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師大的“12月黑風”與“修建科勞改隊”
趙惠中
所謂“12月黑風”，指的是1966年12月發生在北京以給林彪提意見為主要內容的事件。但從現在看到的資料中顯示，此事件可以1966年11月15日北京農業大學附中伊林（劉握忠）、滌西（張立才）的大字報《致林彪同誌的一封公開信》（附錄10）作為起點，到1966年12月中下旬這批年僅二十歲左右的熱血青年全體被抓進牢房為終點，時間跨11月與12月兩個月份，長度達一個多月之久。但為了敘述方便，本文仍沿用原來的稱呼“12月黑風”。從內容來看，事件所及不僅限於林彪一個人，還包括了“中央文革”幾名大人物，也提出了政治體製改革等新思潮，所謂“黑風”其實不黑。
一、背 景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這是代表最高司令部向全國各界發出的動員令。
6月1日晚8點的例行全國新聞聯播中，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全文播放了北京大學哲學係黨總支書記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麽？》“文革”發動者後來稱讚它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
6月2日《人民日報》第一版以醒目標題《北京大學七同誌一張大字報揭穿了一個大陰謀》，全文刊登了聶元梓領銜署名的大字報，並發表了評論員的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當日，《人民日報》還同時發表社論《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這些接二連三的舉動，吹響了將“文革”推向全國的進軍號。幾天之內，全國的大、中、小學都停課搞“文革”，在北京幾乎所有的高校黨委都被打成黑幫，無一幸免。昔日的校領導都成了走資派，教授都是資產階級學術權威，較優秀的老師有的也被打倒，大多數是誠惶誠恐，普通教師也是人人自危。開批鬥會搞“噴氣式”，戴高帽子遊街、罰跪認罪等悉數盡有。此時的劉少奇立即向各學校派工作組，試圖讓工作組控製局麵，將運動納入有序的軌道。但工作組的做法明顯與最高當局掌控的《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等宣傳口徑不一致。如北師大工作組提出“層層剝筍”“抓遊魚”的口號等，模糊了運動的重點，敏感的學生就貼工作組的大字報，工作組根據劉少奇的指示把這部分學生打成反革命，進行鎮壓。劉少奇搞的這一套實際上是1957年反右的延伸，這一招立即被毛澤東揪住不放，說劉少奇推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鎮壓學生群眾運動。由此導致了劉少奇先受貶後倒台終喪命。1966年8月5日，我校女附中的副校長卞仲耘被活活打死，8月17日，政教係石磐教授在主樓七樓跳樓自殺身亡。社會上大搞破“四舊”，打、砸、搶、抄家成風，“黑五類分子”及其家屬倍受打壓，整個社會一片混亂。
在1966年8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的林彪取代了劉少奇，從原來的第六位躍升到了第二位，成了中共唯一的副主席。從此以後，林彪成了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全中國各種場合都必須在“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後再加上一句：“敬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在組織機構方麵，以“中央文革”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與部分政府機構，徹底打亂了原來正常運轉的權力機器。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就在這一天，毛澤東接受了師大女附中學生宋彬彬獻的紅衛兵袖章，還對宋彬彬說不要文質彬彬，“要武嘛”。“要武嘛”的“最高暗示”，激發了全國第一輪的武鬥和抄家狂潮，史稱“紅八月”。這場有組織的暴行，得到了高層及公安部門的支持和縱容，很多地方的派出所向紅衛兵提供了管段內“牛鬼蛇神”的名單和地址。謝富治在“紅八月”中的一次公安幹部會議上，對武鬥作了詮釋：“紅衛兵打了壞人不能說不對，在氣憤之下打死他就算了。如果說不對就給壞人撐了腰，壞人嘛打死了就算了嘛。”據不完全統計，8月至9月的40天裏，紅衛兵僅在北京一地就打死了1772人，我校中文係劉盼遂教授及其夫人梁秋色等多人就是在此期間被迫害致死的。這股狂潮從北京迅速蔓延至全國。
9月18日，林彪接見高等軍事學院、政治學院和總政宣傳部負責人時說：“對毛澤東思想抱什麽態度是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就是要抓住對毛主席的態度，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太多，讀不完，他們離我們又太遠。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著作中，我們要99％的學習毛澤東著作。”“毛主席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高得多，現在世界上沒有哪個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有人說《資本論》是理論的基礎陣地，其實《資本論》隻能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規律問題。我們國家資本主義已經打倒了，現在是社會主義規律問題。”“毛主席這樣的天才，全世界幾百年，全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
不久，在接見到首都串聯的全國軍事院校學員時，葉帥在講話中還說：經醫生檢測和科學論證，表明偉大領袖毛主席可以活到150歲以上，敬愛的林副統帥也可以活到120歲以上，他們能夠帶領我們進入……社會。
這一講話內容被紅衛兵們以“北京來電”的方式迅速傳遍大江南北。
以林彪講話為標誌，在眾多黨政頭麵人物的實際行動帶領下，國人將對“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的個人崇拜和迷信推到了狂熱的極點。
在眾人狂熱的浪潮中，還是有不少人保持了清醒的頭腦，他們並不盲從，他們在思索：這種現狀正常嗎？哪裏出了問題？我們該怎麽辦？首先打破這“一邊倒”狂熱的是北京農業大學附中的兩位高三學生劉握忠（伊林）和張立才（滌西）。他們於1966年11月15日上午七點左右，在清華大學貼出了一份《致林彪同誌的一封公開信》的大字報。
在這大字報中，伊林、滌西對上述林彪講話中的四條進行批駁。對於第四條“中國幾千年，世界幾百年才出現一個像毛主席這樣的天才”，原來有一段進行批駁的評論文字，後來被滌西刪掉了。他認為這條太尖銳，因為直接觸犯到毛澤東了，而且又不好駁。那文章裏麵已經涉及毛的權威了，包括毛主席對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貢獻等，都給推翻了，已經是不得了的事情了。再往下去論毛澤東個人的事，這個問題確實不好去碰。這是滌西最擔心的。但是，這實際上又是一個大的問題，所以留下題目沒內容，這叫立而不論。就留給他老人家自己去猜，去論吧。
這封公開信十一月十五日清晨七點左右用大字報形式公布於清華大學，當日下午就被部分同學撕毀，並被罵成“毒草”“反革命”，還揚言“要批倒、批臭”，等。後來又貼到北京大學。大字報被撕掉後，滌西感到事態嚴重了。他就一不做二不休，組織人印傳單。並且還寫了《公開信》後邊的那段文字，還加了兩個後綴。現在一般看到的是傳單上的文章，這最後部分的文字是原來的大字報上沒有的。後來在社會上引起震動的也是這張傳單。一張蠟紙一般也就能印八百份到一千份，他親自推油滾子，不讓別人動，推得非常仔細、小心，生怕這蠟紙破了。他那派的紅衛兵是同意他們的觀點的，他們實際上是一個團隊。傳單用的是十六開的紙，共四頁，其他人負責疊頁子，裝訂。滌西拚命地印，印了一千二百份，直到那張蠟紙已經不能再印了為止。
傳單印好後，大家轟地跑出去，分別到各大專院校、各軍隊和機關大院的門口，一路走一路貼，滿北京散發傳單。傳單的影響實際上比大字報大多了，貼出去後，立即引起社會震動。“中央文革”、江青要去看的也是傳單。他們在大字報上落款寫了農大附中伊林、滌西，也直接簽上了劉握忠、張立才的大名。而傳單的落款隻寫了農大附中伊林、滌西，因此知道他們真名的人並不多。
11月30日，北京林學院李洪山又在“紅衛戰鬥兵團”負責人趙全來的協助下，貼出一條“踢開中央文革小組自己起來鬧革命”的巨幅標語。
12月1日上午9時，在北京串聯的福建師範學院、浙江紹興一中、黑龍江雙城縣杏山中學、 黑龍江省佳木斯手工（業）中等學校的學生和林院林業係捍批隊的師生、林院部分工人與北京林學院紅衛兵李洪山進行了一次辯論會。
學生們問李洪山為什麽提出“踢開中央文革小組，自己鬧革命”這一口號。
李洪山說他的理由有三：
根據十六條中的第九條，“中央文革小組”隻能是起橋梁作用的。不管是哪一級的“文革”小組都是經過群眾全麵選舉的，像巴黎公社那樣。十六條中，並沒有講“中央文革小組”可以不經過群眾選舉。“中央文革小組”沒經選舉產生，不符合十六條精神。因此，必須踢開。要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
2.“文革”小組成員坐在上麵，做官當老爺，不深入下麵，不調查，都是蹲在北京，不到外地。“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就是欽差大臣滿天飛，誇誇其談，亂發議論。副統帥林彪同誌講，要好好聽聽最高統帥的話。中國隻有毛主席才能領導。任何事物都要懷疑，懷疑一切。周總理、江青、陳伯達等的講話都要用最高指示去分析。什麽東西都要懷疑。現在北大聶元梓搞得四分五裂，有“新北大”紅衛兵、北大紅衛兵、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井岡山戰鬥隊，等等。這就是“中央文革小組”造成的，是誰我就不說了。總之，扼殺了群眾的首創精神和智謀。
3.“中央文革”製造分裂。10月6日三司會議上，江青說：“要堅持原則，講究策略，要用階級觀點分析多數派、少數派。”這是分裂的開始。陳伯達講話要衝垮修正主義紅衛兵，傳單滿天飛。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全國哪有那麽多的修正主義紅衛兵？“現在是大民主，所以我才寫這幅革命的標語。有什麽不合法的？！法律上也沒有規定說不準拉橫幅大標語，我們有自由言論的權力。要在前三年，我寫了就不在這裏呆了。我寫的都是革命的大字報、革命的標語。即使是右派，也要放在運動後期酌情處理呢。”
伊林、滌西的大字報與李洪山的巨幅標語雖然遭到了迎頭痛擊，但也獲得了許多學校少部分同學的支持，給林彪與“中央文革”提意見的大字報紛紛出現，北師大便是其中之一。
二、北師大的“12月黑風”
12月9日，中一（2）班的敦進田（林鋒）、張傳亭（向東彪）貼了一份題目是《也致林彪同誌一封公開信》的大字報。
中文係學生彭加瑾、王永敬在12月10日與12月12日，分別貼出了《我們也貼“中央文革小組”一張大字報》和《把無產階級的大民主推向新階段》兩份大字報。
12月11日，物三（3）的劉中柱、楊以鴻貼了《林副主席也是可以批評的——給林副主席的一封公開信》，物三（4）的李文博立即在此大字報上用鋼筆簽上了表示支持的評語。
12月13日，物三（3）的劉琢、李鴻傑、金寶英貼出了《“中央文革”要把運動引向何方》的大字報。
12月15日，數二（1）班李世取（黑牛）張貼了《必須徹底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的大字報。後來他又接著貼了《致“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公開信——幾點意見和建議》和《一個“反革命”分子的話》的大字報。
因為不知道彭加瑾、王永敬、劉琢、李鴻傑、金寶英現在何處，也不清楚後來為什麽對他們幾個人沒有被重點打壓，所以我寫此文時沒與他們五人聯係。下麵重點就談劉中柱、楊以鴻、敦進田、張傳亭、李文博、李世取六人。
劉中柱和楊以鴻一開始就懷疑“文化大革命”。他們都不迷信權威，都希望生活在民主和科學的氛圍中。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發表了《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那時他們班正在北京教學儀器廠勞動實習。當讀到這篇文章時，他們頓生疑竇，這樣的文章是科學的嗎？恰好他們班孫光啟同學的舅舅李大可是中國戲劇研究院的研究人員。孫光啟和他們一樣懷疑這篇文章。由孫光啟聯係，他們三人拜訪了李大可先生。可能由於戲劇研究院已經決定了方針政策，李大可先生表示理解和支持姚文元文章。劉中柱和楊以鴻與李先生辯論了近三個小時，互相說服不了對方。1966年2月10日，中文係四年級學生金宏達（時漢人）在《人民日報》發表了“對批評《海瑞罷官》的幾點異議”的文章。
1966年12月，為躲開學校的嘈雜，劉中柱、楊以鴻、孫光啟和李觀韶四人到北京教學儀器廠，邊勞動邊休息。當時劉中柱和楊以鴻對“文化大革命”已持否定態度，但沒有表達的機會。伊林和滌西的《公開信》給了他們機會。當時楊以鴻的觀點認為，毛主席作為絕對權威已是不可接受的，現在又加一個不能動的權威——林副統帥，更是不可接受的。如果接受毛主席作為絕對權威是迫不得已的，決不能再來一個絕對權威。劉中柱的看法較為實際。中國一定要有民主，民主就有不同意見，不同的意見不等於反對。如果中國沒有民主和科學，將不可能得到發展。“文化大革命”將不同意見視作反對，進而視作反革命，這是不可接受的。一定要在這個問題上較量一下。本質上他們的大字報是反對“文化大革命”。目標是事件——“文化大革命”，至於大字報的對象具體是哪個人，並不重要。那時候對林彪個人，並無特別惡感，隻不過認為，他的一些講話，不像話，不像我們這麽大的一個國家的領袖而已。
劉中柱、楊以鴻、孫光啟和李觀韶四人在北京教學儀器廠工人宿舍討論。他們在大字報中強調：無論是從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的角度來分析，事物總是要發展的，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當然也是要不斷發展的。把毛澤東思想譽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豈不是要窒息毛澤東思想，使其不再有所發展？大字報由劉中柱起草、楊以鴻謄寫、李觀韶檢查。當時已考慮到風險，所以隻有劉中柱和楊以鴻署名。李觀韶不署名，萬一出事後李觀韶留在外麵可作些照應的工作。大字報底稿由李觀韶保存。此大字報是在北京教學儀器廠寫好後，由劉中柱、楊以鴻、李觀韶三人一起帶回學校貼出的，貼了後又返回工廠。
12月17日淩晨三時，譚厚蘭就派手下人把他們兩人從工廠揪回學校的小紅樓看管起來，同時被看管的還有張傳亭和敦進田。當晚就在北飯廳召開了批鬥劉中柱、楊以鴻、張傳亭、敦進田四人的全校大會。12月18日，外語係的董連猛又把他們四人在外語係批鬥了一次，隨後就把他們四人押送專政機構了。李觀韶後來參加了井岡山造反兵團。
敦進田、張傳亭寫的公開信是一份油印小字報，貼在大字報欄裏。內容可分兩大部分，前半部分以較大的篇幅為林彪歌功頌德，很怕落下反林罪名；後半部分以較小篇幅說明：即便伊林、滌西的觀點有錯，也不應該把這兩位農大附中的學生打成反革命。對他們的大字報暫不評論，僅從他們的筆名來看，“林鋒”就是從林傑、關鋒的姓名中各取一個字組成，“向東彪”即向著毛澤東與林彪，其意義不言自明。但是，馬上就有人在他們的筆名上大做文章，說“林鋒”“向東彪”的含意就是像樹（林）的（鋒）芒指（向）毛澤（東）和林（彪），其狼子野心何其毒也。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李世取，重慶市人，平民“紅五類”家庭出身，父親是工人。當時為數學係二（1）班學生，平時用功於專業學習，時間抓得非常緊，業餘喜好看些小說，間或也看點曆史、政論之類的閑書。
1966年10月底，他與其班上十多名同學響應“中央文革”等關於學生串聯可用“步行”方式，以更好地接觸工農大眾的號召，組織“長征隊”，計劃由北京步行到延安，途經“平型關”“大寨”，沿途接受革命傳統教育。11月中旬，“長征隊”抵達太原小住之際，正逢中央下達要求學生們返校“複課鬧革命”的緊急通知，他與陳木法就迫不及待地脫離大隊，乘擁擠不堪的火車連夜返回了北京，其他同學則不顧中央的通知，照原定計劃繼續步行串聯，最終抵達革命聖地延安，1967年元旦後方返回北京。
返回北京後，他與陳木法往西單、王府井等舊書店買回了不少數學專業書籍，為“複課”做了些紮實的準備。但當時像他們那樣響應中央號召及時返校的學生並不多，整個校園還是冷冷清清的，課肯定一時半會也複不起來。於是，他倆自我規定：半天自學專業知識，半天關心“文化大革命”。
從李世取後來的“交待”材料中看到：回校的半個多月，他回顧了“文革”開展近半年來的曆程及“長征”途中的所見所聞，感到“文革”存在許多問題，如“打擊麵”過大，各地“亂批亂鬥”現象嚴重，“要文鬥，不要武鬥”的規定不能落實，被批判者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人格遭受嚴重踐踏，更為嚴重的是工農業生產全麵受損，對剛剛經曆“三年困難時期”而1964年、1965年才真正複蘇、好轉的國民經濟發展非常不利，且因在河北易縣（狼牙山五壯士英勇抗擊日寇之地）和山西沿途（包括平型關地區）都見到老百姓的生活仍很困苦（連基本口糧都非常少），教育都還非常落後，要搞“資本主義複辟”是連基礎都沒有的；覺得國家本應該將主要精力用於發展經濟、教育，更擔憂照當時“文革”的趨勢發展，搞不好很可能讓全國百姓再經曆一次“困難時期”。
於是，回北京“半天關心文革”的十多天裏，經過反複考慮，他首先給時任“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顧問”“康（生）老”寫了一封信（通過郵局寄出），信的署名是真名。據說他當時並不想出風頭，隻是希望“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領導們多了解一些社會實際情況，以做出正確的決策。信的主要內容是反映了步行串聯中沿途的觀感，表述了自己的憂慮，就關於如何“更健康”地開展“文革”提出了自己個人的“幾點建議”，核心內容是希望在“文革”中“中央文革”能夠引導群眾“曆史地、全麵地評價幹部”，要“加強領導”，要“加強政策引導和落實”“對亂鬥人、亂打人的”無政府、無法紀現象一定要製止，對工農業生產一定不能放鬆，而學校、學生長期停課帶來的長遠損失也許是無法彌補的，也應重視。
12月初，北師大已有學生張貼出給林副統帥和“中央文革”提意見和建議的大字報後，他首先張貼了一張談自己對“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的認識的大字報——《必須徹底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署名“黑牛”。大字報強調：既然我們要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那麽，在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前提下，對國家領導人的善意意見和提醒都是合法的，都是值得肯定的，因而不能打擊、迫害給林副統帥提意見的人。依據大字報內容來看，這些給“中央文革”提意見和建議的人更是完全出自對國家前途和命運的關心，對他們更不能打擊、迫害。
接著，黑牛將其給“康老”所寫信的內容轉抄成兩張大字報公開張貼，題目是《致“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公開信——幾點意見和建議》，署名也是“黑牛”。
黑牛的大字報張貼出來後，一直沒有受到批判，反倒有若幹人在大字報的空白處寫下支持的意見。
12月17日清晨，林鋒、向東彪和楊以鴻、劉中柱被譚厚蘭抓起來的消息在北師大校園內傳開，在他們張貼的大字報旁新張貼出一些標語和大字報，其中多為口號“打倒反對林副統帥的現行反革命林鋒、向東彪、楊以鴻、劉中柱！”“攻擊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敬愛的林副統帥罪該萬死！”“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等，同時還新貼有大字報和標語，稱“堅決支持、擁護‘中央文革’的正確領導”“誰反對‘中央文革’就打倒誰！”正告：“反對‘中央文革’者絕無好下場！”要“誓死保衛‘中央文革’！”“誓死保衛“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誓死保衛“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
校園內的空氣一時格外凝重。
這一天，原給“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張貼過大字報的學生中有立即表態轉變立場的，也有“反戈一擊”，立即揭發楊以鴻還有其他“反動言論”，等等。而唯獨不見黑牛有新動靜！在同學們都以為黑牛會就此收手並立即做出“檢查”的時候，他的表現卻讓人大跌眼鏡：
18日下午，在紛紛揚揚的大雪中，沉默寡言了一天多的黑牛反倒張貼出一張題為《一個“反革命”分子的話》的大字報。大字報首先為林鋒、向東彪和楊以鴻、劉中柱等辯白，（大意）稱這些同學都是“文革”初期的熱心參與者（其中的林鋒、向東彪曾為“紅衛兵”），他們大字報的內容並無對林副統帥的惡意攻擊，而對林副統帥講話中的“頂峰論”“天才論”有不同看法是很正常的，他們公開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表現的是勇於探索真理的赤子之心，不能說有罪。又說，“文革”已經到了一個關鍵時期，對已經開展的“文革”做總結，針對存在的問題提出建議是真正關心“文革”的人應盡的責任，等等。記得該大字報的結尾大意是：我自知張貼出這張大字報的後果，我知道前麵等待我的是什麽，但是真理和真相也在召喚我……別了，我的家人，我的父母！別了，這段時間與我在一起踢球的小朋友們！別了，生我養我的勞動人民！
大字報貼出不久即引來圍觀！
據說，黑牛在張貼完大字報後即往理發店先理發，再往澡堂洗澡，吃了晚飯後回到宿舍收拾好換洗的衣物和《毛選》等書籍，不到九點即安然入睡。
後來聽說，黑牛吃過晚飯回到宿舍時，一位素不相識的教育係同學曾急匆匆地敲開他的房門，勸告他說：黑牛，我佩服你的勇氣，但是我希望你馬上去將自己的大字報撤下來，並立即做出檢討。在目前這種形勢下你的努力是沒有用的……但黑牛沒有聽取這位同學的勸告。
黑牛被拘捕那天的淩晨，在同班同學的帶領下，學校治保會的工作人員來到黑牛的宿舍，門開燈亮，黑牛醒來，睜開雙眼看清來人後的第一句話是：（你們）“是來帶我走的吧？”得到肯定答複後，黑牛從容穿好衣服，抱起放在床頭的衣物、背上書包，在治保會人員和同學的“護送”下來到治保會，那裏有公安局的同誌正等著他……
據說，他在書寫完最後一張大字報後還給自己的父母和哥哥寫了信，信中感謝了父母的養育之恩，請父母原諒他的不孝，並請哥哥代自己盡孝。
李世取當時的表現有些讓人覺得不可理喻！
後來批判他時，多次問他：其“黑牛”的化名是不是“黑幫、牛鬼蛇神”的縮寫，你是不是要代表“黑幫牛鬼蛇神”出來說話？他的回答是：自己的乳名就是黑牛，且他長在南方的農村，從小知道南方的水牛（皮毛都是黑色的——黑牛）是很能吃苦耐勞而又是有大脾氣的，這點很像自己，因而寫大字報都用黑牛為筆名。
林鋒、向東彪、劉中柱、楊以鴻四人在寫大字報之前都將自己的觀點做過宣傳，與人討論過，因而他們“東窗事發”後連帶一些同學也要做“深刻檢查”，搞得十分緊張。唯有這位黑牛獨往獨來，寫出那幾張大字報之前，不與同班的任何一位在校同學商量、交流，特別回避與陳木法接觸，後來“交代”說都是自己一個人躲在陰冷無人的大教室裏寫的，所以也沒有哪一位同學因他的大字報受牽連。特別該強調的是，陳木法沒有受到黑牛的任何牽連，後來思想上遠離“文革”運動，堅持偷偷自學，且借用黑牛買回的舊書，提前自學了研究生的有關基礎課程，1978年考取了碩士研究生並提前畢業，後被送美國深造，學成歸國報效祖國，2000年後成為我國的科學院院士。
李文博是物理係三（4）班的學生，雖然他在“12月黑風”中沒有直接貼林彪與“中央文革”的大字報，隻是在貼林彪的大字報上留言表示支持，但他是被抓進拘留所六人中的重犯。他是12月19日被押送進拘留所的，因其罪行“重”，關押的“號子”都與另五人不同。李文博的罪“重”在何處呢？早在1966年10月17日李文博貼出了《公社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的大字報（詳見附錄5），此大字報當時在北師大反響不是最大，隻是說他鼓吹無政府主義。但因他在大字報中鼓吹一種大民主、國家體製改革的新思潮，在校外影響極大。伊林、滌西他們把他與北京大學的喬兼武（在1966年8月26日寫了《造三個大反——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舊世界，創建新世界》的大字報）並列稱為“新思潮”的“祖師爺”，說他們起草那封《公開信》，關鍵的是受到北京師範大學的李文博和北京大學的喬兼武的影響。由此可見，北師大還是此“黑風”的源頭之一。
對他們六位當事人，麵臨的是“無產階級專政”。其實對北師大富有正義感的群眾來說，也是一片白色恐怖。王福亮，1966年底是學校播音員，是敦進田、張傳亭的同班同學。他播音時，心裏想著敦進田、張傳亭怎麽會成反革命了？一走神，本是要喊“打倒林鋒、向東彪！”的， 結果卻喊成了“打倒林彪！”幸好他出身好，才躲過一劫。物二（3）的楊懷誌看到了伊林、滌西和劉中柱、楊以鴻的大字報，就在大字報邊上參與了對這些大字報的議論，與不少在校同學一樣，也認為“林可批評”。後來就有人揭發他炮打林彪。好在沒寫大字報，最後不了了之。
綜合觀察“12月黑風”，可以看到：
1.從伊林、滌西大字報到北師大劉中柱等人的大字報，語言極其溫和，內容都是擺事實、講道理，向林彪和“中央文革”提意見、談建議。體現的是憂國憂民，是赤子之心。但是卻因言獲罪，被打成“反革命”，飽嚐了牢獄之災。憲法上明確規定：公民有言論自由，等等。法律被粗暴踐踏。公理何在？
2.這些大字報在當時已經涉及反對“個人崇拜”，要民主、要言論自由，提出了民眾可以罷免官吏，等等，這些問題在50年後的今天仍是禁區，可見他們的政治眼光遠大。
3.他們貼大字報的時間是1966年年底，對像是林彪、“中央文革”。風險之大人人皆知。但他們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英雄氣概，令人敬佩！
4.他們還有一個特點是有擔當，即使身陷囹圄仍然盡可能保護他人，所以像李觀韶、孫光啟、陳木法等都沒受牽連，真是難能可貴。
三、拘留所
約在1966年12月中旬，江青接見首都紅衛兵時說：現在有一股黑風（即十二月黑風），有一小撮反動分子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炮打林副統帥。指出要揪出這股黑風的黑後台。12月18日，譚厚蘭的手下先將劉中柱、楊以鴻、敦進田、張傳亭四人押送到公安部（天安門廣場曆史博物館東），旋即再押送到半步橋（陶然亭西自新路）的北京市看守所。很快，李文博與李世取也被抓進北京市看守所。12月22日是李世取的生日，他的21周歲的生日是在拘留所內度過的。
據劉中柱回憶：
12月18日夜，我們四個人被送到北京市看守所。當時我正發燒，暈乎乎地別人叫幹什麽就幹什麽。幹了些什麽都記不清了。大概分別登記了姓名，將兜裏的所有東西拿出來，由警察登記保管。然後給一床被子，兩個盆子一雙筷子，送到一間拘留室。第一夜室內隻有我一個人，因為太累了，我裹著被子就睡著了。也不知道楊以鴻他們被送到什麽地方。第二天早上，看守敲門叫醒，各室依次洗漱，從門上小窗，才看到楊以鴻、敦進田和張傳亭關在同一巷子不同室。敦進田在鄰室，楊以鴻和張傳亭在對麵。早飯後，兩個警察依次進各室，向我們宣布，根據北京市公安局局長謝富治的命令，拘留我們，並要我們在拘留證上簽字。我拒絕簽字。大概這是他們意料中的態度，二話沒說，他們收起拘留證轉身就離開拘留室，並“哢嚓”鎖上門。拘留的生活正式開始了。
拘留室的號子，麵積約為3×3平方米。門向走廊。門上一窗戶，一尺見方，從外麵掛一白布。看守掀開白布，可觀測室內的被拘留人員。門對麵牆下由約一寸厚的木板拚接，從左牆到右牆成一整張床，類似於日本人喜歡的榻榻米，離地約20厘米。被拘留人員坐、睡均在床上。鐵打的營盤，流水的犯人，床板已被磨得光可鑒人。床上一小炕桌，供犯人寫材料。門對麵牆上有一寬一米，高60厘米的窗戶，窗子朝外開，窗戶上有鐵棍的柵欄。我站在床上可以看到外麵的一部分地方。屋頂中央有一盞電燈，燈泡為鐵絲網包圍，防止犯人卸下來。大概拘留所也是頭一回遇到關進來如此多的學生，也搞不明白按什麽規則來管理這些學生，隻好采用“大概差不多”的辦法。按拘留所規矩，被拘留人員在室內平時應端坐在床上反省。我們則不管那一套，想躺就躺，想坐就坐，看守們也不管。我們常常掀開門上窗戶的布簾子，伸頭到走廊，和其他室的難友聊天。多的時候，每個號子的門上伸出一個腦袋，整個走廊上像開會一樣。有時候看守覺得太過分，吆喝一聲，大家縮回頭去。不一會，頭又陸續伸了出來。一直到1967年一月風暴，政法公社奪了權，管理才逐漸緊起來。拘留所將布簾撤去，換成縮拉門。門外麵有一小拉手，看守可以從外麵拉開小門以觀察室內。但室內人員仍然從裏麵撥開門，將頭伸出去。管理人員最後隻好在門上釘上釘子，讓縮拉門隻能打開三四厘米寬的一條縫，這才杜絕各室間伸出頭的聊天。
拘留所內的夥食標準剛開始為月11.5元，糧食日九兩。早上一個窩頭、一碗玉米麵粥，一點鹹菜，中午兩個窩頭，一碗煮白菜，裏麵幾個豆渣兼豆腐丸子，晚餐一個窩頭一碗白菜湯。一個星期有兩次在中餐的菜中有幾片肥肉。知識分子講麵子，頭一兩天都還裝作無所謂，在走廊聊天的時候都不提夥食。幾天後到底熬不住，叫嚷下一頓飯快來。在1967年1月13日《公安六條》公布後，夥食標準下降，改三餐為兩餐，每天“八兩窩窩頭”。這個低標準的夥食讓李世取得了慢性胃炎，後來此病一直折磨著他，2015年3月27日還發生了胃穿孔，不得已做了胃部手術。
宣布被拘留以後，好幾天都沒人理。隻見不斷有學生被送入。開始是我們貼林彪的大字報的學生，包括北師大學生，北京農大附中的伊林、滌西，北航學生，北大的學生。然後是貼周總理的大字報的學生，貼“中央文革”的大字報的學生。後來是西城糾察隊、東城糾察隊、海澱糾察隊的中學生，工人糾察隊的工人。後來進來了赫赫有名的譚力夫。實在搞不清為什麽要將他也抓進來，大概根據“政治就是平衡的藝術”吧。以後將李井泉的兩個兒子李黎風與李明清抓進來了，他們都住在賀龍家。他們自己就公開說，抓他們是為了榨取對賀龍不利的材料。老大李黎風是清華的，老二李明清是北航的。以後回學校，老二被北航“紅旗”打死了。其實將這些人放到一起，可能是一個不明智的決定。這些人都不會真正地承認錯誤。縱然這些人可能在政治上是相互對立的，但對於將他們抓捕這樣的處置極為反感。將他們集合以後，產生心理上相互支持的效應，從而製造了一個大大的對立麵。幾天後，開始第一次審問。我被帶到一個審訊室，室內兩個警察，主持審問的那位，約五十歲。大概覺得對付我是遊刃有餘，在這個過程始終保持著微笑。這一次主要詢問我們寫大字報和貼大字報的情況，問得非常仔細，特別關注是否有後台支持。詢問結束以後，讓我看了筆錄。當我表示無誤後，在筆錄上按上手印。然後要求我回號子，將整個過程詳細寫出來。為此，給了我一些紙和筆。以後這些紙都派上了其他用場，如寫菜譜，作象棋圍棋，撲克牌，等等。又過七八天，又提審一次。這一次簡單問了幾個細節後，就聊起天來。顯然，所有的情節非常簡單，對於這些審案的老手，實在是索然無味，讓他們打不起精神。所以像混日子一樣，連筆錄都沒有，一會兒就打發我回號子了。一月風暴後，又提審過一次。這次換人了，有一個愣頭青，大概是政法公社的吧。當時，《公安六條》已經頒布，他們尚方寶劍在手，又是革命派，於是指責我們攻擊敬愛的林副主席，如何反動。無論說得如何熱鬧，但始終不說究竟要把我們怎麽樣，就放我回號子了。後來一想，他們無非是過把癮，想表現一下他們的存在。從此，就沒有人再過問我們。到1967年4月中旬某日，東城糾察隊、海澱糾察隊的頭頭們從預審室回來，告訴大家，已經決定放他們回去，隻需寫一個二百字的檢查即可。同時，他們說，預審員告訴他們，這大概是毛主席接見一些（被打垮了的）幹部子弟時作出的決定。我們估計離我們出去的時候不遠了。當時的基本想法，先出去再說。約兩個月後，我們被分別帶到預審室，通知我們寫二百字的檢查。兩天後，又被叫到預審室，對我們說：你們被學校送來的（他們忘了曾讓我們在拘留證上簽名），學校現在接你們回去（將抓我們的責任全部推給學校）。我問，我們算什麽？回答，以後不要再出事了（不明不白，讓你自己想去）。於是，便結束了拘留所的生活，被北京師範大學革命委員會接回學校。這裏麵一些微妙的環節，革委會的人好像都不太理會，當時他們正在興頭上，根本沒有看出這裏麵的眼高眉低，沒看出公安局已經將所有的責任都推到他們頭上。可能革委會有個別人已體會到這裏還有一點奧妙，但仍然不管不顧地折騰我們。不過當他們覆滅的時候，這些都是小罪惡了
據李世取介紹，李文博因“罪”重，與伊林、滌西等關在另一號子裏。他和敦進田、張傳亭、劉中柱、楊以鴻被拘留審查時是關在同一個大號子裏的。起初關他的那間在楊以鴻、劉中柱的斜對門。李世取說：我的隔壁先住過譚力夫（他的對聯我是反對的，曾與同學一道往北京工業大學找過他，本想與他辯一辯的，可惜他帶隊下鄉支農去了，沒想到我們在這個地方成了鄰居）。見到的譚力夫實為一白麵書生，待人彬彬有禮，其人全無讀其“對聯”和講話稿讓人感覺到的那股“殺氣”。他被移走後，住進去的是李井泉之長子李黎風，不久他也被移走。後來，我被轉到1號房與敦進田、張傳亭在一室，這間屋上午能見到陽光，較原來那間暖和許多。這裏每天接近中午時都能聽到有腳鐐在地上拖行發出的異響，過一陣又能聽到回來的聲音。一次我好奇地爬到窗上往外看，看見的是一個帶腳鐐的人被兩個人拖著往外走，被拖的人個子不矮，但很瘦很瘦，閉著眼。這令我很是震驚。不久，聽說這人是劉少奇的兒子劉允若，也是被拘留的，因為絕食，但監管者絕不能讓其餓死，就每天拖著他到一個醫務室那邊用管子插到胃裏，強行給他進食玉米麵粥。真是殘酷！
此間負責審查他們的人員對他們還是很講政策的，沒有出現“逼供信”之類的事情。在他們檢查了自己的“思想認識”錯誤，並重點查清了他們“身後”並無“黑手”操縱、支持（沒有劉、鄧線上“組織”的“黑手”）。查清“有無幕後黑手”，這應該是“拘留審查”他們的主要目的。但是查了幾個月，發現這些學生大多數都是平民出身，很多還是“紅五類”子女，寫大字報都是自發行為，與“劉鄧司令部”毫無牽連，跟“聯動”絕對是兩碼事，於是在1967年5月29日上午被解除拘留。
四、修建科勞改隊
1967年5月29日上午，劉中柱、楊以鴻、李文博、敦進田、張傳亭和李世取從半步橋看守所回校。回校後立即被各自班上專政小組的人帶回本係或本班接受批鬥，李文博還挨揍了，李世取被“坐噴氣式”。
幾天後，楊以鴻、李文博、敦進田、張傳亭和李世取再加一個陳寶殿被送到修建科勞動，劉中柱被送到事物科苗圃勞動。修建科勞改隊形成了。先後入修建科勞改隊的共有16個學生，兩位幹部共18人。管理勞改隊的開始是較年輕的付師傅和王師傅，不久換為年老的馮師傅，馮師傅一直管理到“勞改隊”解散。
這16個學生與兩位幹部分別是：
第一批都是學生，共7人：
1.陳寶殿：河北人，譚厚蘭班黨支部書記。由於和譚厚蘭們的矛盾，被送到修建科勞動。調幹生，入大學前當過小學校長。他認為他是真正的革命派，認為這些人才是真正的反革命。因此覺得和他們勞動，太冤了，丟了他的麵子。整天悶悶不樂，並不斷將修建科裏這些人的反革命活動向上麵不知道什麽人匯報。但修建科的馮師傅等一直護著這些小反革命們，使他們得不到他認為應得到的懲罰，因此更加悶悶不樂。1967年底，到沙城農場，然後分配，以後一直不知其消息。
2.楊以鴻：物理係三（3）班學生，江西南昌人。
3.劉中柱：物理係三（3）班學生。湖南長沙人。
4.敦進田，中文係一（2）班學生，河北人，大字報署名“林峰”。
5.張傳亭：中文係一（2）班學生，安徽阜陽人，大字報署名“向東彪”。從署名看，這二位表示他們至少是尊敬毛澤東和林彪的。
6.李文博，物理係三（4）班學生，黑龍江佳木斯人。
7.李世取，數學係二（1）班學生，四川重慶人，典型的四川娃兒。不苟言笑。除非他自己想笑，他人休想逗得他笑。
以後陸續送到修建科勞動的有兩位幹部和九名學生。
兩位幹部是：
1.於陸琳：教育係黨總支書記，國防科委副主任鍾赤兵的夫人。北京地下黨員，被認為是彭真、劉仁黑幫集團成員。也不知怎麽就被送到修建科勞動了。修建科給這些反革命騰出一兩開間的房子休息。於陸琳的主要工作是打掃這間房子。由於經曆過多次黨內運動，她對這些小反革命的前途並不持太悲觀的態度，視他們為一群小頑童，和他們有說有笑，並不時泄露出一點點她們上層婦女間的一些流言蜚語，引得大家瞠目結舌。不多久，她被叫回係裏。
2.浦安修：彭德懷元帥夫人，曾任北師大黨委副書記，“文革”前是北師大附校辦公室主任。
於陸琳和浦安修兩位前輩年齡也不算小了（於陸琳小一些），又是女的，隻能安排在修建科內給一兩個師傅打下手。當時於陸琳的丈夫鍾赤兵將軍還沒有被打倒，所以於的日子相對好過一些，浦安修因為彭德懷元帥的問題，她的心理壓力較於陸琳大許多。其境遇更令人唏噓
一次，她們兩人都挨了鬥，原因是修建科一位與她們一起勞動的工人師傅家裏生活困難，接受了她們的些許糧票和很少量錢物資助，被人揭發，說她們用“糖衣炮彈”拉攏、腐蝕工人階級，逃避改造。
後來，師大開大會鬥爭彭德懷，將浦安修拉去陪鬥，使其身心受到極大傷害和摧殘。
九位學生分別是：
1.王文×、2.孟繁樹：中文係五年級學生，貼出反對“中央文革”的大字報。五年級的學生見多識廣，不知道采用了什麽辦法，一直沒有被送到修建科來。他們隻是在後來才被送到修建科來，但呆了不長的時間，就到沙城農場。孟繁樹後來畢業於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部，博士研究生。任中國藝術研究院文藝研究編輯部副編審、編審，中國藝術研究院話劇研究所研究員。王文×不知去向。
3.方義奎：外語係俄四學生，湖北新洲人。在平常的言語中偶然出現對毛主席不敬，兼與井岡山公社成員矛盾公開化，被送到修建科勞動。雖然專業為俄語，但具有深厚的中文功底。唐詩聯句“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韋應物《滁州西澗》），劉中柱就是從他那裏聽到並記得的。需要具有高格調的人，才能從《唐詩三百首》中，找到這首詩，並體會到這首詩的美。他雖然不是偉丈夫，但卻是一位情聖，一直記得某人。他脾氣平和，但畢竟是九頭鳥一個，在極端情況中會露出男兒本色，特別是遇到川娃子的時候。某次，他與李世取一言不合，便要動手。好在當時有其他人在旁（沒有其他人時是否會發生這一幕，則不知），被勸開。但以後他們卻成了最好的朋友。後來，他到沙城農場，然後分配到湖北大冶程潮高中，“文革”後也考取了研究生。
4.杜哲森：中文係一（3）班學生，天津市北郊（現北辰區）人。因對“文革”持抵觸情緒，寫有大量所謂的“反動詩篇”和“反動日記”及題為《師大反革命何其多也》的大字報。1967年3月被檢舉揭發，在班、係、校召開了批鬥會後，按北京市公安局意見接受“群眾專政”。因不堪忍受被囚禁宿舍的孤寂生活，在知道“修建科勞改隊”後，就主動加入了這個學生勞改隊。此公酷愛繪畫。平日勞動畢，即回修建科，在從各處搜集的紙上作畫。利用周日到北京圖書館借閱圖書（學校已經吊銷了他的借書證）。做了不少有關美學、繪畫史論的筆記。
5.張國鈞：數學係三年級學生，湖北武漢人，老家河南，因此一口標準的河南話。是一個快活人。自感鋼筆字和毛筆字均上不了台麵，於是突然決心練習毛筆字。雖有宏大誌向，但實行起來太不專業，隻在報紙上練習寫字。不巧報紙上有毛主席的照片，被井岡山公社成員發現，於是成為趨近於反革命。如果對於一個平素老實的人，可能就放在群眾中監督就行了（其實那樣更難受些）。但他素喜社會活動，與造反兵團頭頭鐵崇光同班，並過從太密，被疑為其軍師，便由趨近於反革命，一下子被視作真正的反革命，送到修建科勞動了。能夠在修建科當反革命，他日子反而更快活了。
6.張梅英：政教係三年級學生，山東聊城人，中共預備黨員。因為在思想匯報時說毛主席肚子挺出來，像孕婦，被視作破壞領袖形象，被送到修建科勞動。在修建科，負責打掃衛生和生爐子。後成為楊以鴻夫人。1968年分配到陝西隴縣工作。
7.許永康：物理係二（3）班學生，新加坡華僑。解放初為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學生，肄業參軍參加抗美援朝。轉業後又以調幹生身份於1963年考入北京師範大學物理係。因學習吃力，留級到物二（3）班。他是被一係列的“疑似”送到修建科的，此足以證明譚厚蘭們管理之沒譜。他被疑似為五七年的漏劃右派，疑似為五九年的漏劃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大串聯中的照片中的背景有橋梁，又被疑似為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務等。其實，譚厚蘭們要懲治他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是造反兵團的活躍分子。這麽個“老家夥”還要造反，很令人生氣，於是索性讓他當反革命去。“文化大革命”中學校無重大建築任務，修建科的日常工作為小的修修補補。通常出工時，是開工一袋煙，工作一個小時又一袋煙，再工作一個小時就收攤回家。因此，抽煙是獲得額外的休息的必要條件。當時，其他學生賴父母供養，隻能買些碎煙葉來卷大炮筒以解饞。老許有工資，可以抽二角幾的紙煙。每到工地，他差不多給每人發一根紙煙。抽煙過後，大家幹活去了，他便在一旁繼續抽煙，一直到收工時候。這些人腦子活絡，總能找到辦法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工作。老許年齡大，大家嫌他礙手礙腳，也樂得抽他一棵煙，讓他在一邊呆著。這麽安逸的日子，老許卻受不了，便以一種傳奇性的動作離開修建科。在張國鈞和李文博的掩護下，他偷跑離開了學校。他的這一動作驚動了一些正苦於沒事幹的人，物二（3）班邵先亮們便進入修建科追查，並帶走張國鈞和李文博。張國鈞和李文博回修建科時，已臉青鼻腫。大約在追查的過程中，發現老許在修建科裏的日太好過了，所以當他被抓回來以後，就不準他再回修建科。他不被當反革命後，熱衷於焊半導體收音機。看到他可以將收音機焊得那麽小巧精致，大家直感歎，還是術業有專攻呀。
8.趙鴻尚：教育係二年級學生，山東聊城人。當過三年解放軍。他的主要軍事技能是燒飯，因為當的是炊事兵。也是由於對毛主席不敬的言語並同時對抗井岡山公社而被送至修建科。他有一句名言：“抓緊時間偷懶！”這句話在表麵的玩世不恭之下蘊藏著豐富的哲理，讓人終生受用。他也是一個快活人，除了睡覺和喝醉了，總是笑嘻嘻的。他的到來給修建科的生活增添了新的活力，大家打他會做飯的主意。幾經交涉，他終於答應主持做飯。大家將幹活時收集的廢紙賣了幾塊錢，買了三斤多肉和一瓶白酒。我在夥食科勞動過，便去“拿”一些大蔥和白菜。從工人師傅處借來廚具，便由趙鴻尚張羅做將起來。十來個人為這三斤肉忙得熱火朝天，令不遠處勞動的幹部和教師們好不羨慕。數學係老師郝炳昕評價說：“當人有信念的時候真是毫不畏懼的！”趙鴻尚後來分配回老家，在聊城縣教師進修學校任教。
9. 顧孝悌：不久就被抓。
另外，當時學校還有一個“幹部、教工勞改隊”，像數學係的王樹仁書記、中文係的啟功教授和黃藥眠教授、李長之教授，物理係係主任孫煜等都在其中，他們有時也會到修建科“勞改”。他們幹的主要是一些輕活。
“勞改隊”的這些學生們，每天早上吃完早飯後即到隊部報到，“天天讀”一個小時之後，就在師傅的帶領下從事各種體力勞動（有時馮師傅會與他們一同勞作，有時隻負責分派勞動任務，並非時時刻刻“監督”他們，所以，一天裏他們最為愉快的就是勞動的時候），夜裏則回到各自的學生宿舍報到、睡覺。
除此而外，他們中有的人還曾被“勒令”每天清晨清掃樓道和廁所的衛生。
專政小組要求他們每周至少寫一次思想匯報和檢查，負責任的專政小組組長會不時對他們訓訓話。
“勞改”的過程中他們遇到過老者避人耳目的溫馨問候和祝福，偶爾也遭遇過不明事理的“紅小兵”的追打。
總的說，他們感覺自己已經淪為“賤民”。
雖說帶隊的馮師傅很是關照，但這些被“勞改”的學生們幹的還是常有較為繁重的體力勞動：如三九天在氣溫零下十多攝氏度的整個夜晚搶修凍爆的水管；最冷的日子衣著單薄站在敞篷卡車上去郊外拉木料，以致下車時人已邁不開步子；用大馬駕轅的平板車人力拉很重的木料、磚塊和水泥板等。平時，修繕隊所有的“小工活”和泥瓦工、架子工、水工、鉗工、鍋爐工之類各種零七碎八的雜活他們都幹過。可以說他們的足跡遍及北師大的每一個角落，化學係所在的老校區及附近的生活區、西單那裏的教工住宅區都出現過他們的身影。
由於沒有經驗、缺乏具體指導，他們遭受工傷的事也時有發生，扭傷腰腿是常事，有的手指骨折也不止一次（後來，楊以鴻在房山“石化總廠”的基建工程中接受“再教育”時被巨石壓斷兩根手指；李世取在石景山高井火力發電站接受“再教育”時手指再次負傷）。
下麵是發生在“學生勞改隊”的二三事：
1.楊以鴻、劉中柱等慘遭“大遊鬥”
1968年的暑期，師大掌權的“井岡山”紅衛兵和與之對立的“井岡山造反兵團”的爭鬥進入白熱化階段之時，為了打擊當時被困在“工五樓”內的“造反兵團”，將他們宣傳為學校“牛鬼蛇神”的總代表。“井岡山”的決策層祭出一招：先在“牛鬼蛇神”中尋找“兵團”的支持者和同情者，選出來後再集中在“工五樓”前搞一次大遊鬥。
先是“井岡山”派人到“學生勞改隊”開會，讓每人都對“井岡山”和“井岡山造反兵團”的鬥爭表態。當時“勞改隊”中的這些學生“牛鬼蛇神”們早已遠離了校內的運動，對“井岡山”與“造反兵團”之間的那些是是非非知之甚少，所以他們的表態多是模棱兩可，總的還是希望兩派團結合作。
接下，有的係還專派人到“勞改隊”背靠背找有關學生個別訊問，問某某在平時是否和“造反兵團”有聯係或是否有支持、同情“造反兵團”的言論。其實，平素的“勞改”中，大家都很是自覺地不談時下的政治，即便閑談，對校內的事更是很少涉及，這種背靠背的揭發想也不會有什麽重大發現，但是，他們中仍有人在劫難逃。
後來，確定被抓到“工五樓”前大遊鬥的學生牛鬼蛇神是物理係的楊以鴻、劉中柱、李文博和數學係的張國鈞……
為什麽是他們？雖說李文博因一張《公社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而全校知名，但那是1966年底的事情了。可是因“井岡山”的大字報一直在批判“造反兵團”奉行的是無政府主義，說李文博的《公社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宣揚的正是資產階級反動的無政府主義，說在思想根源上“兵團”與李文博本是一丘之貉。數學係的張國鈞原本也是“造反兵團”的同路人，而劉中柱與楊以鴻的好友李觀韶也是兵團的。據說那天在“工五樓”前被遊鬥的牛鬼蛇神很多，場麵也很是慘烈。劉中柱和楊以鴻的脖子被用鉛絲吊上大筐勒著，筐裏裝有磚頭，分量不輕，遭拳打腳踢地遊鬥下來，他們的脖頸都被勒出了很深的血印。男兒有淚不輕彈，“出事”後從未流過淚的楊以鴻被釋放回來，一入勞改隊隊部就禁不住淚如雨下；劉中柱本是這些學生“牛鬼蛇神”中身體最為強壯，也是平時最樂觀的，六尺高的漢子回來也是淚水滂沱，黯然神傷……
這是修建科勞改隊經曆的最黑暗的一天。
2.奇特的“白專道路”
楊以鴻與劉中柱本來就是班上的學習尖子。雖然在勞改隊中異常艱苦，但仍堅持走“白專道路”。楊以鴻原來是學俄語的，但在勞改隊中從A、B、C開始學起了英語。當時物理係的“摘帽右派”劉遼老師也在接受勞改，劉老師是專門搞相對論研究的，他們倆就偷偷地向劉遼老師學習相對論。負責監管他們的工人師傅在得知他們學習的情況後不但不阻止，反而暗中保護他們，後來還設法為他們安排了一間房子充當他們的學習場所。在他們的帶動下，數學係的李世取也悄悄地複習起功課，並自學俄語版的“概率論”教材等。中文係的敦進田和張傳亭拜啟功為師，醉心求教書法習字。中文係的杜哲森則潛心學習素描繪畫……
十年動亂結束，楊以鴻、劉中柱、李世取順應時代感召，先後考取各自專業的研究生，得以在自己的研究領域施展能力。杜哲森以中文係學生之資曆考取中央美術學院“中國繪畫史”的研究生，後來自成為獨具風格的田園昆蟲畫一派；張傳亭和敦進田後來也都有自己的書法成就，當與他們在“勞改隊”的這段經曆有直接關聯。
3.逆境中的“愛情之花”
張梅英是“勞改隊”中唯一的女性學生，是個中共預備黨員。因為在思想匯報時說“毛主席肚子挺出來，像孕婦”，被視作破壞領袖形象，被送到修建科勞動。在修建科，負責打掃衛生和生爐子。張梅英通過與楊以鴻的幾次偶然接觸，發現這個已經淪為“階下囚”的年輕人並沒有悲觀，沒有失去對生活的信念。他仍然堅持學習專業知識，堅信憑著自己的雙手總是可以掙飯吃，堅信隻要自己在一門事業上能夠成功，總會得到社會承認的。於是對他產生了好感，最後演變成愛情。楊以鴻與張梅英都是1968屆的，1968年12月份，1968屆學生開始畢業分配，張梅英因為問題沒“升級”，被如期分到陝西隴縣工作，楊以鴻因仍是“反動學生”被延期分配。張梅英在告別時提醒楊以鴻：“我如果去了以後要永遠當農民，你也要做好將來一輩子靠工分吃飯的思想準備。”得到了楊以鴻的肯定答複後，雙方的戀愛關係就這樣確定下來了。張梅英臨走之時，楊以鴻去向尚不明，她到了隴縣後寫給楊以鴻的第一封情書、第二封情書都是先寄到李世取那裏，再由李世取轉傳給楊以鴻的。1970年，這對患難之交的年輕人終於結婚成家。這也是“勞改隊”中的一段佳話。
1968年八月至九月間，工宣隊和軍宣隊進駐校內主政，派別爭鬥而致亂紛紛的局麵漸漸平息。隨著各項“鬥、批、改”工作慢慢步入正軌，也可能得益於運動初期“學生問題一律不整”的“文革十六條”吧，到1969年三月至四月間，“學生勞改隊”終於解散了。
五、結 局
勞改隊解散後，中文係的敦進田、張傳亭、杜哲森和數學係的李世取都回到各自的班級繼續接受教育；63級的楊以鴻、劉中柱、李文博、張國鈞因“延期分配”分別到本係低一年級的班上繼續接受教育。雖然班內的同學大多數都比較溫和，但一有“好事”，例如要抽少數人到北京石景山區的高井熱電廠、房山縣“北京石化總廠”（當時稱東方紅煉油廠，簡稱“東煉”）的建築工地“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他們便是“首當其衝”的“合適人選”。楊以鴻就是在“東煉”勞動時被壓斷了兩節手指頭。因為林彪、“中央文革小組”還在台上，那頂“反革命”的帽子始終壓得他們喘不過氣來。
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印證了劉中柱、楊以鴻“當五年反革命”的正確。按理來說，“12月黑風”的當事人個個都是英雄，但是為了說明偉大領袖一貫“洞察一切”“永遠正確”，軍宣隊、工宣隊的代表分別找楊以鴻、劉中柱、李文博、敦進田、張傳亭、李世取談過話，總的是要他們端正態度，要正確認識“九.一三事件”。大意是：林彪後來出事不說明你們早先就對了……關於你們給林彪貼大字報的事情組織上以後不會再提，“你自己也不要說當初你如何如何正確”，等等，大耍流氓腔。1972年4月，所有的64、65級學生被掃地出門，劉中柱、楊以鴻、李文博也跟著一起被分配。當時他們提出：我們是1968屆的，早就該分配了，我們現在剛被分配，用人單位一定要問個為什麽，所以希望工宣隊能把我們當時寫的大字報放在我們檔案中，用人單位看了我們的檔案就一目了然了。對於這樣一個很合理的要求，工宣隊就是不答應。還說什麽，1966年12月林彪是副主席，你們那時反對他還是錯的。真不知道這是什麽邏輯！一直到“四人幫”被打倒兩年後，北師大黨委才正式給他們平了反，才肯定他們當時的行為是正確的，是值得肯定的，同時還補發了扣發的工資。
劉中柱後來考上了北師大物理係的研究生。研究生畢業後在華中科技大學物理係任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領域為引力理論和複雜係統理論。1990年以來，從事光纖使用孤立子進行通訊的理論研究，分析在改變光纖的參數時，光孤立子可能發生的改變以及對於通訊過程的影響。在這一領域，參加三項國家科學基金項目的研究工作，發表了有關的研究論文十篇，獲得國家教委科技進步獎。同時，研究具易磁化麵的自旋鏈的朗道—栗夫席茲方程，在國際上首次給出了這個方程的孤立子解的解析表達式。這個結果發表在《物理評論快報》上。同時還發表與此有關的論文四篇。後來又從事毫微米距離的引力—Casimir力的研究，發表論文兩篇。還從事聲致發光現象的理論研究，在《物理化學雜誌》等雜誌發表論文兩篇，並從事有關檢驗光子靜止質量實驗的理論問題的研究。在《物理評論》等雜誌發表有關謠言在傳播過程中如何被放大，以及交通堵塞問題等複雜係統性質的研究論文十篇，均為SCI收錄。
楊以鴻1980年考取首屆CUSPEA，1984年以優異成績在猶他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在“色心物理”方麵曾一度處於世界上領先地位。但他謝絕了美方的高薪聘用，重回北師大任教。但因他在“文革”中長期遭受打壓，經常借酒澆愁傷及肝髒，於1987年身患肝癌，經多方治療無效，不幸於1988年2月3日午夜逝世，終年41歲，英年早逝。為了紀念楊以鴻，北師大1988年7月1日出版的《師大周報》用整整四個版麵，以“專號”的形式發表了長篇紀念文章，詳細介紹了楊以鴻不平凡的一生。
李文博後來被分配回原籍佳木斯，任佳木斯師範專科學校（後升級為佳木斯師院，現為佳木斯大學）教師。1980年代調入北京印刷學院，1997年轉到北方交通大學（原北京鐵道學院）任教。他是研究生導師，我班一位同學的女兒就是他帶的研究生。我班有一同學在深夜跟他打電話，他還沒有回家，仍在實驗室做實驗。1989年他參加了民主運動。遺憾的是，李文博已在2006年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李世取1979年9月考取北京師範大學數學係研究生，1980年12月被選舉為北京市海澱區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81年11月，分配至鄭州原解放軍工程技術學院工作，教授 ，博士研究生導師。曾多次獲獎，其中突出的有1997年獲總參某部技術工作突出貢獻獎並獲政府特殊津貼，2002年、2006年兩次被評為大學優秀研究生導師等。1983年以來，公開發表學術論文120多篇，專著《密碼學中的邏輯函數》於2002年獲得國家科學技術著作出版基金全額資助，2003年1月由北京中軟電子出版社出版；專著《密碼學中的有關概率模型》於2004年獲得國家科學技術著作出版基金資助和電子信息科技專著出版專項資金資助，2005年11月由電子工業出版社出版。編寫的碩士研究生學位課教材《測度論——概率論基礎》2006年由信息工程學院出版。
敦進田曾任河北省深澤縣師範學校校長，後任辛集市一中高級教師，退休前在深澤教師進修學校工作。
張傳亭曾任中學副校長，退休前任中共阜陽市潁東區委宣傳部副部長。現為中華詩詞學會會員，安徽書法家協會會員，阜陽市詩詞學會副會長，阜陽市書法家協會名譽主席，阜陽市老年書畫研究會常務副會長。2014年，他撰寫的回憶啟功先生的十篇文章，曾連載於《中國文物報·鑒賞周刊》。
杜哲森於1978年考入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係研究生班，獲碩士學位並留校工作；任職於學報《美術研究》編輯部，兼史論係專業寫作與畫論教學，曆任副主編、編審、史論係教授。係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致力於美術史論研究、中國畫創作及古體詩詞寫作。主要論著有《元代繪畫史》《中國傳統繪畫史綱：畫脈文心兩征錄》《四畫僧的人生與藝術》《道家意識與文人書畫》《七言論畫》詩稿（未出版）及文人畫專論和當代美術評論。繪畫作品出版有《孩提夢》畫集。
老華僑許永康已於2000年逝世。物二（3）班的同學十分懷念他，在2010年許永康逝世十周年時，特地製作了一個《懷念亡友許永康專輯》（PPT）。他們在專輯中寫道：先生一生坎坷，盡管滿腔熱血愛國，卻屢次無端挨整。“文革”中更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住過“牛棚”。1989年參加民主運動，堅決反對動用軍隊鎮壓民主運動。1991年被以莫須有的罪名關進秦城監獄，幾天後被驅逐出境，從此客居香港，2000年在香港去世，享年70歲。
邪惡壓不服真理，金子一定會閃光。階級鬥爭害煞人，唯民主自由是正道。
附：張傳亭書法作品
2016.04.12於上海，原載《記憶》158期
作者說明：
1.本文得到了文中主人公劉中柱、李世取、張傳亭、敦進田大力支持。許多史實都經過他們核實，特在此向他們致謝！劉中柱2009年寫的許多資料，是教育係64級學生郭文濤（電視連續劇《劉少奇過渭水》的編劇）精心保存下來的，謝謝郭文濤！
2.陳闖創先生為我提供了1966年12月19日的北師大《井岡山》小報等曆史資料，發揮了重大作用。同樣向他致謝！
3.因為離當時快達50年了，有些時間等細節，當事人的回憶都不一致。後商定以1966年12月19日北師大《井岡山》報提供的時間為準。本人發在《記憶》150期上的《對北師大“文革”的幾點看法》中與此有衝突的以本文為準。
4.因“文革”後停課了，無級可升。文中表述的年級、班級均為1966年6月份時的班級稱呼。
5.因時隔太久，劉中柱、楊以鴻、敦進田、張傳亭、李世取當年的大字報目前尚未找到。他們大字報的主要內容都經當事人認可。尤其可惜的是，保存劉中柱、楊以鴻大字報的李觀韶已於今年1月15日不幸病逝，尋找此份大字報的重要途徑就此中斷。現在“文革”的親曆者很多已過世，在世者最小的都已過花甲之年，搶救“文革”資料是我們這些親曆者的責任，大家共同努力還原真實的曆史吧！
趙惠中，1946年生於江蘇寶山縣（1958年劃入上海），1964年考入北京師大物理係，1972年被分到江蘇省昆山中學（當時改名為“東方紅中學“），1982年調回上海寶山，先後在月浦中學、淞浦中學、寶鋼三中任教。2006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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