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科學家們與農民競賽放高產“衛星”（ZT）

 

逼上梁山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題為《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它同“反冒進”針鋒相對，提出了大躍進的口號，從此揭開了瞎指揮、浮誇風、弄虛作假的序幕。

1958年夏季，全國各地農村的小麥、早稻、花生等作物的高產“衛星”競相“上天”，令人眼花繚亂。在“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思想的影響和支配下，放高產“衛星”運動席卷全國，有些科學研究機構、高等學校也被迫卷入這一場神話般的競賽中。

1958年7月1日上午，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在院第二屆黨代會上講話，談到全國已經出現很多畝產一萬斤的小麥試驗田。這時，坐在台下的全國科聯聶春榮遞上紙條，上麵寫道：湖北、河南、河北等地小麥高產能手，準備向北京的中國農業科學院、北京農業大學和其他有關單位挑戰。張勁夫當場號召中國科學院組織各方麵專家，連夜開會搞個綜合試驗田的研究計劃，向農民生產能手應戰（《文匯報》1958年7月6日）。

1958年7月5日至9日，全國科聯和北京科聯為在科技界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促使科學家深入實際、虛心向群眾學習”，組織首都科學家與湖北、河南、浙江、江蘇、河北、安徽、陝西等省及京郊的30多位小麥、水稻、棉花高產能手，在北京東城南河沿文化俱樂部舉行豐產座談會。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和中國農業科學院、北京農業大學的有關負責人、科學家應邀參加。範長江、於光遠主持座談會。於光遠提出：科研單位要同農民開展種高額豐產田的競賽，如果競爭不過農民，就要摘掉科研單位的牌子。在這種壓力下，根本不容許討論，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和中國農業科學院被迫倉促上陣應戰。

指標大戰

7月5日和6日兩天，會議組織者安排各地豐產能手介紹豐產經驗、大膽創造的事績，以及當年下半年和次年的計劃。7月7日，各地豐產能手參觀有關研究所。7月8日，分為小麥、水稻、棉花三組座談。名為交流經驗，實際是展開了高指標大戰。

為了迎接這次農業豐產座談會，生物學部早在7月2日晚召開了有北京地區生物學研究單位的負責人、科學家參加的準備會。在會上，院領導同誌講了話。他說：目前科學的發展落後於工農業大躍進的形勢。科學工作者要從六億人民利益出發，打破常規，跟上形勢。大躍進的關鍵在於政治掛帥，應該不斷解放思想，以虛帶實，走群眾路線，提倡集體主義、大協作。在研究工作中應該貫徹以任務帶動學科，並把它作為主要的方法。這樣，不僅研究目的性明確、具體，可以吸引更多人參加工作，而且通過綜合性的研究，可以促使不同學科的發展。科學工作者要多快好省進行工作，就必須把實驗室的工作同六億人民的創造結合起來。他鼓勵大家搞試驗田，並表示院部將給予大力支持。但是他沒有對產量提出任何具體要求。

在預備會上，大家表示“要通過試驗田的工作，在思想上、耕作技術栽培管理上、理論上和作物產量上來四個大豐收”。會議決定由土壤隊、北京植物生理室、北京微生物室、動物所、昆蟲所、應用真菌學所、植物所和遺傳室等八個單位大協作，把試驗田辦起來；並且商定了向農民豐產能手應戰的1959年豐產試驗田單季畝產指標，第一本賬：小麥1.5萬斤，水稻2萬斤，籽棉3千斤，甘薯15萬斤；第二本帳：小麥2萬斤，水稻3萬斤，籽棉4千斤，甘薯20萬斤；第三本帳：小麥3萬斤，水稻4萬斤，籽棉6千斤，甘薯26萬斤。 7月5日和6日聽取農民豐產能手的報告後，大家覺得原定的應戰指標已經遠遠落後了。7月7日，借農民豐產能手參觀有關研究機構，豐產座談會暫時休會之機，生物學部召開了會議，把產量指標調整為：小麥畝產2萬斤，爭取3萬斤；水稻畝產2萬斤，爭取3萬斤；甘薯畝產30萬斤，爭取40萬斤；籽棉畝產6千斤，爭取1萬斤。

7月8日，分組座談。原定是交流經驗，但是會議一開始就展開了指標大戰。

在小麥組的會議上，湖北省穀城縣新氣象五社主任王家炳首先發難，提出1959年小麥畝產3萬斤的指標。緊接著出現了拍賣行裏經常見到的那種競相抬價的景象，畝產從3萬2千斤、3萬5千斤升到4萬斤，話音未落，那邊又冒出了4萬2千斤……，競爭主要在農民豐產能手之間展開。

在這緊張的第一回合的較量中，生物學部徹底打輸了，不僅不能向農民挑戰應戰，就連中國農業科學院發出的點將挑戰（小麥畝產指標4萬5千斤），還猶豫了好久才應戰。就在生物學部倉皇應戰時，河北省邢台縣一豐產能手一下子把小麥畝產指標提到5萬5千斤。

7月8日晚，生物學部緊急會議，連夜討論新的高產指標和保證措施。9日上午是豐產座談會的最後一次會議。生物學部向中國農業科學院貼出了挑戰書，指標是：小麥畝產5萬斤，爭取6萬斤；水稻畝產6萬斤，爭取6萬5千斤；籽棉1萬5千斤，爭取2萬斤；甘薯畝產40萬斤，爭取50萬斤。

到9日會議召開時，這些指標又迅速退居下遊了。河南、陝西兩個農業生產合作社提出小麥畝產10萬斤；江蘇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水稻畝產指標為7萬斤。

不惜血本

豐產座談會開過後，生物學部組織了一個由中國科學院在京的生物學單位負責人、科學家、青年科技人員、農場工人代表組成的生物部豐產試驗田委員會，下設小麥、水稻、甘薯、棉花四個小組，立即著手進行豐產試驗田的準備工作。

小麥豐產試驗是借用中國農業科學院南牆外該院農場的六畝地進行的，當時設計了不同播種密度、不同耕翻深度和不同施肥量的各種對比試驗。其中，播種量多的達240斤，最多的竟高達460斤；深耕土地最深的達十市尺；施肥量最多的每畝糞肥（牛馬糞）40—60萬斤。試驗田裏，白天鼓風機齊鳴，為的是促進通風，增加二氧化碳，強化光合作用；晚上燈光如同白晝，為的是增加光照。許多科技人員使盡了渾身解數，投入了注定要失敗的高產試驗。由於違背了自然界的客觀規律，土地並不按照人們的主觀意願做出酬答。1959年6月麥收時，在所有的七個試驗小區中，折合畝產最高的隻有902斤，最低的541斤。“衛星”放不出來了，值得慶幸的是，因為有了不同的對比試驗，得到了許多可貴的科學數據。

說真話難

放農業高產“衛星”，是在“左”的思想占統治地位的特定曆史時期的產物。當時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讚成。如果各級領導從廣大人民的利益出發，出以公心，傾聽一下行家的意見，這出鬧劇本來是可以避免的。在全國科聯召開豐產座談會期間，有些科學家在會下算過細帳，拿白薯來說，打個形象的比方，如果每個白薯長得像30斤體重的小孩那麽大，那麽，畝產15萬斤就相當於7個半小孩擠在一平方米的土地上；如果畝產50萬斤，就相當於25個小孩擠在一平方米土地之內，這根本不可能。但是在反右派鬥爭中，不少說真話的人，一些誠心誠意向黨提意見的人，被錯誤地打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有些人為此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這就使一些有識之士隻能噤若寒蟬。

不要白交學費

我寫這篇簡短的回憶，也是對自己從事走過的科研管理工作的反思。那時候我是生物學部的普通幹部，隻做具體工作，雖然不處在決策的地位，但也是放高產“衛星”的積極擁護者。在全國科聯的豐產座談會開過之後，我曾以《風訊台》記者的名義，寫了一篇題為《學農民趕農民超農民－－生物學部辦豐產試驗田》的報道，通篇是套話。

在那場運動中，每個人的心態不會是完全相同的。就我自己而論，從新舊中國的對比中，深感共產黨好，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因此共產黨號召的事，我打心眼裏讚成，沒有懷疑猶豫過。反右派鬥爭，我也積極參與了鬥爭。這種樸素的感情，使我同樣對高產“衛星”運動的可行性沒有懷疑。此外，我對農業生產沒有感性和理性的知識，無從分辨其現實性。更何況那時還看到一位著名科學家作過這樣的推算，如果農作物能全部利用照射到地麵的光能，那畝產數萬斤在科學理論上是可行的。直到1958年下半年，我到湖北、河南農村，實地參觀了高產“衛星”水稻田，明顯看出了並田的痕跡（即把幾丘地的作物在快成熟時，合並植到一丘地上），才恍然大悟我是上當受騙了。但在公開場合，我不敢講這些事。

高產“衛星”運動有許多教訓。今天，像這樣的傻事不會有人再幹了。但是交了巨額學費之後，大家是不是都真正地變得聰明了呢？就以善於聽真話、敢於說真話這一點來說，至今還不是那麽容易做到，為什麽呢？

作者 薛攀皋

後記：

1993年11月1日，於光遠同誌在接受《院史資料與研究》李真真同誌采訪時，就此事作了自我批評。他說：“我是參加過一個農民同科學家比高產的會，這話很可能是我講的（注：指科研單位競爭不過農民，就要摘牌子）。會上指標越比越高，小麥畝產能到六萬斤。我又覺得太玄了，就說‘一萬斤也不錯嘛！’其實同他們的三萬斤、六萬斤相比，不過是50步笑百步而已。我還寫過一篇文章反映那次會議，但沒有發表。這時期我還在《紅旗》上發表過一篇講小麥高產意義的文章，可見那時我的積極性，這都是我那時頭腦發熱幹出來的事。”（參見《中宣部與中國科學院－－於光遠、李佩珊訪談錄》，《百年潮》1999年第6期第27－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