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24日，廣西軍區遵照《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介入地方三支兩軍工作。3月6日，廣西“造反大軍臨時服務委員會”、解放軍駐桂幹部、“革命幹部”三方共同成立“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主任委員為廣西軍區司令員歐致富，副主任委員為賀希明等8人。3月18日，廣州軍區副政委陳發洪率工作組到廣西軍區為韋國清做工作。一部分幹部群眾表示支持韋國清，一部分幹部群眾表示反對，從而區黨委領導內部出現分歧，並逐步形成對立的兩大派群眾組織[1]。
4月22日，支持“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的群眾集會，成立“廣西‘四·二二’行動指揮部”，支持原自治區黨委書記處書記伍晉南、安平生。5月25日，支持原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韋國清的群眾形成“五·二五革命行動指揮部”，之後改名為“廣西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簡稱“聯指”。兩派鬥爭日趨激烈，並不斷發生武鬥。中共中央居中調停，要求雙方檢討。並於1967年11月18日，發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廣西問題的決定》，同意廣西地區兩派派代表赴北京簽訂《廣西兩派促進革命大聯合的十條協議》、《關於立即停止武鬥的協議》和《關於全麵上繳槍支彈藥的七點協議》（但協議均未能實現）。並決定建立由韋國清、歐致富、魏佑鑄、孫鳳章、焦洪光、郝忠雲、王斌、伍晉南、安平生以及其他代表參加的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2]。
1968年4月，桂林市革命委員會成立，由於職能權力分配不均衡，兩派力量鬥爭再次加劇，並發生大規模武鬥.
1968年五六月期間，武鬥地區在廣西柳州、桂林、南寧地區開始不斷擴大，兩派組織製造了一係列鐵路交通破壞事端。5月3日，廣西“四·二二”所屬團體組織搶奪了駐地6936部隊二營的武器。6936部隊一營奉命前去製止這一行動，廣西“聯指”總指揮部得知“四·二二”組織搶槍的事件後，立即沿途設伏，襲擊解放軍奪取槍支彈藥[4]。5月5日晚12時至次日淩晨4時，廣西聯指總指揮部組織了3800多人，出動45輛汽車、一列火車客車，搶奪位於南寧市長崗嶺的武器裝備，共搶走各種槍支7044支，其中輕機槍479挺、高射機槍48挺、炮彈60發、子彈120萬發、望遠鏡50個。自治區革委會籌備小組、廣西軍區向中央匯報此事。5月6日，周恩來以中央軍委名義命令，搶走武器彈藥限24小時內交回。7日、8日，周恩來再次發電要限期搶回[5]。
然而，5月10日，柳州聯指又搶走駐軍部隊各種槍支316支，子彈1萬多發，六零式迫擊炮2門，四〇二火箭筒2具，並打傷幹部戰士47人[6]。21日，柳州市另一派組織“四二二”以對付柳州“聯指”武裝圍剿為名，組織幾千人到柳州火車站搶走援越彈藥11888箱[7]，共計子彈1700萬發，以“李向陽”之名，給押車的解放軍留下了“收條”[8]。6月4日，廣西“聯指”所屬組織3500人第二次到廣西軍區軍械庫搶奪武器，共搶去各種槍支1859支，六零炮8門，子彈約100多萬發[9]。
與此同時，1968年4月，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根據廣西軍區、廣西革籌小組的報告，內定“4·22”是反動組織，將對立的兩派設立據點、武鬥、殺人、搶奪武器、阻斷鐵路交通等罪名，都加在“4·22”一派的頭上。恰逢當時3月16日，廣州軍區空軍在廣西打下一架美軍U-2偵察機。林彪要接見有功人員，由廣西軍區副司令員焦紅光帶隊赴京，事先區革籌小組負責人韋國清親自授意整理了的“4·22”的材料，報給林彪[10]。之後經毛澤東批示同意，中共中央、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聯名於7月3日發布布告
布告要求
一，立即停止武鬥，拆除工事，撤離據點。首先撤離鐵路交通線上的各據點。
二，無條件地迅速恢複柳州鐵路局全線的鐵路交通運輸，停止一切幹擾和串聯，保證運輸暢通。
三，無條件地交回搶去的援越物資。
四，無條件地交回搶去的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
五，一切外地人員和倒流城市的下鄉上山青年，應立即返回本地區，本單位。
六，對於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破壞交通運輸，衝擊監獄，盜竊國家機密，私設電台等反革命分子，必須依法懲辦。
《七·三布告》，對於緩解混亂局勢有所好轉[16]。但貫徹過程中，受到了派性的嚴重擾亂，中共中央在7月24日又發布《七·二四布告》。7月30日，廣州地區30萬人舉行貫徹中央《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的誓師大會[17]。7月28日至8月14曰，廣東省革命委員會召開全體委員會議，會議通過《關於進一步貫徹落實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精神，深入開展對敵鬥爭的決議》[18]。
在廣西當地，《七·三布告》頒布後，由“廣西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主導勢力的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南寧市革委會，在7月8日在南寧市舉行上千人大會，強調《七·三布告》是解決廣西問題的一個重大戰略決策，並呼籲群眾“向階級敵人發動猛烈進攻”[19]。7月9日，廣西軍區、自治區革籌小組又召開10萬人參加的“堅決擁護貫徹捍衛《七·三布告》大會”，號召廣大群眾立即行動起來，嚴懲一小撮“現行反革命分子”，“為成立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掃清道路”[20]。《廣西日報》連續發表9篇社論，宣傳貫徹《七·三布告》[20]。7月31日，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出動部隊和“聯指”武裝及一些縣的民兵，攻打“四·二二”組織設在廣西自治區展覽館的據點。8月2目，包圍和進攻“四·二二”組織在南寧市解放路、新華街等據點，至8月8日戰鬥結束，造成嚴重傷亡，期間全市被打死群眾827人[21][22]。解放路及其附近街巷有33條被燒；11744戶職工和居民共40113人無家可歸；5家國有工廠、45家手工業社、165間商店門市部、134間中小學教室、166艘船被燒毀[23]。8月26日，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在南寧成立，大規模武鬥得以製止，但有的基層地方仍存在並爆發濫殺無辜的事件[22]。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大量廣西幹部由於文革期間起家、上台，對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有很強抵觸，有些人以《七·三布告》作為廣西文革錯誤的擋箭牌[24]。1983年1月，中共中央批複自治區黨委《關於進一步處理好廣西“文化大革命”遺留問題的請示報告》，要求廣西以《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統一思想。1983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對自治區黨委的領導班子作了重大調整，並要求廣西把“處遺”工作放在首位，限期完成任務。4月11日，中共中央機構改革領導小組派出由周一峰任組長，毛鐸、王浩任副組長的工作組40人到廣西指導處理遺留問題和調整各級領導班子[25]。1983年5月13日，自治區黨委向中共中央書記處作了《關於對“七三”布告重新認識及對外表態口徑的請示》，包括“當時中央發布布告是為了防止大規模武鬥，但布告本身確實存在錯誤，主要是把當時群眾組織的一些嚴重錯誤行動，定為反革命事件，……調動了軍隊和武裝民兵，鎮壓一部分群眾，並導致大量亂殺人的後果[26]。”同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批複，原則上同意自治區黨委的意見，從而使廣西處理“文化大革命”遺留問題得以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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