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米之鄉餓死數萬人
作者：周彪
由中共江蘇省委確認、定性的“寶應事件”發生於1959～1960年間。“寶應事件”給寶應人民帶來了難以挽回的損失。“寶應事件”的發生與“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大背景密切相關，但也與寶應縣主要領導虛假浮誇、欺上瞞下、不關心群眾生活的工作作風有很大關係。中共江蘇省委采取實事求是的方針改正了寶應縣領導的錯誤，處理了有關責任人，減少了損失。
一、揚州地委、江蘇省委把寶應的災難定性為一起“嚴重的政治事件”
寶應縣位於江蘇省中部、淮河下遊，京杭大運河縱貫南北。境內土壤肥沃、水域廣闊、氣候溫和濕潤，素稱“魚米之鄉”。在三年困難時期，寶應縣發生了嚴重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情況。
原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回憶說：“從1959年冬到1960年4月，該縣先後死亡35391人，占農村人口總數的6.2%。在這些死亡人口中，除一部分屬於正常死亡，絕大多數是因為缺糧而餓死的。解放後多年沒有出現的棄嬰現象也出現了，而且為數不少。寶應城內拾到的棄嬰就有927名，其中死嬰153名。”他嚴肅地指出：寶應的慘劇，“是由於‘大躍進’中那套‘左’的錯誤所導致的必然結果”，是“慘痛而又深刻的教訓”。
最早對“寶應事件”作出正確結論的是中共揚州地委。1960年7月15日，中共揚州地委向省委提交了《關於寶應縣發生嚴重人口死亡事件的報告》。《報告》指出：“去冬今春，寶應縣部分地區，發生了嚴重的人口死亡、生病、外流和棄嬰事件，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遭到嚴重破壞，有些地方一度處於無人生產的狀態；黨內外思想一度處於混亂，對黨的方針、政策發生嚴重懷疑。”《報告》認為：寶應縣發生的問題，是一起“嚴重的政治事件”。《報告》檢討了發生這一政治事件的錯誤和教訓，並表示地委在這一事件中“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負有嚴重責任”。
8月25日，中共江蘇省委批轉了揚州地委關於寶應事件的報告，明確指出：“寶應事件，主要是由於以寶應縣委第一書記徐向東為首的幾個主要領導成員，政治上、思想上蛻化變質所造成的惡果。他們漠視人民的疾苦，對上欺騙、蒙混、敷衍，不說真話，對幹部和群眾壓抑、打擊，而且發展到嚴重的違背黨的政策和違法亂紀的地步。”“省委認為，寶應事件不僅對揚州地區黨的各級組織，而且對全省黨的各級組織都有深刻的教育意義，全黨必須認真地從寶應事件中吸取教訓。”
江蘇省委要求：“全省黨的各級委員會必須認真地進行一次討論，從而深刻地吸取教訓，使江蘇全黨的政治思想水平大大地提高一步。”
二、“寶應事件”發生的原因
“寶應事件”是原縣委主要負責人大刮浮誇風的必然惡果。寶應縣的浮誇風始於1958年2月。1957年10月，中共中央發布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簡稱為《40條》)。它提出了第一個到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國農業發展的目標，其中規定：從1956年開始，在12年內，糧食平均畝產量，在黃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區，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在淮河、秦嶺、白龍江以南地區，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
寶應縣地處淮河以南地區，按照《40條》的規定，應以12年時間爭取畝產達到800斤。1958年2月，寶應縣委作出了《關於實現800斤，五年實現40條的決議(草案)》，提出要下定決心，苦幹三年，“提前實現800斤，苦幹五年，基本實現‘40條’”。《決議》提出：“運河以東裏下河地區(100多萬畝)，今年趕上江南，明年800斤；運河以西(50萬畝)，今年趕上河東，明年趕上江南，後年800斤。”
根據這一目標，《決議》把原訂1957年生產5.4億斤糧食的計劃提高到9億斤，比原計劃上升66.6%。為了增加糧食產量，又把計劃完成的水利工程土方任務由1500萬方增加到6000萬方；生豬飼養從現有的99000多頭達到年產54萬頭，1960年發展到150萬頭；耕牛1958年增加6000頭，1960年發展到35000頭；積肥由原計劃的4.5億擔增加到7億擔。[5]1958年6月20日，揚州地區在興化縣召開了水稻工作現場會，推廣興化貫徹“總路線”、爭創水稻產量雙千斤的做法。會議結束後，寶應縣委主要負責人提出：寶應縣必須今年基本完成《40條》的任務，明年全部完成。具體指標是：全縣總的口號是雙千斤，包括湖西在內，裏下河地區不能少於3000斤。17月份，縣委提出的糧食增產指標高到了頂點：1958年計劃產量22億斤，1959年全縣麥子畝產1萬斤，水稻產量待秋收再確定，全縣全年糧食產量應達到135億斤，超過全揚州專區的產量。
1958年8月，寶應縣委召開了以立大誌、鼓大勁、力爭上遊、奪冠軍、放衛星為主要內容的萬人大會。會後，原縣委主要負責人提出了一整套工作方法，他要求：搞群眾運動，特別要掌握一個“大”字，“大”字要體現在“萬”字上。具體辦法：一是大檢查，二是大評比，三是大加碼，四是大辯論、大字報，五是大搞試驗田，六是大搞現場會議，七是大搞火箭組，它相當於戰爭時期的敢死隊，全縣要組織五六千個火箭組，各鄉要有200個左右。
1958年9月，江蘇省的人民公社化運動達到了高潮。截止9月22日，全省已建成1140個公社。揚州地區已建成163個公社，入社農戶占總農戶的98.8%。[7]寶應縣在9月11日建立了第一個人民公社——黃浦人民公社。全縣在12天內組建了26個公社，實現了人民公社化。同月，組建了3825個公共食堂，1個民兵師、29個民兵團，有民兵257415名。實行“三統”(統一計劃、統一收支、統一分配)、“三化”(組織軍事化、生活集體化、行動戰鬥化)、“五大調動”(在骨幹、勞力、土地、糧食、物資五個方麵統一調撥)。
寶應縣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使早已刮起來的浮誇風火上加油。公社化運動興起後，寶應縣有1萬多勞動力被投入大煉鋼鐵。這批人員多被揚州地區抽調到六合縣組建江蘇省的一個10萬人鋼鐵生產基地。為完成一個跨縣級的大型水利工程，寶應縣要有7萬人上堤。另外，農田水利工程要在1959年5月1日前完成4.6億土方。於是規定元旦前要有91個晴天出動，9月動員8萬人幹7天，10月動員10萬人幹27天，11～12月動員13.5萬人幹54天，1959年1月動員13.5萬人幹30天，1959年2～4月動員14.5萬人幹70天。
大量勞動力被抽調，使1958年的秋收秋種受到了很大影響。1958年11月，寶應縣召開了40多天的四級幹部大會，原縣委主要負責人向會議作了四次工作報告：《政治掛帥，不斷革命，高舉紅旗，高速前進》，《為明年更大躍進掃清一切障礙——在“比寶”大會上的講話》，《站在最前線，堅決與白旗鬥爭到底，不獲全勝，決不收兵——在插總路線紅旗，拔陳耀芝白旗大會上的講話》，《立大誌，鼓大勁，迎頭趕上，力爭全國第一名——關於1959年工作報告》。這些報告，不僅全盤肯定了人民公社化運動以來的瞎折騰，而且再次鼓吹高消費、吃飯不要錢等空想主義、平均主義的做法。報告提出：“所謂‘公’，就是徹底消滅私有製尾巴，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全縣吃飯不要錢，馬上穿衣、住房子、坐車子都不要錢。每人發一點鈔票調劑調劑，會抽煙的人抽抽煙，不會抽煙的買點糖吃吃，有些人不會抽煙又不喜歡吃糖，買些東西玩玩。”“……衣、食、住、行都不花錢，以後逐步擴大到一個人從小到大到老一直不花錢。……現在還有些人在錢上想點子，共產主義就不要錢，因為有錢就有剝削，共產主義就靠勞動生活。勞動能改造社會，勞動能創造一切。”“大躍進”的瞎折騰，使寶應縣在1959年1月開始出現糧食短缺、生活困難的情況。許多公共食堂被迫吃種子糧、斷糧停辦。
從3月份各個公社向縣委上報的關於食堂生活情況的統計中，盡管問題嚴重的程度不一，但可以看出社員生活困難的情況正日益惡化。
3月份縣委辦公室印發的一份《內部資料》中報告：“汜水公社郎兒大隊，從春節到現在死掉29人，其中隻有6人因病死的，其餘都是牽涉到生活問題。除此，生產也停頓，無人搞，每天到外去拾茨菇、蘿卜等有980多人，無證明過江南48人，到徐州8人，過寶應湖西的13人，挑木匠擔子外出的4人，生病睡在家裏的有65人，產婦12人。”這種《內部資料》共有8期，比較全麵地記錄了1959年1～3月各公社上報給縣委的關於社員生活困難的情況。
寶應縣人口非正常患病、外流、死亡的現象，早在1959年初就已經出現，縣委不但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而且繼續大刮浮誇風，對農民實行高額征購，導致饑荒和更大麵積、更大規模的人口死亡。1959年3月，寶應縣委召開了有5370人參加的四級幹部會議。會議提出要“持續躍進”，並製定出全縣1959年的糧食生產規劃：包產指標12億斤，比1958年增加46.34%；保證指標16億斤，比1958年增加95.2%；爭取指標20億斤，比1958年增加104.4%。全縣糧食征購包幹任務2.5～2.7億斤，爭取3億斤。為了保證糧食產量和征購任務的完成，在生產組織和領導方法上，“事事鳴放辯論，層層現場示範，天天進行檢查，處處組織評比，廣泛組織突擊隊、火箭隊”，“開展猛虎下山月運動”。會議確定全縣1959年的口號是“三麥奪冠軍，水稻放衛星，全民保元帥，全麵大躍進”[11]。1959年8月，當時的縣委主要負責人徐向東撰寫了一篇題為《“寶地”定要勝天堂》的文章，提出了“橫掃右傾，大鼓幹勁，高舉紅旗，奮勇前進”的口號。他將該文提交縣委常委會審查討論後，由寶應縣委書記處於1959年8月下發全縣各級，要求通過對這篇文章的學習討論，學習和領會關於鼓幹勁、反右傾的精神，“在思想認識一致的基礎上，達到行動上的統一，集中全力來抓緊當前八、九兩個月時機，掀起全黨全民的增產節約運動的新高潮”。不久以後，他又把1960年的工作任務概括為“三億兩超一冠軍，定要寶地勝天堂”。所謂“三億”即農業、工業、副業總產值各達到1億元；“兩超”即工業超農業、副業超工業；“一冠軍”即家禽家畜飼養數奪取全省冠軍。吹牛歸吹牛，實際情況是嚴峻的，寶應縣的農業生產已經陷入了崩潰的境地。1959～1960年與農業生產相關的各項指標都明顯下降。
盡管寶應縣已經出現了糧食大幅度減產的情況，但是1958、1959年縣委向地委、省委上報產量的時候，還是連續兩年以比實際產量高出一倍甚至六倍多的數字欺騙地委、省委。
1959年全縣的糧食產量隻有3.1875億斤，而縣委上報的糧食產量是20億斤，糧食征購數是2.8億斤，這個任務是無論如何也無法完成的。1959年下半年，為了完成糧食征購任務，原縣委主要負責人以“反右傾”為大棒，對有不同意見的幹部進行排擠打擊。柳堡公社黨委書記劉慶元、農場場長唐友富因說過“59年不是大躍進，是後退”，“完成任務後，社員沒有東西分配”，“公社匯報的數字全是假的”，“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躍進是假的”等，被在全縣範圍內揭發批判。經揚州地委核實，“從1958年12月以來，全縣被處分、停職檢查和‘靠邊休息’的部委科長、公社黨委正副書記以上的幹部就有45名”。
這些組織措施造成的嚴重後果是糧食問題被上升為政治問題，成為“白旗”、“右傾”的標準，使各級幹部包括縣委常委在內因怕戴上“右傾”的帽子而不敢講出人口死亡的真實情況。1959年10月，寶應縣已出現大範圍非正常死亡、生病、外流的現象。11月普遍斷糧，死亡人口逐月增加。縣委卻把基層反映的人口死亡現象歸結為富裕中農向黨進攻，要求下麵“頂住頭皮”，甚至提出寶應縣人口正常死亡率應為百分之一點幾，每年應死1萬多人，所以，已經出現的人口死亡現象屬於正常現象。
為了完成1959年秋季的糧食征購任務，原縣委主要負責人提出了“先完成任務，後檢查政策”的口號，在“社員口糧留得過少，甚至連種子也普遍賣掉了”的情況下，仍然在全縣範圍內大反“瞞產私分”。他根據個別人的假報告，認定每個社員家裏至少有三五十斤糧，推算出全縣仍有好幾千萬斤糧食，堅決要把這三五十斤糧食摳出來，下決心完成征購任務。於是就出現了拚命搜刮農民的糧食，把他們家中最後一點活命糧也拿走的情況。在征購過程中，不少地方強行搜查、扣押群眾、逼死人命。某縣委常委、副縣長在蘆村公社帶領“全社30多個生產隊普遍進行了大搜查，把集體留的種子和社員家裏的十幾斤糧食，甚至一二斤芝麻，二三斤葵花子都搜了去”。另據5個生產隊的調查，“在95名大隊幹部中，有貪汙行為的30人，吊、捆、打過社員的23人，被打社員170人，逼死人命的8人，共逼死23人”。
據1960年5月揚州地委工作組對獐獅蕩公社朱聯大隊的調查統計，該大隊原有人口1440人，1958年單產461斤，總產1406229斤，完成國家征購糧600116斤，占總產的42.7%，人均擁有糧食559.8斤。1959年單產233斤，總產565858斤，比1958年減產84萬斤，減產幅度超過50%，1959年實際完成征購任務264240斤，占總產量的46.7%，人均擁有糧食209斤。朱聯大隊1959年10月就沒有糧食分給社員，在春節前近70天的時間內，社員就靠分點茨菇，自己割青菜、野草等維持生活。該大隊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共死亡145人，占原有人口的10%。
該公社魯垛大隊躍莊小隊一個叫朱步清的社員對工作組說：“去年(1959年)本小隊產量實收280多斤，公家還按包產500多斤征購，結果口糧不夠了，餓死了31個人。”
12月5日，寶應縣委召開了三級幹部會議，縣委主要負責人在會上除了嚴厲批評沒有完成征購任務的社隊外，仍然堅持1959年的“2.8億斤，必須要完成，必須保證”。1960年1月，揚州地區糧食局長朱立樹發現並向地委反映了寶應縣缺糧、斷糧的情況。地委非常重視，計劃給寶應縣增加供應2600萬斤統銷糧。原縣委主要負責人還認為這是地委對他不信任，堅決表示不要糧食。後來雖然勉強接受，卻還說“拿這些糧食去做工作，做好工作以後再上繳”，使得地委下撥的這批統銷糧遲遲沒有分發，1月份實際供應給社員的口糧隻有106萬斤，每人平均隻有二三斤。
1960年2月，省委、地委派出了100多人的工作組，深入寶應縣各鄉幫助工作，結果他們紛紛發現了問題的嚴重性。3月中旬，參加工作組的省公安廳宋超同誌在幫助黃塍公社整風整社的過程中，發現並向省委揭發了寶應縣存在嚴重的人口非正常死亡、生病、外流的情況。這個公社僅1959年12月至1960年3月就死亡1672人，生病的達3527人。縣委主要負責人則以“情況有出入”蒙騙省委。直到1960年5月初，中共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到揚州來嚴加督促”，“寶應事件”才被揭開蓋子。
三、江蘇省委實事求是的方針使寶應轉危為安
1960年春夏，針對江蘇各地農村出現的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浮腫病、大量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的現象，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和其他負責人分頭下去調查，結果證實了寶應存在的嚴重問題。5月初，江渭清在揚州地委召開的一次會議上作了題為《興(化)高(郵)寶(應)問題的症結何在》的講話，嚴肅指出寶應縣“虛報產量，征購過頭。當發生人口大批死亡、生病、外流的時候，領導上仍然熟視無睹，還在幹部中大反‘刮低產風’，在群眾中反‘瞞產私分’，把群眾的口糧、種子征購一空”。
在江渭清講話後，中共江蘇省委和揚州地委立即著手處理和解決寶應的問題。1960年5月初，地委胡宏同誌會同省委韓培信、顧亭同誌到寶應縣先後召開了縣委常委會議、公社黨委書記和大隊支書以上幹部會議。對縣委主要成員在糧食產量問題上對上應付、欺騙，對下壓製、打擊，漠視社員生活的困難，嚴重的教條主義、個人主義等錯誤進行了嚴肅而係統的揭發批判。
5月9日，縣委第一書記、第二書記以及其他縣委書記、常委、副縣長等分別在縣直和三級黨員幹部會議上作了檢查。通過分組分片的揭批討論，人心得到了初步穩定。
5月25日，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親臨寶應縣視察工作，在縣部、委、辦、局負責幹部及公社黨委書記會議上，針對“寶應事件”作了重要講話，對寶應縣委及其主要負責人的錯誤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和細致的剖析。江渭清指出：“寶應的嚴重死亡、病員、外流、棄嬰，使一度人心惶惶，黨內思想混亂，人民對黨的方針政策有懷疑。由於以上的問題，寶應的生產、生產工具遭到嚴重的破壞。”“不少老百姓賣房料、賣桌子、賣家具”，“寶應城上一天發生三十多起搶熟食”。“大批人員死亡、外流、棄嬰(不是丟的死小孩，而是丟的活小孩)。”江渭清指出，寶應縣委主要負責人“歪曲黨的方針政策，不依靠黨的基層組織發揮堡壘作用，許多地方生產進度很差”；“拿第一書記嚇唬人。寶應的正氣不足，幹部不敢講話”；“當發生嚴重死亡、外流、病員、棄嬰現象的時候，而一味強調刮冷風”；原縣委主要負責人“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發展到嚴重的程度”，“對上欺騙、敷衍，不執行地委指示。對下壓製、打擊，目的是為了維護個人的錯誤領導。有幾個書記、常委為了維護徐向東的錯誤領導，采取不擇手段，搞假典型”。
江渭清還指出：要“正確處理糧食問題……當任務與政策有矛盾時，應該調整任務，這個問題處理得好可以促進生產，處理得不好，破壞生產。寶應的問題，是沒有正確地處理好三者之間的關係，隻顧任務，不顧政策，寶應不是一個大隊，而是多數大隊賣了過頭糧”；要“正確分清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口糧、種子被征購空了，是實際問題，不是兩條道路鬥爭，不僅今天沒有，今後也沒有。寶應是用解決敵我矛盾的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關押了四百多人”，這是錯誤的。要堅持“黨的民主集中製”，“正確的領導，應該維護，不正確的，應該展開思想鬥爭，改正錯誤”。他認為：現在有兩種人，一種是老實人，一種是老好人。老實人是實事求是，堅持真理，對黨忠誠；老好人是自由主義、溫情主義，弄虛作假。江渭清明確要求對寶應縣委及其主要負責人的錯誤應“徹底地揭發，認真地解決，嚴肅地處理”。
根據江渭清的講話精神和要求，中共揚州地委於1960年7月正式向省委提交了關於“寶應事件”的報告，並提出了對縣委有關負責人的處理意見：原縣委主要負責人開除黨籍。1961年6月13日，原縣委主要負責人徐向東被揚州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執行日期從1961年3月4日起算)。另有多位縣委副書記、書記處書記、縣委常委、副縣長被開除黨籍或撤銷黨內一切職務、留黨察看。
中共江蘇省委采取的果斷措施是寶應縣從低穀中艱難奮起的重要轉折點。中共揚州地委派王恒山、史成仁兩人分別擔任中共寶應縣委第一、第二書記。在省、地兩級領導的關心下，省內尤其是揚州地區所屬縣市向寶應縣提供了大量糧食、副食品、生產工具等物資援助。1960年下半年，寶應縣的經濟形勢十分嚴峻。上半年財政收入透支58.32萬元，下半年全縣的生產生活資金缺口達338.3萬元。
對此，新的縣委領導班子提出了“以安排社員生活為中心，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一手抓生產，一手抓生活”的指導原則，采取了以下措施扭轉局麵。第一，從落實和調整有關農村人民公社的政策入手，打消群眾的思想顧慮，調動社員的生產積極性。縣委針對當時勞動力無計劃調動、三包不落實、財務製度混亂等情況，推廣了《沿河公社迎豐農場關於搞好經營管理的計劃》，明確要求：一要搞好勞力安排，改進生產隊工作。大隊調動小隊勞力的機動數不超過5%；建立“五定”責任製，即定人、定任務、定時間、定質量、定工分。二要處理好大隊和生產隊的關係，做好三包一獎，中心環節是抓“包產”。“包產”的原則是本著鼓足幹勁又留有餘地的精神，使生產隊有產可超，有獎可得；包工包本要力求符合實際，以利於調動社員的積極性。三要實行評工記分，按勞取酬。推行“三基本”，即對基本勞動日、基本肥料的規定留有餘地，核定基本的口糧標準。在秋收時節，針對社員中存在早收割被多征購的擔心，縣委主要領導和常委改進工作作風，深入基層，認真核實產量，指導秋收和征購。
縣委從夏季分配著手，兌現政策，認真緩和自1958年以來社員在分配問題上普遍存在的不滿情緒，取信於民。強調社員自留地的收成都歸個人所有，對集體一時無法耕種的拋荒地鼓勵社員栽種代食品，並規定分成比例。第二，針對1960年糧食產量的實際情況，大力收集、生產代食品。據對6個公社糧食產量的統計，這些地方的實際產量隻與完成征購任務和保證基本口糧持平，種子和飼料等沒有著落。為彌補糧食的缺口，隻能利用代食品。縣委要求大捕、大采、大種並舉。即利用本地水網資源豐富的優勢，大捕魚蝦。小隊要組織一定的勞力幹溝幹塘；組織群眾挖野菜、刨茅草根等，自采自吃，不得平調，不得降低口糧標準；廣種春菜、春蘿卜。縣委確定了種植麵積，要求各公社必須完成計劃。第三，在疾病治療方麵，采取三級負責、集中營養、提高療效的原則。根據病員病情的輕重程度確定治療措施，重病人集中住院治療，由公社負責，把兩個月、三個月的營養並為一個月，以縮短醫療期，提早出院；輕病由大隊負責辦好營養食堂，集中吃飯，分散居住。要保證營養品全部歸病人，保證營養藥品重點使用，保證病人安心休養，保證春節前有百分之八十的病人身體恢複健康出院。
1960年底，盡管寶應縣的經濟和人民生活仍然十分困難，由於上級的支持和寶應縣委采取了務實的政策措施，人心基本穩定，生產逐步恢複。在中共揚州地委、江蘇省委的關懷下，在縣委新領導班子的得力領導下，到1962年，寶應縣的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終於恢複到正常狀況。
蔡家駒先生曾任縣報記者、寶應縣委宣傳部長、縣委書記處書記、汜水公社黨委第一書記、副縣長、縣政協副主席、主席等職。1960年因對寶應縣委主要負責人的做法有不滿的言論，受到排擠和公開批判，並被調任天平公社任書記。蔡先生1986年離休，現定居寶應縣城。他從1956年至1986年記錄了30年工作經曆的日記，內容十分豐富。日記已由寶應縣檔案館征集收藏，但目前尚未編目。日記名稱為筆者所加。筆者經蔡先生認可，查閱並複印了全部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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