軍總政治部理論處一名副處長共八人組成修改班子，於9月5日開始工作，至11月2日結束，印成一冊《毛澤東選集》注釋修改意見(送審稿)》，在1—4卷注釋和題解中共提出77條修改意見，除對《毛選》注釋中一些具體事實作了校正(如平原省菏澤縣改為山東省菏澤縣，白求恩逝世地點由完縣改為唐縣)以外，主要是刪去了當時認為有問題的一些人名，如瞿秋白、李立三、劉少奇、鄧小平、彭德懷、賀龍、習仲勳、李井泉、鄭位三、李維漢等。這份材料上報後一直沒有下文，後來中央文革宣傳組撤銷，此事不了了之。
10月27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聯名向各省(市)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各級軍區、各軍管會、各群眾組織發出《關於完成今年(毛澤東選集)出版任務的通知》，稱《毛選》l—9月已出版5630萬部，完成全年計劃的70％多，但也有些單位完成得不夠好，甚至個別地區個別單位隻完成全年計劃的20％左右。《通知》說：“現在距年終隻有兩個多月的時間了，時間緊，任務重，中央要求你們加強領導，加強協作，保證高質量、高速度地印製革命寶書《毛澤東選集》，保證完成全年8000萬部的出版計劃。”
12月20日 《毛澤東選集》8000萬部的計劃提前超額完成。截至本日止，全國已出版漢文版、少數民族文字版和外文版《毛選》l—4卷8640多萬部。
12月25日至1968年1月8日 為慶賀1967年印製《毛選》8000萬部的完成，安排1968年毛澤東著作出版計劃，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報經中央批準，在北京民族飯店召開“毛主席著作出版計劃會議”，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中央有關部門代表一百餘人參加。會議開幕時，國家計委、一輕部、二輕部、一機部的領導和有關方麵代表共250人出席。
12月31日 出席會議的全體代表和工作人員參加了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大會，受到毛澤東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的接見。
本年 全國28個省、市、自治區900多家印刷廠(其中承印《毛選》的印刷廠181家)共投印《毛選》1—4卷10，618萬部、實際出書9211萬部(其中精裝合訂本60萬冊)，《選讀》甲種本1914萬部、乙種本2876．5萬冊，《語錄》36990．9萬冊，毛澤東著作各種專集、匯編本、單篇本79206．4萬冊，單張語錄、語錄畫44962．8萬張，單張詩詞手跡7060萬張。
人民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語錄》100開本；毛澤東著作合編本：《毛主席的五篇著作》128開本(包括《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關於重行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訓令》、《黨委會的工作方法》、《整頓黨的作風》、《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反對自由主義》)、《毛主席關於文學藝術的五個文件》32開、64開、100開、128開本(包括《看了<逼上梁山>以後寫給延安平劇院的信》、《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關於文學藝術的兩個批示》)、《<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100開、128開本、《<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反對自由主義>》100開本、《<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存在?>、<井岡山的鬥爭>、<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專題匯編《毛主席論人民戰爭》、《毛主席論教育革命》(內部發行)。
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對外部編印《毛主席著作外文版目錄》統計：(1)從1949年10月至1967年10月，國內出版的毛澤東著作外文版有23種文字，共576種。其中已出版《毛選》英文版1～4卷、緬文版1—4卷、法文版1、4卷、西班牙文版4卷、俄文版1、4卷、印度尼西亞文版1卷。《語錄》已出版23種外文版。(2)解放以來，國內出版的毛澤東著作外文版總印數為25，137，162冊。為供應國內讀者需要，東方紅出版社(原商務印書館)利用外文圖書出版社紙型翻印《毛選》英文版1—4卷l，289，570冊、俄文版第4卷20萬冊；《語錄》英、俄文版2，435，317冊；各種毛澤東著作單篇本英、俄文版2，540，520冊，合計為6，465，407冊(此數未包括在外文圖書出版社的總印數內)。(3)國際書店自1952年至1967年9月止，共發行毛澤東著作1l，624，17l冊(1961年前均為對外貿易發行，1961年後包括對我駐外使館等的非貿易發行，自1963年起包括國內貿易和非貿易發行)。1967年1—9月，共發行《語錄》外文版l，613，268冊。(4)截至1967年10月止，世界各國以65種文字翻譯出版毛澤東著作共853種，其中《選集》48種，單篇本、文集、匯編本、語錄等805種。有54個國家與地區翻譯出版毛澤東著作，有39個國家與地區在報刊上發表毛澤東著作和《毛澤東詩詞》；有20個國家以20種文字翻譯出版《毛澤東語錄》，共有35種版本。
1968年
2月24日 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就1968年毛澤東著作出版和其他出版用紙情況及問題，向國家計委寫報告，稱“毛主席著作出版計劃會議”提出的1968年全國出版用紙數量，較中央1967年12月2日批準的計劃(毛主席著作、毛主席像用紙23．2萬噸，報刊、課本及一般圖書用紙27萬噸)增加9．8萬噸。目前由於煤、電、化工原料不足等原因，部分紙廠未能完成生產計劃，原安排的全年紙張計劃不能完全落實，再增加用紙則困難更大，希望國家計委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決。
3月24日 國務院批轉第一輕工業部《關於保證完成1968年毛主席著作出版用紙生產和建設任務的意見》。國務院要求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軍管會和各大軍區、省軍區“參照報告中所提意見，逐廠進行安排，在1968年計劃中，必須把毛主席著作出版用紙的生產和建設放在首位，從原材料供應和設備製造等方麵應優先安排，保證需要。”
11月14日 陳伯達向毛澤東請示：“十二中全會公報發表後，國內外讀者、翻譯和工作人員紛紛來信，要求在主席選集中刪去劉少奇的名字。除去刪去的以外，現在正文還有四處，題解一處，注釋三處。宣傳聯絡員來信，提了一些建議，容易做到，懇請主席批示。此事如不做恰當處理，國內外還會不斷來信。”陳伯達還建議：“選集中的題解，除了主席為了說明曆史上兩條路線鬥爭和有必要注明是在什麽場合、什麽時間發表的那些以外，有些題解比較煩瑣，人名一大批，似乎也都可以刪去。”“此外，原有的注釋，本來是想對讀者提供了解主席著作的便利，現在看來，都是多餘的，建議都可刪去。這些注釋約有13萬字，如果刪去，完全不妨礙讀者對主席著作的理解，而且頁數也將減少很多”。
毛澤東於14日晚7時閱後批：“照辦。”
陳伯達的秘書向中央文革宣傳聯絡員傳達後說，陳伯達要他們查一查“主席四卷著作中，有哪些地方還需要考慮修改的，例如一些人名，也包括‘二月逆流’的人名，提出個修改方案報來”。同時關照讓“組織幾個人悄悄地進行”，意思是要注意保密。負責聯係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的宣傳聯絡員於14日深夜緊急約見辦公室和人民出版社的負責人傳達“中央文革首長指示”，要求連夜組織修改班子。聯絡員並親自打電話給中央軍委辦事組借調五人，連同辦公室負責人和從出版社調來的共十人，於第二天集中開始工作，但不到一周突然接到通知：“有新的精神，不這麽大搞了。”修改班子立即解散。
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敗露後，批林清查工作開始，修改班子保存在辦公室的一包密件被打開，發現修改方案大致從兩個方麵扣定：(1)刪去《毛選》全部注釋，刪節或改寫部分題解；從正文中刪去劉少奇的名字。匯報材料中說這是“遵照毛主席的批示和中央文革首長的請示報告精神”進行的。(2)查閱了一些人名在《毛選》中出現的地方和次數，提出處理意見。這是根據“中央文革首長的指示”進行的。其中包括三類人物：“三反分子”、“‘二月逆流’的人及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中宣布一批、二傳、三看的人”，以及“一貫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人”，分別開列了一大批中央和軍隊的領導人名單。對《毛選》中的這三類人提出的處理意見是：“第一種人應盡量在《選集》中刪去；第二種人在《選集》中若無表彰之意，似可保留，最好用部隊番號代替；第三種人應將“同誌”二字刪去。
本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澤東選集》1—4卷64開精裝合訂本(稱“袖珍本”)，全國除西藏由北京代印外，28個省、市、自治區共安排印製800餘萬冊。此外，還出版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同誌支持美國黑人抗暴鬥爭的聲明》。
國際書店本年向國外發行毛澤東著作565萬多冊，是曆年毛澤東著作向國外發行數量最高的年份。
1969年
3月26日 國務院業務組計劃組向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傳達周恩來3月23日向全國計劃會議講話中的一部分。周恩來指示：1969年國民經濟計劃，首先要高質量全力保證毛主席著作的出版，大力加強廣播事業。強調“宣傳毛澤東思想要講究實效。現在城裏的幹部家裏有《毛主席語錄》十幾本，毛主席像章一百多枚，這不是浪費嗎?一個人放著十幾本語錄不用就是沒有實效。原來要求人手一冊，不是人手幾冊，現在講究哪個廠出的，哪個地方出的，淨從形式上去挑。北京郊區的門頭溝離得很近，《語錄》在那裏還不是家家有。像章有的人還沒有，有的人有幾百枚，很不平衡。我看應該要求來一個獻像章、獻語錄的群眾運動。”周恩來認為“計劃綱要”中關於《毛主席語錄》1969年要印3億冊的計劃多了，問是否能夠少印一些?並說：“要節約一些紙張去搞別的。《毛主席語錄》農村不夠，可以從城市捐獻，要把發行工作做好。”
4月19日 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向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報告1969年毛主席著作出版計劃：《毛選》1—4卷普及本全國已基本普及，擬根據需要適當安排一部分；精裝袖珍合訂本需要量很大，擬適當多印一些。《語錄》城鄉都已普及，隻偏僻山區還需要一部分，今年已投印7000萬冊，全部印出後不再投印。毛主席著作用紙原計劃25萬噸，加上其他出版用紙11．8萬噸，共計36．8萬噸，調整後兩項共需30．8萬噸，比原計劃減少6萬噸。毛主席著作封麵用塑料也由原計劃2．7萬噸減為2．2萬噸，減少5000噸。
5月1日 郵電部通知全國郵局，郵寄毛主席著作一律恢複收費。鐵道部也決定從1970年6月1日起，全國鐵路交通部門對發運毛主席著作一律恢複收費。過去實行的減免稅、免計利息和降低發行折扣等優惠措施也陸續撤銷。
6月10日 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向各省、市、自治區出版部門發出通知，提出《毛選》1—4卷普及本在全國城鄉已普及，今後不再作統一安排；《語錄》按人口計算，已超過人手一冊，也不要再印。
8～9月 周恩來開始過問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的工作，他派國務院值班室一位負責人到辦公室了解情況。不久就通知：“總理下午要接見辦公室全體工作人員。”後因周恩來臨時要會見外賓，會見改期。9月29日國務院值班室派人送給辦公室國慶20周年慶祝大會觀禮券17張，並出示了周恩來親筆寫的一張便箋：“請發給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十七位同誌每人一張觀禮券，請他們參加觀禮。”10月1日，辦公室全體工作人員到天安門參觀了上午的慶祝大會和晚間的焰火晚會。
9月22日 中央文革宣傳聯絡員向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傳達上級決定：《毛選》第1卷《矛盾論》中引用列寧的一段話，“對立的統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條件的、一時的、暫存的、相對的”，將這段話中的“合一”兩字改為“均勢”。
從1967年5月5日至1969年9月22日，中央文革宣傳組和中央文革宣傳聯絡員先後七次通知人民出版社、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改動毛澤東著作的正文和注釋。對這些改動有的說是“中央文革首長指示”，有的具體指名是陳伯達、姚文元辦公室通知，有的則是陳伯達、姚文元本人當麵口頭布置。改動的內容有：(1)刪去劉少奇的名字以及涉及劉少奇講話的段落。(2)《關於健全黨委製》一文題解中，除保留第一句話外，其餘提到鄧小平在黨的“八大”中講話的內容全部刪去；《新解放區農村工作的策略問題》一文的題解：“這是毛澤東同誌給鄧小平同誌的電報”一句全部刪去。(3)《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和《中共中央關於九月會議的通知》三篇文章的注釋中提到陳紹禹(王明)和秦邦憲(博古)同誌處，均將“同誌”二字刪去。(4)《矛盾論》中引用列寧的話“合一”改為“均勢”。
對於上述改動，均由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人民出版社發通知，布置全國出版單位，對改動部分作重新換頁處理。《毛選》改動後，《選讀》本和有關合編本、匯編本、單篇本的相關內容均要改動，改動較多難以換頁的，在請示並得到批準後，作密件送紙廠化漿處理。這一工作，經過十個多月才基本結束。據各地不完全統計，《毛選》1—3卷換頁1400餘萬部，第4卷作化漿處理。有《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老版本《毛選》化漿1000餘萬冊。《選讀》甲種本1400餘萬部、乙種本2100萬冊，以部分換頁、部分化漿處理。匯編本、單篇本化漿處理的達1．4億餘冊。以上這些改動，均通知“在內部進行”。
本年 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澤東選集》1—4卷大字小16開羊皮麵精裝本和大字25開羊皮麵精裝本；合編本《<毛主席語錄>、<毛主席的五篇著作>、<毛主席詩詞>》128開塑套裝本。
總政版《毛主席語錄》，據解放軍報社、戰士出版社統計，從1964年5月至1969年4月共計出版7525萬多冊(此數不包括在人民出版社及各地租型的統計數之內)。
1970年
4月 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於1969年向全國調查毛澤東著作、毛澤東像存數情況，據各地匯報情況統計，截至本年3月底，全國發行部門存有《毛澤東選集》1—4卷2721萬部，《語錄》12344萬冊；毛澤東像63002萬張，單張語錄、詩詞38275萬張，總數達12．54億餘冊(張)。這批數量中，《毛選》的75%，《語錄》的65％，毛澤東像的80％，單張語錄、詩詞的85％，都存在縣城新華書店和公社代銷點。
9月2日 周恩來接見中央外事、新聞單位負責人，提出新華社編印的《參考資料》8月27日下午版上，刊載林彪的一條語錄：“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周恩來對新華社軍管組組長說：“這句話主席不讓用，1967年，1968年還發過文件。”“以後《參考資料》上語錄不要用了。這件事中央常委曾商討過，並且請示過主席。”當得知這條語錄是從解放軍政治學院編、戰士出版社印的《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一書中摘抄時，周恩來說：“中央已經三令五申，不許亂編毛主席著作，這本子未經中央批準，是私貨，要收回。還有那些未經中央批準隨便亂印的本本也要收回。先把北京的收起來”。他當即指定了軍隊、外事、中央宣傳部門和政府各部四個口子的負責人來負責收，總的由李德生抓。
9月3日 國務院辦公室召集出版口、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等部門的負責人，傳達周恩來2日晚的指示。4日，中央軍委辦事組從解放軍總政、總參、總後三總部和在京的各軍、兵種中抽調二十餘人，集中在軍委辦事組辦公處辦公，負責調查和回收未經中央批準非法出版的毛澤東著作。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應邀先後派方厚樞、朱大林、佟慶福三人參加這項工作。
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於9月6日向全市傳達布置清查工作，到10月9日共收到上報樣本657種(總印數約750餘萬冊)。中央各部門招來的樣本中，僅非正式出版的《毛主席語錄》不同版本就有440種，其中大專院校“紅衛兵”和其他群眾編印的占53%，省、市革委會及部隊、機關、學校等單位編印的占47％。其中軍隊編印的《最高指示》和《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兩種印數(加上地方翻印)總數超過1000萬冊。這幾百種本子內容都有不同程度的問題，如引用未公開發表的內部文件，泄露國家、國防機密，引用語錄不準確或亂引大字報、小道消息均作為“最高指示”編入。如有一個本子收入這樣的語錄：“王力、關鋒本來就不是好人，江青早就向我匯報過。”“陳毅怎麽能打倒呢?……陳毅現在掉了20斤肉，不然我帶他接見外賓。”有幾個地方翻印這個本子，內容完全相同，在封裏竟然加上“林彪同誌摘編”的字樣。有一本語錄引用《給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一封信》，256字中錯漏即有16處，甚至將原文“有五萬人之多”一句錯印成“有五百萬人之多”。工作班子經過一個多月的大量工作，最後寫了一份工作報告，經李德生審定後向周恩來匯報。
10月 根據周恩來指示，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並入國務院於本年5月23日成立的“出版口”。出版口領導小組成員五人：王濟生(組長)、杜潤生(副組長)、劉梅、郭恕、張指南。
本年 人民出版社出版《毛主席的五篇哲學著作》合編本(包括《實踐論》、《矛盾論》、《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以及《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走狗》。
本年 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統計，從1966年至1970年底，由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毛澤東著作(漢文、8種少數民族文字、盲文、36種外文共46種文字)42．06億冊；毛澤東像和單張語錄、詩詞62．27億張。
1971年
4月12日 周恩來接見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會議領導小組成員，針對林彪等人的幹擾破壞和出版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作了一係列重要指示。他特別指出要重視馬列著作的出版，針對林彪、陳伯達妄圖把毛澤東思想和馬列主義割裂開來的陰謀，根據毛澤東關於“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和“這幾年應當特別注意宣傳馬、列”的指示，明確指出：水有源，樹有根，毛澤東思想是繼承了馬克思主義，又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是根，不能割掉根。在起草座談會文件中間，周恩來兩次親筆糾正了幾年來一直沿用的“毛主席著作、馬恩列斯著作”這種提法，改為“馬恩列斯著作、毛主席著作”，文件中並明確規定了“要把馬恩列斯著作、毛主席著作的出版工作放在首位”。
周恩來在講話中又提到清查未經中央批準非法出版的毛澤東著作問題，要出版口確定哪些版本是中央批準的。他說，凡是中央規定的版本就是合法的，其餘都是非法的。現在不清理，將來傳到後代還要考據版本，哪些是正式的，哪些是不合法的，還是現在先審查一下。
6月23日 出版口領導小組經過調查，向國務院報送《經中央批準的毛主席著作版本目錄》，開列了自1949年10月至1971年5月底，經中央批準出版的毛澤東著作(漢文版)86種的目錄。
12月 據外文出版局統計：從1966年6月至1971年8月，毛澤東著作共用36種文字出版1．1億冊。其中《毛澤東選集》1—4卷已齊的有英、法、西、俄、德、日、越、泰、緬、印尼、朝等11種文版；《毛澤東語錄》已出版36種文版；《毛澤東軍事文選》已出版英、法、西、泰、印尼、葡萄牙、越、印地、日、朝、德等11種文版；《毛澤東著作選讀》出版了英、日文版；還用28種外文出版了毛澤東著作匯編本、單行本多種。
1972年
2月22日 出版口根據國務院領導指示精神，通知各地對現存印有林彪題詞、前言的《毛主席語錄》，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作技術處理後繼續發行；毛澤東著作匯編本、單篇本凡印有林彪題詞、語錄的，參照上述精神處理。
本年 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澤東的五篇哲學著作》大字本。
1973年
12月 文物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詩詞墨跡》，6開本線裝；1977年9月又出版16開本。
本年 據外文出版局統計，從1966年至1972年，外文出版社共用37種外文出版《毛澤東語錄》1008萬冊。37種外文是：英、法、西班牙、德、俄、世界語、葡萄牙、意大利、塞爾維亞、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波蘭、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亞、希臘、挪威、日、朝鮮、蒙古、越南、老撾、緬甸、泰國、印度尼西亞、印地、烏爾都、孟加拉、泰米爾、波斯、土耳其、阿拉伯、斯瓦希裏、豪薩、菲律賓、尼泊爾、普什圖。此外，還用英、法、西班牙、俄、德五種外文出版了張貼式《毛澤東語錄》133萬張。
1974年
2月 賽福鼎遵照周恩來的指示，召集民委臨時小組研究用蒙、藏、維吾爾、哈薩克、朝鮮五種民族文字翻譯出版馬列著作和毛澤東著作問題，於2月22日寫了報告，建議成立少數民族語文翻譯局。國家出版局也於3月27日向中央寫了《關於建立馬恩列斯著作、毛主席著作民族語文翻譯機構問題的請示報告》。
經中央批準，馬恩列斯著作、毛主席著作民族語文翻譯局籌備小組在北京成立並開始工作，從部分省、自治區調進的近80名翻譯人員(編製定170人)陸續到位。
3月 人民出版社根據國家出版局開會傳達中央領導的指示，對以前出版的58種毛澤東著作單篇本重新排印大、小32開兩種版本，並放大字號(大32開本為老4號字，小32開本為新4號字)，均為橫排，自1976年起陸續出版發行。
1975年
8月29日 胡喬木寫信給國家出版局徐光霄說：“關於重印毛主席著作及其單行本時，碰到有幾篇注釋中提及叛徒、賣國賊林彪的名字的問題，我們提出處理意見請示小平同誌，小平同誌於8月23日報主席批示，已經主席圈閱同意。”要求以後即按以下辦法處理：(1)《井岡山的鬥爭》、《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戰爭和戰略問題》(此篇在選集的注釋中未提及林彪，隻在單行本的注釋中提到)三篇的注釋中林彪的名字應刪去，隻保留朱德、陳毅兩位同誌的名字，以恢複曆史真相。(2)《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注釋[2]中林彪的名字仍予保留，因注中引的是中央文件，不宜也不必改動。
本年 文物出版社集宋代黃善夫刻《史記》字印《毛主席詩詞三十九首》，有16開線裝本與16開朱砂本，10開本、20開線裝本幾種版本，於1976年1月開始發行。
1976年
2月5日 外文出版局成立了包括法、德、俄、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日、朝、越、緬、泰、印尼、印地、烏爾都、阿拉伯、世界語16種文字的《毛澤東詩詞》翻譯班子，翻譯的《詩詞》，除日文版出四十二首本外，其餘各文種均出版三十九首本。
5月1日 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詩詞》(三十九首)英文版，精、平裝和袖珍本三種開本共印31萬餘冊，於本日開始在書店發行。
9月9日 毛澤東逝世。
10月6日 江青反黨集團被粉碎。“文化大革命”至此結束。
10月8日 中共中央決定：盡快出版《毛澤東選集》第5卷並陸續出版以後各卷；在出版選集的同時，籌備出版《毛澤東全集》。
12月11日 國家出版局領導小組向中央寫了關於《毛澤東選集》第5卷出版準備工作的請示報告。
12月26日 中共中央原則上同意國家出版局11日的報告，並責成出版局做好1977年出版《毛澤東選集》第5卷的各項準備工作。
本年 人民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詩詞(兩首)》(兩首詞為：《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念奴嬌•鳥兒問答》)和毛澤東著作單篇本《論十大關係》。
1977年
2月25日至3月5日 國家出版局召開《毛澤東選集》第5卷全國印製發行工作會議，落實印製進度計劃、質量要求、發行工作安排等。
3月1日 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成立，由華國鋒任主任，葉劍英任副主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均為這個委員會的委員。
4月15日 《毛澤東選集》第5卷出版發行。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漢文版有普及本、平裝本、精裝本和大字小16開皮、布麵精裝本四種版本，均為簡體字橫排。本年9月出版了繁體字豎排大32開本、大字小16開精裝本和仿宋字體線裝本。
《毛澤東選集》第5卷的五種民族文字版、盲文版及英、法、西班牙、德、俄、日六種外文版也陸續出版發行。各種文字版的總印數近2．2億冊。
7月 國家出版事業管理局匯編《毛主席著作出版統計(1949—1976年)》，說明1966年至1976年，全國共出版毛澤東著作44．56億餘冊，其中《毛選》1—4卷出版2．41億餘部，比“文革”前出版總數增長21倍。
據統計，從1949年10月至1976年底，全國總計出版55種文字的毛澤東著作53億餘冊，其中：
(1)《毛澤東選集》(1—4卷)共用26種文字出版2．53億部，其中漢文版2．47億餘部，少數民族文版(6種文字)310萬餘部，盲文版8000部，外文版(18種文字)190萬部。
(2)《毛澤東著作選讀》共出版2．11億餘(部)冊，其中甲種本(11種文字)7030萬部，乙種本(7種文字)1．4億餘冊。
(3)《毛主席詩詞》(14種文字)共出版9609萬冊。
(4)《毛主席語錄》(47種文字)共出版10．91億餘冊(不包括部隊印數)。
(5)毛澤東著作單篇本、合編本、專題摘錄等(55種文字)共出版30．9億餘冊。
11月 中央馬列著作、毛澤東著作民族語文翻譯局在北京正式成立。
本年 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澤東著作單篇本《加強互相學習，克服固步自封、驕傲自滿》、《關於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不是真老虎的問題》。
1978年
6月 人民出版社出版《馬列著作毛澤東著作選讀》(中共中央黨校編)四冊：哲學部分、政治經濟學部分、科學社會主義部分、黨的學說部分。
本年 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澤東著作專題匯編《毛澤東主席論婦女》(全國婦女聯合會編)；單篇本《關於農村調查》、《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1979年
2月12日 中央宣傳部發出《關於停止發行<毛主席語錄>的通知》。《通知》指出，林彪為撈取政治資本而搞的《毛主席語錄》本，斷章取義，割裂毛澤東思想，自發行以來，危害很大，流毒甚廣。為了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自即日起，新華書店、國際書店現存的中文版、民族文版和外文版的《毛主席語錄》本一律停止發行。《通知》對停售後存書的處理辦法做了規定。同時通知，對印有“萬歲”、“萬壽無疆”等失時題字和風黃汙損的毛澤東像停止發行，作化漿處理。
6月 據新華書店總店調查統計，全國書店共積壓馬列著作、毛澤東著作4．5億冊(占全部存書量17億冊的27％)，合碼價1．03億元(占全部存書總額的24％)，其中《毛澤東選集》約800萬部、毛澤東著作單篇本2．82億冊。長期積壓的毛澤東著作加上馬列著作，占用銀行貸款8500萬元，從1979年起每年要向銀行付利息約430萬元。為此，國家出版局黨組於本年12月7日向中央宣傳部上報《關於解決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積壓問題的請示報告》，提出這些書籍多數是在“文革”期間積壓下來的，長期占用書店庫房麵積，許多書出現封麵粘連、書脊脫膠、釘鏽、風黃，成為廢品。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報告》提出四點處理意見。12月28日，中宣部同意國家出版局黨組的報告，並轉發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和有關部門執行。
外文出版局批準國際書店分情況處理庫存過多的毛澤東著作單篇本(超量積壓33種計3600萬冊)。根據通用文版暢銷多留、其他不留的原則，銷毀處理單篇本及小冊子2661萬冊。
本年 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澤東著作單篇本《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
1980年
5月 根據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了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同時，將原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辦公室改名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作為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的工作機構，專門從事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著作的編輯、傳記、年譜的寫作和思想研究工作。
1981年
7月 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澤東著作單篇本《七大工作方針》。
1982年
4月10日 國家出版局發出通知，根據中央宣傳部通知，《毛澤東選集》第5卷因有些提法(包括出版說明和注釋)不符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決定予以停售。
（季刊《出版史料》2001年第一輯第70頁《開明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