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雖然是毛澤東精心策劃的，但文革開始後，尤其群眾被動員起來後，毛澤東對文革走向的控製就一直都有問題。這裏麵有毛澤東的判斷問題，有反對派搗亂和抵製的問題，也有毛澤東對群眾覺悟估計過高的問題。讓毛澤東最傷腦筋的是，地方的文革與他要搞的文革在目的上和訴求上並不交叉，而是大帽子底下開小差。
其實整個十年文革一直是在左右搖擺中進行的，這也是文革發動者和參與者內在矛盾決定的。
文革初期經曆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66年5月-7月，這個階段主要是劉少奇的“工作組”主導；第二個階段是1966年8月-10月，這個階段是“老紅衛兵”為主的階段；第三個階段是1966年11月-12月，這是平民子弟的群眾組織開始主導局勢。1967年1月後才開始進入奪權階段。
根據文化大革命的部署，第一階段攻擊的主要對象被黨內高層理解為隻是針對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而不是聶元梓大字報裏所說的“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這一攻擊目標和新精英的利益是重合的，所以他們很積極地投入運動，很多地方政府都是按反右時的策略部署文革，甚至內部定下了要揪出多少“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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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決定撤銷工作組後的1966年8月、9月這個階段，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新的表現形式出現。在原來一些工作組領導和黨內一些高層人物支持下，原來支持工作組路線的保守派的群眾組織站到前台，繼續堅持與維護工作組實行的打壓造反派群眾的路線。這期間，尤以“西糾”為代表的老紅衛兵組織，更是打出“保護老幹部”的旗號，實行保爹保媽、保護“走資派”免受造反派群眾批判、衝擊，而有意將文革運動鬥爭矛頭引向社會亂打亂殺，隨意抄家，製造所謂“紅色恐怖”。在中央文革小組討論當時文革運動形勢時，關鋒就說，它是“劉、鄧資反路線”走向社會的一個變種。”（見《戚本禹回憶錄》）
“到九月底為止，他（毛澤東）已經認識到，最早出現的紅衛兵是維護現狀的力量。而他能夠依靠的造反力量隻有極少數人，甚至在北京也是如此，更不用說在各省市了。使少數學生身處困境的是十七年間確立的遊戲規則。為了將似乎停滯的文化大革命向前推進，毛澤東決定采取旗幟鮮明的立場來支持少數。十月初，中央文革小組發出了一個斬釘截鐵的聲明:：運動初期強加給學生的錯誤結論一律無效，受到錯誤處理的人必須予以平反。這一行動的意義是雙重的，一方麵他打破了以往權力精英和普通公民所相信的神話，地方政權代表黨的領導和毛澤東，所以是不能碰的。另一方麵，對於數月以來受到打擊的人來說，他們渴望獲得地方政權的補償和糾正的要求得到了讚同和鼓勵。一句話，造反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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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禁令，允許工人自由結社，是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作出的最大膽的一個決定。
1967年初，中國徘徊在無政府狀態的邊緣。由於地方權威實際上已經喪失，人們的行動就不存在機構的約束。在缺乏政府強力管製的情況下，沒人對做危害社會秩序的事進行自我約束。結果，無法無天的事情隨之發生。
奪權並不是一個經過精心策劃的運動階段。相反，它隻是毛澤東為了避免中國經濟崩潰而采用的一個權宜之計。當領導人鼓動奪權時，他們並沒有預計到這會帶來更多無法解決的問題。奪權涉及的基本問題有：在何種條件下，誰有權利奪權？要奪誰的權？奪什麽權？奪權行動如何展開？新的權力結構應該是什麽樣的？北京關於所有這些問題的信息都是模棱兩可和相互矛盾的。
結果，奪權成為一場沒有規則和規則實施者的遊戲。毛澤東是基於這樣一個假設提出他的奪權思想的，即能夠不費氣力地把造反派聯合起來，然後依靠他們從走資本主義當權派手中把權力奪過來。事實證明，這是一個錯誤的設想。為了與舊政權作鬥爭，在近幾個月裏，不同的造反團體已經互相聯合起來，但對於他們的野心來說，掌權也實在是太出乎意料了。現在，造反有可能成為獲得社會地位的階梯，至少有些造反派可以在政權裏得到一官半職。成為新的當權派的前景決定性地改變了造反派的未來計劃，並改變了他們的策略和行為。由於每一個團體都想盡可能地獨自掌握權力，內部鬥爭也就不可避免了。所以，北京發出的奪權號召，立即啟動了武漢造反組織之間的派性戰爭。
在武漢，工總是響應北京向所謂走資派奪權號召的第一個造反組織。1月14日，它邀集13個團體來討論如何在這個城市奪權。它們很快就《致全市人民的公開信》達成一致，但討論到如何進行奪權和怎樣分配權力等具體計劃時，卻頓時陷入僵局。協商無果而終，公開信也無法公布。
雖然協商終止，但奪權行動卻在幕後加緊準備。每一個組織都在尋找同盟，同時又密切注視著對手的行動。武昌的紅樓是工總、二司、九•一三兵團及其它一些造反組織總部的所在地，這時就成了陰謀的中心。張體學為了“將功補過”，主動派代表到紅樓，表示他願意在權力轉移的過程中與那裏的造反派合作。這一姿態表明，過去的當權派並不打算在造反派麵前設置障礙。但問題仍然存在，即由誰來奪權。
1月20日，經工總和二司提議，14個組織在武昌重新進行協商。在經過三天的爭吵之後，它們於1月23日宣布已經就“大聯合”達到一致。新的最高機構稱為武漢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以工總為主。一般來說，總司令部應當處理奪權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並在權力轉移期間充當省市兩級臨時政府。但事實表明這隻是一種主觀願望。人們發現，加入總司令部的工造總司卻在漢口秘密地組織另一個“大聯合”。這個“大聯合”由長江北岸的大約二十個團體組成。工造總司陰謀獨吞武漢市級權力，同時與其它團體分享省級權力。
湖北電台立即播送了造反派接管省級權力的新聞。前省長張體學要求省裏各市、地、縣的前領導人都要與新政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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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期望奪權會帶來革命秩序，但事實表明這隻是一個幻想。令他極為失望的是，奪權給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麵都帶來了極大的混亂。首先，奪權並沒有導致新政權的建立。在多數情況下，奪權都半途而廢。也就是說，雖然舊的權力結構的喪鍾正式敲響，但造反派卻無法提供有效的權力替代者。舊政權在武漢被徹底打敗。從省長和市長到車間主任和生產組長的前當權派，統統被趕下台。在有些情況下，甚至不列入國家公職人員名單的居委會幹部以及負責居民戶口管理的民警，也被視為當權派。在某些單位裏，造反派做得更加過分。非黨員造反派把黨員也當作一種權力的象征，因而要求擁有把黨員開除出黨的權利。毛澤東常常說，不破不立。而在奪權中，卻是破而不立，並由此產生了政權危機。由於缺少公共權威的支撐，社會處在於追在眉睫的崩潰危機邊緣。
第二，奪權從內部分裂了造反派隊伍。最初人們設想奪權會遭到從前當權派的抵抗。然而，人們所預期的鬥爭並沒有出現。由於失去了最高領袖的授權，當權派乖乖地交出了權力。造反派的敵人並不是當權派，而是在自己人之間。奪權促成了造反派內部的權力鬥爭。
第三，毛澤東發動奪權的理由之一，是恢複內部秩序和生產，但事實上形勢在匆匆奪權之後變得更加糟糕。它所導致的權力真空為以前政治運動受害者提供了機會，使他們得以對黨的幹部和積極分子報仇伸冤。為了論證其“反攻倒算”有理，他們就宣揚“過去十七年的一切政治運動都必須重新評價”；“無產階級專政必須徹底改造”；“文化大革命已經改變了階級關係”。由於沒有任何可以控製其行為的公共權力機關，所以，他們的報複行動通常比幾個月前老紅衛兵所做的更加殘酷。
第四，國家處於無政府狀態時，不可能維持正常生產。1967年1月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工業生產最差的一個月。統計表明，工廠頂多完成了生產定額的60％；多數工廠隻完成了40-50％，有些工廠僅完成了20％。
最後，取得摧毀地方政權的勝利之後，造反派又試圖打倒舊政權的最後支柱一一軍隊。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地方文官政權與軍事權力之間始終保持著傳統的緊密關係。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同時兼任武漢軍區政委；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是湖北省委常委。當地方文官政府處於危機關頭時，中央軍委對各省軍區發出指示，要它們接收地方政府請求其搶救的任何秘密檔案和文件，同時要為地方領導人提供保護。正因為如此，造反派把軍隊視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最後避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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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讓人民解放軍介入到運動中來。軍隊始終是國家權力中的一個關鍵因素，而在1967年初，它是基本完好的唯一有組織的力量。毛澤東打出這張王牌，試圖使危險的形勢穩定下來。1月21日，他命令軍隊介入運動“支持左派”。為保證軍隊具備有效對付對立派別的威望和統一，毛澤東1月28日親自批準頒發了中央軍委八條命令。這個命令嚴禁民眾擅入軍事設施或攻擊軍事人員。不久，軍隊的權力得到擴張，從被動地履行支持左派的使命，擴大到維護法律和秩序，管理經濟以及重建權力結構。但問題是，在如何區分真左派還是假左派方麵並沒有給予明確指示。這樣一來，支持左派的任務就使軍隊有權支持它所認定的革命派。
第二，強調了老幹部的作用。草率進行奪權導致了出乎意料的混亂，這種情況一定使毛澤東意識到，單靠造反派並不能建立起新的可以正常運轉的權力結構，他於是開始強調在新權力結構中，老幹部必須參與，以便利用他們的管理技能。他認為，革命幹部占幹部的大多數。即使是犯過錯誤的人也應當給予重新做人的機會。對於成千上萬沮喪的黨的幹部來說，這個新政策十分令人鼓舞。
第三，為了克服在1967年頭一個月造反派行動的顯著無政府傾向，毛澤東發動了整頓造反派的運動。造反派在1月奪權期間的過分行為受到批評，他們的囂張氣焰受到打擊。
在恢複秩序的進程中，“三結合”模式開始出現。“三結合”的意思是：在每個革命委員會中，軍隊代表、黨的幹部和造反派占有平等的一份權力。讓士兵和黨的幹部參與奪權，意在抑製造反派的極端主義。以後的事實表明，形成這種聯合的任務不可能完成，因為這些力量是互相對立的。
雖然毛澤東試圖遏製激進主義和自發性的過分行為，但他並沒有失去對造反派的信任。他至多想要整頓一下造反派的行為，以使文化大革命能夠以更加平衡的方式進行下去。但在軍區領導人看來，毛澤東推行非激進化政策的目標，就是削弱甚至解散造反組織。由於這種錯誤領會，所以毛澤東的戰略再次導致他不願看到的事情出現，即產生“二月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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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和政委鍾漢華正在北京參加中央軍委的一個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說，衝擊軍營的造反派中一定有“壞人”。陳和鍾對毛的這句話印象極深。毛澤東勸告軍隊在受到攻擊時，對攻擊者要“退避三舍”，以避免衝突。但陳和鍾卻以為，毛澤東的意思是，要采取“以退為進”的策略，最多隻退避“三舍”，而不是“四舍”、“五舍”，如果造反派得寸進尺，那麽軍隊就應該自衛反擊。
2月11日，武漢軍區“支左指揮部”（十天前才設立）受到造反派中“香花派”的攻擊。到此時為止，在中央軍委的支持下，成都、福州和廣州軍區都對攻擊軍隊的人發起了反攻。武漢軍區效法其它軍區，於2月18日發布了一個“嚴正聲明”，批評二八聲明和“香花派”。第二天，武漢部隊在市中心舉行了空前的閱兵式，以顯示軍威。同時，軍營門前安放警戒線，以震懾侵犯者。
大約在2月底，陳再道和鍾漢華回到武漢。離開北京之前，周恩來私下裏會見了他們，勸告他們要特別注意三件事：第一，要抓工業生產；第二，學校要複課；第三，要按行業、部門或單位實現聯合。周的指示使這兩位軍事領導人得出這樣的結論：恢複秩序是他們的主要任務。與此同時，中央文革小組對二八聲明的批評，也消除了他們對於造反派，特別是“香花派”可能會阻撓的擔憂。2月27日，中央文革小組的一個成員對二司北京聯絡站代表指示說，二八聲明是錯誤的。他還對武漢造反派警告說，不要把進攻矛頭指向人民解放軍。
得到了北京溫和派和激進派領導人的共同支持，陳和鍾很有信心在短期內恢複武漢的秩序。回到武漢不久，他們就采取高壓政策對付造反派。第一個打擊對象就是“香花派”。武漢軍區用來對付這一派的武器，是中央文革小組對二八聲明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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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期間雖然鼓勵人們造反，但造反並不是屬於他們的合法權利。從某種意義上講，造反僅僅是毛澤東授予的一項特權，並且隨時有可能被收回。當一個團體擁有了這項特權時，它就能為所欲為，而不必受製於地方政權。然而，它一旦失去這種特權，就可能危及其生存。從理論上講，每個派性組織都擁有這項特權。但隻要毛澤東等文革領導人對某個團體稍稍表示一點不喜歡，這一團體的對手就會趁機剝奪其特權，甚至予以毀滅性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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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在鎮壓造反派的同時，還重建了公共政權。陳再道和鍾漢華從北京返回武漢後，湖北軍區立即召開三級幹部會議（省、地、縣）。陳對與會者說，必須采取措施改變經濟停滯的現狀。他認為，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在每一級和每一個單位都建立一個領導生產的實體。會後，省“抓革命促生產辦公室”成立。一周後，武漢市建立了類似機構。不久，幾乎每個單位都出現這種辦公室。
到3月底為止，舊的權力結構似乎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得到恢複。幹部們官複原職，工人們回到生產崗位上，學生們恢複上課。公安係統又開始履行維護社會秩序的職能。黨員、團員和積極分子的作用重新得到強調。原來停滯的經濟形勢現在開始好轉。
陳再道對未來更加樂觀。他說：
當前一股反革命逆流被粉碎，無產階級革命派正在實行大聯合，右派組織正在土崩瓦解，黨內一小撮走資派篡奪的權正在被奪回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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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中旬，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開始意識到，運動向秩序和穩定的方向擺動得太遠。為了使運動返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來，他們對所謂的“二月逆流”發起反攻，並把農業部長譚震林當作“反革命複辟逆流”的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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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中央軍委發出一個“十條命令”，嚴格限製了軍隊處理群眾組織的權力。這一命令規定，嚴禁軍隊宣布群眾組織為“反動組織”，不準解散這些組織，不準報複曾經攻擊戰士的人，除非所涉及的人的確犯罪，否則不準實行逮捕。
《人民日報》社論和中央軍委“十條命令”將武漢造反派從絕境中解救出來。就像文化大革命早期衝鋒在前一樣，學生造反派在反對“二月逆流”的戰鬥中再次打頭陣。從3月底到4月底，陳再道和鍾漢華都在北京參加中央軍委會議。武漢形勢的逆轉使他們煩惱不已。他們認為，問題的根子在中央文革小組對武漢造反派的支持，而中央文革小組的決定是根據錯誤的信息做出的。在中央軍委的一次會議上，陳抱怨說：
中央文革不了解情況，不聽軍隊方麵的意見，隻聽革命小將和派駐各地記者的意見。我們反映的意見和報告，中央文革聽不進去，向中央文革請示一個問題也不及時回複，弄得我們下麵為難。
為了改善不良的信息傳達係統，陳提出了兩種方案：中央文革小組可以派出二十九個直屬機構，分別領導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的文化大革命；或者授權各軍事當局定期向中央文革小組派代表接受具體指示.他希望無論如何也要在中央文革小組與地方軍隊之間建立一個直接信息傳達管道：“隻要我們按照中央文革小組所指示的去做，那麽我們就不會犯任何錯誤了。”中央文革小組對陳的建議再次裝聾作啞。應陳的請求，中央文革小組於4月19日召開了一個會議，專門聽取武漢軍區對武漢形勢的報告。陳在會上說，隻有300多名學生參加了絕食示威活動，而且這個行動現在已經過去了。陳的意思是，江青所得到的信息是不確切的。會議做出四個結論：第一，應當允許老紅衛兵存在。第二，工總不應當恢複，因為在4月6日中央軍委“十條命令”下達之前已將其解散了。第三，武漢軍區在3月逮捕500多人並非錯誤行動，但對這些逮捕需要逐一複查，確定無罪的應當釋放。最後，武漢軍區沒有犯“方向或者路線錯誤”。此外，會議還決定，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將在4月21日會見武漢造反派代表，並將勸告他們不要攻擊武漢軍區。
這些結果使陳再道和鍾漢華喜出望外，他們立即用電話把這些好消息傳達給武漢軍區的其它領導人。他們雖然在會上曾表示要保守秘密，但武漢軍區領導人在造反派日益加大的壓力麵前，還是無法抵禦要將好消息與同伴分享的衝動。不久，這些消息就傳遍整個武漢。第二天，即4月20日，保守組織開動全部宣傳機器宣傳和歡呼“來自北京的特大喜訊”；與此同時，造反派卻茫然不知所措。那天下午，江青從中央文革小組特派聯絡員的報告裏獲悉了這一情況後，對陳和鍾十分憤怒。她認為，陳和鍾正打著中央文革小組的旗號欺壓造反派，因此命令陳和鍾上交4月19日會議記錄的複製件，並警告他們以後不許再提這樁事
當天晚上，鍾漢華與在武漢的軍區領導通了電話，當即查清了這件事的真實情況，馬上給中央文革小組寫了書麵報告，說明陳、鍾在參加了十九日的匯報會後，鍾漢華懷著一番好意，向軍區黨委常委傳達了會議精神，為的是及時指導軍區的“支左”工作。但是為了防止不必要的麻煩，鍾漢華在傳達時作了規定，隻傳達到軍區黨委常委這一級，絕對不準再往下傳。武漢“記者”所反映的情況，是軍區負責“支左”工作的一位同誌，在列席軍區黨委常委會後，向“支左”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吹風時走漏的。陳、鍾並沒有用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去壓武漢地區造反派的意思。當然，這件事沒有處理妥善，他們是有一定責任的，他們表示接受批評，堅決改正。
江青卻不依不饒，采取了“斷然”措施。4月21日淩晨，大約兩點左右，總政一位同誌奉中央文革小組之命，來到了陳、鍾二人下榻的京西賓館，沒收了他們19日的會議記錄，並說中央文革小組不會再幫助武漢軍區做工作了。
4月27日，軍委擴大會議結束了。這時候，各大軍區的司令員、政治委員都接到了參加慶祝五一活動的通知。惟獨陳、鍾接到的是離開北京的“逐客令”：會議完了，沒事了，你們可以回去了。陳、鍾回到武漢的時候，武漢已陷入混亂之中。從火車站到武漢軍區大院，貼滿了一批新的標語、漫畫、大字報，火藥味更濃了，什麽“徹底粉碎帶槍的劉、鄧路線！”什麽“打倒陳再道，解放全中原！”，什麽“油炸陳再道，火燒鍾漢華！”等等，舉目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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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地區的造反派之所以這麽囂張，直到“四人幫”垮台之後，陳再道才知道事情的內幕。原來是林彪、江青等人，通過軍內外的各種渠道，特別是由北京南下的造反派從中不斷進行策劃、操縱的結果。早在軍委召開擴大會議的時候，林彪就多次向吳法憲等人交代：“要把軍隊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來燒掉。”哪些是林彪所說的“不好的人”呢？吳法憲等人作為林彪的親信，當然一聽便心領神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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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對陳再道是信任的，他對周恩來說：走，到武漢去，保陳再道去。”
按照6月26日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和全軍文革小組辦公室的電報“將請武漢軍區和各派群眾組織的代表來京匯報”的精神，陳再道與武漢軍區領導同誌經過研究，立即讓各派群眾組織選出了代表，軍區也確定了赴京人員名單，很快做好了赴京匯報的準備工作。
7月10日左右，周恩來給陳再道打來電話，說各派群眾組織的代表，可以不到北京來了，我們要到武漢去，在武漢解決問題。在電話中，周恩來還指示，毛主席可能要到武漢遊泳，要他們做好準備。接完電話，陳再道等人立即著手進行準備。
14日晚9時許，毛澤東的專列停靠在武昌車站。站台上赫然貼著幾條大標語：“打倒陳再道！”陳再道不倒，中南不太平。”毛澤東看後搖了搖頭，對隨行的代總參謀長楊成武說：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為什麽不能聯合起來？”毛澤東來武漢後，住在東湖賓館的梅嶺一號，周恩來住在百花一號，謝富治和王力則住在百花二號。毛澤東等到達武漢，知道的人隻有陳再道等少數軍區領導，屬絕密行動。由於東湖賓館的服務人員分成兩派，這使陳再道對毛澤東的安全十分擔心。為了工作方便和在安全方麵不出意外，陳再道和鍾漢華經過商量，也搬到了東湖賓館乙所，以隨時處理可能出現的意外情況。
7月15日和16日的兩個上午，毛澤東在聽取謝富治、王力關於武漢問題的匯報後，最後指示：要給“工人總部”平反；“百萬雄師”是群眾組織，讓謝富治、王力派出專人，做好他們的工作。軍區對兩派都要支持。陳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會擁護陳再道。並讓周恩來在武漢多留幾天，做好武漢軍區的工作。
7月15日到7月18日，周恩來每天下午召集武漢軍區的領導同誌及駐武漢部隊師以上“支左”單位負責人開會，聽取武漢地區“支左”情況匯報。為了保陳再道，周恩來苦口婆心地勸他說，“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沒有經驗，因此犯了錯誤。錯了就檢查，就改正，改了就好。”聽了周恩來的講話，陳再道深受感動。
7月18日晚，周恩來帶領陳再道和鍾漢華來到了毛澤東的住地梅嶺一號。一見陳、鍾二人，毛澤東起身和他們一一握手，問：你們怎麽樣呀？武漢的形勢還不錯嘛！”“我們不承認犯了方向路線錯誤。”陳再道是個直性子，有點想不通。“方向路線錯誤怕什麽？現在他們一提就是方向路線錯誤，都是方向路線錯誤。”毛澤東笑著解釋說。聽毛澤東這麽一說，陳再道沉重的心情輕鬆了許多，趕忙表態：要是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我們馬上開 大會檢查。”毛澤東對陳再道說：他們要打倒你們，我要他們做工作，要做到不僅不打倒你們，而且要做到擁護你們為止。”
大約到十點鍾左右，陳、鍾起身告別，毛澤東很客氣地把他們送到走廊上。這時，正巧遇到幾位服務人員站在走廊裏。毛澤東一看見他們，就把他們招呼過來了，要他們同陳、鍾握手。毛澤東笑著對他們說：“再不能打倒你們的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接著，毛澤東又對陳再道說：他們要打倒你，我要他們不打倒你！”
大家聽了毛澤東的話，在互相握手的同時，都忍不住地笑了起來。
7月18日夜周恩來離開武漢之後，謝富治、王力便來到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發表了煽動性講話。王力在擁擠的人群中大聲作出四點指示：武漢軍區“支左”的大方向錯了；要為“工總”平反，釋放被抓的造反派；造反派是革命派、左派；“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他還高喊：武漢問題一定解決得最好、最快，因為武漢有一支鋼鐵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黨中央、中央文革小組堅定不移地支持你們，你們受壓抑、受打擊的現象是不允許存在的，要把這種現象翻過來，叫它一去不複返！”
7月19日，造反派的高音喇叭在武漢到處播放謝富治、王力在水利電力學院講話的實況錄音。而“百萬雄師”則以更大的勢頭開始反擊。當天，聲討王力的大字報、大標語，貼滿了武漢的街頭巷尾。後來“百萬雄師”的人衝進王力下榻的東湖賓館，抓走了王力。事情頓時變得複雜起來。7月20日，武漢三鎮如同開了鍋一樣，舉行了大規模的遊行示威，遊行隊伍高呼“打倒王力”的口號。
7月20日上午，林彪避開回到北京的周恩來，親自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說“外麵形勢不好，主席的安全受到威脅”，勸說毛澤東離開武漢。在這封信的落款之處，江青也簽了自己的名字。“勸我去上海，”毛澤東望著信說：“我哪裏也不去。”
武漢軍民遊行反對王力的消息，很快就傳到了北京。周恩來得知這一情況，深為武漢的事態擔憂，再次返回武漢，勸說毛澤東暫時離開。在眾人的勸說下毛澤東終於同意：那好吧。我到上海。”7月21日上午11時，毛澤東安全抵達上海虹橋機場，住進了虹橋賓館。事隔十年後，楊成武回憶隨毛澤東到上海後一天夜晚散步時，毛澤東曾對他談及武漢事件的情景：“毛澤東同誌問：你認識陳再道嗎？’原先不認識，建國之後才認識的。’他會反對我嗎？’軍隊的老同誌都是跟你幹革命的。’是啊，我想，陳再道也不會反對我。他要反對我，我們就從武漢出不來了。’”毛澤東這句話，道出了他對陳再道的信任。
19日淩晨，謝、王在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體育館向在場數千群眾表示支持無產階級革命派，劉豐（武漢軍區空軍副司令員）與肖前（武漢軍區空軍政委）也在大會上表態要支持革命左派。19日，謝、王和劉豐講話錄音被造反派拿到武漢三鎮反複播放。[1]:45
19日上午，武漢軍區黨委常委會召開，通過陳再道和鍾漢華的檢討；下午三點多，武漢軍區在軍區禮堂召開師以上幹部會議，謝、王發表講話，散會後，陳、鍾親自去釋放了被拘禁的“工總”頭頭朱鴻霞和胡厚民。[1]:59 此時，武漢開始流傳王力的“四點指示”：“武漢軍區“支左”的大方向錯了；要為“工總”平反，釋放被抓的造反派；造反派是革命派、左派；“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2] 有獨立師指戰員到軍區鬧事，要求澄清流傳的王力“四點指示”。[1]:54 深夜，8201部隊和百萬雄師聯合成立“臨時聯合代表團”（21日下午改名“專揪王力司令部”）。[1]:63 車輛全市大遊行（官方資料稱約有兩千輛）自19日晚7時左右持續到20日早6時。[1]:70 20日早晨，“百萬雄師”、“武漢公檢法”部分人和8201部隊部分戰士湧進東湖賓館，把王力帶到武漢軍區大院進行質問。[1]:75 為確保毛澤東的安全，周恩來安排毛澤東乘飛機離開武漢。[1]:140 “百萬雄師”開始大規模示威，毛澤東對“百萬雄師”批示“大、好、純，要愛護它” 、中央文革小組來電“王力不能代表中央文革”等謠言傳遍全市。20日，百萬雄師占領湖北大學，幾十個造反派的據點被拔除。[1]:144,152 到23日，全市隻剩華中工學院、武漢測繪學院等四五所大專院校仍被造反派控製。[3] 24日晚，“百萬雄師”出動百餘輛卡車遊行，呼喊“打倒陳再道”、“踏平工總，鎮壓反革命”等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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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文革小組成員的王力、謝富治趁周恩來離開之機，公開去“工人總部”的據點，有意加劇兩派之間的矛盾，在“工總”發表帶有傾向性的講話，表示支持該派的主張。在演講中，王力等還把擁有一百多萬人的另一派群眾組織——“百萬雄師”說成是保守派，並接受佩帶“工總”的袖標。王力等講話後，“工總”派立即出動廣播車上街，播發王力講話的錄音，這就激起了“百萬雄師”群眾及武漢軍區部分指戰員的極大憤慨，武漢局勢急劇惡化。
七二O事件”後，王力又把手伸向中央更多的部門，。8月7日，王力對外交係統造反派發表講話（”），一些極左分子受到王力講話的蠱惑，一度奪取了外交大權。8月25日，周恩來單獨找楊成武談話，特別談到王力8月7日同外交部造反派的談話，談了關鋒起草的《紅旗》雜誌社論中所提的“揪軍內一小撮”的問題。8月25日，楊成武即飛赴上海，向毛澤東報告了周恩來的意見，並把王力8月7日的講話記錄稿交給毛澤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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