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伊始，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人，深知麵臨的建設任務之繁重，深知爭取利用國內外一切可以利用的條件的重要性，因此向世界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與各外國的政府和人民恢複並發展通商貿易關係。”但是，突如其來朝鮮戰爭，使中美兩國在朝鮮兵戎相見。本來就對新中國采取的敵視政策的美國政府，決定對中國采取全麵的遏製政策。
但中國並沒有放棄與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英國和法國這幾個西方大國改善關係的努力。從1952年起，在抗美援朝取得勝利和爭取蘇聯經濟援助得到基本落實的情況下，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審時度勢，著手推進對外“和平統一戰線政策”，即外交著眼點不隻局限於簡單的兩大陣營的劃分，而是把創造有利於國家建設的外部環境置於優先地位。1953年12月，中國首先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主張不同意識形態的社會製度的國家，在相處中實行對等的約束和自我約束。它不僅包含了處理國家間政治關係的原則，同時也包含了處理經濟關係的內容。1954年7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結束“打掃幹淨屋子再請客”的方針，努力創造條件，走出國門，走向世界。
充分利用與英國“半建交”窗口
當時在三個西方大國中，英國是唯一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出自於香港問題等實際利益的考慮，英國一直謀求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但由於英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曖昧態度，以及追隨美國參加朝鮮戰爭和對華禁運，兩國關係一直處於“半建交”（即代辦級關係）狀態。但這畢竟是與西方三大國的唯一聯係窗口。當時美國政府禁止任何美國人訪問中國，當然也不許任何“紅色中國”的人員訪問美國。因此，由於英國在西方國家中的地位，特別是英國與美國的密切關係，這個窗口實際上也起到了獨特的作用。
1954年8月，以英國前首相艾德禮為團長的英國工黨代表團應邀訪華。1954年8月24日下午，毛澤東會見代表團一行，進行了長達3個小時的談話。
毛澤東的談話首先回顧了對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中英關係的發展。接下來客人問道：中國能不能和英國工黨所主張的社會主義和平共處？毛澤東說：我認為可以和平共處。這裏發生一個問題，難道隻能和這種社會主義共處，不可以和別的事物共處嗎，和非社會主義的事物，像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封建王國等共處嗎？我認為，回答也是肯定的，隻需要一個條件，就是雙方願意共處。我們認為，不同的製度是可以和平共處的。毛澤東還說：讓我們作朋友吧，不僅在經濟上合作，而且在政治上也合作。
毛澤東向客人們介紹中國的國情，以說明為什麽中國那麽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他說：中國是一個正在開始改變麵貌的落後國家，經濟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國家落後。但是現在正在開始改變麵貌，已經取得了改變的可能性。中國是農業國，要變為工業國需要幾十年，需要各方麵幫助，首先需要和平環境。經常打仗不好辦事，養許多兵是會妨礙經濟建設的。如果諸位同意的話，我們要繼續創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我想，這也是英國、法國所需要的。我們的國家現在還很窮，如果能得到幾十年和平就好了。你們讚成嗎？如果讚成，就讓我們訂一個條約，當然不是今天下午訂，訂個幾十年不打仗的條約。誰要打仗，就反對他。我們沒有別的本錢，隻有一樁，就是老百姓。
毛澤東還特意提到了美國。他說：中國、蘇聯、英國和其他各大國都靠攏些，也包括美國在內。希望美國也采取和平共處政策。美國這樣的大國如果不要和平，我們就不得安寧。這個工作英國人好做，因為我們和美國人彼此罵得很厲害。
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毛澤東第一次向西方大國的政要發表長篇談話，第一次向他們詳細闡明中國的和平外交政策和中國希望外國支持中國經濟建設的願望。這次會見的消息通過國際媒體傳播到整個世界，使世界各國，特別是發達國家，對新中國有了更全麵的認識。此後隨著中英兩國的貿易關係的進一步的恢複和加強，中國在走出國門、爭取與西方國家和平共處方麵，實實在在地前進了一步。
毛澤東的這次會見還有一個小插曲。工作人員見毛澤東穿著一條屁股上有羅紋補丁、膝蓋等處磨得發白的深灰色褲子，便勸他換一條。毛澤東說：“不要緊，誰看我後麵呢？”不管艾德禮是否注意到了這一點，但艾德禮訪華後在香港確實說，中國官員的清廉和幹勁深深打動了他。
耐心研製“外交核彈”
僅僅是依靠英國這個“半建交”窗口還是不夠的。毛澤東對此心中有數。在1954年7月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對新中國外交及有關工作，提出了十一條意見，其中包括：“爭取與法國改善關係，建立邦交。”“增強外交工作陣營。為保護建設和工業化，沒有外交陣營的發展是不可能的。”後來國際輿論稱中法建交是一枚“外交核彈”。
毛澤東於1957年5月和1963年9月，兩次會見了擔任過兩次法國總理的富爾先生。第一次可以說這枚“外交核彈”開始進入“研製”階段，第二次發展到了“倒計時”階段。
富爾是一位具有戰略眼光的政治家。他對中國友好，主張承認新中國，支持恢複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1957年5月，周恩來批示中國外交學會出麵邀請富爾訪華。在從深圳到廣州的火車上，他看到是盡管貧窮，但廣袤田園呈現出勃勃生機。此時的富爾迫切著能見到毛澤東。5月22日到達北京後不久，富爾得到了一本俄文版的《毛澤東詩詞》，更是令他愛不釋手。富爾後來是這樣回憶毛澤東5月30日和他的會見：
【“下午5時左右，我們回到旅館，得到主席將在當晚接待我們的正式消息，我的同伴都為此歡欣雀躍......我們在晚上9時50分準時出發。”
“毛主席走上前來迎接我們。我發現自己突然之間和他挨得很近，不禁感到有些驚訝。”“他的舉止極為平易近人，和藹可親。”】
當富爾向毛澤東誇讚中國取得的進步時，毛澤東真誠地向客人強調，新中國確實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比較起來成績還很小，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毛澤東說：“你們親眼看到我國的情形。看到我們是多麽落後。我們的任務是艱巨的。”毛澤東無時無刻不在關心中國廣大農民的生存狀況，他特地請富爾介紹了法國的農業情況，作為借鑒。
中法關係是當然的中心的話題。毛澤東沒有直接說出這個話題，而是講了中國民間流傳已久的《鷸蚌相爭 漁翁得利》的寓言，以此來撥點中、美、法三國之間的利害關係。毛澤東的把這個寓言講得恰到好處，使富爾得到了一個關鍵性的啟示。
富爾有意地提到1956年發生在匈牙利的事件，以此把話題扯到當時的東西方兩大陣營對立的問題上。他還有意無意地提到敏感詞“共產集團”。
毛澤東對此作出極具寓意的回答：
【“中國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絕不依靠蘇聯。如果我們曾向蘇聯要求專家和機器，那是因為我們有這種需要，我們不能沒有這一切。但是專家工作完畢後，還是要回去的，而且我們所取得的東西，全部是要付出代價的。”】
需要提一下的是，毛澤東一直對與法國進行經濟合作寄予熱望。1956年10月1日，毛澤東在會見杜洛克率領的法國共產黨代表團的時候，就問杜洛克：“你看法國政府能否擺脫美國幹涉，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在貿易上能把成套設備賣給我們，很久還是不很久，你如何估計？”毛澤東進一步說明，我們想要與法國進行的交易不是指一般的做生意，是說替中國設計工廠、供應裝備、安裝裝備並教會中國工人開動機器。杜洛克回答：“我們在這方麵可以做一些工作。”
富爾回國後，根據毛澤東向他分析的中國法國和美國之間的利害關係，出版了主張改善中法關係的《蛇山與龜山》一書。書名體現了富爾的匠心：來自毛澤東的一句詩詞，“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
當時在野的戴高樂看過這本書後，寫了一封長信稱，他完全讚同書中的觀點。1958年年末，戴高樂當選總統。68歲的他開始正式考慮緩和與東方、特別是與中國的關係，而這也正是毛澤東所期待的。5年後，戴高樂仍然對《蛇山與龜山》一書記憶猶新。他在考慮與中國建交的具體步驟問題。
1963年8月富爾在準備啟程再次訪華前，專程去見戴高樂。戴高樂對他說:“您要作為我的代表前往中國。”戴高樂還將一封親筆的、實際帶有授權性質的信件交給富爾，委托他同中國領導人商談法中建交問題。
毛澤東認為，中法建交的時機已經成熟，隻要戴高樂不搞“兩個中國”，在台灣問題上願意接受中國立場，中國就應該抓住時機。因此，自從富爾10月21日抵達北京後，毛澤東就高度關注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外長與富爾的談判進程。
11月2日，在中法建交的前景已經明朗的情況下，毛澤東於下午5時，在周恩來、陳毅的陪同下，在上海會見了富爾。
毛澤東風趣地對富爾說：“我們做個朋友吧，做個好朋友。你們不是共產黨，我也不是你們的黨。我們反對資本主義，你們也許反對共產主義，但還是可以合作。”毛澤東還直言不諱地說：“你們兩位（即富爾和一名隨行的工作人員---筆者注）來得正是時候......要把兩國關係建立起來......（要告訴戴高樂）你們要派就派個大使來，不要學英國那一套，搞了幾十年，還是個代辦，不要鑽美國的圈套。這一點不搞清楚，我們不接納你們的大使，我們也不派大使到你們那裏去。”
這枚“外交核彈”的爆炸，成功地達到了毛澤東的戰略目的。1964年1月27日，法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法同時發布聯合公報，內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法蘭西共和國政府一致決定建立外交關係。兩國政府商定在3個月內任命大使。”短短的兩句話，卻在國際上引起了連鎖反應。此後，西方國家紛紛效法法國，改變孤立中國立場，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就中國對外開放而言，中法建交創造了新中國外交史上的多個第一，例如：
1973年9月11至17日，喬治·蓬皮杜總統訪問中國。他是第一位訪問中國的法國國家元首，也是西歐國家元首訪華第一人。訪問結束時發表《中法公報》，表達了兩國政府進一步發展雙邊關係的共同願望。雙方商定，將研究發展經濟關係的現實可能性，以及在技術、工業等方麵加強交流的問題。雙方決定簽訂海運協定，並加強航空運輸方麵的合作。雙方還談妥了遼陽化工項目，合同總金額達12億法郎。這是多年來中法之間最大的一宗合同。
1975年5月12至18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訪問法國。這是中國領導人第一次正式訪問西方國家。訪問期間，兩國決定成立經濟貿易混合委員會，商定兩國外長不定期地就重大國際問題進行磋商。
1978年1月19至24日，法國總理雷蒙·巴爾訪問中國。中法簽訂了科技合作協定。這是中國同西方國家簽定的第一個科技合作協定。
抓住說話“算數”的東西不放鬆
盡管美國在朝鮮戰爭後千方百計遏製中國，構築反華包圍圈，但中國一直在設法改善與美國的關係。畢竟，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毛澤東在1956年4月在會見丹麥駐華大使時表示，中國雖然地廣人多，但力量還很弱，願意向世界上所有國家學習，“如果美國人願意的話，我們也願意向他們學習。”
1957年，我國邀請參加世界青年聯歡會的美國青年40多人訪華。周恩來在北京會見他們時，誠懇地表達了中國希望改善與美國的關係的願望。這40多位美國青年人都是冒著美國的禁令訪華的。由此可知當時美國政府的態度。
1960年6月28日至11月15日，《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作者，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斯諾，回到了他闊別已久的中國，這是他對新中國的第一次訪問。當他看到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的中國，感慨萬千。10月22日，毛澤東在中南海親切會見了斯諾，並與之進行深入交談。
話題很快由敘舊轉向中美關係。毛澤東說：“......我們兩國的關係不正常。新聞記者和雙方人員往來不是還沒有解決嗎？”毛澤東在這裏指的是，此前中國一直希望中美兩國的記者能夠互相訪問，但美方開始是既不許中國記者去，也不許美國記者來。後來又同意美國記者來，卻使中國記者得不到互惠去美國。毛澤東還說：“我們要維持世界和平，不要打世界大戰。我們主張國與國之間不要用戰爭來解決問題。但是，世界和平不但中國有責任，美國也有責任。”
毛澤東對美國的這種誠意，實際上在此前的周恩來與斯諾的談話中就已經表露出來。周恩來說：中美關係的解決辦法最終會找到，它隻是時間問題。中美兩國人民之間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而友誼則是長存的。
遺憾的是，當斯諾回國後將周恩來的談話一字不漏地在美國著名雜誌《展望》刊登出來後，竟然沒有得到美國方麵的絲毫的積極回應，得到的隻是華盛頓某些人士的抨擊。
這種結果或許已在毛澤東的預料之中。他深知中國實力還不夠，特別是代表工業和科技水平的核武器，“沒有它人家就說你不算數”。所以崇尚實力的美國可以對中國發出的和解信號不屑一顧。曆史證明，在冷戰時期，擁有核武器是一個大國地位的“標配”。
據美國中央情報局2000年後逐步解密的資料顯示，美國在1961年就著手與台灣軍方合作，嚴密監視中國核武器的研製進程。美國知道，如果中國能夠造出原子彈，將對美國的反華包圍圈的盟國造成極大的衝擊，從而導致失去對美國的信心。然而，他們誤判了中國的能力。一是認為中國剛失去蘇聯的支持，不可能很快就造出原子彈；二是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即使爆炸成功，使用的也隻能是技術含量較低的鈽239，而不是鈾235。但是1964年10月16日中國成功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後，美方通過收集到的落塵分析，驚訝地發現是技術複雜的鈾235。至此，美國開始被迫接受了一個新的核大國已經開始崛起的事實。美國朝野要求政府修改僵硬對華政策的呼聲隨之高漲。
緊接著，對於當時技術含量更高的氫彈，在以中國的土專家於敏為主要骨幹的團隊的艱苦努力下，於1967年趕在法國前麵試爆成功。這樣，中國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針所產生的能量，震驚了世界。中國的終於有了說話“算數”的東西。解凍中美關係，隻等一個合適的時機了。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邀請第四次訪華的斯諾到中南海，與其進行了5個小時的長談，從“文革”談到反對個人崇拜和形式主義，從中國建設談到中蘇關係和中美關係。這是毛澤東晚年與外國友人談話最長的一次。
從毛澤東的這次談話中，可以使人感到，中美關係解凍的時刻正在臨近。毛澤東直接提到了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的問題。他說：尼克鬆如果想到北京來，你就捎個信。我相信不會吵架的。但是，當然要向他提出批評，我們也將做自我批評，比如：我們的生產水平比美國低。毛澤東還讚賞美國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做法。
毛澤東告訴斯諾，尼克鬆要派代表來中國談判，那是他自己提議的，有文件證明，說願意在北京或者華盛頓談，不要讓我們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過美國國務院。在回答斯諾“您看中美會不會建交”時，毛澤東幽默地回答：“中美兩國總要建交。中國和美國難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又沒有占領你們那個長島。”
尼克鬆1969年1月上任後先後四次發出與中國和解的信號。其中特別明顯的是，1970年10月初，尼克鬆在會見美國《時代》周刊記者時說：“如果說我在死以前有什麽事情想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們去。”
1972年2月尼克鬆實現訪華，中美關係終於解凍。中美關係的解凍，改變了世界的格局，形成了中美蘇的“三角關係”，其曆史性影響，巨大而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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