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名稱】世界史
【專 題 號】K5
【複印期號】1997年06期
【原文出處】《中南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武漢)1997年02期第86-90頁
【作者簡介】馬曉京，女，1967年生，曆史學碩士，中南民族學院曆史係講師，郵編430074。
| 【內容提要】 |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和英國為爭奪殖民地明爭暗鬥，文章分三階段分析了美英在殖民地問題上的矛盾和鬥爭，敘述了雙方的鬥爭策略和手段，揭露了帝國主義爭奪世界霸權的實質。 |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特別是珍珠港事件後，美英結成了親密的同盟。但是兩個國家在緊密合作的同時，在殖民地問題上的矛盾和鬥爭卻隨著戰爭形勢的變化時隱時現，時緩時激，最後雙方互相都作出了某種讓步，達成妥協。在這場鬥爭中，美國雖然以反殖民主義、支持民族獨立的形象出現，但實際上卻是乘英法等國在戰爭中遭受削弱，德日等國必敗無疑之機，打著反殖民主義，為殖民地謀求獨立的幌子，行力圖控製所有殖民地，為自己謀求戰後世界霸權的新殖民主義之實。
一、美英在殖民地問題上矛盾的最初表現（1939年9月—1942年）
1.美英圍繞《大西洋憲章》中民族自決原則的鬥爭。
1939年9月歐戰爆發之初，美國雖未參戰，但國務院已開始考慮戰後世界安排計劃。1939年12月27日，國務院成立了製定戰後對外政策的專門機構“和平與重建問題委員會”[1]， 後來正式定名為“對外政策谘詢委員會”。1941年初，壟斷資產階級的代言人盧斯在《美國世紀》一文中宣稱：“二十世紀是美國的世紀……是美國作為世界統治力量出現的第一個世紀”，“我們的目標”就是建立美國在世界的統治地位。[2] 這篇文章被公認是美國凱覦戰後世界霸權的宣言書。
但是美國在策劃戰後世界新秩序時，采取的方法和手段極為狡猾和隱蔽。一個重要方法就是打著“不尋求領土擴張”、反對劃分勢力範圍、反對殖民主義、主張殖民地獨立的旗幟。然而，實際情況卻是：在殖民地問題上，美國不僅盯住德日，而且還利用英國在戰時對美國的依賴，緊緊盯住以英國為首的老殖民主義國家。
1941年8月大西洋會議期間，羅斯福對兒子說：“我們應該一開頭就跟英國人講清楚，我們不願意做老好人，被利用來幫助英帝國擺脫危機而事後又被忘得幹幹淨淨。……在這次戰爭中美國幫助英國決不是單單為了它能繼續殘暴地欺壓殖民地人民。”[3]對羅斯福的企圖， 丘吉爾十分清楚。在會議期間，他曾對羅斯福說：“總統先生，我們相信你是在想法毀滅我們大英帝國。”丘吉爾認為直接反映美國這種意圖的就是羅斯福堅持在《大西洋憲章》中寫進民族自決原則。[4]
1941年9月丘吉爾在解釋自決原則的適用範圍時宣布：自決原則隻適用於歐洲被占領土，《大西洋憲章》不適用於印度、緬甸、馬來亞等英國的殖民地。美國針對丘吉爾的解釋，作出完全不同的聲明：“必須保證《大西洋憲章》的原則適用於全世界——所有的海洋和大陸”。[5]
2.美英在印度問題上的矛盾。
美英在殖民地問題上的矛盾和鬥爭，還公開表現在印度問題上。1942年是太平洋戰爭的關鍵之年。在最初幾個月內，日本揮戈南下，勢如破竹。盟國特別擔心日本攻占印度後與德軍會師中東，因此，調動印度人民積極參加抗日至關重要。但是，對於國大黨提出的先答應給予印度戰後獨立地位才支持盟國抗擊日軍的條件，英美意見不一。英國堅持反對印度戰後獨立，隻肯給它自治領地位；美國則積極支持印度的獨立要求。
羅斯福雖然深知丘吉爾在印度問題上的頑固立場，[6]但是， 在1942年3月10日，即日本占領仰光的當天，他還是致信丘吉爾，建議英國參照1783—1789年《聯邦憲法》下十三州的情況，在印度采取類似做法，先成立一個臨時政府，準備五六年後，再成立永久政府。
對羅斯福的建議，丘吉爾沒有回信。然而，丘吉爾也不能不對羅斯福的建議作出反應，他在3月11日決定派克裏普斯使團到印度。英國授命克裏普斯答應在戰爭結束後，英國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建立印度聯邦，給予它自治領地位。……但在戰時，對印度的統治不作任何變更，印度各政黨應幫助政府作戰，全部防務責任由英國政府擔任。[7] 在英印談判時，由於英國不同意在戰爭結束前建立由印度各領袖組成的國民政府，隻向印度提供了一個被甘地稱為“一張遠期支票”的諾言，因此國大黨拒絕了英國的建議，英印談判陷入僵局。
美國對克裏普斯使團的行動十分關注。在英印談判開始時，羅斯福派前陸軍部長助理約翰遜到印度，希望通過對克裏普斯施加壓力，讓印度立即實行獨立，至少是預備性的。英印談判陷入僵局後，羅斯福又於4月11日致信丘吉爾，希望談判成功，並建議他采取果斷行動，參照美國《聯邦條例》成立政府的形式解決印度問題，同意印度將來獨立。丘吉爾拒絕了羅斯福的建議。他認為“在日寇當前的關鍵時刻，用這種方式重新引起關於印度憲法問題的爭論的任何嚐試，都隻會使英美之間的嚴重分歧愈加顯得突出，因而對共同事業不利。這樣做不但遠遠不會有助於印度的防務，而且還會使這方麵的工作無法進行。”[8]
在日本進攻印度的危險未解除時，美國因為擔心過多幹預印度問題不利於英美齊心協力共同抗日，因此，羅斯福沒有對英國施加太大的壓力，也不願意公開出麵幹預印度問題。當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采取守勢，進攻印度的危險減小時，印度的政治危機也隨著緩和下來。羅斯福完全明白丘吉爾在印度問題上的頑固立場，以致1943年11月德黑蘭會議時，在與斯大林的首次會晤中就說：“最好不要同丘吉爾談印度問題”，因為“丘吉爾對印度問題還絲毫未予考慮，他想把這個問題留到戰爭結束時再說。”[9]
二、美英圍繞國際托管製的鬥爭（1943—1945年2月）
1.美英圍繞《民族獨立宣言》的鬥爭。
1943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轉折之年。從這年開始，美英日益關注戰後安排問題，對戰後如何處理殖民地，兩國圍繞著國際托管製產生了尖銳的矛盾。
英國為了在戰後殖民地問題上爭取主動，促使美國接受自己的主張，於1943年2月4日向美國正式提議由兩國就戰後殖民地政策發表聯合宣言，並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它的主要內容是：成立區域性的國際地區組織以開展國際合作。宗主國獨負其責管理地區組織內的殖民地，“指導發展殖民地人民的社會、經濟、政治機構直到他們能夠執行政府職能並對己對人不構成危險時為止，這一任務是宗主國的神聖責任”，他國不得幹涉。[10]
美國接到英國的建議後，國務院就把在1942年年底秘密草擬並得到總統批準的兩份文件《大西洋憲章和民族獨立》、《對非自治人民實行國際托管》加以修改，最後綜合成《民族獨立宣言》。宣言的實質是打著號召殖民地獨立的旗幟，通過成立所謂的為殖民地獨立作準備的國際托管機構，將美國的影響滲進包括英國在內的所有國家的殖民地。
由於《民族獨立宣言》“在內容和形式上”都與英國的方案不同，它遭到了英國的猛烈批評。1943年5月26日，艾登正式把四點反對意見交給美駐英國大使威納特時表示，雖然英國希望兩國就殖民地政策達成協議，但機會看來很小。
美國國務院根據英國四點反對意見對《宣言》作了很大的修改，把它改名為《關於附屬地管理的宣言》，去掉了最令英國反感的“獨立”，不再強調殖民地的最終目標是獨立，更沒有提要製定一個獨立時間表。[11]《民族獨立宣言》雖然流產了，但是美國要建立國際托管製的決心並未改變。
2.美英在國際托管製上的鬥爭。
1943年11月28日—12月1日，美英蘇三國首腦舉行德黑蘭會議。11月28日，羅斯福與斯大林首次會談，在談到法國時，斯大林說：“需要以較為自由的製度代替舊的殖民製度。”“不能再讓法國收回印度支那。”羅斯福表示“百分之百的同意”，接著就提出“可以向印度支那任命三四個托管人，然後經過三十——四十年，使印度支那人民做好自治的準備。這個原則同樣適用於其他殖民地”。同時，他還對斯大林談到“丘吉爾不願意在實現關於托管製的方麵采取行動，因為他怕不得不對他的殖民地也實現這個原則。”[12]11月29日下午，羅斯福和斯大林一致同意要對德國和日本的戰略基地進行國際托管。在晚上三國首腦的宴會上，兩人再次談到上述問題。對此，丘吉爾極為反感地說：“英國不想取得任何新領土，卻希望保持原有的領土並重新取得被奪走的領土——具體是指新加坡和香港，……他盡管可能最終要自願讓出帝國的一些疆土，但不會不經過一場戰爭而被迫放棄任何東西。”[13]丘吉爾認為美國是想利用國際托管計劃瓦解英帝國，因為一旦成立國際托管製度，英帝國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影響。因此，他要盡力挫敗羅斯福的企圖，不讓國際托管計劃得以通過。
德黑蘭會議後，羅斯福仍熱衷托管計劃。1944年1月中旬，羅斯福會見英國駐美國大使哈裏法克斯時，“坦率地告訴他，關於印度支那不應再歸還法國，而應置於國際托管之下的意見完全是真實的。”1944年2月3日，羅斯福批準“關於建立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國際組織計劃”，決定“為了形成良好的國際關係，提高全人類的福利”，成立“實施托管責任的機構”。[14]
德黑蘭會議之後，英國製定了與美國完全不同的政策。英國一直反對建立國際托管機構管理殖民地，1944年10月，敦巴頓會議結束後，美國國務院建議英美就國際托管製交換意見。在兩國代表的會談中，英國代表、負責殖民地事務的官員波因頓明確指出，英國反對托管製，並強調殖民地逐步實現自治的任務應該由宗主國完成，不應受一個國際機構的幹涉。
1945年1月，英國殖民地部部長斯坦尼接受美國的邀請，赴華盛頓與美國商討製定共同的殖民地政策。在斯坦尼與美國代表會談中，他態度很強硬，說英國反對任何幹涉宗主國對殖民地管理的國際機構，正是由於英國政府官員自始至終都不在國際托管計劃上對美國讓步，才使得美國放棄了把英國殖民地置於國際托管下的打算。
雖然如此，丘吉爾對國際托管製的態度在1945年有所變化。他在1945年1月18日致艾登的信中說：如果托管計劃“不對我們的殖民帝國構成危險”，他不反對。隨後丘吉爾在雅爾塔會議期間同意了美國提出的“托管公式”，即：托管製將適用於“國際聯盟的現有委任統治地；由於此次戰爭的結果而割自敵國之領土；一切自願要求置於托管之下的領土。”這是二戰期間，丘吉爾第一次在托管問題上向美國妥協。
丘吉爾之所以讓步的原因，可以用卡多根1944年7月26日同波因頓的一段談話來解釋。卡多根說：“如果我們要求美國在經濟上擔保大英帝國，在美國看來，他們自然在大英帝國應該如何管理的問題上擁有發言權。”[15]
三、美英在托管製上的相互妥協（1945年2月—1945年4月）
1.雅爾塔會議後美英對國際托管製態度的變化。
雅爾塔會議上盡管通過了“托管公式”，但美國軍方為了實現占領日本太平洋島嶼的目的，就對國際托管計劃持反對態度。其理由是：美國占領這些島嶼，不單單是為了美國，而且更是為了全世界的安全。“美國愈強大”，維持和平與安全的國際組織就愈有力，國務院在羅斯福支持下，拒絕了這種明顯違背《大西洋憲章》的作法。4月12日，羅斯福突然去世。他的去世對美國政府在托管問題上立場的轉變起了很大的作用。杜魯門繼任後，他不像羅斯福那樣熱衷國際托管製，而且在托管問題上他認為“有必要保護美國國家安全”，因此，在他的支持下，國務院同國防部和海軍部就托管問題達成妥協，軍方占了上風。軍方與國務院在托管製上的分歧，實質上隻是美國統治階級內部處理日本太平洋島嶼時方法上的分歧，他們要達到的目的都是要奪取這些島嶼，隻不過軍方主張采取強硬手段，直接占領，而國務院在羅斯福支持下，主張采取更穩妥的方法，把它們置於國際托管之下，然後再由聯合國委托美國充當受托管國，這兩種方法其實是殊途同歸。4月18日杜魯門批準了重新修改的托管計劃，強調“維護美國的軍事戰略權利，保證它在太平洋地區和其他地區的安全。”從而就能使美國在把日本太平洋島嶼劃為戰略托管區的名義下，長期占有這些島嶼合法化，實現他們要求由美國獨占這些島嶼的目的。另一方麵，英國在雅爾塔會議後對國際托管製態度也發生變化，根據雅爾塔協議，英國政府重新調整了殖民地政策。1945年4月4日—13日，英國為統一英聯邦國家在國際組織成立大會上的行動，召開了英聯邦會議。在托管問題上，內部極不統一，特別是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比美國更熱衷國際托管製度。他們提出要對所有的附屬地區進行國際托管。這主要是因為他們想通過參與國際托管擴大自己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經過反複爭論，最後決定：接受國際托管製，但在國際組織成立大會上，隻討論一般原則，不涉及具體領土。英國同意自願置於國際托管之下的地區可實行國際托管，以滿足新西蘭的強烈要求。但是，聯合王國“不會將這條原則應用於它的殖民地”，因為“這樣做隻會引起騷動不安，給英國的統治帶來不穩定和長期的消極作用。”[16]
2.舊金山會議上美英就國際托管製互相妥協。
在1945年4月25日—6月26日的舊金山會議上，有關國際托管的討論主要在五大國協商小組進行，而後提交第二大組委員會第四委員會（關於國際托管委員會）通過。討論開始時，美國首先拋出1945年4月26日通過的“關於國際托管安排”，但遭到英國的反對。英國主要是不同意美國把托管領土分為戰略地和非戰略地的主張。美國提出：“於任何協定內，得指定一個或數個戰略防區，包括該協定下托管領土之一部分或全部。”“聯合國關於戰略防區的職能……應由安理會行使”。英國認為美國精心炮製了托管計劃，但又借著戰略原因，不想承擔義務。最終目的就是既要單獨占領日本太平洋島嶼，卻又逃避國際輿論的譴責。於是，英國提出三條反對意見：（1）英國殖民地政策旨在為“不能自立”的地區居民謀“福利”，為避免混亂，不論是戰略區還是非戰略區，都應該采取相同的管理標準；（2）在人口多、麵積大的地區不易區分戰略區和非戰略區，從軍事觀點上講，在這類地區或許有必要劃出戰略地，但又會引起政治危機；（3）為維持世界和平與安全，聯合國會員國應采取相同的軍事政策，管理國有權使用托管領土[17]。
但是美國持強硬態度，認為除了接受美國的提案，把托管領土分為戰略區和非戰略區，不接受任何其他解決辦法。在美國的強大壓力下，英國別無選擇，隻得最後妥協。“如果我們堅決反對美國的某個方案，而該方案又必須強行通過的話”，英國不如支持美國，以換取其他問題上美國對英國的支持。英國讓步的另一個原因是舊金山會議上濃厚的反殖民主義情緒。在美國、英國的托管計劃中，蘇聯、中國和法國都讚同美國的計劃。
舊金山會議上，托管計劃中最難以取得一致，爭論最為激烈的問題是，是否應該宣布獨立是殖民地的最終目標。
在五國谘詢委員會上，英國提出：聯合國各會員國，在負責管理居住著還不能自立人民的領土時，將“根據適合各領土不同情況的各種形式發展自治”。這個提議的意圖是另外再製定原則以適用於全部附屬地，同托管製度的有關規定相區別，因為英國擔心托管製度影響到它的殖民地。中國和蘇聯對此提出修改意見，主張規定“獨立”為殖民地的最終目標。中國、蘇聯的提議遭到英法抵製。
在雙方相持不下時，美國代表史塔生發言支持英國。他說，既然在“獨立”問題上，幾國不能達成一致意見，而自治又有可能導致獨立，所以隻規定殖民地的最終目標是自治。
當草案提交“關於國際托管委員會”通過時，在殖民地的最終目標上，各國代表爭論十分激烈。中國、蘇聯和伊拉克等國要求“獨立”；而英國、法國和荷蘭、南非等國則堅決反對。最後美國提議用雙方都可接受的方法來解決。美國提出在托管安排中規定“增進其趨向自治或獨立之逐漸發展”，而在適用於所有殖民地的“關於非自治領土之宣言”中隻規定“發展自治”。這就使擁有屬地的英法等國同中國、蘇聯這些維護殖民地人民權利的國家之間達成了“一種相當含糊的妥協。”最後，會議通過了美國的提案。
美國在殖民地最終目標上一反過去堅持“獨立”的立場，支持英國“自治”的觀點並非偶然，原因有三：
第一，美國實際上也是一個殖民主義國家，在維護殖民主義根本利益上與英法一致。雖然在法律形式上，美國並沒有殖民地，同英國等老殖民主義國家有著形式上差別，但是，正像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指出的，“這個時代典型的國家形式，不僅有兩大類國家，即殖民地占有國和殖民地，而且還有各種形式的附屬國，它們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獨立的，實際上卻被財政和外交方麵的附屬關係的羅網包圍著”[18]。
第二、美國為了換取英國對托管製度的支持，必須同英國作某種妥協。美國出席舊金山會議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建立國際托管製度。英國不但反對把托管地區分為戰略區和非戰略區，而且更不會同意把獨立作為殖民地的最終目標而載入《聯合國憲章》。美國認識到“如果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支持中國和蘇聯，很可能就不會有托管製，因為英國永遠都不會接受這個觀點。”[19]為了換取英國的支持，美國就在殖民地的最終目標上支持英國。
第三，為了在戰後聯英抗蘇，美國不希望英國的殖民地完全獨立於英國。舊金山會議期間，在美、英、中、蘇四個發起國互相商討《聯合國憲章》的宗旨時，蘇聯提出要增加如下內容：“發展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為根據之友好關係，並采取其他適當辦法，以增強普遍和平”。對此，莫洛托夫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表聲明說：為《聯合國憲章》增加“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決”原則，蘇聯起了“最重要的作用”。美國認為蘇聯隻不過是為了擴大自己在殖民地的影響，將勢力滲入“現在由英國、荷蘭統治的地區，然後取而代之”。因此，如果支持殖民地的最終目標是獨立，就有瓦解英國的危險，“我們不希望發現是我們自己打碎了大英帝國”。而且，到開舊金山會議時，美國完全意識到戰後盟國關係的破裂，同蘇聯對抗已不可避免，因此，更有必要保持一個力量強大的英國。“當蘇聯和我們之間的鬥爭不可避免地到來時，我們是願意選擇一個力量得到加強的國家作朋友，還是寧願要一個力量遭到削弱的國家作朋友？”[20]所以，美國認為保全同英國的“友誼”要比支持殖民地最終目標是“獨立”更直接、更具體、更重要。
綜上所述，二戰期間美英在殖民地問題上的矛盾和鬥爭，實質上是兩個帝國主義國家爭奪戰後世界霸權的鬥爭。“帝國主義國家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幾個大國都想爭奪霸權，即爭奪領土”。[21]雖然在戰爭爆發後，美英為了對付更凶惡、更可怕的德日法西斯，結成了同盟，但他們之間的爭奪一有機會就會表現出來。在美英殖民地爭奪戰中，一個顯著特點是美國高舉著號召殖民地獨立的旗幟，竭力主張成立為殖民地獨立作準備的國際托管機構，儼然以反殖民主義的“鬥士”形象出現。但實際上，國際托管製不過是美國反對老殖民主義，推行新殖民主義的工具。美國號召殖民地獨立，隻是要英國等老殖民主義國家的殖民地獨立出來，對於它自己的屬地並不要求，就是那些獨立出來的國家和地區到最後也還要依附於美國，而不是真正的獨立。所以，美國與英國在殖民地問題上，它們的根本立場並不矛盾。美國並不反對殖民地的存在，它反對的隻是其他國家擁有那麽多殖民地。於是，它就利用自己在戰爭中發展起來的實力，借著號召殖民地獨立的幌子來奪取這些領土，為美國爭霸戰後世界服務。二戰期間，美英兩國在殖民地問題上由矛盾鬥爭到互相妥協的過程正好說明了這個問題。
注釋：
[1][14] 哈萊·諾特：《戰後外交政策準備1939—1945》，華盛頓1949年版，第20、251—253頁。
[2]斯旺貝格：《盧斯及其帝國》，紐約1972年版， 第180—181頁。
[3][4]伊利奧·羅斯福：《羅斯福見聞秘錄》，新群出版社1949年版，第22、32—36頁。
[5][11][17]羅斯·拉塞爾：《聯合國憲章》， 華盛頓1958年版，第83、337—338、833頁。
[6][8]丘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四卷上部，第5冊，第300、316—317頁。
[7]《印度通史》，第1074—1075頁。
[9][12]《德黑蘭、雅爾塔、波茨坦會議文件集》， 三聯書店1978年版，第38、37頁。
[10]斯多克威爾：《大英帝國的政策和非殖民化1938—1964》第1冊，第29頁。
[13]舍伍德：《羅斯福與霍普金斯》上冊，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437頁。
[15][16][19][20]羅傑·路易斯：《絕境中的帝國主義——美國與英帝國的非殖民化》，牛津1977年版，第383、510、537、539頁。
[18][21]《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805、8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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