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森堡 | 罌粟花開——光緒初年的“丁戊奇荒”

惡魔的花朵

罌粟是二年生草本植物，因為其形狀像罌子，子又像粟，因此得名。

據推測，罌粟的原產地可能在地中海一帶，早在新石器時代，德國西部的萊茵河流域就已經出現罌粟。後來，這種植物逐漸擴散到整個地中海世界，當時的人們也逐漸注意到了它的美豔和對人類精神的神奇效用。

古埃及人使用罌粟讓哭鬧的孩子安眠；在古羅馬，人們則更多地將其用於醫療和消遣。從曆史文獻來看，最遲在唐朝，罌粟就經由阿拉伯商人之手傳入中國，隻不過中國人最初僅僅是把它當作一種欣賞植物來栽培。然而，人們很快就發現它對人的精神有神奇的支配效果。宋朝時，一些知識分子發現罌粟可以提振精神，給人帶來快樂；到明朝中後期的時候，罌粟的提取物鴉片已經由朝貢係統進入天子手中了。

明朝末期以前，中國人享用鴉片的主要方式是吞服，由於鴉片極為昂貴，一般民眾難以負擔，所以流毒不廣。然而到明末清初之際，一種將鴉片和煙草混合吸食的方式傳入了中國，由於其強烈的精神依賴性，使得吸食鴉片的陋習在中國境內迅速蔓延。有需求就會有供給，製備鴉片的原料罌粟也有了被種植的充分動機，產量提高導致成本下降，普通民眾過去難以消費的鴉片慢慢變得唾手可得，這也為雲南省後來成為罌粟的主要種植地和毒癮的重災區埋下了深深的伏筆。

罌粟（資料圖/視覺中國）

罌粟之所以在雲南格外受歡迎，是由雲南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環境所決定的，其更深層的原因仍是“匱乏”——藥物和糧食的匱乏。

雲南省緯度較低，降水充足，廣泛分布著雨林河穀，溫暖潮濕的環境極有利於蚊蟲的滋生繁衍，自然成為惡性瘧疾的天然溫床。惡性瘧疾俗稱“瘴癘”，是威脅南方民眾生存的主要因素之一，清朝時，瘴癘的恐怖給來自東北的滿洲統治者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清乾隆二十七年，即公元1762年，緬甸在雲南邊境尋釁開戰，曆時七年的清緬戰爭隨之爆發，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全盛時期的清朝軍隊竟然被緬甸揍得灰頭土臉，顏麵盡失，連一向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事後都頗為尷尬地說，五十多年經曆八樁戰事，就征緬這樁不算成功。

清軍之所以在緬甸戰事中吃了大虧，除了武器裝備落後、戰場調度失策等原因，緬甸、雲南一帶爆發的恐怖的瘴癘也起著非常大的作用。一份上呈乾隆的奏折中寫道，當時的瘴癘太過恐怖，即使到冬季也沒有減弱的跡象，原先3萬多人的兵營隻剩1萬多人。瘴癘造成的非戰鬥減員超過一半。在征緬清軍中，不少高等級官員也相繼病死，被無形的“敵人”接連屠戮，給清軍的士氣帶來了沉重打擊，連乾隆本人都表示：

“朕前所不肯於緬甸用兵，原因其地氣候水土，俱極惡劣，兵丁至彼，輒染疾病，非人力之所能施，並非法令之所能治，是以決計不辦”。

可想而知，常年生活在雲南等地的民眾麵對的會是怎樣恐怖的衛生環境。

其實在清緬戰爭期間，瘧疾並非不治之症，當時包括清朝在內的很多國家都已經意識到金雞納霜是治療瘧疾的特效藥，康熙曾經因為身染瘧疾而痛苦不堪，服用西方傳教士進獻的金雞納霜後立即痊愈。然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原產拉丁美洲的金雞納霜在清朝都是極其珍貴的藥材。

康熙得瘧疾，傳教士帶來金雞納霜（影視資料圖）

康熙四十四年，即1705年，康熙南巡，江南提督迎接聖駕時臉色非常難看，康熙細問之下才知這位大臣患了瘧疾且久治不愈。康熙問大臣為何不向他討藥，大臣回複說陛下不賜，不敢擅討。康熙聽了以後賞賜他金雞納霜，這位大臣才得以康複。在彼時的清朝，一個身患瘧疾的省級官員都不敢討要金雞納霜，何況是邊陲省份的一般民眾了。

在瘧疾橫行的環境中，特效藥極度匱乏，於是當地民眾便找到了一個絕佳的替代方案——吸食鴉片。鴉片可以有效地減輕疾病帶來的不適感，使得身心放鬆，精神愉悅。此外，鴉片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製高燒，這個特性對於舒緩瘧疾引發的反複發熱症狀實在是再合適不過了。在雲南地區，越是瘴癘肆虐的地方，人們對鴉片的依賴程度也就越高，顯然，瘧疾帶來的生存壓力是罌粟在雲南擴散的重要的推動力之一，而引發這一現象的原因則是惡劣衛生條件下的藥品匱乏。

此外，罌粟得以在雲南廣泛傳播，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這種植物本身也是當地民眾應對糧食匱乏的一個有力武器。

相對於有深厚農業傳統的中原地區，清朝時期的雲南開展農業生產的難度很大，承載人口的糧食供應非常有限，而這給罌粟的迅速蔓延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助力。當糧食供給不足時，吸食鴉片可以減弱腸胃活動，饑餓感也會被有效地抑製，因此吸食鴉片對於生產力水平低下且糧食供應緊張的地區來說是暫時的應對之法。

但鴉片並不能真正地解決糧食匱乏的問題，而且其毒性對人的身體有極大的損傷，甚至可以讓人完全失去勞動能力。《鴉片煙論》曾言，“有用之人，無不變為無用，無用之人，更無不變為廢物”。《倫敦新聞畫報》的英國記者在廣州親眼見到鴉片對中國人的毒害作用，“他們臉上掛著的那種白 癡般的微笑也證明他們已經完全處於鴉片的控製之下，對於事實已經完全遺忘，很快就會進入自己想要的那種飄飄欲仙的狀態”。廣州的一些鴉片館後麵毫不忌諱地配有停屍房，那裏是鴉片館的老顧客們最後的歸宿。

鴉片館（資料圖）

對於在溫飽線上掙紮的農民來說，吸食鴉片造成的勞動力下降即意味著食物的加倍匱乏，而食物的匱乏又會反過來迫使人們去吸食鴉片以緩解饑餓，人一旦墜入這種惡性循環，也就離死亡不遠了。

鴉片無法根本性地解決糧食短缺的問題，但罌粟的種植麵積卻越來越大，一再地擠壓糧田耕地，這是因為鴉片能帶來豐厚的經濟回報。販毒的利潤比種地高太多了，道光年間曾有清朝官員在奏折中表示：“雲南地方廖郭，深山遽穀之中，種植罌粟花，取漿熬煙，獲利十倍於種稻”。可見，種植罌粟不僅可以在表麵上降低糧食的消耗，還能獲取豐厚的經濟回報。對於雲南的普通民眾來說，再也沒有什麽能比種植罌粟、熬製鴉片更合適的選擇了。

進入19世紀以前，鴉片在印度、孟加拉國和緬甸一帶被廣泛種植。這些地區離雲南很近，其生態環境和雲南非常相似，人為設定的政治邊界對於罌粟的擴散起不到任何阻礙作用，再加上瘧疾肆虐和糧食匱乏共振所產生的巨大推動力，使得罌粟這種攝人心魄的毒花就這樣燃燒著欲火，蔓延進雲南邊境。據推測，最遲在1801年，罌粟進入中國，自此之後，一浪又一浪的匱乏狂潮洶湧而起，整個清帝國也在罌粟的花海中風雨飄搖。

鴉片會讓吸食的人產生強烈的精神依賴性，自從19世紀初罌粟從雲南一帶滲入中國境內之後，很短的時間內，這種毒花就伴隨著煙槍蒸騰出的迷霧橫掃國內大片耕地。

道光十九年，即公元1839年，有大臣在公文中表示：“通省（雲南）栽種罌粟之地甚多，故吸食鴉煙之風愈熾……昔種豆麥之田今成罌粟之地。”而雲南省有的地方則更加誇張，從官吏到百姓，從書生到武夫，萎靡不振，吞雲吐霧，無心生產，人浮於事。在這種風氣下，罌粟的種植化作了農業的癌症，凶狠地在帝國的肌體內轉移擴散。不久，內陸各省也相繼淪陷，四川、湖北、貴州、甘肅、陝西、山西等省份的大片糧田都紛紛種上了罌粟。

“秦川八百裏，渭水貫其中央，渭南地尤肥饒，近亦遍地罌粟。”（出自光緒年間山西巡撫曾國荃奏折）

“晉民好種罌粟??幾於無縣無之。”（出自張之洞《張文襄公奏稿》卷》《請嚴禁種植罌粟片》）

“田家春熟，概種罌粟，豆麥則十居一二??”（出自《益聞錄》201號 光緒七年八月三十日）

“沿北半省，農民嗜利，大半栽種罌粟為衣食之謀。”（出自《益聞錄》第123號，光緒八年九月十七日）

“黃河和長江之間的土地都布滿了罌粟田??”（出自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自北京由陸路旅行至鎮江，沿途所見）

從這些記載可以得知，罌粟從雲南入境後，已漸成燎原之勢，有些地方的農糧用地竟然被罌粟擠壓到“十居一二”的可憐境地。光緒初年，英國人貝伯爾到中國內陸走訪的時候看到，沿途各省都已經廣泛種植了鴉片，而進入雲南時，這個英國人覺得自己“仿佛在無邊無際的罌粟地中穿行”了。

農民們不會想到，他們不斷地壓縮糧田的耕地麵積，轉而種植罌粟的行為，會使得糧食的匱乏積蓄巨大的勢能，足以將他們置於萬劫不複的境地。

19世紀初，罌粟擴散進中國境內之前，全國人口迎來了迅猛且持久的增長。順治十八年，即1661年，全國人口隻有區區1900多萬，到道光二十九年，即1849年時，全國人口已經暴漲到4.249億多，膨脹了22.3倍，而耕地麵積卻不可能同步擴大20多倍。

湖南大學的張國驥博士曾經係統地整理了清朝人口密度的變化規律。就拿最開始種植鴉片的雲南來說，順治十八年（1661年），雲南省每平方千米才0.26人，相當於平均每4平方千米才有一個人。到19世紀40年代，雲南省每平方千米已經有15.78個人了，相當於順治十八年時人口密度的60倍。全國的人口壓力也非常大，順治十八年，全國人口平均密度是每平方千米4.9人，19世紀40年代，全國每平方千米人口已經到了78.7人。人口密度暴增帶來的壓力連身處皇宮的皇帝都感受到了，嘉慶就曾表示：“承平日久，生齒日繁，物價騰貴，遊手之民，不遑謀食。”

對於清朝中期的百姓來說，要想正常生活，需要大概4畝左右的耕地，然而隨著人口無節製地增長，道光十三年時，全國人均耕地不足兩畝，萬千黎民都掙紮在勉強維持生存的底線之上。就在這樣的匱乏中，罌粟出現了。

1858年之前，清政府對罌粟種植的管製尚且嚴格，私種罌粟者斬，可即使刑法嚴酷也無法抑製罌粟的蔓延。後來，鴉片對人精神的絕對控製以及它帶來的豐厚利益，使得清朝的知識分子和官員們也不得不接受事實，漸漸轉變了對罌粟的態度。1858年，清政府為了籌措經費，對鴉片的態度由禁改征，罌粟種植的管製因此大為寬鬆。這雖然給朝廷帶來了大量的稅款，但無異於火上澆油，幅員遼闊的清朝，從朝廷官員到民間百姓，無不被鴉片熏燎得迷醉不已。

在鴉片槍彌漫的迷離煙霧中，身穿官服的朝廷大員和衣衫襤褸的貧苦民眾抱在一起手舞足蹈，煙燈的火苗妖異地跳躍著，照得大清萬千黎民的臉龐越發陰沉閃爍。

就這樣，罌粟的妖豔之花逐漸開滿神州萬頃農田，本就已經極度緊張的耕地麵積被不產糧的植物大量侵占，這時候，隻要農業生產稍有不測，巨量的人口就會猶如雪崩般垮塌。

深受罌粟毒害的雲南便是典型的例子，因為罌粟的泛濫，雲南的糧食產量極度匱乏，無法自足，不得不硬著頭皮從緬甸和越南買糧食。邊境省份尚且可以從鄰國買糧以勉強周濟，那內陸的百姓呢？如果他們在忙於種罌粟的時候遭遇天災，從而造成糧食減產，他們又該怎麽辦呢？

死。

“上帝之子”

大約在兩百多年前，位於東太平洋赤道地區的漁民發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每隔幾年，東太平洋地區海域的水溫會明顯升高，沿海地區的魚群會神秘消失，海鳥也會隨之大量死亡。與此同時，世界其他地區的氣候也變得詭異起來，颶風海嘯、暴雨洪澇、高溫幹旱、極寒暴雪等極端現象頻現。由於這種奇怪現象往往會在聖誕節前後發展到最高峰，所以當地漁民就稱之為ElNiño，意為“上帝之子”，中音

譯為“厄爾尼諾現象”。

1875年，“上帝之子”再次降臨東太平洋，在接下來的幾年裏，全球迎來了曆史上少見的強厄爾尼諾現象，仿佛西方的上帝要親手埋葬東方的帝國。

這一年，清朝在經曆了一係列重大打擊之後正努力恢複著元氣。當時的清朝距離甲午慘敗還有大約20年，清政府和西方國家保持著暫時的和平，太平天國和撚軍也已被鎮壓，恍惚之中，清王朝仿佛有了一絲回光返照的跡象。然而，正是在這個時候，罌粟幾十年來所積蓄的匱乏勢能已經處於決堤的邊緣，一場中國近代史上最恐怖的災荒就要襲來了。

農民收割種植好的罌粟（資料圖）

光緒初年的清朝並沒有完全從兩次鴉片戰爭的餘波之中恢複元氣。如前所述，在鴉片的精神依賴性和高額回報下，全國範圍內特別是山西省，無數的農民出於貪婪而大規模地種植罌粟，這使得本來就已經極其緊張的糧食儲備更加緊缺。就在這時，厄爾尼諾現象帶來的幹旱開始在華北地區，尤其是山西省顯現，一些地方文獻開始出現糧食歉收的記載。1876年，旱情沒有得到任何緩解，山西的一些縣城由於糧食歉收，已經有人開始吃樹皮、草根飽腹，但對於這場災荒來說，這才僅僅是個開始。

1877年，山西各地迎來了全麵旱荒，糧食大麵積絕收。一些有逃荒經驗的民眾知道，如果留在當地，多半是九死一生，大災臨頭之際，老百姓的第一反應就是逃跑。當地知府得知老百姓要逃荒，立即趕赴現場，苦苦哀求百姓不要離開家鄉，並且承諾一定會賑濟百姓，老百姓見狀，嘩啦一下跪倒一片，說：“多費知府大老爺好心，念我們饑寒，就是每家與我們三兩鬥麥子，能吃幾日？”百姓們知道，現在趁尚有體力時，逃跑是上上之策，要是跑到了有收成的地界說不定還能活下來。於是，百姓四散一空。

匱乏帶來的恐懼在華北各地迅猛蔓延，逃荒漸成大勢，有的地方官員因為無力阻止百姓逃難，絕望之下懸梁自盡。

在極度匱乏的環境之中，人性是非常經不住考驗的，正如閃電之後總是緊隨著雷鳴，絕望之後也緊隨著瘋狂。在當時的災區，謠言四起，餓瘋了的百姓們紛紛傳言，說當地的一些大戶人家還有餘糧，這當然勾起了一些饑民的歹意，大戶人家院門被眾人砸得響個不停，與砸門聲相伴的是歇斯底裏要糧的嘶吼。可是災情已然至此，地主家也沒餘糧，而且就算是有糧也不可能施舍給外人，在當時的災區，有糧活，沒糧死，這個邏輯清晰直白到任何人都能夠輕易理解。

對於砸門要糧的災民，大戶人家自然閉門不答，外邊的災民先是叫罵，在沒有得到他們滿意的回應後，災民們想到了一個極其陰暗的索糧辦法，在當時的城鎮中，屍體已經鋪滿了街道，有災民竟然就地取材，把死者頭顱剁下來扔進大戶人家院裏以示恐嚇。然而諷刺的是，投擲人頭也是需要體力的，隨著災情的進一步加劇，這種扔頭索糧的瘋狂行為都消失了，沒有人再有那種體力了，彌漫在災區的恐怖更深了一層。

“丁戊奇荒”時期流離失所的災民

北京大學的郝平老師是研究光緒初年這場災荒的專家，他曾經提到有一本清朝人回憶這場災荒的書，名叫《晉災淚盡圖》，書裏記載了這麽一件事。

有一位來自南方的客人，路過山西的時候正好趕上這場災荒，妻子被活活餓死，客人忍不住號啕大哭，但是他身邊的人立即把院門關上然後示意他安靜，這是因為當時在災區已經有了搶屍而食的事情發生，隻要有人在院內哭，外邊就會有人知道這院子裏死了人，凶徒就會闖進來搶屍體吃。南方客人害怕之餘就問對策，身邊的人說等到了夜裏，咱們再把死者埋入院內，讓她入土為安。當天夜裏，他們小心翼翼地安葬好屍體，生怕驚動搶屍人，等第二天天亮了兩人再到院子裏一看，發現院子裏埋的屍體已經被人挖出來吃得隻剩骨頭了。

然而，這些驚悚的慘案在當時的災區根本就不算什麽，當《申報》在報道這場災情時，這些都屬於那種一句話即可帶過的小事：

“即已葬之屍亦遭刨食，即有預防鎖寄屋中亦被人盜去充饑，且不惟自食也。”

一個地區一旦發展到了人吃人的地步，就標誌著社會秩序的徹底崩潰。由於災情太過嚴重，大量無人收斂的餓殍迅速腐敗。人類已經不能食用了，但是對於食腐的狼來說，這是再好不過的美味，於是腐爛的屍體吸引了大量野狼進入人類活動的區域，這使得災區又出現了食人的狼災。狼群在災區各地四處遊蕩，捕食災民，與它們遭遇的人很難留下全屍。

到1878年的時候，災情已經發展到了讓人毛骨悚然的地步。

有外國傳教士回憶說，在山西的一些道路上，無數麵如僵屍的災民搖搖晃晃地走著，野狗則跟在這些災民身後，一陣風就能吹倒幾個難民，倒地的人還沒咽氣，就被撲上來的野狗分食了。

還有的外國傳教士回憶說，當時他實在餓得難以忍受，想找一戶人家要口飯吃，於是他就走進一間民宅討飯（連洋人都不得不要飯了），然而他敲門許久都得不到回應，無奈之下，隻好進屋搜尋，結果發現這戶人家已經全家餓死在屋裏，由於無人斂屍，屍體堆在一起發臭，引來無數的蒼蠅下了密密麻麻的蛆，以至於聚集在一起的蛆好像在流淌，這個傳教士嚇得奪門而逃，從此再也不敢輕易邁入任何一戶人家。

從當時《申報》的報道中，我們可以通過數字對當時災情的恐怖程度了解一二：

“靈石縣三家村92家，全家餓死的72家。”

“北杜村300家，全家餓死的290家。”

“窯南村85家，全家餓死的74家。”

“南裏村130家，全家餓死的50家。”

“董保村除了6口人，其餘全部餓死了。”

在災情最嚴重的山西，當時的太原府的人口從100多萬驟減至5萬。這場災荒蒸發了太原府95%的人口，太原幾乎成了一座鬼城。

這場浩劫在最後結束之前，其恐怖已經到了這種程度：

有人回憶說，他路過災區時，聽到自己的馬車會一邊行進一邊發出“哢嚓哢嚓”的響聲，他探出頭一看，發現路上滿是累累白骨，那哢嚓聲是車輪碾碎死者骨頭的聲音。這人嚇得坐回車裏不敢再看，過了一會兒，起風了，大風吹進車裏很多黑色的毛發，那人定睛一看，發現吹進來的全是死人的頭發，有的頭發甚至能辨認出死者生前的發型。當時的災區，餓殍遍野，那些荒野中的屍體，頭皮會被喜鵲和烏鴉啄爛，頭發也會因此失去附著，此時，隻要一陣風吹來，死屍的頭發被大風吹遍原野。

是的，這場災荒最終已經到了平地吹起黑毛風的地步，災民們曾經留在這個世界的最後證據也就這樣被吹散在風裏。

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對這場災荒的描述是，地獄也不過如此了。

這場災荒從1876年持續到1879年，又以1877和1878兩年為甚，這兩年分別為丁醜年和戊寅年，所以這場光緒初年的災荒也被後世稱為“丁戊奇荒”。

最悲觀的估計認為，丁戊奇 荒中被波及的人口超過一億，一千多萬人被活活餓死，中國數千年曆史中，災荒連綿不絕，然而，人們在描述光緒初年這次華北災荒時，卻特意用了“奇”這個字以作形容，足見這次災荒給時人留下了怎樣極端的印象。

造成這場災荒的原因有很多，氣候惡劣、人口繁密都是重要因素，然而，當時的眾多清朝官員都對造成這場災荒的主要原因給出了相似的解釋，在他們看來，萬千黎民餓死，分明是過分種植罌粟所致。

曾國荃表示：“此次晉省荒歉，雖曰天災，實由人事。自境內廣種罌粟以來，民間積蓄漸耗，幾無半歲之種，猝遇凶荒，遂至無可措乎。”（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

《申報》則更加直白，報道中甚至用了質問的口吻：“山西自廣種罌粟以來，五穀所產漸少，民間毫無蓋藏，一遇旱荒立見其拙，此尚謂害而不由罌粟，其誰信之？”

是的，罌粟進入中國後被廣泛種植，逐漸擠占了大片產糧耕地，致使匱乏像大壩後的洪水一樣不斷地積累著勢能，直到一場旱災襲來，匱乏的力量傾瀉而下，橫掃華北，以致千裏無人煙，萬民轉溝壑。

很多年前，當第一株罌粟花被種在清朝的國土上時，有人能想到太原府後來會因此成為一座鬼城嗎？

很多年前，當第一根燃著迷離香氣的鴉片煙槍被某個中國人舉到嘴邊時，有人能想到後來華北會因此變成一個狼群遊蕩的亡者之鄉嗎？

在匱乏最深重的地區，吹起的風是黑色的，鴉片的顏色也是黑色的，這是巧合嗎？

也許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