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知青時在社辦農場，計工分，年終算總賬。我是全場最高分，十分。年終結賬，我每天七毛五分。這在我們公社不算最高的，但是遠高於生產隊的平均值（我記得還有一天１毛５分的）。扣掉全年分給我的口糧和食油，分得現金二十餘元。當地大部分的農民也就是這樣的，有些窮的生產隊，全年扣了口糧，還倒欠生產隊的錢。農民家庭可以養豬（一般平均也就一頭），一年賣一次，自己吃一部分，賣一部分換錢（原則上是要賣給供銷社的）。可以養一些雞，據我觀察，每家十來隻，雞蛋由供銷社統購統銷。自留地有三分就不錯了，小半個籃球場吧，種點自家吃的蔬菜，有的種點煙葉自己抽（大煙杆我也抽過）。每個生產隊都有國家攤派的豬、雞鴨等農副產品的指標，並分配到各家各戶，按國家統一價格收購。
當地農民非常純樸，一年吃不到幾次肉，破衣爛衫，小孩子髒兮兮的，住的是幹打壘的土牆茅草房，身上長虱子（我也是滿身虱子）。我們到農民家做客，煮一碗雞蛋掛麵招待我們就是很好的了。要知道我下鄉的地方是湖北著名的糧產區，是電影“難忘的戰鬥”故事裏發生的地方（如果你沒有看過“難忘的戰鬥“這部電影，以後就別隨便評論當年農村的美好生活了）。全國比這窮的多了去了。有空可以去問問習主席，延安的農民要比我那裏的苦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