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寫道，5000多年前的東亞大地上，出現了規模足夠巨大、數量足夠眾多的定居聚落，使得偉大的中華先祖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組成了當時世界上“綜合實力”最強的農耕定居部落聯盟，令其能夠成功抵抗無處不在的蠻族遊團的入侵。於是，也在事實上成功捍衛了整個人類曆史上的第一代文明。
定居已然不易，大規模、大數量的定居更是奇跡。這一點對於當時的世界來說的確如此。因為智人從直立人演化而來，並非是為了終日農耕。智人選擇農耕，選擇固定在一個地方通過馴化動植物度過一年四季並持續這個循環過程，是特殊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是一個進化史上的“突變”，不是隨便哪一群人就能夠做到的，因為要為“突變”付出代價。尤瓦爾•赫拉利就此問題寫道：
人的身體演化目的並不是為了從事這些活動，我們適應的活動是爬爬果樹、追追瞪羚，而不是彎腰清石塊、努力挑水桶。於是，人類的脊椎、膝蓋、脖子和腳底就得付出代價。研究古代骨骼發現，人類進到農業時代後出現了大量疾病，例如椎間盤突出、關節炎和疝氣。此外，新的農業活動得花上大把時間，人類就隻能被迫永久定居在麥田旁邊。這徹底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1】
根據考古的發現，最早的定居人類，分散出現在西南亞幾個特殊地區。位於約旦河西岸今天巴勒斯坦境內的傑裏科，曾於2010年10月10日舉行慶祝活動，紀念該城“建城10000年”。這還真不是瞎吹，而且很可能還少算了。考古學家在傑裏科總計挖掘出了20多個連續定居點的遺跡，其中第一個定居點可以追溯到距今11000年。該城的防禦工事可追溯到公元前7000年，比埃及金字塔早4000年。
雖然最早，但卻沒什麽用，直到今天此地連個“巴勒斯坦國”也建立不起來。可見僅僅開始定居下來還不是文明大發展的充分條件。相比之下，東亞地區定居文明的出現盡管比西亞晚了很久，卻在誕生之後不久很快建成了早期國家，並沿著古國-王國-帝國的演化路徑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大一統國家。這其中的奧秘，就在於上一篇所說的——“天下”型定居文明的形成。
圖1：東亞地區地形圖
看一下地圖：在東亞大陸今天的中國這一塊，華北平原、關中平原、長江中下遊平原連成一片，在黃河中遊一帶形成了一個地理中心。從這個中心出發，有一個東至大海，西至流沙，北至大漠，南至北戶的伸展，直達遠方的“四極八荒”。於是，位於中心區域的人們會產生一種天外無外、天下一體的直覺印象。
正式使用“天下”命名這一近乎圓形的廣闊區域，遲至周朝才開始，但史書上講述有夏一代，就有“當禹之時，天下萬國”（《呂氏春秋•用民》）“（禹）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莊子•天下篇》）等說法。甚至在講述更早的始祖黃帝時，也有“撫萬民，度四方…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史記•五帝本紀》）之說。可見，自酋邦和古國形成之後，中華先民們頭腦中的“天下”觀念就已根深蒂固，不容置疑。
這個觀念在中華文化中有多頑固？清末士大夫馮桂芬1860年發表《采西學議》一文，言中國名曰赤縣神州，但隻是其一，並非天下，世界上如赤縣神州這般大的地方還有九個！此言既出，朝野震驚！三千年沒變過的世界觀，一夕崩塌！
這樣的事，隻發生在中國，其他地方都沒有發生過，至少沒有像中國人這樣早在文明之初就開始有了“天下”的觀念。在整個西南亞，或被考古學家們稱為“側翼丘陵區”的地區，由於地理上的破碎性，任何一個定居文明都不會真的認為自己就是整個“天下”的中心。據說當年阿卡德的國王和亞述國王也都曾自稱過“世界之王”，但夜郎自大式的幻覺很快被頻繁的異族入侵所打破。
由於缺乏“天下”和“天下之中”的觀念，從一個城邦看出去，就隻能看到另外的城邦，城邦之外，無論是“海外”還是“山外”，都還不是“四極八荒”，因為還有更遠方的異族城邦。位於西方的城邦往東看，是無數東方的城邦；位於東方的城邦往西看，是無數西方的城邦；看來看去看不出天地的形狀。於是隻能以城邦為政治單位，把自己的城邦視為我，“世界的其他地方”（the rest of the world）視為敵，視為可以被征服、支配、剝削的對象。這正是西學世界觀的邏輯起點。
圖2：公元前4世紀的亞曆山大帝國的版圖。在此範圍內，曾經出現過的最大的王國也難以形成“天下”觀念，每一個城邦隻能形成“城邦-外部”的二分世界觀。
西方的哲學家和曆史學家們從不承認自身的這種局限性，因為直到今天他們也並未從希臘城邦政治的格局中走出多少，口中念念叨叨的還是什麽“修昔底德陷阱”、“塔西佗陷阱”之類似是而非的“城語”。當年的梁啟超曾對比過這兩種世界觀，他說：
希臘有市府而無國家，如雅典斯巴達諸邦，垂大名於曆史者，實不過一都會而已。雖其自治之製整然，然終不能組織一國如羅馬及近世歐洲列邦。卒至外敵一來，而文明之跡，隨群市府以同成灰燼者，蓋國家思想缺乏使然也。中國則自管子首以國家主義倡於北東，其繼起者率以建國問題為第一目的。群書所爭辯之點，大抵皆在此。雖孔老有自由幹涉之分，商墨有博愛苛刻之異，然皆自以所信為立國之大原一也。中國民族所以能立國數千年，保持固有文明而不失墜者，諸賢與有勞焉矣。【2】
概言之，柏拉圖也好，亞裏士多德也好，不過是出身於島國城邦的政治家。根性所決定，說一千道一萬，隻是一些如何治理小城邦的知識和智慧，連國家為何物都懵然不知，何談國家如何組織和建立。而中國的“天下”型定居文明，不僅早早就孕育出了國家主義思想，甚至誕生出大批懷抱世界主義理想的大政治家。憑借一百年前的知識水平，梁任公即有如此透徹的宏論，超過大多數當代學人的水平。
其實，拿希臘學術與中國春秋學術作對比，中國已經“讓先”了，因為在文明演化史上希臘屬於第二代文明，資格不夠。若再往前推1000年，用西南亞的第一代文明與中國酋邦-古國時代進行對比，還能得出一些更重大的結論，因為中國的“天下”，在那個時期即已成型。
70年對話5000年，至少在知識上應該能補充一百年前康梁的不足。
天下的定居與天下的遊動
西南亞-東地中海一帶的第一代原生文明，有尼羅河流域的古埃及社會、位於兩河流域的蘇美爾社會和位於愛琴海地區的米諾斯社會。
古代埃及社會存活了約3500年，從公元前3150年法老美尼斯建立了一個統一的王國始，到公元5世紀“後羅馬埃及”被“拜占庭埃及”所取代為止。但是自公元前22世紀古王國時期的法老第六王朝開始，埃及就遭遇到從東北部進入的蠻族的入侵。前18世紀上半葉到前17世紀，蠻族喜克索人入侵埃及，占領了孟菲斯，使埃及分裂為南北兩個王國。
蘇美爾社會存活了大約2600年，從公元前4000年前後出現的蘇美爾城邦開始，到前1460年亞述人打敗了亞摩利建立的巴比倫為止。但是該文明的第一個帝國阿卡德帝國，卻隻存活了不到150年，於前2230年左右被來自東北高原的蠻族古蒂人所推翻。
同屬蘇美爾文明的巴比倫人，於公元前18世紀後期被蠻族喀西特人所征服，被迫納貢交稅。而亞述王國則被蠻族米坦尼人統治了3個多世紀。
米諾斯社會是一個以克裏特島為基地、控製著愛琴海的海上帝國，興起於新石器時代，毀滅於公元前1400左右來自於北方蠻族亞該亞人向南方的大遷徙。蠻族在米諾斯文明的廢墟上重建了更古老的邁錫尼文明，但考古證據表明，公元前13世紀末，邁錫尼堅固的宮殿曾屢遭洗劫，一次更加可怕的毀滅導致愛琴海文字徹底失傳，文化財富完全枯竭。【3】
圖3：位於今日希臘克裏特島米諾斯時期克諾索斯宮殿的考古遺址
這就是城邦國家的宿命。湯因比寫道：
公元前三千紀後半期正是公認的印歐語係各民族開始移民的時期。看來吸引他們的東西乃是毗鄰的文明所具有的富庶，這種富庶使該地區很容易招致蠻族的劫掠。無疑，小亞細亞文明的輻射範圍已超過它本身的疆界，因而被文化之光炫惑的蠻族，慕於自己無法企及的豐饒，像飛蛾撲向燭光一樣紛紛撲向這種潛在的財富。【4】
同遭覆滅厄運的還不隻是小亞細亞諸文明。公元前15世紀左右掃蕩了東地中海的蠻族，與同一時期毀滅了印度河哈拉帕文明的蠻族同出一源，前者被稱為喜克索人，後者就是進入了南亞次大陸並重新創造了新的古印度文明的雅利安人。
如此來看，在第一代文明時期，似乎沒有任何定居文明能夠逃脫被北方蠻族所摧毀的命運。最壞的結局，就像米諾斯文明一樣，曾經輝煌一時的文明之光完全被黑暗所籠罩，曆史倒退千年。但即使是最好的結局，如埃及文明，蠻族入侵者被定居文明的先進文化所同化，文明繼續發展；可是由於蠻族入侵反複發生，經過一次次的大混亂之後新的文明開始發生，老的文明終於還是壽終正寢。
這就是說，古代世界唯一的勝利者，還是中華文明。
這一點也是西方學者們有意回避的，即使湯因比已經很清楚地描述了第一代文明和第二代文明之間的嬗遞關係，但還是被“主流史學”視而不見。按照湯因比的觀點，以先後滅亡的第一代文明社會為“母體”，才又誕生出赫梯社會、巴比倫社會、敘利亞社會、希臘社會、伊朗社會、古代印度社會、中美洲的墨西哥社會、尤卡坦社會等十幾個第二代的“子體”文明社會。而與這些社會同時期，古代中國社會則始終保持著自身的延續和發展，並又衍生出朝鮮社會和日本社會這兩個分支。
接下來，再以第二代文明社會為“母體”，希臘社會的一支向西北方向轉移，在歐洲發展出了西方社會，隨後在大航海時代覆蓋了非洲和美洲的大部分，並消滅了全部美洲文明；另一支希臘社會向東北方向轉移，發展出了東正教社會，一直延伸到了俄羅斯；公元7世紀之後，整個中東和西亞地區以原來的赫梯社會、巴比倫社會、敘利亞社會、阿拉伯社會和伊朗社會為母體，發展成為了伊斯蘭社會，並向東北方向延伸；古代印度社會繼續在南亞次大陸延續和發展成為了今天的印度社會。這4個今天還活著的文明，都屬於第三代“子體”文明社會。【5】
而與第二代文明社會時期一樣，在第三代文明時期，中國社會繼續保持著自身的發展，直到現在。
無論各種文明理論的正確性和精確性如何，也無論怎樣變換描述方式，中華文明驚人的延續性和連貫性都是不能不承認的。要真正理解這個問題，就要看看中華文明是如何從蠻族入侵導致滅亡的宿命中走出來的。
如前所述，與其他第一代文明之間最大的不同之處，就在於我們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天下”型定居文明。
“天下無外”原則先驗地（transcendentally）預設了世界是一個整體的政治概念，那麽，天下體係就隻有內部性而沒有外部性，也就取消了外人和敵人的概念：無人被理解為不可接受的外人，沒有一個國家、民族或文化被識別為不可化解的敵人，任何尚未加入天下體係的國家或地區都被邀請加入天下的共在秩序。【6】
當代學者趙汀陽教授的這個論述，是解開難題的一把合適的鑰匙。
蠻族無處不在，或受到南方富庶城邦中財富的誘惑，或受到北方極寒氣候的驅趕，總之，無論是西南亞還是東亞，那些遊蕩在歐亞大草原上的蠻族遊團總會周期性地大舉南下，將早已因定居生活而變得柔弱腐化的所謂“文明人”當作一群特殊獵物進行圍捕，然後鵲巢鳩占，成為新王國的主人。
可是，發生在西南亞-東地中海一帶和南亞次大陸的老套故事，在東亞大陸的中華地區卻大大走了樣。無論是考古、史料甚至是遺傳學的證據，都堅實地支持中華文明的早期曆史是一個“一體化”的路徑。借用新聞通稿的話說就是：
距今5800年前後，黃河、長江中下遊以及西遼河等區域出現了文明起源跡象；距今5300年前後，中華大地各地區陸續進入了文明階段；距今3800年前後，中原地區形成了更為成熟的文明形態，並向四方輻射文化影響力，成為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與引領者。【7】
而史料中的三皇五帝、堯舜禹、夏商周等時期，就貫穿在這個“一體化”路徑當中，都隻有連續的發展，而沒有發生中斷。無論是蘇秉琦教授的“古國-方國-帝國”說，還是王震中教授的“邦國-王國-帝國”說，也都是連續的演化路徑。
圖4：二裏頭一號宮殿複原圖
那麽問題來了——東亞大陸上的那些蠻族遊團都幹什麽去了？難道他們不來征伐定居城郭、劫掠財物、圍捕農人或鵲巢鳩占嗎？難道他們比他們的西亞夥伴們要文明很多？
問題的答案，當然不是因為中華大地上的夷狄們比小亞細亞的喜克索人或南俄草原上雅利安人更溫和仁慈，但卻是正好相反的另一個原因：中華大地上誕生的華夏文明，遠比同時代的其他文明更為文明！
正如趙汀陽教授所說的，中華特有的“天下”觀念，在根本上取消了外人和敵人的概念，所有人，無論是華夏還是夷狄，都被邀請加入一個天下共有的秩序。
從史書記載中即可看出，中華的“華夷之辨”從一開始就不是按種族劃分的，而是根據政事、習俗、舉止等文化因素而區別的。換句話說，在“萬國林立”的初期，雖然普遍具有外人“非我族類”的觀念，但誰是華夏、誰是夷狄的最終區分，卻是通過一種文化上的競爭而決出結果的。這是一個極為特殊的現象。
建立了第一次中華大一統的周朝，實際上就是一個來自於西方“戎狄之間”的小部落。古公率部返回岐下，“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已是距始祖後稷一千多年後的事。那麽，與其時占據中原的“大邑商”相比，誰是戎狄？誰是華夏？而武王滅商之後，成王複營洛邑，取天下之中，這樣楚和秦又如何再被稱為夷狄？《春秋》昭公十二年經記載的“晉伐鮮虞”之事，宣公十二年經記載的“邲之戰”事，都涉及誰是華夏誰是夷狄的問題，但正是由於問題的核心是圍繞著春秋禮法而非種族血統，所以成了兩千年儒生們的兩大公案，從西漢的董仲舒一直到清末的康有為、劉師培，始終爭辯不休！
孔子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國也；治萬世也，非治一時也。子曰：“有教無類”。《中庸》曰：“是以聲名洋溢於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對此，梁啟超一言以蔽之：
何謂夷狄之行？《春秋》之治天下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禁攻寢兵，勤政愛民，勸商惠工，土地辟，田野治，學校昌，人倫明，道路修，遊民少，廢疾養，盜賊息。自乎此者，謂之中國；反乎此者，謂之夷狄。【8】
這就是中華“天下”型定居文明獨有的天下之道，有定居城郭，卻是一種“天下”型定居，也有蠻族遊團，卻是一種“天下”型蠻族，所有人共處同一個天下秩序當中，都要符合統一的天道。所以中國和夷狄兩者之間並不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完全可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是相互借鑒與融合。
70年對話5000年，可以說，中華文明從一開始就是一種“人類命運共同體”，文明中國與蠻族夷狄數千年競爭不斷，卻也融合不斷。這是真的。
而這樣一個偉大敘事，從西方曆史學“大師”們口中是聽不到的。中華文明從一開始的“多元一體”，到實現定居“突變”，再成“天下”之勢，終於走向“廣土巨族”，每一步都波瀾壯闊，精彩紛呈。今天的中國學者自己不說，指望誰人來說？
下一篇“70年對話5000年”係列之四：商周之變如何一直影響到今天？敬請關注。
參考文獻：
1、Yuval Noah Harari著, 林俊宏譯；《人類簡史：從動物到上帝（完整圖文版）》-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2、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之大勢》。
3、（英）阿諾德•湯因比著，徐波等譯；《人類與大地母親》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4、同上。
5、（英）阿諾德•湯因比著，（英）薩默維爾編；《曆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6、趙汀陽《天下的當代性：世界秩序的實踐與想象》-北京：中信出版社。
7、考古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科報，2018年5月31日。
8、梁啟超《春秋中國夷狄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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