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著的我不是我——葉文福訪談（王愛紅）
導讀：
三萬八千字篇幅濃縮葉文福先生一生榮辱際遇和思考真諦
也許是葉文福先生此生最後一次內心告白，曾以為不會公諸人世
眾多珍貴史實首次公開披露，再現詩歌輝煌時刻被歡呼被打壓的曆史記憶
提要：
《將軍，不能這樣做》到底寫的誰
留與曆史的懸案：北師大的講演，誰出賣了我
23個將軍聯名致信鄧小平要求開除我軍籍黨籍，工程兵政委說直接槍斃算了
我顛覆了胡耀邦爭取召開的全國劇本創作座談會
尤其不認同說我是什麽“政治抒情詩人”
“朦朧詩”是一個極其錯誤的誤導
被批得焦頭爛額想了結生命時王粒兒給了我堅貞的愛
“網絡是文盲群體”係被歪曲
活著的我不是我
——周刊訪談之二：葉文福
問：韓慶成 答：葉文福
韓慶成：
葉文福先生，您好！祝賀您榮獲《詩歌周刊》第二屆“致敬詩人”。
此刻我記起35年前的1979年，您的《將軍，不能這樣做》在《詩刊》社全國優秀詩歌評選中，獲得專家和讀者的一致好評而高票當選，但正式公布結果時，這首作品卻被偷梁換柱，您能否介紹一下當時的感受？今天，您又是如何看待這種光天化日之下的文字暴行的？
葉文福：
韓慶成先生您好！
《將軍，不能這樣做》這首詩是《詩刊》1979年8月號發表的——迄今已有36個年頭了。8月號《詩刊》8月27日發到市場，9月4日的《解放軍報》就立即轉載了。9月8日，上海《文匯報》轉載了。9月13日，《遼寧日報》配了一篇老詩人白樺的文章轉載了。9月23日《青海日報》配了一篇本社評論員的文章《勸君莫當大渡河》轉載了，這篇文章長達半版，與我的詩一起占了整一個版麵。這些是就我知道的材料，還有不少地方的報紙、校刊轉載。這種狀況是中國詩前無古人到目前是後無來者的，這是中國詩第一次適時而準確地點中了中國病態社會的死穴。
36年過去，這個民族至今沒有消化這首詩，也就是說，沒有讀懂這首詩。包括許多朋友，包括許多正麵的評論家和反麵的小醜，包括許多讚揚者，至今還在說這首詩是所謂反腐第一槍雲雲。這個民族的淺薄使我心寒猶徹，這個民族的無恥更使我不寒而栗。我知道我已經成了暗箭之下的烈士，一生在文學道路上的孜孜追求成了一丘黃土，黯淡無光。但是我毫無怨言。詩是我的孩子，我有幸生下了這樣的好孩子，死而無怨。上世紀80年代初，還在我挨批判期間，有一位畫家畫我的肖像，完成之後，問我起個什麽名字，我不假思索，悲愴地說:《明天認識我》。
在這裏，我不得不借您的平台，再一次明確地道出我的詩的主題。自古詩無達詁，詩是供人無極限地想象的。要一個作者去解釋詩的主題，這本身就是一個無法忍受的痛苦。但是我沒辦法，36年過去，置身於這個無知的民族，在這個野蠻殘酷荒蕪的年代，我麵對的是這裏的聰明的和愚昧的人們，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故意讀不懂我的詩，說我的詩是反腐的利器，要以它為他們認可的政治服務。
於是我不得不堅決地說：“否！”
我的詩《將軍，不能這樣做》是對這一場所謂革命的性質的拷問，對文學有一點常識的人都應該懂得，在這首詩中，所謂反腐，不過是進入主題的切口。
回望中華民族的曆史，封建專製有多長，腐敗就有多長，腐敗與專製是孿生子，是以我對所謂反腐根本沒興趣。這個時代的中國人，不去考求曆史的得失，不去徹底鏟除生長腐敗的土壤，反腐根本沒用，或者說隻是製造一個口號，來迷惑這個極易滿足的人人都自以為聰明的愚昧民族而已。
是的，這個民族至今不認識我。這不是我的不幸，是我的民族的不幸。一位真正的詩人，總是用自己的作品表達自己的信仰、性格、情操和美學觀點；一位真正的詩人，就是天生的熱愛自由的人，熱愛平等的人。這些美好的性格和追求，如果隻是某一個人的素質，倒也罷了。詩人不是，詩人熱愛並舍身忘命地追求自由、平等、知識、進步，是積攢了整個民族乃至整個人類的痛苦、奮爭和希望和能量，他應該是民族的代表，是人類的代表。每個健康的民族之所以都熱愛自己的詩人，我想就是這個內在原因。我很榮幸地當上了被鄧小平冠之以所謂自由化的代表。他惡意地給了我作為詩人的最高榮譽。可惜他死了，假如沒死，我或者可以反問一句：“我是自由化的代表，我很光榮。詩人是自由的化身。你呢？你是什麽的代表？你有膽量像我這樣誠實地回答麽？”
他當然不敢說出來。說的不做，做的不說——這就是他們的政治遺產。
我以自己的苦難，我以自己作為詩人的一生的苦難，終於弄明白了什麽是詩的內涵，弄明白了為什麽中華民族是一個詩的民族。
中華民族之所以是詩的民族，是因為中華民族的詩是中華民族思想的旗幟。她嘩啦啦地飄揚，美麗而悠揚，召喚著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思想者對中華民族一代又一代的專製統治進行體味，反思，否定和徹底的反抗。她使中華民族美麗，人性，高尚，善良，純樸。
什麽是詩呢？關於詩，世界上有無數解釋。作為一位中華民族的詩人，我的第一理解是：詩，就是你打我，我沒有能力還手，但我有能力勇敢地說：痛！
詩的本質，就是痛。痛是可以轉換的。轉換成愛，轉換成對美的賞析和追求，對愛的追求和歌吟；轉換成恨，轉換成對假、醜、惡的仇恨和鞭撻等等。
中華民族之所以是詩的民族，就是從古到今一直在痛。詩人們隻有痛得躲進詩行裏，喊出來，才能減輕些微疼痛。
我們的祖先在創造漢字的時候，大約就深刻地體味到詩的滋味。漢字的“詩”字，左邊是言，右邊為寺，合起來就是——語言的寺廟。所以我認為，詩是一門宗教。但詩不是佛教，不是道教，不是儒教，不是世界上任何一門宗教，而是詩教。
詩教的教主是詩人自己，詩教的教徒也隻有詩人自己。
詩人寫詩，不是為讀者寫的，而是為自己寫的。讀者讀詩，是願讀者讀，如同香客進香，是用寺廟幽靜的環境、悠揚的鍾鼓之聲稀釋自己的痛苦。
所以，把詩延伸到寺——詩無言為寺。什麽意思呢？我想大約是說，寺廟也是詩，是詩的固化，是飄忽的詩的思維的固化。所以我的詩學觀是：詩者，寺也，語言之寺也；寺者，詩也，無言之詩也。
這個時代的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們創造了一個奇跡：他們可以肆意地做各種無法無天的事，人民卻不能有任何哪怕是恭謙的那怕是文學的、詩的不同看法、不同意見。
《離騷》作證，中華民族最偉大的詩人屈原就是一位用整個生命熱愛自由、熱愛平等的詩人。中華民族一代代知識分子正是透過他華美的詩句撲捉到他對自由對平等的生死之愛才尊他為詩祖的。
說一句閑話，最近有一個分管法律的高級官員說要抵製西方的法律觀念雲雲，我看了直笑。追求自由、平等，恰恰是中華民族的本源。《離騷》是中國的吧？《離騷》說：“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鑊之所同。”大意是指上上下下到處尋求法度的一統，一致。這是西方的麽？這是南方的，楚國的。
我經過了終生難忘的“文革”，看過了鋪天蓋地的歌頌“文革”、歌頌這個那個的所謂詩。我親眼看見過時永福一夜寫一首長詩《毛澤東之歌》、《周恩來之歌》、《朱德之歌》、《楊開慧之歌》等等，有一首傳下來了麽？隻會留下曆史嘲笑的把柄。更可笑的是，我們麵臨的現實，是你寫一千首歌頌萬歲的詩沒人理你， 隻不過是所謂詩人們的保命底線而已。時永福寫了那麽多廉價頌歌，無人置評，後為一點小事，被誣為強奸犯，像扔破鞋一樣扔到垃圾桶裏去了。
“文革”過去幾十年了，中國人總結了一丁點兒教訓了嗎？沒有。有一個小醜跑到寶塔山上去寫所謂詩表示效忠，還當上了所謂詩壇領袖——真乃是無恥成家了。
確實有些將軍建議把我開除黨籍、軍籍，遣送回家，更有人要把我槍斃。詩發表不久，《北京晚報》已經登出了目錄、時間、頻道，準備播出瞿弦和朗誦的這首詩。當時沒有電視，我個人也沒有收音機，朋友們幫我找到收音機，可是到了時間，調好了頻道，卻是別的節目——不聲不響就刪掉了。後來終於傳來了消息，說是當時黨內分管文教口的耿飆見了這首詩拍起桌子大罵：“老子住牛棚他在哪兒？剛回來消停了幾天他就來說三道四！這家夥是從哪裏來的？”派人打電話直接刪掉了這個節目。
我根本不認識的二炮政委陳鶴橋，在全兵種政工會上說：“有個叫葉文福的，寫詩說我拆幼兒園蓋別墅。我今天莊嚴聲明：第一，我是拆了幼兒園，但我隻拆一半；第二，我是花了幾十萬元，但花的是人民幣，不是外匯；我花的錢是在我這個級別允許的範圍之內的。”幸好二炮機關有不少幹部是我們工程兵而且是我們126團調過去的，把這個消息傳給了我。不過這個消息後麵還有陳鶴橋不敢說的消息，那就是為什麽陳鶴橋隻拆了一半幼兒園？是因為二炮的幼兒園占麵積很大。再者，陳的老婆是幼兒園園長，如果全拆了，她就當不成這個在家就可以當的園長了。而且，他說他花的錢是在他這個級別允許的範圍之內是純粹的謊話。負責為他籌劃別墅的朋友告訴我，他不知道超過了多少倍。這個朋友一直向上級反映，上級沒一點動靜，陳鶴橋在上麵的支持下，還有恃無恐將他轉業了。
我所在的軍委工程兵政委王六生就在工程兵政工會上說：“葉文福這號人，還批判什麽？直接槍斃算了。”這話是幾十年後，當時參加這個會議的人告訴我的。
就我知道的關於這首詩的評獎情況大致是這樣：
1、1981年詩刊社主持的這次優秀詩作評獎是改革開放至今唯一一次全國讀者直接用選票評選的。那時候沒有網絡，都是讀者寫信投票的。因為當時詩刊社有我不少朋友，每天從全國來的選票數都有人告訴我，每天都是《將軍，不能這樣做》一詩遙遙領先。現在都是所謂專家評選，都是所謂專家收了錢評選，或根據上麵的意誌評選，遊戲而已，鬧劇而已，有什麽文學意義呢？
詩刊社根據讀者選票，決定選出得票最多的前35首詩為獲獎詩，其中1—3名為一等獎；4—10名為二等獎，11—35名為三等獎。我有三首詩不但在35名之內，而且分別是第一名——《將軍，不能這樣做》、第四名——《祖國啊，我要燃燒》和第十一名——《站崗》。這就意味著，我一個人就有一個一等獎，一個二等獎，一個三等獎，而且每一首詩都是那個等級的第一名。
2、當時發獎大會是在京西賓館召開的。會前，我已經知道劉白羽給作協寫信，說我的《將軍，不能這樣做》這首詩汙蔑軍隊高級將領的事了。當時的悲憤之情是無法用語言可以形容的。本來想拒絕參加發獎大會，但是一想，你拒絕參加有什麽用呢？人家可以更順利地開會，隱瞞不該讓新聞知道不敢認人民知道的醜惡部分，讓人民隻知道所謂美好的部分，這是他們幾十年來最會幹的伎倆，我決不能讓他們得逞。我深深知道，這不是一首詩的榮譽問題，而是整個民族的前途問題，我作了最壞的打算，決定拚死一搏。
我一個人設計了一個在發獎大會上的行動計劃。為了實施這個計劃，我買了一雙細紗白手套——想以此顯示詩人品德的高貴，買了劉白羽的幾個散文小冊子，裝在軍用挎包裏，到京西賓館參加了發獎大會。
我的不配合不妥協態度早已通過許多朋友的秘密渠道傳到了作協。開會的頭天晚上，作協的七位副主席集體找我談話——到現在我隻記得有張光年，有艾（青）老——七個人真是七嘴八舌地把整個情況給我說了一遍，說作協的為難處，說了文學要為政治服務等。要求我配合大會，具體怎麽配合怎麽配合都講得很細致。為了封住他們的嘴，我早就想好了好辦法。我第一句就問：“你們都是作協副主席，你們對我說的這些意見都請示了巴老嗎？”
巴老是當時的作協主席，可是巴老基本不到北京。我於80年底寫的一首抒情長階梯詩《青春的歌》在這次發獎大會之前不久的全國劇本創作座談會上，被馮驥才看後大大誇獎了一通，隨後被他寄到上海《收獲》。幾十年隻登長篇、中篇小說、根本不登一首詩的大型文學雜誌《收獲》，竟然一字不改，立即全部登出來了。我從心底裏崇敬巴老，我知道我的思想得到了巴老的首肯。果然，我這一句話擊中了七位副主席，好一會兒，隻有艾（青）老歪著頭，斜視了我一眼，半正經半幽默地說：“沒有。”其他人也都笑了。我說：“這麽大的事情，你們連直接領導都不匯報不請示，你們是奉了誰的命令來要求我配合你們的無恥出賣的？”幾位老人誰都不做聲了。我堅定地說：“老人家們，你們別勸我了，我肯定不會妥協的。我不妥協的理由是你們的無理。為了保衛這首詩，為了保衛這首詩的立場，我將英勇地戰鬥一生——從現在開始。明天我肯定要造反，我肯定要打擊你們的無恥，你們準備去吧，我已經準備好了！”說完我就先退出了那個小會議室。
我這一生由衷地崇敬艾（青）老，感謝艾（青）老，因為艾（青）老在我一生最重要的幾年裏，無微不至地關懷我，體貼我，指導我，關鍵時刻還保衛我。那種真誠超越了個人情感，使我深深感到了我們民族的體溫的溫暖，感到了文學的傳承的偉大力量。
我回到房間不一會兒，艾（青）老就到我房間裏來了，一句話沒說，抓住我肩頭就往外走。進了一間小會客室，艾（青）老問我：“你說你準備好了造反，怎麽個造法？”我就把我設計好的一整套方案和盤托出。艾（青）老一直靜靜地聽我講述，憂鬱的眼神使我終身難忘。當我說我要在主席台上用戴白手套的手把劉白羽的幾本小冊子從挎包裏掏出來，砸到他臉上時，艾（青）老鐵青著臉猛地站起來，徑直往外走。走到門口，打開門，手握著門把手，回過身來，輕輕地說了我終生不忘的四個字：
“打人犯法！”
打人犯法。是的，尤其是這時這刻，小人們正愁找不到把柄，艾（青）老及時地提醒了我，使我沒在關鍵時刻犯曆史性錯誤。
第二天發獎大會上，賀敬之在中間，台上站著七位發獎者（我還是隻記得有艾（青）老，有張光年），所以領獎者也就七個人一組上台領獎。我一看劉白羽沒到場，十分惱火。我準備了一份發言稿，準備即使搶也要搶到話筒在大會上發言。可是台上沒有話筒。這就是說，人家已經精心防著我了。我坐在第五排，我左邊是高伐林。我低聲對伐林說：“我不動，你就別動。”伐林點了點頭。
這裏我想講一個終身難忘的大會花絮。
因為發獎大會是京西賓館召開，京西賓館屬軍隊管轄，所以代表和觀眾入場的時候，有幾個帶袖標的戰士在過道上來回巡查。當時《不滿》一詩的作者駱耕野穿一件大紅背心，坐在和我同一排左邊的最邊上。有一個戰士到他身邊，說他穿背心不符合禮儀，輕聲要求他去換件襯衫。駱耕野是一位極有性格的詩人，馬上大聲叫道：“幹啥子喲，軍隊不要越權，我是老百姓，哪個要你管？”指著我說，“管你的軍人去。”那個戰士悻悻地走了。
因為把第一名的詩取掉了，所以無法評詩的一、二、三等獎，所以小說、報告文學獎都有等級，隻有詩的獎項沒有等級。我最後得獎的詩是《祖國啊，我要燃燒》。
當喊到我的名字和我得獎的詩名的時候，我立即站起來，取下軍帽，狠狠地摔在座位前的條形桌上，再坐下，閉上眼睛。
這時候，全場幾千人鴉雀無聲，靜得令人發寒。我不知道這種令人窒息的時間有多長，我隻知道連我自己都幾乎窒息了。除了高伐林與我一樣端然而坐，身邊好幾位得獎者都湊過來低聲勸我，我不為所動。台上的七位發獎者也都站在那裏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要如何僵持下去，我隻知道不能接受這樣的結果。如果隻是個人榮譽，我絕不在乎。我理解的是這關乎民族的前途，我決不能有絲毫退讓。
大會幾乎開不下去了。雙方都無言地僵持著，沒有人動。
終於，《人到中年》的作者諶容大姐從前兩排轉過身來雙手緊握著我的手，朗聲說：“葉文福，好樣兒的！你如果今天直接上台領獎，我還真有點瞧不起你。但是到此為止，該你做的你做到了。再堅持，就授人以柄。你大概不知道上麵的情況，作協已經盡了最大努力，能開這個會，已經不容易了。你知不知道有人要砸這個會？”大姐流淚了，我也流淚了。大姐狠狠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推了我一下。我仿佛感受到一股魔力，默默戴上軍帽，離開了座位。
我從右麵走上台，站在台口，到七位發獎者麵前隻有幾步路，但這幾步路對於我就如同萬裏長征。我站在台口，輕聲說了一句全場都能聽到的話：“我從寫第一首詩起，就不是衝著這樣的領獎台來的。”
其實也就是走個過場，與七位發獎者握握手，就下來了。
當天晚上開小組會。艾（青）老與我一個小組。艾（青）老知道我有個發言稿，是準備在大會上發言的。所以剛坐下來就大聲說：“葉文福，你不是有個發言稿嗎？大會念不成咱們小會上念——我來替您念！”
艾（青）老替我念了發言稿。
3、幾十年後，當時的詩刊社編輯部主任吳家瑾女士給我寄來一封當時詩刊社由她執筆寫給作協的一封抗議信原信複印件，這封信堅決地反駁了劉白羽對這首詩的誣陷。幾十年之後，我也就一笑了之了。
韓慶成：
能談一談《將軍，不能這樣做》的創作經過嗎？有人考證認為詩中的將軍是陳再道上將，也有人說是工程兵司令員譚善和將軍，事實究竟如何？據說，這首詩和您的另一首詩《將軍，好好洗一洗》，以及您此後在北師大的“放肆”講話，受到當時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嚴厲批評，這個批評導致您被批判、關押、逐出部隊，能否回憶一下您北師大講話的“放肆”之處？詩人周濤2013年回憶當年被批判的您時曾這樣寫道：“開門的是一個瘦老頭，矮小，胡子拉碴，萎靡不振，低聲下氣說找誰啊”，與您此前陽剛、激情、壯實的軍人兼詩人形象截然不同。這迫使我問：您如何理解一位文革中遭受過打擊、掌權後徹底否定文革的領導人，卻用似曾相識的文革手段對您進行的迫害？
葉文福：
1979年我35歲，這一年是我一生創作的最高峰，許多好詩都是這一年寫的。而1979年10月11日則是我一生中最輝煌的一天——這一天在沈陽。
這一天晚上與沈陽的眾多詩人們一起喝酒，一直喝到將近12點才回到賓館。到賓館後又在一起說著親熱話，舍不得分手。大約快到下一點了，臨分手時，《芒種》雜誌社的主編——可惜忘了他老人家的名字——忽然說：“文福，你得趕快給我一篇稿子，把《將軍，不能這樣做》這首詩是怎麽寫出來的，發表出來之後的反響情況都寫出來。讀者現在迫切需要這方麵的情況。”我這時候好像已經不大清醒了，隨口就答應下來。
“必須今天晚上完成，這一期必須上。否則等到下一期就來不及了。”老主編急切地說。
老主編這麽一說，《鴨綠江》雜誌社的阿紅也急忙湊過來說：“不行，光給他稿子不給我稿子怎麽行？你必須得給我一篇稿子，而且必須是關於這首詩的稿子。”這下把我難住了，還是《芒種》老主編解圍，說：“這樣，你把一篇文章分成兩半，一篇寫這首詩是如何寫出來的，一篇寫發表之後的反響，不就都有了？”我也不知怎麽就答應了。誰知我這裏一點頭，阿紅立即說：“那好，明天早晨6點鍾，我準時來敲門取稿。”
詩人們離去之後，我完全堅持不住了，衣服也沒脫，倒頭便睡。
肯定睡不踏實。我沒有手表，不知什麽時候醒過來了。用涼水洗了洗頭，才想起今天晚上有兩篇文章必須在早上6點鍾之前完成。
我坐到賓館的簡易桌子旁，稍稍整理了一下思緒，便開始寫第一篇文章：《解放思想的陣痛》。文章仿佛就放在腦子裏，不費吹灰之力，一口氣就寫完了。寫完之後看一遍，覺得有些地方還不如意，就又抄一遍，這才滿意了。這時候毫無困意，頭腦十分清醒。寫完之後，又整理一下思緒，就開始寫第二篇文章：《到底寫的誰》。
寫第二篇稿子時，腦子極度興奮，揮筆自如，淋漓酣暢，幾乎沒有修改之處。剛剛寫完，簽完日期，就有人敲門。我開門一看，是阿紅。阿紅指著手表，得意地說：“我站了三分鍾，現在6點整。”我把自己還沒看一眼的稿子給他，他接過稿子，轉身就跑。
喝了那麽多酒之後，一晚上寫兩篇那麽好的文章，脫手而出，思想，文采，激情，邏輯，將經得起曆史和時間的考驗——這是我一生最難忘的一個創作之夜。
這兩篇文章分別登在《芒種》和《鴨綠江》11月號上。
我以為我無私的英勇姿態激勵了我的民族，定會在全國出現我祈望的強烈反響——這個民族的麻木再一次教訓了我。
好多年之後，我驟然想起：1979年，應該是當代中國最受煎熬的一年。
1979年，“文革”結束後的第三年，無人相約，無人聯絡，中國幾乎所有稍有腦子的人都在思考：中國的前途問題。而且，無人相約，無人聯絡，幾乎人人都不知在與誰搶時間，所有該做的什麽事情都極力往前趕。
許多年過去了，我終於慢慢領悟到，從1976年到1989年，這13年，是中國人民難得的思想的春天，經過了“文革”十年的慘痛，經過了1976年“四.五”運動，人們都在思考中國的前途問題。但是每走一步難度都極大，一種無形的壓力對每個人都形成有形的壓力，四項基本原則啦，嚴打啦，西單牆啦，不亦樂乎。每一個人們盼望的新鮮事物一出世，立即引起轟動，但隨即出現誰也想不到的結果。人們焦急地盼望改革，人們焦急地盼望政體改革。中共這個重要的會議那個重要的會議開了不少，可是每一次會議都使人感到有一股無法接受的寒意。中國曆史如同春天的氣候，乍暖還寒。我所接觸到的許多人，不由自己，事事都那麽迫切地往前趕，在與誰爭時間。直到1989年“六.四”的出現，中國人民終於知道了：13年間，他們是在與鄧小平搶時間。其結果是鄧小平贏了，槍杆子贏了，槍杆子裏麵出的政權贏了，中國人民改革的希望再一次倒在槍杆子底下。
《將軍，不能這樣做》一詩，三月寫成初稿，經過幾次修改，六月終於定稿。這時，中越反擊戰已接近尾聲，我接到命令，要到雲南中越邊界去采訪。我猶豫再三，終於決定出發前，把稿子送到詩刊社。當時詩刊社作品組組長康誌強，是人民文學雜誌社主編嚴文井的夫人，因為從1977年開始，我不少作品都是經她手發的，關係一直比較好，我就把稿子交給了她。當時李瑛的女兒李小雨也從鐵道兵轉業到詩刊社，在作品組當編輯。小雨當時搶著看了稿子之後，說：
“哎呀，這麽好的詩，可惜送來晚了。”
我連忙問怎麽回事，小雨說：
“八月號的作品今天剛排完版，明天就要送印刷廠了。”
我當時並不在意發表時間的問題，覺得隻要能用上，不管是哪一期都可以。
可是第二天上午，大約是十點鍾左右，小雨忽然打電話給我，說請我接電話之後趕緊到詩刊社，有要事商量。
我一口氣趕到當時在虎坊橋的詩刊社，我得到了一個天大的喜訊：
詩刊社領導在昨天看了我的詩之後，當時就決定把已經排好了稿子的八月號詩刊重新編排，把《將軍，不能這樣做》作為八月號主打作品推出。為了平衡，還專門找出鐵道兵作者葉曉山的一首《師長下連來》放在最後。詩刊社昨天一晚上都在連夜重新排版。
當時的詩刊社副主編是賀敬之夫人柯岩，邵燕祥是編輯部主任。
現在正麵回答您的問題：《將軍，不能這樣做》到底寫的誰。
首先，我不得不痛苦地告訴您，我誰也沒寫。
是的，我是誰也沒寫，我寫的是中國，我寫的是中國給我的現實。
我是個文學家，是個詩人。文學的基本知識告訴我，也告訴您，我不可能去寫某個人，某個事。當我把整個創作過程如實告訴您，您肯定會相信，我完成了一個文學家應有的誠實，也完成了一位詩人該寫的作品。
我所在的原軍委工程兵機關大院在北京西郊玉泉路附近的太平路14號，與當時的鐵道兵機關大院之間隻隔著一所小學和一所十一學校，很近，我和鐵道兵機關不少詩人關係都很好，其中有一個叫李武兵，湖北武漢人，1947年生，1968年入伍。因為是同鄉，還有一個原因是他的愛人沈玉仙是北京人，於是他們在機關有一套一居室，雖然不大，但在那年頭，已經是很好的待遇了。我是單身幹部，有時在李武兵家，碰到飯就吃飯。
有一次，大約是1979年的春天，我到李武兵家去，進門就看見他們3歲的女兒燕兒。我知道燕兒進了鐵道兵機關幼兒園，而鐵道兵機關幼兒園在西四一個全軍都有幼兒園的特大院子裏，離鐵道兵機關很遠，隻有星期六下午才由機關的車接回來，在家過一天，星期天下午再由車送回去。那天不是星期六，也不是星期天，燕兒怎麽在家裏呢？我並沒有想許多，隨手抱起燕兒，說：“燕兒，怎麽今天回家來了？想家了？”就是這麽隨口一問，惹出了天大是非。
坐下之後，李武兵歎了口氣，說起燕兒為什麽沒上幼兒園的原因。
西四有一片罕見的特大院落，出門是鬧市，進門是全軍高級幹部的孩子們從幼兒園到高中畢業都不需要出院門的學校。其中，鐵道兵的幼兒園也在裏麵。李武兵說的這個院子“文革”時我進去過一回，那時是滿園皆狼藉，奇花異草、鋼琴、教室等到處砸得一塌糊塗。據說這個院子的規模是五十年代就有了的，現在這一代中央級領導人中，不少人就是在這個院子裏麵長大的。我們工程兵為什麽在裏麵沒有一分地皮呢，因為工程兵是六十年代才籌建的。
“文革”後，許多“文革”中被打倒了的高級將領再也不願住在本軍兵、種的機關大院裏的將軍樓裏了，便在這個隱秘的大院子裏自己軍、兵種有幼兒園的地皮上。拆掉幼兒園，蓋上了自己的將軍樓。我不知道是誰第一個這麽幹的，反正這個舉動一傳十十傳百，幾乎所有的將軍都這麽幹了。這就是我為什麽惹起將軍們眾怒的根本原因。
有不少人一直以為我寫的是陳再道。事實是，這首詩從一開始就與陳再道有不少聯係，就連陳再道本人也以為我是在寫他而嚇得非同小可，但我確實不是在寫他。再說一句大不敬的話，是在我眼裏，一個將軍並不算什麽大角色，還夠不上我的作品裏的主角的資格。這不是我有什麽驕傲，而是作為一位文學家應有的大視野。
我關心的是：我的民族道路的走向。
陳再道不是京官，五十年代起，就一直在武漢當武漢軍區司令。待到他到鐵道兵當司令，一開始還真的沒有地方安家。
鐵道兵在五棵鬆有一塊地皮，鐵道兵招待所就蓋在這塊地皮上。陳再道一家一時沒有住處，怎麽辦呢？鐵道兵趕緊在自己的地皮上給他蓋了一所將軍樓。那時，別墅這個詞早就被轟轟烈烈的革命掩埋了多年，所謂將軍樓就是別墅，別墅就是將軍樓。
在這座將軍樓施工期間，陳再道一家被安排在鐵道兵的招待所裏。招待所一共有五層，第五層都給了他一家。
給陳再道的將軍樓很快就蓋好了。據說是花了36萬多。
有人說，36萬多算什麽？不如現在貪官的一個小指頭。
不對。
我給您算一筆賬：1953年—1957年我上小學時，汀泗橋街上的米糕是一分錢一個。現在，街上同樣的米糕，是3塊錢一個；
1958年，我上鹹寧初中時，每月的夥食費是統一七塊五。現在的學生，一天的夥食費50塊錢不夠。
按照這個比例，就是說，從50年代到現在，半個世紀，貨幣貶值了300倍。
用這個方法去計算，說陳再道的將軍樓當時花了相當於現在的一個億該不為過吧。而當時全國一年的財政收入才幾個億呢？
如果當時陳再道接受了這座將軍樓，天下也就沒這些是非了。偏偏他查看之後，一句話不說就袖手而去。所有的設備都是當時最先進的，為什麽他看不中呢？中國人主子會當主子，奴才會當奴才。鐵道兵的奴才們一下子就知道了個中奧妙。
五棵鬆位於軍事博物館之西，公主墳之西，1979年的五棵鬆，在北京雖說不上偏僻，但絕不是繁華地帶。這麽好的設備而不要，這就不是別墅本身的問題，而是所在地段不好。
哪兒好？西四好。
鐵道兵在西四那個特大院子裏有幼兒園，於是拆掉那個幼兒園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攀比。
住進西四那個院子裏的將軍們，有不少是中將、少將，他們比陳再道不僅級別低多了，功勞，名氣，都無法與他比。他們能住進去，陳再道竟進不去，而住在五棵鬆這個偏僻地帶，公理何在？
以上就是李武兵告訴我的基本情況。
我在《將軍，不能這樣做》一詩前頭有個小序，簡述了這之間的大概情況。因為是詩之序，不宜過長，所以讀者也就無法知道拆幼兒園背後有如此深刻的背景。1979年在沈陽寫的《到底寫的誰》的文章，因為當時的政治環境根本不允許，也就沒有具體說。今天算是交代清楚了。
這就是惹怒了眾將軍的要害，但不是我的詩的要害。
這是1979年春天的事，當時義憤填膺，但過去就過去了，我並沒有把這當回事，也根本沒有創作的衝動，甚至把這事給忘了。素材的積累，好像有一點像女人懷孕，一開始有所得，但並不知道，等到幾個月之後，叫做出懷了，就是肚子凸出來了，才知道懷孕了。
我是哪一天“出懷”的呢？
我還在51師宣傳隊當班長的時候，班裏有個戰士，叫韓立民，北京人，入伍前在門頭溝當煤礦工人，嗓子好，人很老實。因為歲數比較大，在入黨、提幹等問題上，我就處處給予能做得到的幫助，他一直很感激我。
從李武兵家出來之後的大約20天，韓立民忽然邀我到他家去喝酒。因為是老戰友，我想都沒想就答應了，也不知道他家在哪裏。
去他家那天，還沒到他家，我就驚魂失魄。
他家在哪裏呢？就在新華門旁邊，府右街右邊。我在《到底寫的誰》一文中，寫的是“北海旁邊那條街”。在當時那個政治背景下，我已經盡力指出了大致方位，這麽大一個國家，幾億人，我期望讀懂的人沒有一個，沒有一個。香港的《爭鳴》雜誌讀懂了，著文《反對迫害》說葉文福的文章中指的就是府右街。大概本是想聲援我一把，沒想到“葉文福問題辦公室”就憑這篇文章，將批判加了一個等級，說我竟敢暗指中南海。
那天上午11點多鍾，我如約到了府右街口，韓立民接我。那時候新華門右邊的府右街，往西，往北，全是一拉溜兒的灰色圍牆，往西一直到西單，就是以後的西單牆。好像現在是農業部所在地，很氣派。但那時不是這樣，那時，進府右街口沒幾步，就有一個小門，很窄，很低，韓立民帶我一進那個小門，我立即傻了。
原來灰牆後麵，亂七八糟一大片，西邊一直到西單，北邊不知道到哪兒，黑壓壓一片，全是北京話說的破爛市，相當於難民營。那種破，不隻是一個破字了得，是一片狼藉，是破得令人心酸，心碎。韓立民告訴我，這裏住的都是1949年之前從各地逃荒到北京的難民。
我們一進小門就走不動了。一家挨著一家，正是快吃飯的時候，家家都在過道上燒蜂窩煤的小爐子上做飯。根本挪不開腿，邁不開步。人家大概已經司空見慣，還照樣在忙著做飯炒菜，叫我們從他們背上跨過去。做飯的人，炒菜的人，各自忙自己的，火燒著，菜炒著，十分危險，我們倆就隻得小心翼翼地，一個挨一個地從做飯的人背上跨過去，沒有人驚呼，沒有人大驚小怪。
大約這樣走了十來米，進了韓立民的家。
韓立民家有四口人：父親、母親，還有一個幾乎失明的弟弟立仲，那時大約有十四、五歲。
韓立民家一間房，好像就是貼著外麵灰圍牆蓋的，大約有2米來高，麵積有多少我沒本事計算，反正一個炕就占了一大半。
小飯桌是擺在炕上的，韓立民的父母熱情地招待了我。我不知道吃了些什麽，隻記得他們回憶以往的苦難日子，痛哭失聲，我也是一起流淚。
吃完飯我就要走了。韓立民送我，出了那個小門，這時候我才突然發現，來時沒有注意，這條平常幹淨得舌頭都可以舔的府右街，這時候卻足足有寸許厚的灰土，街上大型載重卡車一輛接一輛，都是滿載土石方。我正要發問，韓立民拽了一下我的袖子，低聲說：“快走，哨兵來了——這裏不許停留。”
這個小門離中南海的西門斜著——小門靠南——大約也就50米，我們還沒站穩，流動衛兵就遠遠地過來了。為了不惹麻煩，我們趕緊走了。
到了街口，韓立民用嘴向中南海方向努了努，輕聲說：“華國鋒動用了兩個億，把中南海的古建築都拆了，正在蓋新樓。”我順著他的目光望過去，望中南海——
這時才發現，中南海許多高大的起重機和吊塔正在緊張地施工。
我潸然淚下。
我問韓立民：“兩個億，兩個億是多少？”我窮慣了，根本不知道兩個億是何概念。
韓立民笑了笑，想了想說：“這麽跟您說吧，全國大大小小所有幹部，每個人加一級工資。”
那一刻我崩潰了。
我的眼睛幾乎是同時看見了中國最窮的地方和最富的地方——而它們隻隔一條小街。
一街之隔，窮富如此懸殊，這種讓人無法忍受的對比竟然已經對視了30年，對峙了30年。
一街之隔，一邊是無盡的奢華，一邊是目不忍睹的窮困，相互對峙30年！這就是毛澤東想製造的一分為二，親手製造的一分為二。
何況，那個破爛市似的大雜院還不一定是中國最窮的地方。
我心如刀割。
我們倆在等公共汽車的站牌旁邊默默地站了20分鍾，誰也說不出話來。韓立民老實，看我直流淚，也不作聲。
我上了公共汽車。
公共汽車上人擠人，擠得根本無法動彈。我已經不記得具體日子了，大約是快到五一節了，天氣已經比較熱了。我站在車門旁邊，車還沒開動，我還看得見中南海高大忙碌的吊車和吊塔。
那一刹那，我出懷了！
幾句詩突然闖進腦海！
我急急忙忙艱難地把手挪到褲兜裏。我年輕時候是很用心的，我知道靈感的重要，兜裏隨時都準備著紙筆。但是我一激動，動作太大，把前後左右幾個人都弄得不舒服。
站在我對麵的是一個高大的小夥子，和我幾乎是臉對臉，毫不客氣地說：“瞎動什麽呀？”
這時我已經把筆和小本子掏出來了。我把小本子高舉在所有人的頭上。也毫不客氣地說：“寫詩！”
我真要感謝這個小夥子！一聽說我要寫詩，立即艱難地轉過身來，說：“來，在我背上寫。”
那一刻我因為靈感已動，思潮澎湃，根本顧不得回答他，就在他背上歪歪扭扭但準確無誤地寫下了這首詩中最核心的幾句詩：
“你有什麽權利
把先烈的熱血，
把人民對黨的信賴，
把勞動者辛勤的汗水，
肆無忌憚地揮霍？！
難道周總理
莊嚴宣告的四個現代化，
難道黨和人民
忍住十年傷痛
在爐前
在田野
為之揮汗流血的四個現代化，
竟是你
打著飽嗝
信手彈給我們的
油星
和
唾沫？”
寫到這裏，我不能自己。我一麵放肆地哭著，哽咽著，一麵大聲地朗誦。
想不到的是，全車的擠得密密匝匝的人們，突然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和雷鳴般的叫好聲。大家拚命地叫好，拚命地鼓掌，以至於司機不知出了什麽事故，還沒到軍博站，就把車停在路邊。
這時好多乘客從後門跳下車，跑到前門來，緊緊地抱著我，泣不成聲。
他們胡亂把我拖下車，在路邊的人行道上盡情地歡呼著，把我一次一次地拋向空中，連開車的司機也一麵鼓掌，一麵笑著叫喚：“上車喲！上車喲！誤點啦！”
我麵前的小夥子也十分興奮地大叫：“在我背上寫的！是在我背上寫的！”
公共汽車足足停了10分鍾才開動。
這是我一生最輝煌的時刻，這是這個民族給我的最崇高的榮譽！
作為詩人，我覺得一生擁有了這樣的時刻，我就擁有了世界上任何一位詩人也無法擁有的崇高榮譽。我的民族從心底裏如此熱愛我，使我知道了他們不得不用假話敷衍嚴峻的現實的後麵的真實。這對於我足夠了，這就是我幾十年來為著民族要求我做到的真實而奮不顧身地前進的偉大動力。
從那一刻起，我的靈魂得到一種我說不明白的宗教的洗禮，在後來的反思中，我把它定義為詩教——因為我認為：詩是一門宗教。
也是從那一刻起，我才真實地感受到，我有了責任感，我覺得：活著的我不是我，而是我的民族的真實。
回到工程兵住處，已經是快吃晚飯的時候了。我是單身幹部，在食堂吃飯。可是由於興奮過度，我回家之後，倒在床上就睡過去了。
這一覺一直睡到晚上8點鍾。醒來之後，精神飽滿，意氣昂揚，個人的成敗得失，私情私事，全無了蹤影，隻覺得自己渾身都是詩，渾身都是詩在湧動。
可是待得真的下筆寫詩，第一個難題就把我難住了：起不好題目。
第二個難題也把我難住了：開不好頭。
我不知道要寫一首什麽樣的詩，才對得住公共汽車上一車人對我異乎尋常的褒獎和信任。
我的思緒飛揚，在我有限的一生中，在我有限的一生的各種細節中尋找我的屬於我的民族的這首詩的生命的母親之門。
突然，我想起1950年十月一日，我六歲時，在汀泗橋慶祝解放一周年的演講比賽大會上的講演。當老師把我抱上土台子，望著強烈的陽光下一萬多人閃亮的頭，把老師教我背熟了的講稿忘了個精光，一個字也記不得了。家長、老師在台下著急，那麽多群眾在善意地歡呼，我一急，叉開腿，由於還穿著開襠褲，把家夥也亮出來了。群眾拚命地歡呼，我更是在台上孤立無援，心急如焚。情急之下，狠狠一揮手，群眾立即安靜下來了。我忘情地大叫一聲：
“鄉親們，我們——解——放——了！”
然後嘩啦啦一頓，不知講了些什麽，反正沒有講稿上一個字。我勝出了鹹寧的一個六年級學生，奪得了講演第一名。
想到這裏，我的思緒奔騰起來，既不想題目，也不想是第幾句，徑直，想寫什麽就寫什麽，想到哪裏就寫到哪裏。詩中“我——們——解——放——了——”一句，就是用的我自己六歲時在台上扯起嗓子喊的那一句。一口氣寫完，最後一個感歎號，我手杵著鋼筆，狠狠地插進稿紙裏——滿臉淚水橫流，我懶得擦，任其澎湃。沒有激動，我端坐著，簡直覺得自己羽化成仙了。
但是我還是激動得無法抑製。靜坐了一刻，我抓起稿子就往外跑。這時已是晚上11點多鍾了，我的單身宿舍隔壁是文工團舞台工作隊的工作室，我見有燈亮著，就衝進去，是舞台工作隊的副教導員沈亞軍在開夜班畫布景。沈亞軍是個文學愛好者，平常關係就很好。我把稿子一頁一頁地給他念。他聽完後，緊緊地抱著我，半天不動。放開我之後，緊抓著我的雙肩，一字一字地說：“葉文福，你聽好了：這首詩你不能再念給第二個人聽了。否則，你要坐牢的。你記住，你坐牢，我給你送飯。”
我們倆抱頭痛哭。
詩，就這樣寫好了，但當然還是個草稿，還有不少地方不滿意。其中，題目一直為難著我。
倘若詩是人，題目就是頭。題目起不好，幾乎可以殘酷地說，詩就白寫了。詩的題目決定詩的思想成色，比重。
我第一個想到的是魯迅的“救救孩子”，但剛寫出來就自己否定了。人家嚼過的饃不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毫無生氣，書卷氣太重，沒有力度，仿佛是一個文人，一個文人個人在那裏乞求。
我想寫《黨啊，不能這樣做》。但毫不客氣地說，作為詩的語言元素，“黨”字是最敗口味的。這裏不涉及政治問題，“黨”字確實不入詩，不能入詩。主要原因，外在的是字形不好，內在的是含義不好，隻得作罷。
還想了幾個，都不滿意。
我在當時的軍委領導裏尋找思路，忽然發現領導裏有個陳錫聯，我眼前一亮。陳錫聯是上將，又曾主持軍委工作，如果在他身上找到與我的詩的主題所需要的共同點，能找到一個既具有詩的語言元素的條件，又有詩的主題具有的思想元素的詞匯，就是最好的結果。
上將——有一點意思，但內涵不深，敷麵不廣，不行。
將軍——好！字形好，涵量大，禁得起思量，行！
我要申明的是我們那個年代不像現在，到處都是將軍泛濫。那個時代還真的不通用將軍這個詞，我應該是首用。
後來，記得有的傻子胡說，說葉文福反腐也隻敢反將軍雲雲，對於這類無知的傻大膽假大膽，我也就懶得計較了。
您問起《將軍，好好洗一洗》一詩的寫作背景情況，我簡要說一下。
《將軍，好好洗一洗》確實是以我們工程兵司令譚善和的作為為背景寫的。
但是作為一首詩，如果隻是像新聞一樣，把某一件事揭發出來，這不可能有文學應具備的質量。最主要的是透過某一事物，通過詩人的析理，把其中的道理表述出來而且是文學地和深刻地表述出來，這才符合文學作品的基本要素。
大致情況是：
我們軍委工程兵主要是搞地下工程的。地下工程裏除了有指揮係統，還有生活係統。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每個人都按照各自的級別，在地下工程裏有生活空間。其中毛的級別當然是最高的。當時為毛定做了五個洗澡的澡盆，用了三個。還剩下兩個，放在戰備倉庫裏。毛走後，原工程兵副司令譚善和當了司令。譚是二野的，鄧小平的部下。譚善和當了司令之後，也不在工程兵機關大院住，在另一個地方（恕我不能具體說）建了個將軍樓。那時建個將軍樓已經不構成任何問題，到處都有了。問題在於，他動用一個連的施工部隊和相配套的一個機械排，在將軍樓底下挖地下室，這地下室的規格之高令人乍舌：要求能扛得住9級地震，要求能扛得住原子彈的垂直轟炸。還把為毛定做而未用的澡盆拿一個到自己地下室。這個澡盆在當時（六十年代或七十年代）價值9600元左右。
一個澡盆怎麽就這麽貴呢？因為這個定價是按照商品的成本規律換算出來的。任何一個商品，都存在一個成本與銷售量的比例問題：銷售量越大，成本就越低。毛的這個規格的澡盆，從設計到製作，一共隻做了五個，成本當然就很高——這個價格就是這麽換算出來的。這首詩發表出來後，在上麵的授意下，批判的文章也是鋪天蓋地。這些文章都以極其蠱惑人心的寫法，說葉文福是如何如何造謠，說他們這些善良的人們都被葉文福騙了，他們走遍了北京各大商場，哪裏有價值9600元一個的澡盆雲雲？天下真正善良的人們其實都像被崇禎騙了一樣，被這些藏在角落裏的歹徒騙了，於是我就成了當代袁崇煥，幾十年來，被善良的人們當成了大騙子。
我上麵說的關於地下室和澡盆的全部消息，都是解放軍報駐工程兵記者張升倫親口告訴我並要求我寫的。他說：“本來我想寫，但麵臨幾個問題：1、寫了發不出來。2、新聞的份量引不起人們的重視，還要在內部糾纏不休。3、反正事實是真的，你在真實的基礎上，用詩的形式寫出來，效果就好得多。”
雖然在一個機關，但我並不認識張升倫，也從沒有任何交往。但他是軍報駐工程兵記者，就那時年輕沒有經驗的我，我當然信任他，就用心地寫了。
我傷心在於，批判我的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軍內豢養的職業打手，他們明明知道這樣的澡盆的存在，竟用那樣迷人的筆法欺天下之善良，這種無恥與指鹿為馬有什麽區別？
說實話，這些文章的作者們有一點是真的，那就是給毛做的這樣的澡盆，確實，別說在北京找不到，就是在全世界也找不到，獨裁者之獨，就獨在這裏——就是為他一個人做的。
這些文章對我個人進行的攻擊、誹謗不一而足。說我是個人主義膨脹雲雲。他們故意忘記了他們明明知道的一個重要之點：譚善和是工程兵司令員，是我的頂頭上司，我要是稍微有一點個人之私，就絕不會寫這首詩。我這樣寫譚善和，無疑就存在一個決定個人命運的艱難抉擇。事實上，我就是以黨為重地得罪了譚善和，得罪了譚善和就得罪了鄧小平。那時我還是共產黨員，我以為愛他們就是愛黨，誰知道他們就是地地道道的小人。我到底是真愛黨還是假愛黨，應該完全不成是非，但終於被他們把大是弄成大非了。
我不得不遺憾地說,這首詩所寫的情況到底屬不屬實，我不知道，我無法回答。
首先，材料是別人提供給我的，我沒能力也沒資格去複核。
在整個批判我的幾年中，譚善和還健在，還一直在當工程兵司令。他如果要當麵說我寫的是假的，隻需要叫參謀打個電話給我，我肯定會隨叫隨到——但是沒有。
中央軍委紀委也裝模作樣地來工程兵調查過我，我回答說：“你們有那麽多下級機構，你不去查問你的下級機構而來問我，你們不怕人笑話嗎？我不能回答你，我怕給你們丟人。”幾十年過去了，他們也沒有把調查結果告訴我，也沒有人說我寫的是假的。
中央軍紀委派來向我調查問題的人是一個很自以為是的笨蛋。他到工程兵機關，讓工程兵機關的有關人通知我到機關大樓一個小會議室談話。我準時去了。我很恭敬地遞上我的工作證，軍官證。他看了。然後就開始講他要問的情況。我對他的無理十分惡心。當他講了好半天，把頭歪向我，示意要我回答問題時，我嚴肅地問：
“你是誰？”
他怔怔地望著我，一個字也回答不上來。我說：
“我尊重你代表的上級，一見麵就給你看了我的所有證件，讓你驗明正身。你呢？你是誰？你說了嗎？是一個人找我談話我就不得不回答嗎？你要是個騙子呢？我到哪兒去哭天？”
他沒有任何證件。
他在我小本子上簽了名。本來，在一個健康的社會裏，碰上這樣的情況，我可以拒絕回答問題，可以強硬離場。但我忍住了，我不得不麵對一個不健康的現實。
我拿出一個小本子來說：“簽名。”
他簽了。
可惜，幾十年過去，因為我的日子總是在顛沛流離之中，找不著這個小本子了。
我一直在等他回答我，我寫的到底是不是事實。等了三十多年了，夠有耐性了，那個家夥一直沒來。我也就無法理直氣壯地回答那些躲在角落裏理直氣壯地批判我的下流坯。
關於在北師大的講演，得從將軍們的告狀說起。
軍委23個將軍竟在一次會議上聯名向鄧小平寫信，要把我開除軍籍黨籍，遣送回家。這在中國曆史上，詩史上，真是開天辟地的，李白也沒有我這待遇，我有了。中有兩位將軍到會而沒有在這封信上簽名，這兩名將軍是張愛萍和楊成武。鄧那時候因為才上台不久，還惹不起軍中頑固勢力，隻在這封信中他們寫的我的詩名《將軍，不能這樣做》這幾個字下麵用紅鉛筆打了兩橫杠退回。我想大意應該是說，將軍們，不能這樣蠻幹，我自有高招！但不好說出來，隻在這首詩的題目底下打兩道紅杠。中國大概隻有他讀懂了這首詩——因為幾十年後，有人揭發他當時也拆了幼兒園，為自己幹別墅。他才是真正地知道這首詩的分量，他當時不敢直接評價這首詩，因為他正麵是軍方的壓力，背後並不怕我，而是他深知道的全國當時洶湧的民怨。不評價我的詩，或者說不敢評價我的詩，而在繞一個彎之後，等待一段時間之後，以我在北師大的講演是散布資產階級自由化為由，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在全黨全國全軍全麵批判。分明的街頭流氓手腕，竟被說成什麽政治智慧，難怪有人極其崇拜他的所謂政治智慧呢！
如果所謂政治智慧能拯救一個王朝，如果所謂政治智慧在不徹底改變政治體製的情況下能拯救一個王朝，那麽中華民族幾千年該有多少人用了多少政治智慧，為什麽一個接一個地垮台了呢？指鹿為馬是不是政治智慧？狸貓換太子是不是政治智慧？沒有用的。沒有丁點用的。世界的進步就是因為在全世界範圍內出現了封建王朝始料不及的嶄新政治製度。
這就是我在北師大講演被批判的真實政治背景的一部分——記住：是一部分。
這件事後來被誤傳成鄧小平在這個報告後麵寫了“詩人，不能這樣寫”幾個字，其實是子虛烏有，根本沒有這回事。
無獨有偶，在北師大講演的有兩個人：魯迅和我。
幾十年間，不斷有人挑釁地問我，你覺得你在北師大的講演比魯迅的講演如何？
我也就不假思索地迎著挑釁而答：我肯定講得比他不知好多少倍。他的講演隻不過引起一些研究者的雅興，而我的講演驚動了最高統治者，逼得他不得不對我痛下殺手。
1981年4月6日，我應北師大學生會的邀請到北師大分院去講演。我沒有講稿，在講台上像自己對自己說話似地踱著步子一口氣講了4個小時。反響極為熱烈。第二天，又邀請我到北師大本部去講演。前麵幾排都是教授，都是坐的小凳子。我又講了4個小時。講的過程中，人越來越多，講演完了擠得教授們站都站不起來。連著兩天講演兩次，每次都是4個小時。我當然比魯迅講的好得多。
我在北師大的講演是被一個教育係的女學生告密的。她給校方寫信，說我的講演與四項基本原則背道而馳。校方一開始並沒有反應，後來消息到了上麵，鄧小平等到了機會，小題大做，才有了中央（1981）三十號文件轉載的《在思想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鄧小平文選》上有——才有了我長達近6年的被迫檢討生涯。這個講話說我在北師大“放肆”地講了一番話，按照我的說法，是要亡黨亡國的雲雲。
是我放肆還是他放肆？曆史將無情地證明。
當時就有不少北師大的學生幫我查找這個告密者，但被校方緊急藏匿保護起來。34年過去，這個家夥一直被保護著，查不出來——不出意外，也該混成核心人才了。
以鄰為壑，以鄰為敵，別人的失敗就是我成功的跳板，吃著人血饅頭治病，幾千年來，曆朝曆代的官場不都是這樣麽？
中華民族之弱，弱在哪裏？弱就弱在幾千年的封建專製！弱就弱在幾千年的封建專製製造出來的專製文化，徹底摧毀了這個民族的正常人性心理。
官場是封建專製的象征，有專製就有官場，官場是專製的後花園，是一切無恥和卑鄙的遊樂園。不消滅官場就是封建王朝。
人家說我們是東亞病夫，病在哪裏？不隻是病在體質，而是病在心態，病不在外而在內，病不在生命而在精神，病在文化的腐敗——扭曲的心態侵蝕了我們民族的肌體。霍元甲以為打敗幾個外國人就不是東亞病夫了，沒那麽容易。東亞病夫的特質：對強者，以弱示人；對弱者，以強示人。這就是我們為什麽外戰外行，內戰內行的根本原因。這個民族誰也不敢當英雄，誰當英雄誰死，而且死得特別慘。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明朝的抗遼英雄袁崇煥死得最慘，行刑一路上被無知的百姓搶食其肉，到刑場隻剩一個人頭了。為什麽？獨裁皇帝明明知道是自己中了遼人的離間計，卻撒謊說他是賣國賊，無知百姓便信了，跟著起哄，跟著作惡。
您覺得周濤的屁話對您有用嗎？您說周濤是詩人，不覺得這褻瀆了詩人的稱謂麽？周濤就是個痞子，隻有這個痞子時代能成全他。說實話，他連當痞子的資格都沒有，他隻是痞子臉上的鼻涕。他不值得我評論，免談。
您問我如何理解一位在文革中遭受打擊，掌權後徹底否定文革的領導人，卻用似曾相識的文革手段對我進行的迫害。
您指的是哪一個領導人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隻知道“文革”後不管是哪個領導人，誰也沒有徹底否定“文革”。樣板戲還在演著，《朝陽溝》還在演著。“文革”時期的獨裁體製還在繼續，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隻不過是後“文革”時代。毛澤東死了三十多年，還在那裏躺著用馬克思加秦始皇的所謂理論指揮這個不思進取的民族。
而這一切，正是我在《將軍，不能這樣做》裏所憂慮的。
現在，曆史上的許多檔案都出來了，縱觀鄧小平的一生，他其實就是個時時刻刻在看人眼色的投機分子。鄧小平重新上台之後的一切作為，就是我的思想的價值，就是我的《將軍，不能這樣做》在艱難的曆史條件下英勇地閃現出來的思想光芒。不管我怎麽死，中華民族總有一天要隆重地紀念我。前進的後人和前進的法律一起一定會隆重紀念我。
我怎麽理解呢？我能怎麽理解呢？我是一個弱者，我是非洲草原上一頭美麗的跳羚，我隻會跳得美麗供自己欣賞。老虎要吃我，獅子要吃我，我有什麽辦法？跑不動了，蹲在那裏給吃就是了——弱肉強食，這是自然法則，誰叫人家嘴裏不但長了槍杆子，還長有原子彈呢？
詩刊1979年8月號發表《將軍，不能這樣做》時，我正在雲南麻栗坡采訪。整個采訪期間，我一直惦記著這首詩，細細地計算著，什麽時候該出來了。回京的路上，路過一個縣城，我尋思這期詩刊該出來了，就專門跑到縣城一個新華書店去打聽。
書店不大，隻有一位年輕的女服務員在櫃台裏。我徑直跑到她麵前，問：
“請問,八月號的詩刊來了嗎？”
女服務員也很有禮貌地回答：“來了。但是沒有了。”
“為什麽？”
“因為這一期詩刊有一首特別好的詩，一來就搶光了。”
這時我對我的這首詩的思念已經到了無法遏製的地步。我挺直了胸膛，向那位女服務員敬了個標準的軍禮，說：
“我就是那首詩的作者，剛從前線回來。您能不能想想辦法……”
我說不下去了，滿臉淚水。
年輕的女服務員怔怔地望了我一眼，臉紅了，輕聲地說：
“我自己還留著一本——給你吧！”
說著就從櫃台下麵拿出八月號詩刊。
我急忙翻開詩刊，我的詩《將軍，不能這樣做》果然洋洋灑灑地登在這期詩刊上。
我急忙在兜裏掏錢。女服務員笑著說：
“我已經買過了，送給你吧！”
當時我真是喜瘋了，大聲說了個謝謝，又向她行了個軍禮，拿起詩刊就跑了。
當時我的家屬還在當時的蒲圻縣（現在的赤壁市）。回京的路上，我請假順便回家。誰知一進家，還沒坐下來，家屬就說：“昨天蒲圻鬧翻了！”
“什麽事？”我急著問。
家屬說：“你寫了一首《將軍，不能這樣做》的詩，全縣城的人都知道了。”
我笑起來，說：“別大驚小怪，一個縣城能有幾本詩刊？還全縣城的人都知道了！”
家屬說：“不是詩刊，是解放軍報！”
原來，解放軍報很快（九月四日）就轉載了《將軍，不能這樣做》。
我一下子重重地跌坐在椅子上。那一霎，我現在也說不上來，是意外？是激動？是興奮？是害怕？是一個詩人有了讀者的幸福？還是一個軍人對現實的敏感而驚悸、恐懼？
總而言之，我朦朦朧朧地感覺到：我該闖的禍——來了！
我下意識地罵了一句：“杜誌民！這兔崽子！”
杜誌民是軍報編輯，是我的朋友，我以為是他從中弄的小伎倆。
那時候沒有手機，長途電話也極不方便，我不可能當時就問具體情況。
我的大哥，一個公社的副書記，聽說我回家了，直奔到我家。我一聽說大哥來了，急忙出門迎接。誰知一生老實巴交的大哥，看見我，老遠就站住，在院子裏憤怒地指著我，大吼道：
“你！你什麽詩不寫，寫這樣的詩，你不怕死，我們還怕呢！”
我如同挨了當頭一棒，無名烈火內外攻心。大吼一聲：
“滾！”
直挺挺地倒在門前的走廊上，昏死過去。
回到北京，我趕緊到解放軍報社。解放軍報社收到兩大麻袋全國各地給我的來信。我把這些信扛回來，一個人讀了幾天，哭了幾天。每一封信都是在真實地向我傾訴讀後感。不少信向我訴說他們的境遇，控訴生活對他們的迫害等等。讀得我毛發悚然。那時候我就開始覺得我該有事了。我怕這些來信處理不好會影響別人，看完之後趕緊都燒了。
有一封信是柯岩和邵燕祥寫的，不長，感謝我寫了這樣的詩。
那時候的中國，好像是春天，乍暖還寒，有點二四八月亂穿衣的味道。我十月應邀到沈陽，幾十桌遼寧的詩人熱情招待我。可是我回北京後不久，他們就奉命批判我。
1980年6月，四川省開文代會，會前專門派一個叫陳犀的到北京來邀請我去參加會議。我和陳犀一起去了成都，可是陳犀一到大會就消失了，再也不見我。是孫敬軒偷偷提醒我，說氣候變了，說有個叫楊星火的女詩人戴著20公分大的像章坐在主席台上，這樣的大會能讓我參加？隻得把我安排到一個朋友單位的賓館住下來。
我一生參加了一個不聲不響但可以說是十分重要的會議——全國劇本創作座談會。
這個會議可以說是我一生的轉折點。
1980年底，我正在湖北家鄉休假。快要過春節了，忽然收到一封工程兵黨委發給我的加急電報，電文如下：“接中央軍委命令，接此報後速到北京崇文門賓館，直接參加全國劇本創作座談會。”
我是工程兵機關級別最低的幹部，這樣的命令簡直就把我嚇了一跳。因為工程兵黨委命令我不說，還是接了軍委的命令要我速到北京崇文門賓館參加會議的。我十分驚恐，警惕，想不參加。但又怕因此惹出更大的是非，沒有細想，隻得急急忙忙趕回北京，直接到了崇文門賓館。
會議對外宣稱是賀敬之主持，其實會後才知道，這次會議是胡耀邦幕後主持的。
不僅是胡耀邦主持，還是胡耀邦爭取來的。
原來，根據鄧小平的果決，是連發獎大會都不許召開的。這正應了諶容大姐提醒我的那句話：“你不了解上麵的情況。”作協為什麽費那麽大的勁要求我妥協？
鄧小平準備直接向文藝界掄大棒子，被胡耀邦苦苦勸阻了，說有什麽問題，開一個會議討論討論嘛，這才有了這個會議。
我到會時，會議已經進行到第三天的下午了。
到會才知道，會議的主題是邀請全國評論界、電影界和戲劇界討論上海戲劇學院沙葉新等三個作者寫的話劇《假如我是真的》，一位北京作者發表在《飛天》雜誌上的電影劇本《在社會的檔案裏》，李準的兒子李克威寫的反映河南信陽事件的劇本《謊禍》，還有一個劇本《女賊》的政治傾向問題。
其中，隻有我一個是詩人。
我既不屬評論界，不屬戲劇界，也不屬電影界。
我心裏直打鼓，想起請君入甕的典故，也想起1957年大鳴大放的陰謀，想悄悄退出會場，找一個地方躲起來。
會議分大會和小會，小會分三個組，每個組大約十幾個人。大會則是全國各地的所有評論家,戲劇工作者，電影工作者，幾千人的大會。
我先說小會。
小會分三組。把《假如我是真的》一劇的三位作者拆開，一個組一個。我一開始並不知道大會的具體情況，後來才知道，把他們分開是不讓他們互相有聯係，各自接受批判。而《在社會的檔案裏》的作者不參加會議。
會議實行三不主義——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揪辮子。
我好像是分在第三組。我領了一些大會文件之後就直接去參加小組討論。我進去時，一個叫路石的老頭正在發言。我就坐在與他正好對麵，隔著隻有幾十厘米寬的條形小會議桌。本來，我已聽說了開會的一些情況不如人意之後，真的想偷偷走人的。但在看文件的時候，那個叫路石的老家夥滿口是“文革”時令人肉麻的語言，把那幾個劇本罵得一塌糊塗。直叫人惡心。我不知道那麽多人是怎麽在忍受的，我聽了一二十分鍾，實在聽不下去了，拍著桌子大喝一聲：“住口！”把那家夥嚇得一下子滿頭是汗，立馬不說話了。我憤恨地說：“明明說搞三不主義，你還在這裏胡掄棍子，你們都還挨得挺舒服！經過十年‘文革’，終於能在一個會議上搞三不主義，我們黨的進步真大！會上搞三不主義，會後搞不搞？這不明擺了是陰謀嗎？”
這會議也就開不下去了。聽說我來了，並且一來就造反了，已經挨了兩天批判的沙葉新們立即活躍起來，大家湊在一起，把大會的各種情況都匯總並商量對策——我就這樣上了“賊船”。
我就知道自己回不去了——我必須在這裏發言！
我生活在這樣的國度，一生不知道人活著的滋味，這回，我要頑強地做一回人，別說是陰謀，別說是陷阱，別說是火坑，就是刀叢劍樹，我也要跳！我必須說出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
我有兩首詩，《釣歌》和《火柴》，其中《火柴》裏麵有幾句：“每人/都有一顆/自己的頭顱，每人/一生/隻發言一次。光的發言/火的發言/燃燒的生命/高舉起鮮豔的旗幟。明知言罷即死/卻前赴後繼/深懂得/一次發言/是一生的宗旨/是神聖的天職。”
《釣歌》裏有幾句：“莫看釣竿靜/絲線柔/葦筒浮/弩拔弓張/水深處/懸陰謀。本該東海作鯨虯/一旦命奔黃泉/隻為誤吞一口/可憐一生/隻供釣翁三盅酒。”就是寫參加這次大會時心靈深處的痛楚的。
到現在我能記得的作家、劇作家有：沙葉新，馮驥才，李陀，趙梓雄，李克威，田芬，蘇叔陽等。
我們激動得幾乎徹夜不睡，各自談自己對“文革”的體會，各自準備在大會的發言。這些人我以前都不認識，都是在這次大會上認識的。也就是在這次大會上，我把一首幾百行的階梯詩《青春的歌》念給這些人聽，是馮驥才立即拿去說要寄給李小林的。我連李小林是誰都不知道，大家都笑起來了，我才知道李小林是巴老的侄女，《收獲》的主編。我說我不知道《收獲》的地址，馮驥才一把把稿子搶過去說：“我寄我寄。”我說：“我這是第二稿，我還要改一稿。”大家又笑了，馮驥才說：“等你改好，兔子早跑過嶺了！”這首長詩後來就一字沒改地發表在《收獲》1980年第3期上。
馬上要開大會了，大家都紛紛猜測大會的內容，商討對策。我本來想寫一個高質量的發言稿，但想說的太多，腦子亂哄哄的，隻得花大半個晚上，把自己想說的擬了一個提綱。
大會是在禮堂開的，也就是前麵所說的來自全國的評論界、戲劇界，電影界，幾千人。
我們與會代表是坐在前幾排的，我坐在第三排。
台上坐的人，我隻認得賀敬之。
我左手邊坐的是詩刊社編輯部主任邵燕祥。他不是與會代表，隻是來參加大會的。
前麵講話的是上海戲劇學院的幾位教授，《假如我是真的》一劇的三位作者都是他們的學生。他們分別講了這個話劇的得失。其中我記得的內容就是說這個劇的結尾還是落入了俗套，上麵來一個大人物，才解開了所有的謎。
我們當然不知道這個大會的主要發言是上海的劉金。當時聽說是文藝處處長，後來好像是《文學報》的主編，他就是一個所謂專業評論家。一開始他也從專業的角度說了這個劇的不少長處。我以為也就是泛泛而談，沒什麽新鮮東西。沒想到他話鋒一轉，說這個劇什麽背離了四項基本原則啦，把我們的現實說得一團漆黑啦，說我們這一代人壞得令他失望啦等等，基本語調就是我們小組那個叫路石的那一套。具體的我已經記不得了，我隻記得我忍了又忍，忍得渾身發冷，直打哆嗦。邵燕祥看我十分痛苦的樣子，用右手一把抓住我的左手，低聲說：“文福，冷靜點！”
我哆嗦著說：“好，好，好！”
但是我不知道是什麽時候，連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麽回事，我突然站起來，想也不想，就指著劉金大喝一聲：
“滾下去！”
我真的不知道是怎麽站起來的，我隻知道我已經是忍無可忍。
劉金被我嚇蒙了，定格在講台上。我也被自己嚇蒙了，左手怔怔地指著劉金，也定格了，腦子裏一片空白，一個字也說不出來。幾千人也都被我嚇蒙了，整個禮堂鴉雀無聲。
我不知道這中間有多長時間，我隻知道我從中漸漸恢複了思維，我指著劉金痛斥：“不許汙蔑我們這一代人！我們有多壞，全是跟你們學的，比你們差遠了！”然後滔滔不絕地說了一大攤，直說得劉金滿頭大汗，連連說“我滾！我滾！”狼狽不堪地下台去了。我叫李克威上台,我說：“我們這一代人是怎麽長大的，李克威，你去講給他們聽聽！”
李克威立即上台。李克威是知青，他講述了他們在黑龍江當知青的悲慘境遇。當講到大年三十，他們彈盡糧絕，去偷勞改隊的白菜，在雪地裏吃生白菜，被勞改隊的囚犯抓住了，把他們吊起來打，大年初一一大早，最小的女同學死在他懷裏時，全場一片哭聲。
我顛覆了這次大會。
韓慶成：
35年前的中國，信息傳播依靠的是落後的傳統媒體，您是如何獲知詩中將軍的所作所為的？您獲知這個事件時，距離事件的發生已經多久了？35年後的今天，網絡的發展讓人們包括詩人可以快速而又多方位地獲知各種時事信息，您認為今天的詩人是否應當像您當年一樣，以詩歌的形式對荒謬的時事進行幹預？
葉文福：
有些問題，前麵已經回答了。回答您後一個問題。
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詩人，即使是陽光也不能同時覆蓋整個地球。大可不必強求別人去學習自己。智慧的前人總是把後人舉在自己肩上，希望後人比自己高。愚蠢的前人總是想把後人永遠踩在自己腳下，沒想到後人把他徹底打翻在地。中華民族最愚蠢的傳承哲學就是：
不許犯上！
這是一條最愚蠢的思維法則，耽誤了中華民族幾千年並還在耽誤著爭取前進的機遇、契機。也隻有長期的封建專製社會才會出現這樣愚蠢的思維法則。
我就是我，我隻寫我。別人或許可以學我一些關於詩的技巧，但每個詩人都是一個頑強的自己，他隻能努力做一個最好的自己，做一個他自己最熱愛的自己，不可能學我，絕不可以學我，也學不到我。
對荒謬的時事進行幹預，對高尚的事物和人物進行謳歌，這是詩的本能，您說該和不該都不可能阻擋得住或誘惑得了。“文革”證明，即使以強權一時得逞，也隻是給曆史留下笑柄而已。
詩是主觀藝術。
詩必須寫我，但不能隻寫我。
詩又必須寫我們，但不能隻寫我們。
詩是主觀世界在與客觀世界的碰撞中的主觀世界的掙紮。
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的關係，對於詩應該如何處置呢？
我覺得應該像地平線一樣。
地平線，是天與地的結合部。上一分是天，下一分是地。這都不能成詩，隻有在天與地的朦朦朧朧處，說天不是天，說地不是地，那最迷人的地方才是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的最激烈的衝撞處，才最有詩的韻味，才是詩。隻寫我或者隻寫我們，都不是詩人之所為。
對於寫客觀世界，就是說，對於如何觀察、分析客觀世界種種現象裏的本質，我覺得詩人應該像一個內行的導遊，你要告訴旅遊者看不見的風景。假如你總是介紹旅遊者自己就能看見的風景，旅遊者肯定嫌你囉嗦。假如你說，地平線之外，一米遠的一個小窪地裏，有一朵小花在向你微笑，旅遊者看不見，他必須要追到地平線，才看得見這朵小花，才會感激你。
對於描述主觀世界也存在這個問題。你老是無病呻吟，這裏痛苦，那裏苦痛，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像喊狼來了的放羊娃似的，把讀者喊麻痹了，不理你了。你必得是在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激烈的交鋒中，思想和情感深處傳達出來的真實，才是詩的天然勝境。
韓慶成：
我看到，很多批評家或學者把您稱為“政治抒情”詩人。我個人的理解，延安時期就已初見端倪的中國政治抒情詩，往前可追溯到蘇聯革命時代，往後則延續到新中國建立以後，並在文革中泛濫至巔峰，至今仍能見到它的陰影。政治抒情詩的顯著標誌，早期是歌頌進步和革命，後期是對當權者及其欽定意識形態的歌功頌德，最終成為假大空的代名詞。而您的《將軍，不能這樣做》，其主旨不是歌頌，而是批判——不是批判被打倒者，而是批判代表“進步和革命”的當權者，所以，我認為您的一些作品（這些作品都是讀者喜聞樂見的）不是在政治抒情，而是在幹預時事——以一個詩人的良知對當權者的惡行進行幹預，擔當詩人對時代負有的責任（“沒有時代感”也是您對當今詩歌的批評）。我想問的是，您本人是否認同“政治抒情詩人”這個稱呼？
葉文福：
首先，我以在中國詩壇活動四十多年的體會無情地回答您：當代中國沒有文學評論家！我所看到的體製內的所謂評論家基本上（當然不是所有）都是寵物狗，叫咬誰咬誰，叫批誰批誰。他們比姚文元，比戚本禹都不如，他們批判人幾乎不敢用自己的名字，是躲在黑角落裏的惡狗。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沒有評論的正氣，怎麽能出現偉大的作品？有一點好作品，如同第一個站起來的人，立即被這些躲在角落裏討生活的所謂評論家奉命咬死了。有些年輕作者問我怎麽寫好詩，我不無苦澀地回答：你照著評論家相反的方向寫。
我不認同什麽“政治抒情詩”之說，尤其不認同說我是什麽“政治抒情詩人”之說。我不認同的理由是：
1、這是一個無恥的陰謀。
本來，把一位詩人的一些詩分門別類，是一些研究者的學術探討，說一說而已。比如，說王維是山水詩人。隻因為王維的山水詩寫得的確太好了，詩中有畫，畫中有詩。隻是在研究山水詩的時候說一說而已，說他是山水詩的鼻祖之類。王維還有好多不是寫山水的詩不也極好麽？總不能因為王維也寫了《觀獵》，而把他歸之於打獵詩人，因為寫了《送別》把他歸之於送別詩人吧。
這類寵物狗式的所謂評論家們不敢說我的詩不好，因為在文學意義上，我的詩的確好，隻得按照主子的意思拚命地、千方百計地從旁門貶低我的詩的文學意義。這個所謂“政治抒情詩人”就是一個從別門貶低我的作品的極其精明的、善良的讀者不易覺察的稱謂。
2、什麽是政治？政治就是人與人的關係。什麽是文學？文學就是人學。這些都不是我下的定義吧。也就是說，文學從來就是政治的一部分。魯迅寫了阿Q,哪一個情節沒有政治？為什麽沒有所謂的評論家敢說魯迅是政治作家？他們不敢——因為魯迅是欽定的不許瞎評論的作家。
3、我從14歲開始，在初中一位女老師的引導下開始背誦《離騷》，斷斷續續，背了五十多年。在患癌症動手術後，在腫瘤醫院的小院子裏一麵散步，一麵背誦《離騷》，愛人在旁邊直流眼淚。我說：“我如果死了，你可以哭。但如果我在背《離騷》時死了，不許你哭，因為那是我一生向往的最幸福的歸宿。”有人說有的人靠一本書治國，我是靠一首詩，我是靠一首《離騷》修養我的一生。讀懂了《離騷》，就讀懂了中國社會從古到今的全部曆史。我讀著、背誦著《離騷》，就仿佛看見屈原犀利的目光，射穿時光和曆史的塵埃，幫我析理我的時代。全部的迷人的淒美之中，哪一句離開了政治？中國當今有哪個所謂評論家敢說屈原的《離騷》是政治詩？有哪一個所謂評論家敢說屈原是政治抒情詩人？他們不敢，他們隻敢說我，因為他們不認識我，或者說不敢認識我，他們不敢承認我在他們長期的、殘酷的鐵壁合圍式的打擊和迫害中，將以偉大詩人的身份走進中華民族的史冊。
詩人，不過是客觀世界給詩作者的一個稱謂，詩人在寫詩時是並不知道或者說是並不在乎自己是不是詩人的，他的全部心思隻關心他的作品的涵量——思想涵量，藝術涵量等等。
你不要去相信什麽知識分子，什麽學者，活見鬼！他們無恥起來有一點極限沒有？完全沒有！有知的無恥比無知的無恥更無恥。信他們的胡說，一天也活不下去。我不想舉例子，例子太多了。舉起例子來人家不在乎，我自己傷心，何苦呢？
我寫了一輩子詩，除了挨批判那些年，中國幾乎所有的詩人和評論家傾其所有地批判我其實是惡毒地誹謗我之外，就算是平時，無風無浪，又有幾個人敢於正麵評論我的詩？有幾個人敢於公正地文學地評論我的詩的得失？我沒見到一個。
所以我說：我的成就，就是這麽大個中國，幾十年沒有人敢公正、文學地評論我！
韓慶成：
1986年，您在成都出席《星星》詩刊“中國十佳青年詩人”頒獎大會時，掀起了今天影星歌星才有的火爆場麵。據說狂熱的文學愛好者把會場圍得水泄不通，特別是女青年、女大學生們，像一群馬蜂一樣衝上去，吻得您滿臉都是口紅。晚上，人們還絡繹不絕來到您的住處，幾乎踢破了門坎。這個現象似乎不能簡單地用八十年代的詩歌輝煌來解釋，因為當年與您一同出席頒獎大會的還有大名鼎鼎的北島等，他們並未獲得這樣的待遇。您認為這是什麽原因？
另一個問題：上世紀70年代後期湧現的新詩潮，實際上產生了兩種詩歌，一種是以北島、舒婷等為代表的“朦朧詩”，一種是以您和曲有源等為代表的並不朦朧的以直接揭露、批判和幹預為特征的抒情詩。但由於某些曆史的原因，朦朧詩成為了新詩潮的代名詞，而“揭露、批判和幹預”的詩則被遮蔽和忽略了。這至少造成了兩個直接後果，一是因為“揭露、批判和幹預”的詩都是普通讀者喜聞樂見的，這類詩的屏蔽和消亡，導致大眾遠離詩歌；二是片麵突出朦朧詩的被歪曲的“詩史”誤導了後人，90年代以後已很少見到“揭露、批判和幹預”的詩歌，導致詩歌遠離大眾。這兩個後果導致的雙向遠離，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詩歌無人問津的現狀。雖然詩歌邊緣化是諸多因素使然，但一個不容回避的或者說主要的原因，在於詩歌和詩壇本身。在中國詩歌的“八十年代”已經結束四分之一世紀的時候，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葉文福：
其實，所謂“朦朧詩”，是一個極其錯誤的誤導。
之所以叫“朦朧詩”，並不是說北島、舒婷他們的詩有多朦朧。而且，更重要的是，朦朧本是詩的許多表現形式裏的一種，並不是他們創造出來的。說他們寫的是朦朧詩，我認為首先是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什麽年代呢？殘酷的年代，為了避開政治迫害而有意識地罩上朦朧的色彩。北島的詩朦朧嗎？舒婷的詩朦朧嗎？都不朦朧。舒婷幾十年之後的現在才敢說，她的《致橡樹》不是愛情詩。是什麽詩呢？留下的是空白，供讀者自己去想。
其次，朦朧詩的作者們學習和借鑒了西方現代詩的一些新的表現手法，這是值得肯定的。他們與後來的所謂白話詩本質上就不同。白話詩純粹是“文革”中成長起來的這一代白薯地，他們寫詩就像扭秧歌的老大媽，她們不會跳舞，隻會扭秧歌，就說秧歌就是舞蹈，舞蹈就是秧歌。
什麽叫白話詩？廣義地說，從古到今，從《詩經》到現在，都是白話詩，都是把白話寫成詩。詩人的本事就是把白話寫成詩，不會寫詩的人就在那裏把詩寫成白話。“紅軍不怕遠征難”、“百萬雄師過大江”，這不都是白話嗎？但是你敢說這是白話嗎？
我也不是專門寫揭露、批判和幹預的詩的作者。歌頌真、善、美，揭露和鞭撻假、醜、惡，是文學也是詩的本能，是誰也無法故意為之的，故意為之的都不是詩人之所為。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我們這個時代的特征是荒蕪，還奢談什麽文學呢？
寫詩需要修養，讀詩也需要修養。詩不是北京的大碗茶，不是喜聞樂見的，不是隨便一個人就能品出詩味來的。詩是功夫茶，是知其道才知其味的。作者與讀者是相輔相存的。如果沒有觀眾，梅蘭芳唱戲能唱得出味道來嗎？因為有觀眾的低級和庸俗，才有了趙本山的氣候。這麽一個浮躁的氣候，能有幾個人靜下來讀詩呢？
1986年在成都出席《星星》詩刊《中國十佳青年詩人》頒獎大會，確實出現了令人終身感動的火爆景象。您問我為什麽北島沒有的待遇我有了，我想這應該是講演的原因，或者說是我講演的魅力所致。您別忘了，我六歲就得了講演第一名。1981年連著兩天在北師大講演兩次，沒有講稿，每次都是四個小時。
如果是一個健康的社會，我應該是一個講演家。
我的講演一有思想，二有學問，三有信仰，四有語言，五有激情，六有節奏，七講究身段。怎麽能不成功呢？講完之後，大學生在街上遊行，挽著手哭著喊“葉文福萬歲！我們要見葉文福！”把警察都嚇壞了。
但我更愛我是一位詩人。我的語言準確到精微，因為我迷醉於詩的語言。
前年我在香港一所大學講演，講完之後，我說：“孩子們，我講了這麽長時間的課，你們回去看一看錄像，聽聽我有一點語言渣子沒有？現在大陸的年輕人說話，還沒開口就說‘然後’，沒有‘然後’說不了話，你們去聽聽我有一個‘然後’沒有？”
[轉載]活著的我不是我——葉文福訪談
喜悅
韓慶成：
我發現，您與《詩歌周刊》第一屆“致敬詩人”黃翔有幾個相似之處，都因為寫詩受到關押，都在人生的逆境中獲得新的愛情。張玲衝破重重阻力與黃翔結合時，是一個在校大學生，王粒兒堅定地愛上您時，是一個22歲的女兵，您與黃翔都比妻子年齡大了一倍。我寧願相信，這種超凡脫俗的愛情是命運對受難者的褒獎。能簡單談談您與妻子患難相戀的故事嗎？
葉文福：
如果誠實地說，我並不想回答這個問題。不想回答不是對您的不恭，而是對這個問題有自己的想法。
在這個問題上，我也許是個十足的書呆子，但我很欣賞自己這點書呆子氣。比如：朋友之間，如果別人不主動對我說些什麽，我是從來不過問、從不打聽別人的夫妻之間任何事情。但是當別人的家庭出什麽事情求到我麵前，我則在自己的能力範圍之內全力以赴。看電影絕不過問影星的任何流言蜚語。就是說，我不喜歡打聽任何人的隱私。我認為，這絕不是屬於性格問題，而是對中國人農民式的生活方式和方法上的一種有意識的反叛，是知識的力量。中國人人人都活得很苦，活得很累，人人都被人有意無意地監督著，監視著，互相都成為一種幸福。我不喜歡議論別人，也不喜歡別人議論我，就更別說隨意誹謗汙蔑我了。
再者，最無法忍受的是，中國人在這些問題上沒有是非。或者故意把非說成是，把是說成非。把別人的隱私像嚼口香糖似地嚼得津津有味。最有名的例子莫過於白居易的《長恨歌》。白居易一生寫了許多好詩，但這首樂府，無論別人如何評價，我都是要頑強表示自己的看法的。
明明是唐玄宗腐敗至極，把已經做了他五年兒媳婦的楊玉環從自己兒子手中硬奪過來，封她為貴妃。個人品德之卑鄙無恥齷齪不說，致使唐朝生變，從此走向衰亡。而白居易把這無恥下流當作忠貞的愛情予以恣意謳歌，還謳歌成所謂名篇，真是下作。這首詩流傳極廣，後來曆代的諸多評論家都閉口不談唐玄宗的腐敗，包括京劇又在這個意義上拓展延伸成《貴妃醉酒》，盡其所能地歌功頌德以求可憐的生存。
這不是文化垃圾是什麽？這不是文學垃圾是什麽？
張學良這麽一個極品漢奸，賣國賊，葉永烈卻津津有味地寫他與趙四小姐的所謂“傳奇愛情”，真是不怕齒冷。有一點閑工夫，何不去研究研究譚嗣同壯烈殉國之後，他的家人的悲慘境遇以警示後人！
但是我還是很樂於回答您的提問。因為雖然生活如此殘酷，但因為愛人王粒兒給了我崇高的堅貞的愛，雖然很清苦，但十分幸福。
黃翔與張玲是什麽情況，我一無所知。我隻能簡要回答我的情況。
愛人王粒兒與我相識於1986年，這是我被鄧小平點名批判的第6個年頭。我已經被批得焦頭爛額，已經到了每天在想用什麽辦法了結生命的地步。這年我42歲，她21歲，是工程兵機關的機務員。她父親50年代與遲浩田是南京軍事學院的同班同學。本來她有極其美好的前途，但就是因為認我為師，毅然脫下軍裝，她說：“老師是屈原，我要做嬋娟，我要代表全民族來保護你。”
我們於1988年結婚，1989年6月，她生孩子才兩個月，我因在天安門廣場打著巨大橫幅公開退黨而被捕，進了死囚牢。她和母親、姐姐一起，抱著兩個月的孩子，在北京到處找我。警察告訴她，我是欽犯，根本不可能出獄。她當著警察的麵，寫一張紙條請警察帶給我：“葉，你活著的信念是我活著，我活著的信念是你活著。我和孩子永遠等你。”
在給我送衣物時，因不許見麵，不許寫信，她隻得在送衣物的單子上簽名“葉粒兒”，使我知道她堅決等我的決心。
2002年1月，我患結腸癌住進了北京腫瘤醫院。這時候12歲的孩子在天津上初中，她在打工，我在住院，幾乎每天在與死神搏鬥，全家的擔子都在她一個人肩上。大年初二，她到潭柘寺為我求佛，方丈要求她為我吃齋，念經，放生。大冬天，每天早晨買6條活魚，到結了冰的河裏去放生。河裏隻有一個冰窟窿，是冬泳的人們敲開的，她念著我的名字放生，感動了冬泳的人們。
我動手術後感染，幾次病危，是她日日夜夜守護著我，有一丁點緊急情況，就請醫生及時趕到。整個醫院的醫生護士，都知道她幾乎每天在哭著求人。
我們結婚27年，我沒錢給她買戒指，她也從來不要我買。我們互敬互愛，相依為命。
確實，我獲得了這樣超凡脫俗的愛情，是命運對我的最高獎賞。
韓慶成：
1989年，您曾在天安門廣場發表演講，並因此獲罪，一直到2001年才恢複參加詩歌活動。能簡單談談這個很多人並不了解的經曆嗎？89年後到01年您的處境如何？
葉文福：
我不願意過多地說個人的遭遇，我怕自己像祥林嫂，逢人就訴說自己的不幸，不知道中國人像魯鎮的人一樣，喜歡把別人的遭遇拿來欣賞，聽故事，用別人的痛苦來稀釋自己的痛苦——我怕。
我可以簡要地說一下，幾十年來，我過的是什麽日子，我說出來隻是想把這一切交給曆史，不是想感動中國任何人，我也感動不了當代中國任何人。
我一個人在北京今年48年了，一家三口，住在北京25年了，沒有戶口。因為沒有戶口，學院分房子就沒有我的份。我一家人在學院臨時借給我的像地窖一樣的房子裏住了17年。
孩子上小學，因為沒有戶口，又交不起昂貴的讚助費，連上小學的資格都沒有，是一個朋友與當地派出所有關係，才在沒交讚助費的情況下上了小學。人說，領美國綠卡也沒有上北京戶口難，我大概算一個可舉的例子。
因為鄧在講話裏說我“站到黨的對立麵”了，所以從1981年7月起，被當做反黨分子批判了近6年，留黨察看一年（按時恢複黨籍）勒令轉業，不轉業就不發工資。而轉業回老家湖北赤壁，老家也因有指示而不予接收。在朋友的幫助下，才在1987年轉業到北京煤炭管理幹部學院。
我這一生十分光榮的是，我參加了1989年的遊行。5月13日，學生們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第一天，我就進了臨時防護欄，與學生們一起絕食。學生們看見我參加他們的鬥爭十分雀躍。這時學院正準備給我解決戶口問題，我因支持、幫助、救護學生絕食鬥爭，打著“詩人葉文福宣布退黨”的橫幅從魯迅文學院遊行到天安門廣場等壯烈罪行而於1989年6月12日被捕，打進死囚牢，當時的中國的巴士底K字樓。在老布什總統的聲援下，得以於1990年12月6日出獄——老布什派副國務卿到北京談判，拿來一個要求釋放者的名單，第一個名字就是我。
我總共在監獄裏呆了562天。
出獄的那天，我剛進家，美國大使館的電話就打進了我們學院我工作的電教室，要求見我，以證實中共對他們的承諾。是我的領導保證說我真的出獄了，大使館才沒來人。
我這一輩子無法品味自己做人到底是什麽滋味，奇了怪了，中國人要我死，美國人要我活。
我記得初中時，在鹹寧大街上滿街地演當時的美國總統約翰遜的活報劇，入伍了演當時的美國總統肯尼迪，把人家罵得一塌糊塗，人家愛我，生死關頭救我。
我創造了一個了不起的紀錄：我在監獄裏還有工資，出獄後還在學院繼續工作。
我退黨，有一個與任何人不同的細節。
當時我正在魯迅文學院首屆碩士研究生班學習。1989年4月，班裏要成立一個支部，要求每個黨員把組織關係都轉到魯院來。我很聽話地就從自己學院開出了組織介紹信。交到班裏，支部書記說，魯院屬作協管，不能直接收組織介紹信，要交到作協再轉過來。而當時作協在沙灘，很遠。我就把組織關係介紹信揣在自己兜裏，誰知一忙竟忙忘了，隨即學潮就開始了，我退黨時組織介紹信就在兜裏。
從監獄裏出來之後，我照常上班。有一天，很關心我的電教室主任石鐵民找我談話，說學院組織部長要找我，有一個表要求我簽名，是開除出黨的表。我當時就說，我退黨時組織關係就在身上，不在中共的任何一個支部，他有什麽資格開除我？主任開導我說：“你就委曲求全一下，將來這個事件平反了，你不還是黨員？”我笑著念了幾句《離騷》：“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複路兮，及行迷之未遠。”
可是第二天組織部長還是要見我，要我在那個侮辱人格的表上簽名。我真是氣壞了，指著組織部長的鼻子叫道：“你回去查一查，我的組織關係在學院裏嗎？太放肆了，你回去告訴你的主子。老子葉文福退黨的真正原因是瞧不起這個黨！”把組織部長嚇得不敢作聲。
現在，這張組織關係介紹信還在我手上。
我的工資，還是當時轉業時的22級。幾十年來，我把工資卡交給愛人，從不敢問一個月有多少錢。現在大約與一個掃馬路的工人的收入差不多。
2002年2月，患結腸癌，動手術感染，高燒（39度7）昏死6天6夜，在院方和愛人的精心護理下，終於挺過來了。
別說買房子，沒有戶口，買車的資格都沒有。
經常聽判死刑犯的判決詞裏有一句：“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我聽了直笑，我活在這個國度，如同死在這個國度，全部的政治權利都被剝奪了，叫我怎麽好意思說愛國？
我進監獄時我的女兒才出生一個月，出監獄時女兒已經快兩歲了。我回家後，女兒在院子裏玩，院子裏那些無知的老太太，唆使不懂事的孩子往我女兒背上吐唾沫、濃痰。愛人到院子裏倒垃圾，那些老太太擋在垃圾箱前不許倒。我去倒，她們擋著，我往前一走，他們就往地下一躺，大呼小叫，說我打她們。
那時候我真的想起了袁崇煥，想起了譚嗣同。
我時常對愛人說：“清貧思杜甫，堅韌敬屈原。”
朱鎔基當總理，我給他寫長信，反映我的問題。胡錦濤上台，我給他寫長信，反映我的問題。你說我可愛不可愛，我還在信中向他們提建議，說現在有了開山新設備，可以設想直接打通喜馬拉雅山山脈，用一條或多條通道放印度洋上的暖風進來解新疆之旱情。您說我還要怎樣來愛我的祖國？
都是泥牛入海。
我再也不寫了。
我也不可能去上訪。都這把年紀了，我要珍惜這點已經耽誤了許多的寫作時間，我要抓緊時間開發自己的思想財富。我也是太陽，我有一本詩集就叫《雄性的太陽》，我要抓緊時間，像我一本散文集的書名那樣，《收割自己的光芒》——我是火柴，沒有膝蓋，為了最後這點尊嚴，不可能到那鬼地方去下跪，去求人施恩，去挨大棒子，弄不好還要被送進精神病院。
我十分景仰和熱愛德意誌民族。德意誌民族之所以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不是說想偉大就能偉大的。它也是一個古老的民族，也是一個智慧的理性的民族，它在曆史上也犯過許多無法原諒的錯誤和罪惡。二十世紀，它悍然接連發動兩次世界大戰，並且兩次都是以失敗告終，終於把自己民族的前進步伐逼到了絕路上去了。
在這裏我要強調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失敗後，整個德意誌民族陷入了無法忍受的屈辱之中。如同中華民族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失敗之後一樣，不管是平民，還是貴族，都迫切希望民族用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強大起來，而危險就在這裏。就像春天來了，蜜蜂飛出來了，蒼蠅也飛出來了一樣，希特勒，納粹思想，都趁著這種複仇情緒生長出來了。正是這種健康的民族情緒和不協調的前進節奏的合力作用，誕生了法西斯。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希特勒、納粹用極權思想決不隻是個人問題，而是整個民族借著這個極權裏的幾個人的名義在屠宰世界。所以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德意誌民族徹底失敗而告終，這絕不隻是什麽戰爭策略的錯誤或失誤，而是戰爭性質的問題，可以說，它們從一開始就注定了要失敗，要徹底失敗，它不失敗人類就該滅亡。
兩次世界大戰的失敗，在一個世紀中接連兩次世界大戰的失敗，終於震醒了善於思考的、有著深厚的哲學土壤的德意誌民族，1970年12月7日，勃蘭特總理在華沙猶太人紀念碑前為當年起義的犧牲者敬獻了花圈。在撥正了花圈上的絲結之後，勃蘭特後退幾步，突然雙膝下跪。這一舉動事先沒有計劃。據說事後勃蘭特說：“我這樣做，是因為語言已失去了表現力。”
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殉難紀念碑前砰然一跪令全世界為之動容，德國總理下跪謝罪的畫麵傳遍了全世界。40年後的同一天，德國總統武爾夫再度來到華沙猶太人殉難紀念碑前敬獻花環，他稱讚這一曆史性的下跪是偉大的和解姿態。在德國國內也引發了強烈反響。當時擔任德國內政部長的根舍這樣回憶道：“我被這一舉動深深地感動。勃蘭特以他全部的人格，向每個人做出了明確的表述。”德意誌民族通過自己的領袖英雄的作為，明晰地闡述了全民族的思考心得，贏得了全人類的尊敬。
使我十分感動的是時間。從1945年第二帝國滅亡，到1970年勃蘭特總理在猶太人殉難紀念碑前下跪謝罪，這之間隻用了25年。
從1958年反“右”以來，一直唱“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地位高。”唱了幾十年，越唱社會地位越低。許多年我弄不明白。此後，“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它的真實含義在哪裏？
“階級”就是一分為二的反動哲學觀點的注釋。
什麽叫階級？人為什麽要分這個階級那個階級？我討厭階級，我崇拜我們民族的合二而一的哲學思想。我崇拜太極圖騰。我渴望全民族一心一德，這有什麽不好？難道這也有罪過？我不相信。
遠的不說，“文革”中冤死的，打死的，鬥死的，自殺的，槍斃的，該有多少人？誰能統計得過來？今年過去49年了，“89”過去26年了，那麽多人死於非命，別說下跪，誰表過態？誰道過歉？
德意誌這麽偉大的民族，經過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慘敗，才找到了自己民族的思維痛點。人類要前進一步，何其難也。
這些有關民族生死存亡的艱難課題，現在不思索，恐怕以後就來不及了。
沒落馬的我不知道，看著現在那些落馬的大大小小的權貴的窮凶極惡和極度奢華，我不由得想起《離騷》裏的句子：“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餘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
“黨人”是什麽人？注解裏說：“古代的黨人指朝廷中為私利而結成幫派的人。偷樂：苟且享樂。”
他們在偷偷地享樂，他們在偷偷地笑話我們的高尚，他們在偷偷地欣賞自己的齷齪，他們在偷偷地自鳴得意。
連我自己也想不通，為什麽一輩子如此迷戀《離騷》。連散步也背誦。因為我簡直覺得屈原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偉大詩人。他筆下的楚國的矛盾，衝突，危機，腐敗，與我們今天看到的幾乎如出一轍，他好像就是我們身邊的詩人。我讀著《離騷》，就仿佛在讀中國通史，就仿佛在讀當今的現實，十分親切。
文學不可以橫比，但實在，全部的唐詩，無論是思想性，藝術性，社會性，人性，都完全無法與《離騷》媲美。所以唐詩注定了隻能是封建社會的藝術頂峰，而《離騷》則是中華民族文學的最高成就，是漢語詩空前絕後之作，是中華民族詩的永恒的巔峰。
詩人不是政治家，詩人用詩的語言表達自己的人生觀，藝術觀，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從古到今，該有多少詩人發了多少牢騷，並沒有幾個詩人被打成反革命，為什麽非要把我打成反革命呢？時代是不是在倒退？
北島憑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這兩句詩就可以領諾貝爾文學獎。一位詩人，用兩句詩就概括了自己時代的特點，這不是偉大詩人是什麽？
在這條道上馳驅，必然要走到絕路上去的。還不如趁早聽屈原的話：
“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
乘騏驥而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
不說了，太痛苦了。
韓慶成：
2012年12月，我有幸與您共同參加深圳詩歌節，觀看了您精彩的詩歌朗誦。從您的朗誦看，您更多地把肢體語言溶進了朗誦之中，這讓您的朗誦具有了與通常詩朗誦迥異的特殊魅力，被譽為“神奇的力量”和“思想的魔力”。黃翔當年發明了“吼頌”一詞來形容他的朗誦，您能否用一個詞來概括您的詩歌表演或曰行為藝術？
葉文福：
詩是語言藝術，詩的歌詠和朗誦，甚至舞蹈，甚至繪畫，都是對詩的再創作。
詩又是自我藝術，一般情況下，隻有詩人自己最能理解自己詩的痛覺的最深處。所以如果聽詩人朗誦自己的詩，那絕對與聽演員朗誦是兩回事。
我喜歡朗誦，尤其喜歡朗誦自己的詩。我覺得隻有我自己能夠朗誦出我的詩的意境。
我曾多次朗誦過自己的詩，效果好到我自己無法想象和評價。
1981年，有一次我朗誦《祖國啊，我要燃燒》，朗誦完之後，殷之光激動得滿臉是淚水，連鼻涕都流出來了。他扯起嗓子喊了一句誰也想不到的口號：
“葉文福萬歲！”
這與政治無關，請還想搞文化大革命的人們不要胡亂上綱。
瞿弦和也聽過我朗誦過好幾次，所以每見到我，他都恭謙地說：“葉老師，您是真正的詩的朗誦，與我不同，我是演員，逢場作戲。”
但我不是想發明“吼誦”，我理解吼也是朗誦的一種表現形式，是作品本身的需要，而大可不必去搞什麽發明。
朗誦過程之中的肢體語言也是詩的語言的一部分，是具有深厚功力的詩人在有形有聲的語言進行之中的一種輔助語言，它與詩的情緒和旋律是連在一起和緊密結合的。我愛人經常聽了我的朗誦之後，激動地說：“沒人能學到你，你就是你。”
是的，我的詩，隻有經過我的朗誦，才可能達到她應有的巔峰狀態。
有一個足球運動員叫郜林，前鋒，許多極佳的進球機會都被他無情浪費了，我想沒有一個教練能指出他的許多要害裏最要害的一點：患得患失！應該毫不留情地指出：他是一個自私的人，每次射門他不是在踢球，而是在踢自己。不是在想進球，而是在想自己的榮譽，在這種心理狀態下，他根本無法把自己融化進足球，該傳的不傳，該射的不射，毫厘之間，機會頓失。
藝術與藝術家的關係不也是這樣嗎？
對於藝術，我是這樣理解的：成就就是特色，特色就是作者，作者就是藝術——作者必得全身心地融化進自己的作品，差一絲一毫都不行。
為什麽有杜甫詩，李白詩，張大千畫，齊白石蝦，李可染牛，黃胄驢等等之說？就因為他們都是大家，他們的作品做到了這一點，也充分地體現了這一點。
您要我用一個詞概括我的詩朗誦，我想就應該叫：葉文福詩朗誦。
韓慶成：
中國詩歌流派網聚集著很多90後詩人，他們大都以口語寫詩。您曾多次提醒這樣的寫作要注重詩意，您說過“把詩寫成白話的人多了”、“有些作者寫詩，像寫日記那樣隨意。沒有構思，沒有煉意、煉句、煉字之說”、“必須把白話寫成詩，而決不能把詩寫成了白話——絕不能，這是原則”等等語重心長的話。今天，您還想對這些年輕詩人說些什麽？
葉文福：
在我的人生體驗中，文學不僅僅是文學家的事，詩也不僅僅是詩人的事。不管是什麽人，都必須有堅實的文學基礎。把文學學好了，就有了人性、道德、信仰休養生息的土壤。
[轉載]活著的我不是我——葉文福訪談
自信
韓慶成：
網絡的如影隨形改變了人們的生活，也改變了詩人的寫作方式和發表方式。現在，以網絡為載體的新媒體詩歌平台，如詩歌論壇、詩歌網刊、詩歌微信、詩歌博客、詩歌微博、詩歌Q群等，總量和覆蓋麵上已遠遠超越傳統詩歌媒體，成為詩歌發表和傳播的主要載體。傳統詩歌媒體的唯一優勢，隻有專製權力賜予它們的親子式的“權威性”而已，如果你不在乎官方承認你發表了多少作品，不在乎這種承認在你評職稱拿獎勵時帶來的好處，不在乎也許有的那麽一點可憐的稿費，那麽，這種“權威性”便隻是“便桶”。——這個詞您曾經用過，您用“酒杯”和“便桶”形容過詩的外在形式，您還說過“現代詩作者的詩，包括一些大詩刊小詩刊的主編們寫的詩，我看了不少。說實話，還真沒有看到什麽特別好的作品。”我同時注意到，您2010年在武漢簽售新作時，曾批評“‘網’就是文盲的群體”，並因此引起熱議。就詩歌而言，“網”上確有“便桶”，但如果您比較全麵地了解網絡詩歌，會發現“酒杯”也並不稀缺。我的最後一個問題：您平時上網嗎？是否去過前麵說到的那些基於網絡的新媒體詩歌平台？時隔五年，您今天如何評價“網”和網上的詩？
葉文福：
網絡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手機改變了我們的生活，這是誰也無法否認的事實，我也從沒有隨意批評過網絡。
2010年在武漢簽售新書時，我並沒有批評網絡是文盲群體，我的話完全被歪曲了。我沒有答記者問的本事，我講課講慣了。我當時是在與他們談心式的，我說我這個人的性格中有個隻有自己知道的毛病，就是接觸新事物很慢。就像舊式飛機，拐彎的半徑很大，等到我拐過彎來，人家早就飛遠了。電腦剛問世時，作協給在京作家每人優惠配置一台電腦，我堅決不要。我說我用手寫了大半輩子，用電腦沒有靈感。我怕網絡上盡是些文盲群體，老給他們講詩，耽誤時間。我是在說自己的毛病，被他們剪裁成那個樣子。不過我看的很淡，就是誤會了又怎麽樣呢？
我要說明一下，我到現在也不大會上網。我上麵說的毛病確實是毛病，我至今不會用手機就是最好的證明。
我在網上看了一些詩，確有好詩，但不多，大量的詩都很隨意。詩是語言藝術，除了主題，語言是很重要的元素，沒有美感，沒有形象，沒有旋律，就很難為人接受。文章文章，是以文入章，以文為章，沒有文氣，何以有章？沒有文氣，就是流水賬。
屠岸老說自己是詩作者，不是詩人。他思考問題的方法是什麽我不得而知。
我想來想去，我覺得我是詩人。我的理由是：詩，製約著我的一生。
如果沒有詩的修養，我不知道自己是個什麽樣子。
詩就是一座語言砌成的無形的寺廟，我在這寺廟裏覺得自己很真實，很清雅，很高尚，我在這寺廟裏就覺得自己很簡約，很幹淨，很美，就是一首詩。
我熱切地希望自己是一首好詩，我熱切地希望詩把我寫成一首好詩。
中華民族是一個靠說假話生存的民族，這個講話有許多在中國是不合時宜的，但幸好，我說的是幾十年前的事。如果因此而惹禍，我就以此文訣別吧。
（新浪葉文福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c2d4f9530102x0az.html）
三萬八千字篇幅濃縮葉文福先生一生榮辱際遇和思考真諦
也許是葉文福先生此生最後一次內心告白，曾以為不會公諸人世
眾多珍貴史實首次公開披露，再現詩歌輝煌時刻被歡呼被打壓的曆史記憶
提要：
《將軍，不能這樣做》到底寫的誰
留與曆史的懸案：北師大的講演，誰出賣了我
23個將軍聯名致信鄧小平要求開除我軍籍黨籍，工程兵政委說直接槍斃算了
我顛覆了胡耀邦爭取召開的全國劇本創作座談會
尤其不認同說我是什麽“政治抒情詩人”
“朦朧詩”是一個極其錯誤的誤導
被批得焦頭爛額想了結生命時王粒兒給了我堅貞的愛
“網絡是文盲群體”係被歪曲
活著的我不是我
——周刊訪談之二：葉文福
問：韓慶成 答：葉文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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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文福先生近影 |
韓慶成：
葉文福先生，您好！祝賀您榮獲《詩歌周刊》第二屆“致敬詩人”。
此刻我記起35年前的1979年，您的《將軍，不能這樣做》在《詩刊》社全國優秀詩歌評選中，獲得專家和讀者的一致好評而高票當選，但正式公布結果時，這首作品卻被偷梁換柱，您能否介紹一下當時的感受？今天，您又是如何看待這種光天化日之下的文字暴行的？
葉文福：
韓慶成先生您好！
《將軍，不能這樣做》這首詩是《詩刊》1979年8月號發表的——迄今已有36個年頭了。8月號《詩刊》8月27日發到市場，9月4日的《解放軍報》就立即轉載了。9月8日，上海《文匯報》轉載了。9月13日，《遼寧日報》配了一篇老詩人白樺的文章轉載了。9月23日《青海日報》配了一篇本社評論員的文章《勸君莫當大渡河》轉載了，這篇文章長達半版，與我的詩一起占了整一個版麵。這些是就我知道的材料，還有不少地方的報紙、校刊轉載。這種狀況是中國詩前無古人到目前是後無來者的，這是中國詩第一次適時而準確地點中了中國病態社會的死穴。
36年過去，這個民族至今沒有消化這首詩，也就是說，沒有讀懂這首詩。包括許多朋友，包括許多正麵的評論家和反麵的小醜，包括許多讚揚者，至今還在說這首詩是所謂反腐第一槍雲雲。這個民族的淺薄使我心寒猶徹，這個民族的無恥更使我不寒而栗。我知道我已經成了暗箭之下的烈士，一生在文學道路上的孜孜追求成了一丘黃土，黯淡無光。但是我毫無怨言。詩是我的孩子，我有幸生下了這樣的好孩子，死而無怨。上世紀80年代初，還在我挨批判期間，有一位畫家畫我的肖像，完成之後，問我起個什麽名字，我不假思索，悲愴地說:《明天認識我》。
在這裏，我不得不借您的平台，再一次明確地道出我的詩的主題。自古詩無達詁，詩是供人無極限地想象的。要一個作者去解釋詩的主題，這本身就是一個無法忍受的痛苦。但是我沒辦法，36年過去，置身於這個無知的民族，在這個野蠻殘酷荒蕪的年代，我麵對的是這裏的聰明的和愚昧的人們，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故意讀不懂我的詩，說我的詩是反腐的利器，要以它為他們認可的政治服務。
於是我不得不堅決地說：“否！”
我的詩《將軍，不能這樣做》是對這一場所謂革命的性質的拷問，對文學有一點常識的人都應該懂得，在這首詩中，所謂反腐，不過是進入主題的切口。
回望中華民族的曆史，封建專製有多長，腐敗就有多長，腐敗與專製是孿生子，是以我對所謂反腐根本沒興趣。這個時代的中國人，不去考求曆史的得失，不去徹底鏟除生長腐敗的土壤，反腐根本沒用，或者說隻是製造一個口號，來迷惑這個極易滿足的人人都自以為聰明的愚昧民族而已。
是的，這個民族至今不認識我。這不是我的不幸，是我的民族的不幸。一位真正的詩人，總是用自己的作品表達自己的信仰、性格、情操和美學觀點；一位真正的詩人，就是天生的熱愛自由的人，熱愛平等的人。這些美好的性格和追求，如果隻是某一個人的素質，倒也罷了。詩人不是，詩人熱愛並舍身忘命地追求自由、平等、知識、進步，是積攢了整個民族乃至整個人類的痛苦、奮爭和希望和能量，他應該是民族的代表，是人類的代表。每個健康的民族之所以都熱愛自己的詩人，我想就是這個內在原因。我很榮幸地當上了被鄧小平冠之以所謂自由化的代表。他惡意地給了我作為詩人的最高榮譽。可惜他死了，假如沒死，我或者可以反問一句：“我是自由化的代表，我很光榮。詩人是自由的化身。你呢？你是什麽的代表？你有膽量像我這樣誠實地回答麽？”
他當然不敢說出來。說的不做，做的不說——這就是他們的政治遺產。
我以自己的苦難，我以自己作為詩人的一生的苦難，終於弄明白了什麽是詩的內涵，弄明白了為什麽中華民族是一個詩的民族。
中華民族之所以是詩的民族，是因為中華民族的詩是中華民族思想的旗幟。她嘩啦啦地飄揚，美麗而悠揚，召喚著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思想者對中華民族一代又一代的專製統治進行體味，反思，否定和徹底的反抗。她使中華民族美麗，人性，高尚，善良，純樸。
什麽是詩呢？關於詩，世界上有無數解釋。作為一位中華民族的詩人，我的第一理解是：詩，就是你打我，我沒有能力還手，但我有能力勇敢地說：痛！
詩的本質，就是痛。痛是可以轉換的。轉換成愛，轉換成對美的賞析和追求，對愛的追求和歌吟；轉換成恨，轉換成對假、醜、惡的仇恨和鞭撻等等。
中華民族之所以是詩的民族，就是從古到今一直在痛。詩人們隻有痛得躲進詩行裏，喊出來，才能減輕些微疼痛。
我們的祖先在創造漢字的時候，大約就深刻地體味到詩的滋味。漢字的“詩”字，左邊是言，右邊為寺，合起來就是——語言的寺廟。所以我認為，詩是一門宗教。但詩不是佛教，不是道教，不是儒教，不是世界上任何一門宗教，而是詩教。
詩教的教主是詩人自己，詩教的教徒也隻有詩人自己。
詩人寫詩，不是為讀者寫的，而是為自己寫的。讀者讀詩，是願讀者讀，如同香客進香，是用寺廟幽靜的環境、悠揚的鍾鼓之聲稀釋自己的痛苦。
所以，把詩延伸到寺——詩無言為寺。什麽意思呢？我想大約是說，寺廟也是詩，是詩的固化，是飄忽的詩的思維的固化。所以我的詩學觀是：詩者，寺也，語言之寺也；寺者，詩也，無言之詩也。
這個時代的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們創造了一個奇跡：他們可以肆意地做各種無法無天的事，人民卻不能有任何哪怕是恭謙的那怕是文學的、詩的不同看法、不同意見。
《離騷》作證，中華民族最偉大的詩人屈原就是一位用整個生命熱愛自由、熱愛平等的詩人。中華民族一代代知識分子正是透過他華美的詩句撲捉到他對自由對平等的生死之愛才尊他為詩祖的。
說一句閑話，最近有一個分管法律的高級官員說要抵製西方的法律觀念雲雲，我看了直笑。追求自由、平等，恰恰是中華民族的本源。《離騷》是中國的吧？《離騷》說：“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鑊之所同。”大意是指上上下下到處尋求法度的一統，一致。這是西方的麽？這是南方的，楚國的。
我經過了終生難忘的“文革”，看過了鋪天蓋地的歌頌“文革”、歌頌這個那個的所謂詩。我親眼看見過時永福一夜寫一首長詩《毛澤東之歌》、《周恩來之歌》、《朱德之歌》、《楊開慧之歌》等等，有一首傳下來了麽？隻會留下曆史嘲笑的把柄。更可笑的是，我們麵臨的現實，是你寫一千首歌頌萬歲的詩沒人理你， 隻不過是所謂詩人們的保命底線而已。時永福寫了那麽多廉價頌歌，無人置評，後為一點小事，被誣為強奸犯，像扔破鞋一樣扔到垃圾桶裏去了。
“文革”過去幾十年了，中國人總結了一丁點兒教訓了嗎？沒有。有一個小醜跑到寶塔山上去寫所謂詩表示效忠，還當上了所謂詩壇領袖——真乃是無恥成家了。
確實有些將軍建議把我開除黨籍、軍籍，遣送回家，更有人要把我槍斃。詩發表不久，《北京晚報》已經登出了目錄、時間、頻道，準備播出瞿弦和朗誦的這首詩。當時沒有電視，我個人也沒有收音機，朋友們幫我找到收音機，可是到了時間，調好了頻道，卻是別的節目——不聲不響就刪掉了。後來終於傳來了消息，說是當時黨內分管文教口的耿飆見了這首詩拍起桌子大罵：“老子住牛棚他在哪兒？剛回來消停了幾天他就來說三道四！這家夥是從哪裏來的？”派人打電話直接刪掉了這個節目。
我根本不認識的二炮政委陳鶴橋，在全兵種政工會上說：“有個叫葉文福的，寫詩說我拆幼兒園蓋別墅。我今天莊嚴聲明：第一，我是拆了幼兒園，但我隻拆一半；第二，我是花了幾十萬元，但花的是人民幣，不是外匯；我花的錢是在我這個級別允許的範圍之內的。”幸好二炮機關有不少幹部是我們工程兵而且是我們126團調過去的，把這個消息傳給了我。不過這個消息後麵還有陳鶴橋不敢說的消息，那就是為什麽陳鶴橋隻拆了一半幼兒園？是因為二炮的幼兒園占麵積很大。再者，陳的老婆是幼兒園園長，如果全拆了，她就當不成這個在家就可以當的園長了。而且，他說他花的錢是在他這個級別允許的範圍之內是純粹的謊話。負責為他籌劃別墅的朋友告訴我，他不知道超過了多少倍。這個朋友一直向上級反映，上級沒一點動靜，陳鶴橋在上麵的支持下，還有恃無恐將他轉業了。
我所在的軍委工程兵政委王六生就在工程兵政工會上說：“葉文福這號人，還批判什麽？直接槍斃算了。”這話是幾十年後，當時參加這個會議的人告訴我的。
就我知道的關於這首詩的評獎情況大致是這樣：
1、1981年詩刊社主持的這次優秀詩作評獎是改革開放至今唯一一次全國讀者直接用選票評選的。那時候沒有網絡，都是讀者寫信投票的。因為當時詩刊社有我不少朋友，每天從全國來的選票數都有人告訴我，每天都是《將軍，不能這樣做》一詩遙遙領先。現在都是所謂專家評選，都是所謂專家收了錢評選，或根據上麵的意誌評選，遊戲而已，鬧劇而已，有什麽文學意義呢？
詩刊社根據讀者選票，決定選出得票最多的前35首詩為獲獎詩，其中1—3名為一等獎；4—10名為二等獎，11—35名為三等獎。我有三首詩不但在35名之內，而且分別是第一名——《將軍，不能這樣做》、第四名——《祖國啊，我要燃燒》和第十一名——《站崗》。這就意味著，我一個人就有一個一等獎，一個二等獎，一個三等獎，而且每一首詩都是那個等級的第一名。
2、當時發獎大會是在京西賓館召開的。會前，我已經知道劉白羽給作協寫信，說我的《將軍，不能這樣做》這首詩汙蔑軍隊高級將領的事了。當時的悲憤之情是無法用語言可以形容的。本來想拒絕參加發獎大會，但是一想，你拒絕參加有什麽用呢？人家可以更順利地開會，隱瞞不該讓新聞知道不敢認人民知道的醜惡部分，讓人民隻知道所謂美好的部分，這是他們幾十年來最會幹的伎倆，我決不能讓他們得逞。我深深知道，這不是一首詩的榮譽問題，而是整個民族的前途問題，我作了最壞的打算，決定拚死一搏。
我一個人設計了一個在發獎大會上的行動計劃。為了實施這個計劃，我買了一雙細紗白手套——想以此顯示詩人品德的高貴，買了劉白羽的幾個散文小冊子，裝在軍用挎包裏，到京西賓館參加了發獎大會。
我的不配合不妥協態度早已通過許多朋友的秘密渠道傳到了作協。開會的頭天晚上，作協的七位副主席集體找我談話——到現在我隻記得有張光年，有艾（青）老——七個人真是七嘴八舌地把整個情況給我說了一遍，說作協的為難處，說了文學要為政治服務等。要求我配合大會，具體怎麽配合怎麽配合都講得很細致。為了封住他們的嘴，我早就想好了好辦法。我第一句就問：“你們都是作協副主席，你們對我說的這些意見都請示了巴老嗎？”
巴老是當時的作協主席，可是巴老基本不到北京。我於80年底寫的一首抒情長階梯詩《青春的歌》在這次發獎大會之前不久的全國劇本創作座談會上，被馮驥才看後大大誇獎了一通，隨後被他寄到上海《收獲》。幾十年隻登長篇、中篇小說、根本不登一首詩的大型文學雜誌《收獲》，竟然一字不改，立即全部登出來了。我從心底裏崇敬巴老，我知道我的思想得到了巴老的首肯。果然，我這一句話擊中了七位副主席，好一會兒，隻有艾（青）老歪著頭，斜視了我一眼，半正經半幽默地說：“沒有。”其他人也都笑了。我說：“這麽大的事情，你們連直接領導都不匯報不請示，你們是奉了誰的命令來要求我配合你們的無恥出賣的？”幾位老人誰都不做聲了。我堅定地說：“老人家們，你們別勸我了，我肯定不會妥協的。我不妥協的理由是你們的無理。為了保衛這首詩，為了保衛這首詩的立場，我將英勇地戰鬥一生——從現在開始。明天我肯定要造反，我肯定要打擊你們的無恥，你們準備去吧，我已經準備好了！”說完我就先退出了那個小會議室。
我這一生由衷地崇敬艾（青）老，感謝艾（青）老，因為艾（青）老在我一生最重要的幾年裏，無微不至地關懷我，體貼我，指導我，關鍵時刻還保衛我。那種真誠超越了個人情感，使我深深感到了我們民族的體溫的溫暖，感到了文學的傳承的偉大力量。
我回到房間不一會兒，艾（青）老就到我房間裏來了，一句話沒說，抓住我肩頭就往外走。進了一間小會客室，艾（青）老問我：“你說你準備好了造反，怎麽個造法？”我就把我設計好的一整套方案和盤托出。艾（青）老一直靜靜地聽我講述，憂鬱的眼神使我終身難忘。當我說我要在主席台上用戴白手套的手把劉白羽的幾本小冊子從挎包裏掏出來，砸到他臉上時，艾（青）老鐵青著臉猛地站起來，徑直往外走。走到門口，打開門，手握著門把手，回過身來，輕輕地說了我終生不忘的四個字：
“打人犯法！”
打人犯法。是的，尤其是這時這刻，小人們正愁找不到把柄，艾（青）老及時地提醒了我，使我沒在關鍵時刻犯曆史性錯誤。
第二天發獎大會上，賀敬之在中間，台上站著七位發獎者（我還是隻記得有艾（青）老，有張光年），所以領獎者也就七個人一組上台領獎。我一看劉白羽沒到場，十分惱火。我準備了一份發言稿，準備即使搶也要搶到話筒在大會上發言。可是台上沒有話筒。這就是說，人家已經精心防著我了。我坐在第五排，我左邊是高伐林。我低聲對伐林說：“我不動，你就別動。”伐林點了點頭。
這裏我想講一個終身難忘的大會花絮。
因為發獎大會是京西賓館召開，京西賓館屬軍隊管轄，所以代表和觀眾入場的時候，有幾個帶袖標的戰士在過道上來回巡查。當時《不滿》一詩的作者駱耕野穿一件大紅背心，坐在和我同一排左邊的最邊上。有一個戰士到他身邊，說他穿背心不符合禮儀，輕聲要求他去換件襯衫。駱耕野是一位極有性格的詩人，馬上大聲叫道：“幹啥子喲，軍隊不要越權，我是老百姓，哪個要你管？”指著我說，“管你的軍人去。”那個戰士悻悻地走了。
因為把第一名的詩取掉了，所以無法評詩的一、二、三等獎，所以小說、報告文學獎都有等級，隻有詩的獎項沒有等級。我最後得獎的詩是《祖國啊，我要燃燒》。
當喊到我的名字和我得獎的詩名的時候，我立即站起來，取下軍帽，狠狠地摔在座位前的條形桌上，再坐下，閉上眼睛。
這時候，全場幾千人鴉雀無聲，靜得令人發寒。我不知道這種令人窒息的時間有多長，我隻知道連我自己都幾乎窒息了。除了高伐林與我一樣端然而坐，身邊好幾位得獎者都湊過來低聲勸我，我不為所動。台上的七位發獎者也都站在那裏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要如何僵持下去，我隻知道不能接受這樣的結果。如果隻是個人榮譽，我絕不在乎。我理解的是這關乎民族的前途，我決不能有絲毫退讓。
大會幾乎開不下去了。雙方都無言地僵持著，沒有人動。
終於，《人到中年》的作者諶容大姐從前兩排轉過身來雙手緊握著我的手，朗聲說：“葉文福，好樣兒的！你如果今天直接上台領獎，我還真有點瞧不起你。但是到此為止，該你做的你做到了。再堅持，就授人以柄。你大概不知道上麵的情況，作協已經盡了最大努力，能開這個會，已經不容易了。你知不知道有人要砸這個會？”大姐流淚了，我也流淚了。大姐狠狠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推了我一下。我仿佛感受到一股魔力，默默戴上軍帽，離開了座位。
我從右麵走上台，站在台口，到七位發獎者麵前隻有幾步路，但這幾步路對於我就如同萬裏長征。我站在台口，輕聲說了一句全場都能聽到的話：“我從寫第一首詩起，就不是衝著這樣的領獎台來的。”
其實也就是走個過場，與七位發獎者握握手，就下來了。
當天晚上開小組會。艾（青）老與我一個小組。艾（青）老知道我有個發言稿，是準備在大會上發言的。所以剛坐下來就大聲說：“葉文福，你不是有個發言稿嗎？大會念不成咱們小會上念——我來替您念！”
艾（青）老替我念了發言稿。
3、幾十年後，當時的詩刊社編輯部主任吳家瑾女士給我寄來一封當時詩刊社由她執筆寫給作協的一封抗議信原信複印件，這封信堅決地反駁了劉白羽對這首詩的誣陷。幾十年之後，我也就一笑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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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兵葉文福 |
韓慶成：
能談一談《將軍，不能這樣做》的創作經過嗎？有人考證認為詩中的將軍是陳再道上將，也有人說是工程兵司令員譚善和將軍，事實究竟如何？據說，這首詩和您的另一首詩《將軍，好好洗一洗》，以及您此後在北師大的“放肆”講話，受到當時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嚴厲批評，這個批評導致您被批判、關押、逐出部隊，能否回憶一下您北師大講話的“放肆”之處？詩人周濤2013年回憶當年被批判的您時曾這樣寫道：“開門的是一個瘦老頭，矮小，胡子拉碴，萎靡不振，低聲下氣說找誰啊”，與您此前陽剛、激情、壯實的軍人兼詩人形象截然不同。這迫使我問：您如何理解一位文革中遭受過打擊、掌權後徹底否定文革的領導人，卻用似曾相識的文革手段對您進行的迫害？
葉文福：
1979 當代中國最受煎熬的一年
1979年我35歲，這一年是我一生創作的最高峰，許多好詩都是這一年寫的。而1979年10月11日則是我一生中最輝煌的一天——這一天在沈陽。
這一天晚上與沈陽的眾多詩人們一起喝酒，一直喝到將近12點才回到賓館。到賓館後又在一起說著親熱話，舍不得分手。大約快到下一點了，臨分手時，《芒種》雜誌社的主編——可惜忘了他老人家的名字——忽然說：“文福，你得趕快給我一篇稿子，把《將軍，不能這樣做》這首詩是怎麽寫出來的，發表出來之後的反響情況都寫出來。讀者現在迫切需要這方麵的情況。”我這時候好像已經不大清醒了，隨口就答應下來。
“必須今天晚上完成，這一期必須上。否則等到下一期就來不及了。”老主編急切地說。
老主編這麽一說，《鴨綠江》雜誌社的阿紅也急忙湊過來說：“不行，光給他稿子不給我稿子怎麽行？你必須得給我一篇稿子，而且必須是關於這首詩的稿子。”這下把我難住了，還是《芒種》老主編解圍，說：“這樣，你把一篇文章分成兩半，一篇寫這首詩是如何寫出來的，一篇寫發表之後的反響，不就都有了？”我也不知怎麽就答應了。誰知我這裏一點頭，阿紅立即說：“那好，明天早晨6點鍾，我準時來敲門取稿。”
詩人們離去之後，我完全堅持不住了，衣服也沒脫，倒頭便睡。
肯定睡不踏實。我沒有手表，不知什麽時候醒過來了。用涼水洗了洗頭，才想起今天晚上有兩篇文章必須在早上6點鍾之前完成。
我坐到賓館的簡易桌子旁，稍稍整理了一下思緒，便開始寫第一篇文章：《解放思想的陣痛》。文章仿佛就放在腦子裏，不費吹灰之力，一口氣就寫完了。寫完之後看一遍，覺得有些地方還不如意，就又抄一遍，這才滿意了。這時候毫無困意，頭腦十分清醒。寫完之後，又整理一下思緒，就開始寫第二篇文章：《到底寫的誰》。
寫第二篇稿子時，腦子極度興奮，揮筆自如，淋漓酣暢，幾乎沒有修改之處。剛剛寫完，簽完日期，就有人敲門。我開門一看，是阿紅。阿紅指著手表，得意地說：“我站了三分鍾，現在6點整。”我把自己還沒看一眼的稿子給他，他接過稿子，轉身就跑。
喝了那麽多酒之後，一晚上寫兩篇那麽好的文章，脫手而出，思想，文采，激情，邏輯，將經得起曆史和時間的考驗——這是我一生最難忘的一個創作之夜。
這兩篇文章分別登在《芒種》和《鴨綠江》11月號上。
我以為我無私的英勇姿態激勵了我的民族，定會在全國出現我祈望的強烈反響——這個民族的麻木再一次教訓了我。
好多年之後，我驟然想起：1979年，應該是當代中國最受煎熬的一年。
1979年，“文革”結束後的第三年，無人相約，無人聯絡，中國幾乎所有稍有腦子的人都在思考：中國的前途問題。而且，無人相約，無人聯絡，幾乎人人都不知在與誰搶時間，所有該做的什麽事情都極力往前趕。
許多年過去了，我終於慢慢領悟到，從1976年到1989年，這13年，是中國人民難得的思想的春天，經過了“文革”十年的慘痛，經過了1976年“四.五”運動，人們都在思考中國的前途問題。但是每走一步難度都極大，一種無形的壓力對每個人都形成有形的壓力，四項基本原則啦，嚴打啦，西單牆啦，不亦樂乎。每一個人們盼望的新鮮事物一出世，立即引起轟動，但隨即出現誰也想不到的結果。人們焦急地盼望改革，人們焦急地盼望政體改革。中共這個重要的會議那個重要的會議開了不少，可是每一次會議都使人感到有一股無法接受的寒意。中國曆史如同春天的氣候，乍暖還寒。我所接觸到的許多人，不由自己，事事都那麽迫切地往前趕，在與誰爭時間。直到1989年“六.四”的出現，中國人民終於知道了：13年間，他們是在與鄧小平搶時間。其結果是鄧小平贏了，槍杆子贏了，槍杆子裏麵出的政權贏了，中國人民改革的希望再一次倒在槍杆子底下。
搶在八月號
《將軍，不能這樣做》一詩，三月寫成初稿，經過幾次修改，六月終於定稿。這時，中越反擊戰已接近尾聲，我接到命令，要到雲南中越邊界去采訪。我猶豫再三，終於決定出發前，把稿子送到詩刊社。當時詩刊社作品組組長康誌強，是人民文學雜誌社主編嚴文井的夫人，因為從1977年開始，我不少作品都是經她手發的，關係一直比較好，我就把稿子交給了她。當時李瑛的女兒李小雨也從鐵道兵轉業到詩刊社，在作品組當編輯。小雨當時搶著看了稿子之後，說：
“哎呀，這麽好的詩，可惜送來晚了。”
我連忙問怎麽回事，小雨說：
“八月號的作品今天剛排完版，明天就要送印刷廠了。”
我當時並不在意發表時間的問題，覺得隻要能用上，不管是哪一期都可以。
可是第二天上午，大約是十點鍾左右，小雨忽然打電話給我，說請我接電話之後趕緊到詩刊社，有要事商量。
我一口氣趕到當時在虎坊橋的詩刊社，我得到了一個天大的喜訊：
詩刊社領導在昨天看了我的詩之後，當時就決定把已經排好了稿子的八月號詩刊重新編排，把《將軍，不能這樣做》作為八月號主打作品推出。為了平衡，還專門找出鐵道兵作者葉曉山的一首《師長下連來》放在最後。詩刊社昨天一晚上都在連夜重新排版。
當時的詩刊社副主編是賀敬之夫人柯岩，邵燕祥是編輯部主任。
《將軍，不能這樣做》到底寫的誰
現在正麵回答您的問題：《將軍，不能這樣做》到底寫的誰。
首先，我不得不痛苦地告訴您，我誰也沒寫。
是的，我是誰也沒寫，我寫的是中國，我寫的是中國給我的現實。
我是個文學家，是個詩人。文學的基本知識告訴我，也告訴您，我不可能去寫某個人，某個事。當我把整個創作過程如實告訴您，您肯定會相信，我完成了一個文學家應有的誠實，也完成了一位詩人該寫的作品。
我所在的原軍委工程兵機關大院在北京西郊玉泉路附近的太平路14號，與當時的鐵道兵機關大院之間隻隔著一所小學和一所十一學校，很近，我和鐵道兵機關不少詩人關係都很好，其中有一個叫李武兵，湖北武漢人，1947年生，1968年入伍。因為是同鄉，還有一個原因是他的愛人沈玉仙是北京人，於是他們在機關有一套一居室，雖然不大，但在那年頭，已經是很好的待遇了。我是單身幹部，有時在李武兵家，碰到飯就吃飯。
有一次，大約是1979年的春天，我到李武兵家去，進門就看見他們3歲的女兒燕兒。我知道燕兒進了鐵道兵機關幼兒園，而鐵道兵機關幼兒園在西四一個全軍都有幼兒園的特大院子裏，離鐵道兵機關很遠，隻有星期六下午才由機關的車接回來，在家過一天，星期天下午再由車送回去。那天不是星期六，也不是星期天，燕兒怎麽在家裏呢？我並沒有想許多，隨手抱起燕兒，說：“燕兒，怎麽今天回家來了？想家了？”就是這麽隨口一問，惹出了天大是非。
坐下之後，李武兵歎了口氣，說起燕兒為什麽沒上幼兒園的原因。
西四有一片罕見的特大院落，出門是鬧市，進門是全軍高級幹部的孩子們從幼兒園到高中畢業都不需要出院門的學校。其中，鐵道兵的幼兒園也在裏麵。李武兵說的這個院子“文革”時我進去過一回，那時是滿園皆狼藉，奇花異草、鋼琴、教室等到處砸得一塌糊塗。據說這個院子的規模是五十年代就有了的，現在這一代中央級領導人中，不少人就是在這個院子裏麵長大的。我們工程兵為什麽在裏麵沒有一分地皮呢，因為工程兵是六十年代才籌建的。
“文革”後，許多“文革”中被打倒了的高級將領再也不願住在本軍兵、種的機關大院裏的將軍樓裏了，便在這個隱秘的大院子裏自己軍、兵種有幼兒園的地皮上。拆掉幼兒園，蓋上了自己的將軍樓。我不知道是誰第一個這麽幹的，反正這個舉動一傳十十傳百，幾乎所有的將軍都這麽幹了。這就是我為什麽惹起將軍們眾怒的根本原因。
有不少人一直以為我寫的是陳再道。事實是，這首詩從一開始就與陳再道有不少聯係，就連陳再道本人也以為我是在寫他而嚇得非同小可，但我確實不是在寫他。再說一句大不敬的話，是在我眼裏，一個將軍並不算什麽大角色，還夠不上我的作品裏的主角的資格。這不是我有什麽驕傲，而是作為一位文學家應有的大視野。
我關心的是：我的民族道路的走向。
陳再道不是京官，五十年代起，就一直在武漢當武漢軍區司令。待到他到鐵道兵當司令，一開始還真的沒有地方安家。
鐵道兵在五棵鬆有一塊地皮，鐵道兵招待所就蓋在這塊地皮上。陳再道一家一時沒有住處，怎麽辦呢？鐵道兵趕緊在自己的地皮上給他蓋了一所將軍樓。那時，別墅這個詞早就被轟轟烈烈的革命掩埋了多年，所謂將軍樓就是別墅，別墅就是將軍樓。
在這座將軍樓施工期間，陳再道一家被安排在鐵道兵的招待所裏。招待所一共有五層，第五層都給了他一家。
給陳再道的將軍樓很快就蓋好了。據說是花了36萬多。
有人說，36萬多算什麽？不如現在貪官的一個小指頭。
不對。
我給您算一筆賬：1953年—1957年我上小學時，汀泗橋街上的米糕是一分錢一個。現在，街上同樣的米糕，是3塊錢一個；
1958年，我上鹹寧初中時，每月的夥食費是統一七塊五。現在的學生，一天的夥食費50塊錢不夠。
按照這個比例，就是說，從50年代到現在，半個世紀，貨幣貶值了300倍。
用這個方法去計算，說陳再道的將軍樓當時花了相當於現在的一個億該不為過吧。而當時全國一年的財政收入才幾個億呢？
如果當時陳再道接受了這座將軍樓，天下也就沒這些是非了。偏偏他查看之後，一句話不說就袖手而去。所有的設備都是當時最先進的，為什麽他看不中呢？中國人主子會當主子，奴才會當奴才。鐵道兵的奴才們一下子就知道了個中奧妙。
五棵鬆位於軍事博物館之西，公主墳之西，1979年的五棵鬆，在北京雖說不上偏僻，但絕不是繁華地帶。這麽好的設備而不要，這就不是別墅本身的問題，而是所在地段不好。
哪兒好？西四好。
鐵道兵在西四那個特大院子裏有幼兒園，於是拆掉那個幼兒園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攀比。
住進西四那個院子裏的將軍們，有不少是中將、少將，他們比陳再道不僅級別低多了，功勞，名氣，都無法與他比。他們能住進去，陳再道竟進不去，而住在五棵鬆這個偏僻地帶，公理何在？
以上就是李武兵告訴我的基本情況。
我在《將軍，不能這樣做》一詩前頭有個小序，簡述了這之間的大概情況。因為是詩之序，不宜過長，所以讀者也就無法知道拆幼兒園背後有如此深刻的背景。1979年在沈陽寫的《到底寫的誰》的文章，因為當時的政治環境根本不允許，也就沒有具體說。今天算是交代清楚了。
這就是惹怒了眾將軍的要害，但不是我的詩的要害。
這是1979年春天的事，當時義憤填膺，但過去就過去了，我並沒有把這當回事，也根本沒有創作的衝動，甚至把這事給忘了。素材的積累，好像有一點像女人懷孕，一開始有所得，但並不知道，等到幾個月之後，叫做出懷了，就是肚子凸出來了，才知道懷孕了。
我是哪一天“出懷”的呢？
我還在51師宣傳隊當班長的時候，班裏有個戰士，叫韓立民，北京人，入伍前在門頭溝當煤礦工人，嗓子好，人很老實。因為歲數比較大，在入黨、提幹等問題上，我就處處給予能做得到的幫助，他一直很感激我。
從李武兵家出來之後的大約20天，韓立民忽然邀我到他家去喝酒。因為是老戰友，我想都沒想就答應了，也不知道他家在哪裏。
去他家那天，還沒到他家，我就驚魂失魄。
他家在哪裏呢？就在新華門旁邊，府右街右邊。我在《到底寫的誰》一文中，寫的是“北海旁邊那條街”。在當時那個政治背景下，我已經盡力指出了大致方位，這麽大一個國家，幾億人，我期望讀懂的人沒有一個，沒有一個。香港的《爭鳴》雜誌讀懂了，著文《反對迫害》說葉文福的文章中指的就是府右街。大概本是想聲援我一把，沒想到“葉文福問題辦公室”就憑這篇文章，將批判加了一個等級，說我竟敢暗指中南海。
那天上午11點多鍾，我如約到了府右街口，韓立民接我。那時候新華門右邊的府右街，往西，往北，全是一拉溜兒的灰色圍牆，往西一直到西單，就是以後的西單牆。好像現在是農業部所在地，很氣派。但那時不是這樣，那時，進府右街口沒幾步，就有一個小門，很窄，很低，韓立民帶我一進那個小門，我立即傻了。
原來灰牆後麵，亂七八糟一大片，西邊一直到西單，北邊不知道到哪兒，黑壓壓一片，全是北京話說的破爛市，相當於難民營。那種破，不隻是一個破字了得，是一片狼藉，是破得令人心酸，心碎。韓立民告訴我，這裏住的都是1949年之前從各地逃荒到北京的難民。
我們一進小門就走不動了。一家挨著一家，正是快吃飯的時候，家家都在過道上燒蜂窩煤的小爐子上做飯。根本挪不開腿，邁不開步。人家大概已經司空見慣，還照樣在忙著做飯炒菜，叫我們從他們背上跨過去。做飯的人，炒菜的人，各自忙自己的，火燒著，菜炒著，十分危險，我們倆就隻得小心翼翼地，一個挨一個地從做飯的人背上跨過去，沒有人驚呼，沒有人大驚小怪。
大約這樣走了十來米，進了韓立民的家。
韓立民家有四口人：父親、母親，還有一個幾乎失明的弟弟立仲，那時大約有十四、五歲。
韓立民家一間房，好像就是貼著外麵灰圍牆蓋的，大約有2米來高，麵積有多少我沒本事計算，反正一個炕就占了一大半。
小飯桌是擺在炕上的，韓立民的父母熱情地招待了我。我不知道吃了些什麽，隻記得他們回憶以往的苦難日子，痛哭失聲，我也是一起流淚。
吃完飯我就要走了。韓立民送我，出了那個小門，這時候我才突然發現，來時沒有注意，這條平常幹淨得舌頭都可以舔的府右街，這時候卻足足有寸許厚的灰土，街上大型載重卡車一輛接一輛，都是滿載土石方。我正要發問，韓立民拽了一下我的袖子，低聲說：“快走，哨兵來了——這裏不許停留。”
這個小門離中南海的西門斜著——小門靠南——大約也就50米，我們還沒站穩，流動衛兵就遠遠地過來了。為了不惹麻煩，我們趕緊走了。
到了街口，韓立民用嘴向中南海方向努了努，輕聲說：“華國鋒動用了兩個億，把中南海的古建築都拆了，正在蓋新樓。”我順著他的目光望過去，望中南海——
這時才發現，中南海許多高大的起重機和吊塔正在緊張地施工。
我潸然淚下。
我問韓立民：“兩個億，兩個億是多少？”我窮慣了，根本不知道兩個億是何概念。
韓立民笑了笑，想了想說：“這麽跟您說吧，全國大大小小所有幹部，每個人加一級工資。”
那一刻我崩潰了。
我的眼睛幾乎是同時看見了中國最窮的地方和最富的地方——而它們隻隔一條小街。
一街之隔，窮富如此懸殊，這種讓人無法忍受的對比竟然已經對視了30年，對峙了30年。
一街之隔，一邊是無盡的奢華，一邊是目不忍睹的窮困，相互對峙30年！這就是毛澤東想製造的一分為二，親手製造的一分為二。
何況，那個破爛市似的大雜院還不一定是中國最窮的地方。
我心如刀割。
我們倆在等公共汽車的站牌旁邊默默地站了20分鍾，誰也說不出話來。韓立民老實，看我直流淚，也不作聲。
我上了公共汽車。
公共汽車上人擠人，擠得根本無法動彈。我已經不記得具體日子了，大約是快到五一節了，天氣已經比較熱了。我站在車門旁邊，車還沒開動，我還看得見中南海高大忙碌的吊車和吊塔。
那一刹那，我出懷了！
幾句詩突然闖進腦海！
我急急忙忙艱難地把手挪到褲兜裏。我年輕時候是很用心的，我知道靈感的重要，兜裏隨時都準備著紙筆。但是我一激動，動作太大，把前後左右幾個人都弄得不舒服。
站在我對麵的是一個高大的小夥子，和我幾乎是臉對臉，毫不客氣地說：“瞎動什麽呀？”
這時我已經把筆和小本子掏出來了。我把小本子高舉在所有人的頭上。也毫不客氣地說：“寫詩！”
我真要感謝這個小夥子！一聽說我要寫詩，立即艱難地轉過身來，說：“來，在我背上寫。”
那一刻我因為靈感已動，思潮澎湃，根本顧不得回答他，就在他背上歪歪扭扭但準確無誤地寫下了這首詩中最核心的幾句詩：
“你有什麽權利
把先烈的熱血，
把人民對黨的信賴，
把勞動者辛勤的汗水，
肆無忌憚地揮霍？！
難道周總理
莊嚴宣告的四個現代化，
難道黨和人民
忍住十年傷痛
在爐前
在田野
為之揮汗流血的四個現代化，
竟是你
打著飽嗝
信手彈給我們的
油星
和
唾沫？”
寫到這裏，我不能自己。我一麵放肆地哭著，哽咽著，一麵大聲地朗誦。
想不到的是，全車的擠得密密匝匝的人們，突然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和雷鳴般的叫好聲。大家拚命地叫好，拚命地鼓掌，以至於司機不知出了什麽事故，還沒到軍博站，就把車停在路邊。
這時好多乘客從後門跳下車，跑到前門來，緊緊地抱著我，泣不成聲。
他們胡亂把我拖下車，在路邊的人行道上盡情地歡呼著，把我一次一次地拋向空中，連開車的司機也一麵鼓掌，一麵笑著叫喚：“上車喲！上車喲！誤點啦！”
我麵前的小夥子也十分興奮地大叫：“在我背上寫的！是在我背上寫的！”
公共汽車足足停了10分鍾才開動。
這是我一生最輝煌的時刻，這是這個民族給我的最崇高的榮譽！
作為詩人，我覺得一生擁有了這樣的時刻，我就擁有了世界上任何一位詩人也無法擁有的崇高榮譽。我的民族從心底裏如此熱愛我，使我知道了他們不得不用假話敷衍嚴峻的現實的後麵的真實。這對於我足夠了，這就是我幾十年來為著民族要求我做到的真實而奮不顧身地前進的偉大動力。
從那一刻起，我的靈魂得到一種我說不明白的宗教的洗禮，在後來的反思中，我把它定義為詩教——因為我認為：詩是一門宗教。
也是從那一刻起，我才真實地感受到，我有了責任感，我覺得：活著的我不是我，而是我的民族的真實。
回到工程兵住處，已經是快吃晚飯的時候了。我是單身幹部，在食堂吃飯。可是由於興奮過度，我回家之後，倒在床上就睡過去了。
這一覺一直睡到晚上8點鍾。醒來之後，精神飽滿，意氣昂揚，個人的成敗得失，私情私事，全無了蹤影，隻覺得自己渾身都是詩，渾身都是詩在湧動。
可是待得真的下筆寫詩，第一個難題就把我難住了：起不好題目。
第二個難題也把我難住了：開不好頭。
我不知道要寫一首什麽樣的詩，才對得住公共汽車上一車人對我異乎尋常的褒獎和信任。
我的思緒飛揚，在我有限的一生中，在我有限的一生的各種細節中尋找我的屬於我的民族的這首詩的生命的母親之門。
突然，我想起1950年十月一日，我六歲時，在汀泗橋慶祝解放一周年的演講比賽大會上的講演。當老師把我抱上土台子，望著強烈的陽光下一萬多人閃亮的頭，把老師教我背熟了的講稿忘了個精光，一個字也記不得了。家長、老師在台下著急，那麽多群眾在善意地歡呼，我一急，叉開腿，由於還穿著開襠褲，把家夥也亮出來了。群眾拚命地歡呼，我更是在台上孤立無援，心急如焚。情急之下，狠狠一揮手，群眾立即安靜下來了。我忘情地大叫一聲：
“鄉親們，我們——解——放——了！”
然後嘩啦啦一頓，不知講了些什麽，反正沒有講稿上一個字。我勝出了鹹寧的一個六年級學生，奪得了講演第一名。
想到這裏，我的思緒奔騰起來，既不想題目，也不想是第幾句，徑直，想寫什麽就寫什麽，想到哪裏就寫到哪裏。詩中“我——們——解——放——了——”一句，就是用的我自己六歲時在台上扯起嗓子喊的那一句。一口氣寫完，最後一個感歎號，我手杵著鋼筆，狠狠地插進稿紙裏——滿臉淚水橫流，我懶得擦，任其澎湃。沒有激動，我端坐著，簡直覺得自己羽化成仙了。
但是我還是激動得無法抑製。靜坐了一刻，我抓起稿子就往外跑。這時已是晚上11點多鍾了，我的單身宿舍隔壁是文工團舞台工作隊的工作室，我見有燈亮著，就衝進去，是舞台工作隊的副教導員沈亞軍在開夜班畫布景。沈亞軍是個文學愛好者，平常關係就很好。我把稿子一頁一頁地給他念。他聽完後，緊緊地抱著我，半天不動。放開我之後，緊抓著我的雙肩，一字一字地說：“葉文福，你聽好了：這首詩你不能再念給第二個人聽了。否則，你要坐牢的。你記住，你坐牢，我給你送飯。”
我們倆抱頭痛哭。
詩，就這樣寫好了，但當然還是個草稿，還有不少地方不滿意。其中，題目一直為難著我。
倘若詩是人，題目就是頭。題目起不好，幾乎可以殘酷地說，詩就白寫了。詩的題目決定詩的思想成色，比重。
我第一個想到的是魯迅的“救救孩子”，但剛寫出來就自己否定了。人家嚼過的饃不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毫無生氣，書卷氣太重，沒有力度，仿佛是一個文人，一個文人個人在那裏乞求。
我想寫《黨啊，不能這樣做》。但毫不客氣地說，作為詩的語言元素，“黨”字是最敗口味的。這裏不涉及政治問題，“黨”字確實不入詩，不能入詩。主要原因，外在的是字形不好，內在的是含義不好，隻得作罷。
還想了幾個，都不滿意。
我在當時的軍委領導裏尋找思路，忽然發現領導裏有個陳錫聯，我眼前一亮。陳錫聯是上將，又曾主持軍委工作，如果在他身上找到與我的詩的主題所需要的共同點，能找到一個既具有詩的語言元素的條件，又有詩的主題具有的思想元素的詞匯，就是最好的結果。
上將——有一點意思，但內涵不深，敷麵不廣，不行。
將軍——好！字形好，涵量大，禁得起思量，行！
我要申明的是我們那個年代不像現在，到處都是將軍泛濫。那個時代還真的不通用將軍這個詞，我應該是首用。
後來，記得有的傻子胡說，說葉文福反腐也隻敢反將軍雲雲，對於這類無知的傻大膽假大膽，我也就懶得計較了。
關於《將軍，好好洗一洗》
您問起《將軍，好好洗一洗》一詩的寫作背景情況，我簡要說一下。
《將軍，好好洗一洗》確實是以我們工程兵司令譚善和的作為為背景寫的。
但是作為一首詩，如果隻是像新聞一樣，把某一件事揭發出來，這不可能有文學應具備的質量。最主要的是透過某一事物，通過詩人的析理，把其中的道理表述出來而且是文學地和深刻地表述出來，這才符合文學作品的基本要素。
大致情況是：
我們軍委工程兵主要是搞地下工程的。地下工程裏除了有指揮係統，還有生活係統。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每個人都按照各自的級別，在地下工程裏有生活空間。其中毛的級別當然是最高的。當時為毛定做了五個洗澡的澡盆，用了三個。還剩下兩個，放在戰備倉庫裏。毛走後，原工程兵副司令譚善和當了司令。譚是二野的，鄧小平的部下。譚善和當了司令之後，也不在工程兵機關大院住，在另一個地方（恕我不能具體說）建了個將軍樓。那時建個將軍樓已經不構成任何問題，到處都有了。問題在於，他動用一個連的施工部隊和相配套的一個機械排，在將軍樓底下挖地下室，這地下室的規格之高令人乍舌：要求能扛得住9級地震，要求能扛得住原子彈的垂直轟炸。還把為毛定做而未用的澡盆拿一個到自己地下室。這個澡盆在當時（六十年代或七十年代）價值9600元左右。
一個澡盆怎麽就這麽貴呢？因為這個定價是按照商品的成本規律換算出來的。任何一個商品，都存在一個成本與銷售量的比例問題：銷售量越大，成本就越低。毛的這個規格的澡盆，從設計到製作，一共隻做了五個，成本當然就很高——這個價格就是這麽換算出來的。這首詩發表出來後，在上麵的授意下，批判的文章也是鋪天蓋地。這些文章都以極其蠱惑人心的寫法，說葉文福是如何如何造謠，說他們這些善良的人們都被葉文福騙了，他們走遍了北京各大商場，哪裏有價值9600元一個的澡盆雲雲？天下真正善良的人們其實都像被崇禎騙了一樣，被這些藏在角落裏的歹徒騙了，於是我就成了當代袁崇煥，幾十年來，被善良的人們當成了大騙子。
我上麵說的關於地下室和澡盆的全部消息，都是解放軍報駐工程兵記者張升倫親口告訴我並要求我寫的。他說：“本來我想寫，但麵臨幾個問題：1、寫了發不出來。2、新聞的份量引不起人們的重視，還要在內部糾纏不休。3、反正事實是真的，你在真實的基礎上，用詩的形式寫出來，效果就好得多。”
雖然在一個機關，但我並不認識張升倫，也從沒有任何交往。但他是軍報駐工程兵記者，就那時年輕沒有經驗的我，我當然信任他，就用心地寫了。
我傷心在於，批判我的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軍內豢養的職業打手，他們明明知道這樣的澡盆的存在，竟用那樣迷人的筆法欺天下之善良，這種無恥與指鹿為馬有什麽區別？
說實話，這些文章的作者們有一點是真的，那就是給毛做的這樣的澡盆，確實，別說在北京找不到，就是在全世界也找不到，獨裁者之獨，就獨在這裏——就是為他一個人做的。
這些文章對我個人進行的攻擊、誹謗不一而足。說我是個人主義膨脹雲雲。他們故意忘記了他們明明知道的一個重要之點：譚善和是工程兵司令員，是我的頂頭上司，我要是稍微有一點個人之私，就絕不會寫這首詩。我這樣寫譚善和，無疑就存在一個決定個人命運的艱難抉擇。事實上，我就是以黨為重地得罪了譚善和，得罪了譚善和就得罪了鄧小平。那時我還是共產黨員，我以為愛他們就是愛黨，誰知道他們就是地地道道的小人。我到底是真愛黨還是假愛黨，應該完全不成是非，但終於被他們把大是弄成大非了。
我不得不遺憾地說,這首詩所寫的情況到底屬不屬實，我不知道，我無法回答。
首先，材料是別人提供給我的，我沒能力也沒資格去複核。
在整個批判我的幾年中，譚善和還健在，還一直在當工程兵司令。他如果要當麵說我寫的是假的，隻需要叫參謀打個電話給我，我肯定會隨叫隨到——但是沒有。
中央軍委紀委也裝模作樣地來工程兵調查過我，我回答說：“你們有那麽多下級機構，你不去查問你的下級機構而來問我，你們不怕人笑話嗎？我不能回答你，我怕給你們丟人。”幾十年過去了，他們也沒有把調查結果告訴我，也沒有人說我寫的是假的。
中央軍紀委派來向我調查問題的人是一個很自以為是的笨蛋。他到工程兵機關，讓工程兵機關的有關人通知我到機關大樓一個小會議室談話。我準時去了。我很恭敬地遞上我的工作證，軍官證。他看了。然後就開始講他要問的情況。我對他的無理十分惡心。當他講了好半天，把頭歪向我，示意要我回答問題時，我嚴肅地問：
“你是誰？”
他怔怔地望著我，一個字也回答不上來。我說：
“我尊重你代表的上級，一見麵就給你看了我的所有證件，讓你驗明正身。你呢？你是誰？你說了嗎？是一個人找我談話我就不得不回答嗎？你要是個騙子呢？我到哪兒去哭天？”
他沒有任何證件。
他在我小本子上簽了名。本來，在一個健康的社會裏，碰上這樣的情況，我可以拒絕回答問題，可以強硬離場。但我忍住了，我不得不麵對一個不健康的現實。
我拿出一個小本子來說：“簽名。”
他簽了。
可惜，幾十年過去，因為我的日子總是在顛沛流離之中，找不著這個小本子了。
我一直在等他回答我，我寫的到底是不是事實。等了三十多年了，夠有耐性了，那個家夥一直沒來。我也就無法理直氣壯地回答那些躲在角落裏理直氣壯地批判我的下流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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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與曆史的懸案：北師大的講演，誰出賣了我
關於在北師大的講演，得從將軍們的告狀說起。
軍委23個將軍竟在一次會議上聯名向鄧小平寫信，要把我開除軍籍黨籍，遣送回家。這在中國曆史上，詩史上，真是開天辟地的，李白也沒有我這待遇，我有了。中有兩位將軍到會而沒有在這封信上簽名，這兩名將軍是張愛萍和楊成武。鄧那時候因為才上台不久，還惹不起軍中頑固勢力，隻在這封信中他們寫的我的詩名《將軍，不能這樣做》這幾個字下麵用紅鉛筆打了兩橫杠退回。我想大意應該是說，將軍們，不能這樣蠻幹，我自有高招！但不好說出來，隻在這首詩的題目底下打兩道紅杠。中國大概隻有他讀懂了這首詩——因為幾十年後，有人揭發他當時也拆了幼兒園，為自己幹別墅。他才是真正地知道這首詩的分量，他當時不敢直接評價這首詩，因為他正麵是軍方的壓力，背後並不怕我，而是他深知道的全國當時洶湧的民怨。不評價我的詩，或者說不敢評價我的詩，而在繞一個彎之後，等待一段時間之後，以我在北師大的講演是散布資產階級自由化為由，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在全黨全國全軍全麵批判。分明的街頭流氓手腕，竟被說成什麽政治智慧，難怪有人極其崇拜他的所謂政治智慧呢！
如果所謂政治智慧能拯救一個王朝，如果所謂政治智慧在不徹底改變政治體製的情況下能拯救一個王朝，那麽中華民族幾千年該有多少人用了多少政治智慧，為什麽一個接一個地垮台了呢？指鹿為馬是不是政治智慧？狸貓換太子是不是政治智慧？沒有用的。沒有丁點用的。世界的進步就是因為在全世界範圍內出現了封建王朝始料不及的嶄新政治製度。
這就是我在北師大講演被批判的真實政治背景的一部分——記住：是一部分。
這件事後來被誤傳成鄧小平在這個報告後麵寫了“詩人，不能這樣寫”幾個字，其實是子虛烏有，根本沒有這回事。
無獨有偶，在北師大講演的有兩個人：魯迅和我。
幾十年間，不斷有人挑釁地問我，你覺得你在北師大的講演比魯迅的講演如何？
我也就不假思索地迎著挑釁而答：我肯定講得比他不知好多少倍。他的講演隻不過引起一些研究者的雅興，而我的講演驚動了最高統治者，逼得他不得不對我痛下殺手。
1981年4月6日，我應北師大學生會的邀請到北師大分院去講演。我沒有講稿，在講台上像自己對自己說話似地踱著步子一口氣講了4個小時。反響極為熱烈。第二天，又邀請我到北師大本部去講演。前麵幾排都是教授，都是坐的小凳子。我又講了4個小時。講的過程中，人越來越多，講演完了擠得教授們站都站不起來。連著兩天講演兩次，每次都是4個小時。我當然比魯迅講的好得多。
我在北師大的講演是被一個教育係的女學生告密的。她給校方寫信，說我的講演與四項基本原則背道而馳。校方一開始並沒有反應，後來消息到了上麵，鄧小平等到了機會，小題大做，才有了中央（1981）三十號文件轉載的《在思想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鄧小平文選》上有——才有了我長達近6年的被迫檢討生涯。這個講話說我在北師大“放肆”地講了一番話，按照我的說法，是要亡黨亡國的雲雲。
是我放肆還是他放肆？曆史將無情地證明。
當時就有不少北師大的學生幫我查找這個告密者，但被校方緊急藏匿保護起來。34年過去，這個家夥一直被保護著，查不出來——不出意外，也該混成核心人才了。
以鄰為壑，以鄰為敵，別人的失敗就是我成功的跳板，吃著人血饅頭治病，幾千年來，曆朝曆代的官場不都是這樣麽？
中華民族之弱，弱在哪裏？弱就弱在幾千年的封建專製！弱就弱在幾千年的封建專製製造出來的專製文化，徹底摧毀了這個民族的正常人性心理。
官場是封建專製的象征，有專製就有官場，官場是專製的後花園，是一切無恥和卑鄙的遊樂園。不消滅官場就是封建王朝。
人家說我們是東亞病夫，病在哪裏？不隻是病在體質，而是病在心態，病不在外而在內，病不在生命而在精神，病在文化的腐敗——扭曲的心態侵蝕了我們民族的肌體。霍元甲以為打敗幾個外國人就不是東亞病夫了，沒那麽容易。東亞病夫的特質：對強者，以弱示人；對弱者，以強示人。這就是我們為什麽外戰外行，內戰內行的根本原因。這個民族誰也不敢當英雄，誰當英雄誰死，而且死得特別慘。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明朝的抗遼英雄袁崇煥死得最慘，行刑一路上被無知的百姓搶食其肉，到刑場隻剩一個人頭了。為什麽？獨裁皇帝明明知道是自己中了遼人的離間計，卻撒謊說他是賣國賊，無知百姓便信了，跟著起哄，跟著作惡。
您覺得周濤的屁話對您有用嗎？您說周濤是詩人，不覺得這褻瀆了詩人的稱謂麽？周濤就是個痞子，隻有這個痞子時代能成全他。說實話，他連當痞子的資格都沒有，他隻是痞子臉上的鼻涕。他不值得我評論，免談。
您問我如何理解一位在文革中遭受打擊，掌權後徹底否定文革的領導人，卻用似曾相識的文革手段對我進行的迫害。
您指的是哪一個領導人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隻知道“文革”後不管是哪個領導人，誰也沒有徹底否定“文革”。樣板戲還在演著，《朝陽溝》還在演著。“文革”時期的獨裁體製還在繼續，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隻不過是後“文革”時代。毛澤東死了三十多年，還在那裏躺著用馬克思加秦始皇的所謂理論指揮這個不思進取的民族。
而這一切，正是我在《將軍，不能這樣做》裏所憂慮的。
現在，曆史上的許多檔案都出來了，縱觀鄧小平的一生，他其實就是個時時刻刻在看人眼色的投機分子。鄧小平重新上台之後的一切作為，就是我的思想的價值，就是我的《將軍，不能這樣做》在艱難的曆史條件下英勇地閃現出來的思想光芒。不管我怎麽死，中華民族總有一天要隆重地紀念我。前進的後人和前進的法律一起一定會隆重紀念我。
我怎麽理解呢？我能怎麽理解呢？我是一個弱者，我是非洲草原上一頭美麗的跳羚，我隻會跳得美麗供自己欣賞。老虎要吃我，獅子要吃我，我有什麽辦法？跑不動了，蹲在那裏給吃就是了——弱肉強食，這是自然法則，誰叫人家嘴裏不但長了槍杆子，還長有原子彈呢？
《將軍，不能這樣做》發表之後
詩刊1979年8月號發表《將軍，不能這樣做》時，我正在雲南麻栗坡采訪。整個采訪期間，我一直惦記著這首詩，細細地計算著，什麽時候該出來了。回京的路上，路過一個縣城，我尋思這期詩刊該出來了，就專門跑到縣城一個新華書店去打聽。
書店不大，隻有一位年輕的女服務員在櫃台裏。我徑直跑到她麵前，問：
“請問,八月號的詩刊來了嗎？”
女服務員也很有禮貌地回答：“來了。但是沒有了。”
“為什麽？”
“因為這一期詩刊有一首特別好的詩，一來就搶光了。”
這時我對我的這首詩的思念已經到了無法遏製的地步。我挺直了胸膛，向那位女服務員敬了個標準的軍禮，說：
“我就是那首詩的作者，剛從前線回來。您能不能想想辦法……”
我說不下去了，滿臉淚水。
年輕的女服務員怔怔地望了我一眼，臉紅了，輕聲地說：
“我自己還留著一本——給你吧！”
說著就從櫃台下麵拿出八月號詩刊。
我急忙翻開詩刊，我的詩《將軍，不能這樣做》果然洋洋灑灑地登在這期詩刊上。
我急忙在兜裏掏錢。女服務員笑著說：
“我已經買過了，送給你吧！”
當時我真是喜瘋了，大聲說了個謝謝，又向她行了個軍禮，拿起詩刊就跑了。
當時我的家屬還在當時的蒲圻縣（現在的赤壁市）。回京的路上，我請假順便回家。誰知一進家，還沒坐下來，家屬就說：“昨天蒲圻鬧翻了！”
“什麽事？”我急著問。
家屬說：“你寫了一首《將軍，不能這樣做》的詩，全縣城的人都知道了。”
我笑起來，說：“別大驚小怪，一個縣城能有幾本詩刊？還全縣城的人都知道了！”
家屬說：“不是詩刊，是解放軍報！”
原來，解放軍報很快（九月四日）就轉載了《將軍，不能這樣做》。
我一下子重重地跌坐在椅子上。那一霎，我現在也說不上來，是意外？是激動？是興奮？是害怕？是一個詩人有了讀者的幸福？還是一個軍人對現實的敏感而驚悸、恐懼？
總而言之，我朦朦朧朧地感覺到：我該闖的禍——來了！
我下意識地罵了一句：“杜誌民！這兔崽子！”
杜誌民是軍報編輯，是我的朋友，我以為是他從中弄的小伎倆。
那時候沒有手機，長途電話也極不方便，我不可能當時就問具體情況。
我的大哥，一個公社的副書記，聽說我回家了，直奔到我家。我一聽說大哥來了，急忙出門迎接。誰知一生老實巴交的大哥，看見我，老遠就站住，在院子裏憤怒地指著我，大吼道：
“你！你什麽詩不寫，寫這樣的詩，你不怕死，我們還怕呢！”
我如同挨了當頭一棒，無名烈火內外攻心。大吼一聲：
“滾！”
直挺挺地倒在門前的走廊上，昏死過去。
回到北京，我趕緊到解放軍報社。解放軍報社收到兩大麻袋全國各地給我的來信。我把這些信扛回來，一個人讀了幾天，哭了幾天。每一封信都是在真實地向我傾訴讀後感。不少信向我訴說他們的境遇，控訴生活對他們的迫害等等。讀得我毛發悚然。那時候我就開始覺得我該有事了。我怕這些來信處理不好會影響別人，看完之後趕緊都燒了。
有一封信是柯岩和邵燕祥寫的，不長，感謝我寫了這樣的詩。
那時候的中國，好像是春天，乍暖還寒，有點二四八月亂穿衣的味道。我十月應邀到沈陽，幾十桌遼寧的詩人熱情招待我。可是我回北京後不久，他們就奉命批判我。
1980年6月，四川省開文代會，會前專門派一個叫陳犀的到北京來邀請我去參加會議。我和陳犀一起去了成都，可是陳犀一到大會就消失了，再也不見我。是孫敬軒偷偷提醒我，說氣候變了，說有個叫楊星火的女詩人戴著20公分大的像章坐在主席台上，這樣的大會能讓我參加？隻得把我安排到一個朋友單位的賓館住下來。
全國劇本創作座談會
我一生參加了一個不聲不響但可以說是十分重要的會議——全國劇本創作座談會。
這個會議可以說是我一生的轉折點。
1980年底，我正在湖北家鄉休假。快要過春節了，忽然收到一封工程兵黨委發給我的加急電報，電文如下：“接中央軍委命令，接此報後速到北京崇文門賓館，直接參加全國劇本創作座談會。”
我是工程兵機關級別最低的幹部，這樣的命令簡直就把我嚇了一跳。因為工程兵黨委命令我不說，還是接了軍委的命令要我速到北京崇文門賓館參加會議的。我十分驚恐，警惕，想不參加。但又怕因此惹出更大的是非，沒有細想，隻得急急忙忙趕回北京，直接到了崇文門賓館。
會議對外宣稱是賀敬之主持，其實會後才知道，這次會議是胡耀邦幕後主持的。
不僅是胡耀邦主持，還是胡耀邦爭取來的。
原來，根據鄧小平的果決，是連發獎大會都不許召開的。這正應了諶容大姐提醒我的那句話：“你不了解上麵的情況。”作協為什麽費那麽大的勁要求我妥協？
鄧小平準備直接向文藝界掄大棒子，被胡耀邦苦苦勸阻了，說有什麽問題，開一個會議討論討論嘛，這才有了這個會議。
我到會時，會議已經進行到第三天的下午了。
到會才知道，會議的主題是邀請全國評論界、電影界和戲劇界討論上海戲劇學院沙葉新等三個作者寫的話劇《假如我是真的》，一位北京作者發表在《飛天》雜誌上的電影劇本《在社會的檔案裏》，李準的兒子李克威寫的反映河南信陽事件的劇本《謊禍》，還有一個劇本《女賊》的政治傾向問題。
其中，隻有我一個是詩人。
我既不屬評論界，不屬戲劇界，也不屬電影界。
我心裏直打鼓，想起請君入甕的典故，也想起1957年大鳴大放的陰謀，想悄悄退出會場，找一個地方躲起來。
會議分大會和小會，小會分三個組，每個組大約十幾個人。大會則是全國各地的所有評論家,戲劇工作者，電影工作者，幾千人的大會。
我先說小會。
小會分三組。把《假如我是真的》一劇的三位作者拆開，一個組一個。我一開始並不知道大會的具體情況，後來才知道，把他們分開是不讓他們互相有聯係，各自接受批判。而《在社會的檔案裏》的作者不參加會議。
會議實行三不主義——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揪辮子。
我好像是分在第三組。我領了一些大會文件之後就直接去參加小組討論。我進去時，一個叫路石的老頭正在發言。我就坐在與他正好對麵，隔著隻有幾十厘米寬的條形小會議桌。本來，我已聽說了開會的一些情況不如人意之後，真的想偷偷走人的。但在看文件的時候，那個叫路石的老家夥滿口是“文革”時令人肉麻的語言，把那幾個劇本罵得一塌糊塗。直叫人惡心。我不知道那麽多人是怎麽在忍受的，我聽了一二十分鍾，實在聽不下去了，拍著桌子大喝一聲：“住口！”把那家夥嚇得一下子滿頭是汗，立馬不說話了。我憤恨地說：“明明說搞三不主義，你還在這裏胡掄棍子，你們都還挨得挺舒服！經過十年‘文革’，終於能在一個會議上搞三不主義，我們黨的進步真大！會上搞三不主義，會後搞不搞？這不明擺了是陰謀嗎？”
這會議也就開不下去了。聽說我來了，並且一來就造反了，已經挨了兩天批判的沙葉新們立即活躍起來，大家湊在一起，把大會的各種情況都匯總並商量對策——我就這樣上了“賊船”。
我就知道自己回不去了——我必須在這裏發言！
我生活在這樣的國度，一生不知道人活著的滋味，這回，我要頑強地做一回人，別說是陰謀，別說是陷阱，別說是火坑，就是刀叢劍樹，我也要跳！我必須說出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
我有兩首詩，《釣歌》和《火柴》，其中《火柴》裏麵有幾句：“每人/都有一顆/自己的頭顱，每人/一生/隻發言一次。光的發言/火的發言/燃燒的生命/高舉起鮮豔的旗幟。明知言罷即死/卻前赴後繼/深懂得/一次發言/是一生的宗旨/是神聖的天職。”
《釣歌》裏有幾句：“莫看釣竿靜/絲線柔/葦筒浮/弩拔弓張/水深處/懸陰謀。本該東海作鯨虯/一旦命奔黃泉/隻為誤吞一口/可憐一生/隻供釣翁三盅酒。”就是寫參加這次大會時心靈深處的痛楚的。
到現在我能記得的作家、劇作家有：沙葉新，馮驥才，李陀，趙梓雄，李克威，田芬，蘇叔陽等。
我們激動得幾乎徹夜不睡，各自談自己對“文革”的體會，各自準備在大會的發言。這些人我以前都不認識，都是在這次大會上認識的。也就是在這次大會上，我把一首幾百行的階梯詩《青春的歌》念給這些人聽，是馮驥才立即拿去說要寄給李小林的。我連李小林是誰都不知道，大家都笑起來了，我才知道李小林是巴老的侄女，《收獲》的主編。我說我不知道《收獲》的地址，馮驥才一把把稿子搶過去說：“我寄我寄。”我說：“我這是第二稿，我還要改一稿。”大家又笑了，馮驥才說：“等你改好，兔子早跑過嶺了！”這首長詩後來就一字沒改地發表在《收獲》1980年第3期上。
馬上要開大會了，大家都紛紛猜測大會的內容，商討對策。我本來想寫一個高質量的發言稿，但想說的太多，腦子亂哄哄的，隻得花大半個晚上，把自己想說的擬了一個提綱。
大會是在禮堂開的，也就是前麵所說的來自全國的評論界、戲劇界，電影界，幾千人。
我們與會代表是坐在前幾排的，我坐在第三排。
台上坐的人，我隻認得賀敬之。
我左手邊坐的是詩刊社編輯部主任邵燕祥。他不是與會代表，隻是來參加大會的。
前麵講話的是上海戲劇學院的幾位教授，《假如我是真的》一劇的三位作者都是他們的學生。他們分別講了這個話劇的得失。其中我記得的內容就是說這個劇的結尾還是落入了俗套，上麵來一個大人物，才解開了所有的謎。
我們當然不知道這個大會的主要發言是上海的劉金。當時聽說是文藝處處長，後來好像是《文學報》的主編，他就是一個所謂專業評論家。一開始他也從專業的角度說了這個劇的不少長處。我以為也就是泛泛而談，沒什麽新鮮東西。沒想到他話鋒一轉，說這個劇什麽背離了四項基本原則啦，把我們的現實說得一團漆黑啦，說我們這一代人壞得令他失望啦等等，基本語調就是我們小組那個叫路石的那一套。具體的我已經記不得了，我隻記得我忍了又忍，忍得渾身發冷，直打哆嗦。邵燕祥看我十分痛苦的樣子，用右手一把抓住我的左手，低聲說：“文福，冷靜點！”
我哆嗦著說：“好，好，好！”
但是我不知道是什麽時候，連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麽回事，我突然站起來，想也不想，就指著劉金大喝一聲：
“滾下去！”
我真的不知道是怎麽站起來的，我隻知道我已經是忍無可忍。
劉金被我嚇蒙了，定格在講台上。我也被自己嚇蒙了，左手怔怔地指著劉金，也定格了，腦子裏一片空白，一個字也說不出來。幾千人也都被我嚇蒙了，整個禮堂鴉雀無聲。
我不知道這中間有多長時間，我隻知道我從中漸漸恢複了思維，我指著劉金痛斥：“不許汙蔑我們這一代人！我們有多壞，全是跟你們學的，比你們差遠了！”然後滔滔不絕地說了一大攤，直說得劉金滿頭大汗，連連說“我滾！我滾！”狼狽不堪地下台去了。我叫李克威上台,我說：“我們這一代人是怎麽長大的，李克威，你去講給他們聽聽！”
李克威立即上台。李克威是知青，他講述了他們在黑龍江當知青的悲慘境遇。當講到大年三十，他們彈盡糧絕，去偷勞改隊的白菜，在雪地裏吃生白菜，被勞改隊的囚犯抓住了，把他們吊起來打，大年初一一大早，最小的女同學死在他懷裏時，全場一片哭聲。
我顛覆了這次大會。
韓慶成：
35年前的中國，信息傳播依靠的是落後的傳統媒體，您是如何獲知詩中將軍的所作所為的？您獲知這個事件時，距離事件的發生已經多久了？35年後的今天，網絡的發展讓人們包括詩人可以快速而又多方位地獲知各種時事信息，您認為今天的詩人是否應當像您當年一樣，以詩歌的形式對荒謬的時事進行幹預？
葉文福：
有些問題，前麵已經回答了。回答您後一個問題。
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詩人，即使是陽光也不能同時覆蓋整個地球。大可不必強求別人去學習自己。智慧的前人總是把後人舉在自己肩上，希望後人比自己高。愚蠢的前人總是想把後人永遠踩在自己腳下，沒想到後人把他徹底打翻在地。中華民族最愚蠢的傳承哲學就是：
不許犯上！
這是一條最愚蠢的思維法則，耽誤了中華民族幾千年並還在耽誤著爭取前進的機遇、契機。也隻有長期的封建專製社會才會出現這樣愚蠢的思維法則。
我就是我，我隻寫我。別人或許可以學我一些關於詩的技巧，但每個詩人都是一個頑強的自己，他隻能努力做一個最好的自己，做一個他自己最熱愛的自己，不可能學我，絕不可以學我，也學不到我。
對荒謬的時事進行幹預，對高尚的事物和人物進行謳歌，這是詩的本能，您說該和不該都不可能阻擋得住或誘惑得了。“文革”證明，即使以強權一時得逞，也隻是給曆史留下笑柄而已。
詩是主觀藝術。
詩必須寫我，但不能隻寫我。
詩又必須寫我們，但不能隻寫我們。
詩是主觀世界在與客觀世界的碰撞中的主觀世界的掙紮。
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的關係，對於詩應該如何處置呢？
我覺得應該像地平線一樣。
地平線，是天與地的結合部。上一分是天，下一分是地。這都不能成詩，隻有在天與地的朦朦朧朧處，說天不是天，說地不是地，那最迷人的地方才是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的最激烈的衝撞處，才最有詩的韻味，才是詩。隻寫我或者隻寫我們，都不是詩人之所為。
對於寫客觀世界，就是說，對於如何觀察、分析客觀世界種種現象裏的本質，我覺得詩人應該像一個內行的導遊，你要告訴旅遊者看不見的風景。假如你總是介紹旅遊者自己就能看見的風景，旅遊者肯定嫌你囉嗦。假如你說，地平線之外，一米遠的一個小窪地裏，有一朵小花在向你微笑，旅遊者看不見，他必須要追到地平線，才看得見這朵小花，才會感激你。
對於描述主觀世界也存在這個問題。你老是無病呻吟，這裏痛苦，那裏苦痛，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像喊狼來了的放羊娃似的，把讀者喊麻痹了，不理你了。你必得是在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激烈的交鋒中，思想和情感深處傳達出來的真實，才是詩的天然勝境。
韓慶成：
我看到，很多批評家或學者把您稱為“政治抒情”詩人。我個人的理解，延安時期就已初見端倪的中國政治抒情詩，往前可追溯到蘇聯革命時代，往後則延續到新中國建立以後，並在文革中泛濫至巔峰，至今仍能見到它的陰影。政治抒情詩的顯著標誌，早期是歌頌進步和革命，後期是對當權者及其欽定意識形態的歌功頌德，最終成為假大空的代名詞。而您的《將軍，不能這樣做》，其主旨不是歌頌，而是批判——不是批判被打倒者，而是批判代表“進步和革命”的當權者，所以，我認為您的一些作品（這些作品都是讀者喜聞樂見的）不是在政治抒情，而是在幹預時事——以一個詩人的良知對當權者的惡行進行幹預，擔當詩人對時代負有的責任（“沒有時代感”也是您對當今詩歌的批評）。我想問的是，您本人是否認同“政治抒情詩人”這個稱呼？
葉文福：
首先，我以在中國詩壇活動四十多年的體會無情地回答您：當代中國沒有文學評論家！我所看到的體製內的所謂評論家基本上（當然不是所有）都是寵物狗，叫咬誰咬誰，叫批誰批誰。他們比姚文元，比戚本禹都不如，他們批判人幾乎不敢用自己的名字，是躲在黑角落裏的惡狗。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沒有評論的正氣，怎麽能出現偉大的作品？有一點好作品，如同第一個站起來的人，立即被這些躲在角落裏討生活的所謂評論家奉命咬死了。有些年輕作者問我怎麽寫好詩，我不無苦澀地回答：你照著評論家相反的方向寫。
我不認同什麽“政治抒情詩”之說，尤其不認同說我是什麽“政治抒情詩人”之說。我不認同的理由是：
1、這是一個無恥的陰謀。
本來，把一位詩人的一些詩分門別類，是一些研究者的學術探討，說一說而已。比如，說王維是山水詩人。隻因為王維的山水詩寫得的確太好了，詩中有畫，畫中有詩。隻是在研究山水詩的時候說一說而已，說他是山水詩的鼻祖之類。王維還有好多不是寫山水的詩不也極好麽？總不能因為王維也寫了《觀獵》，而把他歸之於打獵詩人，因為寫了《送別》把他歸之於送別詩人吧。
這類寵物狗式的所謂評論家們不敢說我的詩不好，因為在文學意義上，我的詩的確好，隻得按照主子的意思拚命地、千方百計地從旁門貶低我的詩的文學意義。這個所謂“政治抒情詩人”就是一個從別門貶低我的作品的極其精明的、善良的讀者不易覺察的稱謂。
2、什麽是政治？政治就是人與人的關係。什麽是文學？文學就是人學。這些都不是我下的定義吧。也就是說，文學從來就是政治的一部分。魯迅寫了阿Q,哪一個情節沒有政治？為什麽沒有所謂的評論家敢說魯迅是政治作家？他們不敢——因為魯迅是欽定的不許瞎評論的作家。
3、我從14歲開始，在初中一位女老師的引導下開始背誦《離騷》，斷斷續續，背了五十多年。在患癌症動手術後，在腫瘤醫院的小院子裏一麵散步，一麵背誦《離騷》，愛人在旁邊直流眼淚。我說：“我如果死了，你可以哭。但如果我在背《離騷》時死了，不許你哭，因為那是我一生向往的最幸福的歸宿。”有人說有的人靠一本書治國，我是靠一首詩，我是靠一首《離騷》修養我的一生。讀懂了《離騷》，就讀懂了中國社會從古到今的全部曆史。我讀著、背誦著《離騷》，就仿佛看見屈原犀利的目光，射穿時光和曆史的塵埃，幫我析理我的時代。全部的迷人的淒美之中，哪一句離開了政治？中國當今有哪個所謂評論家敢說屈原的《離騷》是政治詩？有哪一個所謂評論家敢說屈原是政治抒情詩人？他們不敢，他們隻敢說我，因為他們不認識我，或者說不敢認識我，他們不敢承認我在他們長期的、殘酷的鐵壁合圍式的打擊和迫害中，將以偉大詩人的身份走進中華民族的史冊。
詩人，不過是客觀世界給詩作者的一個稱謂，詩人在寫詩時是並不知道或者說是並不在乎自己是不是詩人的，他的全部心思隻關心他的作品的涵量——思想涵量，藝術涵量等等。
你不要去相信什麽知識分子，什麽學者，活見鬼！他們無恥起來有一點極限沒有？完全沒有！有知的無恥比無知的無恥更無恥。信他們的胡說，一天也活不下去。我不想舉例子，例子太多了。舉起例子來人家不在乎，我自己傷心，何苦呢？
我寫了一輩子詩，除了挨批判那些年，中國幾乎所有的詩人和評論家傾其所有地批判我其實是惡毒地誹謗我之外，就算是平時，無風無浪，又有幾個人敢於正麵評論我的詩？有幾個人敢於公正地文學地評論我的詩的得失？我沒見到一個。
所以我說：我的成就，就是這麽大個中國，幾十年沒有人敢公正、文學地評論我！
韓慶成：
1986年，您在成都出席《星星》詩刊“中國十佳青年詩人”頒獎大會時，掀起了今天影星歌星才有的火爆場麵。據說狂熱的文學愛好者把會場圍得水泄不通，特別是女青年、女大學生們，像一群馬蜂一樣衝上去，吻得您滿臉都是口紅。晚上，人們還絡繹不絕來到您的住處，幾乎踢破了門坎。這個現象似乎不能簡單地用八十年代的詩歌輝煌來解釋，因為當年與您一同出席頒獎大會的還有大名鼎鼎的北島等，他們並未獲得這樣的待遇。您認為這是什麽原因？
另一個問題：上世紀70年代後期湧現的新詩潮，實際上產生了兩種詩歌，一種是以北島、舒婷等為代表的“朦朧詩”，一種是以您和曲有源等為代表的並不朦朧的以直接揭露、批判和幹預為特征的抒情詩。但由於某些曆史的原因，朦朧詩成為了新詩潮的代名詞，而“揭露、批判和幹預”的詩則被遮蔽和忽略了。這至少造成了兩個直接後果，一是因為“揭露、批判和幹預”的詩都是普通讀者喜聞樂見的，這類詩的屏蔽和消亡，導致大眾遠離詩歌；二是片麵突出朦朧詩的被歪曲的“詩史”誤導了後人，90年代以後已很少見到“揭露、批判和幹預”的詩歌，導致詩歌遠離大眾。這兩個後果導致的雙向遠離，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詩歌無人問津的現狀。雖然詩歌邊緣化是諸多因素使然，但一個不容回避的或者說主要的原因，在於詩歌和詩壇本身。在中國詩歌的“八十年代”已經結束四分之一世紀的時候，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葉文福：
其實，所謂“朦朧詩”，是一個極其錯誤的誤導。
之所以叫“朦朧詩”，並不是說北島、舒婷他們的詩有多朦朧。而且，更重要的是，朦朧本是詩的許多表現形式裏的一種，並不是他們創造出來的。說他們寫的是朦朧詩，我認為首先是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什麽年代呢？殘酷的年代，為了避開政治迫害而有意識地罩上朦朧的色彩。北島的詩朦朧嗎？舒婷的詩朦朧嗎？都不朦朧。舒婷幾十年之後的現在才敢說，她的《致橡樹》不是愛情詩。是什麽詩呢？留下的是空白，供讀者自己去想。
其次，朦朧詩的作者們學習和借鑒了西方現代詩的一些新的表現手法，這是值得肯定的。他們與後來的所謂白話詩本質上就不同。白話詩純粹是“文革”中成長起來的這一代白薯地，他們寫詩就像扭秧歌的老大媽，她們不會跳舞，隻會扭秧歌，就說秧歌就是舞蹈，舞蹈就是秧歌。
什麽叫白話詩？廣義地說，從古到今，從《詩經》到現在，都是白話詩，都是把白話寫成詩。詩人的本事就是把白話寫成詩，不會寫詩的人就在那裏把詩寫成白話。“紅軍不怕遠征難”、“百萬雄師過大江”，這不都是白話嗎？但是你敢說這是白話嗎？
我也不是專門寫揭露、批判和幹預的詩的作者。歌頌真、善、美，揭露和鞭撻假、醜、惡，是文學也是詩的本能，是誰也無法故意為之的，故意為之的都不是詩人之所為。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我們這個時代的特征是荒蕪，還奢談什麽文學呢？
寫詩需要修養，讀詩也需要修養。詩不是北京的大碗茶，不是喜聞樂見的，不是隨便一個人就能品出詩味來的。詩是功夫茶，是知其道才知其味的。作者與讀者是相輔相存的。如果沒有觀眾，梅蘭芳唱戲能唱得出味道來嗎？因為有觀眾的低級和庸俗，才有了趙本山的氣候。這麽一個浮躁的氣候，能有幾個人靜下來讀詩呢？
1986年在成都出席《星星》詩刊《中國十佳青年詩人》頒獎大會，確實出現了令人終身感動的火爆景象。您問我為什麽北島沒有的待遇我有了，我想這應該是講演的原因，或者說是我講演的魅力所致。您別忘了，我六歲就得了講演第一名。1981年連著兩天在北師大講演兩次，沒有講稿，每次都是四個小時。
如果是一個健康的社會，我應該是一個講演家。
我的講演一有思想，二有學問，三有信仰，四有語言，五有激情，六有節奏，七講究身段。怎麽能不成功呢？講完之後，大學生在街上遊行，挽著手哭著喊“葉文福萬歲！我們要見葉文福！”把警察都嚇壞了。
但我更愛我是一位詩人。我的語言準確到精微，因為我迷醉於詩的語言。
前年我在香港一所大學講演，講完之後，我說：“孩子們，我講了這麽長時間的課，你們回去看一看錄像，聽聽我有一點語言渣子沒有？現在大陸的年輕人說話，還沒開口就說‘然後’，沒有‘然後’說不了話，你們去聽聽我有一個‘然後’沒有？”
[轉載]活著的我不是我——葉文福訪談
喜悅
韓慶成：
我發現，您與《詩歌周刊》第一屆“致敬詩人”黃翔有幾個相似之處，都因為寫詩受到關押，都在人生的逆境中獲得新的愛情。張玲衝破重重阻力與黃翔結合時，是一個在校大學生，王粒兒堅定地愛上您時，是一個22歲的女兵，您與黃翔都比妻子年齡大了一倍。我寧願相信，這種超凡脫俗的愛情是命運對受難者的褒獎。能簡單談談您與妻子患難相戀的故事嗎？
葉文福：
如果誠實地說，我並不想回答這個問題。不想回答不是對您的不恭，而是對這個問題有自己的想法。
在這個問題上，我也許是個十足的書呆子，但我很欣賞自己這點書呆子氣。比如：朋友之間，如果別人不主動對我說些什麽，我是從來不過問、從不打聽別人的夫妻之間任何事情。但是當別人的家庭出什麽事情求到我麵前，我則在自己的能力範圍之內全力以赴。看電影絕不過問影星的任何流言蜚語。就是說，我不喜歡打聽任何人的隱私。我認為，這絕不是屬於性格問題，而是對中國人農民式的生活方式和方法上的一種有意識的反叛，是知識的力量。中國人人人都活得很苦，活得很累，人人都被人有意無意地監督著，監視著，互相都成為一種幸福。我不喜歡議論別人，也不喜歡別人議論我，就更別說隨意誹謗汙蔑我了。
再者，最無法忍受的是，中國人在這些問題上沒有是非。或者故意把非說成是，把是說成非。把別人的隱私像嚼口香糖似地嚼得津津有味。最有名的例子莫過於白居易的《長恨歌》。白居易一生寫了許多好詩，但這首樂府，無論別人如何評價，我都是要頑強表示自己的看法的。
明明是唐玄宗腐敗至極，把已經做了他五年兒媳婦的楊玉環從自己兒子手中硬奪過來，封她為貴妃。個人品德之卑鄙無恥齷齪不說，致使唐朝生變，從此走向衰亡。而白居易把這無恥下流當作忠貞的愛情予以恣意謳歌，還謳歌成所謂名篇，真是下作。這首詩流傳極廣，後來曆代的諸多評論家都閉口不談唐玄宗的腐敗，包括京劇又在這個意義上拓展延伸成《貴妃醉酒》，盡其所能地歌功頌德以求可憐的生存。
這不是文化垃圾是什麽？這不是文學垃圾是什麽？
張學良這麽一個極品漢奸，賣國賊，葉永烈卻津津有味地寫他與趙四小姐的所謂“傳奇愛情”，真是不怕齒冷。有一點閑工夫，何不去研究研究譚嗣同壯烈殉國之後，他的家人的悲慘境遇以警示後人！
但是我還是很樂於回答您的提問。因為雖然生活如此殘酷，但因為愛人王粒兒給了我崇高的堅貞的愛，雖然很清苦，但十分幸福。
黃翔與張玲是什麽情況，我一無所知。我隻能簡要回答我的情況。
愛人王粒兒與我相識於1986年，這是我被鄧小平點名批判的第6個年頭。我已經被批得焦頭爛額，已經到了每天在想用什麽辦法了結生命的地步。這年我42歲，她21歲，是工程兵機關的機務員。她父親50年代與遲浩田是南京軍事學院的同班同學。本來她有極其美好的前途，但就是因為認我為師，毅然脫下軍裝，她說：“老師是屈原，我要做嬋娟，我要代表全民族來保護你。”
我們於1988年結婚，1989年6月，她生孩子才兩個月，我因在天安門廣場打著巨大橫幅公開退黨而被捕，進了死囚牢。她和母親、姐姐一起，抱著兩個月的孩子，在北京到處找我。警察告訴她，我是欽犯，根本不可能出獄。她當著警察的麵，寫一張紙條請警察帶給我：“葉，你活著的信念是我活著，我活著的信念是你活著。我和孩子永遠等你。”
在給我送衣物時，因不許見麵，不許寫信，她隻得在送衣物的單子上簽名“葉粒兒”，使我知道她堅決等我的決心。
2002年1月，我患結腸癌住進了北京腫瘤醫院。這時候12歲的孩子在天津上初中，她在打工，我在住院，幾乎每天在與死神搏鬥，全家的擔子都在她一個人肩上。大年初二，她到潭柘寺為我求佛，方丈要求她為我吃齋，念經，放生。大冬天，每天早晨買6條活魚，到結了冰的河裏去放生。河裏隻有一個冰窟窿，是冬泳的人們敲開的，她念著我的名字放生，感動了冬泳的人們。
我動手術後感染，幾次病危，是她日日夜夜守護著我，有一丁點緊急情況，就請醫生及時趕到。整個醫院的醫生護士，都知道她幾乎每天在哭著求人。
我們結婚27年，我沒錢給她買戒指，她也從來不要我買。我們互敬互愛，相依為命。
確實，我獲得了這樣超凡脫俗的愛情，是命運對我的最高獎賞。
韓慶成：
1989年，您曾在天安門廣場發表演講，並因此獲罪，一直到2001年才恢複參加詩歌活動。能簡單談談這個很多人並不了解的經曆嗎？89年後到01年您的處境如何？
葉文福：
我不願意過多地說個人的遭遇，我怕自己像祥林嫂，逢人就訴說自己的不幸，不知道中國人像魯鎮的人一樣，喜歡把別人的遭遇拿來欣賞，聽故事，用別人的痛苦來稀釋自己的痛苦——我怕。
我可以簡要地說一下，幾十年來，我過的是什麽日子，我說出來隻是想把這一切交給曆史，不是想感動中國任何人，我也感動不了當代中國任何人。
我一個人在北京今年48年了，一家三口，住在北京25年了，沒有戶口。因為沒有戶口，學院分房子就沒有我的份。我一家人在學院臨時借給我的像地窖一樣的房子裏住了17年。
孩子上小學，因為沒有戶口，又交不起昂貴的讚助費，連上小學的資格都沒有，是一個朋友與當地派出所有關係，才在沒交讚助費的情況下上了小學。人說，領美國綠卡也沒有上北京戶口難，我大概算一個可舉的例子。
因為鄧在講話裏說我“站到黨的對立麵”了，所以從1981年7月起，被當做反黨分子批判了近6年，留黨察看一年（按時恢複黨籍）勒令轉業，不轉業就不發工資。而轉業回老家湖北赤壁，老家也因有指示而不予接收。在朋友的幫助下，才在1987年轉業到北京煤炭管理幹部學院。
我這一生十分光榮的是，我參加了1989年的遊行。5月13日，學生們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第一天，我就進了臨時防護欄，與學生們一起絕食。學生們看見我參加他們的鬥爭十分雀躍。這時學院正準備給我解決戶口問題，我因支持、幫助、救護學生絕食鬥爭，打著“詩人葉文福宣布退黨”的橫幅從魯迅文學院遊行到天安門廣場等壯烈罪行而於1989年6月12日被捕，打進死囚牢，當時的中國的巴士底K字樓。在老布什總統的聲援下，得以於1990年12月6日出獄——老布什派副國務卿到北京談判，拿來一個要求釋放者的名單，第一個名字就是我。
我總共在監獄裏呆了562天。
出獄的那天，我剛進家，美國大使館的電話就打進了我們學院我工作的電教室，要求見我，以證實中共對他們的承諾。是我的領導保證說我真的出獄了，大使館才沒來人。
我這一輩子無法品味自己做人到底是什麽滋味，奇了怪了，中國人要我死，美國人要我活。
我記得初中時，在鹹寧大街上滿街地演當時的美國總統約翰遜的活報劇，入伍了演當時的美國總統肯尼迪，把人家罵得一塌糊塗，人家愛我，生死關頭救我。
我創造了一個了不起的紀錄：我在監獄裏還有工資，出獄後還在學院繼續工作。
我退黨，有一個與任何人不同的細節。
當時我正在魯迅文學院首屆碩士研究生班學習。1989年4月，班裏要成立一個支部，要求每個黨員把組織關係都轉到魯院來。我很聽話地就從自己學院開出了組織介紹信。交到班裏，支部書記說，魯院屬作協管，不能直接收組織介紹信，要交到作協再轉過來。而當時作協在沙灘，很遠。我就把組織關係介紹信揣在自己兜裏，誰知一忙竟忙忘了，隨即學潮就開始了，我退黨時組織介紹信就在兜裏。
從監獄裏出來之後，我照常上班。有一天，很關心我的電教室主任石鐵民找我談話，說學院組織部長要找我，有一個表要求我簽名，是開除出黨的表。我當時就說，我退黨時組織關係就在身上，不在中共的任何一個支部，他有什麽資格開除我？主任開導我說：“你就委曲求全一下，將來這個事件平反了，你不還是黨員？”我笑著念了幾句《離騷》：“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複路兮，及行迷之未遠。”
可是第二天組織部長還是要見我，要我在那個侮辱人格的表上簽名。我真是氣壞了，指著組織部長的鼻子叫道：“你回去查一查，我的組織關係在學院裏嗎？太放肆了，你回去告訴你的主子。老子葉文福退黨的真正原因是瞧不起這個黨！”把組織部長嚇得不敢作聲。
現在，這張組織關係介紹信還在我手上。
我的工資，還是當時轉業時的22級。幾十年來，我把工資卡交給愛人，從不敢問一個月有多少錢。現在大約與一個掃馬路的工人的收入差不多。
2002年2月，患結腸癌，動手術感染，高燒（39度7）昏死6天6夜，在院方和愛人的精心護理下，終於挺過來了。
別說買房子，沒有戶口，買車的資格都沒有。
經常聽判死刑犯的判決詞裏有一句：“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我聽了直笑，我活在這個國度，如同死在這個國度，全部的政治權利都被剝奪了，叫我怎麽好意思說愛國？
我進監獄時我的女兒才出生一個月，出監獄時女兒已經快兩歲了。我回家後，女兒在院子裏玩，院子裏那些無知的老太太，唆使不懂事的孩子往我女兒背上吐唾沫、濃痰。愛人到院子裏倒垃圾，那些老太太擋在垃圾箱前不許倒。我去倒，她們擋著，我往前一走，他們就往地下一躺，大呼小叫，說我打她們。
那時候我真的想起了袁崇煥，想起了譚嗣同。
我時常對愛人說：“清貧思杜甫，堅韌敬屈原。”
朱鎔基當總理，我給他寫長信，反映我的問題。胡錦濤上台，我給他寫長信，反映我的問題。你說我可愛不可愛，我還在信中向他們提建議，說現在有了開山新設備，可以設想直接打通喜馬拉雅山山脈，用一條或多條通道放印度洋上的暖風進來解新疆之旱情。您說我還要怎樣來愛我的祖國？
都是泥牛入海。
我再也不寫了。
我也不可能去上訪。都這把年紀了，我要珍惜這點已經耽誤了許多的寫作時間，我要抓緊時間開發自己的思想財富。我也是太陽，我有一本詩集就叫《雄性的太陽》，我要抓緊時間，像我一本散文集的書名那樣，《收割自己的光芒》——我是火柴，沒有膝蓋，為了最後這點尊嚴，不可能到那鬼地方去下跪，去求人施恩，去挨大棒子，弄不好還要被送進精神病院。
我十分景仰和熱愛德意誌民族。德意誌民族之所以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不是說想偉大就能偉大的。它也是一個古老的民族，也是一個智慧的理性的民族，它在曆史上也犯過許多無法原諒的錯誤和罪惡。二十世紀，它悍然接連發動兩次世界大戰，並且兩次都是以失敗告終，終於把自己民族的前進步伐逼到了絕路上去了。
在這裏我要強調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失敗後，整個德意誌民族陷入了無法忍受的屈辱之中。如同中華民族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失敗之後一樣，不管是平民，還是貴族，都迫切希望民族用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強大起來，而危險就在這裏。就像春天來了，蜜蜂飛出來了，蒼蠅也飛出來了一樣，希特勒，納粹思想，都趁著這種複仇情緒生長出來了。正是這種健康的民族情緒和不協調的前進節奏的合力作用，誕生了法西斯。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希特勒、納粹用極權思想決不隻是個人問題，而是整個民族借著這個極權裏的幾個人的名義在屠宰世界。所以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德意誌民族徹底失敗而告終，這絕不隻是什麽戰爭策略的錯誤或失誤，而是戰爭性質的問題，可以說，它們從一開始就注定了要失敗，要徹底失敗，它不失敗人類就該滅亡。
兩次世界大戰的失敗，在一個世紀中接連兩次世界大戰的失敗，終於震醒了善於思考的、有著深厚的哲學土壤的德意誌民族，1970年12月7日，勃蘭特總理在華沙猶太人紀念碑前為當年起義的犧牲者敬獻了花圈。在撥正了花圈上的絲結之後，勃蘭特後退幾步，突然雙膝下跪。這一舉動事先沒有計劃。據說事後勃蘭特說：“我這樣做，是因為語言已失去了表現力。”
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殉難紀念碑前砰然一跪令全世界為之動容，德國總理下跪謝罪的畫麵傳遍了全世界。40年後的同一天，德國總統武爾夫再度來到華沙猶太人殉難紀念碑前敬獻花環，他稱讚這一曆史性的下跪是偉大的和解姿態。在德國國內也引發了強烈反響。當時擔任德國內政部長的根舍這樣回憶道：“我被這一舉動深深地感動。勃蘭特以他全部的人格，向每個人做出了明確的表述。”德意誌民族通過自己的領袖英雄的作為，明晰地闡述了全民族的思考心得，贏得了全人類的尊敬。
使我十分感動的是時間。從1945年第二帝國滅亡，到1970年勃蘭特總理在猶太人殉難紀念碑前下跪謝罪，這之間隻用了25年。
從1958年反“右”以來，一直唱“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地位高。”唱了幾十年，越唱社會地位越低。許多年我弄不明白。此後，“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它的真實含義在哪裏？
“階級”就是一分為二的反動哲學觀點的注釋。
什麽叫階級？人為什麽要分這個階級那個階級？我討厭階級，我崇拜我們民族的合二而一的哲學思想。我崇拜太極圖騰。我渴望全民族一心一德，這有什麽不好？難道這也有罪過？我不相信。
遠的不說，“文革”中冤死的，打死的，鬥死的，自殺的，槍斃的，該有多少人？誰能統計得過來？今年過去49年了，“89”過去26年了，那麽多人死於非命，別說下跪，誰表過態？誰道過歉？
德意誌這麽偉大的民族，經過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慘敗，才找到了自己民族的思維痛點。人類要前進一步，何其難也。
這些有關民族生死存亡的艱難課題，現在不思索，恐怕以後就來不及了。
沒落馬的我不知道，看著現在那些落馬的大大小小的權貴的窮凶極惡和極度奢華，我不由得想起《離騷》裏的句子：“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餘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
“黨人”是什麽人？注解裏說：“古代的黨人指朝廷中為私利而結成幫派的人。偷樂：苟且享樂。”
他們在偷偷地享樂，他們在偷偷地笑話我們的高尚，他們在偷偷地欣賞自己的齷齪，他們在偷偷地自鳴得意。
連我自己也想不通，為什麽一輩子如此迷戀《離騷》。連散步也背誦。因為我簡直覺得屈原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偉大詩人。他筆下的楚國的矛盾，衝突，危機，腐敗，與我們今天看到的幾乎如出一轍，他好像就是我們身邊的詩人。我讀著《離騷》，就仿佛在讀中國通史，就仿佛在讀當今的現實，十分親切。
文學不可以橫比，但實在，全部的唐詩，無論是思想性，藝術性，社會性，人性，都完全無法與《離騷》媲美。所以唐詩注定了隻能是封建社會的藝術頂峰，而《離騷》則是中華民族文學的最高成就，是漢語詩空前絕後之作，是中華民族詩的永恒的巔峰。
詩人不是政治家，詩人用詩的語言表達自己的人生觀，藝術觀，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從古到今，該有多少詩人發了多少牢騷，並沒有幾個詩人被打成反革命，為什麽非要把我打成反革命呢？時代是不是在倒退？
北島憑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這兩句詩就可以領諾貝爾文學獎。一位詩人，用兩句詩就概括了自己時代的特點，這不是偉大詩人是什麽？
在這條道上馳驅，必然要走到絕路上去的。還不如趁早聽屈原的話：
“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
乘騏驥而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
不說了，太痛苦了。
韓慶成：
2012年12月，我有幸與您共同參加深圳詩歌節，觀看了您精彩的詩歌朗誦。從您的朗誦看，您更多地把肢體語言溶進了朗誦之中，這讓您的朗誦具有了與通常詩朗誦迥異的特殊魅力，被譽為“神奇的力量”和“思想的魔力”。黃翔當年發明了“吼頌”一詞來形容他的朗誦，您能否用一個詞來概括您的詩歌表演或曰行為藝術？
葉文福：
詩是語言藝術，詩的歌詠和朗誦，甚至舞蹈，甚至繪畫，都是對詩的再創作。
詩又是自我藝術，一般情況下，隻有詩人自己最能理解自己詩的痛覺的最深處。所以如果聽詩人朗誦自己的詩，那絕對與聽演員朗誦是兩回事。
我喜歡朗誦，尤其喜歡朗誦自己的詩。我覺得隻有我自己能夠朗誦出我的詩的意境。
我曾多次朗誦過自己的詩，效果好到我自己無法想象和評價。
1981年，有一次我朗誦《祖國啊，我要燃燒》，朗誦完之後，殷之光激動得滿臉是淚水，連鼻涕都流出來了。他扯起嗓子喊了一句誰也想不到的口號：
“葉文福萬歲！”
這與政治無關，請還想搞文化大革命的人們不要胡亂上綱。
瞿弦和也聽過我朗誦過好幾次，所以每見到我，他都恭謙地說：“葉老師，您是真正的詩的朗誦，與我不同，我是演員，逢場作戲。”
但我不是想發明“吼誦”，我理解吼也是朗誦的一種表現形式，是作品本身的需要，而大可不必去搞什麽發明。
朗誦過程之中的肢體語言也是詩的語言的一部分，是具有深厚功力的詩人在有形有聲的語言進行之中的一種輔助語言，它與詩的情緒和旋律是連在一起和緊密結合的。我愛人經常聽了我的朗誦之後，激動地說：“沒人能學到你，你就是你。”
是的，我的詩，隻有經過我的朗誦，才可能達到她應有的巔峰狀態。
有一個足球運動員叫郜林，前鋒，許多極佳的進球機會都被他無情浪費了，我想沒有一個教練能指出他的許多要害裏最要害的一點：患得患失！應該毫不留情地指出：他是一個自私的人，每次射門他不是在踢球，而是在踢自己。不是在想進球，而是在想自己的榮譽，在這種心理狀態下，他根本無法把自己融化進足球，該傳的不傳，該射的不射，毫厘之間，機會頓失。
藝術與藝術家的關係不也是這樣嗎？
對於藝術，我是這樣理解的：成就就是特色，特色就是作者，作者就是藝術——作者必得全身心地融化進自己的作品，差一絲一毫都不行。
為什麽有杜甫詩，李白詩，張大千畫，齊白石蝦，李可染牛，黃胄驢等等之說？就因為他們都是大家，他們的作品做到了這一點，也充分地體現了這一點。
您要我用一個詞概括我的詩朗誦，我想就應該叫：葉文福詩朗誦。
韓慶成：
中國詩歌流派網聚集著很多90後詩人，他們大都以口語寫詩。您曾多次提醒這樣的寫作要注重詩意，您說過“把詩寫成白話的人多了”、“有些作者寫詩，像寫日記那樣隨意。沒有構思，沒有煉意、煉句、煉字之說”、“必須把白話寫成詩，而決不能把詩寫成了白話——絕不能，這是原則”等等語重心長的話。今天，您還想對這些年輕詩人說些什麽？
葉文福：
在我的人生體驗中，文學不僅僅是文學家的事，詩也不僅僅是詩人的事。不管是什麽人，都必須有堅實的文學基礎。把文學學好了，就有了人性、道德、信仰休養生息的土壤。
[轉載]活著的我不是我——葉文福訪談
自信
韓慶成：
網絡的如影隨形改變了人們的生活，也改變了詩人的寫作方式和發表方式。現在，以網絡為載體的新媒體詩歌平台，如詩歌論壇、詩歌網刊、詩歌微信、詩歌博客、詩歌微博、詩歌Q群等，總量和覆蓋麵上已遠遠超越傳統詩歌媒體，成為詩歌發表和傳播的主要載體。傳統詩歌媒體的唯一優勢，隻有專製權力賜予它們的親子式的“權威性”而已，如果你不在乎官方承認你發表了多少作品，不在乎這種承認在你評職稱拿獎勵時帶來的好處，不在乎也許有的那麽一點可憐的稿費，那麽，這種“權威性”便隻是“便桶”。——這個詞您曾經用過，您用“酒杯”和“便桶”形容過詩的外在形式，您還說過“現代詩作者的詩，包括一些大詩刊小詩刊的主編們寫的詩，我看了不少。說實話，還真沒有看到什麽特別好的作品。”我同時注意到，您2010年在武漢簽售新作時，曾批評“‘網’就是文盲的群體”，並因此引起熱議。就詩歌而言，“網”上確有“便桶”，但如果您比較全麵地了解網絡詩歌，會發現“酒杯”也並不稀缺。我的最後一個問題：您平時上網嗎？是否去過前麵說到的那些基於網絡的新媒體詩歌平台？時隔五年，您今天如何評價“網”和網上的詩？
葉文福：
網絡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手機改變了我們的生活，這是誰也無法否認的事實，我也從沒有隨意批評過網絡。
2010年在武漢簽售新書時，我並沒有批評網絡是文盲群體，我的話完全被歪曲了。我沒有答記者問的本事，我講課講慣了。我當時是在與他們談心式的，我說我這個人的性格中有個隻有自己知道的毛病，就是接觸新事物很慢。就像舊式飛機，拐彎的半徑很大，等到我拐過彎來，人家早就飛遠了。電腦剛問世時，作協給在京作家每人優惠配置一台電腦，我堅決不要。我說我用手寫了大半輩子，用電腦沒有靈感。我怕網絡上盡是些文盲群體，老給他們講詩，耽誤時間。我是在說自己的毛病，被他們剪裁成那個樣子。不過我看的很淡，就是誤會了又怎麽樣呢？
我要說明一下，我到現在也不大會上網。我上麵說的毛病確實是毛病，我至今不會用手機就是最好的證明。
我在網上看了一些詩，確有好詩，但不多，大量的詩都很隨意。詩是語言藝術，除了主題，語言是很重要的元素，沒有美感，沒有形象，沒有旋律，就很難為人接受。文章文章，是以文入章，以文為章，沒有文氣，何以有章？沒有文氣，就是流水賬。
屠岸老說自己是詩作者，不是詩人。他思考問題的方法是什麽我不得而知。
我想來想去，我覺得我是詩人。我的理由是：詩，製約著我的一生。
如果沒有詩的修養，我不知道自己是個什麽樣子。
詩就是一座語言砌成的無形的寺廟，我在這寺廟裏覺得自己很真實，很清雅，很高尚，我在這寺廟裏就覺得自己很簡約，很幹淨，很美，就是一首詩。
我熱切地希望自己是一首好詩，我熱切地希望詩把我寫成一首好詩。
中華民族是一個靠說假話生存的民族，這個講話有許多在中國是不合時宜的，但幸好，我說的是幾十年前的事。如果因此而惹禍，我就以此文訣別吧。
（新浪葉文福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c2d4f9530102x0az.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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