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牛田的日子裏

來源: 樂維於 2020-12-30 10:47:09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11206 bytes)

70年代末我下放（插隊）到芷江水寬公社拾擔大隊水牛田生產隊，在芷江的東南方向，離芷江縣城五十多裏路的山區，與懷化交界。

和我一起下到水牛田的是陳曉洪。我們當時是戶口到隊，農閑在公社茶場或林場做工。我在茶場，曉洪在林場。

水牛田：水牛耕田的地方。土得不能再土的名字，一看就是遙遠的農村。

拾擔大隊大部分生產隊集中在一個山穀中，水牛田靠山穀的上方，背靠一座叫楊家界的山，不算高，但極為陡峭，上麵除了長滿了大樹，還有一些水田，全是“望天田”，就是靠天吃飯。如果風調雨順，可以收獲一些；如果天旱，則可能顆粒無收。

翻過楊家界就是懷化的中方地界。水牛田的人與山那邊中方聯姻的很多，因為愚昧，喜歡親上加親，就是近親結婚。所以生產隊青年人中先天呆癡，殘疾的很多，曾經連續多年沒有人符合參軍的條件。出工時，常常可以看到五六個殘疾青年一瘸一拐的跟著。

這說明水牛天的人很愚昧。

我和曉洪第一次到水牛田參加春插，開始生產隊討論我們住誰家的事，沒有人願意承接，最後大隊書記楊誌軍接了。可能有點不情願，要我們每人每天交八角錢的夥食費。那年頭，縣運動會的夥食標準就是每人每天8角，中晚餐都有肉，而且還比較豐富。但在楊書記家，我們一個星期大概吃兩次肉，每次每人就隻能吃到幾片肉。其他的菜也不多，每次能把飯送完就差不多了，所以常常隻能吃八九分飽。

我們不敢提意見。這麽高的夥食費也隻有靠父母支持，不然真的付不起。

隊裏有農民私下問過我們付多少夥食費，一聽八角都顯出不可思議的樣子，問：“是不是吃得很好啊？”知道我們吃得不怎麽樣時，他們直搖頭。

農忙時生產隊實行小組承包製，每個小組的成員好像是自願加調劑。一般要好的人先成立組，最後有些沒有人要的人需要調劑，包括我和曉洪，各個組商議接納。這個過程我們沒有參加，到了生產隊，就告訴我們去那個組，組長是誰。

然後就是分田。因為田有遠近，也有好壞。比如同樣的麵積，大田一塊可能就有兩畝，小田一塊可能才三分，分散在不同的地方。當時按照插田的麵積算公分，顯然大田效率高，小田效率低。所以，先把田分成幾等，然後好壞搭配，最後各組抓鬮。這個過程我們也沒有參加。但沒有見過大家因為分配不公而吵架的，所以應該是非常合理的。

在一個組內，也有能幹的和不能幹的，所以平均分配是不行的。這樣就有了底分製。底分是一個基本公分，是要全體隊員討論通過的。比如全把式，或叫全勞力底分是10分。全把式就是能勝任任何生產隊的活，包括農活比如犁田，耙田，非農活比如上山伐木，修水庫，或抽去修鐵路等。當年正值提倡男女同工同酬，所以對於能幹的女青年能不能給10分產生了很大的爭議，很多人不同意。後來據說是按照全把式來檢驗，很多女青年能犁田，耙田，沒有不會幹的農活，而且先插秧，割稻比男的還快。但在伐木（水牛田每年都會伐木賣錢）方麵因為力氣小而很多活幹不了，或比男的差很多。最後大家同意把最能幹的女青年的底分定在7分一天。雖然有點不公，但她們可以不參加伐木，甚至可以不接受外派的工作，讓她們結婚後照顧家庭有了保障。我沒有聽說過她們抱怨過。

我們男知青在茶場林場幹活都是按照10分一天記，女知青按8分一天記。但到生產隊春插或雙槍，男知青的底分就變成了8分一天，女知青好像是6分一天。剛開始我們根本不行，那些拿7分的農村女青年一個可以頂我們四五個，所以我們覺得這個底分我們都不配。

每天收工後，可以算當天一共插或割了多少麵積，因為事先都定好的每塊田插多少分，割多少分。所以，每天都可以算出當天全組得了多少分，然後用總的底分除，得出每個底分應該得多少分，再乘上每個人的底分就得到每個人當天的工分值。一般都會比平常高出50%以上，有時可以到100%。一是因為工作時間大大延長，而且大家也很賣力。

因為都是公開公平事先分配好了，所以沒有人埋冤不公。組裏的人關係都很好，幹活時開玩笑，相互支持，氣氛很好。

這些複雜的分工做得很民主很合理，說明水牛田的人很懂公平公正。

比起城裏單位評職稱，分房子常常鬧得不可開交的亂象，水牛田人的民主意識似乎是與生俱有的，不需要太多的文化就可以做好。

雙槍的時候，每天5點就起床出工，大概到8點回家吃早飯。9點再回來幹活，幹到12點多，回家吃中飯。午休比較長，一直到下午4點半才上工，主要是避開中午的毒日酷暑。但4點多仍然很熱，一直要幹到9點才收工吃晚飯。吃了飯洗了澡基本上就11點了，馬上睡覺，因為第二天5點要起床。剛開始每天都累得筋疲力盡，腰酸背痛。兩個星期以後慢慢開始適應，仍然還是很累。加上夥食跟不上，總是吃得不好，有時候甚至吃不飽。

一般春插為兩星期，雙槍大約三星期。有一年我雙槍在生產隊待了至少五個星期，最後嗮成了非洲人。慢慢我的插秧割稻逐漸接近男性中年農民，他們也開始把我當成自己人了。在我麵前開黃色玩笑，甚至有人提出要給我介紹一個農村姑娘。有一天，有個農民小聲對我說：“共產黨好是好，就是我們農民吃不飽”。

第二年，我換到向太和老師家。向老師是國家正式登記的民辦老師，拿工資。他當時五十多，做了一輩子的小學民辦老師。人很和氣，脾氣很好。他在離家十幾裏的一個小學教書，周末才回來。他有一個兒子，比我大一點。人長得不錯，是可以參軍的正常人，但沒有去當兵。可能是向老師出身不好，政治條件不過關。

向老師收我們每人每天6角夥食費，比楊書記少2角，算比較合理。吃得和楊書記家差不多，好像量還是夠。

向老師有空事會與我聊聊天，問問家裏有什麽人，怎麽樣？也聊他的教學，農村學校的簡陋，農村孩子讀書的困難，以及他碰到的問題。他沒抱怨過他自己的待遇不好，到抱怨過政府沒能給農村學校創造必要的條件，讓他們可以把孩子教好。他很能理解人，也有見識，是一個兢兢業業堅持在鄉村小學教書育人的老師。

雖然當年下鄉時，口號都是“紮根農村一輩子”。我們下來後，不止一個農民，不止一次對我們說：你們來農村是毛主席讓你們體驗一下我們農民的苦，過一段就會讓你們回城的。看見我們半信半疑，他們總是很堅定地表達他們的信念。不久我們確實陸陸續續回了城，上大學，招工，或就是根據政策回了城。隻是這些是在毛澤東去世後，鄧小平上台後做的。回想起來，農民的政治眼光遠比我們準確。

1978年2月我離開水牛田去北大上學，到隊裏領取了分到的錢糧。

但入校後不久，我收到媽媽的信，說水牛田托信來，我有分到幾十塊錢和一百多斤稻穀，讓我去拿。我已身在北京，當然不可能去拿。爸爸媽媽年紀大了，也不可能去拿。後來我托娃娃，一個我在大隊農科隊時的農民朋友代領後弄到我家。

這事讓我很感動。我已經離開，遠在北京，而且錢糧不多，生產隊仍然通知我。雖然他們一方麵不知道近親結婚的危害，也很小氣，顯得很愚昧；但另一方麵卻很守規矩，堅持原則，是你的就是你的，即使遠在幾千裏以外，也是你的。

這就是水牛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