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讀後感（一）時，有讀者建議我看”中國通史“係列紀錄片。其實我看過一些，雖然其中有很多考古考證，但覺得在關鍵的一些問題上，該片隻是在描繪事實，不作政治敏感性評論。很多地方，不是曆史學專家，根本不知道它講的是什麽，而柏先生的觀點非常明確，直擊要害，簡明扼要，通俗易懂地把一些事情說清楚了。
比如”中國通史“用整一集講了王陽明（守任）的心學，看完也沒搞懂心學有什麽好的，不好的，為什麽那麽受推崇。柏先生把這個事講得很清楚，這還要從儒學講起。毛主席曾總結過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柏先生也將儒學的集大成者道學總結為一句話，“假正經！”
道家，道教和道學，一字之差，全然不同。道家是一種哲學，無為而治；道教是一種“宗教”，以鬼符為特征的鬼怪迷信；道學又叫理學，是宋朝程朱根據儒家經典總結出來“儒學一尊”，從此以後，儒家的其它觀點都被這一學說壓倒了。道學觀點無數，歸根結底就是要“嚴肅”，幽默在道學裏是死罪，夫妻做愛也要一本正經，如果女人說“相公，容妾為你吹簫吧”，那男人是一定要將她揣下床去的。道學還有很多假大空的大道理，因為無法做到，每個人都隻能表裏不一，這會產生罪惡感，要時時自責，類似於基督教的懺悔和戴罪形式。受儒學熏陶的人格，典型的就如周恩來，表麵上道貌岸然，儒雅知禮，背後.....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這是道學的另一特質，那就是對於犧牲別人生命或幸福的事，無不十分慷慨激昂。道學家認為，人類隻有兩種：“不是聖賢，便是禽獸。”這跟“君子”、“小人”的二分法同樣嚴厲。聖人是一種凝固劑，主要功能在維持社會秩序的安定，維持既定的名分和既定的尊卑， 使不作任何改變，以免名分和尊卑紊亂。這種道德法則的精神和形態，被稱為“禮教”（又稱為 “名教”）。怎麽樣使禮教達到至善，朱熹認為關鍵在於“天理人欲”。天理是善，人欲是惡， 所以必須盡量發揚善而摒斥惡。禮教的正常運行，是天理、是善。企圖予以變革的，是人欲、是 惡。一個人必須努力減少自己的欲望，減少越多，越接近聖人的境界。減少欲望最有效的方法是： 無時無刻不在思念聖人們所下定義的道德，無時無刻不在思念忠君愛國，除此一念外，別無他念。
在這個龐然而堅固的道學思想指導原則下，寡婦被迫活活餓死，也不許再嫁。音樂、戲劇、 繪畫，一律成為壞人心術的毒品，逐漸被輕視。作詩也屬於墮落行為，因為不專心便作不好，專 心則就沒有時間思念道德和忠君愛國的大事了。其他文學作品，如小說、散文之類，看一眼都是 罪過。隻有低賤的人才去從事體力勞動，聖人係統和準聖人係統——道學家，則必須全神灌注道 德和道德基礎上的“治國”、“平天下”。人們連走路都要有一定姿態，奔跑和急促的步子，都是輕浮下賤。服從傳統權威，崇拜古人古事，崇拜祖先，都是最高貴的善。任何改變和抗拒的念 頭，都是邪惡，必須在念頭一起時就予以無情克製。任何發明創造，更都是專門取悅小人和女人 的奇技淫巧。 這就是直到二十世紀，中國大多數的知識分子——士大夫的意識形態。
王陽明的“心學’的核心，就是知行合一，反擊了道學的知行不一，假正經的核心。知道這點就行了。陽明學派對道學學派是一個正麵的打擊，至少儒家陣營中已並行有兩支主流。但使道學家痛恨的是，陽明學派顯然在指責理學家都是假仁假義、隻說不做的騙子。尤其當道學家發現這種指責大部分竟然都是真實時，更惱羞成怒，把王守仁形容為僅次於秦始皇的第二號魔鬼。兩派人物不久就排擠鬥爭，把自己納入君子係統，把對方納入小人係統，互相用惡言咒罵。
可是陽明學派思想也有缺點，比理學學派更近一步的接近佛教神秘主義的禪機，陽明學派的“良知”， 不是靠科學方法獲得，而是跟得道的高僧一樣，完全靠領悟獲得。佛教中觀音菩薩可以用一句話點破凡夫俗子的悟性，使他成為神仙，陽明學派更注意這個契機。而領悟是獨占的，不能公開驗 正。所以"心學”隻是對道學的一個局部性反動，並未成為主流，直到共產主義占領中國的意識形體之前，道學還是主流。從這個角度，人們也可以體會到毛主席說的文革的必要性，似乎也有點道理。
中國的統治階級利用了儒教的道學，禁錮了人們的思想。清朝統治者很聰明，對轄下的兩大異族，漢族用科舉和文字獄，蒙族用喇嘛教，完全成功地控製了這兩個強大的異類。這兩種方法都是精神類的，這也說明了為什麽現在中國統治者依然對思想和言論控製那麽重視，這是有曆史淵源的。
中國的刑法的發展也很畸形，始終沒發展出現代的法製。法律的好壞，不在“法條”的本身，而在“訴訟法”的執行。不在如何處罰犯罪，而在如何確定犯罪。中國自秦朝的法律，就非常完善，但因中國古政治思想缺乏人權觀 念，所以始終不能產生證據主義的訴訟法。於是酷吏的酷刑就代替訴訟 法，法官在偵查報告時，不追求事實證據，隻追求口供。殊不知，在酷刑之下，人是什麽都會承認的，無數冤獄自此而起。
另外，中國的司法體係從來都不是獨立的，直到現在。秦朝以後中央確實有個刑部，但並不是現代的法院，監察院之類的機構，隻是頒布刑法並不負責執行。從中央到地方都是縣太爺之類行政官員主持審訊和執法的，並沒有獨立的法庭。而類似錦衣衛之類的秘密警察部門，更是毫無法製可言，純屬為政治目的羅織罪名，無情打擊的機器。
中國政治鬥爭之殘酷，也是舉世無雙。但宋代卻出現了一個罕見的溫和期，宋太祖不但用杯酒釋兵權的方法解決了潛在的權力競爭者，而且立下了不殺士大夫（知識分子）的祖訓。宋代的權爭失敗者，最多就是貶官，這樣幹的壞處就是什麽事都有人反對，像王安石變法這樣的好事，失敗的原因之一也是眾多的為反對而反對者，當然變法派未被重罰，也是因為有這個氣氛。如果說有那個朝代最可能發展出民主政治，那就非宋朝莫屬！
政治方麵，中國兩千年的曆史都圍繞著君權和相權反複鬥爭。君和相，類似於一個公司的董事長和CEO，屬於產權所有者和職業管理者的關係。和公司不同的是，國家的CEO有可能反賓為主，奪取國家的產權。但國家的董事長也可能不擅長或不喜歡做管理，很多時候是需要CEO的。中國君相關係變遷了兩千年，也算讓人領教了其複雜性。
春秋戰國時代，任用權相很時髦，商鞅，管仲，吳起等都是因有效相國而國興的例子，任用他們的君主也是用人不疑，授予全權。秦始皇雄才大略，他製定的三公製，將行政，軍事，監察分列，沒了權相，實際上要求君主直接決策和管理。可惜秦漢兩代雄才大略的君主不常出，君主拿不定主意時，就產生了宦官和/或外戚（老婆的親戚）專權的弊端。到三國後，又重置了權相這一級，從三國到隋，權相篡權的故事比比皆是，曹操，司馬懿，桓溫甚至隋文帝等都是篡權的權相。
唐朝開始又打擊相權，設立三省製，三省中除了一個省負責行政，另外兩省負責草詔和審詔，也就是秘書和審稿的，唐朝皇帝的權力和責任比秦漢的都要大。唐朝前麵幾個皇帝，包括武則天，都比較能幹，這還不是問題。以後昏君迭出，宦官之禍又出來了。宋朝又進行修正，設立了宰相，但這個宰相職責上隻是皇帝的助理，沒有實際決策權。但問題還是沒解決，皇帝能力強時，宰相是個助手，皇帝昏庸時，宰相就成了主人。
宰相這個問題一直解決不好，到了雄才大略的朱元璋當皇帝時，索性把宰相這個位置給取消了，設置一個皇帝寫作班子，叫內閣，成員叫大學士。朱元璋很自豪地宣布取消宰相是自己偉大的功勞，並宣布以後永遠不得恢複。但可惜他的後代無能的多，明朝後期又陷入或宦官專權，或大學士專權的迷途。清朝的政製基本仿照明朝，因為清朝的繼承人製度不是嫡長子製，而是嫡子競爭製，君主的素質較高，相權問題倒沒成為主要矛盾，但也並不說明明代的這種製度就好。
這兩千多年的君相權爭的曆史經驗，到了現代君王主權在世界上普遍沒落的時代，已經幾乎沒有什麽參考價值了。現代國家的主權屬於人民，哪怕是共產黨國家名義上也是這麽說的，總統總書記都是有能力的職業經理人。會出現一直霸著權力不走的現象，但不會出現無能者擁有權力的問題。民主選出的，或黨內推舉的領導人，都不擁有國家的主權。
柏先生還用曆史事實批評了中國人不講行用，不守協議的劣性。典型的就是宋代，對遼，金，元都有嚴重叛約的行徑，特別是對強大的蒙古，宋朝屢次耍小聰明，背信棄義，如果從信義角度，宋之亡，很大程度屬於咎由自取。
這個觀點雖然聽上去讓人不開心，但細心想想也不無道理。講信用的宋惠公，在無論是官方的教材還是文藝作品中被罵了幾千年蠢，鴻門宴沒殺劉邦，人人都為項羽叫冤，好像殺人是應該似的。中美貿易戰，中國人都罵美國蠻橫，卻不提中國對於入世貿承諾的背棄。
柏先生對中國人的劣根性持強烈的批判態度，他的最出名的作品就是“醜陋的中國人”，這本曆史簡綱，也是持這個觀點寫的。用批判的觀點看曆史，是本書的一大特色！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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