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嵐丨我和哥哥史鐵生

來源: 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於 2020-04-09 09:20:35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25419 bytes)

我和哥哥史鐵生

文丨史嵐

我抬頭仰望天空，天空是一麵大大的玻璃，大得沒有邊際。玻璃後麵好像另一個世界，有些人靠近玻璃在向下觀望，就像坐觀光電梯，靠裏麵一點人來人往。人們一律穿著黑衣，大多表情凝重，也有的好像行色匆匆。

我不記得我哭喊了些什麽，總之我是衝著玻璃拚命地哭喊了。他——我哥哥，不知怎麽從裏麵走出來了，一下就到了我的跟前，就像小時候，我上幼兒園的時候一樣，他胳肢我、捏我，跟我說：“你別哭，以後要是想我了，就到這兒來找我，到這兒就能看見我。”

我醒了，我從來沒有做過這麽清晰的夢，夢裏的情景都清楚極了，身上甚至有剛剛被他捏過的感覺。是啊，這麽長時間沒見麵了，真想他。但願能常常到玻璃下麵去看看他，等到我也離開的時候，就應該能在玻璃裏麵重逢了。

早些年的那些記憶已經有些遙遠了，但因為它深深地藏在心裏，所以忘不了，還依然是那麽清晰。我們兄妹年齡相差十二歲多，按照屬相應該算是十三歲。沒生我之前，他過了十幾年的獨生子生活，這在那個年代是很少見的。因為我們家人都是早長，所以在我剛開始的記憶中他就已經是個大人了。初中快念完了，因為“文革”，很逍遙。有時媽媽忙，他就去幼兒園接我。我們住在北京林業學院的宿舍，那時候操場經常演電影，他想看，我也吵著要看，他隻好一隻手拿折疊椅一隻手抱著我去操場，因為我那時太小，電影看不太懂，經常看到一半就鬧著回家，他隻好無奈地抱我回家。為此很多年以後他還經常提起，說我耽誤了他多少好電影。

孩童時代的史鐵生與父母

還記得他插隊走的那天，我和媽媽去學校送他，我那時五歲多，看到滿街的大紅標語，學校裏鑼鼓喧天、彩旗飄舞，還很興奮，根本沒注意到媽媽眼裏含著的淚水。他和同學們一起走了，我和媽媽回到家，這時我才猛然看到媽媽已經是淚流滿麵了，我也意識到要有好長一段時間見不到他了，於是趕緊跟著媽媽一起哭。之後過了不久，我們也要下放去雲南了，媽媽寫信給他，他從陝北回來和我們一起去雲南。記得我們在昆明玩兒了幾天，他就要返回陝北，我當時一點都不知道將要發生什麽，隻是好奇他下次探親是回北京看奶奶還是來雲南看我們。

雲南留給我很深的印象，尤其是麗江。以至於每當提起雲南我都會很向往。可能是因為在那裏度過的兩年是我一生中比較快樂的時光。盡管也會擔心父母經常開會是在批鬥誰，但是大部分時間是和夥伴們在山清水秀的大自然裏瘋玩兒。可惜這種快樂並不長，清楚地記得有一天放學回來，看見媽媽哭了，我當時沒敢問，晚上媽媽告訴我哥哥病了，我們可能要回北京，我不知道後果會有多嚴重，但是回北京對我來說是個不小的誘惑。最終決定爸爸帶我從麗江坐飛機到昆明，然後坐火車回京，這樣可以省去三天麗江到昆明的汽車顛簸。我滿是興奮，頭也不回地上了飛機。

回到家見了奶奶，還有鐵橋哥哥，他當時也在。奶奶說我們一路辛苦會上火，要吃三天素才能吃肉。我狼吞虎咽地吃著奶奶做的米飯冬瓜湯，奶奶在一旁看得有點傷心，跟過來看我的鄰居們說：這孩子又黑又瘦像個小叫花子。可我當時隻是高興，好奇北京的米飯為什麽是白的，我們麗江的米飯是紅的。北京的茄子是圓的，我們麗江的是長的。北京還可以有肉吃。可見麗江兩年的野孩子生活已經讓我忘了原來的北京了。

好像沒過幾天哥哥從陝北回來了，我清楚地記得他走路一隻手要扶著牆，走得有點慢，但樣子是高興的，見到我們和鄰居有說有笑。對於八歲的我來說，以為一切都快好了。可我不知道病有可能治不好，災難也會一個接一個地來。

爸爸一邊帶著哥哥到處看病，一邊給我聯係學校，由於我在麗江的學習不正規，戶口又沒落實，學校領導沒有馬上答應要我。爸爸隻好提起哥哥，因為哥哥是這個學校畢業的特別優秀的學生，這麽多年了學校的老師們都沒忘了他。可能是校領導和老師們覺得既然是他的妹妹，應該不會太差吧。於是，我插班上了二年級。不久我迅速地趕上了落下的功課，還常常受表揚，心裏踏實了許多，隻是每天盼著放學能聽到好消息，聽到哥哥的病不嚴重，肯定能治好的消息。可是我慢慢發現爸爸越來越沉默，有什麽事隻寫信跟媽媽說。哥哥的情緒越來越差，病情也不見好轉。我開始擔心了，好像每天都懸著一顆心，老覺得要有什麽不幸發生。

不久，哥哥走路越來越費勁了，他動不動就發脾氣。看見他把雞蛋羹一下扔向屋頂、把床單撕成一條一條，我嚇得已經不會哭了，隻是大氣不出地看著，盼著這一天趕緊過去。可是又怕明天還會發生什麽。我親眼看見他把一整瓶藥一口吞下，然後疼得在床上打滾，看見他一把摸向電源，全院電燈瞬間熄滅，才知道什麽是真正的恐懼和絕望。這種日子經常發生。但也有時候哥哥的情緒會變得很好，也許是暫時忘了病，他會高興地和我玩兒，使勁地捏我、胳肢我，講鬼故事嚇我。我們倆一起在床上打滾，我誇張地叫喚。隻有這時候，爸爸和奶奶才會露出笑臉。不久，他住進了友誼醫院。

媽媽終於能回京探親了，那時候還是“文革”期間，她的單位歸軍宣隊領導，他們一直不放她回京。我後來聽媽媽的同事金姨和劉叔叔說，那時候媽媽一個人在那麽遠的地方，心裏著急又沒有辦法，經常一個人哭。有時候她不見了，他們就漫山遍野地找，最後總能在某處草叢中或老樹下聽見她嚎啕的聲音。直到我也當了母親，才真真正正地理解了她的痛。

媽媽回來以後，幾乎每天往返於醫院和家之間。周末我就和她一起去醫院看哥哥，每次去都能見到他的好多同學，他們都特有本事，醫院的兩張探視卡已經被我們領了，但他們總能進來，而且人越來越多，多虧有他們。我和媽媽後來也發現了一條能夠躲避門衛直接進入病房的地下通道，我們經常在昏暗的通道裏走著走著，就會看見一隻小老鼠從我們腳下竄過，媽媽說那是醫院做實驗用的。

史鐵生與母親

哥哥第一次住進友誼醫院一住就是一年多，他和醫生護士們都成了好朋友，我經常看見醫院的走廊裏掛著漂亮的黑板報，他們說那是哥哥寫的，有時候又會拿來一本油印的醫書，那也是他為了醫生們的業務需要，坐在病床上一筆一劃刻的蠟版印成的。醫生護士每次見我們都會誇他，也都會惋惜命運對他的不公。我清楚地記得他是扶著牆走進了醫院，一年多後是朋友們背著、抬著他回到了家。

回家後他改變了許多，一定是這一年多我們所不能體會的醫院生活改變了他，雖然有時會發脾氣，有時又會沉默不語，但大多數時候是好好的，和我們聊天、說笑。那時候不像現在，商店裏有各種各樣的輪椅。他出院後的第一輛輪椅，是爸爸和鄰居朱二哥一起設計、找材料、再拿著各種零件找地方焊接．，最後自己安裝而成的。輪椅上可以搭一塊小木板，變成簡易小桌，樣式獨特，絕無僅有。有了它，哥哥就可以從那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裏出來，在院子裏自由活動。我們還會經常打打羽毛球，或者比賽拉力器，羽毛球我偶爾會贏，因為他坐在輪椅上，但拉力器我總是輸得很慘。他的第一輛手搖的三輪輪椅，是他的同學們湊錢買了送給他的，他搖著它去過好多地方，也去了地壇。

在這期間他看了好多書，還自學了英語，後來又到街道工廠去幹活。我去過他工作的街道小工廠，他管它叫小作坊。是幾間低矮的小平房，十幾個大爺大媽每天在這裏往一些舊式家具上畫山水畫仕女，仕女的臉美不美關鍵要看哥哥怎麽畫，他負責畫臉，用他們的行話叫開眉眼。有時候，他搖著輪椅從工廠下班回來，會神秘地衝我伸過來一個拳頭：猜，是什麽。然後還沒等我回答就張開手，是五塊錢，是他領到工資給我的零花錢。

那時候，每到周末，他的小屋裏就會擠滿了他的同學，他們聊天、唱歌、爭論，熱鬧極了。這時候我總是坐在一邊聽著，覺得他們真了不起，崇拜他們怎麽什麽都知道。我還經常翻看他的書，他那裏老有好多書，是他的同學朋友們帶來的。有的書我看得癡迷，有的似懂非懂，他鼓勵我：不懂沒關係，慢慢就懂了。現在想來，他們的言談、他們的書一定給了我潛移默化的影響。後來我發現他在一大本一大本地寫東西，他不說，開始也不讓我看，但我知道他開始寫作了，而且相信他一定能寫成。我以為這兩年提心吊膽、總怕再出什麽事的日子就快過去了。

媽媽的假期一拖再拖，終於不得不回雲南了，爸爸也在林業學院的留守處上班。我上小學五年級的暑假，我和奶奶坐在院子裏擇菜，奶奶忽然說頭暈，緊接著，胖胖的身體往下倒去，我剛想拉住她，她已經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爸爸和鄰居們七手八腳把她弄到哥哥的輪椅上推去醫院，鄰居們又幫忙給四川的大爺和西安的五叔發去電報，我和哥哥在家裏等消息。很晚的時候，爸爸從醫院帶來了噩耗，奶奶走了。所幸的是，她走得很安詳，不拖拉、沒受罪，就像她一直希望的。

奶奶走後，媽媽馬上請事假回來，不能沒有人料理這個家。可能是因為我那時候畢竟還小，不能完全體會到媽媽爸爸哥哥他們三個人心裏真正的苦悶，隻是每天放學回到家，看見家裏平平安安就知足了。

那些年文化和娛樂的活動很少，所以看電影成了人們期盼的事，交道口電影院離我家不遠，有時，我會花幾毛錢買兩張電影票，然後他搖著輪椅，我在旁邊跟著。電影院門口是高高的台階，我找工作人員把旁門打開，他把輪椅停在角落裏，就坐在輪椅上看，看完我們一路聊著電影的內容回家。這一段時間，我和哥哥經常交流，他心平氣和地給我講好多事，我覺得他說的都對。有一陣兒，他嚐試著給一個工藝美術廠畫彩蛋，我負責把鴨蛋抽成空殼，一開始總也弄不好，後來我發現先注射進去一點清水，然後使勁搖，把蛋黃和蛋清搖散，很快一個完整的鴨蛋殼就弄好了，他誇我弄得不錯。後來，媽媽為了讓他開闊眼界，買了一台九英寸的黑白電視機，我們倆一起興奮地跟著電視學英語，看動物世界。他最愛看體育節目，我也不懂裝懂地跟著看，有時候遇到激烈的比賽，他會看得很緊張，我們一起跟著比賽著急，會為比賽結果高興，也會為比賽結果惋惜。不愛運動的我至今愛看體育節目就是受了他的影響。

80年代初，青年史鐵生在地壇公園門口

記得那時候隻要我在家，幫他上下輪椅肯定是我的事，他說我是弄得最好的。媽媽常常看著我們倆說：你以後就當哥哥的腿吧。是的，那時隻要他一聲喊，我就會以最快的速度跑過去幫他。十來歲的我沒有好好想將來，隻求別再出事。

可是老天爺並沒有饒過我們，我後來才慢慢體會了媽媽心裏在承受著怎樣的痛苦。哥哥的病雖然暫時平穩，但終身殘疾是肯定的了。作為母親，她要時時擔憂兒子的將來，擔憂他的生活和幸福。媽媽是請事假回來的，雲南的單位早就停發了工資，而且一直在催她回去，可是家裏又確實離不開她，她當時的心裏是承受著怎樣的煎熬啊。本來就體弱多病的她身體每況愈下，終於有一天承受不住了。一九七七年春天的一個下午，她突然開始大口地吐血，又是爸爸和鄰居把她弄到哥哥的輪椅上送去醫院，她由於肝硬化引起大出血住進了重症病房。我去看她，她讓我別害怕，照顧好哥哥，她做個手術就好了。手術做完了，她一直昏迷，我和爸爸輪流值班，爸爸值夜班，我值白班。哥哥的好幾個同學都過來幫忙，有的找大夫，有的找藥。大家想盡一切辦法，可是情況越來越糟。不到十四歲的我，守在媽媽身邊，看著她艱難地呼吸著，我感到那麽的無助。當她在昏迷中痛苦地呻吟、大聲地叫喊的時候，我嚇得渾身發抖，躲到隔壁衛生間裏打開水龍頭，讓流水的聲音來壓過媽媽痛苦的叫聲。終於媽媽熬不住了，在昏迷了一周之後，扔下我們走了。哥哥的好朋友燕琨大哥，背著哥哥去見了媽媽最後一麵。

我居然沒有哭，我不知道怎麽辦，哭不出來，整個人都傻了。隱約覺得這個家這回真是天塌了。送走媽媽之後好久，我不知道腦子裏想的是什麽，隻是機械地做著該做的事。如果能夠就這樣慢慢忘記痛苦該多好!可是我沒料到痛苦會慢慢地又是這麽強烈地向我們三人壓過來，讓我們好幾年都緩不過氣來。

我不知道怎樣描述我們三人當時的境況，我們表麵上還像往常一樣，每人都忙著各自的事。哥哥仍然到街道工廠去幹活，業餘時間仍在寫作。爸爸每天去上班，回來料理家務。我上中學。學校離家很近，中午放學回家，鄰居朱大姐一家已經幫助哥哥進門了，我要麽熱一熱爸爸早晨做好的飯，要麽就和哥哥一起鼓搗點吃的，然後再去學校。我們就這樣一天天地過著看似平靜的日子，但我知道，我們的心裏都忍受著巨大的痛苦。對媽媽越來越強烈的思念，就像是一股巨大的力量，把我們的心撕扯得支離破碎。

哥哥那麽年輕就殘廢了雙腿，未來是一片迷茫，偏偏他又是從小就優秀就要強，媽媽在的時候經常說的就是：你哪裏哪裏不如哥哥，哥哥哪裏哪裏比你強。是啊，直到我也做了母親，才真正體會到媽媽麵對這樣一個殘疾的兒子，心裏的痛苦是別人無法體會的。就像哥哥在文章裏說的，上帝看媽媽實在熬不住了，就召她回去了。媽媽在天堂，一定是個幸福的媽媽。

媽媽走後不久，我們搬離了前永康的小院，住進了雍和宮大街二十六號的兩間平房。在這裏，哥哥的作品開始發表了。那時候家裏經常會來好多人，有他的同學，恢複高考後，他們大多考上了大學，還有文學圈裏的作家、編輯，他們經常把他的小屋擠得滿滿的。他們談文學、談時事、談大學裏的所見所聞，也談對將來的想象。每到這時，我總是一言不發地聽著，心裏滿是好奇和羨慕。如果他們待得太晚了，我就去給他們煮上一大鍋麵條。這段時間，家裏總會有好多的文學書籍和期刊雜誌，我拚命地看，愛看極了，心裏對文學充滿了敬畏。也是在這段時間，哥哥的同學孫立哲因為受到“四人幫”牽連，也因為身體突發急病，使他身心備受打擊，不願意自己在家，索性搬到我們家，我們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多，像一家人一樣。

記得那時候我每天放學回家，爸爸一般還沒回來，立哲哥哥已經在做飯了，我趕緊幫忙，他特會指使我，我忙來忙去地跟著他轉，最後飯還是算他做的。不過他也挺有本事，有時候不知從哪弄來一條魚，過幾天又弄來一隻鴨，基本上是哥哥憑著想象告訴我們應該怎麽做，然後我和立哲哥哥動手，不管味道如何，我們都吃得香極了。也有的時候，他們倆都情緒不高，躺在床上長籲短歎，後來我越發理解了他們當時的無奈。周圍的同齡人都上大學了、工作了，可他倆還身患疾病，前途迷茫。心裏的糾結可想而知。但是盡管這樣，他們都沒放棄自己想要做的事兒，哥哥一直寫著他想寫的，立哲哥哥一邊在火爐上熬著藥，一邊趴在床上看著厚厚的醫書，準備著他的研究生考試。

孫立哲在摯友史鐵生的雕像旁

就在大家都在各自努力著的時候，我發現我的情況有點不對。不知是怎麽回事，心裏發慌。我當時上初中二年級，從小學到初中我的學習成績都是名列前茅的，這也曾經是我和家人的驕傲。可是我發現我當時在課堂上看著老師講課，不知道講的是什麽，無論怎麽強迫自己集中精神聽課，精神也是遊離的。更嚴重的是我原來記得爛熟的單詞、公式竟然想不起來了，麵對成績的下滑和老師的指責，我全然不知道該怎麽辦，又不敢和家裏人說，隻得承認是我太笨了，能力不夠。我常常欲哭無淚，每時每刻都會感到孤獨和無助，心裏的悲傷和恐懼就像一個巨大的網把我緊緊地纏繞著。有時候放學回家，看到院門口停著一輛救護車，我會一下子兩腿發軟，勉強走到家，知道不是我們家又出事了，才慢慢放下心。有時候回到家，發現他們都不在，又會忽然淚流滿麵，感到從未有過的孤獨。有時候想哭，哭不出來，有時候又會哭得死去活來，把自己哭累。從那時起，我開始想到死，覺得死一定是幸福的。一個人在家，常常望著四麵的牆發呆，如果就這麽死了，一切痛苦就都沒了，可還是沒有勇氣。後來我常想，一個人能自殺確實需要極大的勇氣，不是誰都能做到的。

我不能也不願和爸爸、哥哥說這些，因為我知道，媽媽走後，他們心裏的痛一定比我多，他們的難處也一定比我多。當時我們三人就是這麽過著日子，誰都不提起痛苦的話題，每個人都把痛苦藏在心裏，默默地忍受著。那時候我們的交流都是有選擇的，都在躲避著什麽。我知道他們兩人都為我發愁，雖然對我感到失望，但又不好埋怨我。我就這麽一天一天地熬著日子，不知道哪天是頭。多年後我回想起來，我最好的幾年青春時光竟然是這麽過來的！直到現在，我仍然經常做的一個夢就是，我要考試了，馬上要考大學了，可我還有好多功課不會呢，怎麽辦？直到把自己急醒。這個夢我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做一次，一直堅持這麽做著，不知道別人是不是也有永恒的夢。

哥哥後來成為那麽多人喜愛的作家，寫出了那麽多優秀的作品，但我知道他不會忘了我們一起度過的那段艱難的日子。他也許會和我一樣有個永恒的夢，但我願那夢不再是痛苦的，願我們還能在夢裏相見。

八十年代後期，史鐵生在家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十號的下午一直到三十一號淩晨發生的所有事情，總會時不時地在我腦海裏出現。每當那一幕出現，我都會盡量用別的事情岔開，因為不敢去想，也不忍去想，但我知道它將會是我永遠的記憶。

三十號下午，因為阿姨不在，我要去醫院接哥哥回家。準備出發的時候，收到了他的短信，讓我買幾個包子過去，他透析時吃。那天出奇的冷，風一下就能把人吹透，直吹到骨頭裏。透析室裏，他沒精打采地躺在床上。時間還早，我拿出包子，他不想吃，沒有一點胃口。我們就聊天，他讓我坐在他床邊。我們瞎聊，聊我，聊我兒子小水，聊家裏的瑣事。他覺得有點頭疼，我說今天特冷，是不是又感冒了。就給他捏捏頭，揉揉肩，我們繼續聊。想想有好久我們哥倆沒有這麽踏實地聊天了。

離規定的透析時間還有幾分鍾的時候，他有點受不了了，隻好提前結束回家。一路上我和司機搭話，他不吭聲。我心裏打鼓，知道又是哪兒不對了，是感冒還是什麽，恐怕又要難受幾天。剛到家就發現情況不好，希米還沒回來。我問哥哥，是不是應該去醫院。他當時還非常清醒，讓我叫了120，還囑咐我如果他會神智不清，我應該怎麽和大夫說。

傍晚的北京除了堵車還是堵車，救護車慢得讓人不知所措。車上的他情況越來越糟，我和希米輪流和他說話，他已經基本上不反應了。到醫院後的一係列檢查結果讓我和希米絕望了。他多少次從死神手裏掙脫出來，這次真的不行嗎？

朋友們陸續趕來，立哲大哥在越洋電話裏詢問著情況，友誼醫院的柏大夫和宣武醫院的淩大夫都趕過來先後做了檢查，結論依然是最殘酷的。我聯係了兒子和他爸，讓他們馬上過來。在醫院的大廳裏，我不知道能做什麽，心裏隱隱覺得，這回上帝真不肯幫我們了。

二〇一〇年最後的深夜，救護車在寒風中呼嘯著開路，家裏的車、朋友們的車閃著燈、鳴著笛一路跟隨，朝陽醫院、宣武醫院、武警醫院，這儀式不是告別，是送行。去往天堂的路不再擁堵，上路時有親人朋友們相送，他不會寂寞，到了那裏有爸爸媽媽迎接，他也不會孤單。我告訴自己：這是暫時的分別，總有一天我們還會再見。

記得很多年以前，我們一起閑聊就經常談到生死的話題。我常常問：死了到底是什麽？是一切都消失，什麽都沒有了嗎？他說可能不是，等我死了，一定會想個辦法告訴你。我現在會常常想起他的這些話，會在心裏和他聊天。我告訴他：我去給父母掃墓了，清明的時候我們去地壇了，參加完小水的畢業典禮，我告訴他：畢業了，開學就要讀研了……我知道他也會用他的方式告訴我：他那裏不再有病痛，他在那裏能跑能跳……我們用我們特有的方式交流著，許多話不用說，但都能懂。天上，人間，相距並不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