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的偽政權，存在的時間並不長，可是影響極為深遠。尤其他們有一個秘密組織，被戲稱為“低調俱樂部”，研究他的成員，它所做的事情，可以側麵的深入研究，汪偽政權！
汪精衛小編自身認為，他是一個極為悲劇的人物，他在全國抗日人情高漲的時刻，脫離了抗日的陣營，直接出任南京偽國民政府主席，成為全國人民的敵人。
作為一個搞政治的官員，他忽視了一個重要的問題，他沒有注意中國曆史上，凡是主張對外的人物，大多數都被尊崇為英雄。主張求和的人物，都被稱之為狗熊、漢奸。而汪精衛就在這敏感的時期，為自己選擇了一個悲情的道路，也讓自己成為萬夫所指的漢奸。
說起汪精衛的“低調俱樂部”，我們就要從當時中國的時代背景說起。
九一八之後，日本漏出了獠牙，汪精衛的對日政策和態度，也並不是始終如此的！
期初，汪精衛認為中國是弱國，而日本是一個強國。中國地大物博、資源豐富、人數眾多，而日本隻是一個彈丸島國，利用長久戰，肯定會拖垮日本。
在國際上來說，日本對於中國是一種侵略的行為，依據國際上的《國聯公約》《九國公約》《非戰公約》，日本是一個破壞者，在外交上中國處於有利的地位。
這個時期，汪精衛的判斷還是十分的正確的。
1933年5月，長城戰役之後，汪精衛的抗日情緒逐漸轉向了悲觀。在這場戰爭中，中國軍隊的古板，中國民眾士兵的士氣低迷，在加上國際上對中國，毫無同情心並無積極的回應。
在看日本，裝備精良，士兵訓練有素，最大的軍閥東北軍，都在他們手中吃癟，依靠中國軍隊，可是說毫無希望，以卵擊石，隻能做無謂的犧牲。
在這個時期，並隻有汪精衛有這種想法。晉係的徐永昌曾經說過“中國不但出不了嶽飛，甚至連秦檜都出不了。”
雖然全國抗戰的熱情 高漲，呼聲輿論很高，可是參與實際行動的很少。日本在加緊華北五省自治前後，甚至都沒有出現一個抵抗的團體，隻有眾多的“噴子”。
當時的國民黨、各地的軍閥，也是陰奉陽違，親蘇的張學良，沒有舉動，甚至一些軍閥比如李宗仁、白崇禧，私底下拿著日本的錢，四處高喊“倒蔣抗日”。
種種跡象說明，當時的中國，也可以說軍閥和國民黨根本就沒有抗日的準備。
能像汪精衛看得如此透徹的，還有孔祥熙、王世傑、顧維鈞、何應欽、程潛、陳布雷等。
從九一八到七七事變，社會上很多的人，都主張抗日，但是這群人就像主和派所評價的那樣“激烈青年、腐化官僚、將死老人”，這群人見識膚淺、偏激執拗，隻是一群民族主義的款熱分子，對於實質抗日來說，毫無作用。
盧溝橋事變之後，中國內部“主戰派”“主和派”兩者的分歧更為嚴重。
甚至在一個部隊之中，都有兩種派係，除了蔣介石、李宗仁主戰的策略堅定之外，其他的人都不願意放棄和平解決這一方法，這也是汪精衛雖然說是偽國民政府，還有那麽多人追隨，其中的佼佼者要數——周佛海。
真是因為兩種思想的存在，讓中國的軍隊在戰爭中出現了嚴重的問題，北平準備死守三個月，沒有想到三天就淪陷。隻是聽聞日軍已經前往，張家口被放棄，理由更是可笑“彈盡糧絕”。
保定之戰，更是可笑至極，29路軍，既不願意讓中央軍進入防區，有不讓中央軍做防禦工事，日軍打到之後，又嫌棄中央軍支援的速度慢。
這都表明，當時的中國將領，在表麵上是積極抗日，內心處於一種消極的狀態，一旦戰爭，沒有視死如歸的盡頭，都留有後手，失敗自然不可避免。
1937年8月7日，南京召開“國防會議”，主和派已經被指責為“漢奸”。而如果戰爭真正的爆發，國民當軍隊的儲備，也僅僅支持6個月，開戰之後，每個月至少要用2000萬元。
然而在主張抗戰的人士，並沒有意識到這些問題。
主和派人士，包括汪精衛、陶希聖、梅思平、胡適、張季鸞、左舜生、邵力子、張君勵李璞、陳布雷、顧祝同熊式輝、陳公博羅君強、高宗武、程滄波及周佛海，他們還是一致的認為，“一切都以結束戰爭為基礎，不是為了擴大戰爭而戰。”
也正是為這個目標，這群人經常在周佛海的家中，討論和平交涉的方案。因為當時抗戰熱情高漲，很多的主戰派十分的高調，於是他們戲稱自己是“低調俱樂部”。
然而中日的戰局越理越壞，哪些情緒高漲的主戰派，麵對屢屢的失敗，也隻能“暴跳如雷”，反而把矛頭指向了主和派，罵他們幼稚、誤國、漢奸。
武漢失守之後，主戰派和主和派，越走越遠，日本提出議和的條件，竟然是讓蔣介石下台，這讓很多主和派望而卻步。一下子也讓汪精衛和蔣介石，僅存的那點家國信任蕩然無存。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汪精衛團體，隻能一步一步的走進了日本的圈套，成為一個傀儡。這就是我們知道的“低調俱樂部”形成的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