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刊物《前線》雜誌為“豐富刊物內容”、“活躍氣氛”、“提高質量”，開辟了一個專欄《三家村劄記》。該專欄邀請北京市委副書記鄧拓、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廖沫沙三人合寫。他們約定，文章以一千字左右為限，每期刊登一篇，三人輪流寫稿。作者由三人取一個共同的筆名：吳晗出“吳”字，鄧拓出“南”字（筆名“馬南邨”），廖沫沙出“星”（筆名“繁星”），合稱“吳南星”。
從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吳南星在《前線》雜誌上共發表67篇雜文。這些文章的內容大部分以說古論今、談天說地的形式，談論思想修養、藝術欣賞等問題，個別篇章亦會應讀者點題而作。其中一些篇章也批評了當時社會生活中的不良現象，對時弊有所諷喻。但這種批評與諷喻後來被認為是當作了“ 有步驟、有組織、有指揮”的政治行為，遭到批判。
《三家村劄記》當中有幾篇雜文可能隱含地批評當時毛的個人崇拜，在《專治“健忘症”》中，他們隱含地批判到毛澤東患了精神錯亂症，批評毛因為特殊的“健忘”而食言，“得了這種病的人……常常表現出自食其言和言而無信……其結果不但是健忘，而且慢慢變成喜怒無常……容易發火，最後就發展為瘋狂”[1]，他們最後給出的藥方是讓健忘症病人趕緊休息，否則會出大亂子.
1966年5月在江青策動下，通過《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高炬”，1966年5月8日《解放軍報》）、《擦亮眼睛、辨別真假》（關鋒 化名“何明”，同前《光明日報》）和《評“三家村”》（姚文元 ，1966年5月10日《解放日報》）“三家村劄記”遭到批判，該專欄被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有指揮、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地為複辟資本主義、推翻無產階級專政作輿論準備的”。一般人認為，批判者的真實動機意在指向這三人身後的北京市黨政係統。從此之後“三家村”被認定為是“反黨集團”。鄧拓被認為是“黑店的掌櫃和總管”，吳晗是“急先鋒”。
《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 牛鬼蛇神 》（1966年6月1日）寫道：“剝削階級的槍杆子被繳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奪過來了，但是他們腦袋裏的反動思想還存在著”，“他們是不死心的”，“解放十六年思想文化戰線上連續不斷的鬥爭，直到這次大大小小 ‘三家村’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的被揭露，就是 一 場複辟與反複辟的鬥爭。”更是以最高權威從政治上定調，一個思想治罪的網羅因此在全國範圍內撒開：所有對現實稍有意見，或被領導、群眾認為有不滿情緒、不健康思想，常常撰文發表賺額外稿費引起嫉恨的人，那些喜歡合群、唱和的大大小小的文人，或普通愛好者，在當時都曾被冠以“三家村”的帽子。（參考資料：《紅旗》雜誌1966年第7、8期）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由北京大學哲學係教師的聶元梓，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雲鵬，李醒塵寫的文章《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號召：“一切革命的知識分子，是戰鬥的時候了！讓我們團結起來，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團結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圍，打破修正主義的種種控製和一切陰謀詭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3]
同日，人民日報發表《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開頭寫道：“聶元梓等同誌的大字報，揭穿了“三家村”黑幫分子的一個大陰謀！” ““三家村”黑店的掌櫃鄧拓被揭露出來了，但是這個反黨集團並不甘心自己的失敗。他們仍然負隅頑抗，用“三家村”反黨集團分子宋碩的話來說，叫作“加強領導，堅守崗位”。” “三家村”黑幫是詭計多端的。在前一個時候，他們採取“犧牲車馬，保存主帥”的戰術。”“那些什麼“三家村”、“四家村”，不過是紙老虎，他們的“將帥”保不住，他們的“車馬”也同樣是保不住的。”
....
對三家村的批判成為文革的直接突破口。最終導致了北京市委的崩潰、改組及其隨後一係列的政治變動終致劉少奇，鄧小平的倒台。
...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