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以下視頻提到的時間有誤。維基（Wikipedia）標注的日期應為1967年8月29日，也就是“互毆”發生在火燒英代辦之後，而不是之前。
“29 August 1967 - Armed Chinese diplomats attack British police guarding the Chinese Legation in London. ”
1967年8月11日，也就是在北京的紅衛兵8月22日火燒英國駐中國代辦處之前，中國駐倫敦外交人員，手握紅寶書，在偉大領袖毛主席庇護下，同英帝國主義的警察及反動勢力作堅決的鬥爭！811殷鑒不遠，英方不要好了傷疤忘了痛，歡迎戰狼到白金漢宮搞裝修。 pic.twitter.com/HUkHgu4Ftf
— 凡穀穀 (@gugufan1) December 6, 2019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中國的外交工作和其他各方麵方工作一樣，受到極左思潮日趨嚴重的幹擾和衝擊。中國駐外大使、參讚幾乎全部奉調回國參加政治運動，許多人受到批鬥，駐外使館的工作不能正常進行。在這段時間裏，中國同已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個國家中的近30個國家發生了外交糾紛，其中不少是由於中方外交方麵處理不當而引起的。駐若幹國家的大使館受到衝擊，同一些國家的外交關係甚至惡化到降級或斷交的嚴重地步。
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在對外宣傳方麵，不顧內外有別的原則，把“宣傳毛澤東思想”作為對外活動的主要任務，屢屢發生唯我獨革、強加於人的錯誤。在對外交往中，多次發生不顧國際交往的常規，行動粗暴過火的錯誤。特別是1967年夏天，北京連續發生所謂“三砸一燒”的嚴重涉外事件，造成我國與各國關係緊張的局麵，使我國的國際形象受到極大的損害，外事工作陷入困境。“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是其中最為嚴重、影響最大的一次事件。
6月13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判決印度駐華大使館二等秘書魯冠南間諜罪，驅逐出境，宣布印度大使館三等秘書維傑為不受歡迎的人，限其3天內離開我國國境。6月17日，中國外交部就印度政府策劃的襲擊中國駐印度大使館的暴行，向印度政府提出嚴重警告和最強烈抗議。6月18日，以北京大中學校紅衛兵為主的群眾砸了印度駐華大使館。
6月26日，韓念龍副外長召見緬甸駐華大使，強烈抗議緬甸政府唆使暴徒連續襲擊我國使館，殺害我專家，迫害我僑胞。6月30日，北京各界群眾40萬人到緬甸駐華大使館示威遊行。7月1日，中國外交部向緬甸駐華大使館轉交中國政府備忘錄，嚴正拒絕緬甸政府在6月29日備忘錄中提出的要求中國政府阻止中國人民抗議緬甸反華暴行的示威遊行的要求，並再次要求緬甸政府立即撤除緬甸軍隊對中國大使館和華僑居住區的包圍。到7月3日為止，到緬甸駐華大使館示威遊行、抗議的群眾累計超過100萬人。3日下午，北京造反派群眾組織在故宮午門召開了十萬人的抗緬大會，聲討緬甸政府。會後大批群眾湧向緬甸駐華使館，砸了大使館的一些設施。
8月20日，外交部就“香港抗暴鬥爭”向英國駐華代辦處發出照會：“最強烈抗議港英瘋狂迫害香港愛國新聞事業。港英當局必須在48小時內撤銷對香港《夜報》、《田豐報》、《新午報》的停刊令，無罪釋放19名香港愛國新聞工作者和三家報紙的34名工作人員。”當天，由謝富治主持在工人體育場召開了數萬人參加的聲援聲討大會。
“反帝反修聯絡站”決定在英國代辦處門前召開“聲討大會”。周恩來聞訊後，緊急召見“反帝反修聯絡站”負責人，勸說他們不要這樣做，雙方一直爭執到深夜，周恩來在得到保證不進入代辦處的允諾後才離去。
8月22日晚，“反帝反修聯絡站”組織數萬群眾在英國代辦處門前召開“首都無產階級革命派憤怒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會後以英方逾期不答複最後通牒為由，大批造反派和群眾不顧警衛戰士的阻攔，衝進英國代辦處，放火燒毀了辦公樓和汽車。
北京外語學院紅衛兵率先突入西牆。22時40分，大批群眾組織衝擊代辦處正門；10分鍾後，一些高校紅衛兵又越過北牆。不多時，從三麵進入英代辦處院內的群眾已達數百人。
造反派突入代辦處東、西兩院後即開始點火，頃刻間，烈焰升騰，東院的門窗、地板、汽車房、油庫及7輛汽車均被大火呑噬；西院樓內3個臥室、檔案室及2輛汽車也都被燒毀。北京衛戍區的戰士們奮力撲救，同時將代辦處的十餘名官員從烈火中救出，其中英國駐華臨時代辦唐納德·霍布森。
據英國《每日電訊報》記者克萊爾·霍林沃思報道：
“代辦處外，中國軍隊站成一排，仿佛要阻止街上那些高呼著侮辱性口號的人，以保護裏麵的外交人員。示威者在樹上架起了高音喇叭，還舉著強烈排外的標語。天色漸晚，一個紅衛兵組織架起了探照燈。另一個組織領著人群唱起了革命歌曲。大約晚上10點半左右，紅衛兵擁進了代辦處——戰士們讓開了道。他們先燒著了停靠在遊泳池附近的汽車，然後衝入大樓，砸壞窗戶，搗毀室內設備，並用自帶的汽油在代辦處內放火。”“英國臨時代辦唐納德．霍布森和工作人員一起躲進了保險庫，這是入口處左邊大樓裏用來存放檔案和密碼的一間地下室。但他們又被紅衛兵從迎風口灌進的煙熏了出來。”
後來唐納德·霍布森在給他夫人的信中說：
“我打開門先走出來，其他人隨我之後，院子裏大約有5000人。我立刻遭到一頓毒打，任何可以觸及我的人都用他們手中不同的武器打我。婦女們發瘋似的撲過來，想用棍棒將我打倒。他們抓住我的頭發拖我，揪住我的領帶勒我。”“我的頭上遭到重擊的地方鮮血直流，被打得昏昏沉沉。……”
克萊爾·霍林沃思還寫道：
“代辦處的幾位女士想到對麵阿爾巴尼亞大使館避難，但遭到拒絕，被關在鐵門外。阿爾巴尼亞人還用嘲笑的目光看著她們受淩辱。然而，有兩位姑娘在芬蘭大使館受到保護。全體代辦處工作人員不僅遭唾挨踢，還被迫向毛主席像鞠躬。更令人發指的是，一位外交官告訴我，暴徒中竟然還有英國人。其中一個領頭的還穿著精製翻毛皮鞋在女王像上亂踏。”
美國友好人士韓丁(William Hinton)在周恩來的支持下，於1971年夏天訪問了清華大學，他親自訪問了清華大學的許多幹部、教師、學生，根據大量的訪問記錄，寫成了一部紀實性的著作：《百日戰爭——清華大學的文化革命》。其中有親身參與了“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的一些造反派的回憶，在洗劫英國代辦處中扮演主角的是“414”而不是“團派”，因為這個事件中主要負責的群眾組織外交部的“反帝反修聯絡站”不是“天派”而是“地派”的，清華“414”也是“地派”的。“反帝反修聯絡站”的成員都是一些緊跟王力的左傾幹部，並且得到外語學院幾千名學生造反派的支持。他們堅決反對陳毅，主張讓從雅加達回國的代辦姚登山主管外事工作。姚登山向英國代辦處發了一份最後通牒，要求港英當局在48小時之內釋放被捕的中國新聞工作者，否則就必須對一切後果負責。在通牒規定的限期要達到的那一天，清華“414”接到電話，要他們動員起來，到英國代辦處前去示威。廣播喇叭一喊，全體“414”的擁護者集合開會，一個“反帝反修聯絡站”的幹部對他們說：“今天我們要去向英國人顯示我們的力量，經過文化大革命鍛煉的我們造反派不是好惹的！文化大革命期間英國人非法竊取了許多情報。如果他們不按時答複，我們就要全力予以報複。帶上改椎、鉗子，我們到那兒要打開他們的檔案櫃。大家要穿深色的衣服，他們可能會向我們射擊，不要給他們明顯的目標。所有能說英語的人到前邊來。帶上電筒。”
發言者隨後打開一張地圖，指出代辦處的位置，以及電源閘盒、水管、水箱的位置。
“我們都很興奮，”高衡慶(音)說：“我們出動了一個龐大的隊伍進城，後來還覺得不夠，又派出了一些人。我們的隊伍幫助包圍了英國代辦處。開始是守紀律的，我們整齊地一排排坐下，遵照總理規定的五條，他說，我們可以寫抗議書、集會等，但絕對不許衝擊代辦處。
“我們的抗議大會於晚上9點開始，通過高音喇叭，我們憤怒地譴責英國人在香港的暴行。‘你們將何去何從？’我們一遍又一遍地問。10點鍾，通牒限期到了，該怎麽辦呢？我們隻知道要向他們顯示力量！那時，解放軍圍繞著代辦處。總理曾經說過我們不能衝擊，我去問該怎麽辦，我得到的答複是：雖然總理是那麽說了，但是群眾要采取革命行動，誰能阻擋得了？
“實際上，那些妄圖打倒總理的人，早就策劃了這次衝擊，‘反帝反修聯絡站’的活躍分子拿著喇叭跑上來，有些人跳起來向代辦處大樓的牆上扔墨水瓶，這是佯攻。當前麵飛舞墨水瓶時，其他的人從後麵設法進入了代辦處大樓，他們開始把椅子、沙發從窗戶裏向外扔，我們身後的喇叭鼓動我們行動起來。我們衝向解放軍的防線，喊著：‘閃開，讓我們進去！’解放軍的防線由八層士兵組成，有幾個小夥子想從他們頭上爬過去，但他們摔下來了。士兵的防線終於被衝開了一個缺口，我們衝過去爬柵欄，士兵們把一些人拉下來，但其他人卻過去了。
“11點，我們看見起火了，最初是從代辦處的車庫裏的一筒汽油開始燃燒的，後來大門開了，人們衝進來，汽車也開始燃燒，三輛汽車著了火。消防車來了，但人們不讓他們進來，他們隻得回去了。火勢越來越大，消防車又回來了，許多消防員衝過擁擠的人群，接近了大樓。就在火起之時，周總理和江青下了命令，要我們全部停止進攻。但這個指示沒有廣播，我們一直到後來才知道，但我們一知道，馬上就撤離了那個地方。但已經太晚了，我們已經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解放軍的防線讓開路，讓英國人跑進地下室並把他們自己鎖在那裏，但人們破門而入將他們揪了出來。警察過來幹預，他們把英國人帶到街對麵的阿爾巴尼亞大使館，但在穿過街道時，我們的一些人還過去撕他們的衣服。
8月23日的《人民日報》報道：“首都紅衛兵和革命群眾一萬多人昨晚湧到英國駐華代辦處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在門前舉行了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並激於義憤，對英國駐華代辦處采取了強烈的行動。”
文革：中國外交人員與英國警察互毆原因
鳳凰網曆史綜合
http://news.ifeng.com/history/1/midang/200812/1210_2664_915059.shtml
林夕：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結束的，文革也將以文革的方式繼續
曾經聽見過有人議論，中國的文革會不會再一次發生，很多人說，那是絕不會的，也有的人認為，文革離我們已經非常遙遠了，預計以後更多的人，對文革將隻有一個“十年艱辛探索”的零星印象。
我很想對這些輕飄飄的話送上幾句冷嘲。但今天既沒法冷，也沒法嘲，我隻能輕輕地說，強迫我們遺忘文革，並且我們果然遺忘了文革，也許這就是正在發生著的又一場文革。
如果僅僅把文革理解為一場紅衛兵造反運動，這樣的理解就未免流於表麵。文革絕不隻是紅衛兵的奪權運動，也絕不隻是毛的權力遊戲。
絕不是。
它比這個要豐富得多，它是一種奇怪的革命理論在邏輯上所達到的巔峰狀態，這種巔峰狀態，就是對社會的全麵破壞和淩辱，對文化的全麵否定和摧毀，對人性尊嚴的全麵敵視和仇恨。
它與一切美好的東西勢不兩立，與一切人的尊嚴和權利勢不兩立，與一切文化和由文化所建立起來的精神家園勢不兩立。
一個人，如果對自我有著美好期待，渴望自己不斷地走向人道、慈悲、高貴、超越的人，在他的回憶活動中，一定會非常認真地反思，與這些理想相背離的妄念和行為，非常痛心地懺悔他的一切過失和罪惡。 因為，回憶罪惡就是對罪惡的清算和清洗。
一個國家，同樣如此。沒有對罪惡進行係統的清算，這個國家隻會永遠深陷在它過去的罪惡之中，隻會沿著這種罪惡的慣性無可自控地，繼續滑向罪惡的深淵。
那麽請回憶一下吧，可憐的中國人。
回憶一下那天早晨，我們突然被一個紅色的袖套，套住了手臂，捆住了頭腦，同時被告知，我們從此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激情歲月，從此也就擁有了做一切想做的事情的權力。
回憶一下那個夜晚，那個有星星有月亮的夜晚，我們無端地衝進一個平民百姓的家，將一位善良的少婦拉出被窩，逼她交代她自己也無法弄清的罪過，直到把她打死在如水的月光下。
回憶一下北京的深宅大院，就是在這樣的大院裏，所有的紅衛兵都在對著一位上了年紀的老人的光頭吐唾沫。
那麽多的唾沫，從光光的額頭上往下流，流到他的眼睛裏，流到他的鼻子上，流到他的嘴巴裏。這位老人則像一座雕塑那樣僵立在那裏，既不能揩一下額頭，也不能說一句話。
他隻能以巨大的恐懼戰戰兢兢地僵立在那裏，不知道下一刻將有什麽樣的淩辱降臨到這個可憐的額頭。
回憶一下吧，所有曾經做過錯事，或者自以為沒有做過錯事的中國人，回憶一下上海的那個臨街的窗口，和那個窗口上所垂掛的兩具遺體，當代最有骨氣的文化人和最傑出的文學翻譯家，與他的妻子一道，用這兩具聖潔的遺體，表達他們對於一個野蠻民族的失望與控訴。
而在相隔不遠的另一所寓所裏，當代最傑出的女鋼琴家，跟她的母親和弟弟一起，告別了那一片鋪天蓋地的喧囂，從容地走上了一條寧靜的死亡之穀。
在創造罪惡並承受罪惡上，中國這個民族確實有過人的智能和才華。
如果說，還有什麽中國智能是超過中國人創造罪惡並承受罪惡天賦的，那麽隻能是在創造罪惡以後死不認賬上，在遺忘罪惡和開脫罪惡上。
中國人的集體敘事從來就是掩過取功，中國人的集體記憶從來就是掩惡取善。
然而，掩蓋了過錯的功，還能是功麽？掩蓋了罪惡的善，那還叫善嗎？
有意用一種功來掩蓋過錯，用一種善來掩蓋罪惡，這本身就是罪過吧。
所以我想著，至少文革曆史可以成為例外，因為它遠沒有成為曆史，它一點也不需要考索。它就是我們的經驗，就是我們的切身體驗，是我們用自己的血肉之軀所造出並承受的現實苦難。
然而，我錯了。
才過了區區五十二年啊，就有人試圖把一場關乎十四億人的榮譽與尊嚴、關乎整個民族的前途與命運的浩浩漫漫的混亂和屠殺，掩蓋並且抹去。
正如我們所知，這場掩蓋與抹去的計劃執行得相當成功，相當持久。它的成功而持久甚至絕不亞於當初的展開與發動。
為了更好地配合掩蓋，為了更有效地從生活的深處將它抹去，我們不能談論它，不能研究它，不能描述它的罪行，不能控訴它對人的蹂躪和淩辱，不能對它進行反思和批判。我們希望它發生的時候，它果然就發生了。
我們需要遺忘它的時候，我們果然就遺忘了。
是的，如果僅僅把文革理解為一場已經終結的紅衛兵造反運動，這樣的理解就未免太天真。
文革以文革的方式結束，文革也將以文革的方式繼續，無法真正終結。不僅是因為還有人為文革招魂，有人希望抹殺我們民族對那個時代的記憶，還在於我們就是在這個記憶中成長起來的。
不論是文革的陰影還是文革對我們思維方式的影響，都證明文革並沒有完全結束。
文革所留給我們的，也不隻是一大堆冤案，一大堆無辜的屍骨，一大堆人格淩辱與創傷，文革還留給我們以靈魂的黑暗。
2018年07月03日
眾人合唱習大大：習大大，習大大，我們人人熱愛他；習大大，習大大，世界人民擁護他；習大大，習大大，文韜武略有才華......真心聽不下去了，你就說他要稱帝，我都相信天安門廣場會萬民跪拜，山呼萬歲！ pic.twitter.com/a7SBhiGyJ5
— 冷山 (@goodrick8964) July 4, 2019
【毛、習地位等同了?】
— 自由亞洲電台 (@RFA_Chinese) September 16, 2019
中國大陸推行個人崇拜不斷升級，農村裏的宣傳標語也不斷更新，有村委掛出如此標語:
“要像擁戴敬愛偉大領袖毛主席一樣擁戴敬愛人民領袖習近平總書記。” pic.twitter.com/dzzCAg7F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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