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處北方，由其地理氣候等條件決定，北京人的餐桌上不可能像南方那樣四季常青，但生活在天子腳下，北京人在“吃”的方麵卻絲毫不肯苟且，對食物的選材、做法、品嚐等都十分講究，這在清末民初旗人的飲食生活上體現地更為真切。
“小小的一個吃的問題，上至山珍海味，下至棒子麵餑餑，那股子講究勁，就得寫萬兒八千字還未必能夠描述精致”，這句話來描述旗人對於飲食的態度絲毫不為過。根據《旗族舊俗誌》記載，旗族家庭十分重視吃喝。“早晚兩餐，普通旗家皆吃煮飯一頓，以所關老米，家有餘糧，長期可享用也。每煮飯時，必加酒肉菜蔬，換菜不換飯，菜之佳者，著謂之‘可以下飯’，總期能夠‘順口兒’為止。其他一頓，或餅或麵，掉換新鮮。”每頓飯必備酒肉菜蔬，且對於味佳的菜肴隻能說是可以下飯，可見旗人對於飲食的追求之高。
關於旗人對日常飲食的講究，居住在北京東城四合院裏的胡秀清女士也有相關回憶。北京東城四合院裏的居民主要由清朝的京師八旗後人構成，以殷實人家居多，1913年出生的胡秀清女士的家庭便是其中之一。
關玉芬為胡女士的女兒，其對外祖父的回憶則概括了他對於飲食的要求，即講究。“他不愛說話，講究。他吃素，煙酒不動。吃飯講究，那麽大歲數了，到什麽地方去吃，到什麽地方去買，必須得買那個字號的，我們去給他吃。”麵食是旗人家庭日常主食之一，據胡女士回憶其父親對於吃麵的要求時說道：
“吃打鹵麵還是炸醬麵，還是麻醬麵，好這一桌子都是配這個麵的菜。後來我想起我父親罵我，不是罵大街的那種罵，說你們這是什麽啊這個!吃的這個菜，這叫什麽菜啊，吃麻醬麵就把麻醬這麽一擱，吃，這叫什麽啊。”
打鹵麵、炸醬麵和麻醬麵，由種類的不同而配以不同的菜品來佐食，吃麻醬麵時隻是擱一點麻醬的做法在胡父看來是對食物的糟蹋。此外，胡父對於吃餛飩也有自己的一套講究:
“餛飩，必須使白水煮。這兒還得有一鍋骨頭湯，骨頭湯叫白湯，餛飩使築籬把餛飩撈到碗裏頭，再澆上那湯，不要那油，就要那湯。擱什麽，冬菜、紫菜、蝦皮兒，香菜、韭菜、醬油、醋、胡椒麵，這幾樣，少一樣都不行，擺得熱鬧著呢。”
餛飩和麻醬麵都是北京旗人日常飲食中較為常見的普通食品，但胡父卻有著自己的講究和原則，旗人對於日常飲食的關注與在意由此可見一斑了。“吃餛飩，佐料就多了，少一樣，我的老父親就不吃:‘去買去!’差一樣都不行。事兒多著呢，這滿族人。”
胡女士不經意的一句“事兒多著呢，這滿族人”則可以看出這種對日常飲食精益求精的講究作風並不是某個人的私人習慣，而是旗人這個社會群體共有的特征。除了對一飲一食的講究之外，旗人家庭也十分注重排場。“普通旗家，至清末時，每宴來客，除自備酒飯外，多喜在盒子鋪叫火鍋子，擺在中心，其實固不在吃肉，為排場之好看耳。”
旗族家庭對日常飲食考究重視，對節令飲食更是費盡心思。據《旗族舊俗誌》記載，旗族家庭的年菜種類極多，主要分為七種，即燉肉、肚絲、海帶、炒麵筋、炒醬瓜、打豆兒醬、雞魚凍兒。“以上七種皆為旗家主中饋之善於操作而甚普通者，稍上者則‘圈子’，‘米粉肉’，吃法稍事講究，至小菜則‘海蠶’‘龍須菜’‘芥末墩兒’等等，無不羅臨。若夫貴胃旗族則年菜己上食譜，其精細無類贅說。”
旗族家庭對於飲食的考究也體現在年節餃子的做法上。“旗族家庭以歲首‘吃素’為宜，元旦吃素，謂之可當終年吃素…元旦吃素類為‘素餡餃子’，其餡雖無肉星，而菜料殊多花樣，治餡之手續甚繁，故素餡須先預備……素餡餃子之素餡式樣極多，既略之則有‘白菜’、‘胡蘿卜’、‘香菜’、‘鮮薑丁’、‘麻花’(但用香油炸成的)、‘凍豆腐丁’、‘芝麻粒’、‘黃花’、‘木耳’、‘炸豆腐’，以上為素餡之原料，或切成丁塊，或切成碎末，以白菜為主要原諒了，盛於盆中，白菜居下，其他樣原料按格放列，紅綠相應。拌素餡時調劑以香油，餃子皮亦為白麵質。素餡且拌且包。”
而對於旗族家庭初一要吃素餡餃子的傳統以及旗人素餡餃子的做法，居住在內城的普通居民的後代陳允莊女士也作了細致的回憶。“吃餃子其實挺有講究的，初一要吃素餡……素餡現在很多年沒有人再做了，黃花木耳香菇，原來沒有香菇的時候用鬆蘑，豆腐片兒，胡蘿卜、白菜、菠菜、香菜、芝麻、薑。我得一樣一樣炒，一樣一樣做，我要明兒吃，得從今兒個就開始做，做到晚上去。黃花要怎麽弄啊?黃花這不符順了麽，摘，摘完了磨，跟切韭菜似的磨，磨得特細，完了用刀背剁，這是黃花。木耳香菇呢，就甭說了，切完剁剁完切，這木耳不能拿油編，一編就爆啊，就得編黃花差不多了擱點木耳，編香菇差不多了擱點木耳，勻著得編三樣兒。編豆腐末兒的時候呢，不是都剁碎了麽，要先擱薑編鍋，再擱豆腐片末兒，讓薑味能入到豆腐片末兒裏頭去，然後擱醬油。白菜、菠菜都要燙了，白菜要燙得時間長，菠菜燙得時間短，然後白菜、菠菜，胡蘿卜得編熟了，然後要不擱點玉蘭片，要不擱點藕，剁碎了，再擱點胡椒麵，一共十三樣東西，做這個素餡，你說現在誰做?誰有這耐心做它呀，所以我每年做這素餡都特累。”
由陳女士的回憶，我們可以看出旗族富裕家庭初一素餡餃子的餡料就需要十三樣東西，且每一種食材都需要精工細作，在火候、先後順序、刀工等各方麵都有細致的講究。這種細致講究的飲食生活不僅需要良好的經濟生活條件，更需要充裕的時間來研究、琢磨並製作，而這與清朝旗人的日常生活方式正好契合，因此為旗人所獨有。從陳女士的字裏行間中可以明顯看出，製作這種素餡餡料的繁瑣與勞累，但即使如此勞累，它依然是旗人家庭的飲食傳統，彰顯著旗人對於日常飲食的追求。
另外，旗人嚐餃子也有自己不成文的傳統。“我煮餃子去了，我得讓我媽嚐餃子，我媽怎麽嚐餃子呢?拿一小布碟，咱家的小布碟特別小，放一點醋，擱上那餃子拿手一按，行，這就行了，再拿一(放湯的)小布碗立馬跟著，吃完餃子把這湯給喝了。”
此外，吃餃子也有一套講究，除了對於座位安排有不成文規定外，吃素餡餃子“不能加臘八蒜，不能加臘八醋，隻能吃普通醋，這叫素，特別講究。”對於餃子，從其繁瑣精細的製作工序到嚐餃子時按部就班的步驟再到吃餃子時講究的配料，這一切都生動體現了旗人對於飲食更高層次的追求。
總之，旗人對日常飲食生活的追求是精益求精，十分講究的。以吃餛飩和吃餃子為例，無論是餡料還是湯，無論是具體製作過程還是吃的過程，都有許多門道可講。雖然很繁瑣，雖然很勞累，但是缺一樣都不行。這種講究，直接體現了傳統北京人對於飲食的態度，也體現了他們對於日常生活的態度。
清朝旗人坐領銅銀米糧，每天過著衣食無憂、提籠架鳥的生活，進出酒館茶肆，對日常飲食的追求也是精益求精。民國建立以後，雖然在一段時間內仍保留了旗民的供給製，但是“糧銅依舊，而兵米己無形取消，兵餉又折成票紙，受不兌現之影響，且按月遞推，開放並無準期，”加之物價浮動、米珠薪桂，因此旗人生活一落千丈。
1919年，《北京益世報》的記者梅兔談論八旗生計時，描述等候領取銀糧的旗人時寫道:“該兩署門外，坐者、立者、談話者、搗亂者，千狀百態，亂亂紛紛，不可名狀。衣裳檻褸者有之，而帶有菜色者有之，鵲麵雞形者亦有之。兼有衣裳齊楚，滿麵紅光者，類皆重利蟠剝之流。”
由此可見，隨著清朝覆亡、民國建立，旗人的日常生活也受到嚴重影響，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是，旗人對於飲食的追求卻沒有隨著經濟收入的減少而完全改變。據李青蓮老人回憶，“那時候滿族也就完了，但是滿族那種風俗習慣老也不什麽……到吃飯的時候，一個小碟一個小碟一個小碟，一個裏頭擱那麽一點一點，一點這個一點那個，擺一桌，真是窮講究。”
這種“窮講究”最極致的體現莫過於梅兔先生在《北京益世報》上披露的兩則社會現象了。“自去冬以來，北京方麵，要飯的窮人，較前格外的增多……這事原不足為奇，最可怪的，是東四牌樓逸北，有一個花子，姓王，四十多歲，見人就請安，什麽大叫什麽。湊個七八枚銅元，他不買窩頭、餅子，他倒便宜坊，剁五個子燒鴨子，到酒攤兒上，鬧兩個子燒酒一滋潤，足樂一氣。吃喝完了，再叫人家好聽的去。有知底的，說此公是內務府旗人……”
隨著清朝的覆滅，原來在宮廷當值的一部分旗人經濟來源被切斷，加上素來不務勞作，因此淪為乞丐也在所難免。但即使淪為乞丐也依舊去便宜坊買鴨子吃，可見旗人的飲食傳統十分根深蒂固。而此種現象並不是個例。
據梅兔記載，有一次他在街上遇到一個要飯的，人稱景四奶奶。朋友告訴他，景四奶奶好饞出名，民國建立以後，旗人沒落，自家的家當都被夫妻二人吃光了。於是便四處借錢，有一次景四奶奶給本家跪了半夜，借了一塊錢，卻沒有買雜和麵等主食，而是買了三斤黃花魚吃。
這種淪為乞丐後依舊買鴨買魚吃的生活方式，與其說是旗人對日常飲食的高標準追求，不如說是長久以來旗人對日常飲食精益求精的生活理念及衣食無憂、吃喝享樂的生活狀態對旗人日常生活追求的腐蝕。
當然，對於民國時期的旗人生活不能一概而論。清王朝被推翻後，旗人沒落，很多沒有一技之長且不知上進的旗人將祖上家產揮霍一空，導致門戶敗落，甚至淪為乞丐。
正如1923年出生在北京的馬普東老先生回憶時所說:“民國成立以後，凡是我所了解的，家裏接觸的一般滿族，是普遍地窮，民國以後就沒有收入了，是不是?靠賣東西，家裏都有東西，靠賣點東西維持生活。”
但是也有一些旗人學得一門手藝，自力更生，不僅能勉強維持全家生活，甚至可以有所積蓄。1932年出生於北京的金勵衡的老祖什麽都不幹，就指著吃錢糧，但是到他祖父那一輩，生活便沒有了著落。但是，為了生存，金先生的祖父“什麽全做過啊，擺攤賣白酒，賣過煮餃子，做蓮花兒燈……什麽全會。”
後來，金先生的祖父就在果子市謀生，老本家老親戚都管他們叫果子市存家。“我祖父原來賣鮮果，後來鮮果裏邊呀太黑太亂，就專賣幹果、栗子和棗。我祖父賺錢主要就賺在這栗子上。”
正是由於金勵衡先生祖輩的努力經營，才保障了家族的基本生活。正如金先生回憶自己的成長經曆時所說:“我們家是有點兒，可是我是吃窩頭長大的。那會兒好多人都羨慕我們家，因為我們沒挨過餓，沒吃過混合麵。”
因為滿族人講究吃喝，因此許多家庭對吃食有專門研究，不僅講究吃，且擅長做吃食，因此，賣吃食也成為沒落旗人主要謀生手段之一。1934年出生於北京的李青蓮老人，其姥姥、姥爺是滿族旗人，其謀生手段主要就是做飯、賣飯。
“滿族人會做吃的，您知道，小吃他也會做呀，就做果子幹，山碴糕，什麽溫餑，後來也是賣飯，賣什麽油炸餅，什麽烙餅啊，饅頭啊，窩頭啊，家裏炒好了菜啊，做這個就賣。”“隻能自個兒做點什麽，推著一個車，兩個輪兒的，上頭有個爐子，車上擱著有饅頭，有窩頭，有烙餅，有這菜那菜，要說好一點的燉肉也有，各種炒菜，都是家裏做好的菜，弄得了，我姥爺推起來走…專門賣給誰呢，都是平民百姓，什麽過路的，拉洋車的，他們吃。”
因此，並不是所有旗人家庭沒落以後，生活都十分窮困潦倒，正如關鬆山老人所說的那樣，“總得來說，我這個觀念，就是旗人也不是沒飯吃，也能吃得飽，你要是活動活動就能吃飽，要是老是懶，不幹活兒，就是窮人，吃不飽。”
對於日常飲食的講究與追求，是清後期旗人長期不善勞作、悠閑享樂積澱的結果，也是民國以後旗人生活一落千丈的原因之一。他們在生活中不用勞動，隻領傣銀即可，所以他們的日常生活浮現著悠閑自得的氣質。
也正是這種對日常生活悠閑自得的態度，才使得旗人對日常生活十分講究，尤其是吃，相比較於穿和住，是享受日常生活的最切實、最直接的體驗。對於旗人的飲食生活，老舍先生在《正紅旗下》中的總結十分貼切:“二百多年積下的曆史塵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遣，也忘了自勵。我們創造了一種獨具風格的生活方式:有錢的真講究，沒錢的窮講究。生命就這麽沉浮在有講究的一汪死水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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