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戰爭與和平》二十四年磨一劍
文化廢墟
一九七七年初，文化複蘇。中外古典名著開始被有選擇有節製地重新評價和出版。蘇俄文學的出版工作也逐步走上軌道，托爾斯泰當之無愧地恢複了名譽。爸爸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繼續翻譯老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
早在一九六二年，爸爸就接受了出版社分配給他的翻譯《戰爭與和平》的工作。當時他是多麽激動，他向全家宣布了這個消息，我們都為爸爸高興。我那時已經讀過董秋斯先生的英譯本，領略過這部巨著的輝煌與偉大。出版社委以重任，說明爸爸是出色的。在家人的慶賀中，爸爸手撫頭發，連說“偉大呀，偉大呀”。我們問：“誰偉大？托翁還是翻譯托翁的爸爸？”爸爸笑而不答。
從那時起，他推掉了一切雜事，全部身心投入了這部巨著的翻譯。
對爸爸來說，翻譯《戰爭與和平》最大的困難在於書中反映的不僅是宏大的戰爭場麵，而且是沙俄時代整個社會的全貌，隻有對當時人們的生活狀況、風俗習慣、穿著用語等等有一個全麵的了解，譯作才能達到爸爸一貫遵循的翻譯原則——“神形兼備”。可是他 對沙俄時代的了解隻限於十八九世紀俄國文學作品和蘇聯電影。他連蘇聯也沒有去過，翻譯工作當然難度很大。為此，在動筆之前，爸爸做了充分的準備工作，大量地閱讀有關文獻以及英文版本。他手邊經常翻看的一套書是從馮雪峰先生那裏借來的帝俄時代出版的《戰爭與和平》精裝本。我所以記得這套書是因為書中有數百幅插圖，單線條勾勒，畫麵豐滿細膩，令我著迷。爸爸也是為了看畫，卻不在於欣賞它們的藝術性。他說這裏麵的人物、著裝、場麵、景致，以至任何細節都近距離地描繪了那個時代的俄國貴族社會。爸爸細細品味，反複揣摩，以求從感性上進入托翁巨著的氛圍。
此後一年，他夜以繼日，完成了第一卷的譯稿。
可惜爸爸的傾心投入隻有一年。一年後，事情就發生了變化。一九六三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始了，編譯所的翻譯家幾乎連鍋端到延慶縣隨後河南安陽搞四清，一呆兩年。《戰爭與和平》擱筆。
一九六六年六月份，四清人馬回到北京，直接投入文革。然後就是兩年的“鬥批改”，四年的五七幹校。直到一九七三年才重歸出版社。可是那時候的出版社又能幹些什麽呢？八個樣板戲和兩本書（《豔陽天》、《金光大道》）占據著整個文化界。
繼續翻譯《戰爭與和平》？不啻癡人說夢。蘇聯已經成為“社會帝國主義”，中國不僅與之徹底決裂，甚至中蘇大戰也是一觸即發的架勢。翻譯蘇俄文學簡直是一種奢望。文革中人民文學出版社算是中規中矩的出版單位，小心翼翼地，亦步亦趨地，領會著上麵精神，翻譯工作處於停滯狀態。還是上海方麵敢幹，以“反修防修”和大批判的名義組織了一批翻譯家，在那樣的年代裏翻譯了大量蘇聯當代文學作品，《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麽》、《人世間》、《角落》、《州委書記》、《敖德薩檔案》……封麵簡單地覆以黃色紙皮，黑色宋體字書名，下麵四個字“內部參考”。這些被稱為“黃皮書”的書籍悄悄流傳，在文革中成為文化上嗷嗷待哺的青年一代的精神食糧。因為在出版社，爸爸近水樓台很容易得到這些書。我們抓到手裏就如饑似渴地讀。可惜這些書流失很快，剛剛放下，馬上就被姐妹們的同學朋友借走了，都是排著隊等著的，一傳十十傳百，最後黃鶴一去。四妹插隊的朋友告訴我，四妹全公社有名，因為她帶去了一箱子書（是偷偷從家拿走的），那些書傳遍了全公社插隊生之手，充實了他們在農村寂寞的夜晚。為此我還和她大鬧一頓，逼她要回這些書，害得她走投無路大哭，因為一本書也要不回來了。
外國文學編譯所基本成為虛設，除去集中學習馬列毛著作，要說業務，也有一些。在他的日記中我看到了很好笑的工作——被現代中國文學編輯部借去審稿，比如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日記：
“近一個月來，為現代中國文學編輯部審了兩部稿子。一部是《英雄神槍》，另一部《大地新花》，各有四十萬字，前一部否決了，後一部認為還有修改基礎。”
聽聽這書名，就知道寫的是什麽了。那幾年，整個出版社的人員都在“看稿”，文革七八年間，全國各地一直有一批不甘寂寞的“作者”寄來長篇巨著，多為以“高大全英雄人物”的創作原則產生出來的應時稿件，粗製濫造，不忍卒讀，消耗著大知識分子們的精力和年華。
爸爸的工作瑣碎到連封麵的題字也要親自找人，比如七五年四月的日記：“給李百忍發一信，請他提《大刀記》書名。”
後來出版社終於為蘇聯文學開了一條細細的門縫，爸爸可以重新校譯一些像《青年近衛軍》、《列寧在十月》這樣比較“保險”並且已經出版過的蘇聯革命文學。即使這樣，這些書也要一拖再拖才得以再版。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日，爸爸記：“《青年近衛軍》拖了兩年，前幾天才出版。”
那些俄國古典名著哪裏有資格再次露麵呢？十四年的生命就這樣無所事事地溜走了。
難產的《戰爭與和平》
爸爸重新拿起譯筆時，已經六十二歲了，他體會到了生命的緊迫感，而一百二十萬字的煌煌巨著還任重道遠。
製定計劃，搶奪時間，夜以繼日地工作，這是爸爸對自己做的嚴格的規範。他的日記上寫著：
“星期日不再找老頭們下棋，逐漸改掉下棋癖；戒掉抽了一輩子的煙，避免冠心病和氣管炎發作影響工作；每晚聽英語和法語廣播，重拾英語法語。”
此時全家人住在西跨院的耳房，住房麵積隻有二十多平米。妹妹們都已經插隊回京，姐姐剛出生不久的孩子也留在家裏。屋裏屋外都是人影晃動，根本沒有爸爸工作的條件，他隻好搬到出版社去住辦公室。晚上支起一個折疊床，早上收起來。每天下班還是騎車回家吃晚飯，看看電視，說說話，然後騎自行車回出版社。這樣一住好幾年。多少個夜晚，漆黑的辦公大樓隻有爸爸這一盞燈點到深夜。
翻譯中，爸爸經常碰到一些難以準確表達的詞匯。一九七七年三月八日的日記寫道：
“翻譯時常常碰到難題，感到力不從心，頗為苦惱。如XXXXXX（一個俄文詞匯），（譯成）自由社會，世俗社會，非軍人社會，老百姓生活，都覺得不太合適。”
這些翻譯中的“攔路虎”，其實滿可以輕車熟路地從舊譯本中“借鑒”一下，直接抄過來，但是爸爸從來不這麽做。為了一個詞匯，他寧可到處求師問友。曹靖華先生和李立三的夫人李莎是爸爸經常拜訪的老師。周末常常聽他對媽媽說一句，去曹靖華家或者去李莎家，然後消失在門外。那準是他又碰上了難題。有的詞匯實在生僻，甚至連老師們都不一定能解決。有一次爸爸又被一個單詞難住了，查遍了俄文詞典，竟沒有發現這個詞。去請教曹靖華先生，曹先生說沒見過，又去問李莎，李莎也不清楚。爸爸隻好去打擾俄文泰鬥，他的大學老師劉澤榮先生。幸而劉先生知道，他說這是當時俄國貴族的一種時裝麵料的名稱，這個詞匯也許還沒來得及收入字典，麵料就不再流行，退出市場，所以現在很少有人知道它的意思。
沙俄時代的上流社會以講法語為時髦。托翁的原文中有大量的法語對話，然後加以俄語注釋。為了準確地傳達原著的精神，爸爸一方麵自學法語，一方麵向有關專家請教。北大西語係的法語教授陳占元先生給了爸爸很大的教益。以前的譯本在遇到法語對話時，也和原文的形式一樣，直接引用法文，再在頁尾加上中文注釋。爸爸覺得這樣會給讀者帶來閱讀上的不便，於是把譯文中的法語原文統統去掉，用中文斜體字以示區別，大大減少了篇幅，也得到了讀者的讚許。
一九八四年，經曆了二十二年，俄譯本《戰爭與和平》終於完稿。爸爸莊重地把稿件送到出版社交給責編，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但是《戰爭與和平》的出版還是難產。
一九八五年春天的一天，爸爸回到家裏樣子疲乏，臉色也不好。他對媽媽說，覺得不好受，胸悶惡心。媽媽很敏感，立刻讓他到協和醫院檢查。結果是大麵積心肌梗塞，留在了醫院。這年爸爸七十歲整，還應該是年富力強的歲數。爺爺走時七十一歲，也是這個病。
幸虧，爸爸經過多年鍛煉的體質扛過了這場大病。出院以後，他仍是每天早上到公園，做一些宜靜不宜動的氣功，慢慢恢複身體。
爸爸說，發病是因為頭一兩年專心翻譯，放鬆了鍛煉，又加上春節後參加了全國老幹部陳毅杯圍棋比賽，情緒波動起伏，引起了
生理變化，但是姐姐說是因為《戰爭與和平》譯完了已經一年多，卻還放在出版社沉睡，校對曹蘇玲盡在忙別的事，爸爸著急，急病的。
可以理解，閉關鎖國近三十年，一旦國門開放，大量的現代外國文學作品潮水般湧進來，把它們介紹給讀者是當務之急。對出版社來說，這部已經有兩個譯本（董秋思和高植）的十九世紀的古典文學，早出或晚出沒有什麽區別。可是對於爸爸來說，《戰爭與和平》是他孕育了二十多年的極為珍貴的孩子。他盼望看到一朝分娩。
爸爸出院的第二天立刻去曹蘇玲家催促，這才有了行動，編輯工作才上路了。
爸爸在七月十日給曹蘇玲的信中寫道：
“《戰爭與和平》在發稿前本當我再看一遍，但不爭氣的病使我心有餘而力不足了。遺憾之至！現在由您完成這道工序，真不知怎樣感謝您才好。多虧您的幫忙，這本書可望早日問世，我也安心了。”
信寫得客氣，字後麵意思卻是“請您快點校審對吧！”看來，書的出版與否在爸爸心裏確實是一檔事。
一九八六年難產的《戰爭與和平》俄譯本終於誕生了。托爾斯泰寫這本書用了六年時間，而俄譯本在中國的麵試，花了整整24年。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八六年，二十四年磨一劍！爸爸從年富力強的中年人變成了滿頭白發的古稀老人，還病危一次。
爸爸去世後，我為他做了一個家庭紀念文集，幾乎所有的晚輩談到爸爸在他們心中留下的印象都不約而同地做了這樣的描寫：每次到他家，總是見到他坐在桌前，一手拿著早已熄滅了的煙鬥，一手握著筆，或沉思，或伏案書寫。爸爸的這個形象為我們每一個孩子所熟悉，已經形成永久的定格留在我們腦子裏。
爸爸的《戰爭與和平》譯作不僅準確、忠實於原文，而且高雅優美，流暢舒適，含蓄內斂，具有大家之風。人們說“文如其人”，爸爸恰恰就是這樣一個人：安靜清雅，從容淡定，崇尚自然，篤實厚道。
偶然在網上瀏覽，看到“豆瓣”網上有一個叫做“吉祥如意“的網友對爸爸譯文的評論說得精準，征得同意，援引如下：
“劉遼逸先生的譯文，造句嚴謹講究，遣詞得當傳神，無論長句短句，都注重氣勢的貫通，音節的安排和語氣的細微內涵，顯示出對漢語的極高駕馭能力。譯者就如同與原作者合二為一，他見識過那些文學幻象，領略過那種想象生活，因此在用漢語轉達時，能夠細膩入微地表現托爾斯泰整個的文學世界，仿佛他自己已化為一雙眼睛，一雙借給所有漢語讀者的眼睛，通過它，我們看到了美麗、壯闊、豐富多彩的風景，同時甚至沒有意識到，這是譯者用一個個詞語，一個個標點精心構造出的“眼睛”。
翻開《戰爭與和平》譯本，撲麵而來的不僅是純正的漢語表達，而且還有一種強烈的大家風格。詞匯如此豐富，字眼那麽妥帖，無論對形象的描摹，還是對語氣的傳達，都極其到位。
書麵語如此，口頭語也是如此。托翁作品中經常表現士兵們的對話，那種具有強烈生活氣息、帶有粗俗戲謔意味的語言，在劉老先生的譯作裏，得到了很好的再現，讀來栩栩如生、宛如親臨。
我想，劉遼逸先生譯出的《戰爭與和平》所達到的境界水準，就是所謂的“化境”了。
劉譯能讓人感到作家的目光，仿佛譯者就在那個文學世界裏，他看見了托爾斯泰看見過的情景，體會過托爾斯體會過的東西，對文字（漢語）的駕馭是自發的，而且非常嫻熟精諶，句子和自然段的處理讓人讚歎，可以反複分析學習。雖然有時在句中會有較多“的”字，但並不足以損害句子的平衡與精煉。
在這部巨著的“後記”裏，劉先生沒有絲毫故弄玄虛，樸素而精當地談論了自己對文學翻譯工作的體會與心得，雖然簡短，但其中的每一個要求，都相當的高，要真正做到它們，所付出的努力，隻有在文學領域裏長期勤勞耕耘的人，才能體會得到。
當我們哀歎已經見不到專心致誌從事文學工作的人時，應該會更感動地想到那些懷著虔誠態度和真摯激情為我們留下了巨大文學財富的人，他們不貪圖任何表麵光彩，不追逐榮譽頭銜，隻在寧靜淡泊的精神世界裏，在遠談不上安逸的物質環境裏，揣摩文學意味，練習漢語創作，對自己的要求如此之高，對時代的要求如此之少，哪怕談到自己的工作，為之付出巨大精力並積累了豐富經驗的工作，都謙虛到讓人感動的地步。”
在這裏我詳盡地引述了“吉祥如意”的評論，並非因為對我爸爸的讚美之詞，而是這位網友對我爸爸一貫主張的翻譯準則，甚至本人的性格特點把握得如此準確，讓我驚奇和感動。彷佛他與爸爸認識，知道他的為人，知道他的學養，知道他的翻譯思想。連我都做不出這樣的概括。我猜測這一定是一位中年以上的同行。搜索這位網友的個人資料，竟發現他是一位酷愛文學的年青人。在此我替爸爸感謝他，謝謝他的理解和對老翻譯家的尊重。
《戰爭與和平》是爸爸一生事業的頂峰，也是他的封筆之作。此後我幾乎再也沒有看到他的書桌上還有什麽和翻譯沾邊的東西。隻是在一九九五年，頒發第一屆魯迅文學獎時，爸爸獲得了翻譯獎。他對這些東西並不在意，獎狀或證書拿回來隨便一掖，我從來沒有見過。爸爸去世後，整理他的東西才發現。在他的信件草稿本上，我還看到一封寫給西北大學（西北聯大為其前身）校史編寫組的信：
“蒙您兩次來信催我給西北大學校史稿寫點個人的事跡，我遲遲沒有寫，真對不住。我覺得我實在沒有什麽可寫的事跡。我一生就做了一點介紹俄國文學的工作，實在不足道。既勞您一再催促，我也不好意思再拖了。今揀出舊報，有篇寫我作為翻譯者的文章，剪下寄給你，你看可以用否。”
爸爸說的是真話，他總是說，他的一生很平凡，不值一說。對了，整理時還發現了多封由不同的出版社或者某某大詞典編纂組，比如《中華名人大辭典》一類的信，要把劉遼逸的名字列入詞條，請他在表格裏填寫他的個人履曆和自我介紹。這些信爸爸往抽屜裏一扔，概不理會。上或不上詞典能有什麽不同？浮名虛利皆在身外，隻有學問才是自己的，別人拿不走。爸爸這一點還真像爺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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