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舊事
兼憶舊上海的一些印象
徐家禎
年紀漸長，不知什麽時候，居然也從“老徐”晉升到“徐老”了！既然姓的或前或後帶上了一個“老”字，理所當然，總也應該知道一點“老事（舊事）”吧。算算自己年紀，到“上海解放”應該將近七足歲，雖然還處於人生昏昧懵懂的階段，但應該會有一點記憶能力了。然而，每當有比我年輕的朋友問起我：到底舊上海怎麽樣？老實說，我實在隻能很慚愧地回答：“無可奉告。”
我想，我對兒時上海印象的淡薄，很大一個原因是與我生活的環境有關的，因為我九歲以前，都生活在一個與世隔絕的環境裏。現在的孩子，要想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裏，也是不大可能了，所以說出來，也可算是很少有人經曆過的、“舊上海”的一種“印象”吧。
我家祖上，從二十世紀初年開始，就在杭州從事絲綢工商業。抗戰開始，杭州淪陷了；而上海，因為有外國人的租界，大概以為日本人總不敢入侵，就在上海普陀區蘇州河邊一條叫澳門路的地方，另外開設了一個更大的繅絲廠，於是，家庭的主要成員也就大多搬遷到上海來住了。
我曾祖父 —— 我家企事業的創辦人 —— 在抗戰前夕已經去世。他的大兒子，即我的祖父，也早已病逝。我父親是讀書人，隻是讀書作詩，後來做官，不過問商務，所以家庭企業完全由我兩位叔祖父經管。那時，我曾祖母還在，所以家庭的中樞紐帶還在，就像《紅樓夢》中賈母還在一樣，榮國府和寧國府是一個合在一起的大家庭，都在大觀園中。我家遷居上海後，就在戈登路（後來改為江寧路）靠近長壽路“大自鳴鍾”的地方買了一棟大花園洋房。我曾祖母、我們大房（實際上，我們一房當時隻有我父親母親二人而已。剛搬進這棟房子去時，我們四兄妹都還沒有出生），以及由我兩位叔祖父兩個家庭組成的二房和三房，全部住在一起：這就是我們家的“大觀園”。
讀過茅盾《子夜》一書的大概記得故事一開頭，就描寫小說主角、開絲廠的老板吳蓀甫坐汽車去接了從鄉下避戰亂逃到上海的吳老太爺到家裏來。書中有一長段描寫吳老太爺昏頭昏腦地坐在汽車裏，看汽車怎麽一路開進吳宅的細節。不知為什麽，我一讀到這一段，就會想到度過我童年的老家。我甚至覺得茅盾大概來過我家，所以，他書裏描寫的吳家其實就是以我們徐家的住宅作樣本的，因為書中描寫的那棟大房子，真就那麽像我的老家！
我出生並度過童年的那座大房子，是一座老式的紅磚洋房，我不知道其曆史如何，根據式樣，我現在估計起來，大概應該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前後所建的。記得那時的門牌號碼是戈登路1017號。據說，以前的主人也姓徐，不知是做什麽的，大概總不是鹽商就是官僚。我家右邊的緊鄰，就是上海紡織界巨子劉靖基先生的住宅。左邊有一條小弄堂，叫金城裏。隔著金城裏，我們的院子與那個著名的寺廟玉佛寺是相鄰的。
沿街，那是一個雙扇的大黑鐵門，平時是緊閉不開的。進門右手有個小屋，是門房，有專門的看門人看管。記得那位看門人叫水金（音），對孩子們很不客氣。看到我們搗亂，就要罵我們或者去大人那兒“告狀”，我們有點怕他。凡汽車要進出，一按喇叭，水金就來打開那扇大鐵門。進門，有一條兩邊種著花草樹木的長汽車道，我不清楚到底有多長，根據那時的印象，大概總有60-100米長吧。因為平時根本沒有車輛進出，所以這裏是我們孩子們最喜歡遊玩的場所之一。但是車道兩邊究竟種了什麽花草樹木，現在卻一點不記得了，隻記得有一株不大的金桔樹，樹上常年結滿了金紅的金桔，皮很薄很甜，肉卻有點酸。我曾祖母喝的茶裏喜歡放一顆金桔，大概就是從這株樹上采的。
走完車道，又有一道鐵門，不過這是一扇鏤花的大鐵門，我們叫它“二門”（“二”上海話讀“泥”音）。二門不像大門那樣是完全瞞煞的黑鐵門，而是鏤空的有鐵杆子的雙扇鐵門，而且常年開著，不關，便於汽車可以隨時進出。但有時我們孩子爬到這扇鐵門上，把它當作秋千來蕩，因而把二門關了起來，事後忘記打開，那就要挨看門的水金斥罵了，因為有車進出時，他不得不走這條長長的汽車道進來給汽車夫開二門。
進了二門就是主花園了。花園分三部分：二門右邊有一個汽車房。二門和車房之間的角落上有一株非常高大的枇杷樹，夏天結滿了枇杷，落得一地都是。有時我們孩子們爬到汽車間屋頂上去采枇杷，要是大人們看見，一定會罵一頓。車房旁邊有塊大空地，是菜園，有一畦一畦整整齊齊的菜地，仆人們在那裏種著各種蔬菜。我們孩子很少到那裏去玩，可能一則，對蔬菜不感興趣；二則，仆人們不準我們去玩，因為我們有可能會踩壞他們種的菜。菜園後麵有一棟平房，似乎與正屋不相連接，那是我們大家庭的大廚房。隻記得裏麵黑乎乎的，孩子們也很少進去玩 —— 或許也不讓進。廚房裏有兩位男廚師，一高一矮。矮的叫李生（音），後來分家後跟著三叔祖，給他當廚師了。李生菜做得很好，一個人能做出一桌包括冷盤、炒菜、主菜、點心的酒席來。我母親一直對他做的、進嘴即化的魚圓讚不絕口。個子高的廚師叫本濤（音），大家庭解散後，不知去了哪裏。
大家庭裏，三房人家包括男女傭仆幾十人的三頓飯菜，都是由這個大廚房開出來的。每餐飯好像四菜一湯、有葷有素，都由各房女傭到開飯的時間去大廚房用木製大托盤端過來；冬天，則記得是用有好幾托的大幢籃去拿菜的，因為天冷，用托盤端菜經過那麽長的走道，菜會變冷。各房還都另外自備廚師，按自己一房主人的口味做他們愛吃的“添菜”。所以，實際上，大廚房開上來的“飯菜”一般都是讓各房的傭仆拿去吃的，主人吃的隻是“添菜”。
花園的第二部分是正屋前的一大塊柏油地，那是停車場。汽車可以一直開到正屋或邊屋前，停在柏油地上。這塊柏油地很大，夏天我曾祖母親自指揮女傭做豆瓣醬，一大缸一大缸的，上麵蓋著紗布，防蒼蠅。這些裝豆瓣醬的缸就放在這片柏油地上讓太陽曬。我們孩子最喜歡的就是在地上用粉筆劃了大方格子，在格子上用一隻腳跳來跳去，玩一種叫“造房子”的遊戲。女孩子也喜歡在那兒跳橡皮筋、跳繩、踢鍵子。沿正屋，在進客廳的台階兩旁，則有兩個花壇，種著花草樹木。記得我有一位堂叔曾在一個花壇裏種過幾棵蘋果樹，沒等蘋果變紅成熟，就被我們孩子采下來“辦家家”用了。
花園的第三部分是停車場旁邊正對進屋台階的一大片草地，這是花園的主要部分。後來，不知是哪位堂叔的主意，在草地上劃出一塊，挖了一個池塘。於是，夏秋之際，就可以聽見池塘裏的蛙聲了。孩子們還能在池塘裏撈蝌蚪玩。這塊大草地有多大，我說不清，雖然這倒是我們孩子遊玩的主要場所。但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夏天，已經在上海地方法院任檢察官的父親請了法院全部同事來家裏聚會，共有四、五十人，都能寬寬鬆鬆地排坐在草地的藤椅上拍了一張集體照。上海首席檢察官（也即檢察院院長）黃亮，穿著白色的長衫筆挺地端坐中間；我父親是主人，坐在他邊上。我那時好像四、五歲，則站在他們兩位中間，是照片中唯一的孩子，其餘男男女女的檢察官、書記官都穿著淺色或白色的西裝、長衫，旗袍，分坐兩側。這張照片是特地請照相館的攝影師來家裏拍的，是一個有兩、三尺長的長卷，一直保留到“文革”，後來不記得是自己銷毀了，還是抄家被抄走了，很可惜！不知後來去了台灣、香港、海外或者留在大陸的法院同事手裏是否還有這張照片的副本存世呢？
我們大家庭住的那座紅磚大洋房是“L”形的，很大很長。“L”長的一邊是朝南的正屋，兩層樓。上麵還有一層叫“假三層”，不住人，也有多個房間，我們叫“箱子間”，就是儲藏室。各房的大箱子和平時不用的東西都放在裏麵。箱子間前麵是個很長的大平台，從平台可以爬上屋頂。平時因為怕孩子摔下樓去，所以樓梯門是上鎖的，不許我們上平台去。隻有大人去箱子間拿東西，我們孩子才能跟上去玩。
從花園登上一條寬大的水泥台階，跨過一條不很寬闊的走廊，就進了正屋。一進去就是一個大客廳，逢年過節，這裏就是全家慶祝、賀節、聚會、供祖的地方。大廳對門的朝南牆上掛著一人高、鑲著紅木框子的“壽”和“喜”兩個大字，分別是清朝大書家乾隆狀元潘世恩和進士梁同書寫的。客廳中放著一堂乾隆年製的有香案、供桌、圓桌、腳墊、太師椅和茶幾的紫檀木家具。供桌上放一套有兩、三尺高的乾隆年製的景泰藍花瓶和供具。光那張圓桌就重得要幾個人才抬得起來。因為這堂家具、供具和這兩幅字太大、太重，後來分家時其他兩房都不要，就由我父親拿下，照式照樣搬來放在我們後來在江蘇路買的房子的客廳裏，居然像是天造地設那麽般配。隻不過後來十多年裏，我家客廳地板被這套家具壓沉過兩次。這兩個大字和這套家具連同供具，都在文革抄家時被廠裏造反隊抄去了，沒有發還，後來遂不明去向。不知現在是否還存世上？
客廳右手一間正間住的是我曾祖母。我曾祖母壽命很長，一直活到1948年春天，80多歲去世，那時我已經六歲了，所以對她印象很深。我是她的長房長曾孫，但我不記得她有逗我玩兒的事了，隻記得她常年坐在自己房裏或者冬天在走廊上的藤椅裏曬太陽；還記得她把泡在茶裏的金桔拿給我們孩子們吃。夏天曬她親自指揮傭人做的豆瓣醬卻是一件大事：天好搬出，天雨搬進，總要忙好長一段時間。她還常常親自去把罩在大缸上的紗罩揭起來看看豆瓣醬有沒有出白花，聞聞氣味香不香。老太太有一個老女傭，專門服侍她一個人，叫什麽我已經忘記了。我父親是她帶大的，對她十分孝順，常去她房裏陪她。我們一房做了特別的添菜，總先叫傭人盛一碗送到老太太房裏去給她嚐嚐。其餘各房也都這樣做。我二叔祖和三叔祖以及他們的後輩們對老太太也都極其尊敬和孝順，老太太房裏常常總有人去陪她談話。我想，大概大人們覺得老太太怕煩、怕吵，所以一般不讓我們孩子們進去玩耍、吵鬧，這才是我不記得有老太太逗我玩兒的情景的原因吧，但我很小的時候坐在她膝蓋上讓她抱抱的印象倒是有的。老太太歸天之後在上海和杭州的大出喪，可能是我童年最大的盛事了。請道士、和尚到家裏來念經、拜懺、燒紙做的器皿，接著像大遊行一樣披麻戴孝地跟在靈柩後麵列隊經過上海和杭州的街道大出喪，都讓我們孩子們覺得既新奇又興奮，至今我印象猶深。
這棟正屋的結構有一點很奇怪，我到現在還能清楚記得。那就是從底樓通樓上的倒“?”形大樓梯，不是像現在看到的那些豪宅一樣，都建在麵對屋子的正麵，而是建在屋子朝北的那麵的。朝北那個樓梯間很大，邊上放了一些桌子、櫃子之類的家具，中間還留下一個很大的空間。樓梯間的兩邊，就是兩座弧形的、寬闊而平緩的扶梯，直通二樓，然後再從二樓直通三樓的平台和箱子間。這兩個樓梯之所以讓我印象深刻，是因為它也是孩子們的遊戲場所 —— 把扶梯寬大的扶手當作滑扶梯，從三樓滑到二樓，再從二樓滑到底樓。當然，我和我的弟妹們那時年紀還太小，不敢去滑，隻敢在旁邊觀看；隻有已經念初中和高中的我的幾個叔叔們才敢滑。雖然大人們見到了要叱罵，但仍然屢禁不止。有一次，好像是小叔叔吧，從樓梯上滑下時可能速度太快了，失去控製，摔到底層樓梯間放著的一個大木桶裏，幸虧沒有摔壞，但大人們終於下決心要采取措施了：他們讓木工在扶手上每隔一公尺左右的距離釘上一個半圓的木塊，這樣，扶手就再也不能當滑梯來滑了。於是，我們就少了一項好玩的活動。
正屋其餘樓上樓下的前間、後間，都是我兩位叔祖父母和他們的孩子們—— 我都叫他們“叔叔”或“幹娘” 們（“姑姑”杭州話的叫法是“幹娘”）的房間。後來，有三位叔叔結了婚，也住在那部分裏。那些已成家的和年齡比我大很多的叔叔、幹娘們，當然不再跟我玩兒了，我的遊伴常是比我大三、四歲或小一、兩歲的長輩們。記得十八叔叔、小叔叔、毛幹娘、小幹娘、廿四叔叔是最親密的遊伴，一放學，大家就都串聯在一起，不是在大花園裏玩，就是相互串門子，你來我往，十分熱鬧。我妹妹隻比我小一歲，當然也是遊玩的同夥。兩個弟弟還要小三、五歲，他們有各自的奶媽和保姆帶領，就很少一起來玩了，最多隻能有時跟在大孩子後麵湊湊熱鬧罷了。
“L”短的一邊是邊屋，那就是我父母和四個孩子的家。這是一棟兩層樓三開間的房子。樓下我們叫“花廳”，也就是“小客廳”，不住人，空著。花廳旁邊和後麵的房間也空著，做客房用。花廳前麵那塊地，地勢較低，夏天下暴雨的時候會漲水，水一直漫到花廳前的台階前。一年，又漲大水，我和弟妹以及其他小叔叔、小幹娘們擠在花廳台階上看大水。我大弟弟那時隻有兩、三歲，站在最前麵，忽然用紹興話說：“那才不才要推我落去打哉！”（“你們是不是要把我推下去了！”）。大家聽了都大笑起來。蓋因領他的那位保姆是紹興人，所以我大弟弟當時就學了一口紹興口音，被人一擠，急不擇言，紹興口音就脫口而出了。
樓上就是我們大房的住家，外麵還有一個方方正正的大陽台，是我小時候和弟妹玩耍的地方。我小時候印象很深的是從我家陽台上，可以看到玉佛寺的大屋頂。夏季每天傍晚，玉佛寺的屋脊上，都整整齊齊停了一長溜的黑烏鴉，唧唧哇哇地像在開會商量什麽事情似的。
我們一房占用的這棟房子樓上那部分，大概有四、五間房間。剛搬進這座大房子時，我們孩子還一個都沒有出世，所以隻有我父母兩人與傭人們同住而已。後來，我們四兄弟姐妹一個個出世，這裏就顯得有些擁擠了。上樓中間那間，是客廳兼飯廳。左邊大的一間是父母的房間。右邊兩間是我和弟妹的房間。從後間窗口可以望見我們房子背後的鄰居，也是一棟大洋房，比我們家房子新式；也有一片碧綠的大草地。夏天有時看見一位穿著綢衫褲、長得很清秀的老人坐在藤椅上乘涼，還有年輕的女人端水遞茶，不知是女傭還是妻妾。這家姓朱，就是上海青浦朱家角的大地主。解放軍還沒進上海，朱家就全部搬去香港了。不久，他們房子裏就住進了解放軍部隊，天天看到士兵在他們花園裏操練。再後麵是上海一所有名的中學，叫晉元中學。從我們後間窗口，可以看到晉元中學的操場一角，常見學生在做體操。
將字母“L”長短兩邊相連的，是一條曲形大長廊，也是上下兩層的。樓上走廊的一邊是一排玻璃窗，樓下走廊的一邊與院子聯通。樓上、樓下走廊的另一邊，則有不知多少個小房間，有的是我未結婚叔叔的房間，有的是仆人的房間，還有的用作儲藏間。這條曲形大長廊也就是我們一房與我曾祖母和兩位叔祖父母們住房溝通鏈接的紐帶。我們兄弟姐妹要去其他兩房找叔叔、幹娘們玩，就走樓上這條長廊。這條走廊裏那些平時很少有人去的神秘兮兮的小房間也是我們孩子們冒險、探幽的場所。
有一段時間，我六叔叔養了一隻哈巴狗，取名叫“小白”。“小白”的窩就放在那條長通道樓上靠近正屋那頭。一年，小白剛生了一窩小狗，正窩在狗窩裏哺育小狗。我大弟弟那時大概隻有兩、三歲吧，見小狗好玩，就走近去瞧瞧。小白以為要侵犯她的小娃娃，就衝出來咬了我弟弟一口。為了怕傳染狂犬病，我弟弟被送到醫院打預防狂犬病的血清，小白和她的孩子們也就此送給了別人家。
說起狗來，其實，養狗的還不止是三房裏我的六叔叔，還有二房裏我的同叔叔，也養了一隻狗，好像叫“來亨”。但那卻是一條大狼狗，既高大又凶猛，我們孩子見了很害怕，從來不敢走近它，所以連它平時關在哪裏都不知道，隻看見有時同叔叔牽著它耀武揚威地在院子裏走來走去。說到同叔叔，其實他是排行第12的叔叔，我到現在也不知道為什麽不叫他十二叔叔，卻叫同叔叔。大家庭裏所有的叔叔、幹娘對我們孩子們都很好，隻有同叔叔有時會欺負我們孩子，所以大家都有點怕他。在大家庭中，也隻有他最會惹是生非、強凶霸道。記得有一次，大概他十八、九歲時吧，不知道做錯了什麽事，我隻記得他父親，亦即我的二叔祖，大發雷霆，在院子裏厲聲喊男仆，要他們把同叔叔捆吊起來打一頓，嚇得我們孩子大氣都不敢出一聲。後來大概因大家勸解、阻攔，同叔叔才逃過了這一頓懲罰。不過，同叔叔對孩子們好起來的時候也是很好的。記得他那時還在杭州天竺我們祖墳的墳莊上養了一匹高頭大馬。一次到杭州去上墳，同叔叔還把我抱到馬背上去，一起騎著走了一圈。這可能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騎馬經曆呢。後來，出國以後，每次回國，我去二房裏看望三叔叔、同叔叔，同叔叔總把我叫到他房裏去談談。記得最後一次去看他，他已經得了癌症，我進去時他正躺在沙發上。見我進去，他一定要站起身來在書桌跟前坐著跟我談話。談到天黑，我要回家了，他堅持要送我到大門口，看我上了對麵的公共汽車才回屋去。這就是我與他的最後一麵。
在這棟大房子裏究竟住了多少人，我想大概沒有人搞得清，因為傭仆們來來往往常會有所變動。我想，應該總有四、五十人以上吧。我們大房是最簡單的，連父母和四個孩子總共六口人。但仆人人數卻變動很大，多的時候有照看我們四個孩子的奶媽和保姆、洗衣收拾房間的女仆、專做針線的女工、煮飯做菜的傭人，生病或生孩子了還有臨時請來照顧嬰兒、產婦和病人的特別護士：人數往往可以達到五、六人之多，與主人人數不相上下。我兩個叔祖父都有不少子女，從我父親排起，他那輩一共排到第25位。也就是說，我有24位叔叔和幹娘。即使有幾位我出生時已經夭折，活著的那時還有十多位吧。他們中大的已經結婚成家，但也住在大家庭裏；隻有二房的七幹娘和三房的八幹娘，後來出嫁了，當然就不再住在大家庭裏了。這些叔叔和幹娘們中，小的，卻比我的年紀隻大二、三歲或四、五歲；最小的兩位比我還小：一位叔叔比我小一歲，與我妹妹同年，叫他“廿四叔叔”；一位幹娘比我小三歲，與我大弟一樣大，叫她“廿五幹娘”。所以，在這個大家庭中，即使關起牆門來，我也既不缺可以活動的空間，又不乏可以一起遊玩的同齡夥伴，為什麽還會去外麵世界玩呢？
不要說我童年時我的遊伴都是與我一個大家庭的親戚們，從不串門去鄰居或同學家，就是要買東西也很少出門，因為一般購物都是仆人們的工作，不用我父母去辦。即使有的東西一定要我父母親自出馬，也不一定要帶孩子同去。四個孩子分別有奶媽和保姆在家裏照顧，不會一起帶去。再說，即使那時，上海電話送貨也已十分方便。我還記得，夏天要吃冰淇淋，隻要打個電話給“大自鳴鍾”一帶某家食品店，馬上就有小店員騎了腳踏車把用棉花胎包好的冰磚、紫雪糕或紙杯冰淇淋送上門來。
那麽上學呢？我記得我和弟妹上的都是一個叫生活小學的私立小學校，離家不遠，靠近長壽路“大自鳴鍾”，走路大概十分鍾左右吧。校長是女的，後來聽說就是“解放”後當過上海市副市長的實業家盛丕華的女兒。平時上學放學，我們都是由專門照管我們的保姆負責接送的。我父親早上坐汽車上班，有時就把我們帶去學校。
記得那時大家庭有兩輛汽車：一輛大一點舊一點，黑色的，是美國的別克(Buick) 汽車；一輛小一點新一點，也是黑色的，是英國的奧斯汀（Austin），這牌子不知怎麽現在竟然沒有了。我父親上班坐的是那輛奧斯汀，我們上學當然也坐那輛。那輛別克大概是叔祖父去廠裏坐的吧。
其實，我們就讀的小學離我家走路也隻不過十分鍾左右，之所以要搭乘父親的汽車去學校，也隻是省得我們走路而已，所以，一般都是先送我和妹妹（我兩個弟弟還太小，沒上學）去上學，然後汽車才開到上海地方法院送我父親去上班的。但是，記憶中有幾次，卻不知為什麽竟先送我父親去法院，然後才送我們去上學了，因為當時位於建國路和什麽路交叉路口的上海地方法院門口有兩名衛兵站著崗，每當我們的汽車開進法院的院子，衛兵們都會朝我們的汽車行禮致敬的情景，至今還曆曆在目。
除了汽車，家裏還有一輛自備三輪車，少爺、太太們有事，可以坐。照管那輛三輪的車夫叫阿二（“二”在這裏還是讀成“泥”），長得很高大，有點胖敦敦的，人很開朗。我們三房分家後，阿二就被我叔祖薦進了我家的工廠，當了工人，聽說後來好像還成了幹部，但他始終與我家保持很好的關係。記得我生平唯一的一次去自己廠裏，是“文革”初期，作為“孝子賢孫”，陪我父親和三叔祖去廠裏接受工人批鬥。一進廠門，就見阿二在傳達室，看到我們來了，忙站起來招呼我們。所謂“批鬥”，其實也隻是批鬥我三叔祖一個人而已，因為他是“私方經理”，廠裏的直接領導人；而我父親，廠裏工人、幹部以前連見都從來沒有見過，怎麽說得出一點“罪行”？再加，我父親那時已經中過風，半邊身體活動不便，所以“批鬥會”上，他們還端了一張椅子讓我父親坐在台上。即使我三叔祖，工人們也最多隻按他一下頭，叫他“低頭認罪”而已。至於我呢？既是陪護他們兩位去批鬥的，就讓我坐在台下，跟工人階級一起當了一回觀眾。批鬥完畢，廠裏還留我們三人在食堂吃了一頓午飯。後來，八十年代，三叔祖病重了，阿二曾去照顧過三叔祖一段時間，真是個忠心耿耿、很念舊情的人。那位汽車夫記得叫金堂（音），年紀比較輕，後來不知道哪裏去了。我家有兩輛汽車，怎麽隻有一位汽車夫？我就記不清了。我隻記得阿二人很聰明，後來也學會了開汽車，大概阿二不蹬三輪的時候，就由金堂和阿二每人分管一輛汽車吧。也可能，那輛較新的奧斯汀就是阿二學會開車後才買的 —— 這些我就說不清了。
寫到這裏，我前麵說的，雖然我在舊上海生活過七年，對上海灘上種種情況卻所知甚少，其原因大概就很清楚了吧。在很多書籍文章中，都把上海灘寫得是個冒險家的樂園，流氓地痞、跑街買辦、洋場惡少、小偷強盜、癟三乞丐、殺人放火、強奸搶劫、綁架拐騙、販毒吸毒、賣兒鬻女、賭博嫖娼、跑馬跳舞、紙醉金迷、燈紅酒綠、揮金如土，都與我毫不相幹。我隻生活在那個高牆深院之中，與我的叔叔幹娘們躲迷藏、辦家家、做遊戲、蕩秋千、鬥蟋蟀、撲蝴蝶、捉蜻蜓、抓昆蟲、撈蝌蚪、追鳥雀、采蘋果、摘枇杷，過著再平靜不過的生活。也可能，正因為外麵那個大上海那麽複雜，那麽可怕，所以我的父母才不讓我們幾個孩子出去，怕被綁架拐騙或受壞影響吧。
當然，要說我九歲（上海“解放”之後，我們還在那棟大房子住了兩年）之前一步都沒有出過家門，那也是不能令人相信的，所以，對舊上海我還能有一點記憶，當然，那點可憐而零碎的記憶是完全不能反映出舊時大上海完整的麵貌的。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與母親一起去南京西路買東西。我家在戈登路，離北京西路不遠。但北京西路商店不多，所以買東西去南京西路或南京東路居多。記得那次沒有坐家裏的汽車或包車，而是坐路上雇的三輪車。南京西路近成都路有排單層的小商店，其中有一家是賣糖果餅幹之類的，叫什麽名字我已經忘記了。店雖小，但賣的商品很高級。這家店直到前幾年我看見還在，好像還是賣糖果的，當然店名早就改了。我媽媽那天進去買了一大包白糖。出來時把那包糖交給我了還是她自己拿著，我已經記不清了。反正，在跨上等在店門口的三輪車那一刻，不知怎麽，那包白糖落到了人行道上 —— 很有可能是被人故意撞落到地上去的。紙包的白糖落到地上，當然就破了。說時慢那時快，還沒等我們醒悟過來，隻見突然四麵八方不知從哪裏湧出來五六、七八個小乞丐，七手八腳，一下子就把摔破的那包白糖全部搶完了，連地上散著的糖屑都撿得精光！然後，小乞丐們就四散逃竄，馬上消失得無影無蹤。事情經過前後至多隻有半分鍾時間，不知怎麽可能動作那麽快！我嚇得發呆，不知怎麽才好。店裏的店員當然也看見了這一幕。我記得，店員很快就又拿了一包白糖出來賠給我母親。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母親是老顧客，還是這就是他們店的服務；我也忘記了，我母親是否又付錢給店員。但小乞丐搶白糖的戲劇性一幕，就成了我對舊上海印象最深的一件事了！
還有一件事，也是發生在南京西路，記得是在靠近陝西路平安電影院那一段，那裏原來有一家叫“西伯利亞”的皮貨店，還有藍棠和博步皮鞋店以及鴻翔服裝店。那時我大概四、五歲吧，是個秋冬天氣。這天下午，我與父母和妹妹一起不知去哪裏，或許就在那條路上散散步。忽然，我感到有人在我腦瓜子上一拍，回頭一看，沒見有人，隻覺得頭上一陣涼風，原來戴在頭上的那頂帽子不見了。連是誰拿去的都沒看見，一定是哪個乞丐吧。當然，就算看見了，也不會去追討。這是我對舊上海的又一次壞印象。
上海在蘇州河、黃浦江上有不少橋，以前三輪車上橋都很困難。年輕力壯的三輪車夫隻能放慢速度，弓著腰，一腳一腳地用力蹬過橋。弄得不好，三輪車的鋼鏈條被蹬斷了，還得下車來修理。年老體力較差的三輪車夫就隻得下車用手把車推到橋頂再坐上車去往下滑。有的車夫實在推不上橋去，就要求客人下車走到橋頂再上車。所以，那時，橋兩邊總有乞丐等著，見三輪車來了，也不問你要不要，都會擁上來，在車後幫忙推，把車推過橋。到了橋頂，他們就伸手向顧客要錢，一般給個把銅板或一張小票也就解決問題了。要是遇到吝嗇不肯給錢的顧客，小乞丐們還會跟著車跑一長段路，苦口哀求、糾纏不清地要錢，不給錢就不走。有的乞丐用手死死抓住三輪車的後背不放，吊在車上，直到乘客給錢為止。一不小心，當然就會摔到地上，頭破血流，真是十分可憐。凶蠻一點的小癟三還會向車裏吐口水，甚至出口不遜罵髒話。這也是我對舊上海的一個印象。
我記得我們小時很少到外麵飯店去吃飯或者吃點心，一則因為家裏有傭人會做，二則怕外麵東西不幹淨。父母當然會出去應酬，但不會帶未成年的孩子。孩子就留在家裏由保姆照管。所以，老實說，老上海的飯店、咖啡館如何，我都說不出來。記憶中隻有一次，在南京東路一家咖啡館吃過蛋糕。那時大概我也就是六、七歲吧。這家咖啡館叫沙利文，店很大，好像在南京東路的中段，但我在後來讀到有關老上海咖啡館的文章裏，卻很少看見有人提起這家咖啡館，不知是何原因。那天也是跟我母親出門，但我母親要辦什麽事情，就把我交給我的一位堂叔 —— 我叫他三叔叔，他是我父親排行第三的堂弟。三叔叔就帶我到沙利文吃蛋糕、喝咖啡，等我母親辦完事情來接我。記得那家咖啡館高大而敞亮，敞亮得我覺得好像天花板是個玻璃的頂棚。但事實上，我想在南京東路，兩邊都是好幾層樓的房子，大概不像會有一棟有玻璃頂棚的平房的，所以，現在我猜想，一定店裏連白天都燈火輝煌吧。而地麵，卻既不是地板也不是水泥，而是用一小塊一小塊白色水磨磚拚接而成的，很像當時十分流行的浴室或者廁所間的地麵，所以給我印象很深。店堂很大，中間放著一張張小桌，鋪著桌布、放著餐具，而四周我記得好像有櫃台，賣他們店自產的西式糖果、麵包、糕點。我喝的是咖啡還是飲料忘了，但是吃了一塊奶油蛋糕和冰淇淩卻還記得！等我母親來了，當然大家一起又坐著吃了點東西才回家。我不記得沙利文是否也供應西餐。在舊上海，西餐應該也吃過，但那一定是在平安電影院隔壁的來喜飯店和大萊飯店，或者同在南京西路的凱司令這種西餐館吧。沙利文後來變成什麽店了呢？我不很清楚。沙利文是上海以前以生產西式蛋糕、麵包、餅幹聞名的食品店，大概“解放”後就並進“益民食品廠”了吧。而南京東路上那家咖啡館可能後來變成了“冠生園”？但後來冠生園又遷了地方，那麽原沙利文的店麵做什麽了呢？當然，現在這一帶都成了高樓大夏，沙利文的屍骨都已不存了！
我對舊上海的印象實在是少得可憐，而且，看來除了對自己的家以外，留下的還大多都是壞印象，好印象更是鳳毛麟角了。這大概也可以說明，中國那時為什麽很快就會造反革命，改朝換代了吧。要是一個社會貧富嚴重不均，很多窮人無法生活下去，那麽，這個社會隻能以革命和造反來改變了。馬克思在兩百年前就看到了這點。到了二十世紀後半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開明的上層人物和知識階層也逐漸看到了這一點，於是他們意識到，為了能使社會保持長期的穩定，必須要提高勞動者的生活水平，必須讓窮人也能過上體麵的生活。因而，歐美率先出現了“高稅收、高福利”的社會製度。所謂“高稅收”、“高福利”，說白了就是由政府來做“劫富濟貧”的勾當：從富人那裏多抽一點稅，用來讓窮人能過溫飽的生活。隻要社會安定的目的能達到，富人當然也願意為政府多付稅收。再加上，各行各業都建立了工會，保護勞工利益，為工人向老板要求增加工資、改善福利、不準隨便解雇工人，等等等等。所以，現在工人的地位，有時比老板都高了。老板還得向工人低三分頭呢！推而廣之，很多發達國家又逐漸意識到，地球上國與國之間的嚴重貧富不均，同樣也會造成世界的不穩定。於是，發達國家寧願劃出一筆預算來，專門用在為貧困國家救災、教育、發展、治病上，希望貧困國家慢慢脫貧，達到世界大同的和平局麵。可惜，馬克思沒有活到二十世紀後半葉，否則，他可能就會修改自己的理論了！
上海“解放”之時，我正在生活小學讀三年級吧。那時上海局勢一定已經十分緊張，但是三年級的小學生除了上學念書和回家玩兒以外，當然是一無所知的。記得四月末的一天下午，剛上課不久，忽然教室外邊傳來一聲巨響。後來有人說是附近一個垃圾箱中了一顆流彈。究竟是否如此，就無法去證實了。但不一會兒，就隻見教導主任慌急慌忙地走進教室來，打斷老師的上課，對我們說：“今天的課就上到這裏，大家可以回家了。”我們一聽，開心呀，今天竟然可以早回家！
那天回到家裏不久，父親也提早回家了。家裏的窗戶上前幾天早就用紙條貼上“米”字形，以防玻璃被炸彈震破，飛出傷人。這天晚上，大人們還在我們飯廳的方桌上放了幾條厚棉被，棉被在桌子四周掛下，像門簾一樣。桌子底下，也鋪了厚厚的褥子。那天晚上，我們孩子就睡在桌子下。這對我們來說，又是一件新鮮事，真是讓我們興奮極了。
第二天一早，傭人就來報告：看門的水金說的，解放軍已經睡在門口馬路上了！於是，對我來說，一個新的時代就這麽糊裏糊塗地開始了！
以後，我們還在這棟大房子裏住了一兩年，其實，對於孩子，“解放”不“解放”，生活並無兩樣。但我叔祖父們卻決定把我們的“大觀園”賣掉，三房人家各買一棟小一點的房子，分開生活了。當然，連我們這樣的家庭，當時都已無法再在這麽大的房子裏住下去，那麽，全上海大概不可能會有哪個私人還有能力和興趣來買我們的房子。於是，隻能賣給國家。具體怎麽買賣，就不是我八、九歲的孩子所能說清的了。我隻知道後來我們的戈登路1017號變成了普陀區紗廠醫院，再後來，聽說（在文革中？）改名叫利群醫院。近年來又聽說，上海玉佛寺擴展，把我們的“大觀園”、金城裏，甚至劉靖基的住宅都買了下來，打成一片，都成了玉佛寺的一部分了！
徐家禎
二0一八年六月九日
記於澳大利亞刻來佛寺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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