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6期 作者：吳善中
《李秀成自述》是忠王李秀成被俘後寫的長篇供狀，是一份十分重要的太平天國文獻。羅爾綱先生一直懷著滿腔熱忱和濃厚興趣研究並箋注《李秀成自述》，傾注了大量心血，取得了公認的學術成果。他曾無限感慨地說：“回首初作注時，已四十九年。古人說白首窮經，我注《李秀成自述》，也從青春注到白首了。”羅先生研究和箋注《李秀成自述》，首先是確定自述的真偽問題。經過鍥而不舍的探索，羅先生認定《李秀成自述》是忠王親筆。本文對此試作評述。
1864年7月太平天國天京城破，李秀成突圍被俘，後應曾國藩的要求寫下供詞。供詞經過曾國藩的刪節和篡改，一方麵，“分作八、九人繕寫，共寫130葉，每葉216字，裝成一本，點句畫段，並用紅紙簽分段落，封送軍機處備查”[1]；另一方麵，曾國藩又趕緊將供詞在安慶刊刻。曾刻本《李秀成自述》就這樣麵世了。
麵世後的《李秀成自述》，立即成為世人議論的話題。由於是刪改本，加上曾國藩及其幕僚趙烈文在不同場合下所講《李秀成自述》的字數不一樣，坊間為了牟利又將曾國藩刻本改頭換麵翻刻等原因，使得不少人懷疑曾國藩所拋出的《李秀成自述》的真實性。那麽。羅爾綱先生又是如何鑒定《李秀成自述》真偽的呢？
從筆跡方麵鑒定。《李秀成自述》是真是偽，要害在於確定《李秀成自述》是不是李秀成親筆所書？羅爾綱先生研究和筆注《李秀成自述》早就抓著了這個要害。
羅爾綱先生最初對筆跡鑒定用的是呂集義在曾國藩家鄉拍攝的《李秀成自述》的原稿照片。
羅爾綱先生曾說過，曾國藩刪改本《李秀成自述》出籠後，“從來就傳說忠王原稿還存在曾家，而曾家卻不曾公開給人看，這件事，幾十年來成為一件曆史之迷。”到1944年，原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為表彰曆史上的廣西鄉賢，廣羅太平天國史料，得知《李秀成自述》原稿可能存於湖南湘鄉的曾家“富厚堂”。恰巧那時候曾國藩的一個曾孫曾昭樺(字酌霞)，曾在廣西做過南寧海關幫辦，利用這層關係，黃旭初想派人去曾家取得《李秀成自述》。由於羅爾綱當時已經是較知名的太平天國史專家，黃旭初便親自到貴縣羅爾綱家邀請羅爾綱赴湘。稍後又派廣西通誌館秘書呂集義接羅爾綱赴桂林。但羅爾綱先生當時得了很厲害的支氣管炎，難以成行。時值日本侵略軍預備向湘桂進犯，曾昭樺不能在湘鄉的家鄉久留，便催廣西趕快派人來。廣西方麵便派通誌館的秘書呂集義前去。
1944年3月的一天，呂集義一行3人到達了曾家，幸運地得見所謂的《李秀成自述》原稿。呂先生以其帶去的一本“九如堂本”《李秀成自述》，“據以進行校勘”。“九如堂本”《李秀成自述》是北京九如堂翻印之“曾刻本”，翻印年月未詳，1936年北京大學將其圖書館所藏的“九如堂本”影印，呂先生此次用的就是該影印本。呂先生“緊張地進行補抄、改正和授影工作”，“在兩天內匆促校補完畢”。同時，由於攜帶的底片太少，隻將自述中的“招降十要”、“天朝十誤”及“自述後部全部拍成照片10頁，此外，則選擇曾國藩刪改最多的4頁及封麵一頁，作為樣本拍攝下來”。[2]也就是說，呂集義先生這次在曾家補抄了一些曾國藩刻本中被刪除的文字，改正了一些“別體、訛字”及被曾國藩改篡的文字，拍了15張照片攜回桂林。
1944年4月初，羅爾綱先生到桂林，旋由呂集義陪同拜見黃旭初。“由黃旭初之手，交呂集義攝照的照片4張和呂集義在北京大學影印的九如堂本《李秀成供》上補抄的本子”於羅爾綱。黃囑托羅爾綱對此要加以仔細地研究與考證。羅爾綱其時就職於中央研究院，“因做考證工作必須留在廣西，黃旭初打電報給中央研究院社會所陶孟和所長”，把羅爾綱“借用為廣西通誌館編纂”。[3]
羅爾綱先生深知“廣西通誌館所以特地邀請我來做這件工作的目的”，是要自己鑒定湘鄉曾家所藏“是否確為忠王原稿”。於是他便將1937年吳中文獻展覽會陳列的龐際雲所藏忠王之親筆答詞，與呂集義所攜回的供詞照片中的忠王筆跡對照，“斷定卻為忠王之原稿無疑”。
1949年1月，羅爾綱先生發表了一篇《湘鄉曾氏藏忠王李秀成原供》的報道，刊載於原中央研究院社會所機關刊物《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第8卷第1期上，這是羅爾綱先生首次正式發表對《李秀成自述》研究和考證的看法。1951年1月，羅爾綱著《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由開明書局出版，5月再版。1954年6月，改由中華書局出版修改本，1955年2月再版。1957年11月，中華書局又推出羅爾綱《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增訂本。1963年，曾國藩的曾孫曾約農在台灣世界書局把《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公布，羅爾綱先生便以這個原稿為基礎，增加了箋注、考訂內容，於1982年在中華書局出版了《李秀成自傳原稿注》。1995年3月，羅爾綱《增補本李秀成自傳原稿注》又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期間，關於《李秀成自述》，羅爾綱還出版過一本《忠王自傳原稿考證與論考據》，1958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這些著作中，羅先生研究的首要問題就是李秀成自述的真偽問題。
羅先生辨別《李秀成自述》原稿的真偽，是“從兩方麵去作鑒定，一，從筆跡方麵作鑒定，包括語匯、用詞、語氣等；二，從內容方麵作鑒定”。
筆跡鑒定首先要確定鑒定的依據，即必須先確定哪一件是書者真的筆跡，然後把它作為鑒定的根據，去鑒定其他受鑒定文書的真偽。
如何去尋找李秀成的真跡呢？羅先生憑借多年對太平天國文獻的辛勤搜集，先後共找到了16件李秀成的文書，而其中“文書原件上證明是李秀成親筆寫的”隻有龐際雲藏《忠王親筆答辯》一種。《忠王親筆答辯》見於《忠王答辯手卷》內，原為曾國藩的幕僚龐際雲家藏，後傳給其子龐芝閣，龐芝閣死後，歸於其內侄李鄂樓。1937年春，在蘇州吳中文獻展覽館展出。建國後，曾歸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保管，收入郭若愚先生編《太平天國革命文物圖錄》續編(影印)。在《忠王答辯手卷》卷末，龐際雲曾清楚記錄了這份“答辯”的來源：
同治甲子六月，湘鄉伯克複金陵，生擒忠酋李秀成。湘鄉侯相自安慶移節東下，李廉訪鴻裔與際雲實從，奉委會鞫。其忠酋供一冊，已進呈禦覽。其時對簿複有數紙，亦可備考。第一紙乃湘鄉侯相手書，其中小注則際雲隨記隨錄。第二紙乃忠酋口操土音，語不可解，際雲令其自書者。第三紙乃際雲手錄之供。第四、五、六紙則李眉生廉訪湘鄉侯之命，問辭供辭均已分晰注明矣。辛未八月裝演(潢)成卷，嘉平立春日際雲謹識。
這裏的“湘鄉伯”指曾國荃；“湘鄉侯相”指曾國藩。羅爾綱根據其中“第二紙乃忠酋口操土音，語不可解，際雲令其自書者”一語，斷定忠王答辯“胡以晃即是豫王；前是護國侯，後是豫王。秦日昌即是秦日綱，是為燕王”這28個字是忠王親筆書寫。
為了判斷龐際雲所藏答辯手卷的真實性(即手卷本身不是贗品)，羅先生對此作細致研究。他說，此份手卷全文共7紙，第一紙是曾國藩手寫問辭及龐際雲注錄的李秀成答辯；第二紙是李秀成親筆答辭；第三紙是龐際雲錄李秀成答辭；第四、五、六紙是李鴻裔錄曾國藩問辭及李秀成答辭；第七紙是龐際雲跋語。考曾國藩手書日記同治三年(1864)六月廿七日記道：“傍夕倦甚，夜開數條問偽忠王李秀成”。曾國藩所問的問條，便是這份手卷裏麵第一紙曾國藩所寫的問辭。把這一頁曾國藩手寫的問辭和他的手書日記字跡對照，也可確認是曾國藩的手筆。
羅先生又根據曾國藩同治三年(1864)七月初七日的《賊酋分別處治粗籌善後事宜折》，知曾國藩確實曾派龐際雲、李鴻裔等人對李秀成“鞫訊累日”；又《手卷》第五紙中李秀成答稱太平天國侍王李世賢的動向，竟然也在曾國藩的這個折子內得到如實的記錄。
所以，羅爾綱滿懷信心地說，根據對《手卷》的來源、曾國藩的筆跡、文件內容等方麵的考證，都證明了這一份《忠王答辯手卷》的真實性，而保存在這份手卷內的李秀成親筆答辭確是李秀成的親筆手跡。
《忠王答辯手卷》既然是忠王李秀成親筆手跡，羅先生便以此為標準，鑒定出了《李秀成自述》也是忠王的真跡。
從內容方麵鑒定曾國藩家藏“原稿”的真偽，則是羅爾綱先生建國後係統學習了馬克思主義以後所做的工作。著名的太平天國專家茅家琦先生在《一代宗師羅爾綱》一文中曾說，羅爾綱先生“接觸馬克思主義是很早的，但係統學習馬克思主義則是建國後的事。羅師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特點就是學了就用，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貫徹到學術實踐中去”[4]。的確如此。羅爾綱先生學習了馬克思主義後，世界觀發生了根本轉變。1956年9月12日，他在為自己一部新出版的著作《太平天國史跡調查集》所寫的一篇長篇跋文中，深刻地認識到舊考據方法隻能片麵地、孤立地看問題，隻能從現象上看問題，隻能是絕對地或靜止地看問題，特別是“舊考據方法是無視或掩蓋階級鬥爭，隻有新考據方法才能夠正視和揭露階級鬥爭；舊考據方法是無視或蔑視群眾，隻有新考據方法才會有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5]
在“原稿”內容鑒定方麵，建國初期開明書店出版的羅爾綱著《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中，還未有這方麵內容，但到了1957年11月中華書局出版的羅爾綱著《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已經有了對“原稿”階級內容的鑒定。他認為，內容的真實性表現在以下幾點：
第一，李秀成自述原稿有堅定的革命立場與強烈的革命感情；
第二，李秀成自述原稿記載了太平天國反封建反侵略的業績；
第三，李秀成自述原稿對反革命汙蔑太平天國殺人放火的惡意宣傳，用事實進行了強有力的駁斥；
第四，李秀成自述原稿總結了太平天國革命的經驗教訓。
也就是說，隻有農民領袖李秀成才能寫出這樣有著鮮明政治立場和階級感情的話語，而斷斷不是曾國藩及其幕僚所能偽造出來的。
接著羅爾綱更進一步指出，曾國藩家藏“原稿”中有揭露曾國藩貪冒功勞、欺誑清廷的內容，也恰恰說明了“原稿”不是曾國藩等人偽造的。羅先生舉了兩條例證。李秀成在“原稿”中明明說自己是“被兩國(個)奸民獲拿，解送前來”；而曾國藩在其刊刻的《李秀成自述》中卻改成“遂被曾帥追兵拿獲，解送前來”。在之前即同治三年(1864)六月廿三日曾國藩奏《金陵克複全股悍賊盡數殲滅折》中也說李秀成是曾國荃部下蕭孚泗營搜出來的。如果說“原稿”是曾國藩偽造的，那曾國藩不是自打嘴巴嗎？另一證據是李秀成所寫的天朝十誤中的第十誤，“原稿”為“十、誤立政無章。誤國誤命者，因十誤之由而起，而性命無涯”。曾國藩卻在“原稿”上用筆把這一條全部勾去，改為“十、誤不應專保天京，扯動各路兵馬”。羅先生揭露說，曾國藩之所以如此篡改，是因為湘軍以重兵圍攻天京，經年累月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強攻下，當時被清廷屢次下旨，嚴厲督責，曾國藩竊改這一條並冒為李秀成所說的話，冒說太平天國扯動各路兵馬專保天京，就是想說明他的軍隊是和太平軍主力作戰的，因此久戰才能蕆事。這一改，不僅可掩飾自己的無能，而且可以搖尾乞憐，邀功請賞。同時，曾國藩還不懷好意地暗示：左宗棠攻陷浙江，李鴻章攻陷江蘇，是由於太平天國調動了各處兵馬專保天京，所以，左、李才得乘虛而下。如此，曾國藩既貶損了他部也抬高了自己。羅先生的分析鞭辟入裏，切中肯綮。
羅爾綱先生又從語匯、用詞、語氣等著眼，認為曾國藩家藏的這份《李秀成自述》原稿有它的特殊語匯，特別是運用了一些廣西潯州、梧州一帶的方言。羅爾綱先生為廣西貴縣人，對《李秀成自述》中的特殊方言語匯、用辭、語氣等了如指掌，研究起來得心應手，從而能得出真知灼見。他認為，這份“原稿”中的方言及一些客家的語匯、用詞，“就是懂得潯州、梧州一帶的方言的人，還需要細細地去體會，而況曾國藩！即使他囫圇吞棗地知道它的大意，也很難於懂得它的語源，更斷斷不是他所能偽造的了。”這是證明曾國藩家藏“原稿”是李秀成親筆所寫的可靠根據。
辨偽，是中國古代優良的學術傳統。太平天國史料極為豐富，但出於偽造的確實為數不少。羅爾綱先生《〈江南春夢庵筆記〉考偽》一文就是太平天國史研究中的辨偽名篇。太平天國史專家祁龍威先生曾指出：“羅爾綱仿清儒閻若璩辨偽古文《尚書》之法，取已肯定為真實的史料與《〈江南春夢庵筆記〉考偽》相比堪，發露破綻，找到作偽的鐵證。又仿清儒惠棟考偽古文《尚書》出處之法，取流行的資料，疏證偽書。”[6]羅先生研究曾國藩家藏“原稿”，仍循這一辨偽步驟和路徑——首先確定《忠王親筆答辭》為李秀成真跡，然後再根據曾國藩日記、奏折等相關資料對“原稿”筆跡和內容進行比對、考證，最終雄辯地證明曾國藩家藏“原稿”確為李秀成真跡，而不是曾國藩等人偽造。
關於《諭李昭壽書》提供“佐證”的問題，羅先生認為，《諭李昭壽書》這份文書，是為李秀成親筆書寫，也可佐證曾國藩家藏“原稿”的真實性。
羅先生鑒定《諭李昭壽書》是李秀成親筆書寫。
1953年羅先生增訂了《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提出了除《忠王親筆答辭》外，藏於故宮博物院的太平天國戊午八年(1858)十月廿七日李秀成《諭李昭壽書》也是忠王親筆。在1954年改由中華書局出版的增訂本《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中，收錄《忠王諭李昭壽書》《忠王親筆答辭》兩幅照片，並注明“這兩款都是忠王手書真跡，與上麵《忠王自傳原稿》筆跡對照，正是同出一人的手筆，可證前廣西通誌館在湘鄉曾家攝影及著錄的《忠王自傳原稿》確是忠王親筆的原稿”。但該書中羅先生並沒有說明自己是如何鑒定《諭李昭壽書》是忠王親筆的。1956年，年子敏先生別具匠心地將《李秀成自述》《忠王親筆答辭》《諭李昭壽書》三種照片送司法部法醫研究所的專家進行鑒定，結果專家認為3種照片中的文字不是同一人手筆。職是之故，年子敏在該年第4期《華東師大學報》發表《評羅著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以筆跡鑒定為根據，並輔以史事分析，認為“所謂《李秀成供詞》及所謂《親筆答辭》，與目前忠王唯一之遺墨《諭李昭壽書》筆跡不相符，故應斷定此項所謂《李秀成供詞》並非出自忠王手筆”。文章發表後，史學界掀起了一場討論。雖然有不少學者並不同意年子敏的看法，但他們大多從史事的分析與論證方麵去反駁，沒有觸及筆跡的鑒定問題。他們之所以回避筆跡問題，是因為他們無法否定司法部的鑒定結論。
對年子敏提出的看法，羅爾綱最初並沒有找到反駁的證據或理由。他深知，“如果法醫研究所的鑒定是對的，我們就應該讚同年子敏先生的結論。筆跡的鑒定是斷定是否同一人所寫的字最主要的根據，討論《李秀成供詞原稿》真偽的問題而撥開筆跡鑒定不談，那是文不對題”。
鍥而不舍、不避艱難是羅爾綱先生一以貫之的治學風範。羅先生說，那時候，“心裏總想著那件事”，多年來，自己細看《忠王自傳原稿》與《諭李昭壽書》的筆跡，神韻完全一致。怎麽司法部卻鑒定出不一致呢？他捫心自問：“神韻是抽象的，怎麽把抽象的東西變為具體的東西呢？難道我竟因為人人認為不是，自己也感到困難而把它放棄嗎？這就是放棄真理，有違素守。於是隻好去追求。”雖然從“冬天苦思，經春曆夏，想不到辦法”，但功夫不負有心人，終於在一天夜裏，他忽然想到，能不能把兩種文件上的字的筆畫拆下來對照？這樣一拆，同是一人的筆跡，能否具體地顯現出來？他把這一想法轉達給了一位當時在南京工作的書法家丁雲青先生。丁雲青先生認可了羅先生的這一想法，認為“羅先生做對了，他用的正是書家八法，他卻不知道書家八法”。在丁雲青的建議下，羅先生係統閱讀了中國古代書法著作，如宋陳思的《書苑精華》、明張紳的《法書通釋》、明潘之淙的《書法離鉤》、清王原祁等《佩文齋書畫譜》、清馮武的《書法正傳》、清程瑤田的《書勢》等。[7]隨著書法的理論和知識不斷積累，特別是掌握與理解了書家八法的理論，羅先生獨辟蹊徑，力排眾議，得出《諭李昭壽書》是忠王親筆的結論。為此，他寫了《筆跡鑒定的有效性與限製性舉例》和《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的真偽問題和史料問題》，編入《忠王自傳原稿考證與論考據》一書，1958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
羅爾綱先生根據唐代書法家孫過庭的《書譜》和明代項穆《書法雅言·器用》結合自身的經驗認為，在不同的條件和環境下，同一個人寫的字會有差異，如孫過庭早就指出過隨著健康、心情、境遇、氣候、紙墨、興趣的變化，同一個人既可能寫出好字，也可能寫出差字，即所謂“合則流媚，乖則雕疏”，“乖合之際，優劣互差”；項穆指出“紙不光細”、“筆不穎健”、“墨不精玄”、“硯不硎蓄”，雖是書法高手卻也寫不出好字，非常強調書寫工具尤其是紙和筆的重要性。但這僅是問題的一方麵。另一方麵，由於是同一個人所寫，盡管在不同條件下字會寫得“優劣互差”，但個人的筆法和表現風格卻是相同的。羅先生堅信，“筆跡的鑒定，是憑著具體的東西去對照，同或不同是從具體的東西作出的結論。所以，筆跡的鑒定是一種科學的方法，能鑒定出是不是同為一人所寫的字的”。
羅先生這裏所謂“具體的東西”，主要指他所說的“用筆八法”。而他所講的“用筆八法”，其實也就是中國書法的用筆法則——“永字八法”。“永”字共有八筆，筆筆不同，集中地反映了漢字楷書或行楷的點畫形式。“永字八法”相傳為隋代智永所傳，一說為東晉王羲之或唐代張旭所創，因其為寫楷書的基本法則，後人又有將八法引為書法的代稱。關於“永字八法”的淵源及如何運筆，曆史上的書法家各有精到的解釋，羅爾綱先生在《筆跡鑒定的有效性與限製性舉例》一文中曾有所引用和介紹，這裏不贅述。
羅先生從永字八筆的點、橫、豎、鉤、提、撇、短撇、捺來分析《忠王自傳原稿》與《諭李昭壽書》用筆的異同，將忠王所書的某些字拆散為八筆中的筆畫，一一比對，並附照片為證。羅先生認為，從這八筆來看，兩者用筆如出一轍。如“撇”的用法，羅先生說，忠王書撇“不取勁捷鋒銳，而特別向左延長，有按帚著地之勢。《諭李昭壽書》與《自傳原稿》兩者皆同。”
羅先生還在《諭李昭壽書》和《忠王自傳原稿》中找到用了同一寫法的“興”字的變體來說明出於同一個人之手。
對年子敏先生舉司法部法醫研究所所認為《忠王自傳原稿》“字跡潦草不甚熟練”，而《諭李昭壽書》則“書寫整齊而老練、筆勢挺而有力”，應“非同一人之手筆所書寫”的看法，羅爾綱則引用孫過庭“合則流媚，乖則雕疏”的說法，認為李秀成寫自述是在六月酷暑、身陷囚籠、身體受傷、身心疲憊的特殊情況下，以每天7 000字的速度倉促草成，而且是用一支禿筆寫在賬簿上的，所以，“字跡潦草不甚熟練”。而《諭李昭壽書》則在李秀成“連續獲得了決定性的大勝利之後”，春風得意，“以臨池學書的從容功夫去寫的”，再加上又有好紙好筆，所以寫得老練齊整，挺拔有力。
羅先生以用筆八法和書寫環境、書寫工具的不同等方麵著手，認為《忠王自傳原稿》和《諭李昭壽書》同為李秀成親筆書寫，否定了司法部法醫研究所“非同一人之手筆所書寫”的結論，自成一家之言。但該問題仍有進一步探討的餘地。稍有書法知識的人都知道，“永字八法”規定了漢字點劃書寫的一些最基本運筆法則和方法，任何人分析與評說書家寫字的好壞妍醜，當然首先會考慮到這些點劃的運筆規範、功力、風格、神韻等因素，司法部法醫研究所的書法鑒定專家在鑒定《忠王自傳原稿》和《諭李昭壽書》是否同為一人的筆跡時，不可能不鑒別這些最基本點劃的相同或差異。所以，羅先生說他用一種將字的筆畫拆開——恰好符合“書家八法”——來鑒定李秀成筆跡，其方法並無特殊之處。至於唐代孫過庭“合則流媚，乖則雕疏”這一說法的理解和運用，也是需要有一定的前提條件以及有一定的適用範圍的。羅先生說司法部法醫研究所的筆跡鑒定專家“由於不明孫過庭這條……鑒定理論，看見了有‘差異’，就斷定不是同一人的筆跡，《諭李昭壽書》不是忠王的親筆書信”，稍有武斷之嫌。實際上，司法部的書法鑒定專家怎麽會不明白在不同的環境下或運用不同的書寫工具會寫出優劣互差、好壞不等的字？實際上，字的點畫與字的整體架構、字的形似與神似是既對立又統一的關係，要準確地把握這種關係，需要鑒定者有深厚的書法學養及一些專門的筆跡鑒定技術。其實，指導過羅先生的書法家丁雲青就明確說過，《諭李昭壽書》“全文達五百多字，全是一筆一劃得正楷寫成的，並且還寫得‘書寫整齊而老練，筆勢挺秀而有力’，如果沒有十年寒窗的功夫，像這樣的文章和書法是寫不出來的，這能要求於文化程度不高而負軍事重責的忠王麽？”“它不是忠王的親筆”，隻是書手“代筆”[8]。筆者也請教過多位學養深厚的書家，他們仍一致認為《忠王自傳原稿》和《諭李昭壽書》不是同一人的筆跡。
羅先生又從文風與內容方麵，鑒定《諭李昭壽書》為忠王親筆。
第一，忠王喜用疊字，《諭李昭壽書》與《忠王自傳原稿》相同。
經過辛勤統計，羅先生說，現存的《忠王自傳原稿》共33 300餘字，共有66句用了27個不同的疊字，如用“人人”這兩個疊字就有14句。有許多本不需要用疊字的，李秀成卻用了，如“屢屢講講”、“悶悶”、“軍軍”。疊字表現出一個人的口語習慣。按《諭李昭壽書》全文隻有573字，就有6句用了6個不同的疊字。
第二，《諭李昭壽書》用的虛字所表達的文義與《忠王自傳原稿》相同。
李秀成讀書無多，有時用虛字欠準確。茲對照《諭李昭壽書》與《忠王自傳原稿》所用“之”、“乎”、“者”、“也”、“否”、“矣”等虛字的神氣兩者相同，欠佳的地方兩者也相同。
第三，《諭李昭壽書》用字、用詞有與《忠王自傳原稿》相同的地方。
用字、用詞屬於修辭，從中可以看出一個人的文風。如“晾”、“速”兩個字，和“愛將”、“誅之”、“思之”三個辭，忠王在《忠王自傳原稿》和《諭李昭壽書》中都同用。
第四，客家人用“爾”作為第二人稱他詞。作為客家人，李秀成在《忠王自傳原稿》和《諭李昭壽書》中均多用“爾”字，且語氣也相同。
第五，《諭李昭壽書》中用有廣西潯州、梧州方言，如“包荒”、“反骨”等。
第六，《諭李昭壽書》文筆有些地方欠通。
第七，《諭李昭壽書》不是他人所能代筆，隻有忠王本人對李昭壽才寫得出這充滿熱情、愛憎分明、動人心弦的信。
羅先生根據上述七項內容的分析，得出了《諭李昭壽書》確是忠王親筆書寫的結論。但是，筆者認為，根據上述七項內容，說《諭李昭壽書》出於忠王口授或者由忠王撰擬底稿是可以的成立的，而說出於忠王的“親筆書寫”，則仍顯牽強。
由於《諭李昭壽書》事實上還不能確定是忠王親筆，羅先生提出的“根據《李秀成自述原稿》去鑒定出了《諭李昭壽書》是李秀成的親筆書信，反過來也同樣可以用《諭李昭壽書》來證明《李秀成自述原稿》確是李秀成的親筆自述。《諭李昭壽書》與《李秀成自述原稿》可以發生互相證明的作用”；並認為由於《諭李昭壽書》是忠王親筆得以確定——“又得到了一個證明《李秀成自述原稿》的真實性的強有力的證據”的看法，均是值得進一步推敲的。
綜上所述，羅先生花了巨大的精力和熱情研究《李秀成自述》的真偽問題，認定了《李秀成自述》確為忠王親筆真跡，作出了重要的學術貢獻。從筆跡鑒定上，他用《忠王答辯手卷》這一標準鑒定出自述出於忠王親筆；從內容方麵也雄辯地證明了自述是忠王所書。但羅先生定《諭李昭壽書》為忠王親筆再用之來鑒定《李秀成自述》是否也為忠王親筆，是需要斟酌和討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