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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伯達的“電子中心論”

　　

　　 1965年，陳伯達經過三年的調研和寫作，將一份他自認會決定中國社會主義未來走向的萬言報告《工業問題》提交給毛澤東，報告主旨為“以發展電子技術為中心，開展新的工業革命” 。①

　　

　　 毛澤東閱讀後對報告給予了高度首肯。②然而出乎陳伯達意料的是，在隨後的政治局常委會討論中，報告遭到了來自鄧小平等常委的反對，鄧認為大力發展電子工業與毛在50年代提出“以鋼為綱”的方針相衝突，也不符合“人口多底子薄”的工農業現狀，還是“一切照舊、穩當一些好”。③陳伯達在晚年的回憶錄中寫道：“這個報告被否定，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否則毛主席有可能把注意力轉到經濟問題上來，就不會去發動文化大革命 。”④這番話雖然可能僅僅反映了陳晚年失意時的一廂情願，但符合陳在新中國成立後黨內的思想定位。“生產力”和“勞動生產率”一直是陳伯達的革命現代性理論的立論基礎。早在1956年由陳起草、劉少奇宣讀的中共八大決議裏，陳就援引了列寧在《落後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中的內容作為依據，提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不再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先進的社會主義製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 ，⑤然而這個說法在八大上遭到了毛的反對。正是在這個背景下，以革命發展生產的主張在“大躍進”中展開。1965年的《工業問題》是陳對八大報告中的提法進行了毛主義式修正後的自我更新——以革命化促進電子化，其核心仍然是發展生產力，但這次的重點落到了發展電子技術上。

　　

　　 《工業問題》提案被中央否決後，在“文革”中陳繼續堅持這一“抓革命、促生產、促技術革命”的觀點。1969年的九大召開之前，原定的九大報告起草人是時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他再次提出自己的起草思路：“運動不能再搞了，要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生產上來。”報告擬定題目為《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然而陳的九大報告草案因對“生產”的強調遭到張春橋、姚文元的激烈反對而被棄用，代之以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版本。陳對這一強調運動的版本極其不滿：“他們這是伯恩斯坦主義！就是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他們就是搞運動！運動！運動！” ⑥1970年的廬山會議後，陳伯達倒台，在1971年掀起的對陳的大批判中，給他扣上的兩大罪名帽子就是“唯生產力論”和“電子中心論”。然而諷刺的是，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批判文章《“電子中心論”批判》正是用陳伯達自己在《工業問題》中提出的群眾技術路線思想來批判陳伯達的所謂“唯生產力論”，在這裏，陳反而成了一個作為政治標靶的稻草人。⑦

　　

　　 作為毛澤東思想最重要的闡釋者之一，陳伯達代表了黨內“抓革命、促生產”的政治路線，這背後“政治 + 科技”的革命發展觀，既不同於聶榮臻所領導的國防科委尖端武器部門的軍民工業高度“隔離”模式，也不同於民用計劃部門強調吃穿用的平衡式發展觀（陳雲、薄一波為代表），亦不同於“四人幫”的“一切靠運動”模式。陳伯達的革命現代化發展觀，可以視作林春所謂“發展主義、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訴求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三位一體。⑧從《工業問題》這一文獻和陳的“電子中心論”可知，發展生產力跟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在毛時代的國家發展觀中並非是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而恰恰是社會主義發展型國家致力探索的革命現代性方案的立論基礎，在這個五六十年代就已經形成的思想資源中，電子工業具有特別的地位，其最集中的產品形態——電子計算機，成為了一台為革命計算的機器。

　　 20世紀60年代末東亞的冷戰局勢影響了中國國內社會革命運動的走勢。因為在武器工業中的特殊作用，電子工業尤其是計算機研發相關機構的造反運動受到了來自最高權力中樞的保護性管製，電子工業生產不但沒有停滯，反而在“文革”中獲得了一次躍進式的發展。在經曆了1966年5月到1967年5月僅一年的造反派奪權後，中央決定對電子工業部實行軍事管製，直屬企業的生產基本恢複。周恩來親自指示保證電子計算機、衛星通信地麵站和國防尖端配套產品的研發。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國家計委把電子技術的應用列為“四五”期間國民經濟生產技術發展重點，並在投資、物資方麵給予扶植政策。⑨

　　

　　 1969年後，雖然陳伯達“抓革命、促生產”的九大報告草案被棄用，但陳的“電子中心論”發展觀卻通過九大後林彪主導下的軍事工業政策得到了部分貫徹。1969年8月，林彪在軍內的政治盟友獲得國防工業的實際控製權，國防工業部門調整了管理結構，分別成立了以空軍司令員吳法憲為組長的航空工業領導小組、以海軍第一政委李作鵬為組長的造船工業科研領導小組和電信工業領導小組（取代了四機部對於電子工業的統籌）、以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為組長的常規兵器工業領導小組，形成了我國軍工生產的“三國四方”局麵。⑩在“需要就是計劃”、“形成十個獨立戰區”的備戰口號下，軍工生產開始大搞群眾運動。1969年10月，中央電信工業領導小組召開了全國電信工業工作會議（代號“6910會議”），會議提出“全民大辦”、“破除電子工業神秘論”、“電子中心論”等陳伯達式的口號。11這次電信工業會議刺激了全國各地方電子工業生產的積極性，發展電子工業的群眾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以黑龍江省為例，1970年2月省革委會召開有各地、市、縣革委會領導參加的全省電子工業會議，提出要高速發展黑龍江電子工業。3月省革委會提出要搞“單晶矽大會戰”，達到年產30噸，於是“全省一哄而起，大廠一廠一角辦小廠，街道開工廠，學校開工廠，因陋就簡，土法上馬，兼行跨業，遍地開花”12。1970年5月黑龍江成立了省電子工業局，到年底統計，全省已有344個廠點，職工人數2.2萬，遍布45個市、縣，其中晶體管廠118個，電子元件廠132個。13

　　

　　 從全國的情況來看，1968年開始地方電子工業產值（8.25億元）就已經超過中央企業（4.94億元）。1971年地方的產值達到了40億元，幾乎相當於1966年的6倍；職工猛增到47萬人，相當於1966年的3.6倍；廠點劇增到5200多個。14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在5200多個地方電子工業廠點中，集體所有製廠點為2600多個，占比超過50％。在這些集體企業中，又以輕工業轉產電子工業最為普遍，大量紡織廠根據本行業的需要，辦起了電子車間或小組，然後逐步成長為獨立的電子工廠，如上海市的手工業局係統和北京市一輕局、二輕局係統的電子企業都是在這個時期發展起來的15。輕工業中的手工業部門，尤其是紡織業轉產電子工業，這是一個值得特別注意的事實，顯示出紡織業和電子工業之間技術和勞動的曆史聯係。

　　

　　 可見僅就單一工業部門而言，1968—1971年地方電子工業出現的第二次“大躍進”，比1958—1960年“大躍進”期間電子工業的發展在規模和速度上都更加激進。邁斯納（Maurice Meisner）認為，相比於“大躍進”是一場積極的烏托邦生產運動，“文革”更趨向於一場消極的破壞，其目的不是“未來積極的理想，而是消除過去的重負” 。16可是，電子工業生產領域在“文革”中的躍進式發展顯然不符合邁斯納的判斷，反而是第一次“大躍進”的延續和更加激進的電子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