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文科狀元，1938年生人，名叫沈元，曾在中國的曆史學界掀起過不小的風浪，郭沫若稱其為神童，翦伯讚、黎澍譽之為北大五十年才出一個的人才。
1955年，沈元以優異的成績（有說是文科狀元）考入北京大學曆史係，有誌於中國古代史，專攻秦漢。
這一年，沈元17歲，來到了命運開始的燕園。
1956年，沈元從美國《工人日報》讀到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問題的長篇“秘密報告”——《個人崇拜及其後果》，原先在他心目中的老大哥光輝形象瞬間粉碎，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暴虐無情、殺人如麻的惡魔。在震驚之餘，他摘譯了部分內容與同學分享，而這些是北大的同學們在《聯共（布）黨史教程》裏看不到的。
當時，沈元就“秘密報告”發表了許多看法，其中最深刻的有以下兩點
一是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中揭露的事實，為何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蘇聯史》中都是看不到?那樣的曆史是信史?
沈元提出：中國封建王朝的史官還能秉筆直書，社會主義時代為什麽不能寫信史?學習和研究史學的人對於如何書寫曆史，當然是特別在意的。沈元提出的問題，引起熱烈的討論，大家不能不聯想到自己的使命：自己將來做一個什麽樣的曆史學家?誰來繼承太史公的傳統?
第二是斯大林為什麽能夠握有生殺予奪的權力?幹了壞事為什麽能夠長期隱瞞?
赫魯曉夫僅歸結為個人崇拜，而沈元卻直言——“根本上還是製度問題。“
這一年，沈元18歲，正是意氣風發的年紀。
1957年，毛和各級黨委千呼萬喚鼓勵“鳴放”，要求黨外提意見。北大曆史係的“才子“沈元也自是得風氣之先，除了和同學創寫“鳴放”的宣傳報外，也發起創辦了《準風月談》批評某些黨員和黨支部壓製鳴放。
然而在北大“五一九”事件以後，他雖同意“左派先鋒”林希翎（人大）、譚天榮（北大）的觀點，但卻反對他們“煽動情緒，搞得燕園之大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北大“五一九”事件簡述：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學貼出了1949年後中國的第一張大字報，在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內，全校就出現了數以千計的大字報，這些大字報，提出了許許多多中國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的敏感問題和重要問題，隨後，北京高校、全國高校開始出現大字報，進而在全國幾乎所有的機關、企事業單位和中、小學校都貼出了大字報，由此大字報運動遍及全國，迅猛之勢，如大火燎原。
之後，在北大按百分比劃右派的時，潛心做學問，深鑽故紙堆的沈元，因為平時不向黨組織靠攏，並曾與某些激進黨員進行辯論，被打為“右派”。 上級更認為“他早就是右派”，認定他的“《準風月談》是向黨進攻，甚至追溯到他翻譯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和私下的評論，指控他“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年代”，如此再更進一步——定性為“極右”。
這一年，沈元19歲，是其短暫一生的轉折點。
1958年，“右派”沈元被北大開除學籍，送北京西郊農場勞動改造3年，據他同學雷光漢著文回憶，雷同被打成右派後，和沈元一起下放到門頭溝的齋堂背石頭，修水庫，很苦很累。當時沈元和他的一個姨表妹談戀愛，人很漂亮，曾到齋堂看過沈元，但表示要和他這個右派斷絕戀愛關係。沈元大受刺激，痛不欲生。他說：政治上沒希望了，愛情上也沒希望了，活著沒意思了。他甚至想輕生，跳水了斷此生，為此雷光漢在北海橋上勸了沈元兩小時。
1961年，沈元摘“右派”帽，被允許返回北京在街道上勞動。雖已摘帽，但由於被取消了學籍，已不能再回北大繼續學業。於是他一頭鑽進北京圖書館自學，苦心孤詣，埋頭研究，寫出數十萬字的曆史學論文。 當時，恰巧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黎澍正在尋覓一位稱職的助手，當他讀到由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副主任劉導生推薦的沈元寫的九篇文章後，十分欣賞沈元的才華，認定沈元就是自己要找的助手，遂錄用沈元為近代史所實習研究員。
1962年，兼任《曆史研究》雜誌主編的黎澍，在沈元的九篇文章中挑選出《急就篇研究》在雜誌上發表。《急就篇》原是漢代的蒙學課本，沈元對《急就篇》的考訂超越了大學問家王國維（僅為考訂，不指學術水平）。而從《急就篇》研究漢代社會的性質，更是前無古人，憑借在史學、文學、音韻學上的深厚功底和獨特視角，在史學界引起極大轟動。郭沫若稱讚：“這篇文章寫得好。”另一位史學大家範文瀾讀後也說：“至少比我寫得好。”
這一年，沈元24歲，曾經的北大才子已逐漸成為曆史學者。
1963年，沈元完成文章《洪秀全和太平天國革命》，全文五萬多字，在《曆史研究》發表。《人民日報》從中摘錄一萬字，以《論洪秀全》為題，發了整整一版，整版摘錄極其罕見，。沈元再次博得滿堂喝彩，一時間從南到北的學者，人人爭說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說。
之後沈元又寫出《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和曆史研究》，《曆史研究》副主編丁守和感到文章頗佳，用署假名張玉樓的方法把它發表在《曆史研究》上。正好這時《人民日報》讓他們推薦文章，丁守和便將沈元的這篇文章和近代史所所長劉大年的《關於近代史研究的幾個問題》一起送往《人民日報》。《人民日報》編輯不知“張玉樓”係何人何背景，隻以文章質量取勝，最終采用了沈元的文章。 但有人知曉內情，知道“張玉樓”為何人，便把揭發“沈元事件”的材料寄到了毛那裏，雖被秘書田家英暫時壓下，但接著又有人到中宣部告發“黎澍重用右派”。中宣部派人來調查，結論是沒有違反原則的地方，但以後少發他的文章。
這一年，沈元25歲，功底深厚文采出眾，是史學界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
1964年，沈元利用故宮的材料，寫了《中國曆代尺度概述》。這次丁守和說不發了，但經不住沈元懇求，而丁守和也看出他在此文中功夫下得很深，再說是一篇關於科技史方麵的，有很大實用價值，無關政治，不忍心埋沒這樣的優秀文章，還是發表了，這回用的是“曾武秀”的假名。 結果還是有人發覺了，研究所黨委書記找丁談話，下了最後通牒：“中宣部剛發通知，你們怎麽又發沈元的文章了？以後不要再發了，免得給你們也給我們都帶來麻煩。”這篇文章遂成了沈元生前發表的最後一篇文章。
這一年，沈元26歲，一個學者的生命力和創造力就此被徹底封殺。
文人遇上時代，政治便永遠是劫。
1966年，WG浪潮席卷中國，知識分子相繼被打倒，年僅28歲的沈元被列為要打倒的“曆史界十大權威之一”，除他之外，其他9人都是曆史界大師級人物。可見此時沈元史學造詣之深。 沈元這個“右派明星”在WG開始即遭受到非人的迫害和摧殘，被鬥得死去活來。
沈元在WG中曾結婚，寄居在親戚家，紅衛兵一來，便將他們一家掃地出門，迫使他們到處躲藏。治學惹禍的沈元，怎麽也不會想到自己竟然有這麽一天：夫妻兩人走到哪裏，紅衛兵就追到哪裏。曾經接納他的研究所，也根本不可能再度接納他，兩個年青人連棲身之地也找不到。期間，沈元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但姐姐早已自顧不暇，不可能再接受一個“反革命”。 1968年，實在忍受不了批鬥和躲藏的沈元選擇用油彩喬裝成黑人闖入馬裏駐華大使館（郭羅基《哀沈元》中說他進入蘇聯駐華使館），尋求政治避難，結果大使不敢收留，通報中國政府逮捕了他。
這一年，沈元30歲，從曆史學者淪為階下囚。
1970年，為了給中央開展的“一打三反”運動樹立“樣板”，北京市當局從1月底至4月中旬共開了三次全市性有數萬至十萬人參加的公審公判大會，判刑和處決所謂“反革命”罪犯。
2月11日，以“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公法軍事管製委員會”的名義發出的《通知》，開列了以顧文選為代表的55名罪犯，交群眾討論。沈元名列其中的第19。
3月5日北京當局召開全市公判大會，對這份《通知》所附等55人予以判決。 其中顧文選等18人加上前份《通知》名單上因故留下的遇羅克等共19人被處決。名單上的其他人，如聞佳、張朗朗、周七月等也被判處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 然而，隻有沈元一人是沒殺也沒判。原因可能有以下兩點：
3月5日那批當局預定的被處決人數已滿，而且超出。
北京市公法軍管會”或北京市革委高層，對沈元是判“死刑立即執行”，還是“死刑緩刑二年執行”，存在某種分歧，所以暫被“刀下留人”。
但是沈元這次脫逃處決的僥幸並沒維持多久，其校友也是“北大才子”的顧文選與遇羅克等被處決後僅過了19天，3月24日，“北京市公法軍管會”又發出了當年的第三份此類通知。沈元在《通知》中又“榜上有名”。他已是在劫難逃。
3月24日“北京市公法軍管會”《通知》上，關於沈元的“罪行簡介”全文如下：
十七、現行反革命叛國犯沈元，男，三十二歲，浙江省人，偽官吏出身，係右派分子，原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實習員。其母係右派分子。
沈犯書寫大量反動文章，積極策劃叛國投敵，於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裝成黑人，投靠外國駐華使館，散布大量反動言論，惡毒攻擊我黨和社會主義製度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這份文本上，在沈元的簡介文字之後，批注有“死。張死緩”字樣，表明曾有位張姓人士，認為對沈元可以“刀下留人”，處以“死緩”判決。可惜的是，這個意見最終未被采納。最終，沈元於4月18日慘遭處決。
那一年，沈元32歲，想逃離那個變態時代的他最終因此而喪命。
WG過去，許多人獲得平反。沈元的姐姐沈蓓和八十歲的老母上訪北京，追究事件始末。
1980年春天她們終於拿到一張正式平反的通知，內容為：
被告沈元……因現行反革命叛國罪……於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被逮捕……一九七O年四月十八日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經本院再審查明：……原判以反革命罪處其死刑是錯誤的，應予以糾正。據此判決如下：一，撤銷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八日……判決書。 二，對沈元同誌宣告無罪。”
在沈元被殺十年後，遲到的平反通知終於交到了沈元老母的手中，她號啕大哭：“我不要紙，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這一聲撕心裂肺的慟哭，應該永留在曆史當中，卻也隻能留在曆史當中。
沈元的一包文稿，在WG中被研究所的行政人員拿走，不肯歸還。黎澍說，幸虧還有沈元讀過的一部《漢書》，上下左右都用蠅頭小字寫滿了批注很有價值，可以用以補校前人的注。因無人識寶，故幸存下來。
之後沈元的兄長沈荃、姐姐沈蓓，懷有對偏憐小弟的深情，奔走數年出資數十萬，出版了《〈漢書補注〉批注》，以慰沈元的在天之靈。
引用朱學勤在《思想史上的失蹤者》中的一段話：
一部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思想史，很可能是一部習慣性流產史。與曆史學其它部類一樣，思想史從來是也隻能是文字記載的曆史。它曆來勢利，隻認文字，而且是變成鉛字的文字。除此之外，它又聾又瞎，聽不見也看不見曠野裏的呼喚。
所謂思想史的長河，隻不過是一條狹長的小溪。在這條小溪的兩邊，是望不見盡頭的無盡黑暗。一代思想者失蹤，迷失在思想史這一邊或者那一邊的黑暗裏，不會引起思想史長河的一聲歎息。它連一個漣漪都不會泛起，不動聲色地、熟視無睹地繼續向前滑淌。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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