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達人 ，1935年2月生，浙江紹興人。在家鄉讀小學和中學。1951年參軍後，
在三野衛生部學習和工作。1955年考入北京大學，1962年畢業於北大曆史係，同
年留校任教。1973年10月至1976年10月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梁效")
寫作組長。1975年出席全國四屆人大。1989年至1993年在美國哈佛大學作訪問學
者和研究員。之後，在美從事中國傳統文化和史學的教學和研究。
“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文革後期，中國的輿論界，提起梁效，
無人不曉。凡是重要社論，熱門時評，都出自署名為“梁效”的寫作班子的手筆。
那時候，梁效被認為是毛澤東思想的詮釋者。
但是四人幫倒台之後，一夜之間，梁效的成員又成了現行反革命,梁效也被
稱為是“顛倒黑白”的“四人幫反黨奪權的工具”。到底梁效的真實情況是怎樣
的？它是怎麽樣成立，又是怎麽樣消失的呢？
範達人曾經是梁效的主筆，親曆了梁效從成立到解算的全部過程。
一、工字廳會議
“梁效”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筆名。它的建立最早可以追溯到
１９７３年１０月。我記得，有一天，北大曆史係黨總支書記徐華民通知我：
“明天，你到清華大學工字廳去開一個會。這個會很重要。會議內容，你不要對
別人講，回來也不需要向我匯報。”這一番話使我感到奇怪，特別是無須向他報
告會議情況。因為按照常規，他作為基層黨組織的書記，我作為一名普通黨員，
應該把參與的一切活動如實地向他匯報，而且把匯報視為黨性的表現。可是，這
次卻如此地反常，足以顯示這個會議的重要性和神秘性。
第二天，我去清華工字廳參加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約十二人，北大、清華
各一半。北大這邊，有中文係的魏建功先生，曆史係的周一良先生，哲學係的湯
一介先生，研究馬列主義的徐琳，北大政工組幹部龍協濤，他最年輕，隻有二十
七八歲，我當時在北大曆史係算青年教師，其實也已３８歲。在清華那邊，到會
的有王世敏、王朝文、孫中原和清華大學圖書館館長史國衡等六個人。
人到齊後，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遲群、黨委副書記謝靜宜走了進來，並講了話。
遲群說，把你們清華、北大的同誌找來，是為了編一份材料，前一段，我們去林
彪住處發現他有尊孔的思想，我們向上（指毛主席）匯報了，上頭要我們組織老、
中、青三結合的班子，繼續收集和整理林彪尊孔的材料。遲群特別強調此事要保
密，不得向外人泄密。謝的講話內容與遲群相仿。
文革中，毛澤東親自抓“六廠二校”作為文革試點，其中的二校就是北大和
清華。毛澤東派他的八三四一警衛部隊幹部，抓兩校的試點工作，具體由遲群、
謝靜宜二人了解情況，傳達指示，貫徹政策。遲群年約４０歲上下，原為八三四
一部隊宣傳科副科長。謝靜宜，女，１９３５年生，１９５３年軍委機要學校畢
業，１９５９年起任毛主席的機要員。
收集整理林彪尊孔材料一事，遲、謝指定王世敏負責。王世敏，女，４０歲
左右，原中國人民大學哲學教員，後轉到清華大學政治理論教研室。遲、謝在毛
家灣收集林彪尊孔材料時，先在清華範圍內組織了一個小班子，其中有王世敏。
一次江青提了幾個有關曆史和社會科學的問題，當時在場的王世敏反應敏捷，口
齒清晰，對答如流，江青非常賞識，稱她為“女狀元”。
二、批林批孔材料小組
我們這次參加會議的人組成了北大、清華批林批孔材料小組。會後不幾日，
王世敏將我們召集到北大俄文樓的一間教室內，展示他們已經找到的幾條林彪尊
孔材料。數日後，大家覺得現有內容太單薄，難以做文章，提出再去毛家灣（林
彪住地）找一找，看看能否進一步發現一些林彪尊孔的素材。遲群、謝靜宜向上
麵請示後，同意我們小組再去毛家灣查找。之後，我們一行十餘人前往毛家灣，
查找林彪尊孔的材料。
１０月中旬，我們第二次去林宅查找，發現了大瓷缸裏林彪寫的條幅“悠悠
萬事，唯此為大：克己複禮”。我們認為林彪尊孔的思想在此暴露無遺。其中關
鍵的一句是“克己複禮”，要害就是“複禮”。根據楊榮國的說法，孔子的“複
禮”就是恢複周禮，就是複辟西周腐朽的奴隸製，也就是複辟。因此，這句話便
成為我們日後編寫《林彪與孔孟之道》的中心。此外，我們還看到林彪的筆記本
上記有孔子的“小不忍則亂大謀”的警句。
大約在１９７３年１２月，我們第三次到林家大院，查找葉群書上的批語，
發現有問題的，即抄錄在卡片上。我主要查閱《史記》，摘抄了一些她尊儒反法
的批語。最後，我們發現葉群的筆記本上記著林彪口授的“韜晦”二字。
根據在毛家灣收集到的材料，我們開始編寫《林彪與孔孟之道》。經過一個
多月日夜苦戰，材料編妥。它以對照格式編就，即將孔、孟和林彪的言論進行對
照，然後加上標題和一段按語。具體寫作方法是大家先討論，然後一人執筆寫成。
當時我年輕氣盛，在前輩麵前不知謙遜，往往由我概括而成。例如材料的第一個
標題：“效法孔子克己複禮，妄圖複辟資本主義”和按語“克己複禮是孔子複辟
奴隸製的反動綱領，林彪和葉群從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年一月，在不到三
個月的時間內，連續寫下了以上四條。這充分暴露了他們迫不及待地顛覆無產階
級專政的野心，把複辟資本主義作為萬事中的大事。”
１９７４年１月，我們又到林彪住處核對《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
所引用的原文。
材料編出後的一天，江青要謝靜宜去看她的女兒李訥。謝說，我最近很忙，
在整理《林彪與孔孟之道》，江青得知後，當即索取了一份。接著，王洪文、江
青將此材料上呈毛澤東並附信說：“主席：我們看了北大、清華匯編的《林彪與
孔孟之道》材料，覺得它對當前繼續深入批林批孔會有很大幫助。各地也迫切需
要這樣簡明扼要的材料。我們建議是否可以把這份材料轉發全國各省市、各大軍
區、軍委各總部、國務院各部，供批林批孔時參考。現把材料呈上，妥否請主席
批示。”毛在信上批示：“同意轉發”。從此，開始了全國範圍的批林批孔運動。
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４日，江青主持召開中央軍委機關、駐京部隊幹部會議，
由遲群、謝靜宜宣講這份材料。次日，又在首都體育館召開中共中央直屬機關、
國家機關幹部萬人大會，周恩來總理主持，參加大會的有江青、張春橋、姚文元、
陳錫聯、紀登奎等黨政領導人及國務院各部委主要負責人。大會還是宣講《林彪
與孔孟之道》這份材料，動員開展批林批孔運動。
在遲群、謝靜宜宣講材料之後，江青在主席台上問編寫材料的班子來了沒有。
我們這些匯編材料者均非機關幹部，全是北大、清華的教員。因此，當時無一人
在場。遲、謝立即通知北大、清華黨委，要他們迅即將編寫材料的人送到首都體
育館。周總理表示沒有將我們請來開會是他的疏忽。小汽車立即將我們中間能夠
找到的人送到了體育館會場。周總理說這個材料受到了毛主席的稱讚，編得很好。
大會結束後，中央領導人在休息室與編材料者一一握手，集體接見。
三、“梁效”的內部架構
《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發表後，我們開始寫批判文章。自此，批
林批孔材料小組正式改名為“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該組後來常用筆
名“梁效”。
“梁效”有三個頭頭，即李家寬（原八三四一部隊文書科科長，當時是北大
黨委常委、軍宣隊代表）任大批判組黨支部書記，實際負責人；宋柏年（原為北
大政工組宣傳組副組長）、王世敏分任大批判組黨支部副書記。名義上，“梁效”
還有一個黨支部委員會，除李、宋、王三人外，周一良、湯一介、範達人、楊克
明、王朝文和盧振義均為黨支部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電影放映員盧振義作為工
人代表參加支委會，含有“摻沙子”的意思。支委會不常開會，大批判組支部的
領導工作均由李、宋、王三人負責。他們三人的直接領導是遲群、謝靜宜。謝直
接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接受指示。
三位頭頭下麵，又分成兩個大組：材料組和寫作組。材料組組長湯一介，負
責編《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二），供進一步深入批林批孔用。材料組當時
有十餘人，其成員主要是原先參加編寫批林批孔材料的人，除周一良、湯一介二
位先生外，還有清華大學圖書館館長史國衡等人。我是寫作組組長，負責撰寫批
判文章。為了加強寫作組力量，又從北大、清華增調了一批筆杆子。他們是：楊
克明（哲學係教師）、葉朗（哲學係教師）、孫慶升（中文係“文軍”寫作組
長）、胡經之（中文係教師）、朱耀庭（曆史係教師）和清華大學李潤海、張德
等人。另外，抽調了一些剛留校的工農兵學員，如中文係的盧永麟、哲學係的穆
少安和曆史係的馬朝軍。寫作組約有十五六人。
由於形勢發展，後來寫作組又分成幾個小組。曆史組由我負責，主要寫史學
方麵的文章，如評介秦始皇、孔丘、農民起義等；哲學組由楊克明負責；《紅樓
夢》組由胡經之負責。材料組後來分出一個注釋組，由北大中文係古典文學、中
國文學史教員孫靜負責，其任務是注釋詩詞，供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參考。注
釋組有時還要將詩詞譯成白話，以便工作人員先理解詩詞含義，然後給毛澤東誦
讀。為了加強力量，高質量地完成任務，後來又從中文係調來林庚教授和吳同寶
先生。
“梁效”後期，據說中央為了批判資產階級法權，需要查閱馬克思列寧主義
理論原著，由於他們不可能去閱讀全文，因此專門從北大經濟係調來王俊宜，要
她在《資本論》等書的重要段落下麵劃紅線，標重點。此時，除少數人作注釋和
劃線外，其他人全並到寫作組，主要任務轉向寫文章。當時寫作組發展到３０多
人，比較龐大，為便於工作，分成九個寫作小組，直屬李、宋、王領導。每個小
組各有側重，詳見下圖：
毛澤東、江青－－〉遲群、謝靜宜－－〉“梁效”核心組（李家寬、宋柏年、王
世敏）－－〉“梁效”黨支部委員（李家寬、宋柏年、王世敏、周一良、湯一介、
範達人、楊克明、王朝文、盧振義）－－〉材料組（組長湯一介、副組長王世
敏）、寫作組（組長範達人、副組長楊克明）、注釋組（組長孫靜）、辦公室
（行政事務鬱龍餘、印刷常文保）
各寫作小組：
範達人小組側重史學
鍾哲民小組側重政治
葉朗小組側重哲學
胡經之小組側重《紅樓夢》研究
徐琳小組側重馬列主義理論
孫慶升小組側重文學
梁英明小組側重政論與國際問題
湯一介小組側重哲學史
孫靜小組側重文學史
九個寫作小組長均是些“筆杆子”，大多數是教師，唯鍾哲民例外，他原是
北大黨委宣傳部副部長，政工幹部，具有驚人的記憶力。粉碎“四人幫”後，
“梁效”有兩個小組被稱為“尖刀班”，我和鍾哲民均擁有“尖刀班長”的頭銜。
可能由於我們兩個小組出手的文章比較多些，加上“態度不好”，因而挨了更多
批鬥，吃了較大的苦頭。九個小組，每組三至四人。我們這個“尖刀班”最後僅
三人：陳先達、何芳川和我。
“梁效”後來還做了些與大批判無關的工作。例如，全國各地有不少人給中
央寫信，其中一部分群眾來信就轉到了“梁效”，由我們摘其要點，綜合上報。
這超出了“梁效”作為大批判組的職責範圍。粉碎“四人幫”後，有人說“梁效”
不僅是一個寫作班子，也是一個秘書班子，此話不無一定的道理。
另外，江青還曾要“梁效”做過一件與大批判毫不相幹的事。一次，江青到
新華印刷廠，不知怎麽疑神疑鬼，認為新華印刷廠有特務，有人收集她的情報，
她將此事告訴了遲群、謝靜宜。他們便派宋柏年兩次去新華印刷廠調查。最後宋
柏年否定了江青的疑惑。
“梁效”最後的成員有：
李家寬 北大黨委常委
宋柏年 北大政工組宣傳組副組長
王世敏（女） 清華大學哲學教員
馬栩泉 清華大學電子計算機教員
王朝文 清華大學國際共運史教員
龍協濤 北京大學政工組工作人員
盧永麟 北京大學中文係教員
田餘慶 北京大學曆史係中國古代史教員
史國衡 清華大學圖書館館長
葉 朗 北京大學哲學係教員
盧振義 清華大學電影放映員
孫中原 清華大學政治理論教員
孫慶升 北京大學中文係中國現代文學史教員
孫 靜 北京大學中文係中國文學史教員
湯一介 北京大學哲學係中國哲學史教員
陳先達 北京大學馬列主義哲學研究所教員
吳同寶 北京大學中文係古典文學教員
何芳川 北京大學曆史係教員
李潤海 清華大學國際共運史教員
陳熙中 北京大學留學生漢語教研室教員
周一良 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
鬱龍餘 北京大學東語係教員
張正釗 北京大學蘇聯東歐研究所教員
範達人 北京大學曆史係教員
洪兆龍 北京大學國際政治係教員
張世英 北京大學哲學係副教授
楊克明 北京大學哲學係教員
林 庚 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
楊根清 華大學化學係教員
羅祥文 北京大學法律係國際法教員
張 德 清華大學教員
趙齊平 北京大學中文係教員
鍾成勳 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教員
胡經之 北京大學中文係教員
鍾哲民 北京大學黨委宣傳部原副部長
常文保 北京大學政工組工作人員
梁英明 北京大學國際政治係教員
穆少安 北京大學哲學係教員
魏建功 北京大學中文係古典文獻教授、北大副校長
在上述成員中，知名度高的有魏建功、周一良、張世英、史國衡。馮友蘭是
“梁效”顧問。他年事已高，行動不便，“梁效”若有事，便到馮府請教，例如，
《孔丘其人》寫成後，就曾派人登門征求馮老的意見。
“梁效”成員均由黨組織選調而來，個人無任何選擇權，不像“文革”初期
加入群眾組織完全取決於個人的意願。
這一組織最初名為“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後來用了許多筆名，
如梁效、柏青、高路、景華、安傑、秦懷文、施鈞、郭平、金戈、萬山紅、祝小
章、梁小章等，其中最主要的一個筆名是“梁效”。為什麽取“梁效”這一筆名
呢？記得在１９７４年初，我們發表了一係列批判林彪、孔孟之道的文章，大部
分都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名義。當時姚文元提出能不能用筆名。
他說如果報刊上經常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署名文章，有點不大
好。姚將其意見通過《紅旗》編輯告訴了李家寬，李向遲、謝作了匯報。遲、謝
同意用些筆名並說這樣可以使人感到有很多人參加大批判，而不僅僅是兩校。於
是，後來一些分量不太重的文章便用筆名。用什麽筆名呢？在一次會上遲群提出
了這個問題。我當時建議用“梁效”，因為一則北大、清華是兩個學校，“梁效”
與兩校諧音，再則“梁效”兩字從語音聽亦不錯，表示良好效果的意思。梁又是
百家姓的一姓。當時，遲群對我的建議未置可否，李家寬等人倒同意用這一筆名。
後來，“梁效”竟成了我們的主要筆名，人們對“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
這一名稱漸漸淡忘。國內外索性將這一組織稱為“梁效”。如社會上廣泛流傳
“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有人還用“寫梁效式文章”的語句，諷刺他
人。
“梁效”在組織紀律性方麵，要求甚為嚴格。大批判組內編寫什麽材料、撰
寫什麽文章都是保密的，在沒有公開發表前，不能向外人透露，甚至也不能向組
內與此事無關人員談及。基本上是各幹各的，互不通氣。除非需要，才在較大的
範圍內討論。
《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為１９７４年中共中央第一號文件向全
國下達以後，我們搬進了北大朗潤園北招待所。從此，這裏便成了兩校大批判組
的辦公地點。此樓原為專家招待所，專供國內外著名學者、教授、專家到北大講
學和學術交流時下榻，樓內裝飾較為高雅。大批判組的中、青年成員均在此食宿。
每人一室，寫作組占用了一層樓。二樓除李家寬和宋柏年外，多數為材料組占用。
三樓住著王世敏等少數女同誌，偶爾遲群、謝靜宜也在三樓小住。二層與其他樓
層相比，戒備更為森嚴，因為擱置了許多材料。閑人不能隨便入內，會客隻能在
一樓客廳。大樓門邊設有傳達室，晝夜有人值班，這座灰色的大樓的確籠罩著一
層神秘的雲霧。
中青年成員每日上、下午和晚上三段時間工作，非常緊張。唯星期六晚可以
回家，星期日晚則必須返回駐地。有時為了趕寫一篇文章或準備一份材料，甚至
連星期日也要加班。當時我們的夥食費每人每月自交１０元，公家每日補助４角
錢。兩者相加每月約２２元。就當時的生活水平而言，我們的夥食相當不錯。早
餐有稀粥、豆漿、油餅、雞蛋等，中、晚餐均為一葷、一素、一湯，夜間加班則
有餛飩、包子等夜宵。逢年過節另有豐盛的會餐。
四、一段清閑
在“梁效”期間，我們寫了很多文章（部分重點文章的寫作情況可參見《炎
黃春秋》２０１４年第３期），一度很是風光。
１９７５年四屆人大一次會議後，“梁效”的人感到遲群有點情緒低沉且到
“梁效”的次數明顯減少。什麽原因，大家均不得而知。粉碎“四人幫”後，我
們方知原來在四屆人大召開前，關於組閣問題有過一場很激烈的鬥爭。江青、王
洪文、張春橋等人曾有自己的組閣方案，江青曾提議謝靜宜任人大副委員長、遲
群任教育部部長。後來，他們的組閣計劃落空，毛澤東批評了江青。當時，我們
對內情一無所知，隻感到遲群不大高興，不那麽活躍而已。
１９７５年３、４月間，姚文元借毛主席的話，反複強調反對“經驗主義”
的問題。這時候，“梁效”內部傳達了江青在４月３日、４日、５日對經驗主義
的批判。她指出，經驗主義是主要的危險、是當前的大敵，是黨現在的最大危險，
應該加以批判。“梁效”寫文章時亦加進反經驗主義的精神，例如有的小組起草
批判“因循守舊”的文章時，便盡可能地把反對經驗主義的觀點融入其中。所謂
反對經驗主義，當然是把矛頭直接指向那些有經驗的人，指向文革前擔任領導工
作的“走資派”。這一點是明確的。
但過不多久，反對經驗主義問題似乎不再有人提倡，仿佛上麵已經“刹車”。
傳說毛主席對此有批示。後來，我弄清了事情的來龍去脈，原來是新華社有一份
《關於報道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請示報告》，姚文元審閱後上呈毛澤東。
這份報告提出，要把反對經驗主義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學習的一項主要內容。
毛主席看後於１９７５年４月２３日在上述報告上批示：“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
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兩者都是修正主義的。不要隻提一項，放
過另一項。各地情況不同，都是由於馬列水平不高而來的，不論何者都應教育。
應以多年時間逐漸提高馬列為好。我黨真正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
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此問題請
政治局一議。”
毛主席的批示，特別是“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
現”那一句，顯然是針對江青和當時黨內的理論家張春橋和姚文元的。這樣的消
息對“梁效”封鎖，當時，我們無人知曉。
盡管毛主席４月的重要批示未向我們傳達，但是，我們仍然感到氣氛的變化。
“梁效”從４月份起開始蕭條，大家沒有什麽具體任務，有點無所事事。在這種
情況下，我建議撰寫一本秦始皇傳記。大家讚同我的提議，並提出赴西安參觀秦
陵、兵馬俑，進行實地考察。可是，李家寬不同意我們去西安，而要我們去工廠、
農村，參加勞動，參加一點社會實踐，不要整天關起門來寫文章。
到工廠、農村參加勞動，接觸社會，大家都很樂意。與東城區聯係後，我們
小組到一個做醫用手套的乳膠廠勞動。勞動期間，我們應邀參加了東城區“學理
論、談心得”大會。此外，還參加了幾次由東城區委為我們組織的座談會。在這
種會上，我們一般隻聽、記，不發表任何意見，不隨便講話，比較小心謹慎。
在乳膠廠勞動時間不長，僅三周左右便告結束，重又返回“梁效”住地北招
待所。之後，便進入７、８月北京最為炎熱的季節。可是，“梁效”卻處於冷冷
清清的狀態。當時，我們有一種“斷線”的感覺。因為，以往遲群、謝靜宜不時
地到“梁效”來，常帶些上邊的精神，而現在，他們很少來，幾乎見不到他們的
人影，我們沒有上邊的精神，豈不就像斷線的風箏。過去我們的文章經常見諸報
端，且往往是頭版頭條，而現在很少有人約稿，我們這些人空前地清閑。我常以
遊泳消遣。有一次，在北大遊泳池，碰見我們係一位同事，他得意地說：“你們
現在沒什麽事兒了吧？不寫什麽文章了吧？”我覺得他的話有點不大入耳，便告
訴他：“《紅旗》第八期不是發表了我們一篇《評林彪的賣國哲學》嗎？”他說：
“那是你們以前寫的稿子，你們的存貨。”此時，校園內和社會上已議論紛紛，
“謠言”四起。傳說毛澤東對江青有所批評。毛澤東就電影《創業》批示：“此
片無大錯，建議通過發行。不要求全責備，而且罪名有十條之多，太過分了，不
利調整黨內的文藝政策。”過去，我總以為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所說的就
是毛的想法，現在看來並不盡然。“梁效”中大部分人在聽到社會上的種種傳聞
後產生了許多疑惑，比較突出的是一位寫作組小組長。他私下流露出對江青的懷
疑，後有人向上匯報。遲群、謝靜宜得知後強調：“梁效”內，不能有人懷疑江
青，否則就要立即調離。但是，後來不知何故，此人並未離開，仍留在“梁效”。
上述蕭條狀態持續了相當一段日子，在此期間，我們就學學理論，讀讀馬列，
倒也自在。
五、評《水滸》
１９７５年春，“梁效”來了位中年女性。她與我們一起用餐，但不與人接
觸、交談，偶爾隻與謝靜宜說上幾句話。此人是誰呢？她就是北大中文係古典文
學教研室的盧荻。她是１９３１年生於東北遼陽，解放前曾在北大中文係攻讀，
後到解放區；１９５４年起執教於中國人民大學；文革後，轉到北大中文係。
當時，毛主席已年邁體衰，行動不便，走路需人攙扶，昔日暢遊長江的風采
已成曆史。眼疾更使他備受困擾。他備有兩副眼鏡，一副隻有左腿，另一副隻有
右腿，供其側臥時使用。這樣看書，時間一長，十分疲倦，對一位耄耋之年的病
人尤甚。因此，需要一位熟悉古典文學的人為他侍讀。經過篩選，最後選中了盧
荻。
盧荻先到“梁效”呆了一段日子，由謝靜宜向她介紹毛主席的有關情況並交
待注意事項。１９７５年５月２６日，盧荻進入中南海，開始在毛澤東身邊工作。
據盧荻回憶，１９７５年８月１３日，她就如何評價《水滸》問題，請教毛主席。
她之所以就此發問，是因為１９７４年《北京日報》約北大中文係寫一篇評論
《水滸》的文章時，希望點出《水滸》隻反貪官、不反皇帝這一實質。當時，學
術界對此反應不一，分歧很大。毛主席說那兩句話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擴大會上講
的。接著，他談了對《水滸》的看法：
《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麵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滸》隻反貪官，不反皇帝，摒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
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
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
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
七是好的，不願意投降。
魯迅評《水滸》評得好，他說：“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天子，
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
是奴才。”（《三閑集?流氓的變遷》）
金聖歎把《水滸》砍掉了廿多回。砍掉了，不真實。魯迅非常不滿意金聖歎，
專寫了一篇評論金聖歎的文章《談金聖歎》（《南腔北調集》）。
《水滸》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種都要出，把魯迅的評語印
在前麵。
上述評論，姚文元當日獲悉。他立即致函毛澤東，內稱主席所提的評論《水
滸》這個問題很重要，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中國無產階級、貧下中農和一切革命
群眾，在現在和將來，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把
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堅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義。應該充分發揮這部反麵
教材的作用。他建議將毛澤東的這些談話和他的信，印發政治局在京同誌，增發
出版局、《人民日報》、《紅旗》、《光明日報》以及北京大批判組謝靜宜同誌
和上海市委寫作組，組織評論《水滸》的文章。毛澤東收到姚文元的信後，當天
批示同意。
江青於８月下旬，召集會議。她說：“主席對《水滸》的批示有現實意義。
評論《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現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９月１７日，
江青在大寨對一百多人講話時又說：“評《水滸》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蓋。
現在有沒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江青要求在大寨召開的“全國農業學大寨”印發她的講話，播放她的講話錄
音。謝靜宜將此情況向毛主席作了匯報。毛澤東斥責江青的講話是“放屁，文不
對題”，並囑咐“稿子不要發，錄音不要放，講話不要印”。當時，上述情況未
向我們透露。
在此期間，《紅旗》第９期發表了《重視對〈水滸〉的評論》。９月４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題為《開展對〈水滸〉的評論》。社論稱：評論《水滸》
“是我國政治思想戰線上的又一次重大鬥爭，是貫徹執行毛主席關於學習理論、
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組成部分。”
鄧小平當時作了反擊。９、１０月間，他在部分省委書記會上反駁道：“評
論《水滸》是怎麽一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讀了三個月，讀了以後，主席發表了
這一通言論。有人借這做文章，想搞陰謀。”
我認為毛主席與盧荻關於《水滸》的談話可能屬於文學領域之事，但他圈批
姚文元擬在全國範圍內評論《水滸》的建議就具有現實政治意義，具有針對性，
其矛頭指向當時在中央主持工作的鄧小平。
在毛澤東同意印發姚文元的信後，沉寂了一段時日的“梁效”重又活躍起來。
“梁效”寫了不少評論《水滸》的文章。我們小組撰寫並發表了兩篇文章。一篇
題為《投降主義的讚歌——評〈水滸〉對農民起義的歪曲》，另一題為《林彪與
〈水滸〉》。在撰寫上述文章期間，“梁效”又從北大中文係調來幾位對《水滸》
比較有研究的人。我記得其中有吳同寶先生，他有時參與文章的起草，有時參加
文章的討論，向我們提些中肯意見。他用吳小如的筆名寫過不少文章，是文學史
方麵的一位專家。我在北大讀書時，曾聽過他作的題為“怎樣欣賞京劇”的講座。
他邊講邊放梅蘭芳、程硯秋等人的唱片，講得有聲有色。粉碎“四人幫”後，他
與我們一起接受審查，其實他到“梁效”的時間很短，且又主要做注釋工作。
毛主席關於《水滸》的評論傳達後不久，“梁效”成員均赴大寨參觀去了。
這次活動是應大家的一再要求安排的。在半山腰處，我們見到了郭鳳蓮。她梳著
兩條辮子，穿一雙布底鞋，挑著一副籮筐，準備去田間幹活。郭與我們一一握手
後簡單寒暄了幾句。我們興致正濃時，遲群、謝靜宜給李家寬打來了電話，通知
“梁效”班子立即返回，說有任務。我們隻得怏怏地打道回府。
六、想離開“梁效”
李家寬和王世敏在“梁效”內曾有過一次信任危機。大約在１９７６年４、
５月間，宋柏年召開北大、清華大批判組全體成員大會，對李家寬、王世敏兩人
的工作作風進行揭發、批判。遲群、謝靜宜也參加了此會並支持大家對李、王二
人的批判，要求他們立即離開大批判組，回原單位工作。那天，我正好回家，沒
有參加那個批判會。事後，有的同誌向我簡要介紹了會議情況。李、王二人調離
後，宋柏年擔任“梁效”主要負責人，東語係的鬱龍餘和中文係的孫靜進入領導
班子。北大黨委書記、原八三四一部隊副政委王連龍和北大黨委常委魏銀秋得知
此事後，認為處理欠妥，強調即使李、王二人工作作風或其他方麵存在許多缺點，
但政治上沒有什麽大問題，不應調離“梁效”。遲、謝考慮了王連龍和魏銀秋的
意見，兩三天後，又將李家寬和王世敏調回大批判組並官複原職。
１９７６年春，我的妻子從波蘭回國休假。為便於工作起見，她希望我同往
華沙。我也想乘機離開“梁效”。我向“梁效”領導打了報告，要求隨妻赴中國
駐波蘭使館工作。請調報告先交給李家寬，再轉送遲群、謝靜宜。出乎意外的是，
“梁效”黨支部、校黨委和遲、謝一路綠燈，旋即獲準。當時，我以為領導通情
達理，照顧我們夫妻兩地分居呢。粉碎“四人幫”後，有位頭頭告訴我，遲群生
怕我把“梁效”的情況泄露給外交部，曾幾次說：“讓範達人走吧！”由此看來，
我的請調報告正中他們的下懷。不過，我並沒有調成，在等待的過程中，就趕上
了華國鋒下令查封“梁效”。
七、“梁效”終結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四人幫”覆滅。但我對政治形勢的變化一無所知。
到１０月１０日我還不知道這些情況。當日正好星期天，晚上我從家裏返回“梁
效”的途中，走到北大哲學係的路口，天已經黑了，組織組的一個副組長劉隆亨，
碰見我，說你還去上班？我說是啊。他說你沒有聽到什麽消息啊？我說沒有啊，
你聽到什麽消息？他說遲群、謝靜宜篡黨奪權，搞陰謀，被抓起來了。我心裏一
震，說怎麽就這樣抓起來了？這兩個是我們直接的領導啊！
我將遲、謝被捕的消息告訴了自己寫作組的成員，但是當時大家都沒有想到
事情會有多嚴重。
半夜１２點，我們都睡覺了，燈光很亮，很多吉普車、摩托車，軍隊把“梁
效”住地包圍起來了。進來一批人，有北京市委的，還有軍隊的，還有好像北大
的一個頭頭。一個為首的就說：“四人幫”已經隔離審查了，遲群也隔離審查了，
中央下令查封“梁效”，你們馬上離開，隻能帶洗漱用品，不能帶任何資料、文
件。我們灰溜溜地走出了“梁效”住地。
從這時開始，“梁效”成員受到嚴厲審查，寫材料，交代問題，接受各種形
式的批判和審訊。我是《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等重要文章的執筆者，成
為重點審查對象。
八、從嚴發落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中旬，正當我們在寫揭發、交代材料之際，曆史係一些教
員和學生，一邊喊口號，一邊敲著鑼，在北大未名湖畔的紅二樓下遊鬥李家寬、
王世敏和魏銀秋。李家寬的脖項上掛著“梁效”頭子的木牌，王世敏則掛有“江
青的女狀元”字樣的牌子。魏銀秋因為來自八三四一部隊，因此，胸前牌子寫的
是“通天人員”。
由於文革初期我有挨批鬥的經曆，因此，當時的心情並不緊張。這一天似乎
還講政策，並未把我揪出來，盡管我在“梁效”的位置比較突出，罪名不可謂不
大。
可是，好景不長，之後，我被批鬥過多次，曾被北大理科的學生和年輕教員
揪鬥過，也被曆史係揪回係鬥過幾次，既有大會，也有小會。
後來，清查組的火力，集中到了我的身上，鬥爭逐步升級，從此，人身自由
受到了限製。原先，除開會學習和寫交代材料外，其餘時間無人看管。此時則不
然，平時我不得隨意離開紅二樓。我的妻子受到牽連，突然從駐外使館被調回。
雖然對我不斷施壓，但過了一段日子，清查組大失所望，認為我並未交代出什麽
要害問題，而態度甚至比以前更壞。１９７７年３月，在全校批鬥大會上，北大
革委會副主任黃辛白宣布對我和楊克明實行隔離審查。隨即，清查組派來兩個人
進駐我的房間，實行２４小時的監視。外出打開水，有人跟著；去食堂用餐，有
人盯著。不許我與任何人交談，當然更不準回家。隔離審查一段時間後，我認為
該交代的問題均已和盤托出，再也寫不出什麽新內容，於是，便索性不再考慮此
事，自學起英語來。
後來，為我建立了一個專案組。盡管特地為我的專案組調進新人，增強兵力，
軟硬兼施不斷地審問我，但對我這個“堡壘”仍難以攻克，無甚收獲。此時，北
大曆史係某些人特地在“梁效”受審樓內，貼出一牆大字報，洋洋數千言，對我
進行全麵係統的“揭發和剖析”，與專案組內外呼應。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２９日，北京大學在首都體育館召開全校揭批“四人幫”
及其篡黨奪權急先鋒“梁效”罪行大會。參加這個大會的除北大師生員工外，還
有國務院機關、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和兄弟院校等３２個單位的代表。整個
體育館座無虛席，少說也在萬人以上。首都體育館的主要設計者和建築師是周一
良教授的九弟周治良，因此，周先生在其自傳中戲稱其弟為兄建造了“恥辱柱”
與“審判台”。
中午，“梁效”全體成員先被拉到北大圖書館前的廣場上，然後，大會組織
者下令，從中挑出１５名左右“梁效”骨幹，等候批鬥。鄙人榮占首席，第二名
是鍾哲民，後邊如何排列，難道其詳，因為禁止我們東張西望。樂黛雲在其自傳
中說，發現她的丈夫湯一介站在第四位上。這１５名骨幹基本上是“梁效”組長
以上成員，外加我們寫作小組的兩名成員何芳川和陳先達。進入體育館會場後，
我們１５名“梁效”骨幹低著頭，排成一字形站在體育館中央示眾。據說，台上
還站著遲群、謝靜宜、王連龍、魏銀秋、郭宗林、李家寬、宋柏年、王世敏。
這次大會的重點之一，是對我——“梁效”骨幹分子，作為從嚴發落的典型，
進行批鬥。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３１日《新北大》校報報道：“×××同誌嚴厲批
判了範達人賣身投靠‘四人幫’，炮製大量反黨黑文，矛頭直接指向我們敬愛的
周總理、英明領袖華主席和鄧副主席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罪惡行徑，並鑒
於範達人態度惡劣，拒不認罪的實際情況，強烈要求從嚴處理。這一要求得到了
全校師生員工的堅決支持。”
隨後，黨委副書記韋明代表校黨委宣布決定：“範達人在隔離審查期間，堅
持反動立場，拒不老實交代反黨陰謀活動，經北京市委批準，決定範達人由公安
機關監護審查。”
此次大會還宣布對一名“梁效”成員從寬處理，他就是林庚教授。林先生是
著名的研究古典文學的老教授，到“梁效”沒有幾天，專做詩詞注釋，沒有任何
問題，將他作為從寬對象，實在是荒唐可笑。
這樣，這次萬人大會，又稱之為體現黨的政策的寬嚴大會。
寬嚴決定宣布後，就在萬人大會上，在全校師生員工麵前，在許多學校和各
界代表麵前，我被公安人員押解出會場，上了一輛囚車。此時，車內已有一人等
著我，他就是我的專案組長。由於好奇心驅使，我抬頭向車窗外張望，公安人員
厲聲喝道：“你不要看，坐下去，坐下去。”我被迫坐在車內地板上。約半小時
後，囚車在一座舊式建築物前停了下來，大門傳達室值班人員首先收繳了我的手
表、鑰匙、人民幣和糧票等隨身物品。然後，由一名牢卒領著我往裏走。他打開
一扇又一扇鐵門，陰森迫人，令人毛骨悚然。後來進入一個過道，牢卒令我站住
等候，他去詢問值班人員，究竟將關在哪個號子。此時，一名剃著光頭的犯人把
我招呼到他的小號子前，我問他，這是什麽地方。“半步橋監獄北京市公安局拘
留所”，他低聲回答。我不由地噢了一聲，弄清了自己到了何處。
在獄中，一次，我看到了文革期間北京大學的文革主任、大名鼎鼎的聶元梓。
此時的她頭發花白，行動遲緩，昔日“光采”蕩然無存。我從牢門的小孔中，還
看見過北京市中學紅衛兵的頭頭李冬民，小夥子剃光了頭，時不時與牢卒爭吵。
看到獄中有這麽許多形形色色的人物，懊喪情緒稍稍減緩，我的心情也逐漸平靜
下來。
在監獄裏呆了一年零十九天後，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７日下午，我走出了大牆，
結束了牢獄生活。
我出獄後，在首都體育館舉行的萬人批鬥大會上，對我進行係統揭發和批鬥
的×××當麵向我表示歉意。據說，當時北大黨委要曆史係出一人在大會上發言，
互相推來推去，最後找到了他。這位發言者到專案組看了我的材料，認為現在材
料不過硬，不足以說明我問題的性質，而黨委領導卻鼓動他：“這事由黨委負責，
你就這樣發言吧！”
說到當時的北大黨委，我想到一位副書記，他原是中央團校負責人，後調任
北大革委會副主任兼“六五三”分校校長，粉碎“四人幫”後，負責清查“梁
效”。在清查中，他極力按照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定下的基調，向我們施加壓力，
令我們老實交代。一次在俄文樓召開的對“梁效”成員訓話會上，他厲聲吼道：
“範達人，你那篇文章（指《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如果貼到天安門廣
場去，你就是反革命，你就會被抓起來！”後來又在一次會上，他指責我們歪曲
曆史，說什麽“史書上明明記載擁護武則天的人隻有八千，你們為什麽要寫六萬
人？”當時，我心想是你把史實記錯了。對他的訓斥，我均沉默以對。１９７９
年，我出獄後，曾為我問題的性質一事找過他，一進客廳，見他正在閱讀《資治
通鑒》。他看到我，顯得非常熱情，說了一番頗為通情達理的話。他說，你們這
些人都是有才能的，是北大的精華，進入“梁效”是由當時的組織上調去的，不
要背包袱，好好工作，努力發揮作用。若幹年後，他已到中央某一單位任職，一
次遊覽長城時，與北大社會學係的學生不期而遇，當得知其中有我的兒子時，態
度十分親切。這位副書記對“梁效”成員的態度，何以有如此巨大的變化，至今
我也弄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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