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高崗、饒漱石事件政治迷霧的力著

作者簡介：龍廣公，人民大學黨史係1982年畢業生，資深中共黨史研究學者。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林蘊暉著《重考高崗、饒漱石“反黨”事件》一書（以下簡稱《重考》），是內地資深學者積幾十年的研究功力，係統地梳理國內外權威資料及其中披露的曆史細節，以紮實的史料，客觀公允的史識，嚴謹的治學精神，著力厘清籠罩在這樁“反黨”事件上的政治迷霧，使讀者得以更接近曆史真相的一部中共黨史研究專著。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撥亂反正期間，1950年代發生的高、饒“反黨”事件未得到平反。根據鄧小平說“揭露高饒的問題沒有錯”、“處理得也是正確的”意見，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仍維持“反對野心家高崗、饒漱石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重大鬥爭”的曆史定性，隻不再提“反黨聯盟”。

此後，1991年薄一波著《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國共產黨曆史》第二卷，以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陸續出版的《劉少奇傳》《周恩來傳》《陳雲傳》《毛澤東傳》等，都稱高饒事件是“進行反黨分裂活動的嚴重事件”。由此，形成了關於高饒事件的官方敘史基本框架。

事實上，高饒事件的背景及其發生、發展過程，遠比傳統敘史更為複雜：一是事發突然，定性嚴重，變化太大、太快；二是關鍵情節牽涉最高層，真正知情者寥寥無幾；三是對後來的黨內鬥爭影響深遠，陸續受到批判的彭德懷、習仲勳、羅瑞卿等，均勾連到高饒“反黨”活動，造成新的錯案；四是“文化大革命”中打倒劉少奇的“罪證”，基本上還是當年高崗用來反對劉少奇的那些材料。這一切，不能不給高饒事件蒙上層層迷霧，其本來麵貌更加模糊不清。

其實，1990年代以來，內地公開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毛、劉、周及陳雲、鄧小平等領導人《年譜》，《楊尚昆日記》等文獻、文本，經意或不經意間披露了一些很有價值的史料。

隨著中國社會開放度的提高和當代中國史研究的史源擴展，近十餘年又出版了張秀山、張明遠、馬洪、趙德尊、趙家梁等曆史當事人的回憶錄，有關高崗問題的許多新史料陸續浮出水麵。《重考》作者的研究功力在於，將官書中的這些史料和當事人從不同角度回憶的曆史片斷，相互映襯，逐一勘比，將接近曆史原貌的事實真相漸次呈現在世人麵前，使長期以來圍繞高饒“反黨”事件的緣起和處理過程所產生的諸多疑竇，相當程度地得到答疑和解惑。

一、考據細節與揭示真相

曆史的真相往往存在於史家對種種曆史細節的深入考據之中。高饒事件相關檔案資料過去長期封閉，內地的中共黨史著述多限於闡釋官方既有結論，在許多關鍵環節上語焉不詳，難以信服。

《重考》作者林蘊暉先生積60餘年學術生涯及對高饒事件的持續跟蹤研究，集中爬梳了1980年代以來官方研究及教學機構編纂的黨史資料匯集和領導人文稿、年譜中分散透露的部分內情，將它與最近十幾年當事人或知情者陸續出版的回憶錄、日記等多方連綴，仔細勘比，抽絲剝繭，從一連串的曆史細節中，悉心辨析出與高饒事件密切相關的人物關係，諸如毛劉關係、毛高關係以及高與陳雲、彭德懷、鄧小平、林彪關係的複雜變化，甚至瞬間翻轉的根由，由此逐步還原高饒事件的曆史真相。

《重考》的研究價值，首先在於揭示了高崗三大“罪行”的事實真相，用事實證偽了如下成說：1953年夏季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挑動“批薄射劉”；1953年秋全國第二次組織工作會議與饒漱石合謀“討安伐劉”；1953年12月在一次中央會議上，反對由劉少奇代理毛澤東主持中央工作，要求搞“輪流”做莊，企圖篡黨奪權。

作者詳盡考察了高饒事件的背景和由來，細致地分析了中共高層在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戰略轉軌之際的意見分歧及曆史上積累的矛盾，多方考據了財經會議、組工會議的全過程，證實“批薄射劉”、“討安伐劉”場景的出現，是毛澤東以他剛剛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來統一高層思想，並以此檢查中央組織部工作的必然。

把高崗在財經會議上的發言，說成高崗就是挑動“批薄射劉”的禍首；張秀山在組工會議上的發言，是高崗與饒漱石結盟“反黨”的罪證，顯然與史實不符。把高崗的“輪流”說，作為高崗陰謀篡黨奪權的罪證，更是移花接木，子虛烏有。

（一）財經會議“批薄射劉”辨析

《重考》據實論證，財經會議發生的“批薄（一波）射劉（少奇）”，源於毛澤東在財經會議之前對薄一波主持出台的“新稅製”錯誤的定性。書中引用了1953年6月1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和會議的決定，已確定新稅製“在政治上有原則性的錯誤”，“在組織上也是錯誤的”。

毛澤東要楊尚昆將批評“新稅製”錯誤的五個文件印發與會各同誌的指示，表明已把“新稅製”作為會議的中心議題交付討論。會議的方針，是“以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糾正脫離黨的統一領導的分散主義和財經工作中表現著的某些資產階級觀點”。這些“資產階級觀點”，都牽涉到劉少奇此前在對待資本家剝削、富農黨員、農業互助合作及有關城鄉資本主義政策上的諸多主張，曾被毛澤東批評為“右傾”，因此，財經會議上出現對劉少奇的批評，實質上是毛澤東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報告的“題中應有之義”。

至於高崗在財經會議中的角色，《重考》引述當年親曆會議的張明遠（時任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三副書記）的回憶說：“高崗曾對我們說，東北代表不要先發言，要謙虛謹慎，提意見時不要太尖銳。所以東北代表的發言比較和緩，我的發言主要是批評中財委對東北在抗美援朝中負擔過重的問題重視不夠，中央調撥的物資不能及時到位等。”張明遠認為高崗沒有那麽大的能力足以操縱會議的進程。

實際上，真正引導批評薄一波並涉及到劉少奇的，是毛澤東6月15日那篇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講話，批評了離開總路線的“右傾”思想，並指示把問題擺到桌麵上來，從思想上組織上講清楚。

“會議氣氛立刻變得緊張起來，原來隻在領導小組範圍對薄一波進行批評，後來變成在大會上進行，其聲勢自然就大不一樣了”。“由對新稅製的批評，到對‘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等觀點的批判，聯係到劉少奇在天津對資本家的講話及關於東北富農問題的講話，到七月中旬，出現了‘批薄射劉’的局麵”。

而高崗在會上的發言是在8月10日，已接近會議尾聲，其發言稿“不但請周總理看過，還經過毛主席審閱修改，也給少奇看過，他還同少奇當麵交換了意見”，“少奇同意了他的意見和發言”。總之，高的發言稿“毛主席、周總理看後都是同意的，毛主席還在‘右傾’之前添了‘資產階級’四個字”。給人的印象是“因為不便在會上批評劉少奇，所以借批薄一波來間接批評劉少奇，這也是毛主席同意了的。”

（二）組工會議合謀“討安伐劉”證據不實

關於高崗、饒漱石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合謀“討安伐劉”，結成“高饒聯盟”，當年的證據是“組織會議期間饒漱石同張秀山配合進行反黨活動”。本書論證了這個“證據”不實，從安子文向張秀山傳達毛澤東指示：全國組織工作會議要“檢查中組部的工作”，要張準備對中組部工作的意見；劉少奇親自簽發邀張秀山到京參會的電報；毛澤東對張秀山的發言內容表示支持，並囑咐張秀山“先找少奇同誌談談”；

張秀山在會上發言後劉少奇對張表態說：“你在會上講的這些問題，有的不是安子文的問題，而是我的錯誤。”“我要作自我批評”；以及事先高崗對張秀山準備的意見表示要實事求是、要慎重等一係列史料，表明把張秀山在組工會議上的發言，說成是高崗與饒漱石“結盟”、饒漱石與張秀山相“勾結”反對劉少奇的陰謀，完全是“欲加之罪”的說詞。

關於劉少奇在財經會議上作自我批評之後，又在組工會議上再次作更為詳細和全麵的自我批評一事，《重考》專設一節，詳盡分析了劉少奇再三作檢討的壓力，並非來自高崗或與饒漱石的“合謀”，而是因為毛澤東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講話中所批評的“右傾思想”，劉少奇負有責任。事實上，組織工作會議對關於整頓黨的基層組織、發展新黨員的三個決議所做的修改和補充，無疑是為糾正劉少奇所檢討錯誤的一個正式結論。

（三）澄清高崗的“輪流”說

關於毛澤東外出休假由誰代理主持中央工作一事，高崗提出“輪流”說，是論定高崗妄圖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主要“罪證”。《毛澤東傳》說的是1953年12月的一次中央會議上（是什麽會也說不清楚），毛澤東提出在他去杭州休假期間，由劉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高崗出麵反對，主張由中央書記處成員“輪流”主持，暴露了他篡權的“野心”。

其疑點在於，既然毛澤東明確交待由劉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高崗何以會出麵反對？目前各類出版物所述情節均甚模糊。本書綜合研究鄧小平、陳雲、毛澤東《年譜》後指出，有關毛澤東外出休假，由誰代理主持中央工作一事，12月15日、12月24日先後開過兩次會議，作出過兩個不同的決定。以往的成說，把高崗在15日會議上提出搞“輪流”與24日會議的決定拉扯到一起，加以定罪，無疑是欲加之罪了。

關於12月15日第一次會議，即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重考》引述《毛澤東傳》、彭德懷1962年向中央遞交的《八萬言》申訴書、楊尚昆談《高饒事件》中的三種說法，指出這三種版本實際上反映出兩種語境：一是如《毛傳》所說，毛明確提議由劉少奇代理主持；二是如彭德懷所說，毛以征詢意見的口吻提出，他外出後誰人主持日常工作？楊尚昆說的雖與彭德懷有點不同，即毛說：他要外出休假，擬請少奇同誌臨時代為主持中央工作，問大家有什麽意見？

同樣是在征詢大家意見，是一種討論問題的氛圍。正因為毛澤東沒有明確指定劉少奇代理，於是劉少奇馬上表示：“主席外出後的日常工作由書記處同誌輪流主持。”會上，高崗、朱德表示讚成“輪流”，其他人表示仍由劉少奇代理。

在這種黨內高層會議上，在征詢意見的語境中，高崗、朱德表明自己的意見，純屬正常現象。據《鄧小平年譜》記載，這次會議決定：“毛澤東外出期間中央書記處會議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高崗、彭德懷參加，集體討論解決問題。”[11]並非決定“由劉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

問題在於，高崗在15日會後為動員他人讚成“輪流”進行了私下活動，並被鄧小平、陳雲反映給毛澤東。12月24日，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第二個會議，才另有決定：“在毛澤東去杭州休假並主持起草憲法草案期間，由劉少奇同誌代理主持中央工作。”《重考》所引史料無可辯駁地表明，當年定性高崗“反黨”的罪行，都是經不住曆史事實的檢驗的。

1946年饒漱石在北平軍調部。

二、匡正成說與迭出新解

若幹年來，圍繞高饒事件的研究，大多是按照官方結論敘事，或者摘取片斷史料編織，缺乏治學必備的素養。本書是關於高饒事件的第一部係統、嚴謹的學術著作，嵬集了迄今可見的幾乎所有史料，對當年事件的發生和經過逐一詳盡考證，得出許多與以往成說大相迥異的新解。

（一）毛澤東何以拿高崗是問

有關向毛澤東反映高崗私下活動的情況，《毛澤東傳》寫的是：“十二月中旬（時間模糊），正當高崗變本加厲地進行分裂黨、妄圖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時刻，陳雲、鄧小平向毛澤東反映了高崗的陰謀活動”。既無具體日期，更無具體情節。《重考》引《鄧小平年譜》的記載：16日下午，鄧小平到毛處談話。表明鄧小平在會後次日第一個向毛反映了情況。

關於高崗在15日會後的私下活動，除鄧小平1980年談的內容以外，作者引述了趙家梁、張曉霽著《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彭德懷1962年向中央遞交的“八萬言”申訴書中披露的具體情節，高崗一散會即向鄧小平遊說：劉少奇不穩當，不宜主持中央工作；當晚質問陳雲、次日上午質問彭德懷為何讚成由劉少奇代理，不支持他搞“輪流”。

毛澤東在聽過鄧小平反映情況的第二天，“12月17日晨，同周恩來談話。下午五點半，同陳雲、鄧小平談話，晚上約周恩來一起談。”陳在談話中把高在背後同他的議論全盤托出。這便是後來陳雲在高崗問題座談會上揭發的高崗向他說：“多搞幾個副主席，你也搞一個，我也搞一個”的“私房話”。

而高崗在交待材料裏卻說，“你搞一個，我搞一個”是陳雲講的。在史家看來，堅持以史料說話，不牽涉損害誰的形象問題，關鍵是從交相印證的史料中，可以看出當年中共黨內高層內部的複雜政治生態。

經作者詳細梳理，接下來的事態發展是：12月18日，上午，毛澤東同譚政談話。下午，先後同鄧子恢、李富春談話。晚上，同周恩來、陳雲、彭德懷、鄧小平談話。

19日，下午，同黃克誠談話。晚上，同陳雲、鄧小平談話。並委派陳雲去高崗南下所到之地上海、杭州、廣州、武漢，代表中央向高崗遊說過的有關方麵負責人打招呼，通報高崗用陰謀手段反對劉少奇、分裂黨的問題，要求他們不要上高崗的當。

毛特地讓陳轉告在杭州休養的林彪：“林彪如果不改變意見，我與他分離，等他改了再與他聯合。”20日，上午，同彭德懷、劉伯承、陳毅、賀龍、葉劍英談話。下午，同劉少奇談話。晚上，同周恩來談話。

21日，上午，同朱德談話。晚上，先後同羅瑞卿、陳毅談話。22日，上午，先後同楊尚昆、彭德懷談話。下午，同周恩來談話。23日，下午三時半，同周恩來談話。四時四十分，同高崗談話。晚八時四十分，同彭德懷談話。晚十時，召集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鄧小平開會。

《重考》多方匯總毛澤東如此密集的談話，在中共建政史上是絕無僅有的，明顯是對高崗的私下活動進行對證，考慮如何處置。作者分析，當諸多黨的高級幹部把高崗的私下活動擺在毛澤東麵前的時候，黨內情勢發生了急速變化，導致毛對劉和高兩人重新作了掂量和抉擇。

毛澤東下決心解決高崗的問題，是經過反複權衡的。高崗的私下活動暴露後，他在黨內就處於極大的被動地位，即觸犯了黨內高層的組織紀律，屬非組織活動，這在黨內是犯大忌的。相比之下，劉少奇從財經會議到組工會議，一直對自己的錯誤進行公開檢討，顯得光明磊落，無懈可擊，終使毛改變態度“棄高”“扶劉”。

在做了上述一係列對證、打招呼工作之後，毛澤東才於12月24日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決定在毛澤東去杭州休假並主持起草憲法草案期間，由劉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一致同意毛澤東的建議，決定起草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從而出現了毛澤東由此前“批劉抬高”到“棄高扶劉”的轉折。

關於高崗私下傳播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不滿言論等事，《重考》除引用張明遠、張秀山的回憶以外，還引述了王鶴壽、陶鑄、陳正人、馬明方、習仲勳、劉景範、張聞天、陳雲、李卓然、杜者蘅等高級幹部在1955年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的發言。這些少為人知的文本記錄，使今天的人們能夠一窺當年中共黨內鬥爭的實景與實況。

（二）四中全會的基調與指導方針的悖論

在“匡正成說”方麵，本書在考據上下了真功夫，對於長期司空見慣卻並不準確的史料，都鄭重地提出質疑並加以辨析。如官方出版的《毛澤東傳》，引用了毛在1953年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說毛在這個講話中不點名地批判高崗，乃至嚴厲提出“北京有兩個司令部”，有“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叫作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

然而，作者仔細查證了引文的注釋，指出這段講話竟轉引自1955年3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時隔1年有餘，早已物是人非了。倘若早在12月24日會議上毛澤東就對高崗問題定性為“兩個司令部”，他怎麽會提議起草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怎麽會反複強調七屆四中全會“保高過關”的開會方針？這完全與史實相背。作者這種決不放過任何細節的考據，與傳統的官方敘史手法大相徑庭。

在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之前，毛澤東指示開會的指導方針，是一個隻作自我批評的“和平會議”，意在保護高崗“過關”。但是作者悉心地發現，經毛澤東審閱同意的劉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會的報告，及會議通過的《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都突出強調了國內外敵對勢力在黨內製造分裂，利用某種派別作為他們的代理人的危險。

既然如此，“帝國主義者和資產階級或者已經或者可能在我們黨內找到代理人”，就成為全會討論黨的團結問題的基調。作者認為，這個與“保高過關”的指導方針相悖的會議基調，就埋下了要給高崗定性為“反黨”的變數。

（三）由四中全會轉向座談會之謎

四中全會後，據官方記載：1954年2月中旬，受中央書記處的委托，周恩來主持召開關於高崗問題的座談會；鄧小平、陳毅、譚震林主持召開關於饒漱石問題的座談會。但中央書記處何時開會作出上述委托，在毛、劉、周、陳、鄧的《年譜》《楊尚昆日記》中均無記載。

在現有公布的檔案文件中，既找不到中央書記處何時作出決定，又找不到劉少奇是否報告毛澤東及毛持何種態度的文本記載，成為高饒事件由強調團結到定性“反黨”重大轉折的一個謎團。

對於這個頗為蹊蹺的轉折，作者從《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收錄的1954年2月10日劉少奇在四中全會閉幕會所作結論講話中找到了答案。劉少奇在肯定這次全會開得是成功的之後，話鋒一轉，實際是指高崗、饒漱石的檢討“還是不夠的”，但是，會上所有發言的同誌都遵照毛澤東建議的我們這次開會的方針，沒有對這些同誌展開批評。

毛澤東對這次開會方針建議的目的，“就是要等待犯錯誤同誌的覺悟，而不是要把某些同誌所犯的錯誤掩蓋起來。為要改正錯誤，就必須揭露這些錯誤，必須取得其他同誌的幫助”。[18]這顯然是對毛澤東先前提出的開會方針作了另種解釋，即後續“必須揭露這些錯誤”。

關於高崗、饒漱石對自己錯誤的檢討“是不夠的”，本書貴在將二人檢討的原文公諸於世，讓讀者來分辨何以這樣的檢討，在當時濃厚的黨內鬥爭氣氛中終究是過不了關的。從而導致“不對任何同誌展開具體批評”的會議方針，實際上不可能貫徹到底。

作者認為，從劉少奇的報告改變會議基調，到後續兩個座談會必須揭露高、饒的錯誤，這是高饒事件的定性由黨內轉向與現實階級鬥爭相呼應的敵我問題的重要因素。

（四）鮮為人知的事件後續

關於高饒事件的後續，作者廣泛搜集、查找資料，講述了由此牽連出兩個“反黨集團”。在東北局株連出一個以高崗為首的“反黨集團”，成員有張秀山、張明遠、趙德尊、馬洪、郭峰。

書中對張秀山等人怎樣被打成所謂“五虎上將”，較過去有了更翔實的敘述。另外，在華東局株連出一個所謂參加高饒反黨聯盟的“向明反黨集團”，這是過去未曾有過的專門詳述。進而株連了山東分局和省、市的一大批幹部，受到撤職、降職、下放等長期不公正的對待。

書中對上述發生株連的來龍去脈作了詳細考證和評論，提供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文本記載和曆史細節，包括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采取不同形式為高饒事件被株連的幹部陸續平反、改正的曲折過程。

作者這個考據，從一個重要側麵澄清了鄧小平1980對起草《曆史決議》意見中的一個說法：“高饒問題的處理比較寬。當時沒有傷害什麽人，還有意識地保護了一批幹部”，這個說法顯然並不符合曆史的真實。

另外，本書還對饒漱石的“罪狀”之一，即當年中央文件所說：饒利用陳毅的謙讓，未經華東局會議討論，用不正當的手段，謀取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一事，披露了新的反證史料。據饒的政治秘書艾丁鄭重回憶，這件事的原由是毛澤東的主意，以華東沿海軍事任務繁重的理由，商議陳、饒二位，由饒兼任軍政委員會主席。

在毛的明確意見下，陳毅自然謙讓，饒幾次堅持由陳出任為妥，陳則認為由饒兼任“並無不妥”。直到饒主持華東局常委會，陳未參加仍委托人轉達了“請饒政委擔任為宜”的意見。會議討論沒有不同意見之後，才將名單報中央審批。這件事整個過程都符合程序，後來中央文件所說並不符合事實，致饒漱石再三檢討也過不了關。

（五）蘇聯檔案披露的不同信息

國內資料不足，輔助於國外檔案文獻的補充和對照，是本書的又一特色。得益於沈誌華主編的《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重考》一書站到了國內外史料比較研究的前沿。例如：

1954年1月4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見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談到中共黨內情況時說：最近出現了一些不健康的現象。這些現象沒有蔓延，但是由於這些現象甚至影響到了中央委員會中的成員，因而不對其引起重視是不可能的。我們正在研究這個問題，正在草擬一份關於黨的團結統一的特別文件。

2月2日，劉少奇、周恩來與尤金的談話。從尤金記錄周恩來的談話內容來看，幾乎曆數了高崗從散布“軍黨論”、“陝北救中央”、反對劉少奇的言論、封官許願、拉幫結派，一直發展到圖謀取代劉少奇坐上黨內僅次於毛澤東的第二把交椅等事例。涵蓋了後來的定性——“分裂黨”、“陰謀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等全部內容，並直接點明其性質是“反黨活動”。

3月26日，毛澤東與尤金的談話。毛說：“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進行其秘密活動：聲稱擁護毛澤東和林彪，但是首先打擊劉少奇和周恩來……

當然這並不是針對具體的某幾個人的問題，而是事關整個黨的團結的問題。”“正是因為分裂分子借他（即毛澤東）的名義欺騙了很多同誌，他才要迅速明確地表明自己的態度和立場，否則黨派鬥爭就會像傳染病一樣在黨內迅速蔓延。”

對於蘇方解密檔案提供的上述新的信息，《重考》作了如下評論：由毛澤東與尤金的談話，不難看出定性高崗“反黨”的背後原因，就是高崗背著毛澤東在高級幹部中散布毛私下與他談論對劉不滿的言論被揭發以後，使毛感到問題的嚴重性，擔心本已存在的“蘇區”幹部與“白區”幹部之間隔閡的情緒進一步蔓延。

直接影響到黨內高層的相互信任和團結，也使毛自己處於一種尷尬的困境。在權衡利弊以後，毛澤東決定“迅速明確地表明自己的態度和立場”，與高崗劃清界線。這雖然是毛在事後的分析，但也很有史料價值。

值得關注的是，在四中全會召開前的2月2日，劉少奇和周恩來就向尤金講了後來定性高崗“反黨”的全部“罪行”，從當時中共高層的政治態勢來看，這絕非劉、周二人可以自行其事的，是否事先與毛已有黙契？值得深入挖掘史料進一步研究。這也是從蘇方新信息中引出的一個待研究課題。

《重考》一書，一反某些學者把別人鮮少知道的材料視為已有、私自“壟斷”的做法，而是將尤金與毛、劉、周關於高崗問題談話的4份解密原始檔案，以及1949年科瓦廖夫給斯大林的報告；列多夫斯基為高崗涉蘇各種問題所作專論；1962年彭德懷給中央“八萬言書”申訴的內容，包括作者為高崗被指“裏通外國”、“向蘇聯出賣情報”等“罪名”辯誣；

為彭德懷所謂“高、彭聯盟”辯誣的文章資料（均為學界長期關注而不可得的珍貴史料），一並作為“附錄”附於本書之後。這也是《重考》一書的一大特點，即把作者曆經多年和多方努力所發掘出來的寶貴史料，毫無保留地公諸於學界。這種為當代社會科學發展，尤其是為史學界研究大開方便之門的“資料開放共享”之舉，非常值得稱道。

三、總結黨內鬥爭理論的謬誤及其惡果

《重考》在對高饒事件的起因、經過及其後果進行詳盡考據之後，並沒有就此止步，而是專門寫了“結束語”，著力總結導致高饒事件定性和處理的深層原因及曆史教訓。作者認為，最根本的原因是照搬了斯大林關於黨內鬥爭的理論，即：“黨內鬥爭是黨外階級鬥爭的反映”；“革命越深入，階級鬥爭越尖銳”。

正是在這種黨內鬥爭理論的謬誤指導下，就把高崗的私下活動與國內外現實階級鬥爭直接掛起鉤來，斷言：“高崗、饒漱石的反黨活動表明，他們既然適應著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的需要而企圖分裂黨、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他們就在實際上成了資產階級在我們黨內的代理人。”

既然問題屬於階級鬥爭性質，與會者當然是鬥個你死我活，窮追猛打。直接參加座談會的張明遠回憶說：“揭發高崗問題的座談會每天下午在周總理辦公室隔壁的小會議室進行，一開始火藥味就很濃，認為高崗散播對劉少奇的不滿，是對黨中央、毛主席的攻擊。有人提出高崗搞陰謀、有野心，企圖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等。”但是，“不管高崗作何辯解，他在座談會都是孤立的。”

高崗、饒漱石事件被定性“反黨”，對此後的黨內鬥爭產生了深遠影響，不隻是如法炮製，而是步步升級，造成了一係列的惡果，給黨的事業和國家發展帶來了且深且痛的深遠影響。

拜讀過林蘊暉老師筆耕不綴的新著，深為先生在耄耋之年力求揭示曆史真相的執著精神所感動，為先生紮實的學術功底而折服。通觀全書，敘事清晰，分析嚴謹，考據深入，視野開闊，在嚴格的史料考辨之下，像工廠車間“拉單晶矽”一樣，逐漸顯示出令人驚異和慨歎的曆史真相；在中共曆史檔案還很不開放的條件下，著力揭示複雜曆史環境、複雜人物關係及其演變，使不同層麵的讀者“腦洞大開”。

應該看到，《重考》一書的確在高饒問題研究領域取得了相當進展，但由於相關內部檔案甚少披露，官方機構文獻選集、選編的出版又多有主觀取舍和剪裁，目前事件本身的內幕仍存在不少疑點，尤其是關鍵性環節仍需進一步挖掘。學界若將相關的研究繼續推向前進，這部書堪為中共曆史、中國當代史、政治學等領域的有誌學者，提供了一個足資借鑒和獲得啟示的研究文本。對於一向關注中共曆史的其他讀者，特別是內地的幹部、知識界人士、青年學生，本書亦有相當的吸引力。

2017年4月26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