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人民日報》寫內參的經曆
－－作者：金鳳
記者除寫公開報道，還有寫“內參”（或“內部情況”）的任務。“內參”有時能起到比公開報道更好的效果。但寫“內參”有一定風險，“內參”往往反映工作中的缺點和問題，容易得罪領導。以往年代，政治運動頻繁。“運動”一來，記者寫的“內參”常常成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證”。不少記者因此被打成“右派”或“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如新華社有七位分社社長因寫“內參”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我在《人民日報》社當記者多年，也寫了一些“內參”，付出了慘重代價。
寫“內參”反映“大躍進”中的浮誇風
1958年初，中央在南寧召開會議，毛澤東講了“破除迷信、敢想敢幹”的重要講話，批評了周恩來、陳雲同誌1957年“反冒進”是犯了“右傾”錯誤，“離右派隻有50米了！”各地聞風而動，吹起“大躍進”的號角，在全國刮起浮誇風。
1958年《人民日報》撤銷各省記者站，我到農村部當評論員，有時也下鄉做點調查研究。全國第一顆“高產衛星”是河南省輝縣?岈山鄉上萬畝小麥“畝產小麥3000多斤”，《人民日報》發在一版頭條。我多年跑農村，知道全國小麥最高產量是青海一塊幾畝大的“試驗田”，畝產不到3000斤。怎麽可能上萬畝土地平均畝產3000斤呢？我表示懷疑，立刻有人勸我：“小心，別當觀潮派！”
我不服氣，自告奮勇下鄉調查。這年七八月間，冒著酷暑來到河北省定縣。定縣有位全國農業勞模馬寶山，我認識。他見到我，神秘地對我說，要讓我看看他將要放的“白薯衛星”。
隻見一畝地麵積，往下深挖15丈，堆滿小白薯。往上堆起15丈的小土山，裏麵也統統是小白薯，這就是他要放的“畝產白薯100萬斤”的“高產衛星”。估計他實際上也填充了十幾萬斤小白薯！
我吃驚地說：“這就是你所說的特大衛星？這不是明明白白的弄虛作假嗎？”馬寶山不高興了，拉長了臉：“人家能將十幾畝的水稻並在一起，我為啥不能將白薯堆成小山？！”
我說：“老馬呀，你昏了頭了，這樣做有啥好處？你是讓人家參觀，讓記者來拍照，替你宣傳吧。我告訴你，我決不寫一個字。”兩人不歡而散，我馬上坐車回北京，寫了一個“內部情況”，被領導扣下了。他說：“你這是給群眾運動潑冷水。到時候要倒黴的。”他這是好心保護我，他有充分的經驗。我說：“明明是弄虛作假，這叫什麽‘放衛星’啊？”他苦笑著說：“這是‘大躍進’的浪潮，勢不可擋。我們不報道也就算了，說他弄虛作假，有人會不高興的。”
過些日子，報上又登出河南魯山縣大煉鋼鐵、大放鋼鐵“衛星”的消息，農村部讓我去采訪。
記得是9月下旬到了魯山，縣委書記熱情地接待我，說全縣正做準備，準備10月1日放一顆“日產一萬噸鋼鐵”的“衛星”，向黨中央、國務院報喜。我去過鞍山鋼鐵公司，這是中國最大的鋼鐵基地，有二十萬職工（魯山縣隻有15萬人，絕大部分是農民），全年鋼鐵產量300萬噸，還不到一天一萬噸。小小的農業縣魯山，要放“日產一萬噸鋼鐵”的“衛星”，豈非天方夜譚？
我到了魯山縣的一個公社，隻見公社書記頭上紮了塊白毛巾，正頭疼。他愁眉苦臉地對我說：“老王同誌，縣裏布置要我10月1日放‘2000噸鋼鐵衛星’，我愁得生病了。別說2000噸，我200噸也放不出來呀！”他陪我到了煉鐵工地，隻見用泥土壘成的小土爐，爐火熊熊，燒的是山上砍來的木材，爐中原料是各家各戶收來的廢鐵器加焦炭，煉出來的是“燒結鐵”，還不如原來的廢鐵。有的爐直接煉礦石，煉出的是比燒結鐵還差的“鐵疙瘩”。許多農民背著礦石疲倦地走來，有的走著、走著在山路上睡著了。我看了堆在一起的礦石，估計也不過幾十噸。我問農民：“你們知道一噸是多少斤？”他們回答：“估摸是一斤吧。”真是可笑，連一噸是多少也不知道，怎能大煉鋼鐵？國務院工業部有一位女幹部也來到魯山，我們一起數了數土高爐，有二三十個吧。估計連200噸也煉不出來，何況煉出的是廢品“燒結鐵”！她說，她回北京要向工業部長高揚同誌匯報，她希望我也寫個“內參”，證實她的匯報。
我回縣委招待所馬上寫了個“內參”，寄給《人民日報》工商部主任張沛同誌，請他轉給國務院工業部長高揚同誌。後來聽說，毛主席認為高揚同誌“右傾”，一氣之下撤銷了工業部。在此以前，他已撤銷了鄧子恢當部長的中央農村部。我這“內參”估計命運不佳，說不定當了高揚同誌“右傾”的“罪證”！
寫“內參”揭露河北省假勞模
1964年夏天，我到了河北省當時的省會天津。省委宣傳部長翟向東同誌向我推薦了一個“河北遵化縣西下營大隊3000畝畝產糧食600斤”的高產典型。當時河北農田一般畝產二三百斤，畝產600斤算得高產了。他又介紹西下營黨支部書記王佐民是全國農業勞模和複員軍人模範，希望我能報道王佐民。
冒著7月酷暑，我趕到遵化縣西下營大隊，見到王佐民。他三十多歲，看上去很幹練，也善談。當時，林彪正推動全軍和全國人民學習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語錄》，語錄已印了上億冊。王佐民告訴我，他正是通過組織村民和民兵學習主席著作，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改造低產田而獲得畝產糧食600斤的成績。他安排我住在一名軍屬家裏，又派來一名背著照相機的宣傳員陪我采訪。照相機在今天中國已很普遍，在60年代農村，可是個稀罕物。小夥子帶我看了展覽室。牆上幾百幅照片都是王佐民的工作照：他正在學《毛選》，他帶領支部學《毛選》，他帶領全村農民學《毛選》，他帶領社員深翻土地、密植，他上天津、北京開會，戴大紅花當勞模等等，全是小夥子的“傑作”。他又抱來兩大本剪報，全是宣傳王佐民的。這麽突出地宣傳自己的勞模，我還是第一次看到，不免對他心生疑慮。
王佐民陪我看莊稼。我們沿著公路，看了幾塊玉米地，確實長得不錯。他說，至少可打600斤。我請他回大隊，讓我自己隨便看看，他不高興地走了。我離開公路，轉入田間小道，麵前大片玉米長得稀稀拉拉，每畝大約隻能打二三百斤。這樣看來，全大隊3000畝地怎能畝產600斤呢？
我在社員家吃派飯，一天換一家，問了好幾家社員，去年莊稼收多少？畝產多少？他們齊聲回答：不清楚，問王書記去！
社員吃的並不好，每天兩稀一幹，喝玉米糊糊和吃玉米餅。孩子都長得瘦瘦的，三頓菜都是鹹菜加大蔥，這不像畝產600斤的生活水平。
我問六十多歲的房東大娘，更問不出什麽。我隻好用老辦法了。我讓老會計把1957年建社到1963年的賬本統統給我找來。老會計抱來二十幾本。1957年西下營大隊由十幾個高級社合並而成，要從高級社查起，相當費事。我不會打算盤，當時又無計算器，隻好用筆算，一連算了兩天，算得我頭昏腦漲。
兩天後，發現問題了。原來1957年西下營大隊的糧食總產量，竟超過1963年好幾萬斤！可是，1957年畝產隻有300斤，1963年怎麽變成600斤呢？真是怪事，除非耕地麵積縮小了。
我算了興修水利和社員建房麵積，隻少了一二百畝。總耕地麵積和1957年差不多，為何總產量少了，畝產卻增加了一倍？這是不可能的！
我明白了，王佐民用的是少報耕地麵積，增加單位麵積產量的辦法。那麽，他少報多少呢？總耕地4000多畝，他竟敢少報2000畝！這樣，2000畝耕地畝產從300斤躍升到600斤！反正，上級誰也不會核查大隊總耕地麵積，也不會核查1957年和1963年的總產量，要的就是畝產，比的也是畝產。
我到王佐民家中去了。他不住在村裏，單獨一家住在村外。這是一座灰色圍牆圍起的院落，孤單單矗立在田野間，引人注目。進了圍牆，是一畝大麵積的院子，種了豆角、西紅柿、洋白菜等等，還種了半畝玉米，當中還打了口洋井。整整齊齊五間雙磚落地大瓦房。王佐民不在家，他媳婦出來招待。隻見她上身穿了件格子紡綢襯衫，下身穿一條黑紡綢褲。這種打扮，農村少見，倒像解放前的“少奶奶”。她又是讓座，又是敬茶，很會應酬。我見她手上和王佐民一樣，戴著塊梅花牌手表，這在農村婦女中也少見。屋中還有位十八九歲青年姑娘，抱著個兩三歲的孩子，另一個六七歲孩子在地上玩。
我對她說：“你有兩個孩子，又要做飯、種自留地，怕是不能出工啦。”她笑容滿麵，得意地說：“從打嫁過來，我沒下過地。自留地也是社員幫著種的。佐民不讓我下地。生了兩個孩子，家務更忙。這不，小的孩子還靠這姑娘幫忙。”她用手一指：“這是大隊出納，每天過來幫我照看孩子。快過來見見記者，可是從北京來的大記者喲。”
姑娘臉紅了，朝我點點頭，慌慌張張抱著孩子出去了。我打量一下房子，很新，問她：“這房子啥時蓋的呀？”
“蓋了不到三年，不怕你見笑，土裏土氣，離村又遠，不大方便。”
我算了一下，大約是1961年蓋的，那可是三年困難時期。
我回到住地，上房東大娘屋去了，我說：“我到王書記家去了，五間大瓦房，加上自留地，一畝多吧，比一般社員自留地大多了。房子好氣派呀。”
房東大娘重重歎了口氣說：“可不是好氣派，原來還要氣派。房子和圍牆，全抹上紅色，遠遠望去，就像座廟。聽說上級來了，說太顯眼，這才改成灰色。”
“蓋這房，花費不小吧，又是三年困難時期。”
大娘又重重歎了口氣：“那陣子還吃食堂，都吃不飽。大夥還得去幫著蓋房，老婆子我還去搬過磚。聽說，這蓋房的錢”，她猛地停住：“哎呀，可不敢瞎說。”
我看她有顧慮，耐心開導她：“大娘，我在這屋也住了好幾天了，你還信不過我？”
“是呀，是呀”，大娘忙說：“老王同誌，大娘我自然信得過你。看你大熱天老遠從京城來到這裏，住到我家，隻喝我老婆子一口水。可你早上幫我掃院子，又幫我挑滿一缸水。白天忙一天，晚上熬夜幫我們查賬。你為啥呀，不就為我們社員好嗎！大娘我信得過你。”
我趁熱打鐵問：“大娘，您說說，王書記這蓋房的錢，從哪裏來的？那時一天掙10工分，也不過幾毛錢吧。”
大娘又歎氣，低聲說：“聽說，聽說，他是挪用了上級給我們修水利時讓社員搬家時的補助款。還有，發給困難戶的救濟款。我是聽老會計說的，他是我家表叔。”
我聽得生氣，不由大聲說：“那社員為啥不上公社、上縣裏告他？”
大娘見我聲音大了，她急了，忙擺手，低聲說：“小聲些，小聲說。王書記成天上縣裏，上省裏，還上北京開會哩，受表揚哩，是勞模哩，誰敢告他？不要命啦？”
我也重重歎了口氣。
第二天，我對王佐民攤了牌。我要求他召開大隊支委會。在支委會上，我說：“我查了你們大隊從高級社到去年的賬。發現你們大隊1963年的糧食總產量比1957年還少幾萬斤。”
支委會驚呆了，王佐民也很吃驚，連忙說：“耕地少了嘛。”
“少多少畝？”我緊著問。王佐民慌了，吞吞吐吐地說：“可能少了幾百畝吧。”
我笑笑說：“我查了賬，1957年十幾個高級社耕地總麵積約4000畝，畝產300斤，總產量120萬斤。1963年你們大隊報糧食畝產600斤，但總產量隻有110多萬斤。除非，你們耕地少2000畝，隻剩2000畝。畝產600斤，這總產才合得上110多萬斤。這六七年，你們大隊耕地竟少了一半嗎？”
王佐民臉紅了，口齒不清了：“這不可能，不可能！”
“賬在那裏呢，到底怎麽回事，你自己清楚。”
王佐民站起來，急著說：“我找老會計查查，這些賬，都是他做的。”
當天晚上，我寫了“內參”，揭露王佐民采取少報耕地麵積，提高單位麵積產量的虛假手法，騙取畝產600斤（實際仍為畝產300斤）的勞模榮譽。他還侵吞了水利款、困難補助款蓋房，又讓出納當他家保姆，讓會計、出納一人當，賬目自然混亂不堪，隨便捏造了。
報社登了我寫的“內參”，將“內參”寄給中共河北省委。省委很重視，派出工作組，進駐西下營大隊。情況比我反映的還嚴重，他還打擊報複反映真實情況的社員，不讓人家出工，一家人幾乎餓死。王佐民被撤職，同時撤銷勞模稱號，把房屋退賠出來做了大隊部。他和老婆都下地勞動了。不然，他家吃什麽呢？
“文革”中寫了三份“內參”，慘遭坐牢五年之災
寫“內參”如隻涉及基層，問題不大。如果涉及省以上，便有很大麻煩。
“文革”中我寫了三份涉及中央文革和空軍的“內參”，竟坐牢五年之久。
1967年1月，上海《解放日報》開始被“造反派”奪權。接著，在“中央文革”支持下，上海市委也被奪權。中央文革推波助瀾，全國各省委、省政府及中央部委，除國防部和外交部外，統統被“造反派”奪權。從中央到各地黨政部門都被奪權，工農業生產沒人管了，全國經濟幾近癱瘓，形勢十分嚴峻。
正是春耕時分，我到了京郊懷柔縣。一位已靠邊站主管農業的副縣長來看我，自我介紹他愛人在《人民日報》群工部工作，他算《人民日報》家屬，向我反映：“春耕季節快到了，從縣委、公社到大隊都被奪權。生產沒人管，地種不了，今年老百姓吃什麽？全國人民吃什麽？”他憂心忡忡地說。
我問他：“有什麽辦法可以扭轉這危險局勢？”
他低聲說：“我們幾個副職，包括副縣長、農業局、林業局、糧食局、水利局的副局長和供銷社副主任，在一起商量，準備成立一個‘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抓全縣的農業生產。同時，公社、大隊也成立‘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組’，生產便可以一抓到底。可是，我們怕造反派說我們反奪權。老王同誌，你看怎麽辦？”
我連忙說：“這主意太好了，造反派那裏，我去說。”
我和剛成立的縣革委會主任一說，他們同意了。馬上解放一批副職幹部，成立了全縣“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和公社、大隊一級的“抓革命、促生產小組”。懷柔的春耕生產自上而下有人抓了，春耕生產有序地開展起來。全縣老百姓都很高興。
我回到報社，寫了“內參”，直報中央。周總理看到了，十分高興，馬上送毛主席。毛主席批示：“《人民日報》立即見報。”
第二天，《人民日報》一版頭條，發表了“懷柔縣解放一批幹部，成立‘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春耕生產順利進行”的消息。用的是我寫的“內參”原文，一字未改，連新聞導語也沒有改。各地聞風而動，解放了一批幹部，紛紛成立工、農、商業的“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工農商業生產能正常進行，避免了經濟崩潰的局麵。
全國幹部、群眾都高興，主持經濟工作的周總理更高興。一心搞亂天下、妄圖亂中奪權的江青大不高興了，指責總理“用生產壓革命”。她追查這個鬼主意哪裏來的，《人民日報》的消息是誰寫的？姚文元說是報社記者王金鳳寫的“內參”，主席看了讓《人民日報》發。江青大怒，記下了這筆賬。
1967年2月，我到武漢采訪。正趕上當地造反派驅趕大批工人、勞模、工會幹部戴高帽子遊街。我數了數，竟有6000多頂高帽子。最慘的是武漢重型機器廠的勞模馬學禮，頭上竟壓了頂鐵帽子。還有不少女工被剃了陰陽頭，手裏拿著稻草。“造反派”說她們上北京告狀是保皇派想“撈根稻草”。一下火車便被揪來遊街。六千頂高帽子遊街真是浩浩蕩蕩、“蔚為壯觀”，兩旁有外國人在照相。
我看了氣憤不過，提筆寫了第二個“內參”，大意是“‘文化大革命’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廣大工人包括勞模竟遭高帽子遊街，敵我不分！”
這一“內參”周總理也看到了，由“中央文革”下令，不準讓工人、勞模再戴高帽子遊街，還解放了大批工人和工會幹部。
第二個“內參”也起了作用，我自問盡了中央黨報記者的職責。
寫第三份“內參”，大禍臨頭了！
1967年秋天，我到上海采訪。上海解放了一批幹部，我召開座談會，編發了一個版。又專訪了原楊浦區委書記、產業工人出身的張金標，寫了長篇通訊，後來發表在《人民日報》一版。這時，駐上海的空四軍宣傳處長來看我，請我參加空四軍召開的學習《毛著》積極分子會。當時，這樣的會很多，很難見報，我不想去。不料，那位處長出語驚人，說他們學習主席著作有新發展：“要用毛澤東思想占領天空。”
我問：“什麽意思？”
回答是：“我們要用主席語錄指揮飛行（即指揮飛行和飛行員回答時，必須先講一句語錄）。”
我聽了大吃一驚。當時打電話，有人先念一句語錄，如“為人民服務”、“鬥私批修”等，然後再講電話內容。這已經耽誤時間，如果指揮飛行，指揮員和飛行員都先念語錄，再說飛行術語，飛機飛行速度極高，指揮術語一句很短，如加上語錄，飛行員反應不過來，非出飛行事故不可，弄不好機毀人亡。我內心非常反感這種“極左”的做法，可又不能公開反對。隻派了一名年輕記者去參加會議，也沒寫什麽報道。
1968年1月，軍委空軍召開空軍學習毛著積極分子會議，請《人民日報》記者參加。說參加者每人將發一套精裝毛選和100個毛主席紀念章。我聽了很生氣。我知道當時有句話：“全國人民學解放軍，解放軍學空軍”。其實，空軍一直“很左”。他們動用大批國防器材鋁甚至黃金、白銀製作紀念章，有的紀念章比銀元還大，有的人甚至把紀念章別在胸前的肉裏……江青送幾個芒果給空軍，說是毛主席送的，有的政委頭頂芒果，站在火車裏幾小時送到基層供起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我忍不住，提筆寫了第三個“內參”，向中央反映空軍學習主席著作庸俗化，竟要用語錄指揮飛行，弄不好將發生重大事故；空軍動用大量國防器材製作紀念章，不合勤儉建軍原則；空軍有驕、嬌二氣。
這個“內參”轉到當時空軍司令吳法憲手裏。他向江青報告。江青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大放厥詞，胡說王金鳳是上海、北平的地下黨員，受到劉曉、劉仁領導。劉曉、劉仁是“叛徒”、“特務”，王金鳳也是“中統”特務。她提出，要把金鳳押送秦城監獄。敬愛的周總理保護了我，說“先審查審查吧”。於是，由陳伯達下令：“立即對王金鳳監護審查。”1968年，把我押到北京衛戍區，和一些部長，如吳冷西、陶魯茄、劉白羽等關在一起五年一個月。直到1973年6月，還是在周總理親切關懷下，把我放回《人民日報》社恢複工作。
坐牢五年，關在單身牢房，與世隔絕，我的身心受到嚴重摧殘。更殘酷的是，吳法憲下令，強迫我的丈夫趙寶桐（全國空軍英雄）和我立即離婚，又逼趙寶桐重新結婚。趙寶桐頂了三年半，空軍說他不重新結婚，便是“對王金鳳有幻想，是立場問題。”趙寶桐生怕再頂下去，自己也可能被抓，則三個五歲、十歲、十一歲的孩子必然流離失所。無奈，他被迫於1971年12月和一名工廠技術員結婚。一年半後，我出獄了。
出獄後我麵臨家破人散的悲慘局麵。我不甘心屈服，趙寶桐也不願屈服。我們齊心協力，經過三年半艱苦複雜的鬥爭。1976年10月，“四人幫”垮台。12月26日，錦州法院判趙寶桐和那名技術員離婚。同日，北京法院判趙寶桐和我複婚。
為寫“內參”，我坐牢、離婚、複婚，付出整整八年時間。人生能有幾個八年？！當然，“文革”十年，國家和人民付出慘重代價，知識分子、幹部受迫害的數以百萬計，我不過是其中的一個不幸者，總算保住了生命和家庭，也算僥幸了。
（作者金鳳：人民日報社高級記者）
轉自《共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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