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不詳
“三十多年來，我們把西方文化當作禁忌對待。拋棄來自西方一切事物。結果。我們對西方的了解一直是空白。彌爾頓、蕭伯納、盧梭、巴爾紮克、薄伽丘和歌德的作品。巴赫和莫紮特的音樂。莎士比亞和易卜生的戲劇。全被當作是“資產階級”的東西。不準出版。不準上演。”
一位前中央編譯局局長如是說。
不僅僅是西方，蘇聯、東歐的很多優秀的東西，大部分中國人也了解不到。於是，70年代末期，小道消息橫行中國，江湖傳聞動搖天下，因為信息不流通，有書看不到。
沒錯，不是沒有書，而是叫做“內部書”。它留下了一道窗口，人們對窗口越是好奇，越是探究，這窗口就越張越大。
“內部書”是為了反資反修，又不讓一般百姓受“汙染”。
什麽是“內部發行圖書”？
“內部發行圖書是指在某些領域具有一定研究價值，但不宜公開發行和傳播，僅供部分特定讀者閱讀的出版物。”
這是新聞出版總署對內部圖書給出的定義。
內部書，是什麽時候開始在新中國出現的？許多研究者首先就把目光投向了60年代開始出版的那些，如黃皮書係列，灰皮書係列等等。但據《1949—1986全國內部發行圖書總目》，50年代已經有這種書，甚至早在建國之前就已經出現了。而第一部有影響力的內部書，應該是《金瓶梅》。
毛澤東：《金瓶梅》可供參考
各省委書記可以看
《金瓶梅》因其大量的性描寫，曆朝曆代都被禁止，建國後，也隻有極少數從事研究的學者才允許閱讀，傳播範圍極小。但在1957年，作為國家領導人的毛澤東說：“《金瓶梅》可供參考，就是書中汙辱婦女的情節不好，各省委書記可以看看。”
在毛澤東的鼓動下，《金瓶梅》獲得了內部範圍的發行和傳播。以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副牌“文學古籍刊行社”的名義，按1933年10月“北京古佚小說刊印會”集資影印的《新刻金瓶梅詞話》重新影印了2000部，“發行對象是各省省委書記、副書記以及同一級別的各部正副部長以及專門研究人員，所有購書者均登記在冊，並且編了號碼”。
黃皮書、灰皮書、黑皮書等
學習批判“反麵教材”
以應對國外各種挑戰
“內部書”的廣泛出現，是從60年代初中國國際形勢變得惡劣後開始的。當時，英美等地出現“憤怒的一代”，而蘇聯、東歐隨著蘇共二十大反個人崇拜，開始出現“解凍文學”，這一係列的思潮現象讓出版界、文藝界的人士覺得有必要將這些情況介紹進來，了解後才能加以應對。
中宣部也要求文化出版界配合反資反修鬥爭。但從意識形態角度來講，與當時中國的情況是格格不入的，公開發行會造成思想上的混亂。因此便有了一係列稱為“皮書”的不公開發行的譯作。主要有以下幾個係列。
一種是黃皮書，主要是文藝類書籍。包括塞林格《麥田裏的守望者》凱魯亞克《在路上》愛倫堡《解凍》索爾仁尼琴《伊凡 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等等。
一種是灰皮書，主要是政治類著作。即“老修正主義、機會主義分子”的著作，也包括一些英美作家研究共產主義的著作，如考茨基的《社會民主主義對抗共產主義》《陷於絕境的布爾什維主義》伯恩施坦的《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鮑威爾的《布爾什維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托洛茨基的《俄國局勢真相》《被背叛的革命》《斯大林評傳》等等，這種書受到了毛澤東的特別重視。
還有一種是較後出的黑皮書，是中國的“問題人物”所著－－“現代稀見史料書係”，如張國燾的《我的回憶》王凡西的《雙山回憶錄》王明的《中共五十年》等等。
這些“皮書”的統一特征是：封麵或封底印有“內部發行”字樣，有的書中還夾著小字條：“本書為內部資料，請注意保存，不要外傳。”。每種類型的書都用同一個顏色，用主管宣傳的康生的話來說，“這些‘壞書’用一種顏色紙做封麵，人們一看就知道是壞書了。” 每種隻印幾百冊。讀者很有針對性：司局級以上幹部和相關專業人士。
典型例子：周恩來指示
翻譯三島由紀夫作品
以加強警惕
在1960年－1970年間，日本文藝界和社會上出現了複活軍國主義、懷念軍事曆史的熱潮。拍了大型的宣揚勝利和悲劇的影片《山本五十六》和突襲珍珠港的《虎！虎！虎！》。接著，作家三島由紀夫在自衛隊的集會上號召為日本帝國主義效忠，並當眾剖腹自殺。
周總理得知這件事後，即交待有關負責人通知人文社，盡快將三島由紀夫主要作品譯出，讓我國社會人士了解這一動向，加強警惕。人民文學出版社組織大專院校日本研究專家，先後譯出了《憂國》《豐饒的海》(三部)，以內部發行方式供應有關讀者，這是“文革”後期出版界的一件大事。
人民文學出版社在出版說明裏是這麽寫的：“日本反動作家三島由紀夫是個臭名昭著的右翼法西斯分子，寫過大量極其反動腐朽的毒草，狂熱地鼓吹軍國主義思潮，後期尤為露骨。他最後竟以切腹自殺的醜劇，製造臭名遠揚的“三島事件”，煽動最反動最野蠻的武士道精神，為美日反動派加速複活軍國主義效勞。現在內部出版三島有代表性的反動作品的譯本，作為反麵材料，供批判用。”
越不讓看
越想要看
按級別分配書，級別高就一定對書有批判興趣嗎？
出版內部書的初衷，是讓幹部了解世界最新動態，防修反修，以應對可能的挑戰。所以，內部書最初都是隻發給幹部的。而普通民眾開始時基本是看不到的，因為怕“他們”抵抗力低被汙染。
“內部書”的潛在邏輯是，越高級別的幹部越不怕汙染，某些書“限省軍級”，某些書“限地師級”，似乎級別越高，保險係數越大。是否能拿到書，成為了一種政治待遇。有資格買到書的人不見得會去瀏覽，而有心去研究、去看的人，卻很難弄得到書。
“內部書”的流傳雖然沒有強製性的屏障，但“內部”兩字卻天然阻止了傳播的交流。有些地方甚至到現在在出版工作文獻的說明上還寫著“僅供係統內的黨員幹部使用”。文革時期，曾經連民主黨派都沒法看到這些“內部書”。
周恩來指示
增加內部書印刷數量
部分可以轉為公開發行
1973年，周恩來接見訪日代表團全體代表，問榮毅仁、毛芸生：“你們看過《阿登納回憶錄》嗎？”他們回答：看不到。有些內部書是孩子們從同學家裏借來看的。周恩來表示歉意說：你們將了我們的軍，我們黨內看到的書你們看不到，發行麵太窄了。內部書你們都可以看。周恩來還告訴出版口，趕快把《阿登納回憶錄》《戴高樂回憶錄》印出來。
出版口乘此機會，除有計劃地主動組織出版一批世界名人回憶錄和傳記外，同時改進了內部書發行辦法。周恩來批示：“同意內部發行分兩類，一類可公開發行，一類內部發行加份數，購買範圍應擴大。”
雖然內部書的發行有所擴大，但對於不滿足極其單調的公開出版物的廣大年輕知識分子們來說，仍然感到十分饑渴。
在六十年代前期，被防修反修思想嚴密監視起來的學生們，除去大院子弟，想看到內部書還十分困難。然而到文革天下大亂之後，黃皮書、灰皮書和手抄本的傳播便立刻迅速起來。有追求的青年們如饑似渴地追逐這些“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壞書”。
學者李零曾經如此描述他的閱讀經曆：“當你在學毛選時，他們在讀馬列；當你看到馬列時，他們在看黑格爾；當你看黑格爾時，他們在看《新階級》；當你看《新階級》時，他們在鼓吹存在主義……十年之後，當存在主義成為流行的社會思潮之時，他們如果不是成為‘綠黨’，便是號稱皈依宗教，成為不問政治的人道主義者了。”
“內部書”大大拓展了青年們的眼界。設計“內部發行”的人，恐怕沒有想到，恰恰是“內部發行”“僅供批判”等字眼，成為了吸引讀者的招牌。
吊詭的反效果
“內部書”是“四·五事件”的思想淵源
有論者認為1976年4月5日發生的悼念周恩來的事件是有思想淵源的，可以追溯到紅衛兵和知識青年的地下讀書活動。所謂的地下讀書活動讀的就是這些皮書。那一代人的閱讀史驚人地相似，“文革”初期“破四舊”後，除了毛澤東著作和欽定的書籍之外，幾乎所有人文、社會、科技、文藝類書籍都被禁絕了。
當紅衛兵的熱情冷卻下來之後，精神空虛了，想看書了，於是就看那些為了反修防修鬥爭需要而出版的內部讀物，所謂的灰皮書、黃皮書。他們讀書的同時還搞了閱讀小組，結果發現自己反而被這些書啟蒙了。換句話說，後來反權威反得最厲害的竟然就是當初讀這些書的人，這是一個多大的吊詭?
《八一牌萬能拖拉機的使用和修理》
為何不能公開發行？
荒誕的《內部書》目錄
改革開放以來，如其他左的政策一樣。“內部書”也逐漸開始式微，1986年，中華書局對建國以來的“內部書”做了一次盤點，此後仍然還標注“內部發行”的書刊則直接歸入了當年的《全國總書目》。“內部書”逐漸變得相對容易獲得。
盤點的結果是發行了一部《1949－1986全國內部發行圖書總目》，這部《總目》合計列了18301種圖書，可能還有所遺漏。這個數字足以說明“內部書”的規模有多麽龐大。
仔細考察這個《總目》則會發現，很多作品根本無法理解為何要內部發行，諸如《通鑒紀事本末》、塔列爾的《拿破侖傳》、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二十世紀物理學進展》，到底有什麽危害呢？更不要說工具書《辭海》、技術手冊《八一牌萬能拖拉機的使用和修理》也在“內部發行”的行列之中了。
隻能認為，出版方套一個“內部發行”，會讓政治上更正確，出版風險更小。
讀書無禁區
解放內部書
促成“內部書”走向消亡的，是七八十年代著名理論家李洪林的兩篇文章，刊登在《讀書》雜誌上的《讀書無禁區》和《解放內部書》。李洪林先生當年振聾發聵的吼聲，今日仍然是所有人堅持自由閱讀的利器。
“……象極度幹渴的人需要泉水那樣，一九七八年重印的一批名著，瞬息間就被讀者搶光了。經過十年的禁錮，中國人民多麽渴望看到各種各樣的好書呀！……把“禁書”作為一項政策，是封建專製主義的產物。封建主義利於人民愚昧。群眾愈沒有文化，就愈容易被人愚弄，愈容易服從長官意誌。所以封建統治者都要實行文化專製主義，要開列一大堆“禁書”書目。其實，“禁止”常常是促進書籍流傳的強大動力。因為這種所謂“禁書”，大半都是很好的書，群眾喜愛它，你越禁止，它越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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