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印度孟買，有一句廣為人知的揶揄，即模仿孟買人口氣說的：“我們再不努力，就要被上海超越了。”確實，作為中印兩個大國的重要城市，上海和孟買有著諸多共同點：經濟、貿易、金融中心，也都是沿海城市。所以，許多人愛將這兩個城市做一番比較。
左為上海外灘，右為孟買海濱 圖片來源：東方IC
置身於繁華古典和人文氣息濃厚的Nariman Point，許多沒到過中國的印度人，可能真的以為，上海沒有孟買發達，沒有孟買那樣令人豔羨的世界級影響力。孟買的寶萊塢風靡全球，沙米爾·汗等影星在中國有著強大的市場號召力。維多利亞時期哥特式風格的文化遺產也得到世界認可。漫步孟買的濱海大道上，人們能切實感受到全球城市的氛圍。而一些到過印度的中國人，則會為上海現代化的基礎設施和治理水平沾沾自喜，甚至覺得孟買基本沒有可供上海借鑒和學習的地方。
雙方認知上的反差，說明這兩個締結為“國際友好城市”的世界級城市之間存在深刻的認知鴻溝，心理感知上仍然關山重洋、遙遠模糊。雙方似乎並不在一個頻道，也從未睜眼全麵客觀地認知過對方。然而，從曆史交往和關聯來看，上海和孟買其實並不遙遠。
注定的相遇
近代以來，上海在西方文明和中華文明的相互作用下發展，而作為大英帝國向東方擴張殖民勢力的關鍵跳板，孟買其實對上海的變化並不陌生。
印度和中國一樣，都曾被迫打開國門。總部設於倫敦利德賀街的東印度公司，起初隻是想和印度做生意，以挑戰荷蘭和葡萄牙對香料貿易的壟斷地位。不想，後來竟直接統治了整個印度。
17世紀，孟買在印度連接世界的維度上並不具備突出作用。作為王室婚嫁的禮物，孟買在1661年到1665年被葡萄牙贈與了英國，1668年又被英國政府以10英鎊價格轉租給了東印度公司。然而，彼時孟買和印度內陸聯係並不通暢。與鄰近的達曼（Daman）、蘇拉特（Surat）甚至遙遠的加爾各答（Calcutta）相比，對外貿易方麵並不具有多少優勢。
進入18世紀晚期和19世紀，殖民者給孟買帶來先進填海造陸技術、造船技術，孟買的造船和運輸業發展迅猛，和世界各地聯係日益緊密。在東印度公司和政府關稅出口製度改革推進下，孟買與周邊城市相比，逐步顯現出巨大的競爭優勢。城市內部市場氛圍日益濃厚，商賈雲集。
英國給孟買帶來了世界級的貿易地位，它成為大英帝國王冠上最耀眼的明珠。定居在孟買的猶太人、帕西人以孟買為基地建立洋行，與澳門、廣州發生貿易往來，貨物包括茶葉、香料、瓷器、絲綢，還有鴉片，且鴉片的比重和利潤大幅上升。這樣，英、印、中之間獨特的“三角貿易”逐漸形成：印度向中國出口鴉片、棉花；中國向印度出口茶葉、絲綢；印度將茶葉和絲綢銷往英國，再從英國進口製成品。
鴉片使中國從巨大的貿易順差，逐步轉變成巨大的貿易逆差，並且造成白銀大量外流，而印度的這一順差，抵補了對英貿易逆差。據記載，1806年到1809年間，每年約有白銀700萬兩因鴉片貿易從廣州運向印度。到1830、1831年，印度商人走私的鴉片達到近2萬箱，1836年增加到3萬箱。從孟買運出的Malwa鴉片，要比加爾各答運出的Bengal鴉片獲利豐厚。孟買當時集聚了大批大小鴉片商販，因鴉片而興，被稱呼為“鴉片之城”（Opium City）。到19世紀30、40年代，孟買已成功成為連接印度和世界經濟的貿易樞紐。
東印度公司的鴉片倉庫 圖片來源：東方IC
美國南北戰爭時期，印度棉花成為英國工業革命最需要的原材料，孟買又成為世界最重要的棉花貿易市場，上海華商也逐步參與孟買的棉花投機業務。隨著蘇伊士運河開通，孟買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進一步提升，成為英殖民體係內僅次於大英帝國首都倫敦的“全球城市”。
也正是在這個階段，那些極具抱負和敏銳洞察力的族群紛紛崛起，包括來自巴格達的沙遜家族、早先就定居到印度的帕西人等等。孟買人口數量快速增加，且日益多元化，各種宗教、膚色、種姓雜居共處，呈現出明顯的世界主義氛圍。這些商人也和英國殖民者一道，將這座原本資源貧乏的半島變為印度次大陸沿岸的一座龐大都市，用石頭開始建設一座“熱帶倫敦”，一座“具有維多利亞時期哥特式建築風格的國際大都市”。
為了製止白銀外流，1839年，清廷授權林則徐虎門銷煙，被銷毀的2萬箱鴉片主要屬於渣甸、沙遜等的孟買商人。在渣甸、沙遜以及帕西人的強烈要求下，鴉片戰爭爆發，清朝戰敗，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簽署，香港被割讓，1843年，上海被迫開放為中國五個對外通商口岸之一。此時的上海，和孟買曾經的七個島嶼一樣，隻是沼澤和濕地。
孟買帕西人最先趕到上海，怡和洋行和沙遜洋行也陸續達到。1847年洋行增至24家，1852年增至41家，1875年增至161家，其中許多是來自孟買的商人。鴉片貿易急劇上升，僅沙遜家族每年運入上海的就有5000箱。洋行的絲綢、紡織、茶葉等等其他業務也迅猛擴展。1865年，上海作為國內外貿易的首要地位已穩固確立，在世界貿易體係中的地位也超過香港和廣州，成為遠東“首屈一指”的城市。沙遜家族甚至以上海為基地在日本橫濱和神戶開辦分支機構。
伴隨孟買與上海商貿聯係的加深，兩地金融聯係的需求也逐步加深，在孟買成立的麗如銀行（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匯隆銀行（Commercial Bank of India）、有利銀行（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 London and China）、麥加利銀行（Chartered Bank of India, Australia & China）等先後在上海開設分支機構，在孟買和上海之間進行匯兌和資金業務。1864年，大英輪船公司、帕西人、沙遜家族等共同發起匯豐銀行（HSBC），使上海和孟買建立起更加緊密的經濟金融聯係。同一階段，來自印度的粗紡產品大量輸入中國，衝擊著江南經濟——一方麵成為絲綢等原材料輸出地，另一方麵也是製成品的大量輸入地。
和孟買一樣，上海開埠之後無論人口數量還是國際移民都急劇增多，根據統計到1905年的數據，世界各國在上海的洋人多達10875人。這些洋人帶來自己的生活方式。來自孟買的影響也非常明顯，譬如上海的好幾條道路名字都是印度的城市，上海灘的英文名（the Bund）來自帕西族首先使用的印地語（the Bundh）。英國殖民者帶來的錫克族士兵被上海人頗帶調侃地稱呼為“紅頭阿三”。
更重要的是，洋人還用各具特色的建築風格打造自己的聚居區，沙遜家族為代表的塞法迪猶太人社群仿照孟買的Fort在外灘和南京西路建造了一係列的歐式建築和馬路。法國人建起林蔭大道，道路兩旁是在法式梧桐的隱蔽下散落的高檔咖啡館。上海的城市功能、建築和文化氛圍變得與孟買多少類似，呈現出明顯的世界主義和多元文化氛圍。
同呼吸共命運
顯然，孟買和上海的近代城市文明都和殖民者帶來的先進技術、基礎設施和市場經驗有關，最開始，主體民族對這種全球政治經濟關係的參與異常有限。然而，孟買和上海並沒有放棄對現代化的追求以及對國家命運的探索。
以沙遜家族為代表的猶太人和塔塔家族為代表的帕西人引領了孟買的現代化潮流。沙遜家族在19世紀晚期開始投資紡織廠，並以超出想象的低廉價格雇傭了大量孟買腹地的印度人，通過市場競爭擊垮英國工業革命的起源地蘭開夏郡的紡織業，導致蘭開夏郡數千人失業。
差不多同時，塔塔家族創始人Jamsetji Nusserwanji Tata前往蘭開夏郡考察。他被現代紡織工廠的高效和地獄般的工作環境所震撼。為此，他定下三個終生奮鬥的目標：建立一所鋼鐵廠 （Tata Steel）、一座發電廠和一所世界級的科研機構 （Tata institute）。1877年，塔塔的女皇紡織廠投產，隨後又在孟買設立了斯瓦德希紡織廠。無論猶太人還是帕西人都從最初英國-印度本土之間的經紀人（買辦）轉變成貿易商，進而向製造商轉變，這符合全球工業革命發展大趨勢。1911年塔塔公司開辦了印度第一家鋼鐵工廠，重工業由此起步。
塔塔家族創始人Jamsetji Nusserwanji Tata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上海工業化進程則比孟買晚了數十年。盡管洋務運動建設了上海輪船招商局等工業項目，然而《馬關條約》之後，上海才開始允許外商投資紡織、房地產等製造業。借助貿易積累了巨額資本以及一些特權，瑞記、怡和等洋行直接投資絲綢廠、紡織廠等，沙遜洋行通過金融機構間接投資船塢、飲料、啤酒等工業企業，上海製造業突飛猛進，而華商也開始積極參與投資。憑借成本低廉的水路運輸，上海獲得來自遠方的工業原料，卓有成效地與其他工業製造中心競爭。這時上海仍然以輕紡加工業為主，重工業比例仍然極少。
然而1930年的上海，現代產業工人已占全國43%，生產總值占全國51%，是名副其實的中國首要的工業中心，且各行各業幾乎都有一個壟斷性大型製造企業。自那時起上海也成為品牌和質量的代名詞。這個階段房地產也成為投資重點，新沙遜洋行在外灘新建了一係列的高層建築，而同樣來自孟買的哈同洋行、安利洋行等大量投資今南京路、淮海中路和長樂路，顯著改變了上海的城市麵貌。
盡管孟買和上海都是在帝國強迫下被打開門戶，並成為區域最重要的門戶城市，但門戶城市的功能使其獲得了豐富的資本，為城市文明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進而牢固確立了一種工業化、城市化的思維模式和心態，成為引領各自國家走向世界的“排頭兵”、“先行者”。
這兩座先進的城市大膽嚐試著將貧困落後地區拖拽進現代世界，展現出無窮的創造性，也體驗了全新的管理國家和經濟的方式方法，孕育了對民族主義者來說異常振奮人心的條件。這條路線從一開始就醞釀著革命性。二戰前夕，孟買已成為印度獨立運動的核心陣地和先鋒。經濟上的成功使帕西人逐步演化為印度民族資產階級組成部分，成為獨立運動的重要支持者，且最終構建了現代印度最大的尼赫魯-甘地政治家族。1942年，國大黨全印委員會在孟買做出決定：動員所有力量，開展最廣泛的不服從運動，實現要英國退出的目標。這份決議最終使印度在1947年實現獨立。上海的工業化也哺育了工人階級的快速成長，加上民主和科學理念的廣泛傳播，最終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準備好了條件。正是在這一民族先鋒隊的領導下，新中國最終擺脫半殖民地的困境，重新屹立於歐亞大陸的東部。
即使在獨立解放和民主革命的動蕩年代，上海和孟買在追求工業化和各自民族前途命運的征程中也總是相互影響、相互學習，給予彼此最溫暖的支持。1904年塔塔家族的遠親Bejan Tata接受塔塔總部派遣，從孟買來上海，展示了與家族姓名相稱的才幹，經營獲得巨大成功，積累了雄厚的財富。在富有的帕西人、信德教徒的帶領下，一些駐滬的印度人發起支持印度獨立運動的協會和組織，並主動捐贈資金和實物。彼時中國無論國民政府還是中國共產黨都給予強烈的道義和政治支持。當印度獲得獨立時，塔塔等在上海的印度人感受到了新時代的來臨，而英國駐滬領館以他們是印度人為由，拒絕為他們延長護照有效期。沙遜家族等猶太人也感受到印度獨立運動對商貿、投資和資金業務的影響，從1920年起逐步將經營中心從孟買轉移到上海，最終總部也遷移過來。1930年代，印度國大黨也轉變了早期對鴉片貿易的支持態度，尼赫魯等人組織了包括來自孟買的柯棣華醫生在內的援華醫療隊，這最終成為中印關係最值得紀念的友好篇章。
柯棣華 圖片來源：東方IC
曆史總是充滿驚喜，1940年代，Bejan Tata出生長大於上海的孩子Sam Tata再度來到孟買時，遇到了世界著名攝影大師布列鬆（Henri Cartier-Bresson），此後一直追隨布列鬆並與其一起記錄了1946到1948年間的印度獨立運動，尤其是甘地的遇刺。1948年，他又回到上海，真實記錄了1949年中國共產黨解放全上海的經過和我國著名經濟學家、當時的上海財政局長顧準要求外國殖民者全盤撤離的全過程。這樣，塔塔成為上海和孟買交往最直接的參與者，也是最好的見證者。
如何“對標”
隨著中國、印度的各自獨立，上海和孟買邁向新的曆史征程。作為各自國家的重要城市，政治獨立和反對殖民主義不再是核心任務，如何高效發揮自身工業化和現代化引擎，驅動國家現代化，成為重中之重。
當上海通過改革開放再度崛起時，孟買已不複當年大英帝國光環下的輝煌。上海生活水準令人羨慕，城市功能高效運轉。當年的沙遜大廈成了迎接世界各地客人的和平飯店。塔塔集團也再次回到上海，更有近萬印度人在上海生活學習和工作。目前，上海更積極對標倫敦、紐約、東京等世界頂尖城市，追求全球資源配置能力、經濟密度和投入產出效率。孟買也在追求成為世界級城市，盡管沒有著眼於對全球資源的配置能力，卻仍然訴求世界一流的基礎設施、高質量生活水準和有活力的經濟。從世界主要城市排名的主要指標看，上海都要好於孟買。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也設在了上海而非孟買。這一切似乎與19世紀孟買引領亞洲風騷、上海被動響應的狀況剛好相反。當今的上海能給孟買的啟示、借鑒、經驗和教訓，似乎遠比孟買能夠給予上海的要多。
看到上述差距，孟買的上層決策者試圖全麵革新。2003年，工商業智庫組織“孟買第一”（Mumbai First）和美國谘詢公司麥肯錫曾公布了一份 《孟買願景：將孟買轉型成為世界級城市》的報告。該報告明確指出，孟買要和上海這樣的全球大都市相媲美並在2013年建成世界級城市，就必須改變自身的精神狀態。2004年印度前總理辛格視察孟買，曾語“孟買在數年時間內將出現驚天動地的變化，使人忘記上海，轉而隻談孟買”。他要求2015年超越上海。盡管該報告和辛格的講話都受到媒體和學者批評，卻被中央和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接受。孟買由此確立了 “上海”夢想。當然，這種夢想主要基於和上海城市景觀的對標：暢通無阻的高速公路和規整的停車場、街道，霓虹燈下，人們閑庭適步，的士在種著規則棕櫚樹的濱海大道（Marine Drive）上通過，而內城或者商務區辦公大樓駐紮著大量頂尖跨國公司。
孟買決策者試圖複製上海的成功經驗，遺憾的是，市民對此的反應卻截然不同。上海強有力的現代化得到了強烈的支持和讚同，而孟買現代化卻並未自上而下貫徹到底層，相當一部分民眾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以自己的方式承受著城市快速現代化帶給他們的遭際命運。殖民主義尚未完全消除的影響和對現代化的追求，使孟買事實上已成為世界上最具矛盾性的城市經濟體：快速增長的全球經濟活動和強烈的社會空間不平等，城市的世界主義和強烈的排外情緒，迅猛擴張的建成區域和治理機製的碎片化，未規劃的城市發展和各社會群體對城市空間的激烈爭奪等等。這意味著孟買和上海的發展有著完全不同的起點、製度基礎和社會氛圍。
上海在世界城市體係和全球價值鏈中已經占據了相對有利位置，積累的一係列有益經驗可供孟買分享。孟買在城市治理中也並非沒有上海值得學習和稱道的地方。相對於上海，孟買的種族、宗教和語言異常多樣，印度教、穆斯林、基督教、猶太教、耆那教、帕西人、錫克教等等，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的人群緊密接觸、頻繁互動、和平共處，創造出了特色鮮明的城市文化氛圍。這種包容和開放氛圍推動孟買創造出了燦然的文化藝術，包括文學、電影和戲劇，舞蹈和音樂、雕塑和建築，以及其他藝術形式。此外，英國殖民者、沙遜、塔塔等留下的建築文化遺產和寶萊塢也吸引著全球最頂尖的藝術家和來自全球各地的觀眾。
除了多樣性，孟買也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通過貧民窟等方式，印度甚至對一無所有的窮人也高度包容。盡管很多人流落街頭，然而社會的整體氛圍仍相對平和，城市運行也高度安全，展現了世界級城市應有的活力。相比之下，上海作為國際化大都市，注重城市的精致、整齊和高效的城市管理，在草根性和非正式性帶來的多樣性和活力方麵，仍有向孟買取法之處。任何擁有世界級影響力的城市都是移民城市。上海應像孟買那樣，始終關注人口的充分合理流動性以及必要的非正式性和多樣性，唯有如此才能稱得上開明睿智、大氣謙和。此外，在文化遺產保護、紅樹林治理等若幹領域，孟買也有豐富的經驗可供上海參考和交流。
結論
作為“國際友好城市”，孟買和上海的交往經久漫長卻不為公眾所知。通過大英帝國的殖民主義、商貿和經濟聯係，孟買在上海的城市文明進程中扮演了特殊角色。那時，孟買是典型的全球城市，而上海則是遠東的 “首屈一指”的城市。進入20世紀，兩者又通過各自工業化和相應的政治運動推動了民族解放事業，中印作為大國重新進入世界舞台。當前，兩者都試圖召回失落已久的經濟、貿易、金融、航運中心和世界級影響力，然而彼此並未受到對方的關注。我們現在極少討論19、20世紀兩個城市之間的曆史紐帶，及其背後的宏大曆史和國家命運。孟買對上海的關注也僅限於視覺秩序和基礎設施，對上海背後的城市精神、製度創新和人文內涵也似乎有意忽視。顯然，兩座偉大城市的交流與需要比起來嚴重不足，甚至直航班機都未開通，理想與現實落差過於明顯。這種落差，一方麵與曆史記憶未能有效激活有關，另一方麵則源於缺乏卓有成效的合作模式。盡管如此，我們仍可以抱有良好的期待。隨著金磚開發銀行逐步運營及影響力的擴展，新一輪全球化的到來，孟買和上海的交往將逐步走向縱深。中印高級別人文交流機製的構建也將進一步推動地方性的雙邊關係。有理由期待，當孟買再次來到上海，而上海也全麵走向孟買時，我們得到的可能是整個中印關係的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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