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和我的交往：痛定思痛，改弦更張
一轉眼，趙紫陽同誌百年誕辰了。作為他的老下級、老朋友，在現在的情況下，不說話紀念他，從良心上是說不過去的。他和我歲數相差不大。我們這輩人，經曆得太多了，教訓也太多了。最大的教訓是，什麽時候也不能丟掉獨立思考，要堅持實事求是。紀念他，也是紀念我們經曆過的那段曆史。
我已經96歲了，寫東西有困難，但我可以講。這篇紀念文章就是我講出來的。
廣東初識
趙紫陽是在1951年來到廣東工作的，最初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農村工作部部長，後任秘書長、副書記。當時華南分局的書記是葉劍英，後來是陶鑄，管廣東、廣西兩省。1955年華南分局撤銷，改設中共廣東省委，陶鑄任省委書記，紫陽任副書記，分管農業。他一直主持廣東全麵工作，但仍然用主要精力抓農業，所以主要的時間和精力是農村工作。
1956年9月，我從馬列學院（現為中共中央黨校）畢業，到新華社廣東分社任社長，從此與紫陽有了較多的接觸。
紫陽說，他過去很左，確實。在反右派、公社化、大躍進、反右傾、農村社教等等極左性質的運動中，他並不消極。1959年反右傾，錯誤地把我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時，他也沒有能公正地站出來講一句保護我的話。
但是，比較而言，那時紫陽的獨立思考比陶鑄更多。在處理“逃港”問題上，陶鑄主張壓製，紫陽則要求疏導。不少問題處理上，他比陶鑄求實而溫和。“文革”十年，他的人品覺悟有了大的升華。1966年末，廣州越秀山十萬人批鬥趙紫陽大會。我老伴坐在現場前排。造反派逼他自己喊“打倒三反分子趙紫陽”的口號，他拒絕喊。造反派退一步要他喊“打倒走資派趙紫陽”，他仍拒絕喊，最後他隻喊一句“打倒趙紫陽”。就是說我趙紫陽作為個人，可以打倒。但絕不承認自己是什麽“三反分子”或“走資派”。“文革”中被批鬥的省委第一書記二十七八個，像紫陽這樣連個“走資派”罪名也不承認的，恐絕無僅有，隻此一例。一時傳為國內佳話。
1975年，紫陽調到四川任第一書記，1977年，我也調回北京新華總社。本來以為天各一方，不成想，我們很快就又在北京見麵了。
80年代的深交
1978年2月，趙紫陽擔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後，來北京的機會多了。那時我在新華社任國內部黨組成員、國內部主任。他每次從四川來京，就要給我電話，到中南海他的住處去聊聊天。
紫陽住在中南海一個大房子裏，很闊氣。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天花板和普通的不一樣。一般的天花板是平的，但那個天花板是凹進去的，有好幾個燈。我跟紫陽說：“咱們還沒見過這樣的房子。”說明中央那時候已經非常看重他了。
當時，新華社國內部主任掌管了整個國家的信息，國內部每天出20種內部材料，還有特刊等；國內部有專門的內參組，有16個人的編製，是國內部裏最大、最強的編輯組。內部材料的量很大，每天都是一大迭，我自己都看不過來。內部材料一般都是直接發出，不需要經過社長穆青的審查，最多隻需經過我的閱覽。所以新華社的內部參考非常活躍。當時我們的原則就是，隻要你寫的情況基本屬實，不必對是非負責任。因此新華社內部參考在曆史上是有很大功勞的。
紫陽很注意了解信息。他和我聊天，也是一種了解信息的方式。
1978年，萬裏在安徽搞包產到戶，四川也搞包產到戶。六十年代紫陽在廣東清遠縣就搞了類似的包產到戶，我也去過那裏。安徽和四川基本上是同時搞的。四川不比安徽落後，四川也不是參考了安徽後才搞的，因為紫陽早有這個想法了，所以四川的包產到戶開始得很早。但現在的宣傳給人們留下一個印象，即在包產到戶中，萬裏第一，趙紫陽第二，甚至不提他。事實上四川和安徽是一塊起來的。
那段時間，每次談話，基本上都是圍繞著推動包產到戶這個話題來的。他說：老杜，我們一輩子的努力目標，不就是讓老百姓吃上飯嗎？我們幹了這麽多年，都幹了什麽呀！老百姓依然餓肚子。現在，可不能給老百姓的積極性潑冷水啊。
像這樣的談話，推心置腹。他任總理前，我們還有一次談話。麵對著已經動起來的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紫陽很清醒。他跟我說：並不是我們黨的領導有多高明，中國改革開放所有好的主意都不是我們出的，好的東西，包括包產到戶、真理標準討論、特區，都是老百姓創造的。我們隻是注意收集整理材料、總結經驗教訓、推廣成功經驗，共產黨的功勞就是這一點。這個觀點在他腦袋裏是根深蒂固的。他能有這個覺悟，足見他非常優秀。
1979年9月，十一屆四中全會上，紫陽被增補為政治局常委，中央要重用他了，他在北京的時間也多了一些。我們這一段時間接觸頻繁。1980年4月，他就擔任了副總理；9月，他就接任華國鋒任總理。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又任中央副主席。
紫陽成為中央領導核心了，我們見麵的機會就很少了。黨內的規矩，我和他隻是工作關係，自然就疏遠了，我也不再隨便跑到他那裏。他有事找我的話，要經過書記處。書記處裏分管意識形態的是鄧力群、胡喬木，後來是胡啟立。我要經過他們才能去見他，而他也就不會找我了。但也常見麵，都是在正式的會議上。比如在紫光閣召開的國務院各部長會議上。這會議每兩三個禮拜開一次，有二三十個部長參加，他每次都坐老位置，我每次都坐在第二或第三排。我們就隻是握握手，打打招呼而已。
看見分歧
1982年，我擔任《光明日報》總編輯，雖然仍然堅持宣傳改革開放，推動知識分子落實政策，但在意識形態上，是遵從鄧力群和胡喬木的。我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是衷心擁護的，對他也產生了新的迷信，並認為鄧力群和胡喬木是忠實地執行了他的“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方針。
1983年10月，由鄧力群和胡喬木發動的“清除精神汙染”運動，我是緊跟的。在中央，這場運動遭到胡耀邦和趙紫陽的聯手抵製，搞了28天匆匆收場。那時，紫陽對我這個老部下是不滿意的，這是我和紫陽共同的老朋友蕭洪達後來告訴我的。
1987年1月，胡耀邦被迫辭職後，中央召開了批判他的“生活會”，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又開始喧囂塵上。在這個大背景下，1987年3月，國家新聞出版署成立，我擔任第一任署長。
政治大背景是左的、保守的、反動的，出版署的成立，當然不是為了實現民主法製，而是為了加緊控製。以前是中宣部獨家管理意識形態和宣傳，但中宣部是黨內係統，發號施令可以，但得有人去執行，這就關乎到政府係統了。出版署成立後，政府就有了一套執行係統，可以名正言順地控製媒體，控製新聞出版。當時的宣傳部長王忍之跟我說：“老杜，咱們兩家聯合起來，你是政府，我是黨委。咱們為了統一起見，我當宣傳部長，你當第一副部長，這不是能更好地從組織上聯合起來嗎？”說得再明白不過了。
那時，一些人認為，我能當署長，是沾了紫陽這位老首長的光。這是大錯特錯了。我能當這個署長與我跟著鄧力群、胡喬木跑有關係，跟紫陽一點關係都沒有。實情是，紫陽反對成立這樣的機構，隻是不好明說罷了。
出版署剛成立時，紫陽沒有找我談過話，找我談的是胡啟立、胡喬木、鄧力群。鄧力群和胡喬木的思想一貫很左，他們在意識形態和媒體管理方麵有一套係統而嚴厲的理論，因為當時我的政治思想比較左，跟得緊。他們跟我談話，講署長的使命和責任，我還接受了他們的思路。
為了爭取出版署的機構設置，我倒找過紫陽。這次私人談話，我看出他對出版署成立的態度並不積極。我說：新聞出版署本部有260個編製，下麵直屬的出版社有36個，合起來有13000人。既然要成立新聞出版署，我的權力隻能管這36個出版單位，那各個省市怎麽辦呢？應該也成立新聞出版局。紫陽同意了。
但是他當總書記後，意見就變了。他主張各省市的出版局不要單設，放在各自的文化廳裏就可以了。到後來才不得不同意設省新聞出版局（廳）這個機構，但不同意下麵地委一級設置這個機構。這樣，出版署在地委這個層麵就沒了“腿”。我又去找紫陽，要求在地委一級也有“腿”。紫陽說：“老杜，不要搞了吧，到省和市就可以了。”紫陽對新聞出版署的成立，搞這麽多“腿”，層層把新聞出版控製起來，內心是不讚成的。我覺察到他不積極，而鄧力群和胡喬木就很積極，找我談過多次話。
我當了署長不久，就到中央黨校作了一次報告，內容基本是鄧小平和鄧力群的講話，以及對胡耀邦的批評。我講了兩個鍾頭，覺得講得很好，但台下的兩百多人反應非常冷淡，我感到莫名其妙。講完了以後，有三四個人陪我吃了頓飯。我說：我傳達的都是鄧小平、鄧力群的講話和耀邦的錯誤嘛。他們就不以為然，他們不同意這個觀點。
這時，我才深感中央高層內部的分歧。但紫陽並不跟我說。這是黨內的規矩，他說了會影響他的老朋友、老下級。他不方便透露，我又不了解，所以就糊裏胡塗地作了那個報告。
跟上紫陽
1987年紫陽“五一三講話”後，掌控了全局，把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局麵給扭轉過來，繼續推進改革開放。這個時候，他覺得要給我這個老部下打打招呼了。
7月18日，紫陽要我和姚錫華（時任《光明日報》總編輯，也是他的老部下）去見他。這次算是私人談話，紫陽也說得很開。他說：改革，乃大勢所趨，不可逆轉。誰改誰好。我們再不改革製度，大力發展經濟，大力改善人民生活，人民還會擁護我們嗎？所以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是對的！非改不可！改，必須，但改到那兒去？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改，有個領導權問題。領導權，在我黨。人民盼改革，怕我們改革的政策變，我們改革阻力在掌權的領導幹部，他們老怕改革“越規”。
關於意識形態管理，他說了一大段意見：“我的看法是對自由化思想，要特別考慮知識分子中的中間人士人心的向背。我們黨在這類問題上多少年的失誤，造成他們一種不正常的心理：你支持我反對，你反對我支持。所以我們的政治形勢應寬和、和諧。弦不要繃緊了！越緊，知識分子中間群眾愈脫離我們！”
“這牽涉到報刊、輿論的管理。我們黨與國家，隻整兩類：一，煽動群眾不滿黨不滿社會主義的；二，毒害群眾，煽動打砸搶和淫穢的。其他的，不以為然，管多了不好。我的意思，國家對出版對輿論的管理思維是：該管死的管死，其他的放開，睜一眼閉一眼！把管死與放開的關係處理好。現在要點是放開！另外，什麽叫淫穢？要把它與封建主義的東西區別開。”
談話中，他還說到胡喬木、鄧力群、熊複。他說：小平同誌也說，胡、鄧在黨內是讀馬列書最多的同誌，但“左”，跟不上形勢。熊複在涿縣會議上的講話很不好。粉碎“四人幫”後，他是堅持“兩個凡是”的骨幹人物。還提到北京市委的徐惟誠。這個同誌在“文革”中很活躍，是姚文元重用的一個筆杆子，這次反自由化，他說了許多話，與“文革”時說的一樣。小平同誌也說，這幾個人左，但老左，阻礙改革。這些人還是要用，但分工要變變。李錫銘要徐惟誠這個市委副書記管意識形態，很不恰當，我已明令讓徐惟誠分工管別的，以後管財貿了。
紫陽轉而對我們說：“有人反映你們倆跟鄧力群、胡喬木跟得緊了，你們對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汙染比較積極，這不好。有人甚至說你們有點整人。”這是老首長對老部下的嚴厲批評了。我被猛擊一掌後，豁然開朗，開始深切反思過往的曆史。此後，不僅跟上了紫陽的思路，也跟上了曆史前進的步伐。
這次談話後，我跟紫陽的關係，也恢複到1980年前後的狀態。他有時候叫我去談談，大多都是老首長和老部下談話方式。
1987年10月，美國作家索爾茲伯裏(Harrison Salisbury)應新聞出版署的邀請訪問中國，並準備寫一本關於中國新長征的書。11月5日，在我的陪同下，紫陽接見了他，就我國當前改革、開放問題及曆史上的經驗、教訓作了重要談話。這次談話，時間有兩個小時。談話我作了記錄，收錄在我的《趙紫陽還說過什麽》那本書裏了，這裏就不說了。
安排這次談話前，我去找了紫陽。他跟我說：“老杜，你看看我們是否可搞一部新聞法，咱們這麽個大國沒有《新聞法》怎麽行啊？你趕快抓一下這件事”。後來，我主持成立新聞立法研究小組，胡績偉在全國人大也成立了一個新聞法研究小組，算是個半官方組織。《新聞法》書記處討論了許多次，但對於是否允許私人辦報這一條，都沒有通過，大家意見都不一致。後來也就胎死腹中了。
十三大後，紫陽全麵開始主持工作。在老人們看來，讓他接替胡耀邦，是希望他上來以後，糾正胡耀邦右的思想。但他一上來就幹了幾件耀邦搞政治民主時想搞而不敢搞的事，而且動作很大。
第一個動作是，把以鄧力群為首的中央書記處研究室解散了。這個機構是鄧力群“左”的“大本營”，他靠著這個陣地直接控製所有宣傳係統。在紫陽之前，耀邦就想解散它，但受到了阻力。紫陽上台沒幾個月就解散了。讓陳雲、李先念、王震等非常惱火，認為他比胡耀邦還右；胡耀邦是右，他是右上加右，他安的是什麽心？此外，“五一三講話”，也激怒了一些人。
第二個動作是政治體製改革。鄧小平同意搞政治體製後，他雷厲風行，馬上成立政治體製改革研討小組。這樣一來，老人們就更惱火了。他的處境很艱難。在1988年的時候，他跟我有過一次談話，他說：“我這個總書記是怎麽搞的？我才剛剛當了一年多，還沒有搞什麽事情，這些老人們對我就這麽不高興，這麽不喜歡我。後來我想清楚了，這些老人就是希望我上來後能夠糾正耀邦的‘錯誤’，結果我沒有修正，反而發展了他的錯誤。所以他們不高興，看來我不是這塊材料，總書記不好當了。”
1989年那場政治風波中，紫陽試圖扭轉“四二六社論”未成，他多方找老朋友談話，希望找到更好的解決辦法。5月14日，他通知我和蕭洪達去他家。當時天安門廣場形勢異常緊張，他屁股坐不定，電話不斷。我的談話便斷斷續續。我談的要點，一是絕對維護鄧小平這麵旗幟，否則後果不堪設想；二，狠抓反腐敗，高幹帶頭。其餘來不及談，便告辭了。
1989年5月17日，紫陽召開了緊急家庭會議。他對家人說：“我的緩和事態的方案沒有被接受，形勢會很嚴峻。如果矛盾激化，在曆史上是說不過去的。我既然在這個位子上，就不能同意這樣做。但是，這樣做我坐牢也是可能的，一定會牽連你們。你們要有這個思想準備”。紫陽的老伴梁伯琪及孩子們沒有絲毫猶豫，一致表示支持他在這生死榮辱關鍵時刻的曆史性決定。
“六四”後，中共中央幾次派人找紫陽談話。第一次，他的老同事王任重等幾位中央要人奉命出麵。王任重說，隻要你能做出深刻檢查，可以保留政治局委員的職務。紫陽拒絕了。第二次，中央幾位要人說，隻要你表個態，做個檢查，可以保留中央委員的職務。紫陽又拒絕了。這樣，紫陽就被軟禁起來，成了“國家的囚徒”。我和他的聯係，也中斷了。
記錄曆史，留給後人
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發表後，北京政治氣氛稍稍好一些。對紫陽監管也相對鬆弛下來，我才和他恢複了來往。
當時，我迫切有一個想法，為黨為人民、為曆史，紫陽應該有寫出自己經曆的曆史，尤其是他在北京十年的經曆。紫陽作為“六四”事件最重要的當事人的一方，是被告的一方，前幾年那種形勢下，被告是不能說話的，都是另一方麵的聲音，可以說是鋪天蓋地。因此，他作為當事人的重要一方，有責任、有權利，講一講自己的意見、自己的看法、自己知道的情況。
我去看他兩三次後，鄭重其事提出建議。紫陽表示不想寫。我把話說得更重，我說：“紫陽同誌，這不是你個人的問題，你有責任寫。你處在這個位置上，對‘六四’及其前因後果，治黨治國都有自己的心得，有自己的思考，寫出來，留給後人，是你應盡的曆史責任。”當時前中紀委副書記蕭洪達也在場。後來，前國務院秘書長杜星垣、姚錫華也和我們一起勸他寫。紫陽同意了，說：好吧，那你們寫一個提綱，我來回答。
我讓雜誌社研究黨史的徐慶全草擬了一個提綱，我作了調整和補充，擺出幾十個問題，供他參考。紫陽為了準確回憶，曾派秘書去中南海查資料，卻被當局拒絕。這對紫陽的內心傷害很大。
這項工作開始後，我和杜星垣、蕭洪達、姚錫華頻頻去看他，聽他講。當時沒有錄音，由我筆錄。我曾做過記者，有筆錄的習慣。
有一次，我去廣州見廣東前省委書記林若，他也是紫陽的老部下。我跟他咬耳朵說起這件事。林若覺得應該錄音，免得記錄不準確，被人懷疑真假。林若說，他有一台最好的錄音機，讓我交給趙紫陽，那天還給了我十盤錄音帶。那以後，紫陽的談話就開始錄音了。後來杜星垣、姚錫華身體不太好，就不參加了，隻剩下我和蕭洪達兩人繼續錄音，而後蕭洪達身體也不太好了，隻剩下我一人堅持著，陪伴他錄音。
但是，由於政治氣候的時鬆時緊，我和紫陽見麵也常常中斷。有一次，我對他說：“紫陽，反正是你講，我們也不用陪你了，你就自己對著錄音機講吧。”於是以後都是紫陽自己講自己錄音了。
紫陽的談話錄音，我前後複製了三套，趙那裏一套，姚錫華那裏一套，我保留了一套。我們都有了錄音，講得很清楚，邏輯很嚴密，敘述得很有條理。談話中有很多看法是很不錯的，給人很多啟示。一次，我對蕭洪達說，根據這些錄音，整理成文字，馬上就可以出版。當然，那時根本就不可能出版的。
後來一段時間，我們開始整理錄音，在這一點上，姚錫華的夫人舒元璋做了大量工作。《改革曆程》這本書在2009年紫陽誕辰90周年出版了，引起了巨大的轟動。2015年，是紫陽去世十周年，我在徐慶全和女兒杜星的幫助下，係統整理了我的日記，把與紫陽談話的內容摘出來，編輯出版了《趙紫陽還說過什麽》一書。
紫陽是個求實膽大的實幹家，他是從縣委書記，到地委書記，到省委書記，再到副總理、總理，一路幹上來的。過去他讀書不算多，不及胡耀邦。“六四“後有時間了，他開始大量讀書，同時，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曆和豐富經驗，反複思考各種大問題，海闊天空地放膽自由思考。
我也是從他軟禁中幾十次談話，以後多次溫習他的談話中，漸漸地感到這位被人尊敬的老人，晚年思想中確有許多值得人們記取研究的像火花一樣的閃亮觀念。我甚至以為他晚年的政治思想發生了質的飛躍！因此，在我印象中，他不隻是在大是大非關鍵時刻敢於承擔曆史責任的一位偉人，而且他的見解、他的思想，具有大思想家至少是思想大家的深度和水平。
古今中外從無一個完人。紫陽絕不例外。他的想法和見解不一定都對，有的甚至可能是錯誤的，我也不是每一觀點都讚成。但他的想法見解背後都有血淚經驗的支撐，多是深思熟慮的結果。他曾經幾次懇切地對我說：“老杜你知道，我過去也是很左的。現在我是痛定思痛，改弦更張。”
從那以後，每次我想到紫陽，我耳邊就一再回蕩著這八個字：“痛定思痛，改弦更張。”希望這樣的日子我能看到。若我真能看到，我一定寫封“天堂之書”給紫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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