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串連——大亂特亂的一月風暴（畫說一生第十四集）
1967年一月份，上海的工人造反派一舉奪取了公安廳市公安局報社電台市委等國家機器的大權，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幾天後毛主席為之改名“上海革命委員會”），由此掀起了全國性的“一月風暴”奪權革命。北京各大院校的學生紛紛出動去全國各地支持造反派奪權。
我又開始摩拳擦掌，要參加這場偉大的革命風暴。我對奪權沒有興趣，我要趁此大好良機到工廠走和工人結合的道路。
我在紡織工業部遇到來京上訪的貴陽紡織廠的女工，她們希望我們去她們工廠支持造反派，我和兩個妹妹克陽和劉元立刻和她們一起離開了北京。沒車票，混上火車的。
媽媽非常支持我們的行動，她比我們更天真，讓我們在貴陽找一個工廠，當個工人，就此安定下來，不要再回北京了。我呢，走著瞧，喜歡就留，不喜歡就溜。
在火車上，我認識了許多上京告狀的重慶工人，他們因為不讚成打倒工廠和省市領導而被斥為“保皇派”。一群工人圍在我身邊，字字血聲聲淚地給我們講述造反派如何製造慘案，打死打傷他們的工人。他們熱切地希望我們“北京的紅衛兵”去工廠去支持他們。我心裏很矛盾，打倒走資派是毛主席的戰略部署，可這些“老保”看起來是十分可愛的工人，他們當中絕大多數是黨團員、五好工人、勞動模範、複員軍人、老工人。難道他們反對毛主席？相反，擁護毛主席的造反派中落後分子、刺頭、調皮搗蛋、二流子居多。我應該站在那一方呢？
在重慶換車，趁此機會我們去參觀了沙坪壩的中美合作所、白公館、渣滓洞。看到陰森的監獄和美式刑具，想著革命烈士堅貞不屈視死如歸的革命氣魄，非常受教育。
幾天以後，終於乘上了開往貴陽的列車。火車在煙雨迷蒙的雲貴高原上穿行，神妙迷人。路上火車經常停頓，一停就是個把鍾頭，我們走下火車貪婪地欣賞秀美的風景，感受著祖國的壯麗。
一月底我們到達貴陽，去了離貴陽十幾公裏的貴陽礦山機械廠。為了給自己壯聲勢，我們約定不可暴露我們是姐妹，還把劉元改名為汪元。
我們宿舍裏住著兩個華南工學院的女生。她們整天用廣東話嘀嘀咕咕講工廠的情況。有一天她們好像想起了什麽忽然問我們：“你們聽得懂廣東話嗎？”我們忙說：“聽不懂。”（我媽是廣東人，能不懂嗎？）她們用廣東話說：“這三個人長得好像呀，像姐妹一樣。”我們聽了偷笑。
我們三姐妹組織了一個戰鬥隊，取名叫“肯登攀”，來自毛澤東的詩詞中“世上無難事，隻要肯登攀”。和當時那些叫“九天攬月”、“追窮寇”之類的戰鬥隊比起來，我們的名字不僅不張狂，簡直不提氣。我覺得既然是來向工人學習，當然要謙虛，
貴陽的造反派和各地造反派一樣，已經實現橫向聯合，叫“紅衛軍”。據北京三司駐貴陽聯絡站的學生介紹，貴陽“紅衛軍”是奪權的主力軍。我就鸚鵡學舌地在工廠貼出一份大字報支持紅衛軍，其實反紅衛軍的那派工人對我們也很好，很信任我們。大字報貼出以後，我覺得特別對不起那些工人，簡直不好意思見到他們。更糟的是大字報剛貼出去，就有消息從中央文革傳來，說該組織是反革命集團，這一下我的腦子更混亂。
礦山廠領導幹部集體表態後，我又貼出大字報，說走資派集體亮相是一個大陰謀。“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文革造反的指導思想，已經植入我腦子，覺得凡領導就要打倒。本來原廠領導對我們幾個小女子一直恭恭敬敬。我心裏覺得那些“走資派” 很可憐。
我沒有自己的觀點，聽誰說都覺得有理，對誰都同情。我的分析能力已經被一天一變的政策攪成一鍋糊塗漿子，而我看不到大環境，反而時時刻刻都被自責所折磨。現在想起來，那麽混亂的一個時代，有多少人看清了形勢呢，其實本來就是一個“天下本無事”的局麵，憑白生出許多事來，而“革命”最歡的人不是最不識時務者，就是最大的混亂的製造者。
可笑的是，我們被安排在行政科，也可能是掌權者怕我們幹擾他們的鬥爭大方向，攪亂工廠的局麵，也可能根本沒瞧上我們這幾個黃毛丫頭。我心裏也很自卑，我隻想向工人階級學習，在工人麵前我沒有資格指手劃腳。
我們的工作就是在行政科點糧票，在飯票上蓋章，或者下廚房幫廚。行政科的科員們什麽事也不幹，整天圍著火爐聊天，這樣的工作讓我們啼笑皆非。
在我的堅持下，我們終於下了車間，我做車工，帶我的那個女師傅年輕漂亮又很傲氣，她幾乎不跟我說話，我隻好站在她身邊看她工作。看了幾天覺得十分無聊，就開始在車間裏走動。一個青年男師傅比較隨意，自來熟，看我沒事幹，就讓我開他的車床。車零件是個高技術的活，我削了幾個零件，都不合格。
我的師傅看見我在別的床子上車零件，非常生氣。第二天上班，她說，你不是會車了嗎，你來車吧。我推辭不過隻好硬著頭皮開機。她坐在一旁不再理我。我很緊張，怕出次活，想了一個主意，把車刀先對好零件，再開機器，我不知道這是違反操作規程的，師傅看見了也不說。機器一開，隻聽“叭”的一聲，車刀的尖角就被打掉了。我知道打壞了一個車刀可是闖了大禍，心裏怕得不行。女師傅什麽也沒說，把我推開，換了車刀，自己幹起來，再也不理我。她心裏一定說，什麽都不懂，還想一步登天了？
我的師傅還算是多少幹點活的工人，絕大多數工人都不幹活，整天圍著火爐聊天。幹活的人也吊兒郎當，克陽的師傅是一個南京青工，技校畢業分到貴陽當工人，整天愁眉苦臉，幾乎什麽活也不幹，像怨婦一樣抱怨貴陽、工廠、生活……對一切都不滿。一天他開一個立式大車床，心不在焉，沒把大鐵塊固定好就開了機器，鐵塊飛出老遠，把在場的人都嚇呆了，師傅嚇得臉色慘白。幸虧車間裏工人不多，沒有傷著人。
真不知該怎麽向工人階級學習。
廠裏有一些合同工，絕大多數是布依族。一個合同工說他們晚上從來不睡覺，唱一宿對歌。我十分好奇，和他約了去聽歌。晚上我到了他的宿舍，裏麵有十幾張上下床，床上什麽鋪蓋都沒有。屋子裏男青年坐一邊，女青年坐一邊，推托了一下就開始唱起來。一點也聽不懂他們唱的是什麽，有人給我解釋都是些阿哥阿妹的情歌，可是聽上去很讓我失望，曲調根本不像電影裏那麽優美，沒腔沒調如念經一般。我知道藝術是從生活中提煉出來的，但是藝術和現實有那麽大的差距嗎？我聽了一會就走了，那些年輕人還要唱整整一晚上。他們白天還有精力幹活嗎？
礦山廠地處農村，每逢五逢十便有集市。在工廠後麵走一段泥濘的道路，有一塊籃球場大小的地方就是集市了。那個年代物資乏匱不說，賣自產的東西還要扣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帽子。集上也就十來個攤，都是身穿黑衣頭裹黑布的少數民族老鄉，蹲在自己一小堆貨物跟前，品種也很少，無非是些青菜辣椒玉米雞蛋等最基本的食品，一點兒我們想吃的東西，比如花生瓜子啦，都沒有。
工廠食堂的菜很難吃，貴的菜我們也不敢買，生活費有限，但食堂有一種東西最好吃，——千層大花卷，暄暄騰騰，二兩一個，竟有手掌那麽大。層如紙薄，層與層之間被大油浸透，甜的，上麵還點綴了紅的綠的東西。捧在手上顫顫巍巍的，其形狀和感覺都如腦髓，所以貴州人叫它“腦髓卷”。我們愛吃得不得了，有時吃完一個不夠過癮，趁食堂沒關門又跑回去再買一個。
在工廠呆得無聊，我就進城到省府路的三司聯絡站，看看文件小報，了解一下北京及全國各地運動進展的情況，或者參加他們的會議，聽聽他們的戰略部署。
離開三司聯絡站還不想回去，就在街上轉。我喜歡在小巷子裏頭穿行。走著走著，突然間就有一個漂亮的窗簾跳入眼簾，花布的圖案是抽象的，以冷色為基調，加以一點暖色的搭配，與火紅的年代那麽不相協調，讓人感到了浮躁中的清流，喧囂中的沉靜，還有一種挑戰式的自清自美。
更加動人的是在狹窄的巷子裏，經過某個低矮的小屋子，裏麵傳出來小提琴的聲音，不知是柴可夫斯基還是拉赫瑪尼諾夫，這都不重要，那曲子鑽進了聽慣鏗鏘歌曲的耳朵，簡直讓人暈眩，心醉，它帶給我一種溫暖，一種哀傷的感動。我的心靈立時召回了那年久荒疏的記憶，我仿佛又置身於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的充溢著小資產階級味道的生活環境中。
貴陽人洗衣服不用搓板不用盆，把衣服鋪在一個平台上用竹刷子刷，我的褲子沒刷兩次就穿了窟窿。貴陽天天下雨，下得人心煩。天氣又濕又冷，洗的衣服一個星期都晾不幹，竟生了綠色的黴點。飯菜又辣，克陽總是胃疼。中央號召中小學生回校“複課鬧革命”，家中來信催我們回去，妹妹們在貴州也呆煩了，毫不猶豫回了北京，我不想再回師院附中，就獨自留下了。
礦山廠我不想再待了，和工人師傅相處自己也沒有什麽好表現，幹脆換個地方重打鼓另開張。我去了貴陽橡膠廠。
在橡膠廠也是無所作為，和一群婦女一起工作，聊天。隻有一件事印象深刻，一個家屬的小孩子，叫傅小兵，才八九歲，就已是廠裏學毛著的標兵。他可以一字不落地背出“老三篇”及小“紅寶書”上的任何語錄，還到處做好事，講像大人一樣的話，有的時候跑到我在的車間講一通革命話。他是橡膠廠的一個驕傲，被帶到各處開講用會。我覺得不可思議，這麽小的孩子，他的理解力從何而來？而那麽大一個廠子，就心甘情願地被一個小孩子代了表？
在橡膠廠我認識了一個戰鬥隊叫“五湖四海”，成員是廣西的學生。他們準備去越南參加“抗美援越”，他們說有很多人已經過去了，留在那裏參加了解放軍。
去越南打仗正是我一心向往的，我決定和“五湖四海”一同去，但是我擔心我是老師身份，邊防會讓我過去嗎？想來想去，決定給毛主席寫一封信：“最最敬愛的毛主席，我一千個請求，一萬個請求，請批準我暫離教育戰線，開赴越南前線！請批準我進入越南與英勇的越南人民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我們一定讓您的思想光輝照亮越南，照亮全世界各個角落。我一定把中國紅衛兵的革命造反精神帶到越南，帶到全世界……”信寄走了。現在再看這封充滿文革語言的信（底稿在日記上），全身汗毛都炸了，怎麽那麽肉麻和愚蠢！
過了沒兩天，“五湖四海”中幾個人打了退堂鼓，不去了。再過幾天又有人退出，最後就剩下我和一個鐵杆小女孩劉蘭芳，可是和這個十四五歲的孩子走一點安全感也沒有。我猶豫多天，想來想去，也隻好不去了。
再待下去已經沒什麽意思了，我搞了一張慢車票離開了貴陽。我走的是南線，經廣西到湖南再北上，我準備一路訪問沿途各大城市了解全國文革狀況。
第一站是桂林。天正下雨，我遊覽了一下七星岩，岩洞裏幾乎沒有人，我草草轉了一圈，就算是到過全國聞名的七星岩了。
住在桂林的一個小旅館，看見一個十七八歲的男孩子摟著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走進了旅館的一個房間。兩個人一看就是幹部子弟，我看著他們的背影，心裏有一股說不出的味道，羨慕？嫉妒？那時的青少年正在青春躁動期，沒有學校的管束，又因父母失勢而變得頹唐，和異性的隨意交往成了他們生活中的最大安慰和樂趣。我雖然不屑，卻突然意識到我也是一個青春女孩，文革以來全忘記了，心被一陣孤獨感緊緊攫住。
在桂林呆了兩三天繼續北上，在車站遇到了幾個乘火車時認識的四川學生。他們扒車上京告狀，扒上哪輛車算哪輛，走到廣西，又因為沒有車票被趕下了火車。他們身上已經沒錢沒糧票，兩天沒吃飯了，我留夠了自己回程的飯錢和糧票，把剩下的都給了他們。
從衡陽轉車到達長沙是中午時間，鞋底已經穿了孔，先買了一雙新解放鞋。上街轉轉。發現全城都被反對“三司駐長沙聯絡站”的大字報蓋滿，原因是三司支持 “湘江風雷”，充當他們的“狗頭軍師”，製造了一係列衝擊軍區的流血事件。
晚上就在長沙汽車站候車室裏的長凳子上睡覺，打算第二天一早坐長途車去韶山朝拜。一覺醒來，放在地上的剛買的鞋不見了，幸虧舊的鞋子還沒扔掉。
在湘潭韶山衝的毛澤東故居，一隊隊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在毛家大院前莊嚴宣誓忠於偉大的毛主席，在毛澤東紀念館中誠惶誠恐地抄錄毛澤東的書信手跡。我也擠在人群中抄錄了幾千字毛主席在不同時期寫的讀書筆記、信件廣告、題詞、社論等。可是我的感受沒有我覺得應該感受的那麽強烈，比如應該“心潮澎湃，激動無比”，應該“浮想聯翩，奮發昂揚”等等。沒有。我反省自己對毛主席的感情還不像工人貧下中農那麽深厚，應該在今後的日子裏繼續改造資產階級思想。
文化革命的實踐和各地的見聞已經把我在運動初期對毛主席的感情化解了許多，我想，我應該像保護革命火種一樣保護這種感情。
到了武漢看大字報。全城正在批判《二八聲明》，即被“造反派”接管了的《長江日報》在二月八日發表的聲明，提出“全武漢、全湖北要大亂、特亂、亂深、亂透……”此聲明遭到占大多數的“保皇派”群眾的譴責，兩派的對立各自在軍隊的支持下一觸即發。
在鄭州，也是同樣的問題，軍隊介入，群眾衝擊軍區。
我的心裏十分不安。為什麽全國都出現大分裂的局麵，連軍隊都亂了套？究竟誰是對的？還要怎麽發展？
在石家莊下車，已經夜裏十二點。坐車多日，不是在火車上睡，就是在火車站睡，髒得不行了。車站的路邊有賣洗臉水的，擺著一兩個洗臉盆，一桶涼水，一兩暖瓶熱水，還有刷牙缸牙刷。五分錢洗一次。我在油膩膩的臉盆裏洗了臉，當然不敢用他們的東西刷牙。
趁中間換車的一個多小時，我去謁拜白求恩墓，一路披星戴月大步飛奔而去，陵園夜間閉門，心中惋惜。
本來還要在保定下車看一看，但因是夜間過保定，就算了。
路上走了整整十天，終於回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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