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亮：曾誌姥姥

來源: jianadaren 於 2020-08-20 14:30:21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124514 bytes)

曾誌（右）與丈夫陶鑄

我的姥姥，井岡山女紅軍曾誌

時光荏苒，姥姥離開我已經整整十年了。妻子時常會在靜靜的夜裏依偎著我說：“亮，我想姥姥了。” 每當此時，我都會默默地抱緊她，我知道我是想流淚。十年來我常常捫心自問：我想過姥姥嗎？因為在這十年裏，我從不願意去回憶與姥姥生活過的三十年；從不願翻看姥姥留給我的遺物和書信；甚至都不願去正視照片裏姥姥那微笑的眼神，我是想把那種對她的思念埋在記憶的最深處，因為這種思念對我來說是一種痛，因為我怕痛。

年初媽媽對我說：“明年就是姥姥誕辰100周年了，我不信你真會忘掉姥姥。不要再躲避你的思念了！把要對姥姥說的話傾訴出來吧！”是啊，別人可以不寫我怎麽能不寫呢？終下決心，打開深藏的記憶，哪怕撕裂的傷口再痛也要寫點什麽。因為我覺得這不光是寫給別人看的，更是讀給姥姥聽的。

南長街

1969年冬格外寒冷，姥爺含冤慘死合肥，姥姥被趕到粵東北一個偏僻而貧窮的小山村勞動改造。為了撫慰姥姥的喪夫之痛，也為了排解她孤苦零丁的寂寞，父母決定把我留在姥姥身邊陪伴她。那時我剛滿一歲，此後直到姥姥去世，我們在一起生活了整整三十年。

幾經坎坷，我們全家終於在北京有了一個家。1974年我們搬進了南長街小橋北河沿胡同六號，這是座很標準的北京小四合院。不大的院子種了很多樹，有梧桐、柳樹、葡萄樹、棗樹、香椿樹，有些是姥姥親手栽種的。從此和姥姥生活在一起的記憶在這所小院裏變得逐漸清晰起來。那時賦閑在家的姥姥白天沒事很喜歡出去溜達，每次出去我都跟著她，故宮、王府井、西單、前門、北海……都是走著去走著回。雖然小小年紀的我累得哇哇叫，但我始終忠實地跟著，就像現在老人們溜著的小狗。

晚上我就跟姥姥睡一間屋子，她睡大床，我則睡在旁邊上的小床上。每天早上醒了我都會鑽到姥姥的被窩裏撒歡兒。後來不知怎的，幹脆來了個大挪移，我一個小屁孩兒獨享大床，而姥姥反而讓我擠兌到小床上去睡了。即便如此我也沒忘經常捉弄一下姥姥，比如發燒時故意往嘴角外擠點唾沫，嚇得姥姥大呼小叫地跑到媽媽那裏說我燒的口吐白沫，人快不行了。

七八歲時的我可以說是頑劣不堪，討起厭來家人、客人、鄰居沒個不嫌的。用媽媽的話說那時的我就是個“過街的老鼠人人喊打” 。姥姥則幹脆叫我“臭狗屎”。於是挨打、挨罵自然少不了。別看姥姥平時對我嬌寵，但對我犯混可絕不姑息。姥姥性子急，發起脾氣來嚇人，但打人卻很不得要領：打不疼人，每次挨揍的我沒事，她自己的手卻是又腫又紫幾天都下不去，因為畢竟老人的血管太脆。

可我每次都會鬼哭狼嚎般地喊叫，這樣做有我的目的，因為每次打完我最先心軟的是姥姥。白天打完晚上好吃好喝的就會給我擺出來，還時不時地滿足我些過分的小要求。甚至到後來我沒事都希望挨她一頓揍。不過在我所犯的錯誤裏最不能為姥姥所容忍的就是撒謊。如果撒謊便會受到嚴厲的懲罰。

記得一次期末考試，父親許諾說我若考過90分就帶我去“老莫”吃西餐，那可是我垂涎已久的地方。但考試結果讓我好生沮喪——84分，於是一向被公認聰明的我做出了件至今想來都又好氣又好笑的愚蠢事：我把卷子上84分的8扣掉，再撕了張小紙自己寫了個9給貼上去。結果自作聰明的我被大人給捆到客廳的柱子上以示罰懲。

大家七手八腳地給我捆上了後就各自回房休息了。但姥姥臥室的燈卻一直亮著，我知道她是不會睡的。到底是年紀小，身體軟，自己掙扒了幾下繩子就鬆了，於是我就鑽出繩套優哉優哉地靠在沙發上休息，一聽姥姥房裏有動靜就趕緊再鑽回繩子套裏。終於是姥姥扛不住了，出來說：“鑒於你白天要上課，今天就先到這。明天寫檢討當著全家念。”邊說邊給我解開其實就是搭在我身上的繩子讓我回床去睡覺。為了懲罰我，結果自己熬了半宿。這事恐怕也就姥姥做的出來。

兒時的我非常好客，因為隻要家裏來客姥姥便會放鬆對我的管教。也算老天有眼，在粉碎“四人幫”前後的幾年裏，家裏的客人是絡繹不絕：姥姥的老戰友、老部下，媽媽空軍總醫院的同事，父親十五所的工友，以及分散在全國各地的親戚朋友。總之能來的都來了，而且很多都是長住，一時間不大的院子裏熙熙攘攘，住的是滿滿當當。當然這一家之主非姥姥莫屬，一大家子的吃喝拉撒睡一概全包，有時候光吃飯就得分幾批吃才行。每次放學回家，隻要看見院子門口停滿了自行車，喜歡熱鬧的我就會興奮不已。

不但是對親朋好友，就是街坊鄰居家裏有難姥姥也會幫上一把。1976年唐山地震，由於害怕加之來不及搭地震棚，不少街坊攜家帶口地聚集在我家門口的小空場上避難。看到這種情況，姥姥決定把家裏當庫房用的車庫清空後讓他們進來遮風避雨，並為他們提供飲用水，我家前院的洗手間也變成了臨時公廁。街坊裏有個十八九歲的女孩”尿毒症”突然加重，姥姥得知後便讓人扶她到裏院我家自己的地震棚裏休養，親自喂水喂藥並讓當時還是軍醫的媽媽為她診治。多年後很多街坊們對姥姥還心存感念，就是這個痩小的老太太，一個他們曾經猜疑、疏遠甚至略帶敵意的當時“中國最大保皇派”的老婆，在他們危難的時刻敞開了自家的大門！

在來我家的眾多賓客裏，我最喜歡的是兩位老太太——丁修奶奶和宋維敬奶奶，她們都是姥姥的老戰友。我喜歡她們是因為她們身上有著一種老太太的共性，就是對小男孩的頑皮、淘氣很包容。每次我惹了事這倆位奶奶都會挺身而出為我求情，憑誰也得給這二位老太太三分薄麵。丁奶奶和宋奶奶都是大胖子，而且都是老煙槍，天天煙不離手。丁奶奶和宋奶奶性格迥異，一個沉穩，一個豪放。偏是瘦小文靜的姥姥和她們相處的格外融洽。

在那個年代裏三位老太太經常湊在一起竊竊私語、憂國憂民。“四五運動”時，她們每天要往天安門廣埸跑好幾趟，時而為周總理的去世而老淚縱橫、時而為“四人幫”的倒行逆施而憤怒不已，又時而為人民正義的反抗而歡欣鼓舞。有時她們還會在一起下下跳棋，丁奶奶和宋奶奶的棋下得很是老道，姥姥卻下得很笨拙，偶爾贏一把甚至會像孩子般地拍著手大笑，這對姥姥可真是少見！如今丁奶奶、宋奶奶也都已不在人世了，我很懷念她們。

小學四年級由於轉學的原因我便開始了走讀。那時我才10歲，每天上學要倒兩趟車，路程有一個多小時。經曆過大風大浪的姥姥對我倒並不是很擔心，這也足見當時的交通秩序和社會治安的良好。我每天早上5點就要起來，姥姥會起的更早些，她要為我準備早餐，一杯攙著麥乳精和可可粉的熱飲加上幾塊餅幹。待我吃完走了她才能再睡上一小會兒。四年級的下半學期，我終於要加入少先隊了。雖然這對當時的孩子來說基本上是相當於“贈予” ，可當我把這消息告訴姥姥時，姥姥還是樂得合不攏嘴。在親自給我買了一套嶄新的隊服和綢子紅領巾後才冷靜下來，很嚴肅地對我說：“這次你要是敢騙我，你可小心著點。”

初中我是回到城裏上的，我所就讀的那所學校離姥姥的單位中組部很近，當時已身為副部長的姥姥便讓我每天中午去部裏跟她一起吃飯。那時的領導和普通幹部都是在一個食堂就餐，沒有小灶也沒有包間，最多就是在領導就餐區和職工就餐區之間架個屏風，但姥姥從沒在那屏風後麵吃過一次飯，她跟普通幹部一樣在窗口前排隊打飯。姥姥和大家一樣都是自帶餐具：一個用毛巾做個套子，裏麵放上兩個搪瓷飯盆。食堂管理員每次見到姥姥總是很熱情的請她直接進裏麵去打飯，但大多數時候姥姥都會婉言謝絕，堅持在外麵排隊等候。隻是偶爾看見我喜歡吃的菜快要賣完了，才會把飯盆交給管理員，讓他偷偷地進去給我先打上兩勺子。

上了中學的我已不再是單純地淘氣了，一度有學壞的跡象。可那時姥姥剛剛官複原職，肩負著為眾多老幹部平反和落實政策的重要責任，對我已沒有太多的精力管教，為此她整天憂心忡忡。但好在我也隻是在河邊走了走就收了腳，還算沒有濕到鞋。想來這應該是與我的家庭教育有著很直接的關係，從小到大，無論是姥姥、父母還是爺爺奶奶對我們這些孩子都一直灌輸著一個做人的首要準則：善良！因為他們自己也是這樣做人的！

萬壽路

1984年，因為小院要裝修同時也為了媽媽上班方便，我們搬離住了十年的南長街，住進了西郊萬壽路中直管理局宿舍的一棟四層樓的單元房裏。雖說房子要比原先住的小多了，但一家人始終都住在一起，因為這個家裏還有姥姥，因為這個家裏誰都離不開她。從此我的青春便在這個新家開始了。

1987年底在一次演唱會上，通過妹妹我認識了現在的妻子亞欽，那年她還不滿十八歲，是中國國際航空公司的一名空中小姐，而我當時剛滿十九歲。情竇初開的我們一見鍾情，很快便開始了熱戀。然而半年後為了尋求更好的發展機會，我毅然告別姥姥、媽媽和亞欽，下決心去了深圳工作。這也是我從小到大第一次獨自離家遠行。兒行千裏母擔憂，臨別那天媽媽在樓道裏抱著我哭了，我那早已下定的決心差點被她這一哭給動搖了。而姥姥很平靜，她說她正好要外出辦事，可以順道把我捎到北京站。其實我知道她那就是為了親自送我而找的借口，我太了解她了。

人在異鄉才知道相思的苦，離開了姥姥、媽媽的懷抱，離開了女友的甜蜜，人生第一次初嚐到創業的艱辛和孤獨。好在單位領導對我很關照，北方的業務基本都讓我跑，這樣我就有了很多回北京的機會。

每次回家，聽見是我回來了，姥姥都會揣著手喊著我的小名從裏屋小跑著出來迎接我，彼此的那種喜悅和幸福是無法用言語表達的。但與亞欽的約會卻成了個問題，因為當時我和亞欽都還很小，所以我一直不敢跟向來正統的姥姥挑明。妹妹倒是義不容辭地擔當起了紅娘的角色，隔壁她自己的那套小單元便成了我跟亞欽幽會的樂園。每次亞欽來都會先在妹妹那邊等我，妹妹會在飯後偷偷給她帶點飯菜過去，而我則早早宣布困了，要休息。

幸好我們當時住的是一層，這可給我提供了方便，等我認為姥姥不會再找我的時候就從窗戶跳出去，偷偷跑妹妹的房間跟亞欽約會。後來跳窗戶對我來說簡直就是如履平地了，我好得意啊！然而有一天，姥姥顯得很好奇的問我：“你每天跳來跳去的辛苦嗎？我看著都累。”我隻好紅著臉如實坦白，從此亞欽每次來家就名正言順地跟全家一起吃飯了。

我一輩子都不能忘記的是，一次回北京出差，第二天就要回深圳了，晚上吃完飯我想陪姥姥多待會兒，姥姥似乎看出了什麽，她對我說：“你明天要走了，去好好陪陪亞欽，我還有自己的事，這不用你陪了。”那天我跟亞欽溫存到深夜，當我回房的時候看到姥姥還沒睡，於是我偷偷透過虛掩著的房門，看見姥姥戴著老花鏡正對著昏暗的燈光吃力的往一根針裏穿著線，身邊放著我的斷了背帶的行李包。我的鼻子一下就酸了，刹那間眼淚就開始在眼眶裏打轉。那一刻我覺得”慈母”這兩個字在姥姥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詮釋。

因為實在禁不住對親人的思念，1991年我還是回來北京工作，至此全家再一次團聚了，而亞欽也徹底融入到了我們這個家庭裏。

姥姥對我們寬容但卻從不縱容，她一直都在以她的傳統和勤儉的生活方式影響著我們這代年輕人。那時亞欽每次飛行都會帶點飛機上的供應品回家，比如小毛巾、抹布一類的東西，大多都是一次性的，當然我跟亞欽也都是當一次性使用的。可有一天我赫然發現被我們丟棄的小毛巾竟被姥姥揀了回去，洗幹淨後把兩塊縫在一起當自己的洗腳毛巾用。我氣急敗壞地對姥姥說：“這是我們丟掉的，您怎麽能用呢？多髒啊。”姥姥說“洗幹淨就行了嘛，我覺得挺好用的，丟了可惜了。”從此檢查被我們認為是垃圾而丟掉的東西成了姥姥的一項特殊“愛好”。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姥姥經常在公共場合穿的一雙與她身份明顯不符的紅色舊皮鞋就是揀的亞欽丟掉的。後來大概看我們太過浪費，姥姥痛心疾首地給民航總局寫了封信，希望他們今後要加強員工的思想教育，最大限度地杜絕浪費。嚇的我跟亞欽都不敢再把垃圾丟在樓下，而是開車帶到院外再丟了。如今我發現很多用舊了東西我都有點舍不得丟棄，這或許就是受到姥姥潛移默化的影響吧。

亞欽養過一隻貓，那貓很是懂事可愛，但有一點讓我們給寵壞了，隻吃煮熟了的雞肝，其它的一概不吃。這讓姥姥知道了，她極為嚴厲地對我說：“你趕緊把貓給我送走，共產黨員家裏的貓都吃雞肝像什麽話。傳出去影響太壞！”雖然一百個不情願，貓還是讓姥姥送給了中組部招待所的食堂，亞欽知道後當時就咧開嘴哭了。

盡管姥姥生活儉樸，但她絕不摳門，隻要她認為該花的錢她一點都不吝嗇。

1990年我跟姥姥說我想考個駕照，姥姥聽完二話沒說就給我拿了2000元的學費。姥姥對我說：“學車也是門手藝，學會了就算去開出租車也能自食其力，總比下海投機倒把強。”考完本我又得寸進尺地跟姥姥提出：“開車是熟練工種，沒車開幾個月就忘，跟沒學一樣。”姥姥想了想說：“你說的有道理，那就買個車吧。但有個條件，今後你媽媽要用車你必須給她當司機。”第二天姥姥就帶著我四處去取款，讓我很納悶的是，就那點錢姥姥幹嘛要存那麽多的銀行？

我買了一輛當時最便宜的”天津大發”，雖然就四萬塊錢，可這已經相當於姥姥半輩子的積蓄了。不過這車的質量實在不敢恭維，天天壞，我修車前後花的錢都快能買輛新的了。氣得媽媽總抱怨我：“你這什麽破車呀，我一要用的時候就壞，沾你點光怎麽這麽難？”後來我把這破車賣了，姥姥又貼了一萬元多幫我換了輛質量稍微好點的”長安小麵”。

記得那年開十四大，作為黨代表的姥姥住京豐賓館，在家裏吃過了晚飯，姥姥沒有叫她的專車來，她非叫我開小麵送她。我連連搖頭說：“這可不成，您一個十四大代表坐著小麵去開會多失身份啊！”但姥姥執意要我送，說她從沒坐過我開的車，要嚐試嚐試，沒辦法我隻好開車送她。由於沒通行證加上是輛破小車，車還沒到賓館門口就讓外圍執勤的巡警給攔住了，人有證可以走過去，車必須原路返回。

臨下車姥姥還沒忘當著警察的麵誇我：“車開的很不錯。”看著獨自下車的姥姥慢慢消失在夜幕中，我又好氣又好笑。這時身邊的警察好奇地問我：“這老太太是你什麽人？”我回答是我姥姥。警察們又問：“她是幹什麽的？” 我說：“十四大代表，中顧委委員。”警察們頓時瞪大了眼睛，用極為懷疑的眼光看著我。我知道打死他們也不相信一名中顧委委員，黨代會代表能坐著小麵來上會。

1994年我打算與相愛近7年的亞欽結婚，姥姥“指示”：絕不大操大辦，兩家人吃頓飯即可。嶽母一家也非常的通情達理。但這事讓當時身為中房集團老總的孟曉蘇大哥知道了，他堅持讓在中房大廈樓下的餐廳裏擺幾桌，並說算他請。我跟姥姥商量，姥姥說：“人家一片好心，擺就擺吧，不過必須是我們自己出錢。”

這是場極為簡樸的婚禮，一共六桌，由於事先沒包大廳，所以隻能是分別在三個小包間裏擺上兩張桌子。但這也是一場讓我倍覺榮幸，終身難忘的婚禮。在所請的賓客中除了從小看我長大的幾位叔叔阿姨外，還有兩位與姥姥一樣在黨內被尊為老大姐的德高望重的老奶奶：胡耀邦的夫人李昭和謝覺哉的夫人王定國，她們的光臨使得我的這場婚禮有了特殊的意義。

婚宴開始了，我和亞欽先向長輩敬酒，姥姥作為家裏最年長的長輩則要為新人祝福致辭。她緩慢卻很鄭重地對我和亞欽說：“今天是你們倆大喜的日子，希望你們互敬互愛，共同進步，白頭到老。”接著話題就轉了：“同時我也希望你們作為革命的後代，能夠繼承革命先輩的光榮傳統，愛祖國，愛人民，愛共產黨。發揚艱苦奮鬥的精神，努力學習，努力工作，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做出貢獻……”在場的人都熱烈的鼓起了掌。敬完酒，我回到了自己的包間，大家紛紛問我姥姥怎麽說的，我擦了擦滿頭的大汗笑著說：“沒說什麽，前半段是我結婚，後半段是我入黨。” 不過事後很多叔叔阿姨都對我說，那才是姥姥的本色，她說的很真誠，因為她是真正的共產黨人！

在萬壽路的這個家裏姥姥繼續扮演著領導和主婦的雙重角色，嗬護著我們一直到她去世！

北戴河

去北戴河療養也是姥姥為她的孩子們和家庭唯一破例享有過的“特權”。蔚藍的大海，和煦的陽光，伴著浪漫的潮汐，陪我度過了青少年時代最快樂的二十年。

現在想起那些日子，仿佛總能看見姥姥安靜地坐在海邊，看著我們一家人盡情地戲耍，眼中充滿了慈祥和滿足。每次北戴河之行，我想也是姥姥最快樂的時光。

我們住的是中直療養區二浴場十五號樓。姥姥常說她自己根本沒有資格享受這樣的待遇，是沾了姥爺的光。大概是姥姥認為我和妹妹不僅沒有沾到她一點光，反而在文革中受了很多苦，因而要做出的一些補償吧！她盡可能地想把我們隨她所享有的這份快樂多延長些。

在北戴河的十幾年裏，我們這些孩子們的作息時間基本就是吃三頓飯，下海遊泳玩耍，象征性地陪姥姥看看電視，之後便開始了我們在北戴河的“夜生活”。姥姥則扮演起了“老媽子”的角色，以至於連站崗的警衛戰士都搞不清十五號樓住的首長是誰？

在北戴河姥姥通常早上五六點起來，然後自己去海邊或在院子裏散步。八點多鍾姥姥就開始給我們張羅早餐，早餐倒是很簡單，一般就是饅頭、芝麻醬和稀飯。待我們吃完飯下海後，姥姥便會坐在我們都非常喜歡的大露台上看書報和整理自傳。臨近中午姥姥便又一頭紮進廚房準備我們的午飯。姥姥是個勤儉的人，所以我們的菜肴總是素多葷少。

其實我們這些孩子更喜歡吃食堂裏的飯菜，因為離我們最近的那個食堂就是首長食堂，廚師很多是從大會堂抽調來的，烹飪水平一流，做的飯菜很合我們口味，而且餐廳原本也為我們樓準備了專門就餐的桌子，但姥姥一直堅持自己開夥，她不願我們這些孩子沾公家的光，再說家裏人多，自己做飯要省的多。由於人多菜少，吃飯的時候姥姥總怕我吃不飽，時不時地往我碗裏丟上幾塊為數不多的肉。也就是在北戴河，我這個曾經在初二還坐班裏排頭，姥姥一直擔心長不高的小矮子一下竄到了近一米八的個頭兒。

在北戴河姥姥一改平時對我們的嚴格，變得慈眉善目，對我們寬容得接近放縱。在北戴河她對我們的要求就是：盡情地玩，好好地吃。而且向來不喜熱鬧的姥姥變得十分好客，工作人員的家屬、孩子能帶的一律要求帶上，親朋舊友想來隻要有空房一概接待，而且來的人無一例外的得在我家包夥。一時間十五號樓你走他來熱鬧的如同個小旅館。就連我這小輩的小朋友也不時來借住個幾晚。

記得有個老同誌的孫子與我很是要好，當時他家人多房少，他晚上就經常偷偷的跑到我房間裏睡覺。我多此一舉地讓他先躲到床底下，然後假裝去看電視，等認為姥姥睡了再讓他爬床上來睡。終於一天姥姥對我說：“你讓人家躲床下幹嘛，你倆嘀嘀咕咕的我早知道了。”我隻好如實交代，姥姥說：“他家要是房子真不夠住，你讓他晚上來睡就是了，別裝模作樣的！” 說完便讓我拿點吃的給那孩子。

還有件記憶很深的事：當我有些惴惴不安地跟姥姥提出我想結婚但雙方家長還未曾謀麵時，姥姥欣然表態：“結婚是好事，接亞欽的媽媽來北戴河見個麵，好好玩些日子。” 亞欽媽媽很早守寡，獨立拉扯大了五個女兒，曆經的艱辛可想而知，而亞欽是她最疼愛的小女兒。當我陪著未來的嶽母，和亞欽的姐姐和侄女來到北戴河時，姥姥破例讓她的車去車站接的我們。我們到家時姥姥早早的迎在了門口，熱情地拉著嶽母的手說：“對不住啊小王媽媽！我們早就該見上一麵啦！”。

嶽母在姥姥麵前顯得有些拘謹，一口一個“曾老”地連聲問好。姥姥說：“咱們馬上都是親家了，叫我曾老就見外了，你就隨小亮他們叫我姥姥吧！”嶽母一時沒反應過來，訥訥地說：“我管您喊姥姥？這……這恐怕不合適吧？” 姥姥則笑眯眯地說：“那有什麽，小亮他爺爺奶奶都喊我叫姥姥呢！” 嶽母徹底暈了。可就是從那時起直到嶽母去世，嶽母都一直延用“姥姥”這個稱謂，而且叫的很自然、很親近！

最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姥姥病了！病得很重，是我們都未曾想到過的能發生在84歲老人身上的惡性淋巴瘤。從姥姥生病的1995年到1997年，我們又連續三年去了北戴河。特別是1997年，姥姥的病已到了晚期，療養對她來說已經沒有什麽意義了，我知道她是為了我們再擁有一個快樂的夏天而硬撐著去的。

那個夏天姥姥已經虛弱的連散步的力氣都沒有了，但她還是像往年一樣每天在廚房裏督促我們這些孩子的夥食。而我們則是一如既往地繼續吃喝玩樂。也就是那個夏天我的良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譴責！

那是一天晚上，我們一幫孩子照例嬉笑打鬧到半夜，然後我去姥姥的房間探望，進門就看見姥姥在床上手拿著蒲扇，睜著眼睛呆呆地躺著，顯得那麽的孤獨無助。身邊的收音機早已沒了節目發著沙沙的聲音。那天天氣特別悶熱，見我進來，向來不喜吹空調的姥姥對我說：“把空調給我打開吧，太熱了！可插頭太高了我自己夠不著。” 我聽了又氣又急，我們就近在咫尺，你就不能喊我們一下，非要自己忍這半天？

姥姥又說她有點胸悶，讓我扶她起來吸點氧。我忙擺弄好一次性的氧氣筒，攙她坐到了沙發上。看著姥姥笨拙、貪婪地吸著氧氣，蒼老衰小的身形就像個抱著奶瓶吃奶的孩子，一時間無比的自責一陣陣地刺痛著我：眼前這個老人給予了我那麽多，而我卻給了這個老人什麽？這個老人為了我們除了忍受著病痛的折磨，還要忍受著孤單和麵對死亡的恐懼。此時的她是多需要我們能守在她的身邊給她些寬慰啊？可我們卻不能犧牲哪怕是一小時玩的時間來陪陪她。我們真的是太自私了！

抱著一種負罪感，那天晚上我陪著姥姥東一句西一句地聊了很久，直到姥姥說她困了想休息，我才回了自己的屋子。

要回北京了，我用相機為姥姥拍攝了一張她生前我為她拍的最後一張照片。也就是這張照片最終成為了姥姥的遺像和告別卡的封麵。見過這張照片的人都說姥姥照的慈詳、自然，雙眸笑意燦然。隻有媽媽說：“不是姥姥會照相，而是姥姥隻要看到小亮就會是那樣的眼神和笑容！”

告別的時刻到了，姥姥像往年一樣站在樓門前送我們，車開了，透過後窗我看見姥姥還在依依不舍地向我揮手，我也向她揮手。那一刻我和姥姥的內心都充滿了酸楚，因為我們都知道這是我們祖孫在北戴河的最後一次相聚。別了十五號樓！別了二十年的幸福時光！

北京醫院

1997年的夏天過後，姥姥病情愈發加重。在醫院，癌症晚期的疼痛、嚴重的貧血加上化療後的副作用把近87歲高齡的姥姥折磨得不成樣子。但姥姥始終保持著一種樂觀，有條不紊地做著她生命最後還未完成的事（如她的自傳、寫胡耀邦主政中組部的書等），從不把一絲的悲淒帶給別人。

1998年春節前的一天，我跟司機趙哥去醫院陪護。趙哥給姥姥開了三年車，對姥姥十分有感情，向對待自己母親般地盡心盡力地服侍姥姥。進了病房隻見姥姥頭戴著個小黑帽坐在床上，床上、床頭櫃上散著一堆大小不一的牛皮紙信封。見我們進來就說：“趙誠來啦！正好，要過年了，你們這麽照顧我，我得表示一下。你、李冬梅（姥姥的最後一任秘書，對姥姥也極有感情。）、小吳（在病中一直照顧姥姥的保姆）一人一份。”說完就開始從堆放著的信封裏找趙哥的那一份。

姥姥做事向來認真，給別人的錢都要事先包好，寫上名字，給的時候還要抽出來核對一下，怕數錯了。趙哥顯得有些不高興：“大姐您這是幹嘛？我這麽大人了您還給我錢啊？我不要！” 姥姥說：“錢不多，但這是我的一點心意，你們誰也不能不要！必須要！” 看姥姥態度堅決，趙哥沒再多說，接過錢默默地走了出去。我看他表情有些異樣便跟了出去。

來到走廊看他一個人坐在沙發上，眼圈紅紅地，看見我趙哥哽咽著說：“你說她都病成這樣了，還想的都是這些。你知道嗎？我是把她當成自己的親媽了。我真舍不得她走，真怕她走啊！”說完便把頭深深地埋在腿裏失聲痛哭起來。我拍著他的肩膀也不知道用什麽語言去安慰他。但我深深地理解像趙哥這樣的中組部的老人們，對姥姥和像姥姥一樣的那些真正革命老同誌樸素而真摯的感情！

第二天我跟趙哥受姥姥之托去看望蔡斯烈爺爺。蔡爺爺是姥姥當年在湖北和東北時的老戰友，倆人之間有著極為深厚的革命友誼。晚年的蔡爺爺十分悲涼，他雙目失明，膀胱插著導尿管，剛做了肺癌手術，還患有嚴重的心髒病，子女都不在身邊。姥姥特地讓我們替她捎去了一些年貨和一封親手寫的信。

我說明了來意，蔡爺爺聽見我是小亮一把抓住我的手關切地詢問姥姥的病情，一個勁地說：“我該去看大姐，我該去看大姐呀。可我的身體也動不了啊…”。我對蔡爺爺說：“姥姥身體也不太好，很虛弱，所以她不能親自來看您。要過年了，她讓我給您帶了些營養品還有一封親筆信。您看不見，我給您念吧。” 於是扶著蔡爺爺坐下，拿出了那封信開始給他讀：信的具體內容我現在記不全了，開頭是：鬆雲吾兄：（鬆雲是蔡爺爺的字），信的大致內容一是表達了對老戰友的思念和牽掛，對不能親自前來表示歉意，再就是希望蔡爺爺保重身體並祝願新春快樂。

在我整個讀信的過程中，蔡爺爺一直傷心地不能自己，嘴裏不斷地喃喃重複著：“大姐呀，我的大姐呀！”。當我念到最後的落款：“此致革命地敬禮曾誌”一句時，蔡爺爺已經是泣不成聲了。看著老人拚命地用手揉搓著那雙早已流不出淚水的眼眶，我跟趙哥百感交集：蔡爺爺啊，蔡爺爺！您可能還不知道，您的大姐恐怕要先您而去了。其實那封信或許就是姥姥寫給這位幾十年革命戰友的訣別信。

1998年6月21日的晚上，我親愛的姥姥，含辛茹苦養育我三十多年的姥姥，飽受病痛煎熬但始終堅強淡定的姥姥，終於永遠地離我而去了……

我衝進病房，凝望著白色布單覆蓋著的姥姥，大腦一片空白。四周異常寂靜，我隻能聽到自己的心跳，每跳動一下，我的心好像就離我遠了一些，又遠了一些……這是心痛到極致的感覺，那麽無助，那麽依依不舍。我真不知道是該放聲大哭還是應該克製住自己。我在姥姥床邊跪下，撫摸著她尚有餘溫的手，突然想到為什麽以前陪她在病房散步的時候她總會緊緊地攥著我的手，現在才明白，姥姥是在用這樣的方式向我傳遞著最後的愛，姥姥是生怕與我永別啊！我把姥姥的手緊緊地貼在臉頰上，我要讓這份餘溫永遠地留在我心裏，讓這份愛永遠地融入進我的生命裏。

姥姥去世後不久的一天，舅舅劉誌修突然地問我：“小亮，你知道姥姥那麽多孫子、孫女裏為什麽單單那麽疼愛你嗎？”我一時沒明白舅舅問話的含義，想了想，回答說：“大概是因為從我一歲起她就帶我，在她下放農村內心最痛苦地時候我能給她帶來些安慰，所以她對我有一種特殊地感情吧？”舅舅搖了搖頭：“你說的隻是一個原因。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姥姥的第二個兒子鐵牛送人的時候就跟你在廣東農村是一樣的年齡，送人後不久就死了。姥姥一直到晚年內心一直都充滿著自責，為了革命她失去了兩位丈夫，她始終堅強，這也是她性格使然，但她直到晚年都不能原諒的就是自己沒能對兒子盡到一點點地做母親的責任。也許在你身上她看到了鐵牛的影子，她是把對兒子虧欠的母愛都還給了你這個外孫了。或許隻有這樣，她的內心才會變得安寧些。”

直到現在，我時常品味著舅舅的這番話。“姥姥”和“母親”這兩個稱謂始終在我內心裏交替。我慢慢地體會到了三十多年來我得到的是一種什麽樣的愛！那是一位為了信仰而出生入死，為了理想而不懈奮鬥了一輩子的女性對我雙重的愛！同時這愛博大而又無私，隻是一味奉獻卻從不向我們索取。轉瞬十年過去，回想這份沉甸甸地愛，雖然我總是覺得愧於承受，但這份愛仍嗬護著我，給我勇氣，給我力量，給我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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