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中國曆史 看四平市變化 （5）倆主席之爭第一幕

2、兩個主席之爭

       經過建國後17年的培養、使用與考察黨中央高層，毛澤東一切了然於胸，尤其是對劉鄧等的感知和深悟。

       劉少奇經過建國前的潛心耕耘和建國後的精心深耕，不僅令“白區黨”普據中央要職，而且借一線領導之便“收攏”了很多“雜牌軍”，安置到全國各地各級政權主政，當1960年代中期內外部環境相對穩定，便開始與毛澤東分庭抗禮，直至公開叫板，主演了一出“湖南籍的毛主席與劉主席之爭”。

       第一幕：劉少奇在天津的“剝削有功”說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中央五大書記住入香山，劉少奇家住離雙清別墅（毛澤東住處）不遠的來青軒。

一天傍晚，毛澤東散步到劉少奇住處，對劉少奇說：少奇啊，全國解放也快了，城市工作怎麽搞，工業怎麽抓，你要多出主意多出力氣喲，這樣，你準備一下，到天津去看看，看看那兒工商界，要穩住工商界，要向他們傳達我黨七屆二中全會的精神。我們的經濟政策是明確的，可概括為一句話，叫做“四麵八方”。“四麵”即公私、勞資、城鄉、內外，其中每一個麵都包括了兩方。這裏，不包括中國和外國的關係。4個關係中，公私關係、勞資關係是最基本的。“四麵八方”缺一不可，缺一方，就是路線錯誤，原則錯誤。要注意，我們現在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我們要團結資本家。許多同誌不敢講這話。要了解，現在沒有資本家是不行的。
　　毛主席要劉少奇到天津去，因由是當時中共華北局書記薄一波（眾所周知，薄等61名共產黨人悔過出出了國民黨監獄之事是劉少奇在毛澤東不在崗、不知情條件下批準的）給毛主席寫信，匯報了天津解放後工人要起來奪財產，資本家那頭情緒不穩定，天津的社會生產形勢不容樂觀。

這時，王光美出場了。

1946年國共和談，王光美任北平軍事調停處中共代表團英語翻譯。

1947年談判破裂，王光美想去美國留學，被葉劍英勸阻，把她送到延安。

1948年8月21日，王光美在西柏坡嫁給劉少奇，成為劉少奇的第六任妻子。

解放了，家在香山，在中央外事組工作，王光美很想給在北京的父母家人打個電話，無奈為保密規定所不準。不過，她隨劉少奇到達北京的消息，她的上級葉劍英專門派人通知了王家。

劉少奇去天津之前，公私兼顧，帶王光美前往“省親”，同時通過泰山摸點天津方麵的初步情況。

這時輪到王光美的父親出場了。

王光美的父親名叫王治昌，祖籍天津，生於光緒年間的1876年。

王治昌自幼愛好讀書，在日本學成回國後擔任農商部代理總長。

1919年，王治昌以公使的身份參加了重要的巴黎和會，在英國停留時得知兒子在北京出生，遂起名王光英。

1921年，王治昌又以公使的身份參加了華盛頓九國會議，女兒出世，遂起名王光美。

從1912年到1927年，王治昌先後擔任過農商司長、商標局局長、經濟委員會委員長等職務，是當時管理中國經濟的重要人物之一。

1925年他的同學兼好友廖仲愷在廣州遇刺身亡，王治昌隨後很快退出政壇，閑居北京。

1949年新中國成立，1951年周恩來任命王光美父親王治昌擔任中央文史館館員。

1956年，王治昌因病去世。

當劉少奇以女婿的身份，攜夫人到北平西城舊刑部街32號拜見嶽父母，當然也同大舅哥王光英見麵了。

王光英送給劉少奇一條圍巾，詳細介紹了天津工商界的基本情況。

王光英說，我不懂政治，軍事上更是外行，但知道仗還是要打下去的，所以，許多工廠還是可以用的。

王光英接著向劉少奇介紹了天津的主要大工廠，哪家可以生產軍服，哪家可以生產軍火，講得頭頭是道。

劉少奇聽後，微笑著說，仗不會再打多久了，全國很快就要解放了，現在是應該考慮和平時期的建設問題。比如說，城市應當怎麽搞。

當劉少奇詢問王光英對國家建設有什麽意見和建議，王光英告訴劉少奇，天津的資本家長期受國民黨宣傳的影響，對共產黨不了解，害怕“共產”，也害怕要像地主一樣被揪鬥，人人自危，無心開工生產，有的已經抽逃資金，往海外一走了之，再加上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殘餘勢力的破壞，市場極為混亂，物價上漲，原料匱乏，生產停頓，工人失業……
　　劉少奇認真地聽著，對王光英說，你回天津後要多聯係工商界人士，做點工作，宣傳宣傳黨的政策嘛。

半個月之後，劉少奇到天津，在天津市的幹部(主要是工會幹部)會議上，劉少奇批評幹部中存在的“左”的傾向，指出對民族資產階級有聯合有鬥爭，但今後重點在於聯合而不在於鬥爭，在政治上聯合他們，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作鬥爭，在經濟上要聯合他們發展生產，隻鬥爭不聯合是錯誤的，隻聯合不鬥爭也是錯誤的。

對於資本家的繼續存在，當時有的工人想不通，說，既然我們翻身當家作主，資本家要逃就讓他們逃，要關門就讓他們關好了，他們不開，我們開，組織起來辦合作工廠。

在天津市職工代表大會和華北職工代表大會上，劉少奇針對這種情況做工人的思想工作，說在目前條件下，私人資本主義的剝削有若幹發展，對於國民經濟是有利的，對於國家是有利的，對於工人也是有利的，失業還不如有業。中國工人階級要革命，要解放自己，就要組織起有戰鬥力的隊伍，就要找朋友，找同盟軍。工人階級的朋友是哪些人呢？是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不是我們的鬥爭對象，而是爭取對象，如果把資本家作為鬥爭對象，就與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路線不符合，就會擾亂自己的陣線。當前，我們對資產階級的政策是又聯合又鬥爭，在經濟上聯合他們恢複生產、發展生產；在經營範圍、稅收政策、價格政策、對外貿易上限製他們，引導他們，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經濟發展。有限製，就有鬥爭。這種鬥爭，以不破壞聯合為準則，否則，工廠減少，生產下降，工人失業，對工人、對國家都不利。今天中國不是資本主義太發展了，而是太不發展了。

劉少奇此行，還直接與天津的資本家見麵和座談，幫助他們消除疑慮。

4月21日，他來到宋斐卿任總經理的東亞毛呢紡織股份有限公司，接見勞資雙方代表。當時，這家公司的勞資關係非常緊張，工人認為解放了，就得分資本家的財產，就得共產，主張把庫存的毛線分掉，因而發生了“吃雞”還是“吃蛋”的問題，劉少奇告訴工人代表，在勞資兩利的情況下，還要讓私人資本主義存在一段時間。“如果吃了母雞，就不會再有雞蛋吃。”

4月23日，劉少奇視察了朱繼聖任總經理的仁立毛呢廠。朱繼聖是清華大學畢業生、天津有名的企業管理專家，他曾用英文寫過一本企業管理的專著，與美國商界的關係特別好，是華北地區最大的中國工藝品銷往美國的出口商。解放前，他沒有跑往美國，堅持留在中國。劉少奇稱讚他的工廠在管理上的文明、先進。朱繼聖則把自己的英文專著送給隨行的王光美。

劉少奇天津之行的重頭戲在5月2日。他邀請民族資本家李燭塵、周叔韜、宋斐卿等128位資本家座談。這也是“天津講活”的主體部分。

會上，資本家們表示，他們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產黨隻顧工人利益，三怕管不了工人，無法生產。

劉少奇聽完他們的講話，說工人和資本家是兩個階級，要從根本上調和使其沒有矛盾是不可能的，根本的解決辦法，隻有搞社會主義，搞社會主義就一定要革命。但從新民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可以和平走去，不必經過流血革命。現在形勢很好，大門的鑰匙放在自己的口袋裏，要開多少關多少，都由白己決定。中國人民不再受帝國主義壓迫了，中國工商業發展有了保障，目前的主要問題便是恢複與發展生產。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既要發展國營經濟，也要發展私營經濟，從原料到市場，國營私營共同商量，共同分配，這叫有飯大家吃，有錢大家賺，就是貫徹公私兼顧的政策。

這時，有資本家說，他怕聽“資本家”稱號，也怕呼“剝削”二字。劉少奇笑笑說，如果你們能找出另外的詞來代替也可以，在沒有找到別的適當的詞之前，我隻好依舊叫你們“資本家”。劉少奇侃侃而淡：剝削是個事實，哪怕是罪惡，也隻好承認了。不過認為剝削多，罪惡大，要審判，要槍斃，苦悶彷徨,那是錯誤的。過去，你們一方麵剝削別人，一方麵又受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剝削。這是剝削製度的罪惡，剝削是個社會現象。誰也不願受剝削，剝削製度是很壞的,消滅剝削製度是大好事，但根據今天中國的現實情況，不是要不要消滅剝削，而是能不能消滅剝削。消滅以後怎麽辦？應當采取什麽樣的步驟？我們共產黨人知道，資本主義一方麵建立了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剝削製度，另一方麵也為人類社會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產業。它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既為它的剝削製度所需要，也為整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所需要。

資本主義產業發展了，無產階級力量也會隨之增強。馬克思說過，資本主義100年間將生產力空前提高，比有史以來幾千年生產的總和還多。從發展生產力看，資本家階級剝削是有其曆史功績的，沒有一個共產黨員抹殺這個事實。罵是罵，而資產階級這個功績還是有的。從推動人類社會向前發展說，是功大罪小。今天的中國資本主義還在年輕時期，還可以發揮它的曆史作用，尤其是當前我們要求工商界發揮積極性來發展生產力，建設新中國，這正是你們為國建功的機會，你們應該努力，不要錯過機會。今天資本主義的剝削不但沒有罪惡，而且有功勞。封建剝削除去之後，資本主義剝削是進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廠開得太多，工人受剝削太多，而是太少，有本事多剝削，對國家和人民有利，恢複和發展生產，除國家之外，還有私人的；國營與私營之間，可能有競爭，但政府的方針是使國營和私營合作配合。既要發展國營生產，也要發展私營生產，要采取限製政策，以避免舊資本主義前途。公私兼顧是限製，勞資兩利也是限製。

針對勞資緊張的問題，劉少奇說，你們資本家有身份，假如工人們罵你們一句，你們就認為丟了麵子。但是工人們有沒有身份呢？工人們也有身份，他們的政治地位還比你們高一點。你們想一想，假如你們罵了工人，他們會不會也認為是丟了麵子呢？現在，在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時期，你們資本家可以充分發揮積極作用。

在談到將來過渡到社會主義時期，資本家怎麽辦時，劉少奇指指宋斐卿先生說，你現在隻辦了兩三個廠子，將來你辦8個、16個廠子。到社會主義的時期，國家下命令，你就把廠子交給國家，或者由國家收買你的工廠，國家一時沒有錢，發行公債也行。然後，國家把這16個工廠還是交給你辦，你還是總經理，不過是國家工廠的總經理，因為你有功，國家再交8個廠子給你辦，一共24個，薪水不減你的，還要給你增加，還要相應地給你高的地位。可是你得要辦好嗬！你幹不幹呢？宋斐卿說，那當然幹。
　　劉少奇這麽一講，在座的資本家鬆了一口氣。
　　劉少奇離開天津後，很快收到東亞公司經理宋斐卿的來信，表示要增設新廠，恢複老廠，擴大生產計劃。劉少奇立即複信予以鼓勵：“得悉貴公司職工團結，勞資雙方共同努力擴大生產，增設新廠之計劃，甚為欣慰。望本著公私兼顧、勞資兩利之方針，繼續努力。前途光明，國家民族之複興指日可待也。”工商業者打消了顧慮，企業關閉數字急劇下降，開工率迅速上升。

到6月份，天津新開張的廠店達1160戶，而停業的隻有27戶。劉少奇講話後一個月，天津的財政收入比前一個月增加1.5倍；兩個月後，天津的進出口總值達到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抗美援朝開始後，天津工商界4.2萬人率先大遊行，擁護共產黨的決定，受到毛主席的稱讚。

劉少奇的天津之行，不僅使黨在剛剛解放的北方最大工商業城市天津穩定了局麵，而且在全國產生了很大影響，提高了黨在各界人民心中的威望。這次講話的主要目的是穩住民族資產階級，使剛解放的大城市有一個安定的生產環境，保護和發展民族工商業，迅速恢複和發展生產，活躍城鄉經濟，建立新民主主義經濟新秩序，支援解放全中國的偉大事業。

盡管講話中某些言辭矯枉過正，如“剝削有功”、“剝削越多越好”，聽起來確實刺耳，但總的精神是符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精神的。

在新中國百廢待興，百政待舉的大勢下，毛澤東不僅沒有求全責備，反而認為講得很好，個別言辭不一定準確，可以推敲。當毛澤東強調，我黨的民族資產階級的方針政策為16個字，即“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後，劉少奇對毛主席的指示極為重視，說，主席這樣提，當然好，講得很全麵，今後照此闡述。

劉少奇結束天津之行回到北京後，很快召集中央機關高級幹部談了自己關於穩住資本家發展生產的意見，希望大家以此為原則大膽地向資本家和工人宣傳。他說，最近我去了天津，資本家非常高興，有些工人或許不那麽高興，但是沒有關係，我是真誠地為工人打算的，他們將來會看到這一點。
　　中共東北局的社會部長鄒大鵬看到了劉少奇的講話，想到東北也有類似天津的“左”傾問題，比如有些共產黨員進城後打算把資本家“擠垮”，而東北局書記高崗說“垮了就垮了”。

當時中央明文規定，各級幹部有權越級向黨中央反映存在的緊急問題。於是，鄒大鵬寫信給劉少奇，反映東北存在的問題。

劉少奇接信後作出了迅速的反應。5月31日，他在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對民族資產階級政策問題致東北局電》中，把他在天津發現的“左”傾錯誤———“實際上立即消滅資產階級的傾向”作了介紹。

同時指出，這種現象不隻是華北有，東北也有，批評東北局提出“消滅資本家”是“左”傾錯誤，望東北局立即加以檢討並糾正。

這個文件經過毛澤東審閱修改並由毛澤東起草給各中央局的通知：“茲將中 央給東北局辰世電及其附件發給你們，並請你們轉發各市委、省委、區黨委，據以檢查自己的工作，認真克服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如果不克服此種錯誤，就是犯了路線錯誤。”

風起於青萍之末。劉少奇轄天津講話之威脅批評了高崗的東北局，成為高崗後來企圖拱倒劉少奇，並取而代之的“梁子”。